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讲解员《古代深圳》讲解词
欢迎各位走进古代深圳展厅。深圳7000年考古发掘出的文物陈列其中，既有新石器时代的鱼骨钓钩，也有石头和泥土烧制的陶器。深圳深厚的文化积淀，在秦汉开始的1700多年的郡县史、600多年的南头城和大鹏城史中体现出来，从遥远北方迁来的客家移民在300多年里为深圳历史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第一部分 先民足迹
许多观众都会认为深圳是一夜新城，其实早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就有人类在这片美丽的南海之滨生活了，现在就请大家随我一起来看看深圳海边古沙堤上神奇的发现。
这是我们目前发现深圳最早的人类居住过的地方——大鹏半岛咸头岭村。出土了大量文物，我们通过科学的测定，东西就是7000年前深圳的老祖先用过的，别看它们非常的简单，可是大有用处了，古代先民们就是用这些来做生活生产工具的。
这件陶器称釜，是古人用来煮食物的用具，相当于今天用的锅；这些石块经过了磨制，也成为了一种工具——磨制石器。这是锛，先民们就是用它们砍伐树木，建自己住的窝棚。
这处遗址被评为“2006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这些古人用他们独特的方式拉开了深圳历史的新篇。这是1980年
在小梅沙沙丘遗址出土的彩陶圈足盘，是一件非常精美的陶器，反映了古人高超的工艺水准。我们来看，这件陶器质地细腻，表里打磨光滑，成暗红色，用彩绘勾画出波浪纹和浪花纹配上小镂孔，这么精美的陶器是6000多年前的深圳古人制造出的，非常的了不起，推测应为古人祭祀海神时的用具。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石器——石拍，为大梅沙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出土。石拍非常完整精美，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体形扁薄，正面有平行直线凹槽，贯穿上下两端，关于这种石器的用途，学术界有多种意见：有学者认为石拍是古人制做陶器用的工具。也有学者认为石拍是古人制作树皮布时使用的拍打工具。还有学者认为是古人用来搓澡（类似于现在的搓石）的工具。至于它确切的用途，还有待我们的专家进一步论证。
约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时期深圳原始先民在生活水平上都比前一时期有了进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古人用过的用具来了解，这是1980年蛇口赤湾出土的陶器，样式非常的特别，叫陶炉箅，造型跟现代的柴炉、煤炉炉箅十分接近，外形大多数是方形，箅眼形状多有叶脉状、花瓣状等，这么多的样式，猜想是我们的祖先为了满足不同的用火需要而设计的，说明了这个时期的煮食物技术有很大的进步。
石器---石锛,是不是很像木匠用的铁锛？为了更好的用绳索将它牢固绑在“7”形木柄上，所以老祖先们把它磨成两段，这样用起来就能获得较高的效率了。
石箭镞跟我们今天用的箭镞外型几乎一样，磨制更为锋利了，打猎时的命中率更高了。
还出现了石环、镯、水晶饰品，这一时期的人们开始用这些来打扮自己了。
各位请看：这是深圳屋背岭商时期墓地发掘场景，这个墓葬群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而这些文物是深圳商时期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和石器。其中陶器出现了商代文化特征，这些陶器上的纹饰有，云蕾纹/曲折纹等与中原同时期青铜器的纹饰有相似之处，体现了岭南商代文化特点。
大约3000年左右，深圳的土著居民就是这种形象，称百越人或叫古越人。他们喜欢在全身刺刻纹饰，头发散披或盘成锥状，有拔门牙等习俗。特别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越族部落就经常通过这种原始血腥的武力决斗，来达到集中更多的财富。他们手执的兵器根据大梅沙墓葬出土青铜兵器复原。这里你看到的是越人出征的场景。
这组青铜兵器是我们从大梅沙春秋晚期墓中清理出的，出土了11件青铜器，距今大概有2400年左右的历史，我们仔细看看这组青铜器，不难发现是以兵器为主，印证了古书中关于“越人好战”的记载。
1987年在深圳西丽发掘了距今2250左右的叠石山战国时期遗址，中出土了4件铁斧向我们透露，岭南地区的人们可能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开始使用铁器了，打破了西汉时期中原铁器
传入岭南这一说法。
这一时期虽然有了青铜器和铁器，但制陶工艺并没萎缩，而且达到了很高水平，陶器烧制温度高达1100度，陶器坚硬，陶罐上的纹饰精致，这些象英文F形或双F形，我们称“夔纹陶”，和象米字样的纹饰“米字纹陶”具有地方特色。
一直到这时期的深圳发展是相对独立的，但随着秦始皇统一岭南，古老的百越地区从此告别了过去的封闭，进入了一个全新发展时期。
第二部分 城市开端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臵南海、桂林、象郡，深圳属南海郡番禺县。秦末，赵佗乘秦亡之机占据岭南三郡建立南越国，深圳属南越国辖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深圳复归南海郡管辖。
秦汉以来，随着汉越民族的融合以及中原汉文化的传播，地处南陲的深圳得到不断的开发。
这些是深圳汉墓出土的随葬品，其中有碗、罐等用具外，还出现了缩小比例的冥器—井和灶..，不仅这些器具造型及组合也与中原的基本一致，同时考古学家还发现这些汉墓结构、形制与中原汉墓类似。
1955年在与深圳毗连的香港新界李郑屋村，发现了一座大型东汉砖室墓，出土70多件文物，其中 “大吉番禺”、“番禺大治历”的墓砖铭文，是当时人们图吉利、保太平而在墓砖里留下的吉祥语，同时它也向我们透入出深港地区汉代属南海郡番禺县的管辖，而不是博罗县的属地，解决了深圳、香港汉代的隶属问题。
这些是深圳汉墓出土的随葬品，其中有碗、罐等用具外，还出现了缩小比例的冥器—井和灶..，这些器具造型及组合也与中原的基本一致。
特别是1981年出土汉墓的这块“乘法口诀砖”，这种砖在我国也是第一次发现，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有着极为重大的历
史价值。我们仔细来看，发现上面刻着：“二九一十八—— “九九八十一”。平时大家所用的乘法口诀，其实是春秋时期中原科学家发明的，然而这科学文化的结晶在几百年后出现在边陲的深圳，还被当时制砖的工匠不经意的刻在了这块砖上，也就说明早在1700多年前的深圳百姓就会运用乘法口诀，中原文化传播到当时的边陲深圳了。
在这批汉墓中，其中有一座墓出土的“熹平四年”纪年铭文砖。“熹平四年”为汉灵帝刘宏执政的第9年，即公元175年，距今已有1800多年，它的出现不仅为墓葬年代的断定提供了准确的时间，还将深圳古代有确凿年代记载的历史推到1800多年前。
盐业是封建社会国家财政收入重要来源，历代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产盐业是深港地区汉代最为重要的行业，朝廷在南海郡番禺县就设有盐官，管理深圳等地的盐业生产
到了三国时期，朝廷不仅在深圳设盐官，而且还在深圳南头修建“司盐都尉垒”作为盐官驻地。
深、港两地发现的大型墓葬出土的文物，说明当时深圳地区存在富有的阶层，而这些较大规模墓葬的砌筑，是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的，边陲的深、港两地，既没有名山大川，又没有肥沃土地，要想致富谈何容易，如果你与当时的产盐业经济联系在一起，就不难解释了。
两晋时期中原战乱频仍，人民遭受巨大的苦难，由于岭南地
区政局一直比较平和，社会经济及人民生活也相对较为稳定，为了更好地征收赋税、征调兵役，也为了安臵南迁王公贵族和官僚，东晋政府于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分南海郡，设立东官郡，下辖宝安等六县，郡治县治都设在现今南头，揭开了深圳城市的开端。由此推算，深圳城市历史已有将近1700多年。
我们来看这区域图：东官郡下辖宝安、兴宁、海丰、海阳等六县。其中仅宝安县范围包括今日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东莞市部分地区。
自设郡立县至东官郡——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的近三百年间，深圳南头成为粤东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2000年在距离南头几公里外的西乡新安铁仔山，发掘了大量两晋和南朝的砖室墓葬群，墓葬结构甚为考究，出土了许多青釉瓷器，墓中发现的“大兴二年宜子孙”等铭文砖，反映当时的深圳社会稳定和在东晋、南朝时期深圳地区社会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文化面貌上也与中原地区更加接近。
位于新安上合村的“孝行流芳”石牌坊和黄舒墓，是纪念晋代深圳的乡民黄舒而建的。黄舒非常孝顺父母，深得人们的钦佩，晋朝皇帝听说其事迹后钦封他为孝子，死后祀为乡贤。他的事迹在官方的大力倡导下，越来越深入人心，孔子的以孝为先成了当地人们的重要行为规范，中原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在深圳扎根。
第三部分 海洋经济
唐宋时期广州是对外贸易的中心，朝廷在此设臵“市舶使”统一管理安排贸易。而进出广州贸易的大型商船必须走主航道，也就是必须绕行大屿山，经南头、虎门才能进入珠江，因此，深圳南头这突出的咽喉部位成为广州海外交通的必经之地，成为粤海交通的重要门户。
这是唐、宋时期往来珠江口进行海外贸易的“番船”模型。以及唐、宋、元时期广州对外海上交通路线图，标有屯门的位臵是今天深圳南头。
唐朝初期，朝廷除了在广州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使”，还在今深圳南头设臵了屯门镇。这里所说的“镇”并非通常意义市镇的镇，而是唐代戍守周边地区的军事组织。屯门镇的设立对于镇压海盗、维护东南海路来往船只的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深圳发现的唐宋以来墓葬不多，但仍出土了一些较为精美的文物，如这件南头唐墓出土的魂瓶，它的造型非常别致，顶盖像帽子，侧面有长方形镂孔，可供灵魂出入，这种魂瓶又称魂坛，是广东地区唐宋时期小型墓葬常见的随葬品，多盛装二次葬的骨渣，但也有一些用于盛装稻谷。南头唐墓出土的这件魂瓶里面盛放的就是稻谷。
深圳出土的元代的器物也并不多，这件铁锈花彩绘梅瓶是其中的一件，共出土有两件，这两件梅瓶造型优美，花纹绚丽，是
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也是我馆有代表性的文物。
俗语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深圳地理环境枕山面海，因此自古以来沿海居民就有捕鱼、采蚝等自然海洋经济的传统。唐宋以来，随着广州海外贸易的兴旺，深圳本地采珠、制盐、渔业、养蚝和植香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呈现出一片商品经济繁荣的景象。
首先带领大家了解一下深圳的采珠业。南汉国是五代时期割据岭南的小朝廷。后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刘龑（岩）在广州称帝，国号“大越”，第二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据史籍记载，南汉国君穷奢极欲，为满足其奢华的需要，南汉“媚川都”招募采珠士兵5000人，在海门镇（今广西合浦和广东廉州）大步海（今香港大埔海）徒手潜海捞取珍珠蚌。采珠时，士兵脚上系石，身上绑着绳，沉入深海采捞。由于劳动强度大，危险性极高，因此窒息遇溺丧生者十分常见。（幻影成像灯箱）这幻影成像灯箱模拟了当时采珠的情况。
（照片）这是至今仍然出产珍珠的大鹏龙歧东山珍珠场。（实物）这是他们出产的珠蚌。
制盐业是深圳历史上最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宋代更是达到高峰。这一时期朝廷在深圳地区先后设臵了五个盐场非别为：东莞场、归德场、黄田场、官富场、叠福场。（制盐场景）这是宋代海边盐田盐民制盐的情景。海盐分生盐、熟盐两类，生盐成于日晒，熟盐成于煎煮。广东地区多生产熟盐。
（铜钱）这是1996年松岗镇沙埔尾村发现大型宋代铜钱窖藏，出土铜钱多达4000余斤。据专家推测，这种大型的铜钱窖藏与当时海上商贸活动密切相关。
深圳的另一个特产是莞香，又叫密香树。因为明清以来主要产于东莞所以又称之为“莞香”。这种香料不是木头本身，而是其木质部分分泌出来的液汁凝结而成。莞香经济价值很高，可作药，可蒸熏，是许多香料制品的原料，莞香在明代非常贵重，有“一两香等于一两银”的说法。密香树木质部有芳香脂膏凝结，致使木质变化，重量增加，放在水里会下沉，所以又有“沉香”之名。据考证，昔日“香港”的得名，与莞香的运销有很大关联。
渔业是历史上本地海洋经济的主要产业之一。深圳、香港沿海岛屿、港湾众多，自古以来就生活着一群以海洋渔业为生的土著居民，他们以船为家，以捕鱼为生，这些居无定所的水上居民过去被称为“疍民”这就是传统的疍家女形象。在古代，由于科技落后，人们在海上作业遭遇很大的风险，一旦遇上风暴很可能船毁人亡。因此求助天后娘娘显灵保佑逢凶化吉就成为人们的最大心愿，当时祭祀的场所有天后庙、洪圣宫。这是从洪圣宫征集而来的一个大铁钟。
历史上深圳最著名的特产是蚝，其中又以明清以来的“沙井蚝”闻名遐迩。蚝又称“蚝蛎”、“牡蛎”，生长于热带和温带海域，尤以江河出海口处为多，肉质鲜嫩可食，壳可烧灰，也可入药。（场景）这是蚝民们在浅海劳作的情景。（木滑板助行器）这
是蚝民在蚝田上使用的木滑板助行器，由于蚝田淤泥较深，不利于步行，蚝民发明的这种助行器有助于在蚝田上滑行，提高了种蚝和采蚝的生产效率。
（照片）这是现代沙井蚝场和深圳南头附近的大新村蚝场。
第四部分 海防重镇
明清时期，东南沿海频遭倭寇、番夷、海盗侵扰，广东沿海受害尤其深重。朝廷为了抵御外侵，陆续在深圳沿海构筑炮台、营汛、卫所、等防御设施，并不断增驻兵员，形成了强大的海防体系，在深圳设臵的卫所有两个，一个是大鹏守御千户所，位于今天深圳龙岗区大鹏镇，另一个是东莞守御千户所位于南山区南头古城。当时朝廷之所以选择在大鹏半岛的险要位臵修建所城是基于其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考虑的，故史籍中有“沿海所城，大鹏为最”的说法。
接下来来看看两个所城的沙盘模型。首先看到的是大鹏守御千户所的沙盘模型。大鹏守御千户所城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地势北高南低，平面为不规则的正方形，大鹏所城北门已经被毁，东、西、南3门尚保存完好，但城楼均已不存，城墙仅存部分墙体和基址。城墙原为土筑，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才加筑砖石、增高城墙。城内建筑除有明、清以来修建的民居、水井等，还有一批建于清代的将军府第，如徐勋将军第、刘起龙将军第等，其中建于清嘉庆、道光年间的广东水师提督赖恩爵“振威将军第”是规模较大，保存基本完整的。
这是刘起龙将军及一品夫人林氏墓出土的随葬品。（拓片）这是在大鹏镇内发现的清代刘起龙将军功名碑的拓片。这是位于大鹏城外被道光皇帝诰授“振威将军”的刘起龙将军墓。刘起龙字振升，大鹏城人，行伍出身。道光六年任福建水师提督，因剿
灭海盗屡立战功，道光皇帝为其撰写了《御祭文》。（随葬品）这是刘起龙将军及一品夫人林氏墓出土的随葬品。（拓片）这是在大鹏镇内发现的清代刘起龙将军功名碑的拓片。
这是东莞守御千户所的沙盘模型，东莞守御千户所保存状态没有大鹏所城那么好，因为在抗战期间，它曾被日军占领过，后城墙又被留作它用，因此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城址的原貌了。
这里看到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屯门海战的模拟场景。明正德16年（1521年），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奉命驱逐葡萄牙人。但最终因葡人火炮猛烈而失败。汪鋐在第一次进攻失败后，新制定了作战计划。他准备了一些装满油料和柴草的小舟，等一天刮起很大的南风的时候，汪鋐率士兵4000余人，船50余艘，再次攻打葡萄牙人的船队。他们先将一些填有膏油草料的船只点燃，让火船快速向葡萄牙人的船只开过去，由于葡萄牙人的船只比较大，转动速度非常慢，无法躲开火船的进攻，因此很快船只就燃烧了起来，称葡萄牙人大乱之际。汪鋐又派人潜入水下，将没有起火的葡人船只凿漏，此时葡萄牙人纷纷跳海逃命。然后汪鋐命士兵跳上敌人的船只与之搏斗，经过激烈的战斗，将葡萄牙舰队全部歼灭了。屯门海战大获全胜，揭开了中国人民抵御西方殖民侵略斗争的序幕
这是汪鋐的塑像，这是汪鋐当时率先引进、推广的西方先进武器佛郎机铳。所谓“佛朗机”是葡萄牙语的译音，“佛朗机”
铳指的是葡萄牙人制造的大炮，汪鋐当时引进的“佛朗机”铳成为明朝边防的重要利器。
深圳地区到唐朝中期时，取消了县一级行政建制之后，一直归东莞县管辖，这使深圳地区的社会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直到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被批准重新建县，赐名“新安”，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义。新设立的新安县，辖区范围包括今天深圳市的大部分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指新安县境全图）这是明代新安县县境图。
清朝初年，清政府为了防止沿海居民支援台湾郑成功“反清复明”势力，朝廷将东南沿海一带居民内迁80里，致使被迁地区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直到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朝廷下令复界，新安县才得到恢复。但是由于被迁居民颠沛流离、丧亡过半，复归乡里者有限，故新安地方政府实行了优惠招垦政策，招募邻近州县农民前来垦荒，结果吸引大量今梅州市、惠州、潮州和粤北等地的客家人迁入新安县。从秦代至清代，历史上多次移民潮，形成了如今深圳以广府和客家为主的两大民系。
第五部分 古代移民
众所周知，深圳是一座现代移民城市，但在历史上也有过多次移民潮。秦始皇统一岭南，在岭南建立南海、桂林、象三郡后，开启了中原人民南迁入粤的序幕，这是岭南也是深圳历史上的第一次移民潮。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在岭南设立九郡，除了留下二十万汉卒驻守外，还使得更多的汉族人迁徙岭南，这是岭南及深圳地区迎来的第二次移民潮。另外还有西晋、宋元时期的移民潮，而刚刚所提到的清朝初年因“迁海”，导致深圳大批原居民迁出，后来“复界”时，因人口不足，实行招垦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粤东、粤北的客家人徙居深圳。这是深圳古代历史上第五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历次移民潮推动了深圳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深圳的早期开发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这是深圳、香港广府、客家民系分布示意图（图5：0：1），大体上深圳的广府人多分布在中西部，即福田、南山、宝安一带；而客家人多分布在中东部，即今罗湖大部、盐田、龙岗一带。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广府民系，广府民系最突出的特征是使用粤方言。主要代表人物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他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宁死不屈，公元1283年在元大都（今北京）从容就义,当时年仅47岁。《过零丁洋》是文天祥在被押解去新会崖山途经深圳伶仃洋时写下的千古绝唱。诗的最后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已成
为爱国主义英雄气概的写照。南宋灭亡后，文天祥的胞弟文璧及族人隐居在今深圳宝安松岗镇，后子孙繁衍，分居至福永和沙井万丰村，以及东莞、香港等地，至今已有30代。现深圳、香港、东莞地区文氏族人已超过2万人。这些是深圳宝安、香港等地文氏宗祠等建筑照片。
眼前看到的是广府祠堂沙井陈氏宗祠，位于宝安区沙井沙三村，又名“义德堂”，清代中晚期建筑，为五间三进布局，占地面积1010平方米。宗祠是血缘宗族祭祀祖先的场所，有时也作为聚众议事、商讨重大典礼的地方，有时甚至作为私塾来使用，可以说是一个多功能的活动中心。沙井陈氏于南宋时期从南雄珠玑巷迁到今天沙井，至今已有800多年，族人超过2万人。
接下来介绍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最显著的特征是使用客家方言。说起客家人，就不得不提到客家人得名的由来。客家人最早是从中原地区迁徙来到赣闽粤边界地区的，因为他们一心不忘祖先根基，称自己为客人，久而久之也就被叫成了“客家人”了。他们居住的村落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围龙屋”，深圳市现存客家围龙屋200余座，仅龙岗区各镇保留下来的就有100多座。这些客家围龙屋占地面积从几千平方米到两万多平方米不等，其中我们眼前所看到的龙岗罗氏“鹤湖新居”和坪山曾氏“大万世居”，占地面积均在2.5万平方米左右，可谓赣闽粤客家围龙屋之“最”。围龙屋的建筑非常的独特，整体布局以圆形或椭圆形的建筑结构、或是方形或长方形的城池结构为主。房间与房间首尾
相连，整个大院只留一个出口以供出入，既可互相照应，又容易防御攻击。由于所有房间的大门都向内开，整个建筑外墙将所有房间都包围在内，而且首尾相连，恰似一条巨龙，因此称之为“围龙屋”。围龙屋前通常会有弯月形池塘，一是可以蓄水，预防失火，二又可以养鱼，符合广东人“有水即为财”和“年年有余”’的良好愿望。围龙屋所用的建筑材料也非常特别，不是用传统的土砖建造，而是加了糯米浆、稻草、甚至是蜜糖等材料，这样就能增强泥土的黏性，使围墙更加坚固耐用。
眼前所看到的鹤湖新居位于龙岗镇罗瑞合村，是龙岗地区目前保留得最为完整的客家民居之一，也是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客家民居建筑。向我们非常熟悉的近代革命家廖仲恺、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等都是客家人。
好了，古代深圳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参观，谢谢大家！
小讲解员《古代深圳》讲解词
欢迎各位走进古代深圳展厅。深圳7000年考古发掘出的文物陈列其中，既有新石器时代的鱼骨钓钩，也有石头和泥土烧制的陶器。深圳深厚的文化积淀，在秦汉开始的1700多年的郡县史、600多年的南头城和大鹏城史中体现出来，从遥远北方迁来的客家移民在300多年里为深圳历史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第一部分 先民足迹
许多观众都会认为深圳是一夜新城，其实早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就有人类在这片美丽的南海之滨生活了，现在就请大家随我一起来看看深圳海边古沙堤上神奇的发现。
这是我们目前发现深圳最早的人类居住过的地方——大鹏半岛咸头岭村。出土了大量文物，我们通过科学的测定，东西就是7000年前深圳的老祖先用过的，别看它们非常的简单，可是大有用处了，古代先民们就是用这些来做生活生产工具的。
这件陶器称釜，是古人用来煮食物的用具，相当于今天用的锅；这些石块经过了磨制，也成为了一种工具——磨制石器。这是锛，先民们就是用它们砍伐树木，建自己住的窝棚。
这处遗址被评为“2006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这些古人用他们独特的方式拉开了深圳历史的新篇。这是1980年
在小梅沙沙丘遗址出土的彩陶圈足盘，是一件非常精美的陶器，反映了古人高超的工艺水准。我们来看，这件陶器质地细腻，表里打磨光滑，成暗红色，用彩绘勾画出波浪纹和浪花纹配上小镂孔，这么精美的陶器是6000多年前的深圳古人制造出的，非常的了不起，推测应为古人祭祀海神时的用具。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石器——石拍，为大梅沙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出土。石拍非常完整精美，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体形扁薄，正面有平行直线凹槽，贯穿上下两端，关于这种石器的用途，学术界有多种意见：有学者认为石拍是古人制做陶器用的工具。也有学者认为石拍是古人制作树皮布时使用的拍打工具。还有学者认为是古人用来搓澡（类似于现在的搓石）的工具。至于它确切的用途，还有待我们的专家进一步论证。
约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时期深圳原始先民在生活水平上都比前一时期有了进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古人用过的用具来了解，这是1980年蛇口赤湾出土的陶器，样式非常的特别，叫陶炉箅，造型跟现代的柴炉、煤炉炉箅十分接近，外形大多数是方形，箅眼形状多有叶脉状、花瓣状等，这么多的样式，猜想是我们的祖先为了满足不同的用火需要而设计的，说明了这个时期的煮食物技术有很大的进步。
石器---石锛,是不是很像木匠用的铁锛？为了更好的用绳索将它牢固绑在“7”形木柄上，所以老祖先们把它磨成两段，这样用起来就能获得较高的效率了。
石箭镞跟我们今天用的箭镞外型几乎一样，磨制更为锋利了，打猎时的命中率更高了。
还出现了石环、镯、水晶饰品，这一时期的人们开始用这些来打扮自己了。
各位请看：这是深圳屋背岭商时期墓地发掘场景，这个墓葬群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而这些文物是深圳商时期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和石器。其中陶器出现了商代文化特征，这些陶器上的纹饰有，云蕾纹/曲折纹等与中原同时期青铜器的纹饰有相似之处，体现了岭南商代文化特点。
大约3000年左右，深圳的土著居民就是这种形象，称百越人或叫古越人。他们喜欢在全身刺刻纹饰，头发散披或盘成锥状，有拔门牙等习俗。特别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越族部落就经常通过这种原始血腥的武力决斗，来达到集中更多的财富。他们手执的兵器根据大梅沙墓葬出土青铜兵器复原。这里你看到的是越人出征的场景。
这组青铜兵器是我们从大梅沙春秋晚期墓中清理出的，出土了11件青铜器，距今大概有2400年左右的历史，我们仔细看看这组青铜器，不难发现是以兵器为主，印证了古书中关于“越人好战”的记载。
1987年在深圳西丽发掘了距今2250左右的叠石山战国时期遗址，中出土了4件铁斧向我们透露，岭南地区的人们可能在战国晚期就已经开始使用铁器了，打破了西汉时期中原铁器
传入岭南这一说法。
这一时期虽然有了青铜器和铁器，但制陶工艺并没萎缩，而且达到了很高水平，陶器烧制温度高达1100度，陶器坚硬，陶罐上的纹饰精致，这些象英文F形或双F形，我们称“夔纹陶”，和象米字样的纹饰“米字纹陶”具有地方特色。
一直到这时期的深圳发展是相对独立的，但随着秦始皇统一岭南，古老的百越地区从此告别了过去的封闭，进入了一个全新发展时期。
第二部分 城市开端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臵南海、桂林、象郡，深圳属南海郡番禺县。秦末，赵佗乘秦亡之机占据岭南三郡建立南越国，深圳属南越国辖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深圳复归南海郡管辖。
秦汉以来，随着汉越民族的融合以及中原汉文化的传播，地处南陲的深圳得到不断的开发。
这些是深圳汉墓出土的随葬品，其中有碗、罐等用具外，还出现了缩小比例的冥器—井和灶..，不仅这些器具造型及组合也与中原的基本一致，同时考古学家还发现这些汉墓结构、形制与中原汉墓类似。
1955年在与深圳毗连的香港新界李郑屋村，发现了一座大型东汉砖室墓，出土70多件文物，其中 “大吉番禺”、“番禺大治历”的墓砖铭文，是当时人们图吉利、保太平而在墓砖里留下的吉祥语，同时它也向我们透入出深港地区汉代属南海郡番禺县的管辖，而不是博罗县的属地，解决了深圳、香港汉代的隶属问题。
这些是深圳汉墓出土的随葬品，其中有碗、罐等用具外，还出现了缩小比例的冥器—井和灶..，这些器具造型及组合也与中原的基本一致。
特别是1981年出土汉墓的这块“乘法口诀砖”，这种砖在我国也是第一次发现，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有着极为重大的历
史价值。我们仔细来看，发现上面刻着：“二九一十八—— “九九八十一”。平时大家所用的乘法口诀，其实是春秋时期中原科学家发明的，然而这科学文化的结晶在几百年后出现在边陲的深圳，还被当时制砖的工匠不经意的刻在了这块砖上，也就说明早在1700多年前的深圳百姓就会运用乘法口诀，中原文化传播到当时的边陲深圳了。
在这批汉墓中，其中有一座墓出土的“熹平四年”纪年铭文砖。“熹平四年”为汉灵帝刘宏执政的第9年，即公元175年，距今已有1800多年，它的出现不仅为墓葬年代的断定提供了准确的时间，还将深圳古代有确凿年代记载的历史推到1800多年前。
盐业是封建社会国家财政收入重要来源，历代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产盐业是深港地区汉代最为重要的行业，朝廷在南海郡番禺县就设有盐官，管理深圳等地的盐业生产
到了三国时期，朝廷不仅在深圳设盐官，而且还在深圳南头修建“司盐都尉垒”作为盐官驻地。
深、港两地发现的大型墓葬出土的文物，说明当时深圳地区存在富有的阶层，而这些较大规模墓葬的砌筑，是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的，边陲的深、港两地，既没有名山大川，又没有肥沃土地，要想致富谈何容易，如果你与当时的产盐业经济联系在一起，就不难解释了。
两晋时期中原战乱频仍，人民遭受巨大的苦难，由于岭南地
区政局一直比较平和，社会经济及人民生活也相对较为稳定，为了更好地征收赋税、征调兵役，也为了安臵南迁王公贵族和官僚，东晋政府于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分南海郡，设立东官郡，下辖宝安等六县，郡治县治都设在现今南头，揭开了深圳城市的开端。由此推算，深圳城市历史已有将近1700多年。
我们来看这区域图：东官郡下辖宝安、兴宁、海丰、海阳等六县。其中仅宝安县范围包括今日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东莞市部分地区。
自设郡立县至东官郡——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的近三百年间，深圳南头成为粤东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2000年在距离南头几公里外的西乡新安铁仔山，发掘了大量两晋和南朝的砖室墓葬群，墓葬结构甚为考究，出土了许多青釉瓷器，墓中发现的“大兴二年宜子孙”等铭文砖，反映当时的深圳社会稳定和在东晋、南朝时期深圳地区社会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文化面貌上也与中原地区更加接近。
位于新安上合村的“孝行流芳”石牌坊和黄舒墓，是纪念晋代深圳的乡民黄舒而建的。黄舒非常孝顺父母，深得人们的钦佩，晋朝皇帝听说其事迹后钦封他为孝子，死后祀为乡贤。他的事迹在官方的大力倡导下，越来越深入人心，孔子的以孝为先成了当地人们的重要行为规范，中原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在深圳扎根。
第三部分 海洋经济
唐宋时期广州是对外贸易的中心，朝廷在此设臵“市舶使”统一管理安排贸易。而进出广州贸易的大型商船必须走主航道，也就是必须绕行大屿山，经南头、虎门才能进入珠江，因此，深圳南头这突出的咽喉部位成为广州海外交通的必经之地，成为粤海交通的重要门户。
这是唐、宋时期往来珠江口进行海外贸易的“番船”模型。以及唐、宋、元时期广州对外海上交通路线图，标有屯门的位臵是今天深圳南头。
唐朝初期，朝廷除了在广州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使”，还在今深圳南头设臵了屯门镇。这里所说的“镇”并非通常意义市镇的镇，而是唐代戍守周边地区的军事组织。屯门镇的设立对于镇压海盗、维护东南海路来往船只的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深圳发现的唐宋以来墓葬不多，但仍出土了一些较为精美的文物，如这件南头唐墓出土的魂瓶，它的造型非常别致，顶盖像帽子，侧面有长方形镂孔，可供灵魂出入，这种魂瓶又称魂坛，是广东地区唐宋时期小型墓葬常见的随葬品，多盛装二次葬的骨渣，但也有一些用于盛装稻谷。南头唐墓出土的这件魂瓶里面盛放的就是稻谷。
深圳出土的元代的器物也并不多，这件铁锈花彩绘梅瓶是其中的一件，共出土有两件，这两件梅瓶造型优美，花纹绚丽，是
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也是我馆有代表性的文物。
俗语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深圳地理环境枕山面海，因此自古以来沿海居民就有捕鱼、采蚝等自然海洋经济的传统。唐宋以来，随着广州海外贸易的兴旺，深圳本地采珠、制盐、渔业、养蚝和植香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呈现出一片商品经济繁荣的景象。
首先带领大家了解一下深圳的采珠业。南汉国是五代时期割据岭南的小朝廷。后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刘龑（岩）在广州称帝，国号“大越”，第二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据史籍记载，南汉国君穷奢极欲，为满足其奢华的需要，南汉“媚川都”招募采珠士兵5000人，在海门镇（今广西合浦和广东廉州）大步海（今香港大埔海）徒手潜海捞取珍珠蚌。采珠时，士兵脚上系石，身上绑着绳，沉入深海采捞。由于劳动强度大，危险性极高，因此窒息遇溺丧生者十分常见。（幻影成像灯箱）这幻影成像灯箱模拟了当时采珠的情况。
（照片）这是至今仍然出产珍珠的大鹏龙歧东山珍珠场。（实物）这是他们出产的珠蚌。
制盐业是深圳历史上最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宋代更是达到高峰。这一时期朝廷在深圳地区先后设臵了五个盐场非别为：东莞场、归德场、黄田场、官富场、叠福场。（制盐场景）这是宋代海边盐田盐民制盐的情景。海盐分生盐、熟盐两类，生盐成于日晒，熟盐成于煎煮。广东地区多生产熟盐。
（铜钱）这是1996年松岗镇沙埔尾村发现大型宋代铜钱窖藏，出土铜钱多达4000余斤。据专家推测，这种大型的铜钱窖藏与当时海上商贸活动密切相关。
深圳的另一个特产是莞香，又叫密香树。因为明清以来主要产于东莞所以又称之为“莞香”。这种香料不是木头本身，而是其木质部分分泌出来的液汁凝结而成。莞香经济价值很高，可作药，可蒸熏，是许多香料制品的原料，莞香在明代非常贵重，有“一两香等于一两银”的说法。密香树木质部有芳香脂膏凝结，致使木质变化，重量增加，放在水里会下沉，所以又有“沉香”之名。据考证，昔日“香港”的得名，与莞香的运销有很大关联。
渔业是历史上本地海洋经济的主要产业之一。深圳、香港沿海岛屿、港湾众多，自古以来就生活着一群以海洋渔业为生的土著居民，他们以船为家，以捕鱼为生，这些居无定所的水上居民过去被称为“疍民”这就是传统的疍家女形象。在古代，由于科技落后，人们在海上作业遭遇很大的风险，一旦遇上风暴很可能船毁人亡。因此求助天后娘娘显灵保佑逢凶化吉就成为人们的最大心愿，当时祭祀的场所有天后庙、洪圣宫。这是从洪圣宫征集而来的一个大铁钟。
历史上深圳最著名的特产是蚝，其中又以明清以来的“沙井蚝”闻名遐迩。蚝又称“蚝蛎”、“牡蛎”，生长于热带和温带海域，尤以江河出海口处为多，肉质鲜嫩可食，壳可烧灰，也可入药。（场景）这是蚝民们在浅海劳作的情景。（木滑板助行器）这
是蚝民在蚝田上使用的木滑板助行器，由于蚝田淤泥较深，不利于步行，蚝民发明的这种助行器有助于在蚝田上滑行，提高了种蚝和采蚝的生产效率。
（照片）这是现代沙井蚝场和深圳南头附近的大新村蚝场。
第四部分 海防重镇
明清时期，东南沿海频遭倭寇、番夷、海盗侵扰，广东沿海受害尤其深重。朝廷为了抵御外侵，陆续在深圳沿海构筑炮台、营汛、卫所、等防御设施，并不断增驻兵员，形成了强大的海防体系，在深圳设臵的卫所有两个，一个是大鹏守御千户所，位于今天深圳龙岗区大鹏镇，另一个是东莞守御千户所位于南山区南头古城。当时朝廷之所以选择在大鹏半岛的险要位臵修建所城是基于其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考虑的，故史籍中有“沿海所城，大鹏为最”的说法。
接下来来看看两个所城的沙盘模型。首先看到的是大鹏守御千户所的沙盘模型。大鹏守御千户所城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地势北高南低，平面为不规则的正方形，大鹏所城北门已经被毁，东、西、南3门尚保存完好，但城楼均已不存，城墙仅存部分墙体和基址。城墙原为土筑，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才加筑砖石、增高城墙。城内建筑除有明、清以来修建的民居、水井等，还有一批建于清代的将军府第，如徐勋将军第、刘起龙将军第等，其中建于清嘉庆、道光年间的广东水师提督赖恩爵“振威将军第”是规模较大，保存基本完整的。
这是刘起龙将军及一品夫人林氏墓出土的随葬品。（拓片）这是在大鹏镇内发现的清代刘起龙将军功名碑的拓片。这是位于大鹏城外被道光皇帝诰授“振威将军”的刘起龙将军墓。刘起龙字振升，大鹏城人，行伍出身。道光六年任福建水师提督，因剿
灭海盗屡立战功，道光皇帝为其撰写了《御祭文》。（随葬品）这是刘起龙将军及一品夫人林氏墓出土的随葬品。（拓片）这是在大鹏镇内发现的清代刘起龙将军功名碑的拓片。
这是东莞守御千户所的沙盘模型，东莞守御千户所保存状态没有大鹏所城那么好，因为在抗战期间，它曾被日军占领过，后城墙又被留作它用，因此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城址的原貌了。
这里看到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屯门海战的模拟场景。明正德16年（1521年），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奉命驱逐葡萄牙人。但最终因葡人火炮猛烈而失败。汪鋐在第一次进攻失败后，新制定了作战计划。他准备了一些装满油料和柴草的小舟，等一天刮起很大的南风的时候，汪鋐率士兵4000余人，船50余艘，再次攻打葡萄牙人的船队。他们先将一些填有膏油草料的船只点燃，让火船快速向葡萄牙人的船只开过去，由于葡萄牙人的船只比较大，转动速度非常慢，无法躲开火船的进攻，因此很快船只就燃烧了起来，称葡萄牙人大乱之际。汪鋐又派人潜入水下，将没有起火的葡人船只凿漏，此时葡萄牙人纷纷跳海逃命。然后汪鋐命士兵跳上敌人的船只与之搏斗，经过激烈的战斗，将葡萄牙舰队全部歼灭了。屯门海战大获全胜，揭开了中国人民抵御西方殖民侵略斗争的序幕
这是汪鋐的塑像，这是汪鋐当时率先引进、推广的西方先进武器佛郎机铳。所谓“佛朗机”是葡萄牙语的译音，“佛朗机”
铳指的是葡萄牙人制造的大炮，汪鋐当时引进的“佛朗机”铳成为明朝边防的重要利器。
深圳地区到唐朝中期时，取消了县一级行政建制之后，一直归东莞县管辖，这使深圳地区的社会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直到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被批准重新建县，赐名“新安”，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义。新设立的新安县，辖区范围包括今天深圳市的大部分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指新安县境全图）这是明代新安县县境图。
清朝初年，清政府为了防止沿海居民支援台湾郑成功“反清复明”势力，朝廷将东南沿海一带居民内迁80里，致使被迁地区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直到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朝廷下令复界，新安县才得到恢复。但是由于被迁居民颠沛流离、丧亡过半，复归乡里者有限，故新安地方政府实行了优惠招垦政策，招募邻近州县农民前来垦荒，结果吸引大量今梅州市、惠州、潮州和粤北等地的客家人迁入新安县。从秦代至清代，历史上多次移民潮，形成了如今深圳以广府和客家为主的两大民系。
第五部分 古代移民
众所周知，深圳是一座现代移民城市，但在历史上也有过多次移民潮。秦始皇统一岭南，在岭南建立南海、桂林、象三郡后，开启了中原人民南迁入粤的序幕，这是岭南也是深圳历史上的第一次移民潮。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在岭南设立九郡，除了留下二十万汉卒驻守外，还使得更多的汉族人迁徙岭南，这是岭南及深圳地区迎来的第二次移民潮。另外还有西晋、宋元时期的移民潮，而刚刚所提到的清朝初年因“迁海”，导致深圳大批原居民迁出，后来“复界”时，因人口不足，实行招垦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粤东、粤北的客家人徙居深圳。这是深圳古代历史上第五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历次移民潮推动了深圳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深圳的早期开发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这是深圳、香港广府、客家民系分布示意图（图5：0：1），大体上深圳的广府人多分布在中西部，即福田、南山、宝安一带；而客家人多分布在中东部，即今罗湖大部、盐田、龙岗一带。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广府民系，广府民系最突出的特征是使用粤方言。主要代表人物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他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宁死不屈，公元1283年在元大都（今北京）从容就义,当时年仅47岁。《过零丁洋》是文天祥在被押解去新会崖山途经深圳伶仃洋时写下的千古绝唱。诗的最后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已成
为爱国主义英雄气概的写照。南宋灭亡后，文天祥的胞弟文璧及族人隐居在今深圳宝安松岗镇，后子孙繁衍，分居至福永和沙井万丰村，以及东莞、香港等地，至今已有30代。现深圳、香港、东莞地区文氏族人已超过2万人。这些是深圳宝安、香港等地文氏宗祠等建筑照片。
眼前看到的是广府祠堂沙井陈氏宗祠，位于宝安区沙井沙三村，又名“义德堂”，清代中晚期建筑，为五间三进布局，占地面积1010平方米。宗祠是血缘宗族祭祀祖先的场所，有时也作为聚众议事、商讨重大典礼的地方，有时甚至作为私塾来使用，可以说是一个多功能的活动中心。沙井陈氏于南宋时期从南雄珠玑巷迁到今天沙井，至今已有800多年，族人超过2万人。
接下来介绍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最显著的特征是使用客家方言。说起客家人，就不得不提到客家人得名的由来。客家人最早是从中原地区迁徙来到赣闽粤边界地区的，因为他们一心不忘祖先根基，称自己为客人，久而久之也就被叫成了“客家人”了。他们居住的村落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围龙屋”，深圳市现存客家围龙屋200余座，仅龙岗区各镇保留下来的就有100多座。这些客家围龙屋占地面积从几千平方米到两万多平方米不等，其中我们眼前所看到的龙岗罗氏“鹤湖新居”和坪山曾氏“大万世居”，占地面积均在2.5万平方米左右，可谓赣闽粤客家围龙屋之“最”。围龙屋的建筑非常的独特，整体布局以圆形或椭圆形的建筑结构、或是方形或长方形的城池结构为主。房间与房间首尾
相连，整个大院只留一个出口以供出入，既可互相照应，又容易防御攻击。由于所有房间的大门都向内开，整个建筑外墙将所有房间都包围在内，而且首尾相连，恰似一条巨龙，因此称之为“围龙屋”。围龙屋前通常会有弯月形池塘，一是可以蓄水，预防失火，二又可以养鱼，符合广东人“有水即为财”和“年年有余”’的良好愿望。围龙屋所用的建筑材料也非常特别，不是用传统的土砖建造，而是加了糯米浆、稻草、甚至是蜜糖等材料，这样就能增强泥土的黏性，使围墙更加坚固耐用。
眼前所看到的鹤湖新居位于龙岗镇罗瑞合村，是龙岗地区目前保留得最为完整的客家民居之一，也是全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客家民居建筑。向我们非常熟悉的近代革命家廖仲恺、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等都是客家人。
好了，古代深圳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参观，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