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若干模型--以博弈论为分析方法

政治妥协的若干模型

——以博弈论为分析方法

罗终

——_———--●—_--_-————_--——_—————●————_----—_———_●—_———●——————●—_-_———————‘-—●————●__———_——————————一一

。一

提要:博弈论是分析和理解人们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及人们之间利益与冲突、

竞争与合作的强有力的现代工具,用于分析当代政治生活中的竞争与冲突也甚为恰当・若干经典博弈案例给政治妥协的模型颇多启发:对等冲突模武中的政治妥协模型,可以运用“斗鸡博弈,,的有效策略选择;在强弱冲突模式中的政治妥协可以移植“智猪博弈”的纳什均衡;“囚徒困境”的案例从另一维度诠释了长期关系利于政治妥协的达成。

关键词:政治妥协

博弈

对待冲突

强弱冲突

长期关系

作者罗维,女,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宁波315211)

所谓政治妥协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共同体中。政治利益冲突的双方或各方。以社会共同体为念,以相互宽容为怀,依据共同认可的规则,通过彼此间利益的让渡来解决或暂时解决政治冲突的一种社会调节机制。本文结合若干经典博弈案例,对政治妥协的可操作模型作一粗浅探讨。

从上表中可知,各方的最优策略是,对方妥协,自己强硬。然则,在势均力敌的现实政治冲突面前,谁都不乐意主动选择妥协。因为在双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尽管若甲选择了强硬,乙选择妥协的收益为0,选择

强硬的收益为一1。但乙也很可能如此预期——他选

择强硬时,甲必然会选择妥协,故乙的理性策略是强硬。这样,斗鸡博弈很可能演变为一个骑虎难下的博弈。因此,在我们看来,在对等的冲突模式中,对每一

一、“斗鸡博弈”:对等冲突模式中的政治

妥协模型

斗鸡博弈描述的是两个实力相当者在对抗冲突的时候,力争得到最大收益的行动策略。在斗鸡博弈中,参与者处于势均力敌、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在此局势下。双方(甲、乙)各有两种策略选择,或妥协,或强硬。(见表1)

表1斗鸡博弈

左边数字表示自己,右边数字表示对手

方而言,尽管强硬——妥协是最优策略,但可操作性并

不强,结果往住陷入骑虎难下的状态。故寻求次优战

略可能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即妥协——妥协战略。

在此策略下,一方面,双方尽管没有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但都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1,1)。另一方面,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每一方在寻求自已收益实现的

同时,不能忽略公共收益的增加,在鸽——鸽策略下,

双方收益的总和为2,等于各方最优策略下双方收益的总和2。

“公地悲剧”从反面论证了,在实力相当的冲突面前,鹰一鹰策略导致的是“毁灭”。“公地悲剧”由英国

鹰(强硬)

o\2一1\一l

、卜心至

鸽(妥协)鹰(强硬)

鸽(妥协)

l\12\o

浙江学刊2009年第1期

按钮和食槽分置猪圈的两端,付出劳动踩按钮的猪跑回食槽的时候,坐享其成的另一头猪早已吃了不少。如果小猪去踩按钮,则大猪先吃,大猪吃到9个单位的猪食,小猪只能吃到1个单位的猪食;如果大猪去踩按钮,那么小猪先吃,小猪可吃到4个单位的猪食,而大猪只能吃到6个单位的猪食;如果两人共同去完成踩按钮的劳动,然后同时到达槽边,那么大猪吃到7个单位的猪食,小猪吃到3个单位的猪食。若用净进食量表示大猪小猪的“盈利”,则智猪博弈可以用表2的盈利矩阵表示出来。

表2智猪博弈

科学家哈定(GarritHardin)提出。1968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公共资源的悲剧》。此文描述了理性地追求最大利益的个体行为是如何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恶果。哈丁设想了一个古老的英国村庄,那里有一片牧民可以自由放牧的公共牧场,每个牧民为了增加自己的收益,想方设法多养几头牲畜,结果大家都想这么做,公共牧场中放牧的牲畜量巨大增加,终于有一天牧场因过度放牧而衰退,从前肥沃的草场变成了一块无法放牧的荒蛮之地。哈丁说:“在信奉公用地自由化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是灾难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①当然,“公地悲剧”主要揭示的是产权问题的重要性,然则,它也从另一个维度表明,自利性引导的互不妥协以及由此导致的过度竞争,只会造成效率的削弱甚至是灾难。同时,哈定又指出,像公共资源、武器竞赛这样的困境“没有技术的解决途径”,所谓技术解决途径,是指“仅在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的变化,而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的转变”。o故而,避免“公共悲剧”的发生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充分认识到妥协之道对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否则人类几乎难以摆脱悲剧性的梦魇。显然,在对等冲突模式下,政治妥协是一种高效率的策略。而这种策略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效地沟通。

所以,在我们看来,在对等冲突模式下,冲突解决机制是冲突者之间能够迅速通过低成本的公共论坛,来进行有效的沟通,进而促进政治妥协的达成。正如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所说:“利益冲突的存

\小猪大矿\

踩按钮等待

左边数字表示自己,右边数字表示对手

踩按钮

7—2=5。3—2予19.1——2=——1

等待

6—2=4,4

0,0

既然这是两只有理性的猪,那么面对这种决策收益情况,它们各自会采取什么策略呢?很明显,两者势不两立地,其结果双方都一无所获(O,O),智猪是绝不会选择此下下之策的。这场博弈的结果依赖子大猪对小猪行为的判断。对大猪来说,如果小猪妥协,先去踩按钮,它当然乐意等待在食槽旁吃掉9个单位的猪食,然则。此时小猪是吃力不讨好,赔了夫人又折兵,净收益为一1,显然具有理性计算能力的小猪不会选择此策略,故此策略不具有现实可能性。所以,在这一博弈中,小猪会选择“搭便车”策略,舒舒服服地等着大猪去

踩按钮,而大猪不得不作出妥协——一次次地不知疲

倦地奔波于按钮和食槽之间,因为对于大猪来说,先去踩按钮再跑回来以获得相当于4个单位的猪食,这肯定要比饿着肚子空等待要好。因此这个博弈的解是:

在并不排除全体一致的达成,而只是使讨论有必要一

直进行到找到合适的妥协为止而已”。@

二、“智猪博弈”:强弱冲突模式中的

每次都是大猪妥协,去踩按钮,小猪先吃,大猪再赶来

政治妥协模型

吃——共同生存。当然,这种博弈均衡的出现,是在大

猪的食物份额没有受到小猪的严重威胁时才会出现。

这个博弈结果的出现,有四个关键点不能忽视:一是,大猪的食物份额没有受到小猪的严重威胁,这是大猪博弈行为的一个大前提;二是两猪必有一方放弃部

“智猪博弈”(Pigs7payoffs)是以一对充满理性与智慧的猪来闻释博弈论所揭示的妥协行为。故事讲的是同一个猪圈喂养着两头猪,一头大猪,~头小猪。猪圈的一头安装有一个按钮,只要一踩按钮,猪圈另一头的固定食物槽里将会流出相当于10个单位的猪食。但踩按钮需付出“劳动”,要消耗相当于2个单位的猪食。若大小猪都不去踩,虽然它们不消耗能量,但也吃不到任何东西,故他们的理性选择是踩按钮。问题是

分利益不可两全其美;三是弱者——小猪不可能消耗

掉所有利益;四是理性是猪的固有属性。前三点是环境构成的客观条件,不容更改;第四点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且大猪的“公共理性”行为尤为重要。如果大

①②GarrettHardin.TheTragedyoftheCommons,Science,Dec.1968,V01.168.1244.

④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

279页.

—--——132・--——

政治妥协的若干模型

猪是狭隘的自私者,那么结果是两猪都无法生存。

这个博弈说明:在博弈双方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过度竞争对双方同样无益,妥协合作才是容智之举;力量强的一方的正确策略是主动妥协,这将有利于冲突的消解,合作盈余的形成。

将智猪博弈移植到政治生活中,对政治冲突(特别是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冲突)的缓解有积极的启示.我们不妨把拥有政治权力的政府隐喻为“大猪”,民间力量隐喻为“小猪”。当政府与民间力量发生利益冲突时,政府的策略选择往往直接决定着冲突的演进路径:恶化,亦或消解。面对政治冲突,政府的明智之举将

冲突。三,在冲突中,对个别的暴力行为进行了依法处理,其中依法逮捕了四人。我们可以将这三种做法看作是解决这类冲突事件的一种组合。这个组合改变了过去对集体事件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习惯做法,开始将妥协视为解决政治冲突的有效方式。

第三,政府主动妥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在这一冲突中,显然政府是强势一方。在多少年来,很少有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向市民道歉的事情,更很少有在市民的压力下道歉的事例。这是人们的习惯性思维,也是政府的一贯行为方式。然而,在银川出租车罢运事件中,当地政府的主动“投降”,给人以新奇感。其实,政府并没有投降,当地政府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一种现代社会已经成为惯例而对于我们来说还觉得陌生的解决方式,即力量强的一方主动妥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解决方式对处理当下中国政治生活中经常性

是:首先,对冲突进行定位,即“智猪博弈”的前提——大猪的食物份额没有受到小猪的严重威胁——是否存

在;其次,如前提条件完整,再根据大猪踩按钮的目的和食物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和权衡,政府的明智之举是适度的妥协。2004年的甘肃银川出租车罢运事件的妥善解决是“智猪博弈”模型的典型个案。

2004年7月底,银川出租车司机们对政府新出台的关于出租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的相关规定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新《规定》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出租车集体“停运”并上访,正常的交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面对突发性冲突事件,银川市政府的策略选择基本遵循了“智猪博弈”的纳什均衡。在这一事件中,政府的所作所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对利益冲突的正确定位。银川出租车事件是一个典型的由具体利益矛盾引起的冲突事件。出租车行业是一块“油水”很大的蛋糕。银川市有6000多辆出租车。每辆车每年都要向有关部门交纳高达6—8万的各种费用。大体估算起来,每年出租车行业上交的费用高达4—5亿。银川出租车事件实际上是围绕这块大蛋糕的分割引起的。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利益冲突中的是非,我们要关注的是冲突的内容与性质。在整个冲突过程中,银川市政府一直没有将事件意识形态化,没有把出租车司机反对某个政府部门的一个具体规定等同于反对政府,没有将出租车司机停运的集体事件上纲到扰乱社会生活、破坏社会秩序上来。对于事件性质的这种正确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解决冲突的方式设下了基调。

第二,妥协是化解冲突的主要方式。银川市政府处理这一事件的具体方式上体现出理性化特征。这种理性化的解决问题的做法,至少由下面两点构成:一,实事求是地承认有关部门的“规定”或“办法”是有问题的f二是对大规模的停运事件没有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而是用暂缓执行有关规定的退让和妥协方式化解

的冲突形式——特别是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冲突——具

有制度创新和范式转换的意义。

三、走出“囚徒困境”:长期关系利干政治

妥协的达成

尽管合作博弈对政治妥协有直接的解释力,过度竞争会导致效率的严重下降,然而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则从另一维度诠释了政治妥协作为一种帕累托改进何以出现,如何进行。

(一)“囚徒困境”的困惑

非合作博弈中最为经典的问题是“囚徒困境”。囚徒困境的原文为the如下:

两个涉嫌共谋犯罪的嫌疑犯被捕后,被警察关在

Prisoner’S

Dilemma,简要地叙述

相互隔离的牢房中。他们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坦白

或者保持沉默(即不坦白)。他们被告知:

(1)如果某个嫌疑犯坦白而其同伙不坦白,则坦白者可获自由,而拒不坦白者要被判10年监禁;

(2)如果二人都坦白,则二人都被判5年监禁;(3)如果二人都不坦白,则二人皆被判1年监禁。这时,两囚徒陷入了困境,究竟是坦白呢。还是不坦白呢?其博弈矩阵表示如下:

表3囚徒博弈

、\囚徒乙

左边数字表示自己,右边数字表示对手

坦白

一5。一5~10。0

囚徒旷\

坦白不坦白

不坦白

O,一lO一l,一1

在这种条件下,两个囚徒怎样分析问题和运用“理

—133一

浙江学刊2009年第1期

前面谈到的囚徒困境都是一次性博弈条件下的困境。在这种条件下,局中人对妥协合作都没有兴趣。可是,如果博弈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可以多次重复的,那么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了。在多次博弈中,局中人认识到双赢的可能之后,有可能从非合作均衡过渡到合作均衡。然而具体是什么力量使得均衡发生移动呢?

一般来说,非合作博弈关注的是人们交往的短期关系,而现实中,人们的交往方式更多是长期关系,也就是进行重复博弈。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奥曼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在理论上解释了在重复博弈的环境下能够实现妥协合作。奥曼通过对博弈人之间长期互动的性质进行考察后发现,博弈的不同阶段是相互依赖的,其结果是理性博弈当事人的决策不仅受到其过去经历的影响,而且还要受未来潜在可能性的影响。在一次性博弈中,双方全然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考虑,达到双输的无效均衡无可厚非。在重复交往的前提下,人们会根据博弈策略以外的特定相关信号机制进行决策选择以实现均衡。重复博弈的重要性在于能使得行为人从其他行为人的行为中,获取并了解到信息,并借助于这种利他性惩罚机制,一定程度上有促进相互妥协以达成合作和提高效率的作用。

显然,重复博弈之所以能消解囚徒困境,这是因为参与人通过重复互动(博弈)逐渐认识到那种有利于结果的聚焦点的真实存在,并且由此形成了他们博弈行为的预期,也就是说,博弈者都希望避免两败俱伤,或基于共享经验、文化和认知的默契,这种“双赢”的共同想法就体现为,在效率曲线上找到一个合适的点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

大量的、频繁的、无时不在的冲突是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政治冲突的频繁发生,使得各方都会从“囚徒困境”的结局中得到启发,通过妥协的策略选择,使各方利益趁向接近并达成共识,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这一共识对自身而言不是最优的。

综上,任何政治妥协之所以可能,按照博弈论的观点,总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博弈者的利益是对立的,但因为博弈者都希望避免两败俱伤,或基于共享经验、文化和认知的默契,所以在效率曲线上的所有点中,必然有一聚焦点,在此点上博弈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同时,博弈的经典模型也给政治妥协的达成颇多启发,达成政治妥协的模式是多元丰富的。

性”并得到什么结果呢?

从甲的“立场”来看,共有两种可能情况。第一种可能情况是乙采取坦白的策略,这时,如果他也坦白则要入狱5年;如果他不坦白,则更糟,要入狱lO年。两相比较,结论是他应以“坦白”对付乙的“坦白”策略。第二种可能情况是乙采取沉默的策略,这时他若也沉默,要入狱1年;如果他坦白,则可获得自由。两相比较,结论是他应以“坦白”对付乙的“沉默”策略。把以上两种可能情况的结论归纳在一起,总结论是:无论乙采用坦白策略还是沉默策略,甲都以采取坦白策略为更“佳”的对策,所以,甲要采取坦白策略。

很显然,以上推理对于乙也是适用的。

这样,两个囚徒在“精心推理”之后都采取了坦白策略,结局是两人都被判5年徒刑。不难看出,这个推

理中似乎带有某种悖论性的因素——如果甲、乙两个

囚徒都采取沉默策略,则二人都只被判1年徒刑,显然它是一个比二人都入狱5年更好的结果。然而,甲、乙两个富于“理性计算”能力的囚徒在“逻辑上正确”的计算一番之后都选取了不合作的坦白策略,各判刑5年。可见,策略(坦白,坦白)是一个具有稳定性的策略组合,是这个博弈的解。然而,从经济学上分析,这个策略组合不是“有效”的,因为从效用的角度讲,结局(不坦白,不坦白)对两个囚徒都更好,它是个“有效”的结局。这一悖论揭示了博弈中局中人理性行为的结局可能不是经济上“有效”的。“囚徒困境”中的全局的最优解是两人都不招供。可见,双方都采取最优策略时,整个对策系统却处于较劣的品质。

“囚徒困境”留给人们的困惑是——为什么纯粹自

利的原则不能导致自身福利的最优?为什么带有利他色彩的妥协合作行为却能达到这样的目的?这种情形下人们该如何选择,是坚持自利的原则而承担损失,还是放弃自利的想法而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又是什么机制能让博弈中的局中人不约而同地采取妥协的合作策略?

(二)重复博弈

如何避免“囚徒困境”博弈中的另外三种组合解而使“有效”的合作解发生?新制度学派的重量级人物D・诺思认为大体有三个条件:(1)博弈的次数:“囚徒困境”博弈应是重复进行的,而非偶发性的或一次性的;(2)博弈的人数:应具有确定性,博弈参与者以少为佳;(3)博弈参与者应超越个人“经济人”理性来考虑相对于不合作的机会成本问题,克服短视和狭隘,努力发现存在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利益均衡点。在这里诺思提到了长期关系、重复博弈的重要性。

责任编辑:田明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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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妥协的若干模型——以博弈论为分析方法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引用次数:

罗维

宁波大学法学院,宁波,315211浙江学刊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2009,(1)0次

参考文献(2条)

1.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1968

2.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 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 2000

相似文献(3条)

1.期刊论文 廖志刚.任中平 论政治妥协与社会和谐 -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27(6)

和谐社会是承认社会有差别有冲突的社会.和谐社会就是要控制矛盾、控制冲突,促成和谐.政治妥协,作为一种普适的社会调节机制,它并不等同于放弃原则的"投降"、"背叛",而是体现了大原则的坚定性与具体策略设定的灵活性,内蕴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和谐要建构一套技术化、工艺化的处理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的机制;建立缓和阶级矛盾和化解利益冲突的民主和法治机制;建构一个基于现代宪政民主的人人平等、人人参与的社会政治平台.

2.期刊论文 李海涛 论政治妥协的功能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21(6)

妥协是一种政治智慧.在政治互动过程中,政治行为主体为了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并且避免最坏博弈结果的出现,需要以妥协的方式来创造合作盈余.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提出政治妥协的基本分析框架,深入探讨政治妥协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功能,具有积极的实践价值.

3.学位论文 王伟娟 1787年美国立宪设计的政治妥协研究 2008

政治妥协是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一,立宪设计是政治发展的过程之一。本文的目的在于以1787年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为历史背景,寻求政治妥协的制度、理性和组织因素,探索西方政治妥协的传统,并试图揭示政治妥协在立宪设计中的逻辑展开过程。 本文一共六个部分。除了简短的绪论和结论以外,在框架上分为四个部分,即:相关理论分析和历史背景简介、制度分析、理性分析和组织分析。 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写作目的和方法。 第二部分,对政治妥协、立宪、政治设计、立宪设计四个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形成本文的话语空间;然后对1787年美国政治体制运行中所遇到的挑战和危机进行了叙述和分析,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立宪设计的问题,形成了政治妥协的宏观历史背景。 第三部分,从制度主义的角度对政治妥协进行分析。主张康涅狄格州妥协案在整个立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此前提下,形成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联邦制;政治妥协在奴隶制的立场问题上具有复杂性,虽然延缓了国家分裂的危机,但并没有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表现出妥协并不是万能的、妥协是有限度的

;1787年的政治妥协形成美国宪政制度中富有特色的总统制,解决了在宪政设计过程中所面临的行政官设置的难题。 第四部分,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为理论工具,进一步分析了立宪者进行政治妥协的公共意识形态,简单勾勒了立宪者的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并最终论证了立宪者的现实主义选择--妥协理性;立宪者以经验主义为认识论基础,以有节制的手段实现有节制的目标,将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政治付诸实践,使立宪过程中的多元利益主体,能够秉持妥协理性,在对抗、冲突中进行协商、让步,达成妥协,并在两年以后最终使宪法以微弱多数批准通过。 第五部分,从国家、社会、个人的三维结构来探讨政治妥协的组织基础。1787年立宪会议是妥协的组织载体,为各个政治力量进行博弈提供了公共空间,由于它遵循保密原则、弹性原则和平衡原则,保证了宪法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体现了立宪会议的正义性和公平性;各个利益集团是妥协的社会心理场,自主、平等的利益集团在追求私益的过程中反而实现了公益;一般民众虽然在立宪会议中没有代表,但是当时的平等化的阶层结构为政治妥协的达成提供了深厚的民情基础。 第六部分,就美国论美国,认为1787年美国立宪设计和政治妥协之间具有相关性,总结1787年立宪设计中政治妥协的过程和1787年美国政治实践的理论价值。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jxk20090101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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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妥协的若干模型

——以博弈论为分析方法

罗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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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要:博弈论是分析和理解人们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及人们之间利益与冲突、

竞争与合作的强有力的现代工具,用于分析当代政治生活中的竞争与冲突也甚为恰当・若干经典博弈案例给政治妥协的模型颇多启发:对等冲突模武中的政治妥协模型,可以运用“斗鸡博弈,,的有效策略选择;在强弱冲突模式中的政治妥协可以移植“智猪博弈”的纳什均衡;“囚徒困境”的案例从另一维度诠释了长期关系利于政治妥协的达成。

关键词:政治妥协

博弈

对待冲突

强弱冲突

长期关系

作者罗维,女,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宁波315211)

所谓政治妥协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共同体中。政治利益冲突的双方或各方。以社会共同体为念,以相互宽容为怀,依据共同认可的规则,通过彼此间利益的让渡来解决或暂时解决政治冲突的一种社会调节机制。本文结合若干经典博弈案例,对政治妥协的可操作模型作一粗浅探讨。

从上表中可知,各方的最优策略是,对方妥协,自己强硬。然则,在势均力敌的现实政治冲突面前,谁都不乐意主动选择妥协。因为在双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尽管若甲选择了强硬,乙选择妥协的收益为0,选择

强硬的收益为一1。但乙也很可能如此预期——他选

择强硬时,甲必然会选择妥协,故乙的理性策略是强硬。这样,斗鸡博弈很可能演变为一个骑虎难下的博弈。因此,在我们看来,在对等的冲突模式中,对每一

一、“斗鸡博弈”:对等冲突模式中的政治

妥协模型

斗鸡博弈描述的是两个实力相当者在对抗冲突的时候,力争得到最大收益的行动策略。在斗鸡博弈中,参与者处于势均力敌、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在此局势下。双方(甲、乙)各有两种策略选择,或妥协,或强硬。(见表1)

表1斗鸡博弈

左边数字表示自己,右边数字表示对手

方而言,尽管强硬——妥协是最优策略,但可操作性并

不强,结果往住陷入骑虎难下的状态。故寻求次优战

略可能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即妥协——妥协战略。

在此策略下,一方面,双方尽管没有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但都部分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1,1)。另一方面,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每一方在寻求自已收益实现的

同时,不能忽略公共收益的增加,在鸽——鸽策略下,

双方收益的总和为2,等于各方最优策略下双方收益的总和2。

“公地悲剧”从反面论证了,在实力相当的冲突面前,鹰一鹰策略导致的是“毁灭”。“公地悲剧”由英国

鹰(强硬)

o\2一1\一l

、卜心至

鸽(妥协)鹰(强硬)

鸽(妥协)

l\12\o

浙江学刊2009年第1期

按钮和食槽分置猪圈的两端,付出劳动踩按钮的猪跑回食槽的时候,坐享其成的另一头猪早已吃了不少。如果小猪去踩按钮,则大猪先吃,大猪吃到9个单位的猪食,小猪只能吃到1个单位的猪食;如果大猪去踩按钮,那么小猪先吃,小猪可吃到4个单位的猪食,而大猪只能吃到6个单位的猪食;如果两人共同去完成踩按钮的劳动,然后同时到达槽边,那么大猪吃到7个单位的猪食,小猪吃到3个单位的猪食。若用净进食量表示大猪小猪的“盈利”,则智猪博弈可以用表2的盈利矩阵表示出来。

表2智猪博弈

科学家哈定(GarritHardin)提出。1968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公共资源的悲剧》。此文描述了理性地追求最大利益的个体行为是如何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的恶果。哈丁设想了一个古老的英国村庄,那里有一片牧民可以自由放牧的公共牧场,每个牧民为了增加自己的收益,想方设法多养几头牲畜,结果大家都想这么做,公共牧场中放牧的牲畜量巨大增加,终于有一天牧场因过度放牧而衰退,从前肥沃的草场变成了一块无法放牧的荒蛮之地。哈丁说:“在信奉公用地自由化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是灾难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①当然,“公地悲剧”主要揭示的是产权问题的重要性,然则,它也从另一个维度表明,自利性引导的互不妥协以及由此导致的过度竞争,只会造成效率的削弱甚至是灾难。同时,哈定又指出,像公共资源、武器竞赛这样的困境“没有技术的解决途径”,所谓技术解决途径,是指“仅在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的变化,而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的转变”。o故而,避免“公共悲剧”的发生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充分认识到妥协之道对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否则人类几乎难以摆脱悲剧性的梦魇。显然,在对等冲突模式下,政治妥协是一种高效率的策略。而这种策略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效地沟通。

所以,在我们看来,在对等冲突模式下,冲突解决机制是冲突者之间能够迅速通过低成本的公共论坛,来进行有效的沟通,进而促进政治妥协的达成。正如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所说:“利益冲突的存

\小猪大矿\

踩按钮等待

左边数字表示自己,右边数字表示对手

踩按钮

7—2=5。3—2予19.1——2=——1

等待

6—2=4,4

0,0

既然这是两只有理性的猪,那么面对这种决策收益情况,它们各自会采取什么策略呢?很明显,两者势不两立地,其结果双方都一无所获(O,O),智猪是绝不会选择此下下之策的。这场博弈的结果依赖子大猪对小猪行为的判断。对大猪来说,如果小猪妥协,先去踩按钮,它当然乐意等待在食槽旁吃掉9个单位的猪食,然则。此时小猪是吃力不讨好,赔了夫人又折兵,净收益为一1,显然具有理性计算能力的小猪不会选择此策略,故此策略不具有现实可能性。所以,在这一博弈中,小猪会选择“搭便车”策略,舒舒服服地等着大猪去

踩按钮,而大猪不得不作出妥协——一次次地不知疲

倦地奔波于按钮和食槽之间,因为对于大猪来说,先去踩按钮再跑回来以获得相当于4个单位的猪食,这肯定要比饿着肚子空等待要好。因此这个博弈的解是:

在并不排除全体一致的达成,而只是使讨论有必要一

直进行到找到合适的妥协为止而已”。@

二、“智猪博弈”:强弱冲突模式中的

每次都是大猪妥协,去踩按钮,小猪先吃,大猪再赶来

政治妥协模型

吃——共同生存。当然,这种博弈均衡的出现,是在大

猪的食物份额没有受到小猪的严重威胁时才会出现。

这个博弈结果的出现,有四个关键点不能忽视:一是,大猪的食物份额没有受到小猪的严重威胁,这是大猪博弈行为的一个大前提;二是两猪必有一方放弃部

“智猪博弈”(Pigs7payoffs)是以一对充满理性与智慧的猪来闻释博弈论所揭示的妥协行为。故事讲的是同一个猪圈喂养着两头猪,一头大猪,~头小猪。猪圈的一头安装有一个按钮,只要一踩按钮,猪圈另一头的固定食物槽里将会流出相当于10个单位的猪食。但踩按钮需付出“劳动”,要消耗相当于2个单位的猪食。若大小猪都不去踩,虽然它们不消耗能量,但也吃不到任何东西,故他们的理性选择是踩按钮。问题是

分利益不可两全其美;三是弱者——小猪不可能消耗

掉所有利益;四是理性是猪的固有属性。前三点是环境构成的客观条件,不容更改;第四点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且大猪的“公共理性”行为尤为重要。如果大

①②GarrettHardin.TheTragedyoftheCommons,Science,Dec.1968,V01.168.1244.

④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

279页.

—--——132・--——

政治妥协的若干模型

猪是狭隘的自私者,那么结果是两猪都无法生存。

这个博弈说明:在博弈双方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过度竞争对双方同样无益,妥协合作才是容智之举;力量强的一方的正确策略是主动妥协,这将有利于冲突的消解,合作盈余的形成。

将智猪博弈移植到政治生活中,对政治冲突(特别是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冲突)的缓解有积极的启示.我们不妨把拥有政治权力的政府隐喻为“大猪”,民间力量隐喻为“小猪”。当政府与民间力量发生利益冲突时,政府的策略选择往往直接决定着冲突的演进路径:恶化,亦或消解。面对政治冲突,政府的明智之举将

冲突。三,在冲突中,对个别的暴力行为进行了依法处理,其中依法逮捕了四人。我们可以将这三种做法看作是解决这类冲突事件的一种组合。这个组合改变了过去对集体事件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习惯做法,开始将妥协视为解决政治冲突的有效方式。

第三,政府主动妥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在这一冲突中,显然政府是强势一方。在多少年来,很少有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向市民道歉的事情,更很少有在市民的压力下道歉的事例。这是人们的习惯性思维,也是政府的一贯行为方式。然而,在银川出租车罢运事件中,当地政府的主动“投降”,给人以新奇感。其实,政府并没有投降,当地政府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一种现代社会已经成为惯例而对于我们来说还觉得陌生的解决方式,即力量强的一方主动妥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解决方式对处理当下中国政治生活中经常性

是:首先,对冲突进行定位,即“智猪博弈”的前提——大猪的食物份额没有受到小猪的严重威胁——是否存

在;其次,如前提条件完整,再根据大猪踩按钮的目的和食物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和权衡,政府的明智之举是适度的妥协。2004年的甘肃银川出租车罢运事件的妥善解决是“智猪博弈”模型的典型个案。

2004年7月底,银川出租车司机们对政府新出台的关于出租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的相关规定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新《规定》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出租车集体“停运”并上访,正常的交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面对突发性冲突事件,银川市政府的策略选择基本遵循了“智猪博弈”的纳什均衡。在这一事件中,政府的所作所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对利益冲突的正确定位。银川出租车事件是一个典型的由具体利益矛盾引起的冲突事件。出租车行业是一块“油水”很大的蛋糕。银川市有6000多辆出租车。每辆车每年都要向有关部门交纳高达6—8万的各种费用。大体估算起来,每年出租车行业上交的费用高达4—5亿。银川出租车事件实际上是围绕这块大蛋糕的分割引起的。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利益冲突中的是非,我们要关注的是冲突的内容与性质。在整个冲突过程中,银川市政府一直没有将事件意识形态化,没有把出租车司机反对某个政府部门的一个具体规定等同于反对政府,没有将出租车司机停运的集体事件上纲到扰乱社会生活、破坏社会秩序上来。对于事件性质的这种正确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解决冲突的方式设下了基调。

第二,妥协是化解冲突的主要方式。银川市政府处理这一事件的具体方式上体现出理性化特征。这种理性化的解决问题的做法,至少由下面两点构成:一,实事求是地承认有关部门的“规定”或“办法”是有问题的f二是对大规模的停运事件没有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而是用暂缓执行有关规定的退让和妥协方式化解

的冲突形式——特别是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冲突——具

有制度创新和范式转换的意义。

三、走出“囚徒困境”:长期关系利干政治

妥协的达成

尽管合作博弈对政治妥协有直接的解释力,过度竞争会导致效率的严重下降,然而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则从另一维度诠释了政治妥协作为一种帕累托改进何以出现,如何进行。

(一)“囚徒困境”的困惑

非合作博弈中最为经典的问题是“囚徒困境”。囚徒困境的原文为the如下:

两个涉嫌共谋犯罪的嫌疑犯被捕后,被警察关在

Prisoner’S

Dilemma,简要地叙述

相互隔离的牢房中。他们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坦白

或者保持沉默(即不坦白)。他们被告知:

(1)如果某个嫌疑犯坦白而其同伙不坦白,则坦白者可获自由,而拒不坦白者要被判10年监禁;

(2)如果二人都坦白,则二人都被判5年监禁;(3)如果二人都不坦白,则二人皆被判1年监禁。这时,两囚徒陷入了困境,究竟是坦白呢。还是不坦白呢?其博弈矩阵表示如下:

表3囚徒博弈

、\囚徒乙

左边数字表示自己,右边数字表示对手

坦白

一5。一5~10。0

囚徒旷\

坦白不坦白

不坦白

O,一lO一l,一1

在这种条件下,两个囚徒怎样分析问题和运用“理

—133一

浙江学刊2009年第1期

前面谈到的囚徒困境都是一次性博弈条件下的困境。在这种条件下,局中人对妥协合作都没有兴趣。可是,如果博弈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可以多次重复的,那么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了。在多次博弈中,局中人认识到双赢的可能之后,有可能从非合作均衡过渡到合作均衡。然而具体是什么力量使得均衡发生移动呢?

一般来说,非合作博弈关注的是人们交往的短期关系,而现实中,人们的交往方式更多是长期关系,也就是进行重复博弈。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奥曼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在理论上解释了在重复博弈的环境下能够实现妥协合作。奥曼通过对博弈人之间长期互动的性质进行考察后发现,博弈的不同阶段是相互依赖的,其结果是理性博弈当事人的决策不仅受到其过去经历的影响,而且还要受未来潜在可能性的影响。在一次性博弈中,双方全然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考虑,达到双输的无效均衡无可厚非。在重复交往的前提下,人们会根据博弈策略以外的特定相关信号机制进行决策选择以实现均衡。重复博弈的重要性在于能使得行为人从其他行为人的行为中,获取并了解到信息,并借助于这种利他性惩罚机制,一定程度上有促进相互妥协以达成合作和提高效率的作用。

显然,重复博弈之所以能消解囚徒困境,这是因为参与人通过重复互动(博弈)逐渐认识到那种有利于结果的聚焦点的真实存在,并且由此形成了他们博弈行为的预期,也就是说,博弈者都希望避免两败俱伤,或基于共享经验、文化和认知的默契,这种“双赢”的共同想法就体现为,在效率曲线上找到一个合适的点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

大量的、频繁的、无时不在的冲突是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政治冲突的频繁发生,使得各方都会从“囚徒困境”的结局中得到启发,通过妥协的策略选择,使各方利益趁向接近并达成共识,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这一共识对自身而言不是最优的。

综上,任何政治妥协之所以可能,按照博弈论的观点,总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博弈者的利益是对立的,但因为博弈者都希望避免两败俱伤,或基于共享经验、文化和认知的默契,所以在效率曲线上的所有点中,必然有一聚焦点,在此点上博弈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同时,博弈的经典模型也给政治妥协的达成颇多启发,达成政治妥协的模式是多元丰富的。

性”并得到什么结果呢?

从甲的“立场”来看,共有两种可能情况。第一种可能情况是乙采取坦白的策略,这时,如果他也坦白则要入狱5年;如果他不坦白,则更糟,要入狱lO年。两相比较,结论是他应以“坦白”对付乙的“坦白”策略。第二种可能情况是乙采取沉默的策略,这时他若也沉默,要入狱1年;如果他坦白,则可获得自由。两相比较,结论是他应以“坦白”对付乙的“沉默”策略。把以上两种可能情况的结论归纳在一起,总结论是:无论乙采用坦白策略还是沉默策略,甲都以采取坦白策略为更“佳”的对策,所以,甲要采取坦白策略。

很显然,以上推理对于乙也是适用的。

这样,两个囚徒在“精心推理”之后都采取了坦白策略,结局是两人都被判5年徒刑。不难看出,这个推

理中似乎带有某种悖论性的因素——如果甲、乙两个

囚徒都采取沉默策略,则二人都只被判1年徒刑,显然它是一个比二人都入狱5年更好的结果。然而,甲、乙两个富于“理性计算”能力的囚徒在“逻辑上正确”的计算一番之后都选取了不合作的坦白策略,各判刑5年。可见,策略(坦白,坦白)是一个具有稳定性的策略组合,是这个博弈的解。然而,从经济学上分析,这个策略组合不是“有效”的,因为从效用的角度讲,结局(不坦白,不坦白)对两个囚徒都更好,它是个“有效”的结局。这一悖论揭示了博弈中局中人理性行为的结局可能不是经济上“有效”的。“囚徒困境”中的全局的最优解是两人都不招供。可见,双方都采取最优策略时,整个对策系统却处于较劣的品质。

“囚徒困境”留给人们的困惑是——为什么纯粹自

利的原则不能导致自身福利的最优?为什么带有利他色彩的妥协合作行为却能达到这样的目的?这种情形下人们该如何选择,是坚持自利的原则而承担损失,还是放弃自利的想法而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又是什么机制能让博弈中的局中人不约而同地采取妥协的合作策略?

(二)重复博弈

如何避免“囚徒困境”博弈中的另外三种组合解而使“有效”的合作解发生?新制度学派的重量级人物D・诺思认为大体有三个条件:(1)博弈的次数:“囚徒困境”博弈应是重复进行的,而非偶发性的或一次性的;(2)博弈的人数:应具有确定性,博弈参与者以少为佳;(3)博弈参与者应超越个人“经济人”理性来考虑相对于不合作的机会成本问题,克服短视和狭隘,努力发现存在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利益均衡点。在这里诺思提到了长期关系、重复博弈的重要性。

责任编辑:田明孝

—--——134・・——

政治妥协的若干模型——以博弈论为分析方法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引用次数:

罗维

宁波大学法学院,宁波,315211浙江学刊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2009,(1)0次

参考文献(2条)

1.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1968

2.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 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 2000

相似文献(3条)

1.期刊论文 廖志刚.任中平 论政治妥协与社会和谐 -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27(6)

和谐社会是承认社会有差别有冲突的社会.和谐社会就是要控制矛盾、控制冲突,促成和谐.政治妥协,作为一种普适的社会调节机制,它并不等同于放弃原则的"投降"、"背叛",而是体现了大原则的坚定性与具体策略设定的灵活性,内蕴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和谐要建构一套技术化、工艺化的处理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的机制;建立缓和阶级矛盾和化解利益冲突的民主和法治机制;建构一个基于现代宪政民主的人人平等、人人参与的社会政治平台.

2.期刊论文 李海涛 论政治妥协的功能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21(6)

妥协是一种政治智慧.在政治互动过程中,政治行为主体为了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并且避免最坏博弈结果的出现,需要以妥协的方式来创造合作盈余.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提出政治妥协的基本分析框架,深入探讨政治妥协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功能,具有积极的实践价值.

3.学位论文 王伟娟 1787年美国立宪设计的政治妥协研究 2008

政治妥协是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一,立宪设计是政治发展的过程之一。本文的目的在于以1787年美国宪法的制定过程为历史背景,寻求政治妥协的制度、理性和组织因素,探索西方政治妥协的传统,并试图揭示政治妥协在立宪设计中的逻辑展开过程。 本文一共六个部分。除了简短的绪论和结论以外,在框架上分为四个部分,即:相关理论分析和历史背景简介、制度分析、理性分析和组织分析。 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写作目的和方法。 第二部分,对政治妥协、立宪、政治设计、立宪设计四个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形成本文的话语空间;然后对1787年美国政治体制运行中所遇到的挑战和危机进行了叙述和分析,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立宪设计的问题,形成了政治妥协的宏观历史背景。 第三部分,从制度主义的角度对政治妥协进行分析。主张康涅狄格州妥协案在整个立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此前提下,形成了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联邦制;政治妥协在奴隶制的立场问题上具有复杂性,虽然延缓了国家分裂的危机,但并没有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表现出妥协并不是万能的、妥协是有限度的

;1787年的政治妥协形成美国宪政制度中富有特色的总统制,解决了在宪政设计过程中所面临的行政官设置的难题。 第四部分,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为理论工具,进一步分析了立宪者进行政治妥协的公共意识形态,简单勾勒了立宪者的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并最终论证了立宪者的现实主义选择--妥协理性;立宪者以经验主义为认识论基础,以有节制的手段实现有节制的目标,将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政治付诸实践,使立宪过程中的多元利益主体,能够秉持妥协理性,在对抗、冲突中进行协商、让步,达成妥协,并在两年以后最终使宪法以微弱多数批准通过。 第五部分,从国家、社会、个人的三维结构来探讨政治妥协的组织基础。1787年立宪会议是妥协的组织载体,为各个政治力量进行博弈提供了公共空间,由于它遵循保密原则、弹性原则和平衡原则,保证了宪法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体现了立宪会议的正义性和公平性;各个利益集团是妥协的社会心理场,自主、平等的利益集团在追求私益的过程中反而实现了公益;一般民众虽然在立宪会议中没有代表,但是当时的平等化的阶层结构为政治妥协的达成提供了深厚的民情基础。 第六部分,就美国论美国,认为1787年美国立宪设计和政治妥协之间具有相关性,总结1787年立宪设计中政治妥协的过程和1787年美国政治实践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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