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瓦房村李氏来说，2009年的一件大事是有了成册的族谱，书名为《李氏族谱：二支·友德》。始祖子信公迁居瓦房至今已有六百年余年，人口繁衍众多，各支脉若仍续于一部则难度极大且不便寻阅。本次族谱重建是按照老谱中四支而分支续修，每支一部，四部族谱合在一起即为李氏全谱。瓦房村李氏族谱即为其中一支（二世祖士贤子四，友才、友德、友文、友德，由此李氏分为四支，长支迁居李将军村，二支友德留居瓦房村，三支友文徙居后李庄和姜庄，四支迁居三十里堡），二支自三世祖友德，故而族谱名为《李氏族谱：二支·友德》。全谱共分五部分：序言、历史（包括碑文、县志摘录和为人据事立传）、世系命名说、正文、坟茔图。由于老谱存世极少，所以前四部分将老谱全部内容收录，同时由于年代久远，地势地貌已变，坟多被平，本次只将始祖坟茔图列于后。
族谱与乾隆年间和民国时期先后续修两次，相较于前两次续修，此次族谱创新之处有三：第一，整理成册，改变了以往的挂历形式，每位外出工作、学习的族人人手一册，便于携带和翻阅；第二份简谱和详谱，简谱中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出在谱人错综复杂的支脉关系，而在谱人的详细情况可以在详谱中查询；第三族谱是血脉相传的记载，女孩也是本族血脉，经族人商议规定奉祀女孩可入谱，此乃开女孩入谱之先河，也是本次族谱续修的一大创举。
族谱主修人里书堂（伯父）介绍了本次族谱编写的详细过程，“我先通读老谱，并抄写一部，把繁体字翻成简体，并查字典扫清生字，字典里没有且考证不出的字一律原样照写。第二步，从老谱中扒出四支简谱表，但是最后一代的名字大都过世，将逝去的先辈与后人衔接起来就成为问题”，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我注意到春节拜年、初五上坟，人们都是大群小伙，说明他们是近支，于是就从每一群中找出一位明白人，分批逐一请来，让他们看着简朴表认祖归宗，并为其开出该群的小简朴表，要求他们按照小简朴表中的人数逐一上统计表，统计个人资料”，“隔代相认难免有困难，多方考证就会将误差缩小到最小范围”。
整个工作用时半年时间，进展相当顺利，上至七八十岁老人，下到年轻小伙，一呼百应，可见人们对修谱的热情。经过走访得知族人们之所以对族谱续修有如此热情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国家的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合村并为社区，再过几十年像瓦房村、李将军庄、姜庄能否存在都是未知数；第二，社会急速发展，后人外出务工和学习，或许就会在外地定居，到那时，李氏后人将很难集中，“我们不能带走家乡一砖一瓦，能带走的只有这部家谱，异乡相见，掏出族谱便能同宗相认会倍感亲切。人老了翻翻族谱会有回家的感觉”，一位在外地成家立业的族人道出了他对此事的看法；第三，族谱早该修订，大伙对此事的期盼由来已久，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
二
打开族谱，首先对我本人来说可以更加清晰的认识各个支脉的错综关系，对于整个村庄的关系结构有了更加立体的理解。说来惭愧，虽说生于斯，但是从初中就开始住校，在家里待的时间其实很短，对于家乡的认识其实不及那些小时候的玩伴，因此这本族谱对于我认识家乡有这很大的帮助。于是在假期有时间就翻翻它，查查各个支脉之间的亲疏关系，找找身在外地的族人的近况，看看某位儿时玩伴们给一两岁儿女们起的名字。当然也许是专业方向使然，一本结构清晰、内容详实的族谱以及农村在场式的体悟都给我选择的研究方向和专业兴趣提供了鲜活、厚重的素材，于是人开始“不安分”起来，脑袋里开始细细品味我们中心基于大量经验调查得出的及其富有价值的概念、观点，产生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在此呈现给大家，若言之有误，敬请大伙指正！
对于山东农村，我们中心贺老师、申师兄早已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提出了很多有关的概念和理论，比如有关农民认同和行动单位的“小亲族”。但是大都是文本上较为模糊的认识，对于现实中到底什么是“小亲族”，具体的说“小亲族”的范围有多大、平时所说的“近支、远支”具体到实践中又有如何的表现、在具体的村庄事务中遵循什么样的行动逻辑等问题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对于我这个常年在外的人有了族谱，结合亲身经历，对此的认识才慢慢明晰起来。家里人将“小亲族”称为“院”，大“院”又可分“前院”、“后院”。以前总是认为“三服、五服”可当做小亲族划分的标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以我们“院”为例，现有的族人分布来看，最初的分支可以上溯到十三世，这样从十三世到现在的二十一世，前后相隔了八代，在世共97人。有趣的是整个瓦房村现有的大大小小的“院”大都从十三世为分支起点。
春节拜年、初五上坟、红白喜事甚至村庄治理都是以“院”为行动单位。大年初一一早起来，先拜本家供奉的先人，再拜在世的长辈，然后出门各家到胡同口集合，等人到齐了再集体出发，先在自家“院”里挨家挨户拜，然后再按照亲疏关系到其他“院”。每逢此时，各院一起出动，大街小巷都是浩浩荡荡的人群，“大群小伙”地好不热闹。在这时候如果自己单独行动是必然要被被人戳脊梁骨的，大伙会认为这人“不合群”、“显摆”、“自认为高人一等”。在我们那里有一句老话叫“磕头了万事”，意思就是本“院”的平常就算有再大的矛盾到拜年时给拜个年，磕个头拜个年也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了”，而双方如果错过了这样一个化解矛盾的好机会是要受到族人耻笑的。红白喜事也是以“院”为参与主体。正月初五院里的一位老人过世了，消息很快传遍全院，大伙自觉集中到老人家里等待主事的安排，报丧、做孝袍、灵床、买菜等都是全院参与，没有安排的晚辈和妇女们都要在灵床前守着，称为“陪灵”。可以说整个红白喜事并不是一两家的事，而是整个“院”的事务，办不好或是不够规模都是要遭到其他“院”的议论指责。
说到办事情不得不提到人情往来，与东北地区、江汉平原等地人情异化相比，山东农村这种情况似乎并不突出。从经济水平上说瓦房村村民年收入并不低于东北和江汉平原等地的农村，因此可以说人情异化与经济水平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人情往来与村庄社会结构特质以及由此对村民行动逻辑的型塑有关。在费孝通先生那里，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是通过差序格局来组织的。在这种社会结构下面，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通过亲属血缘关系建构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圈子。这个圈子的中心是自己，从自己往外一波波地推出，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在差序格局的支配下，个人的行动必须遵循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形成一种费孝通认为的礼治秩序，或梁漱溟认为的伦理本位的社会。但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渗透，农村社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各地历史等各方面情况不尽相同，在这场巨变中呈现出多样化和区域化的特点。东北和江汉平原地区主要是通过移民形成的村落，历史较短，用贺老师的话说就是“缺乏记忆型村庄”。同时贺老师基于荆门农村的调查提出原子化概念，即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是一个个独立的核心家庭，实际上就是核心家庭本位的村庄。在这种原子化的村庄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由于缺乏血缘、亲缘等内生性变量而只能选择外部条件，其中办事情时的人情往来等货币化方式成为其中的主要手段，这种情况在强调“处关系”的东北农村显得更为突出。而在以小亲族为社会结构主要型塑单位的山东农村由于有着相对稳固的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关系结构，在面对婚丧嫁娶等事情时主要以出工帮忙的形式，村民对于货币化的礼金并不看重。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小亲族还对人情的攀比从而导致的异化有着明显规制力，从瓦房村来看，一户办事情，一个“院”里的可以只出工不出钱也可以既出工又出钱，但是只出钱不出工即便是出的钱再多主家也不会领情，在这种情况下大伙赶人情的主要原则就是“随大流”，因为都知道在这上面强出头、玩创意并没有什么好处。这种规制力还体现在对办事情项目的约束上，婚丧嫁娶、小孩满月是瓦房村村民需要办事情的几大项目，而其他的如在东北见到的盖房、揭瓦等从未有过，这种约束主要体现在舆论上，不该办的办会落得连同“院”的都无人搭理的地步，从而很少有人触犯这条“警戒线”。
另一个给我明显触动的方面是感觉小亲族村庄里个人遵循两条并行不悖的行动逻辑，一方面是经济层面上合作的减少，生产主体越来越向单个家庭退化同时也越来越理性化；一方面是在村庄政治和社会层面小亲族作用仍很稳固甚至有越来越强的趋势，上面说的“院”对人情异化的明显抑制力就是小亲族在社会生活层面对村民行动的影响。瓦房村在村委换届选举时主要是先由各“院”推选出候选人呢，然后全村村民投票从候选人中选出村干部。这其中哪个“院”势力大人多哪个“院”获胜的几率就大些。但是最后选出的村干部在当政期间也不敢为所欲为，因为本来有的“院”对自己当选就有意见，如果弄不好在下次选举时造成其他各反对“院”联合的场面自己位置就不保了。今年过年我就亲身经历了几院“弹劾”村干部事件，事情源于年底困难户补助发放，发完后有的人认为自己有条件但没有得，相反有的比自己生活条件好一些的反而得到补助，尤其是现任书记所在“院”的两户。对此事不满的开始私下宣传自己的不满，然后引起所在院的同情和理解，随着情绪慢慢酝酿，不满开始在各不满农户所在的“院”传播开来，最后这几个院联合起来推选代表到书记家理论，最后书记作出让步，道歉并向这几户补发困难补助。由此事情得以平息，但是我听到有的村民议论说因为这件事下次现任书记想要连任是不可能的。总的看来在村庄政治生活中同“院”（小亲族）内部的联系更为紧密，小亲族的行动能力更为强大。也正因此其他地方出现的“恶人治村”、一方独大胡作非为的村治局面在瓦房村并没有出现，以小亲族为单位的参与主体对当政者实行有效监督，从候选人产生到正式选举再到具体的村庄治理都体现了商议民主的村治特色。
三
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和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化过程。可以说作为村民行动和认同单位的小亲族型塑了村民极具特色的行动逻辑，给村民和整个村庄提供一种惯习，一种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但愿这种文化能够在改革的惊涛骇浪和市场经济的狂风暴雨中能够继续保持其鲜活的生命力。
一
对于瓦房村李氏来说，2009年的一件大事是有了成册的族谱，书名为《李氏族谱：二支·友德》。始祖子信公迁居瓦房至今已有六百年余年，人口繁衍众多，各支脉若仍续于一部则难度极大且不便寻阅。本次族谱重建是按照老谱中四支而分支续修，每支一部，四部族谱合在一起即为李氏全谱。瓦房村李氏族谱即为其中一支（二世祖士贤子四，友才、友德、友文、友德，由此李氏分为四支，长支迁居李将军村，二支友德留居瓦房村，三支友文徙居后李庄和姜庄，四支迁居三十里堡），二支自三世祖友德，故而族谱名为《李氏族谱：二支·友德》。全谱共分五部分：序言、历史（包括碑文、县志摘录和为人据事立传）、世系命名说、正文、坟茔图。由于老谱存世极少，所以前四部分将老谱全部内容收录，同时由于年代久远，地势地貌已变，坟多被平，本次只将始祖坟茔图列于后。
族谱与乾隆年间和民国时期先后续修两次，相较于前两次续修，此次族谱创新之处有三：第一，整理成册，改变了以往的挂历形式，每位外出工作、学习的族人人手一册，便于携带和翻阅；第二份简谱和详谱，简谱中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出在谱人错综复杂的支脉关系，而在谱人的详细情况可以在详谱中查询；第三族谱是血脉相传的记载，女孩也是本族血脉，经族人商议规定奉祀女孩可入谱，此乃开女孩入谱之先河，也是本次族谱续修的一大创举。
族谱主修人里书堂（伯父）介绍了本次族谱编写的详细过程，“我先通读老谱，并抄写一部，把繁体字翻成简体，并查字典扫清生字，字典里没有且考证不出的字一律原样照写。第二步，从老谱中扒出四支简谱表，但是最后一代的名字大都过世，将逝去的先辈与后人衔接起来就成为问题”，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我注意到春节拜年、初五上坟，人们都是大群小伙，说明他们是近支，于是就从每一群中找出一位明白人，分批逐一请来，让他们看着简朴表认祖归宗，并为其开出该群的小简朴表，要求他们按照小简朴表中的人数逐一上统计表，统计个人资料”，“隔代相认难免有困难，多方考证就会将误差缩小到最小范围”。
整个工作用时半年时间，进展相当顺利，上至七八十岁老人，下到年轻小伙，一呼百应，可见人们对修谱的热情。经过走访得知族人们之所以对族谱续修有如此热情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国家的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合村并为社区，再过几十年像瓦房村、李将军庄、姜庄能否存在都是未知数；第二，社会急速发展，后人外出务工和学习，或许就会在外地定居，到那时，李氏后人将很难集中，“我们不能带走家乡一砖一瓦，能带走的只有这部家谱，异乡相见，掏出族谱便能同宗相认会倍感亲切。人老了翻翻族谱会有回家的感觉”，一位在外地成家立业的族人道出了他对此事的看法；第三，族谱早该修订，大伙对此事的期盼由来已久，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
二
打开族谱，首先对我本人来说可以更加清晰的认识各个支脉的错综关系，对于整个村庄的关系结构有了更加立体的理解。说来惭愧，虽说生于斯，但是从初中就开始住校，在家里待的时间其实很短，对于家乡的认识其实不及那些小时候的玩伴，因此这本族谱对于我认识家乡有这很大的帮助。于是在假期有时间就翻翻它，查查各个支脉之间的亲疏关系，找找身在外地的族人的近况，看看某位儿时玩伴们给一两岁儿女们起的名字。当然也许是专业方向使然，一本结构清晰、内容详实的族谱以及农村在场式的体悟都给我选择的研究方向和专业兴趣提供了鲜活、厚重的素材，于是人开始“不安分”起来，脑袋里开始细细品味我们中心基于大量经验调查得出的及其富有价值的概念、观点，产生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在此呈现给大家，若言之有误，敬请大伙指正！
对于山东农村，我们中心贺老师、申师兄早已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提出了很多有关的概念和理论，比如有关农民认同和行动单位的“小亲族”。但是大都是文本上较为模糊的认识，对于现实中到底什么是“小亲族”，具体的说“小亲族”的范围有多大、平时所说的“近支、远支”具体到实践中又有如何的表现、在具体的村庄事务中遵循什么样的行动逻辑等问题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对于我这个常年在外的人有了族谱，结合亲身经历，对此的认识才慢慢明晰起来。家里人将“小亲族”称为“院”，大“院”又可分“前院”、“后院”。以前总是认为“三服、五服”可当做小亲族划分的标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以我们“院”为例，现有的族人分布来看，最初的分支可以上溯到十三世，这样从十三世到现在的二十一世，前后相隔了八代，在世共97人。有趣的是整个瓦房村现有的大大小小的“院”大都从十三世为分支起点。
春节拜年、初五上坟、红白喜事甚至村庄治理都是以“院”为行动单位。大年初一一早起来，先拜本家供奉的先人，再拜在世的长辈，然后出门各家到胡同口集合，等人到齐了再集体出发，先在自家“院”里挨家挨户拜，然后再按照亲疏关系到其他“院”。每逢此时，各院一起出动，大街小巷都是浩浩荡荡的人群，“大群小伙”地好不热闹。在这时候如果自己单独行动是必然要被被人戳脊梁骨的，大伙会认为这人“不合群”、“显摆”、“自认为高人一等”。在我们那里有一句老话叫“磕头了万事”，意思就是本“院”的平常就算有再大的矛盾到拜年时给拜个年，磕个头拜个年也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了”，而双方如果错过了这样一个化解矛盾的好机会是要受到族人耻笑的。红白喜事也是以“院”为参与主体。正月初五院里的一位老人过世了，消息很快传遍全院，大伙自觉集中到老人家里等待主事的安排，报丧、做孝袍、灵床、买菜等都是全院参与，没有安排的晚辈和妇女们都要在灵床前守着，称为“陪灵”。可以说整个红白喜事并不是一两家的事，而是整个“院”的事务，办不好或是不够规模都是要遭到其他“院”的议论指责。
说到办事情不得不提到人情往来，与东北地区、江汉平原等地人情异化相比，山东农村这种情况似乎并不突出。从经济水平上说瓦房村村民年收入并不低于东北和江汉平原等地的农村，因此可以说人情异化与经济水平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人情往来与村庄社会结构特质以及由此对村民行动逻辑的型塑有关。在费孝通先生那里，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是通过差序格局来组织的。在这种社会结构下面，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通过亲属血缘关系建构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圈子。这个圈子的中心是自己，从自己往外一波波地推出，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在差序格局的支配下，个人的行动必须遵循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形成一种费孝通认为的礼治秩序，或梁漱溟认为的伦理本位的社会。但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渗透，农村社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各地历史等各方面情况不尽相同，在这场巨变中呈现出多样化和区域化的特点。东北和江汉平原地区主要是通过移民形成的村落，历史较短，用贺老师的话说就是“缺乏记忆型村庄”。同时贺老师基于荆门农村的调查提出原子化概念，即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是一个个独立的核心家庭，实际上就是核心家庭本位的村庄。在这种原子化的村庄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由于缺乏血缘、亲缘等内生性变量而只能选择外部条件，其中办事情时的人情往来等货币化方式成为其中的主要手段，这种情况在强调“处关系”的东北农村显得更为突出。而在以小亲族为社会结构主要型塑单位的山东农村由于有着相对稳固的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关系结构，在面对婚丧嫁娶等事情时主要以出工帮忙的形式，村民对于货币化的礼金并不看重。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小亲族还对人情的攀比从而导致的异化有着明显规制力，从瓦房村来看，一户办事情，一个“院”里的可以只出工不出钱也可以既出工又出钱，但是只出钱不出工即便是出的钱再多主家也不会领情，在这种情况下大伙赶人情的主要原则就是“随大流”，因为都知道在这上面强出头、玩创意并没有什么好处。这种规制力还体现在对办事情项目的约束上，婚丧嫁娶、小孩满月是瓦房村村民需要办事情的几大项目，而其他的如在东北见到的盖房、揭瓦等从未有过，这种约束主要体现在舆论上，不该办的办会落得连同“院”的都无人搭理的地步，从而很少有人触犯这条“警戒线”。
另一个给我明显触动的方面是感觉小亲族村庄里个人遵循两条并行不悖的行动逻辑，一方面是经济层面上合作的减少，生产主体越来越向单个家庭退化同时也越来越理性化；一方面是在村庄政治和社会层面小亲族作用仍很稳固甚至有越来越强的趋势，上面说的“院”对人情异化的明显抑制力就是小亲族在社会生活层面对村民行动的影响。瓦房村在村委换届选举时主要是先由各“院”推选出候选人呢，然后全村村民投票从候选人中选出村干部。这其中哪个“院”势力大人多哪个“院”获胜的几率就大些。但是最后选出的村干部在当政期间也不敢为所欲为，因为本来有的“院”对自己当选就有意见，如果弄不好在下次选举时造成其他各反对“院”联合的场面自己位置就不保了。今年过年我就亲身经历了几院“弹劾”村干部事件，事情源于年底困难户补助发放，发完后有的人认为自己有条件但没有得，相反有的比自己生活条件好一些的反而得到补助，尤其是现任书记所在“院”的两户。对此事不满的开始私下宣传自己的不满，然后引起所在院的同情和理解，随着情绪慢慢酝酿，不满开始在各不满农户所在的“院”传播开来，最后这几个院联合起来推选代表到书记家理论，最后书记作出让步，道歉并向这几户补发困难补助。由此事情得以平息，但是我听到有的村民议论说因为这件事下次现任书记想要连任是不可能的。总的看来在村庄政治生活中同“院”（小亲族）内部的联系更为紧密，小亲族的行动能力更为强大。也正因此其他地方出现的“恶人治村”、一方独大胡作非为的村治局面在瓦房村并没有出现，以小亲族为单位的参与主体对当政者实行有效监督，从候选人产生到正式选举再到具体的村庄治理都体现了商议民主的村治特色。
三
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和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文化的基础必须是同意的,但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化过程。可以说作为村民行动和认同单位的小亲族型塑了村民极具特色的行动逻辑，给村民和整个村庄提供一种惯习，一种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但愿这种文化能够在改革的惊涛骇浪和市场经济的狂风暴雨中能够继续保持其鲜活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