120年前的6月25日，是胡政之的生日；60年前的4月14日，是胡政之的忌日。生前60年。拥有近40年的报业生涯。既是一名杰出的新闻记者，更是一位卓越的报业家。更为重要的，为一个时代的新闻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仅此一人!我们怀着虔诚来纪念他，重温他所创造的新闻业绩，缅怀他独立报人的思想和精神。
一、新闻事业的开创者
杰出的新闻记者、编辑和政论家。作为一个杰出的记者。胡政之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捕捉战机的能力。他通晓日、英、法、意等多国语言，能够亲自用电码发消息。写通讯，拍照片。他曾经参加过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又以中国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参加了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他还是一位熟练的编辑工作者。报纸编辑的各个环节。他都十分在行。各版新闻的编排调度，副刊和专论的组织策划等各项工作，他都做得十分优秀。
他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报纸政论家，其文笔力雄健，言简意赅，条分缕析，鞭辟人里，《大共和日报》、《新社会报》和《国闻周报》上的很多社评和专论都出自他之手。接办新记公司《大公报》以后，仍然笔耕不辍，时时有评论文章见诸报端。
新闻版面与内容的革新者。那个时期的报纸普遍只重视军事、政治新闻以及花边社会新闻，较少做一些名人访谈的专题及教育、经济方面的新闻。胡政之于1917年1月在《大公报》开创了“特别记载”栏目，每期亲自采访一位名流，配发照片，谈论的话题从政治、外交、财政到社会、文化、教育、思想，无所不包，采访对象中外名流皆有。这在中国报业史上具有示范意义。胡政之还推出“实业专纪”，介绍商界的经营之道；推出“教育专纪”，刊登教育类消息：刊登“今日银元行情”及“各地股市”。报道经济信息。这一系列的改革大大丰富了报纸的版面和内容。
独特的新闻思想。(1)报业是促进国家民主宪政的事业。胡政之非常重视报业对社会的作用。他认为绝不能把办报视为一种职业，而必须将其视为有益社会人生进步、有助于民主自由前行的事业。他的头脑中有清晰的国家发展方向――“民主宪政国家”。在他看来。报纸是中国文人论政的重要机关。是千秋万世的大事业，报纸的报道空间越大。政府才能越有作为，社会才越安定。一个人、一个组织不可能把一切正确思想集于一身，只有所有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被调动起来，国家才会治理得更好。报纸等新闻媒体正好可以起到这样一种中介作用。
(2)独立报人的职业精神。早在1917年，他就提出新闻事业的天职有两个，一是报道正确公正的新闻，二是铸造稳健切实的舆论。他认为新闻记者责任重大，不仅要说真话。而且要和史官一样兼有才、学、识：要提供真诚、真实、准确、叙述详尽、全面和平衡的新闻报道：要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以服从事实为最高权威；要谨言慎行，敬业尽职。他一再强调，新闻事业是国家公器，不应只看重盈利。
二、经营有道，独具风格
报纸商业性与政治性的有机调和。胡政之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位杰出的经营家。他认为。中国素来做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性的，专从生意经上打算；另一种是政治性的，为某党某派做宣传工作，但是办报的人并不将报纸本身当作一种事业。自己办报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营业做而不单是混饭吃。努力一二十年之后，要使报纸真正能代表国民说话。
经营特点。对于报纸的营运，胡政之确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制度优先。胡政之十分注意报社各项制度的建设，包括人才录用管理制度、奖金制度、编辑经理两部人才通用内外互调制度等。在人才录用管理方面。胡政之任人唯贤，亲自制定了《大公报社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
第二，权责分明。胡政之把报馆内部分成编辑、经理两个部门，编辑部拥有言论权，经理部拥有财权，两方面互相督促、互相制约。他选拔经理部的干部，往往是在编辑部工作过的，知道编辑部的需求，这样经理部才能因应编辑部展开业务，运转起来不致彼此脱节。
第三，高薪留人。在《大公报》刚复刊、报馆还在亏本时期，他和张季鸾名义上只领100元月薪，而几个重要编辑的月薪都在150元至200元上下，驻外的特派记者，则高达300元，外加办公津贴。
第四，培养人才。胡政之发掘人才的途径很多，既有招考，也有推荐。还有从同业中挑选，甚至在投稿人和通讯员中物色。《大公报》还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中坚分子，如徐铸成、萧乾、张琴南、陈纪滢、李侠文、朱启平、范长江、孟秋江等。
第五，用人兼容。《大公报》文人聚集，性格各异，但人事纠纷却较少，这主要与胡政之“用人兼容”的风格有关。他容许每个人保持自己的个性，可以各尽其才，没有多少限制。这种宽松自由的工作环境。有利于员工的创作。
三、为新闻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胡政之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仅以新记公司《大公报》各版的总发行为例，由1926年初办时的几千份，增加到1949的20万份；报社的资产，由初创时的5万元，增加到1949年的6亿元(相当于65万美元)；由华北地区的大报，发展成为拥有天津、上海、汉口、重庆、桂林、香港等多个版的全国性大报。这一切，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他一个人，但无疑以胡政之出的力气为最多，因而相对说来，他的贡献最大。他先后任《大共和日报》总编辑、《新社会报》主编，此后又成功创办《国闻周报》、“国闻通信社”，两任《大公报》总经理，在新闻界拼搏近40年，被同人尊为“报业祭酒，论坛权威”。由于长期操劳过度。1948年4月，突然病发，医治经年，于1949年4月14日溘然长逝，终年60岁。先生虽逝，但先生为一个时代新闻事业所创下的业绩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将永存!
编校：杨彩霞
120年前的6月25日，是胡政之的生日；60年前的4月14日，是胡政之的忌日。生前60年。拥有近40年的报业生涯。既是一名杰出的新闻记者，更是一位卓越的报业家。更为重要的，为一个时代的新闻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仅此一人!我们怀着虔诚来纪念他，重温他所创造的新闻业绩，缅怀他独立报人的思想和精神。
一、新闻事业的开创者
杰出的新闻记者、编辑和政论家。作为一个杰出的记者。胡政之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捕捉战机的能力。他通晓日、英、法、意等多国语言，能够亲自用电码发消息。写通讯，拍照片。他曾经参加过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又以中国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参加了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他还是一位熟练的编辑工作者。报纸编辑的各个环节。他都十分在行。各版新闻的编排调度，副刊和专论的组织策划等各项工作，他都做得十分优秀。
他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报纸政论家，其文笔力雄健，言简意赅，条分缕析，鞭辟人里，《大共和日报》、《新社会报》和《国闻周报》上的很多社评和专论都出自他之手。接办新记公司《大公报》以后，仍然笔耕不辍，时时有评论文章见诸报端。
新闻版面与内容的革新者。那个时期的报纸普遍只重视军事、政治新闻以及花边社会新闻，较少做一些名人访谈的专题及教育、经济方面的新闻。胡政之于1917年1月在《大公报》开创了“特别记载”栏目，每期亲自采访一位名流，配发照片，谈论的话题从政治、外交、财政到社会、文化、教育、思想，无所不包，采访对象中外名流皆有。这在中国报业史上具有示范意义。胡政之还推出“实业专纪”，介绍商界的经营之道；推出“教育专纪”，刊登教育类消息：刊登“今日银元行情”及“各地股市”。报道经济信息。这一系列的改革大大丰富了报纸的版面和内容。
独特的新闻思想。(1)报业是促进国家民主宪政的事业。胡政之非常重视报业对社会的作用。他认为绝不能把办报视为一种职业，而必须将其视为有益社会人生进步、有助于民主自由前行的事业。他的头脑中有清晰的国家发展方向――“民主宪政国家”。在他看来。报纸是中国文人论政的重要机关。是千秋万世的大事业，报纸的报道空间越大。政府才能越有作为，社会才越安定。一个人、一个组织不可能把一切正确思想集于一身，只有所有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被调动起来，国家才会治理得更好。报纸等新闻媒体正好可以起到这样一种中介作用。
(2)独立报人的职业精神。早在1917年，他就提出新闻事业的天职有两个，一是报道正确公正的新闻，二是铸造稳健切实的舆论。他认为新闻记者责任重大，不仅要说真话。而且要和史官一样兼有才、学、识：要提供真诚、真实、准确、叙述详尽、全面和平衡的新闻报道：要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以服从事实为最高权威；要谨言慎行，敬业尽职。他一再强调，新闻事业是国家公器，不应只看重盈利。
二、经营有道，独具风格
报纸商业性与政治性的有机调和。胡政之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位杰出的经营家。他认为。中国素来做报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商业性的，专从生意经上打算；另一种是政治性的，为某党某派做宣传工作，但是办报的人并不将报纸本身当作一种事业。自己办报的最高目的是要使报纸有政治意识而不参加实际政治，要当营业做而不单是混饭吃。努力一二十年之后，要使报纸真正能代表国民说话。
经营特点。对于报纸的营运，胡政之确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制度优先。胡政之十分注意报社各项制度的建设，包括人才录用管理制度、奖金制度、编辑经理两部人才通用内外互调制度等。在人才录用管理方面。胡政之任人唯贤，亲自制定了《大公报社职员任用及考核规则》。
第二，权责分明。胡政之把报馆内部分成编辑、经理两个部门，编辑部拥有言论权，经理部拥有财权，两方面互相督促、互相制约。他选拔经理部的干部，往往是在编辑部工作过的，知道编辑部的需求，这样经理部才能因应编辑部展开业务，运转起来不致彼此脱节。
第三，高薪留人。在《大公报》刚复刊、报馆还在亏本时期，他和张季鸾名义上只领100元月薪，而几个重要编辑的月薪都在150元至200元上下，驻外的特派记者，则高达300元，外加办公津贴。
第四，培养人才。胡政之发掘人才的途径很多，既有招考，也有推荐。还有从同业中挑选，甚至在投稿人和通讯员中物色。《大公报》还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中坚分子，如徐铸成、萧乾、张琴南、陈纪滢、李侠文、朱启平、范长江、孟秋江等。
第五，用人兼容。《大公报》文人聚集，性格各异，但人事纠纷却较少，这主要与胡政之“用人兼容”的风格有关。他容许每个人保持自己的个性，可以各尽其才，没有多少限制。这种宽松自由的工作环境。有利于员工的创作。
三、为新闻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胡政之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仅以新记公司《大公报》各版的总发行为例，由1926年初办时的几千份，增加到1949的20万份；报社的资产，由初创时的5万元，增加到1949年的6亿元(相当于65万美元)；由华北地区的大报，发展成为拥有天津、上海、汉口、重庆、桂林、香港等多个版的全国性大报。这一切，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他一个人，但无疑以胡政之出的力气为最多，因而相对说来，他的贡献最大。他先后任《大共和日报》总编辑、《新社会报》主编，此后又成功创办《国闻周报》、“国闻通信社”，两任《大公报》总经理，在新闻界拼搏近40年，被同人尊为“报业祭酒，论坛权威”。由于长期操劳过度。1948年4月，突然病发，医治经年，于1949年4月14日溘然长逝，终年60岁。先生虽逝，但先生为一个时代新闻事业所创下的业绩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将永存!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