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书法与酒的不解之缘
古时，“琴棋书画诗酒花”并称，“书”尤其和诗画相类，都是文人雅士借以传情达意的工具。不过，书法创作讲究颇多，无论幅式、章法、布局、题款都各有要求，而且如果文字内容不是即兴创作的话，对应的字体也须有一番拣择。可以说，好的书法作品集结着太多的因素，但创作的过程却又必须是一气呵成的。
中国的酒文化和艺术创作，尤其是书法的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人常喜酒后作书，可见酒和书法的天然相洽性。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它能激活灵感，使人放下日常生活中的人格面具，忘掉现实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功名利禄，以及其它世俗的东西，还己一个本真的状态，而这恰恰是书法创作的佳境。
酒和书法的结合，最早可以推及铸造酒器的时候。西周时期，酒器里的铭文，就是两者最初的结合。如商代晚期有一件有关酒的青铜器，其铭文共23字，现藏山东菏泽市文化馆。而作为酒具的大盂鼎，其铭文笔法秀丽雅致，在金文中属于上乘之作。
及至东晋王羲之兰亭雅集、微醺作序，方才在彼此缠绕的文化史上成就了一段旷古烁今的佳话。时值暮春之初，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行流觞曲水，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俱”了。诗人骚客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感到人生与自然相合相契的快乐。在“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清丽景色中，王羲之微醉命笔，畅叙幽情，写下这清逸秀婉、一片神机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酒是灵感的触媒体，是艺术创作之母，也是让书法家脱离人格面具，达到真血性、真情怀这种状态的一个很好的媒介。可以说，《兰亭序》只是书与酒的一次偶然结合，是这偶然结合下绽放的一朵奇葩。等到盛唐气象下的书家“颠张醉素”那里，书法与酒才实现了最高层次的结合。
(二) “颠张狂素”凸显唐代酒文化的兴盛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大开大放、文化全面繁荣，极具浪漫气息的自由奔放的时代，造
就了许多思想自由之下艺术创作的顶峰，诗歌、舞蹈、书法无不如此。可以说，酒在这样的时代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就记述了当时长安市上的八位“酒仙”。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又同在长安，大唐风尚可见一斑。而草圣张旭就是“酒中八仙”之一。
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豪放，嗜好饮酒，常常喝得大醉，呼叫狂走，挥毫作字，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时人称之为“张颠”。他上承张芝、二王一路，创造出“变动如鬼神”的狂草。和他的狂草完全不同的是，他的楷书则完全是虞欧笔法，端严规整。狂草是书法中自由表现的极致。如果没有酒的作用，“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其如何成为可能，将是一个疑问。《新唐书》上就有记载，张旭“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此外，唐代书法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书壁。张旭每至酒酣，便狂呼大叫，在粉壁、屏障上泼墨挥毫，笔走龙蛇，那种满壁纵横的气势，没有酒力助之更是难以想象。
与张旭并称的怀素，是位“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的僧人。比之张旭，怀素似更洒脱。一日九醉，只是埋首于书法，“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五代僧人草书家贯休曾以《观怀素草书歌》赞美怀素：“张颠颠后颠非颠，直至怀素始是颠”，“忽然绝叫三两声，满壁纵横万千字”，“醉来信手三两行，醒后却书书不得”，这都充分说明了酒对书法的催生、对书法逞才使气多么重要。
在这里，酒作为艺术创作的刺激物，发挥了恰到好处的作用。书家借助酒的神力，对旧有的书风实现了神奇的突破，继而进入随意挥洒、“虽复变化多端，而未尝乱其法度”的至高境界。书法艺术与酒的结合，至此堪称化境。
(三) 宋元明清书法与酒精神之同一性
苏、黄、米、蔡是宋代书法的四大家，其中苏轼和酒的渊源最深。他一生坎坷，是位喜酒的文人兼书家。诗文中涉及到酒的篇章比比皆是，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身后名轻，但觉一杯重”等等。流放间，他与百姓相处融洽，喜欢同村野之人对饮；在惠州期间，还给很多当地的酒起过名字。酒后作书自然不在话下，他曾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也就是说，他作书崇尚“信手”写来，喜欢即兴创作的那种放松和随意。书法史上有米芾置酒邀苏轼对书的一段佳话。酒后作字，使一代文豪留下了平时不及的精品佳作。
但是宋朝较之唐朝，社会风尚早已大异其趣。在激情奔放的唐朝，儒释道三教多元并存，诸家“各显神通”，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它对应的，书法也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规范化之下的唐楷，另一个就是充分展现个性、灵感迸射的狂草。而到了宋朝，由于三教合一，出现了以儒家为主、禅道相参的有序局面，形成了相对内敛含蓄、恬然淡雅的文化风尚。在这种氛围下，宋人转而以书写行书为主，“宋四家”便多以行书行世。总的说来，宋人比唐人“老实”，他们更内敛，酒也喝得少了。
及至明清，又出了几个嗜酒且个性奇崛的书家，如徐渭、王铎、八大山人、傅山等等。这些人天赋异禀，却也都郁愤癫狂，桀骜倔强，因此也喜欢借酒抒怀、寄情翰墨。其中，最善饮的首推王铎，有千杯不醉之称。傅山也喜酒后走笔，“醉后突兀兴不已，洒作粉壁石倾斜”。显然，对他们来说，酒是他们生命当中的激发素、催化剂，一个烈性炸药的雷管。如果没有酒，他们的创造力极有可能被封死在僵化的生命历程当中。正是因为酒，他们才得以换一种思维，换一种状态，从而在困厄的人生里，焕发出艺术创造的活力。
(一) 书法与酒的不解之缘
古时，“琴棋书画诗酒花”并称，“书”尤其和诗画相类，都是文人雅士借以传情达意的工具。不过，书法创作讲究颇多，无论幅式、章法、布局、题款都各有要求，而且如果文字内容不是即兴创作的话，对应的字体也须有一番拣择。可以说，好的书法作品集结着太多的因素，但创作的过程却又必须是一气呵成的。
中国的酒文化和艺术创作，尤其是书法的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人常喜酒后作书，可见酒和书法的天然相洽性。酒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它能激活灵感，使人放下日常生活中的人格面具，忘掉现实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功名利禄，以及其它世俗的东西，还己一个本真的状态，而这恰恰是书法创作的佳境。
酒和书法的结合，最早可以推及铸造酒器的时候。西周时期，酒器里的铭文，就是两者最初的结合。如商代晚期有一件有关酒的青铜器，其铭文共23字，现藏山东菏泽市文化馆。而作为酒具的大盂鼎，其铭文笔法秀丽雅致，在金文中属于上乘之作。
及至东晋王羲之兰亭雅集、微醺作序，方才在彼此缠绕的文化史上成就了一段旷古烁今的佳话。时值暮春之初，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行流觞曲水，可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俱”了。诗人骚客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感到人生与自然相合相契的快乐。在“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的清丽景色中，王羲之微醉命笔，畅叙幽情，写下这清逸秀婉、一片神机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
酒是灵感的触媒体，是艺术创作之母，也是让书法家脱离人格面具，达到真血性、真情怀这种状态的一个很好的媒介。可以说，《兰亭序》只是书与酒的一次偶然结合，是这偶然结合下绽放的一朵奇葩。等到盛唐气象下的书家“颠张醉素”那里，书法与酒才实现了最高层次的结合。
(二) “颠张狂素”凸显唐代酒文化的兴盛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大开大放、文化全面繁荣，极具浪漫气息的自由奔放的时代，造
就了许多思想自由之下艺术创作的顶峰，诗歌、舞蹈、书法无不如此。可以说，酒在这样的时代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就记述了当时长安市上的八位“酒仙”。他们处于同一时代，又同在长安，大唐风尚可见一斑。而草圣张旭就是“酒中八仙”之一。
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豪放，嗜好饮酒，常常喝得大醉，呼叫狂走，挥毫作字，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时人称之为“张颠”。他上承张芝、二王一路，创造出“变动如鬼神”的狂草。和他的狂草完全不同的是，他的楷书则完全是虞欧笔法，端严规整。狂草是书法中自由表现的极致。如果没有酒的作用，“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其如何成为可能，将是一个疑问。《新唐书》上就有记载，张旭“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此外，唐代书法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书壁。张旭每至酒酣，便狂呼大叫，在粉壁、屏障上泼墨挥毫，笔走龙蛇，那种满壁纵横的气势，没有酒力助之更是难以想象。
与张旭并称的怀素，是位“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的僧人。比之张旭，怀素似更洒脱。一日九醉，只是埋首于书法，“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五代僧人草书家贯休曾以《观怀素草书歌》赞美怀素：“张颠颠后颠非颠，直至怀素始是颠”，“忽然绝叫三两声，满壁纵横万千字”，“醉来信手三两行，醒后却书书不得”，这都充分说明了酒对书法的催生、对书法逞才使气多么重要。
在这里，酒作为艺术创作的刺激物，发挥了恰到好处的作用。书家借助酒的神力，对旧有的书风实现了神奇的突破，继而进入随意挥洒、“虽复变化多端，而未尝乱其法度”的至高境界。书法艺术与酒的结合，至此堪称化境。
(三) 宋元明清书法与酒精神之同一性
苏、黄、米、蔡是宋代书法的四大家，其中苏轼和酒的渊源最深。他一生坎坷，是位喜酒的文人兼书家。诗文中涉及到酒的篇章比比皆是，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身后名轻，但觉一杯重”等等。流放间，他与百姓相处融洽，喜欢同村野之人对饮；在惠州期间，还给很多当地的酒起过名字。酒后作书自然不在话下，他曾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也就是说，他作书崇尚“信手”写来，喜欢即兴创作的那种放松和随意。书法史上有米芾置酒邀苏轼对书的一段佳话。酒后作字，使一代文豪留下了平时不及的精品佳作。
但是宋朝较之唐朝，社会风尚早已大异其趣。在激情奔放的唐朝，儒释道三教多元并存，诸家“各显神通”，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它对应的，书法也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规范化之下的唐楷，另一个就是充分展现个性、灵感迸射的狂草。而到了宋朝，由于三教合一，出现了以儒家为主、禅道相参的有序局面，形成了相对内敛含蓄、恬然淡雅的文化风尚。在这种氛围下，宋人转而以书写行书为主，“宋四家”便多以行书行世。总的说来，宋人比唐人“老实”，他们更内敛，酒也喝得少了。
及至明清，又出了几个嗜酒且个性奇崛的书家，如徐渭、王铎、八大山人、傅山等等。这些人天赋异禀，却也都郁愤癫狂，桀骜倔强，因此也喜欢借酒抒怀、寄情翰墨。其中，最善饮的首推王铎，有千杯不醉之称。傅山也喜酒后走笔，“醉后突兀兴不已，洒作粉壁石倾斜”。显然，对他们来说，酒是他们生命当中的激发素、催化剂，一个烈性炸药的雷管。如果没有酒，他们的创造力极有可能被封死在僵化的生命历程当中。正是因为酒，他们才得以换一种思维，换一种状态，从而在困厄的人生里，焕发出艺术创造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