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早已察觉到画室里一场不可避免的暴风雨：“我和他是如此相反的个性，一个是时刻会爆发的火山，另一个总在内心酝酿情绪。” 文森特・凡・高，情感丰富、激情澎湃，擅用浓烈的色彩和动感的笔触，《麦田》、《星空》、《向日葵》成为不朽的意向，激荡着无数后人的心怀。保罗・高更，天资聪颖、敏感自负，灵动的画笔绘出一幅幅幽远神秘、高深莫测的幻境。他们，同为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同为19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 在风景明媚的法国南部，他们同吃共住，在黄房子里分别创造出了自己最著名的作品。然而两人迥异的性格注定了悲剧，仅仅9周后，高更负气骄傲出走，凡・高因痛苦而自残，后更陷入无尽的疯癫深渊，开枪自杀。一段佳话最终惨淡收场。 当高更正式踏上他的阿尔勒之旅时，文森特又多了一种焦虑。也许，高更会觉得这里的风景不如北方的精彩；也许，高更会气愤、会暴怒，会弃他于不顾，不愿与之相伴。文森特本就脆弱的神经被这些“也许”拉扯得愈发紧绷，他甚至觉得他就要因此而大病一场了。但是现在，高更就站在他面前。他走进来了。 高更煞有其事地总结道：“我明天开始在家里做饭，这样就能帮我俩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而文森特的唯一任务就是采办食材。每天都能见到高更在炉火前忙碌，然后两人一同坐在桌边用餐。高更早已察觉到画室里一场不可避免的暴风雨：“我和他是如此相反的个性，一个是时刻会爆发的火山，另一个总在内心酝酿情绪。”可神经质的文森特无法容忍任何不同意见。两人间的耐性正在消失。 病中的文森特“持续着”要求见高更一面，但后者说怕见到他会让文森特心烦。其实他只想避免见面后的尴尬，他早就预料到了对方的恳求。之后高更匆忙地坐上了回巴黎的火车，他的几幅作品和物件还遗留在黄房子。两人至死都未再相见。 画家的画像 黄房子的两位画家每人作了一幅自画像寄给身在南方的查尔斯・莱瓦尔。先前文森特一直焦急等待的莱瓦尔自画像也同贝尔纳所作的海洋画一起送抵了阿尔勒。文森特认为画家的自画像“好极了”，“非常大胆，个性鲜明”。尤其是坐者眼镜框后那种慑人的凝视，是他极喜欢的――“如此直率的眼神”。 作为答谢，文森特画了一幅自画像给我的朋友莱瓦尔。艺术家间手足情谊向来是他颇为看重的，纵使他从未见过莱瓦尔，他也已将他视作知己好友。这幅自画像是他来到阿尔勒之后的第二幅（并未算上那幅习作，画中的文森特手拿绘画器具走在去达拉斯贡的路上），给高更送去的自画像中，他将自己扮作了一位和尚。 三个月后回顾第一张画像，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直白地演绎了画家本人。如今，他的头发与胡须已然长长了不少，看起来有些杂乱。除此以外，第二幅画像中的文森特呈现了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优雅气质，衣领与夹克变得时髦起来，一簇乱发横挡在右耳前。 眼前的艺术 两位画家决定前往蒙彼利埃，来一个法布尔博物馆一日游。小镇位于郎格多克省，在阿尔勒以西68公里处。要去那里必须乘坐一段时间的火车。两人都没有记录这次旅程的具体日期，但一定是12月16日周日或17日周一中的一天，因为博物馆只在这两日以及周二上午才会开门迎客。而16日恰逢雨天，所以两位画家极有可能是在周日早晨登上了阿尔勒火车站上的列车，而8点58分那一班是最合适的出发时间。 远足蒙彼利埃是高更的主意，1884年他就曾到访过法布尔博物馆。当时来这里的目的是帮助一群西班牙的共和党革命人士，对高更而言算是他异乎寻常的举动。西班牙人企图煽动一场越境运动，可惜事与愿违，当高更试图安排他倒霉的朋友们逃走时发现了这座博物馆。法布尔博物馆是法国南部最精巧的艺术博物馆，陈列了大量19世纪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 高更在那里发现了一幅德拉克洛瓦的作品，这位高更和文森特都敬仰的画家在这幅作品中描绘了一个黑人女人，她的衣领从肩上滑落，露出一只乳房。对于当时19世纪的欧洲而言，这幅画的过人之处在于画中的女人是黑人，而且还是个风姿绰约的美丽女人，虽不是维纳斯的典雅，但却同时包含了性感与肃穆两种美。画中的女人与高更的母亲和女儿有着相同的名字――艾琳，这一定加深了他对这幅画的好感。 蒙彼利埃博物馆 在高更的记忆里，蒙彼利埃博物馆里的唯一污点只有老学院派名画家亚历山大・卡巴内尔的自画像，这种油滑光亮的作品是高更最不待见的。“卡巴内尔，”高更轻蔑地说，“愚蠢！昏庸！” 两人到达法布尔博物馆的时间大约是在1点左右，他们必须得赶上16∶09的列车回阿尔勒。博物馆离车站很近，所以时间还算绰绰有余。文森特――与往常一样，经不住寒冷――觉得屋子里“阴冷”得很，但他对眼前所见艺术品的反应简直可用热烈二字来形容。所以，提议这次旅程的绝对是高更无疑。文森特曾向提奥描述他与高更冲突的场面：“我们电光四射，有时争论完毕我们俩的脑袋都已疲惫不堪了，就好像没了电的电池。” 泛化的“有时争论完毕”一句明白地告诉我们，他与高更的争论绝不止一次，争辩的对象也不仅限于法布尔博物馆里的展品。“电量”一词常被文森特用来形容“疯狂的力量”，看来他神经兮兮的辩斗角逐最后总是导致两败俱伤。 有一些他俩看法不一致的画家，他们的作品正挂在博物馆的墙上。几周以前，面对文森特的不同艺术观点，高更只用“班长！你说得没错！”便糊弄了过去，为的是寻求和睦。但现在，他不会再这么做了。 文森特敬仰19世纪中期的风景画家，如“伟大的”西奥多・卢梭，这已让高更觉得不可理喻了。现在就有一幅卢梭的大作《池塘》摆在眼前，中间立着一棵几乎人形的魁梧大树――文森特在《老紫杉树》中也将老树画成了他自己的模样。不出所料，他果然出奇的高兴。 除此以外，面对文森特对于安格尔和拉斐尔的不以为然，高更早就表达了他的不解。恰好蒙彼利埃就有一幅令高更爱之入骨却让文森特品来味同嚼蜡的安格尔作品。向来有记名障碍的高更又一次把画名给忘了，但他喜爱的画家的作品实在有些不寻常。高更十分中意这幅《安太阿卡斯和斯特拉托尼斯》，尤其是它清晰的轮廓和复杂的构图――“美丽且逻辑缜密”的绘画语言。对安格尔，文森特谈不上讨厌，但认为只有他的画像才有些“现代的风采”，而其他新古典主义的作品则散发着假道学的酸腐味儿。 撇开安格尔不谈，馆中也有许多他俩不约而同看中的作品。小幅作品《圣母之死》源自于佛罗伦萨大师乔托的创作风尚。这幅“微小”油画的主题――“圣洁女人的死亡”与文森特毫不相干，但却让他记忆深刻：“悲喜交加的神情满含真挚的人性，即使生活在19世纪中期的人们，也能有切身的体会，恍如身临其境。”在乔托的身上，文森特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他想象中的这位中世纪画家是个身体羸弱的病秧子，“长久地受着痛楚，但却坚忍不拔，脑中塞满了各种想法”。 （摘自《凡・高与高更――在阿尔勒的盛放与凋零》，（英）盖福德著，张洁倩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编辑：沈海晨 [email protected]
高更早已察觉到画室里一场不可避免的暴风雨：“我和他是如此相反的个性，一个是时刻会爆发的火山，另一个总在内心酝酿情绪。” 文森特・凡・高，情感丰富、激情澎湃，擅用浓烈的色彩和动感的笔触，《麦田》、《星空》、《向日葵》成为不朽的意向，激荡着无数后人的心怀。保罗・高更，天资聪颖、敏感自负，灵动的画笔绘出一幅幅幽远神秘、高深莫测的幻境。他们，同为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同为19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 在风景明媚的法国南部，他们同吃共住，在黄房子里分别创造出了自己最著名的作品。然而两人迥异的性格注定了悲剧，仅仅9周后，高更负气骄傲出走，凡・高因痛苦而自残，后更陷入无尽的疯癫深渊，开枪自杀。一段佳话最终惨淡收场。 当高更正式踏上他的阿尔勒之旅时，文森特又多了一种焦虑。也许，高更会觉得这里的风景不如北方的精彩；也许，高更会气愤、会暴怒，会弃他于不顾，不愿与之相伴。文森特本就脆弱的神经被这些“也许”拉扯得愈发紧绷，他甚至觉得他就要因此而大病一场了。但是现在，高更就站在他面前。他走进来了。 高更煞有其事地总结道：“我明天开始在家里做饭，这样就能帮我俩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而文森特的唯一任务就是采办食材。每天都能见到高更在炉火前忙碌，然后两人一同坐在桌边用餐。高更早已察觉到画室里一场不可避免的暴风雨：“我和他是如此相反的个性，一个是时刻会爆发的火山，另一个总在内心酝酿情绪。”可神经质的文森特无法容忍任何不同意见。两人间的耐性正在消失。 病中的文森特“持续着”要求见高更一面，但后者说怕见到他会让文森特心烦。其实他只想避免见面后的尴尬，他早就预料到了对方的恳求。之后高更匆忙地坐上了回巴黎的火车，他的几幅作品和物件还遗留在黄房子。两人至死都未再相见。 画家的画像 黄房子的两位画家每人作了一幅自画像寄给身在南方的查尔斯・莱瓦尔。先前文森特一直焦急等待的莱瓦尔自画像也同贝尔纳所作的海洋画一起送抵了阿尔勒。文森特认为画家的自画像“好极了”，“非常大胆，个性鲜明”。尤其是坐者眼镜框后那种慑人的凝视，是他极喜欢的――“如此直率的眼神”。 作为答谢，文森特画了一幅自画像给我的朋友莱瓦尔。艺术家间手足情谊向来是他颇为看重的，纵使他从未见过莱瓦尔，他也已将他视作知己好友。这幅自画像是他来到阿尔勒之后的第二幅（并未算上那幅习作，画中的文森特手拿绘画器具走在去达拉斯贡的路上），给高更送去的自画像中，他将自己扮作了一位和尚。 三个月后回顾第一张画像，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直白地演绎了画家本人。如今，他的头发与胡须已然长长了不少，看起来有些杂乱。除此以外，第二幅画像中的文森特呈现了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优雅气质，衣领与夹克变得时髦起来，一簇乱发横挡在右耳前。 眼前的艺术 两位画家决定前往蒙彼利埃，来一个法布尔博物馆一日游。小镇位于郎格多克省，在阿尔勒以西68公里处。要去那里必须乘坐一段时间的火车。两人都没有记录这次旅程的具体日期，但一定是12月16日周日或17日周一中的一天，因为博物馆只在这两日以及周二上午才会开门迎客。而16日恰逢雨天，所以两位画家极有可能是在周日早晨登上了阿尔勒火车站上的列车，而8点58分那一班是最合适的出发时间。 远足蒙彼利埃是高更的主意，1884年他就曾到访过法布尔博物馆。当时来这里的目的是帮助一群西班牙的共和党革命人士，对高更而言算是他异乎寻常的举动。西班牙人企图煽动一场越境运动，可惜事与愿违，当高更试图安排他倒霉的朋友们逃走时发现了这座博物馆。法布尔博物馆是法国南部最精巧的艺术博物馆，陈列了大量19世纪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 高更在那里发现了一幅德拉克洛瓦的作品，这位高更和文森特都敬仰的画家在这幅作品中描绘了一个黑人女人，她的衣领从肩上滑落，露出一只乳房。对于当时19世纪的欧洲而言，这幅画的过人之处在于画中的女人是黑人，而且还是个风姿绰约的美丽女人，虽不是维纳斯的典雅，但却同时包含了性感与肃穆两种美。画中的女人与高更的母亲和女儿有着相同的名字――艾琳，这一定加深了他对这幅画的好感。 蒙彼利埃博物馆 在高更的记忆里，蒙彼利埃博物馆里的唯一污点只有老学院派名画家亚历山大・卡巴内尔的自画像，这种油滑光亮的作品是高更最不待见的。“卡巴内尔，”高更轻蔑地说，“愚蠢！昏庸！” 两人到达法布尔博物馆的时间大约是在1点左右，他们必须得赶上16∶09的列车回阿尔勒。博物馆离车站很近，所以时间还算绰绰有余。文森特――与往常一样，经不住寒冷――觉得屋子里“阴冷”得很，但他对眼前所见艺术品的反应简直可用热烈二字来形容。所以，提议这次旅程的绝对是高更无疑。文森特曾向提奥描述他与高更冲突的场面：“我们电光四射，有时争论完毕我们俩的脑袋都已疲惫不堪了，就好像没了电的电池。” 泛化的“有时争论完毕”一句明白地告诉我们，他与高更的争论绝不止一次，争辩的对象也不仅限于法布尔博物馆里的展品。“电量”一词常被文森特用来形容“疯狂的力量”，看来他神经兮兮的辩斗角逐最后总是导致两败俱伤。 有一些他俩看法不一致的画家，他们的作品正挂在博物馆的墙上。几周以前，面对文森特的不同艺术观点，高更只用“班长！你说得没错！”便糊弄了过去，为的是寻求和睦。但现在，他不会再这么做了。 文森特敬仰19世纪中期的风景画家，如“伟大的”西奥多・卢梭，这已让高更觉得不可理喻了。现在就有一幅卢梭的大作《池塘》摆在眼前，中间立着一棵几乎人形的魁梧大树――文森特在《老紫杉树》中也将老树画成了他自己的模样。不出所料，他果然出奇的高兴。 除此以外，面对文森特对于安格尔和拉斐尔的不以为然，高更早就表达了他的不解。恰好蒙彼利埃就有一幅令高更爱之入骨却让文森特品来味同嚼蜡的安格尔作品。向来有记名障碍的高更又一次把画名给忘了，但他喜爱的画家的作品实在有些不寻常。高更十分中意这幅《安太阿卡斯和斯特拉托尼斯》，尤其是它清晰的轮廓和复杂的构图――“美丽且逻辑缜密”的绘画语言。对安格尔，文森特谈不上讨厌，但认为只有他的画像才有些“现代的风采”，而其他新古典主义的作品则散发着假道学的酸腐味儿。 撇开安格尔不谈，馆中也有许多他俩不约而同看中的作品。小幅作品《圣母之死》源自于佛罗伦萨大师乔托的创作风尚。这幅“微小”油画的主题――“圣洁女人的死亡”与文森特毫不相干，但却让他记忆深刻：“悲喜交加的神情满含真挚的人性，即使生活在19世纪中期的人们，也能有切身的体会，恍如身临其境。”在乔托的身上，文森特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他想象中的这位中世纪画家是个身体羸弱的病秧子，“长久地受着痛楚，但却坚忍不拔，脑中塞满了各种想法”。 （摘自《凡・高与高更――在阿尔勒的盛放与凋零》，（英）盖福德著，张洁倩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编辑：沈海晨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