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视的繁盛源于文学的溢出效应
傅逸尘：最早接触你的作品是中短篇小说，在整个70后作家群中，你的个人风格也是显明出挑的。然而从《旗袍》开始，短短几年间，《旗袍2》《大西南剿匪记》《从将军到士兵》《太平公主秘史》《铁面歌女》《代号十三钗》《隋唐英雄》《花红花火》，一部部影视剧的接连推出，使得“海飞现象”成为横跨文学与影视两界的热门话题。即将上映的电视剧《麻雀》又是未播先火，在我看来，这是你谍战剧创作中文学性极强的一部，把一个中篇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是一种极有难度的写作啊。
海飞：说到难度，首先当然来自文体的转换，《麻雀》源于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同名中篇小说。但是对编剧而言，最大的难度还是来自于对品质的追求，说白了是一场智力比拼，也是一场闯关游戏。特别要说的是，“两难”是最令编剧纠结的，在以往的谍战剧中，我们总是忽略了“难”的程度，主人公面临的问题，总会轻易地迎刃而解。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要想打造一部经典剧，编剧必须要把自己逼到墙角，置之死地而后生。
傅逸尘：我们常说影视编剧是双刃剑，过多涉及影视文学创作会损坏小说家的感觉。但在你的小说创作中似乎并未出现这种状况，反而是感觉你的故事编织非常扎实，而且借用了很多视觉化语言，比如人物视角的切换、故事桥段的运用……打通小说创作与剧本写作间的鸿沟，并在两者之间自由跨界，是一件看似难以完成的任务，你是怎样处理并且融汇这两种思维或曰两种语言的?
海飞：有很多小说家离开小说后没有再回来，不是回不来，是他们不想回来了。回来的路径只有一条，相对的安静。但是剧本创作让他们无法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来静心。我在写小说前，会有一个清空“剧本意识”的过程，然后我会像武侠小说中的入定一样，进入到小说的核心中去。我的生活相对简单，吃饭，睡觉，散步，看书，写作，和那种“热闹”相距甚远。其实“重归小说”没有那么艰难，如同一个老理发师，多年不给人理发，拿起剪刀也未必手生。重要的是，他主观上是不是想拿起这把剪刀。
傅逸尘：编织一个“好看”的故事是编剧核心的工作，如果再能塑造几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这部剧也就立得住了。然而小说却不同，故事毕竟只是重要元素之一，还有思想、语言、结构等等。从技术层面，你怎样看待剧本与小说的差异?
海飞：剧本和小说还是有很大差异。电影靠画面，是考验导演功底的;电视剧靠的是对白，考验编剧功底。当然，影视作品还需要团队的摄影、灯光、录音、剪辑等多部门联动，其实是一个综合产品。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编剧，回到小说创作中时，最常见的现象是，叙事的语言美感完全缺失，大量填充情节，生怕读者想象力不够。所以最容易生产出不像剧本又不像小说的一种文体。优秀的剧本其实也应该融合许多小说创作的要素的，比如你所说的思想、语言、结构。我一直以为，好小说很少有没被改为好剧的，好剧也很少有缺失好小说基础的。就中国小说而言，《红高粱》《城南旧事》《围城》等比比皆是，流传至今的四大名著，没有一部不被改编成影视剧。也比如《人间正道是沧桑》《潜伏》《北平无战事》等电视剧，有着十分稳固的长篇构架，其故事若成为小说，不比国内一些获长篇小说巨奖的获奖作品差。
傅逸尘：你近期的作品如《麻雀》《捕风者》《向延安》《回家》等，都是先有高品质的小说文本，再转化为影视剧产品。我发现无论是小说文本还是电视剧剧本，在故事的层面都非常精彩、扎实，似乎编一个“好看”的故事对你而言并不困难。很显然，你在剧本中寄寓了更大的文学抱负。
海飞：莫言曾把获诺奖时的演讲标题取为：讲故事的人。可见讲好故事是难中之难。四大名著，无一不是经过了数百年检验的好故事。我始终觉得，好小说应该是一个汪洋恣肆的故事，这故事是泥沙，但是夹在文学的“水”中，滚滚而来，瞬间击中读者的阅读神经。客观来说，优秀的小说家大规模投身影视编剧，成就了中国影视近二十年来的繁盛与辉煌。但这种源自文学溢出效应的支撑正在迅速衰减。好编剧要讲好故事，更要留下经典的文本。
二、所谓类型， 不过是呈现生活横切面的舞台
傅逸尘：整体而言，你的创作有着强烈的烟火气息，擅长在日常生活的流态中描摹活色生香却又感伤易碎的小辰光，折射出大历史的轮廓和面影;你的剧本通常都聚焦个体的情感纠葛和命运轨迹，在或明或暗的战场上检视人性的复杂和纯粹。对于个人化的风格，你有怎样的追求?
海飞：说到风格，我承认我对复杂人性的解读与描摹充满热情，极度迷恋。小说和剧本都有无数种风格及其所必须承载的使命，而我更倾向于用文字讲述人间悲欢，展现让人动容和歌哭的人生，呈现特定年代风起云涌的生活画卷。我愿意是一个复述者或者聆听者，甚至愿意和剧中人，一起细数一件大衣上细密的针脚。
傅逸尘：21世纪以来，狭义的谍战或广义的军事题材，因为电视剧和网络小说的繁盛，都被深刻地烙上了类型化写作的印迹。然而在我看来，决定一部类型化文本成功的关键，恰恰在于作者的反类型化叙事的努力。《向延安》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琳琅满目甚至有些眼花缭乱的故事框架并非你叙事意旨的全部，你似乎更加在意作品的生活质地?
海飞：我喜欢用文字来呈现生活的横切面。我一直以为，无论是谍战，战争，武侠，推理等诸多类型的小说，最关键点在于写生活，写人生，写情感。所谓的类型，不过只是一个呈现生活横切面的舞台。比如《向延安》，说白了就是在写民国年间一个大厨的生活。有时候我迷恋戏曲，如越剧《碧玉簪》中的片断《三盖衣》，那种细节的描摹令人叫绝。传统戏曲中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生活的质感。
三、“谍战”题材会一直存在并永无止境
傅逸尘：一段时间以来，各种雷剧横行，不仅倒了观众的胃口，也给人这样一种错觉：剧本是一群人关在宾馆房间里、纯凭想象甚至“胡编乱造”攒出来的。然而在你的作品中，很多故事和人物似乎都有着原型，你怎样看待生活真实和虚构想象之间的关系?
海飞：原型和虚构并存吧，基本的人物心理、常识性的生活逻辑以及涉及史实的部分必须真实。比如《回家》这部作品，其中涉及的地名全部真实，在创作开始的时候，我就画了一张路线图，给主人公设定了一条“真实”的回家之路。小说中所提到的大事件相对真实，如日军从宁波登陆，“里浦惨案”等。在创作之前，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宁波姜堰敬老院的一位抗战老兵，在喝下一碗黄酒后，高唱《满江红》，这让我十分动容，仿佛在歌声背后听到了当年的枪炮之声。而日本军人在战时的种种细节，我都是从一些日本画册、书籍中了解，我沉迷在这种对故旧事物的窥探中，并因此感到无比的快乐。
傅逸尘：你当过兵，又写了这么多历史战争题材的作品。有没有考虑过写一部现实军旅题材的电视剧?毕竟现在这方面比较匮乏优秀的作品。
海飞：我是一个有着强烈军旅情结的退伍老兵，每次看到军旅题材影视剧，都热血沸腾，仿佛让我回到那段军旅生涯。或许一些影视作品中出现的，对很多人来说是枯燥乏味的部队出操，喊口令，对我来说也显得如此亲切。但是创作一部军旅剧需要有缘分，如果有时间，有素材，有创作的激情，我会写一部。
傅逸尘：谍战题材目前似乎已经进入了瓶颈，下一步还会有怎样的发展空间，你会在哪方面进行探索或者努力?
海飞：无论谍战小说还是谍战剧，都迫切需要提升品质。“谍战”作为一种题材类型，会一直存在并永无止境。对于谍战剧，我喜欢内敛与深沉，喜欢不动声色的慢，喜欢那种暗流涌动的惊心动魄;不光展现惊心动魄的革命往事，也传达一种“惟祖国与信仰不可辜负”的崇高精神，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亟需补充的精神钙质。
一、影视的繁盛源于文学的溢出效应
傅逸尘：最早接触你的作品是中短篇小说，在整个70后作家群中，你的个人风格也是显明出挑的。然而从《旗袍》开始，短短几年间，《旗袍2》《大西南剿匪记》《从将军到士兵》《太平公主秘史》《铁面歌女》《代号十三钗》《隋唐英雄》《花红花火》，一部部影视剧的接连推出，使得“海飞现象”成为横跨文学与影视两界的热门话题。即将上映的电视剧《麻雀》又是未播先火，在我看来，这是你谍战剧创作中文学性极强的一部，把一个中篇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是一种极有难度的写作啊。
海飞：说到难度，首先当然来自文体的转换，《麻雀》源于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同名中篇小说。但是对编剧而言，最大的难度还是来自于对品质的追求，说白了是一场智力比拼，也是一场闯关游戏。特别要说的是，“两难”是最令编剧纠结的，在以往的谍战剧中，我们总是忽略了“难”的程度，主人公面临的问题，总会轻易地迎刃而解。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要想打造一部经典剧，编剧必须要把自己逼到墙角，置之死地而后生。
傅逸尘：我们常说影视编剧是双刃剑，过多涉及影视文学创作会损坏小说家的感觉。但在你的小说创作中似乎并未出现这种状况，反而是感觉你的故事编织非常扎实，而且借用了很多视觉化语言，比如人物视角的切换、故事桥段的运用……打通小说创作与剧本写作间的鸿沟，并在两者之间自由跨界，是一件看似难以完成的任务，你是怎样处理并且融汇这两种思维或曰两种语言的?
海飞：有很多小说家离开小说后没有再回来，不是回不来，是他们不想回来了。回来的路径只有一条，相对的安静。但是剧本创作让他们无法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来静心。我在写小说前，会有一个清空“剧本意识”的过程，然后我会像武侠小说中的入定一样，进入到小说的核心中去。我的生活相对简单，吃饭，睡觉，散步，看书，写作，和那种“热闹”相距甚远。其实“重归小说”没有那么艰难，如同一个老理发师，多年不给人理发，拿起剪刀也未必手生。重要的是，他主观上是不是想拿起这把剪刀。
傅逸尘：编织一个“好看”的故事是编剧核心的工作，如果再能塑造几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这部剧也就立得住了。然而小说却不同，故事毕竟只是重要元素之一，还有思想、语言、结构等等。从技术层面，你怎样看待剧本与小说的差异?
海飞：剧本和小说还是有很大差异。电影靠画面，是考验导演功底的;电视剧靠的是对白，考验编剧功底。当然，影视作品还需要团队的摄影、灯光、录音、剪辑等多部门联动，其实是一个综合产品。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编剧，回到小说创作中时，最常见的现象是，叙事的语言美感完全缺失，大量填充情节，生怕读者想象力不够。所以最容易生产出不像剧本又不像小说的一种文体。优秀的剧本其实也应该融合许多小说创作的要素的，比如你所说的思想、语言、结构。我一直以为，好小说很少有没被改为好剧的，好剧也很少有缺失好小说基础的。就中国小说而言，《红高粱》《城南旧事》《围城》等比比皆是，流传至今的四大名著，没有一部不被改编成影视剧。也比如《人间正道是沧桑》《潜伏》《北平无战事》等电视剧，有着十分稳固的长篇构架，其故事若成为小说，不比国内一些获长篇小说巨奖的获奖作品差。
傅逸尘：你近期的作品如《麻雀》《捕风者》《向延安》《回家》等，都是先有高品质的小说文本，再转化为影视剧产品。我发现无论是小说文本还是电视剧剧本，在故事的层面都非常精彩、扎实，似乎编一个“好看”的故事对你而言并不困难。很显然，你在剧本中寄寓了更大的文学抱负。
海飞：莫言曾把获诺奖时的演讲标题取为：讲故事的人。可见讲好故事是难中之难。四大名著，无一不是经过了数百年检验的好故事。我始终觉得，好小说应该是一个汪洋恣肆的故事，这故事是泥沙，但是夹在文学的“水”中，滚滚而来，瞬间击中读者的阅读神经。客观来说，优秀的小说家大规模投身影视编剧，成就了中国影视近二十年来的繁盛与辉煌。但这种源自文学溢出效应的支撑正在迅速衰减。好编剧要讲好故事，更要留下经典的文本。
二、所谓类型， 不过是呈现生活横切面的舞台
傅逸尘：整体而言，你的创作有着强烈的烟火气息，擅长在日常生活的流态中描摹活色生香却又感伤易碎的小辰光，折射出大历史的轮廓和面影;你的剧本通常都聚焦个体的情感纠葛和命运轨迹，在或明或暗的战场上检视人性的复杂和纯粹。对于个人化的风格，你有怎样的追求?
海飞：说到风格，我承认我对复杂人性的解读与描摹充满热情，极度迷恋。小说和剧本都有无数种风格及其所必须承载的使命，而我更倾向于用文字讲述人间悲欢，展现让人动容和歌哭的人生，呈现特定年代风起云涌的生活画卷。我愿意是一个复述者或者聆听者，甚至愿意和剧中人，一起细数一件大衣上细密的针脚。
傅逸尘：21世纪以来，狭义的谍战或广义的军事题材，因为电视剧和网络小说的繁盛，都被深刻地烙上了类型化写作的印迹。然而在我看来，决定一部类型化文本成功的关键，恰恰在于作者的反类型化叙事的努力。《向延安》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琳琅满目甚至有些眼花缭乱的故事框架并非你叙事意旨的全部，你似乎更加在意作品的生活质地?
海飞：我喜欢用文字来呈现生活的横切面。我一直以为，无论是谍战，战争，武侠，推理等诸多类型的小说，最关键点在于写生活，写人生，写情感。所谓的类型，不过只是一个呈现生活横切面的舞台。比如《向延安》，说白了就是在写民国年间一个大厨的生活。有时候我迷恋戏曲，如越剧《碧玉簪》中的片断《三盖衣》，那种细节的描摹令人叫绝。传统戏曲中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生活的质感。
三、“谍战”题材会一直存在并永无止境
傅逸尘：一段时间以来，各种雷剧横行，不仅倒了观众的胃口，也给人这样一种错觉：剧本是一群人关在宾馆房间里、纯凭想象甚至“胡编乱造”攒出来的。然而在你的作品中，很多故事和人物似乎都有着原型，你怎样看待生活真实和虚构想象之间的关系?
海飞：原型和虚构并存吧，基本的人物心理、常识性的生活逻辑以及涉及史实的部分必须真实。比如《回家》这部作品，其中涉及的地名全部真实，在创作开始的时候，我就画了一张路线图，给主人公设定了一条“真实”的回家之路。小说中所提到的大事件相对真实，如日军从宁波登陆，“里浦惨案”等。在创作之前，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宁波姜堰敬老院的一位抗战老兵，在喝下一碗黄酒后，高唱《满江红》，这让我十分动容，仿佛在歌声背后听到了当年的枪炮之声。而日本军人在战时的种种细节，我都是从一些日本画册、书籍中了解，我沉迷在这种对故旧事物的窥探中，并因此感到无比的快乐。
傅逸尘：你当过兵，又写了这么多历史战争题材的作品。有没有考虑过写一部现实军旅题材的电视剧?毕竟现在这方面比较匮乏优秀的作品。
海飞：我是一个有着强烈军旅情结的退伍老兵，每次看到军旅题材影视剧，都热血沸腾，仿佛让我回到那段军旅生涯。或许一些影视作品中出现的，对很多人来说是枯燥乏味的部队出操，喊口令，对我来说也显得如此亲切。但是创作一部军旅剧需要有缘分，如果有时间，有素材，有创作的激情，我会写一部。
傅逸尘：谍战题材目前似乎已经进入了瓶颈，下一步还会有怎样的发展空间，你会在哪方面进行探索或者努力?
海飞：无论谍战小说还是谍战剧，都迫切需要提升品质。“谍战”作为一种题材类型，会一直存在并永无止境。对于谍战剧，我喜欢内敛与深沉，喜欢不动声色的慢，喜欢那种暗流涌动的惊心动魄;不光展现惊心动魄的革命往事，也传达一种“惟祖国与信仰不可辜负”的崇高精神，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亟需补充的精神钙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