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09 句读原文
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言，右史書事。言經則尚書，事經 則春秋也。
唐虞流于典謨；夏商被于誥誓。洎周命維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歷，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彝倫攸斁。
昔者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
然睿旨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及至縱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 策。蓋錄而弗敘，故即簡而為名也。
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勣。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玄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 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 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
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觀夫 左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為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
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史班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為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 亦名號宜慎矣。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平二后，欲為立紀，繆亦甚矣。尋子弘雖偽，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
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製，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疎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並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 或疎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
至於晉代之書，繫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粲《晉紀》，始立條 例；又擺落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為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 體國也；閱石室，啟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
是以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詮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為難 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工。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詮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
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 ，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蠧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 之枉，可為歎息者也。故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
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 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眾理可貫。然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贏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贊曰：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丘明，直歸南董。
诠经释典
自伏羲“一画开天”，人类超越飞、潜、动、植，发明文字工具，年代已经非常悠久了。现代人想要认识和了解古代的人与事，只能靠记述历史的书籍了！黄帝时代，仓颉就担任过专职史官 ，主管文字的创造、解释和书契的刻写工作。可见，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比黄帝世纪还要久远。
《礼记·曲礼》言：“文字是记录历史的载体。”所谓史，就是用文字符号记录古人所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的官员。史官经常跟在帝王身边，记录朝堂上帝王和大臣们言语对话和行事举动。 在古代，朝堂上坐在帝王左面的史官记的是言；坐在帝王右面的史官录的是事。如果说录言的经典是《尚书》，那么记事的经典就是《春秋》了。
尧舜的历史依靠《尚书》的《尧典》、《皋陶谟》流传下来，夏商的历史记载在《尚书》的《甘誓》、《汤诰》等文献中。到了周朝，文王“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春秋中期以后 ，测量出一回归年为365?日，到战国初期创制、行用四分历。”（《古代天文历法讲座·第一讲》第6页）走出了“观象授时”，上升到了有历法可依的时代。可以利用天象的变化规律调配年 、月、日、时以准确纪年了。于是，各诸侯邦国，都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史，用来张扬善德，贬斥恶行，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然而，自平王东迁周室衰微，齐、楚、秦、晋豪强霸主此起彼伏 ，挟天子以令诸侯，朝纲废弛，天下伦理失序，社会道德不断败坏。
孔子痛惜王道政治横遭践踏；哀怜整生逻辑思维分崩离析。尤其是闻听窦舜恶讯，临河而叹说：“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二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 之乃从政”。后闻麟出而死，悲“吾道穷矣”。遂作歌饮泣：“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 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后哉’）。”
于是自卫返鲁之后，以“始作翕（纳入）如，纵之纯（质朴）如，曒（分明）如绎（连续不断）如”的原则，订正了《雅》、《颂》乐曲；根据鲁国的历史资料撰著《春秋》，“据鲁、亲周 、故殷，远之三代”。指出事件人物中的得失之处以表明推崇或贬斥；列举邦国的兴亡之理以达到劝勉警诫作用。褒扬一字，比大夫的车子官帽都贵重；贬责一句，比受刀斧的诛戮还要痛苦 。
《春秋》大道哲学思想时隐时现，文辞简约婉转。因此，司马迁有“《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的评断。左丘明虽与孔子同时代，却不但能深刻地领会孔子的逻辑思想，而且还根 据《春秋》对历史事件“推原其始，历程其中，结论其实”的原则，创作了《春秋左氏传》。
所谓传，就是转录。即转录和复制原典的思维逻辑，通过时代语言将其传授给当世之人。《左传》犹如《春秋》之翅膀，更是记传体的杰作，使《春秋》的道德评述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战国 时期，各诸侯国史官之职仍然得以保留着。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各国的简要历史依然独立保存在秦朝的历史档案库里。不过因这些史料记录的多是策士们的言行又未作年代编次，所以就采 用简策的“策”字，统一归名为《战国策》。
历经多年杀伐征战，刘邦、项羽推翻了秦王朝后，刘邦又消灭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大汉初年，陆贾仿效前代笔法，将这段历史资料辑录成《楚汉春秋》。后来，世代相袭编修史书的史官司 马谈去世，他的儿子司马迁承继父志，著作了千古名篇《史记》。《史记》，与《尚书·尧典》相比，所记载的不全是圣王的事迹；继承了孔子的逻辑思维，又不能与《春秋》相提并论；又 以《吕氏春秋》为样板，把记述帝王历史的统统命名为纪。纪的纲领比较宽泛，不只限于圣王。所以，《史记》以《本纪》叙述帝王；用《世家》记述公侯；以《列传》综括将相士卿；用“ 八书”铺排政治制度；以“十表”谱记年代和爵位。这种方式虽然与古代编史的法则不同，却抓住了现实的发展线索。《史记》照实传录，不作隐讳的宗旨；思想宏大，政通博识的品质；涉 猎广泛、不循惯例的特性；因体例不一造成条例间尚有舛错杂乱的过失等等，班彪在《史记论》里已做过详细的论述。
到班固继承父业综述汉史，编写《汉书》，征引《史记》文献资料占全书一半以上。《汉书》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十志”材料丰富完备；赞、 序文辞宏大华丽，态度端正，构思清晰，意蕴深厚。其效法先圣句式，尊崇经典笔法，纲目清楚、内容完善的成就；以及窃取父亲班彪的成果据为己有的卑鄙行为，索取贿赂、出卖学术原则 的罪过，仲长统已经讲得很彻底了。
左丘明《左传》则以《春秋》为蓝本，按编年纪事，将自己新的发现穿插附缀在经文之中。虽有文辞简约的长处，然而，历史人物所需具备的细节要素却不太清楚。所以，因为《史记》开创 的，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更利于对故事情节和主人公思想品质的详细把握，受到后来著述史书的人们的一致效法。
至于汉孝惠帝因赌“人彘”戚夫人惨状，大哭非人所为，病不称朝；吕后遂摄政，号令一出。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便都为吕后设立了专纪。这是违反著经原则和史家良知的。为什 么这么说呢？因为自从伏羲皇世以来，从未有女人称帝。汉代这种特殊际遇，不足以为后世效法。
母鸡不鸣晨，这是周武王在誓词中早就讲过的道理；不许妇人干预朝政，这是齐恒公会盟时立下的誓约；秦昭襄王母宣太后扰乱了秦朝政治；吕后危害了汉朝刘吕两氏宗亲。事实证明，不仅 国家大政方针难于由女人掌控，就是为其册封名号也应该十分慎重！
张衡作太史令时，与司马迁、班固一样迷糊。竟主张为汉元帝皇后写本纪，太荒谬了。毕竟，刘弘虽非皇后之子，但却是惠帝的后嗣。刘婴虽然年幼，但其正是平帝的继承人。所以，按理应 该为刘弘、刘婴立本纪，哪有给吕后、元后立纪的份呢？
东汉的本纪和列传，正宗源出于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马日磾、蔡邕、扬彪、卢植等人主要在东观相继纂修的《世祖本纪》、纪 、表、《名臣》、《儒林》、《外戚》、《地理志》、《外戚传》、《百官表》等，后总体号称为《汉纪》，或《东观汉纪》。晋代袁山松《后汉书》、张莹《后汉南纪》，写得散乱驳杂， 逻辑荒谬；三国时吴国薛莹《后汉记》、谢承《后汉书》，粗制滥造，缺信少义。然而，西晋司马彪真实详尽的《续汉书》；华峤精准恰当的《后汉书》；则可称为东汉史传中的扛鼎之作。
三国时期，著史立传再掀狂潮。然而，孙盛《魏氏春秋》、鱼豢《典略》、《魏略》，虞溥《江表传》、张勃《吴录》。要么言辞激切漂浮，不足采信；要么材料粗鄙荒芜，不得要领。只有 晋陈寿《三国志》，脉络清晰，文辞精当。荀勖和张华赞誉陈寿可与司马迁、班固媲美，不是没有道理的。
到了晋代，史书的编纂工作开始由著作郎专属负责。陆机最初写《晋三祖记》，只叙事，未编年；王韶之续写《晋记》，写到晋安帝崩，没有写到东晋结束；干宝《晋纪》则逻辑严密，审正 得序；孙盛《晋阳秋》以词直理正著称。
综观《春秋》经体传文，以事例为规式，启迪人们进入正确思想轨道。《史记》、《汉书》之后，却遗失了大道思维原则，而以作者所据理念各行其事。直到邓粲作《晋纪》，才又将思想原 则放在首位。他摆脱了汉魏以来错误思潮的影响，以商汤、文武周公的圣训为宗祖，重新确立了史学的原则纲领。可见，即使偏居乡曲，只要具有圣王的天下观，一样能够创作出经典著作的 。后来孙盛《晋阳秋》所采用的则例，就是邓粲所立下的规矩。
一本真正的历史学著作，所塑造的功勋人物，一定会让人民群众衷心认可，并促使其思想行为为世代传颂，永不泯灭；所撷取的社会事件，必须能够表明一个朝代兴盛和衰亡的根本法则，使 得后续政府的公权使者从中吸取可靠的经验教训；从而，令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体制形态，如日月经天，循环往复，长久不息；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圣贤、英雄们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光耀寰宇，世代永续。
因此，汉朝初年，就非常重视史官一职。全国各地掌管文件簿册的史官，任职前首先都要被召集到太史府进行培训。以便他们能够详细体察国家的政治制度情况。所有史官还必须阅读国家馆 藏的珍贵历史文献，研究整理所能收集到的一切残局书断简，促成其熟练掌握校对核查史料的技能和方式方法。
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构思立意，要依照经典式法权衡范畴区划迭代拓变准则；劝勉警示，要宗祖圣人的思想原则，进行史料的剪裁取舍；统筹全史，必须以整生逻辑思维式法， 布局润色。也只有这样，才能给后人留下完整清晰的文明行为架构，不致于让偏执、浮躁、虚夸的错误理念搅扰人们的心神。
当然，无论本纪，还是列传的标准体例，都存在编年纪时和事件关联结构横纵交织的处理问题。虽然原则上必须按照事件发展的逻辑据实展开，不能靠材料的堆砌，空发议论。但是，由于年 代久远，史料的记载同中有异，难于辨别细节真伪；一事件不同传说版本堆积过多，其发生的起因及造成的后果就不容易清楚判别；这的确是总括分述历史时思想上经常遇到的困难。
还有，同一历史事件，与很多人都有关系。在本纪和列传中都叙述就会陷于重复唠叨；如果只侧重本纪或列传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就会因欠缺细致而难以周全。这又是辑撰史书时对作者 文笔功力的极大考验。所以，东汉张衡指出了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中不少的舛错和混乱，晋代傅玄批评了《东观汉纪》的冗赘烦琐。应该说这是任何史学著作都难于避免的。
一般地说，追述历史，年代越久远越容易失实。公羊高曾说：“传闻总有不同的说法。”荀况则主张：“远者从略，近者从详。”就是说，凡是有疑问的地方宁可空缺不议。因为著史的原则 就是：真实可信。
然而，世俗之人都嗜好猎奇，却不管不顾自然的规律法则。转述传闻常常无中生有地夸大其辞，追索远古事迹总是喜欢凭幻想猜测作详细描写。于是抛弃历史的必然性，抱着侥幸心理标新立 异，牵强附会，另搞一套。史册上没有记载，自己书中却编排得有鼻子有眼。这是造成历史错讹泛滥的根本原因，更是历史文化学者成为人类文明蛀虫的本源。
更为严重的是，即使当代史，也存在着很多的虚假。孔子著《春秋》，述隐公桓公时事理彰显，讲定公哀公时含糊其辞的地方就比较多。就是说，虽然褒贬之辞不难抒写，但世道人情的利害 关系一参杂进来，就不好落笔。皇室贵族，达官显要，即使是庸夫俗子，也要加以粉饰；平民子弟，遭困君子，纵然才高德望，也要被遗弃埋没或讥讽嘲笑。寒风吹霜，落井下石；阳光雨露 ，锦上添花；这又是书写当代史所必然带来的屈枉，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如果追述远祖历史是那样的诬妄伪欺，记载当代事迹又是如此地虚诳歪曲；那么，能够正确剖析事理，坚守中正大道，秉笔直书的，也就只剩下那些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人了吧！
对尊长和圣贤有所避讳，固然是孔圣的思想。因为纤微的瑕疵不会玷污整块美玉的光泽，所以也不应该让不可避免的缺陷损害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但是，对奸佞邪恶一定要加以贬斥抨击，则 是优秀史学家的份内之事。如同农夫看见田间的野草，必然要把它锄掉一样。这一金科玉律，也是历代撰写正史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共同原则。
至于从丛杂繁乱的资料中，寻找统率全史的构思纲领；力求真实可靠，摒弃奇闻异说的学术原则；弄清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掌握各类史实之间的逻辑关系；等等。只要懂得整生逻辑和大道 思维式法，那么就会驭一统万，万法归宗了。
然而，肩负撰写史书的历史使命，承担着总述评定一代历史人物功过是非重大任务的学者，不但要对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负责，也是最容易招致各种各样的诟病的。所以，对于一个学者来说 ，没有比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加光荣，同时也更加辛苦劳累的工作了。司马迁和班固可谓超越时代，才华盖世，而又精通史学的大家了，仍然受到后世历代文人的批判和诋毁，遑论其他？所以 ，假若史书的著作者摆脱不掉世俗人情的束缚，失去公正原则，那么就会给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带来灾难。
万古长叹：设立太史，始于轩辕黄帝；但史书撰写的规矩样式则完备于周公和孔子。史书，世世代代所经历的重大事件都集汇于此；千古流芳的英雄圣贤和遗臭万年的奸佞恶徒也都总括其中 。杰出人物的精神升华赋予人类的欢欣鼓舞，奸诈之徒的邪恶堕落带给人们的灵魂悸动，在历史的长空久久回响；时刻激励着人类以不屈的脚步向着道德国度一寸寸挺进。我们既要学习左丘 明的文辞笔法，更要牢记齐国南史氏、晋国董狐两位史官秉公直书，不惧生死的高尚品德。
概要把握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案《史通》专论史学，自必条举细目；《文心》上篇总论文体，提挈纲要，体大事繁，自不能如《史通》之周密。然如《史通》首列《六家》篇（《尚书》家、《 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特重《左传》、《汉书》二家，《文心》评论《左传》《史》《汉》，其同一也；《史通》推扬二体（编年体，纪传体） ，言其利弊，《文心》亦确指其短长，其同二也；至于烦略之故，贵信之论，皆子玄书中精义，而彦和已开其先河，安在其为敷衍充数乎！”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纪氏讥其‘史事非当行’，‘诸子为谰言’，非知言也。今按此篇以‘依经’‘附圣’为纲领，深得史迁著述之遗意，前已论之矣。而‘二难’、‘两失’‘四 要’，尤得史法之精微。后世子玄作《史通》，盖即此意扩言之者，安可宗子玄而祧彦和哉？”
《说文解字》：“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初造书契。”
《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然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史通·史官建置》：“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
《礼记·曲礼上》：“史载笔，士载言。”
《诗·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史记·历书》：“紬缉日分。”《索隐》：“紬缉者，以言造历算运者，犹若女工缉而织之也。”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所谓‘三正’者，谓夏以建寅之月为正，商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也。《史记·历书》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 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正。’马融注《尚书》，亦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汉儒如贾谊、董仲舒皆为一代帝王之兴，必改正朔，易服色。夏以寅月为正，商以丑月为正，故 周以子月为正。凡姬周一代制度，说者皆以为周公所创。周改正朔，定为建子，以树三正之法，当亦为周公所创。紬三正以颁历，属周公创法之一也。”
梅庆生《文心雕龙》：“《春秋》无事，四时必书首月，如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是也。”
《申鉴·时事》：“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庙有二史……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
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诠》：“杜预序：‘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孟子》曰：楚谓之《檮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
《史通·曲笔》：“史之为用，记功司过，章善瘅恶。”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文、武、成、康，为周之盛世。昭、穆之世，王政已替。幽厉之世，周道遂衰。宣王中兴，劣能自振。当此之时，中朝臣僚所撰之诗，皆谓之雅，以言王 政废兴，亦可谓之‘政能及雅’也。洎平王东迁，王室微弱，政令仅行于境内，不复遍及于诸侯。是时輶轩使者在王境所采之诗，谓之曰《王风》，而不复名之为雅。以其仅言王境之事，已 下侪于列国，不复能及天下之事，非王政废兴所由系也。故刘勰云：‘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又案：‘及雅’义同‘复雅’。……范甯《谷梁传序》云：‘列《黍离》于《国风》，齐 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此……云‘政不及雅’者，即政不复雅也。”
范甯《谷梁传序》：『昔周道衰陵，干纲绝纽，礼坏乐崩，彝伦攸斁。』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范甯《谷梁传集解序》：“幽王以暴虐见祸，平王以微弱东迁，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天下荡荡，王道尽矣。”
范甯《谷梁传序》：“孔子覩沧海之横流，迺喟然而叹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丧，兴之者在己。”
《论语·子罕》：“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范甯《谷梁传序》：“于是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修《春秋》。……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着劝诫。……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
《汉志》：“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春秋左氏传序》：“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
《左传·成公十四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战国之世，史籍流传绝少。然刘勰犹谓‘从横之世，史职犹存’，何也？考战国时代，史籍仅有《竹书纪年》，出自汲冢。今所传者，虽为后人伪造，然 其文多有依据。……杜预《春秋传后序》论及《纪年》曰：‘《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惟特记晋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 。’据预所言，《纪年》真本，后半独记魏事，其为魏国史官所记，已属无疑。……《战国策》所记，为‘继春秋之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其为何人所着，虽不可知；然 班彪《略论》已云：‘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此为刘勰‘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所本。盖其书为秦统一六国时所采辑，其所据者必出于各国之史籍 。合以上述纪事，皆为‘从横之世，史职犹存’之证。”
《战国策·刘向序》：“《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 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得三十三篇。”
《后书·班彪传》：“汉兴，定天下，大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
《太史公自序》：“司马喜生谈，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有子曰迁。太史公发愤且卒，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 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
《礼记·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史通·本纪》：“昔汲冢《竹书》，是曰《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
清·晏世澍《沅湘通艺录·卷二·太史公本纪取式吕览辨》：“按《吕览》凡十二纪，八览、六论，大抵据儒书者十之八九，参以道家、墨家之书理者十之一二，二十余万言，颇为有识者所 推重，盖不韦宾客之所集也。观其《报任安书》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又曰：‘恨私心有所未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着于后世也。’言为心声，自比如此，岂非有所欣羡于其 素哉！以此知刘舍人之言为有据，其为取式无疑也。”
《史通》：“‘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 义也。’‘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司 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各国自用其年），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
梅庆生《文心雕龙》：“八书，《史记》司马迁作：《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十表，《史记》：《三代世表》、《 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 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之分，以《史通》所释为最明晰。……其于表，则一见于《表历》篇，云：‘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 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此其证欤？’一见于《杂说》上篇，云：‘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 字辑 而相排。虽燕赵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序。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其于志，则论于《书志》篇，曰：‘夫刑 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及班马着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且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字片文，于斯备录。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 刘勰谓‘八书以铺政体’，政体即典礼之异称，典礼亦称政典，从政者必守之典也。体即体要，体要即典要也。又谓‘十表以谱年爵’者，凡《史记》十表皆称年表，而汉兴功臣侯以下诸表 ，又专为谱爵而作。其谓‘殊古式’者，古史皆编年，而司马迁改为本纪、世家、列传、志、表五体，异乎周代史官所用之成法，故云然也。”
班彪《略论》：“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后汉书·班彪传》：“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
《汉书·叙传》：“固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于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
《史通·论赞》：“孟坚辞唯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
《后汉书·班固传论》：“迁文直而事覈，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史通·曲笔》：“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
《史通·序例》：“晋齐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宫不可为纪，今编同列传，以戒牝鷄之晨。窃惟录皇后者编为传体，自不可加以纪名。”
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杜氏《通典》：东京图书，悉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入直其中，撰述国史。”
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至灵帝。刘珍等撰。”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史通·正史》篇记载纂修《汉记》之始末最详。谓：‘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 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事业垂竟，而珍、尤 继卒。复命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 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扬彪、卢植著作 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观上文所述《汉记》之体，一踵《汉书》，纪、传、志、表，无一不备。刘勰举其多者言之，故称曰‘后汉纪传’。《后汉书》之作者，既有十一家之多， 而以《汉记》居先，且皆由帝室命撰，接续而成，为诸家之所本。故又曰‘发源东观’也。”
《史通·杂说》：“‘谢承《汉书》，偏党吴越。’《匡谬正俗》谓‘承书失实’。洪亮吉：‘承书最有名，又最先出，而其纰缪非一端。’”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刘勰谓‘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者，指袁山松《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而言也。黄奭袁书辑本，谓其文多排叠，喜志灾祲，皆非史载所尚。刘勰 所谓‘偏驳不伦’者，殆谓是欤？刘勰又谓‘薛、谢之作，疎谬少信’者，指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而言也。谢承，吴人；薛莹，亦吴人，……后入晋为散骑常侍，故《隋志》称 为晋人。姚之駰《后汉书补逸》尝称：‘谢伟平之书，东汉第一良史也。’惟仅由逸文窥见厓略，未必衷于情实。之駰又论薛莹之书曰：‘读世祖及显宗二论，波屡云委，灏瀚苍郁，洵良史 乎！’然袁宏《后汉记》称及谢承，而不及薛莹，岂以其书无可称道之故。刘勰谓其‘疏谬少信’，虽无可考，必非妄语。”
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晋书）司马彪传》：彪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 。”“《（晋书）华峤传》：‘峤以《汉记》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起于光武，终于孝献，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峤以皇后 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故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又改志为典，以有《尧典》故也。而改名《后汉书》，奏之。诏朝臣会议。时中书监荀勗、令和峤、太常张华 、侍中王济，咸以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藏之秘府。’”
《史通·正史》：“华峤删定《东观记》为《汉后书》，……自斯已往，作者相继，为编年者四族，创纪传者五家，推其所长，华氏居最。”
《史通·序例》：“峤言辞简质，叙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坚之亚欤。”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案《史通·正史》篇论《后汉书》，于《东观记》之下，即论司马彪、华峤二书，亦可以证彦和详实准当之评必非虚也。”
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晋书》：陈寿，字承祚，蜀巴西人，历官著作郎，撰魏、吴、蜀《三国志》。张华深善之，曰：当以《晋书》相付耳。无迁固之语。《华峤传》：峤书成时， 中书监荀勗等咸以峤文直事核，有迁固风。”
《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着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品藻典雅。中书监荀勗、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
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晋书》：元康二年诏，著作旧属中书令，秘书既典文籍，宜改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晋书）干宝传》 ：宝字令升，王导荐之元帝，领国史。着《晋纪》，自宣帝讫于愍帝，凡二十卷。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新唐书·艺文志》列干宝《晋纪》于编年类，是‘审正得序’谓编 年审正而有顺序。”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干、孙二氏之书，已为当代所称，本书《才略》篇亦云：‘孙盛、干宝，文盛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户牖虽异，而笔彩略同。’是二氏为刘所盛称 ，可与本文互证。《史通》论之尤详，《二体》篇曰：‘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曰：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又《载言》篇曰：‘干宝议撰晋 史，以为宜准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按此所论，皆以彰干宝撰史之长也。又《采撰》篇曰：‘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夫以刍荛鄙说，列 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又《模拟》篇亦论及《晋阳秋》。……此则又以明孙盛撰史之得失也。《文选》著录干氏《晋纪总论》，诚不愧文盛为史 之誉。详观刘知几所论，则‘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允矣。至孙盛《阳秋》，仅有辑本。其‘以约举为能’，则无明征。”
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春秋序》：‘发凡以言例。’注：‘知隐公七年，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之类。有五十条，皆以凡字发明类例。’”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杜预所释，以《春秋》有新旧二例。传言凡者，是为旧例，其数五十，周公之所垂法也。传不言凡，而比于凡者，是为新例，孔子之所补定也。无论杜释 之为是为非，而《春秋》书法本于凡例，则显然可见。至其何者为凡，何者为例，则一由传发之。故刘勰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之语。盖《春秋》经传之凡例，即为吾国所创之史例 。”
“《史记》有《自序》，《汉书》有《叙传》，而皆无凡例。《三国志》则并自序而无之。故曰：‘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史通·序例》篇云：‘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 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详其所论，亦本于刘勰之旨以立言也。”
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史通》：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以下，遽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
《汉书·叙传》：“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
《周礼·天官》：“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史记·太史公自序》更有‘秦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之语。《索隐》曰：‘案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墨子·天 志中》篇云：‘书于竹帛，镂之金石。’《说文叙》云：‘着于竹帛谓之书。’……古籍密藏于石室金匮，须启辟而后能阅览。故曰：‘阅石室，启金匮。’书之最古者，其竹简必有残缺， 其缣帛必有断裂，故曰‘抽裂帛，检残竹’也。”
“刘勰论文，以《征圣》《宗经》居首。撰史之旨，亦不外是。本篇谓‘宗经矩圣之典’，为公理所辨究之一事，当为刘勰论史所本。此所谓经，为《春秋》之经。此所谓圣，为孔子之圣。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是谓立义。太史公曰：‘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春秋》经孔子之笔削，而后谓之为选言。凡立义选言，皆应以《春 秋》为极则，故曰‘宜依经以树则’。《春秋》以褒贬示劝戒，即因褒贬而有所与夺。然非圣人不能得褒贬与夺之公，必取法孔子而后可，故曰‘必附圣以居宗’。究而言之，依经附圣，为 刘勰素所持论。迨刘知几出，以《疑古》、《惑经》名篇，始于《春秋》孔子有驳难之言。”
“‘纪传为式，编年缀事’二语，应为下二段之纲。此刘知几撰《二体》篇之所本也。……盖自后汉、魏、晋以迄刘勰，作者辈出，要不逾于纪传、编年二体。纪传一体为撰史之正轨，班陈 以下莫不因之，故刘勰有‘纪传为式’之言。编年一体，发生虽早，乃自有马、班二史，降居次位。如因有《两汉书》而别有《汉纪》，因有《晋书》而别有《晋纪》，因有《宋书》而别有 《宋略》，皆其明证。然编年之史，重于纪事，而不必如列传之多载文翰。故刘勰又有‘编年缀事’之论也。下文一言‘总会’，盖论编年；一言‘诠配’，盖论纪传。”
“此节论编年之史之难于撰作也。编年之史，莫古于《春秋》。《春秋》循鲁史记事之法，造语至简，皆按实而书，故文非泛论。《左传》于记事外，间举凡以示例，或为‘君子曰’以发其 旨，是虽有泛论，曾不失按实而书之旨。刘子玄《史通·烦省》篇论《左传》曰：‘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 ，撰录多备。’此非所谓‘岁远则同异难密’乎？又《二体》篇曰：‘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说。……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 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非所谓‘事积则起讫易疏’者乎？刘知几在《二体》篇又谓：‘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事，莫不备载其是。形于目前， 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按此语实兼《左传》而并言，亦即善于‘总会’，而为编年史之冠冕者。厥后，荀悦效《左传》之体而撰《汉纪》，司马光更撰《通鉴》。……年代愈长，总会愈难 。”
《春觉斋论文·流别论·七》：“化编年为列传，成正史之传体，其例实创自史迁。而刘彦和虑其‘事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 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诠配之未易也’之数语者，可谓深明史体。邵泰衢《史记疑问》谓《功臣表》汉九年吕泽已死，而《留侯世家》汉十一年不应又有吕泽。叶荣甫曰：‘ 《史》《汉》并称良史，乃其中有分一人为二人，合二人为一人者。如伯益、伯翳一人尔（见《郑语》及《后汉·地志》），《史记》于《陈杞世家》之末乃云：‘伯翳之后分为秦。’又云 ：‘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分。’是以翳、益为二人也。阚止、子我一人尔（见《传》哀六年杜预注及《史记·齐世家》贾逵注），《史记》于《田氏完世家》乃云：‘子我者，阚止 之宗人。’又云：‘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阚止。’是又以一人为二人。’诸如此类，仁和梁玉绳《史记质疑》中言之指不胜屈，即所谓同异难密者也。至于同归一事，则数人分功，两记则失 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愚按此着史公似有专长，能于复中见单，令眉目皎然，不至于淆乱。但以樊、郦、滕、灌四传论之，四人悉从高帝，未赏特将，为功多同，史公颇患其溷，故于四 传中各异其书法以别之（以下举例从略）。四人皆从高帝，虽有分功之事，而序事能各判其人，此谓因事设权者也。”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后汉书·张衡传》：‘衡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章怀注曰：‘《衡集》其略曰：‘《易》：宓戏氏王天下，宓戏氏没，神农氏作，神农 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又一事曰：‘《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皡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
《晋书·傅玄传》：“玄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
《荀子·非相》：“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
《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史通·曲笔》篇发挥记近多枉之义最晰，其言曰：‘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解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 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特报己仇。……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又曰：‘至如朝廷贵臣， 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又曰：‘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 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左传·宣公二年》：“太史书曰：赵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班彪《略论》谓：‘司马迁论议浅而不笃，其论学术，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 ，所以遇极刑之咎也。’其子固作《司马迁传》，亦用父说为赞，其文微异。……《后汉书·班彪附子固传论》云：‘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 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又《史通·书事》篇云：‘傅 玄之贬班固也，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以上皆刘勰所谓历诋迁、固之辞也。”
关于自然观、宇宙观和文明史、文化史
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史传第十六·释义》中有言：“史者，古之掌文辞之官之通称也，凡藏书、读书、作书之事皆属焉。”“盖以黄帝正名百物，始立百官，官各有史，史世其职，以 贰于太史。太史者，天子之史也。隋志论史官之才，‘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前言往行无不识，天文地理无不察，人事之纪无不达。’其所 关之大可知矣。”
联系刘勰本篇史传，我们将发现太史地位之高，实乃非帝师、王者师莫属；太史学问之大，非文理通才经论大师难当；太史作用之伟，更为文明事业之通判，人文发展之权柄。古今堪衡之职 事者，人海茫茫，寥寥无几。没有几十年学问与生活双重丰富之经历，任何人对其都只能是望尘莫及的。“百家”中的任何一家，都无能担此大任。
尤为重要的是，通过此篇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道路，即人类文明史与人类文化史，虽然并行，却非一事。中华文明史与中国通史实在非一门之学问。
简言之，文明史是人类道德史，是思想学术延续之经历的梗概脉络；通史则是人类生活史，民族种类发展之历程大事记要。这是密不可分，而又截然不同的，人类文化史一史之双翼。前者主 时间，后者重空间；前者意在人之文明性的持续创新与丰富，后者在人之动物性的不断暴露和克服；前者是本体的生长、壮大，后者是载体的健康、发展。
由此，想到现时代宇宙观与自然观的混淆给思想理论学术界、科学界、文化界，以及国家政治形态、人们经济生活状况所造成的迷乱，不禁惊耸万分。
简洁地说，自然，是思想本体范畴。固然可用“观”、“理念”来释说陈述，以解惑答疑；但是，宇宙，乃具象载体范畴，只有用“学”、“体系”来诠解表达，方能够状态本征情况。前者 的对象在文字、语言、思维；后者的对象在事物、行为、机体。
把“宇宙观”与“自然观”弄乱，人们也就分不清科学、宗教、哲学的对象、任务、作用的层级所属；认识不到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本质与现象区分；更会造成在文字符号面前的愚不 可及。
人类创造了文字图符这一思维工具，又常常被这一工具所百般愚弄，何哉？
一方面，漠视和忽略了一个道理，每一事物一旦产生，形成独立系统，就有其自身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任何“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文字一经形成自身的独立系统， 人类在使用中，就要受到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反作用，而不会由使用之人任意摆布。另一方面，就是文字图符的创造，是否与人类创造之初的意图相吻合，是否能够承担其所赋予的重任，还没 有被人们彻底地清醒反思，从而被文字图符所累，引起诸多的无谓而又冥顽不灵的争斗。
换句话说，文（字图符）明是人类的专属，文（纹理）化是自然界万事万物所共有。人，能否维持住自己的专属地位，执行美、善的使命，而不至堕落入“畜生道”，在科学昌明已经无孔不 入的今天，对于当今的人类来讲，才是至关重要的。
这里，由于牵涉的东西太多，又太专业，在此只能给以结论说明，详细论述当在《练字》篇中进行。
那么，结论会是什么呢？就是在世界上现存的所有文字种类中，只有“汉字”，才堪当人类“思维工具”的大任，任何字母文字，均因其与自然事物、尤其是自然性的割裂性，不但自身误入 歧途，也造成了使用者理念的“破坏性建设”，使得地球生态出现了不可逆的断灭征兆，危机到了人类及其地－月天体系统的生存。
2014-06-09 句读原文
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言，右史書事。言經則尚書，事經 則春秋也。
唐虞流于典謨；夏商被于誥誓。洎周命維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歷，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彝倫攸斁。
昔者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
然睿旨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及至縱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 策。蓋錄而弗敘，故即簡而為名也。
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勣。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玄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 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 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
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觀夫 左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為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
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史班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為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 亦名號宜慎矣。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平二后，欲為立紀，繆亦甚矣。尋子弘雖偽，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
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製，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疎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並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 或疎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
至於晉代之書，繫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粲《晉紀》，始立條 例；又擺落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為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 體國也；閱石室，啟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
是以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詮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為難 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工。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詮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
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 ，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蠧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 之枉，可為歎息者也。故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
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 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眾理可貫。然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贏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贊曰：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丘明，直歸南董。
诠经释典
自伏羲“一画开天”，人类超越飞、潜、动、植，发明文字工具，年代已经非常悠久了。现代人想要认识和了解古代的人与事，只能靠记述历史的书籍了！黄帝时代，仓颉就担任过专职史官 ，主管文字的创造、解释和书契的刻写工作。可见，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比黄帝世纪还要久远。
《礼记·曲礼》言：“文字是记录历史的载体。”所谓史，就是用文字符号记录古人所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的官员。史官经常跟在帝王身边，记录朝堂上帝王和大臣们言语对话和行事举动。 在古代，朝堂上坐在帝王左面的史官记的是言；坐在帝王右面的史官录的是事。如果说录言的经典是《尚书》，那么记事的经典就是《春秋》了。
尧舜的历史依靠《尚书》的《尧典》、《皋陶谟》流传下来，夏商的历史记载在《尚书》的《甘誓》、《汤诰》等文献中。到了周朝，文王“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春秋中期以后 ，测量出一回归年为365?日，到战国初期创制、行用四分历。”（《古代天文历法讲座·第一讲》第6页）走出了“观象授时”，上升到了有历法可依的时代。可以利用天象的变化规律调配年 、月、日、时以准确纪年了。于是，各诸侯邦国，都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史，用来张扬善德，贬斥恶行，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然而，自平王东迁周室衰微，齐、楚、秦、晋豪强霸主此起彼伏 ，挟天子以令诸侯，朝纲废弛，天下伦理失序，社会道德不断败坏。
孔子痛惜王道政治横遭践踏；哀怜整生逻辑思维分崩离析。尤其是闻听窦舜恶讯，临河而叹说：“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二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 之乃从政”。后闻麟出而死，悲“吾道穷矣”。遂作歌饮泣：“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 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后哉’）。”
于是自卫返鲁之后，以“始作翕（纳入）如，纵之纯（质朴）如，曒（分明）如绎（连续不断）如”的原则，订正了《雅》、《颂》乐曲；根据鲁国的历史资料撰著《春秋》，“据鲁、亲周 、故殷，远之三代”。指出事件人物中的得失之处以表明推崇或贬斥；列举邦国的兴亡之理以达到劝勉警诫作用。褒扬一字，比大夫的车子官帽都贵重；贬责一句，比受刀斧的诛戮还要痛苦 。
《春秋》大道哲学思想时隐时现，文辞简约婉转。因此，司马迁有“《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的评断。左丘明虽与孔子同时代，却不但能深刻地领会孔子的逻辑思想，而且还根 据《春秋》对历史事件“推原其始，历程其中，结论其实”的原则，创作了《春秋左氏传》。
所谓传，就是转录。即转录和复制原典的思维逻辑，通过时代语言将其传授给当世之人。《左传》犹如《春秋》之翅膀，更是记传体的杰作，使《春秋》的道德评述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战国 时期，各诸侯国史官之职仍然得以保留着。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各国的简要历史依然独立保存在秦朝的历史档案库里。不过因这些史料记录的多是策士们的言行又未作年代编次，所以就采 用简策的“策”字，统一归名为《战国策》。
历经多年杀伐征战，刘邦、项羽推翻了秦王朝后，刘邦又消灭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大汉初年，陆贾仿效前代笔法，将这段历史资料辑录成《楚汉春秋》。后来，世代相袭编修史书的史官司 马谈去世，他的儿子司马迁承继父志，著作了千古名篇《史记》。《史记》，与《尚书·尧典》相比，所记载的不全是圣王的事迹；继承了孔子的逻辑思维，又不能与《春秋》相提并论；又 以《吕氏春秋》为样板，把记述帝王历史的统统命名为纪。纪的纲领比较宽泛，不只限于圣王。所以，《史记》以《本纪》叙述帝王；用《世家》记述公侯；以《列传》综括将相士卿；用“ 八书”铺排政治制度；以“十表”谱记年代和爵位。这种方式虽然与古代编史的法则不同，却抓住了现实的发展线索。《史记》照实传录，不作隐讳的宗旨；思想宏大，政通博识的品质；涉 猎广泛、不循惯例的特性；因体例不一造成条例间尚有舛错杂乱的过失等等，班彪在《史记论》里已做过详细的论述。
到班固继承父业综述汉史，编写《汉书》，征引《史记》文献资料占全书一半以上。《汉书》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十志”材料丰富完备；赞、 序文辞宏大华丽，态度端正，构思清晰，意蕴深厚。其效法先圣句式，尊崇经典笔法，纲目清楚、内容完善的成就；以及窃取父亲班彪的成果据为己有的卑鄙行为，索取贿赂、出卖学术原则 的罪过，仲长统已经讲得很彻底了。
左丘明《左传》则以《春秋》为蓝本，按编年纪事，将自己新的发现穿插附缀在经文之中。虽有文辞简约的长处，然而，历史人物所需具备的细节要素却不太清楚。所以，因为《史记》开创 的，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更利于对故事情节和主人公思想品质的详细把握，受到后来著述史书的人们的一致效法。
至于汉孝惠帝因赌“人彘”戚夫人惨状，大哭非人所为，病不称朝；吕后遂摄政，号令一出。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便都为吕后设立了专纪。这是违反著经原则和史家良知的。为什 么这么说呢？因为自从伏羲皇世以来，从未有女人称帝。汉代这种特殊际遇，不足以为后世效法。
母鸡不鸣晨，这是周武王在誓词中早就讲过的道理；不许妇人干预朝政，这是齐恒公会盟时立下的誓约；秦昭襄王母宣太后扰乱了秦朝政治；吕后危害了汉朝刘吕两氏宗亲。事实证明，不仅 国家大政方针难于由女人掌控，就是为其册封名号也应该十分慎重！
张衡作太史令时，与司马迁、班固一样迷糊。竟主张为汉元帝皇后写本纪，太荒谬了。毕竟，刘弘虽非皇后之子，但却是惠帝的后嗣。刘婴虽然年幼，但其正是平帝的继承人。所以，按理应 该为刘弘、刘婴立本纪，哪有给吕后、元后立纪的份呢？
东汉的本纪和列传，正宗源出于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马日磾、蔡邕、扬彪、卢植等人主要在东观相继纂修的《世祖本纪》、纪 、表、《名臣》、《儒林》、《外戚》、《地理志》、《外戚传》、《百官表》等，后总体号称为《汉纪》，或《东观汉纪》。晋代袁山松《后汉书》、张莹《后汉南纪》，写得散乱驳杂， 逻辑荒谬；三国时吴国薛莹《后汉记》、谢承《后汉书》，粗制滥造，缺信少义。然而，西晋司马彪真实详尽的《续汉书》；华峤精准恰当的《后汉书》；则可称为东汉史传中的扛鼎之作。
三国时期，著史立传再掀狂潮。然而，孙盛《魏氏春秋》、鱼豢《典略》、《魏略》，虞溥《江表传》、张勃《吴录》。要么言辞激切漂浮，不足采信；要么材料粗鄙荒芜，不得要领。只有 晋陈寿《三国志》，脉络清晰，文辞精当。荀勖和张华赞誉陈寿可与司马迁、班固媲美，不是没有道理的。
到了晋代，史书的编纂工作开始由著作郎专属负责。陆机最初写《晋三祖记》，只叙事，未编年；王韶之续写《晋记》，写到晋安帝崩，没有写到东晋结束；干宝《晋纪》则逻辑严密，审正 得序；孙盛《晋阳秋》以词直理正著称。
综观《春秋》经体传文，以事例为规式，启迪人们进入正确思想轨道。《史记》、《汉书》之后，却遗失了大道思维原则，而以作者所据理念各行其事。直到邓粲作《晋纪》，才又将思想原 则放在首位。他摆脱了汉魏以来错误思潮的影响，以商汤、文武周公的圣训为宗祖，重新确立了史学的原则纲领。可见，即使偏居乡曲，只要具有圣王的天下观，一样能够创作出经典著作的 。后来孙盛《晋阳秋》所采用的则例，就是邓粲所立下的规矩。
一本真正的历史学著作，所塑造的功勋人物，一定会让人民群众衷心认可，并促使其思想行为为世代传颂，永不泯灭；所撷取的社会事件，必须能够表明一个朝代兴盛和衰亡的根本法则，使 得后续政府的公权使者从中吸取可靠的经验教训；从而，令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体制形态，如日月经天，循环往复，长久不息；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圣贤、英雄们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光耀寰宇，世代永续。
因此，汉朝初年，就非常重视史官一职。全国各地掌管文件簿册的史官，任职前首先都要被召集到太史府进行培训。以便他们能够详细体察国家的政治制度情况。所有史官还必须阅读国家馆 藏的珍贵历史文献，研究整理所能收集到的一切残局书断简，促成其熟练掌握校对核查史料的技能和方式方法。
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构思立意，要依照经典式法权衡范畴区划迭代拓变准则；劝勉警示，要宗祖圣人的思想原则，进行史料的剪裁取舍；统筹全史，必须以整生逻辑思维式法， 布局润色。也只有这样，才能给后人留下完整清晰的文明行为架构，不致于让偏执、浮躁、虚夸的错误理念搅扰人们的心神。
当然，无论本纪，还是列传的标准体例，都存在编年纪时和事件关联结构横纵交织的处理问题。虽然原则上必须按照事件发展的逻辑据实展开，不能靠材料的堆砌，空发议论。但是，由于年 代久远，史料的记载同中有异，难于辨别细节真伪；一事件不同传说版本堆积过多，其发生的起因及造成的后果就不容易清楚判别；这的确是总括分述历史时思想上经常遇到的困难。
还有，同一历史事件，与很多人都有关系。在本纪和列传中都叙述就会陷于重复唠叨；如果只侧重本纪或列传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就会因欠缺细致而难以周全。这又是辑撰史书时对作者 文笔功力的极大考验。所以，东汉张衡指出了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中不少的舛错和混乱，晋代傅玄批评了《东观汉纪》的冗赘烦琐。应该说这是任何史学著作都难于避免的。
一般地说，追述历史，年代越久远越容易失实。公羊高曾说：“传闻总有不同的说法。”荀况则主张：“远者从略，近者从详。”就是说，凡是有疑问的地方宁可空缺不议。因为著史的原则 就是：真实可信。
然而，世俗之人都嗜好猎奇，却不管不顾自然的规律法则。转述传闻常常无中生有地夸大其辞，追索远古事迹总是喜欢凭幻想猜测作详细描写。于是抛弃历史的必然性，抱着侥幸心理标新立 异，牵强附会，另搞一套。史册上没有记载，自己书中却编排得有鼻子有眼。这是造成历史错讹泛滥的根本原因，更是历史文化学者成为人类文明蛀虫的本源。
更为严重的是，即使当代史，也存在着很多的虚假。孔子著《春秋》，述隐公桓公时事理彰显，讲定公哀公时含糊其辞的地方就比较多。就是说，虽然褒贬之辞不难抒写，但世道人情的利害 关系一参杂进来，就不好落笔。皇室贵族，达官显要，即使是庸夫俗子，也要加以粉饰；平民子弟，遭困君子，纵然才高德望，也要被遗弃埋没或讥讽嘲笑。寒风吹霜，落井下石；阳光雨露 ，锦上添花；这又是书写当代史所必然带来的屈枉，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如果追述远祖历史是那样的诬妄伪欺，记载当代事迹又是如此地虚诳歪曲；那么，能够正确剖析事理，坚守中正大道，秉笔直书的，也就只剩下那些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人了吧！
对尊长和圣贤有所避讳，固然是孔圣的思想。因为纤微的瑕疵不会玷污整块美玉的光泽，所以也不应该让不可避免的缺陷损害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但是，对奸佞邪恶一定要加以贬斥抨击，则 是优秀史学家的份内之事。如同农夫看见田间的野草，必然要把它锄掉一样。这一金科玉律，也是历代撰写正史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共同原则。
至于从丛杂繁乱的资料中，寻找统率全史的构思纲领；力求真实可靠，摒弃奇闻异说的学术原则；弄清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掌握各类史实之间的逻辑关系；等等。只要懂得整生逻辑和大道 思维式法，那么就会驭一统万，万法归宗了。
然而，肩负撰写史书的历史使命，承担着总述评定一代历史人物功过是非重大任务的学者，不但要对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负责，也是最容易招致各种各样的诟病的。所以，对于一个学者来说 ，没有比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加光荣，同时也更加辛苦劳累的工作了。司马迁和班固可谓超越时代，才华盖世，而又精通史学的大家了，仍然受到后世历代文人的批判和诋毁，遑论其他？所以 ，假若史书的著作者摆脱不掉世俗人情的束缚，失去公正原则，那么就会给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带来灾难。
万古长叹：设立太史，始于轩辕黄帝；但史书撰写的规矩样式则完备于周公和孔子。史书，世世代代所经历的重大事件都集汇于此；千古流芳的英雄圣贤和遗臭万年的奸佞恶徒也都总括其中 。杰出人物的精神升华赋予人类的欢欣鼓舞，奸诈之徒的邪恶堕落带给人们的灵魂悸动，在历史的长空久久回响；时刻激励着人类以不屈的脚步向着道德国度一寸寸挺进。我们既要学习左丘 明的文辞笔法，更要牢记齐国南史氏、晋国董狐两位史官秉公直书，不惧生死的高尚品德。
概要把握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案《史通》专论史学，自必条举细目；《文心》上篇总论文体，提挈纲要，体大事繁，自不能如《史通》之周密。然如《史通》首列《六家》篇（《尚书》家、《 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特重《左传》、《汉书》二家，《文心》评论《左传》《史》《汉》，其同一也；《史通》推扬二体（编年体，纪传体） ，言其利弊，《文心》亦确指其短长，其同二也；至于烦略之故，贵信之论，皆子玄书中精义，而彦和已开其先河，安在其为敷衍充数乎！”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纪氏讥其‘史事非当行’，‘诸子为谰言’，非知言也。今按此篇以‘依经’‘附圣’为纲领，深得史迁著述之遗意，前已论之矣。而‘二难’、‘两失’‘四 要’，尤得史法之精微。后世子玄作《史通》，盖即此意扩言之者，安可宗子玄而祧彦和哉？”
《说文解字》：“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初造书契。”
《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然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史通·史官建置》：“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
《礼记·曲礼上》：“史载笔，士载言。”
《诗·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史记·历书》：“紬缉日分。”《索隐》：“紬缉者，以言造历算运者，犹若女工缉而织之也。”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所谓‘三正’者，谓夏以建寅之月为正，商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也。《史记·历书》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 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正。’马融注《尚书》，亦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汉儒如贾谊、董仲舒皆为一代帝王之兴，必改正朔，易服色。夏以寅月为正，商以丑月为正，故 周以子月为正。凡姬周一代制度，说者皆以为周公所创。周改正朔，定为建子，以树三正之法，当亦为周公所创。紬三正以颁历，属周公创法之一也。”
梅庆生《文心雕龙》：“《春秋》无事，四时必书首月，如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是也。”
《申鉴·时事》：“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庙有二史……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
李曰刚《文心雕龙斟诠》：“杜预序：‘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孟子》曰：楚谓之《檮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
《史通·曲笔》：“史之为用，记功司过，章善瘅恶。”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文、武、成、康，为周之盛世。昭、穆之世，王政已替。幽厉之世，周道遂衰。宣王中兴，劣能自振。当此之时，中朝臣僚所撰之诗，皆谓之雅，以言王 政废兴，亦可谓之‘政能及雅’也。洎平王东迁，王室微弱，政令仅行于境内，不复遍及于诸侯。是时輶轩使者在王境所采之诗，谓之曰《王风》，而不复名之为雅。以其仅言王境之事，已 下侪于列国，不复能及天下之事，非王政废兴所由系也。故刘勰云：‘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又案：‘及雅’义同‘复雅’。……范甯《谷梁传序》云：‘列《黍离》于《国风》，齐 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此……云‘政不及雅’者，即政不复雅也。”
范甯《谷梁传序》：『昔周道衰陵，干纲绝纽，礼坏乐崩，彝伦攸斁。』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范甯《谷梁传集解序》：“幽王以暴虐见祸，平王以微弱东迁，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天下荡荡，王道尽矣。”
范甯《谷梁传序》：“孔子覩沧海之横流，迺喟然而叹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丧，兴之者在己。”
《论语·子罕》：“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范甯《谷梁传序》：“于是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修《春秋》。……举得失以彰黜陟，明成败以着劝诫。……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
《汉志》：“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春秋左氏传序》：“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
《左传·成公十四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战国之世，史籍流传绝少。然刘勰犹谓‘从横之世，史职犹存’，何也？考战国时代，史籍仅有《竹书纪年》，出自汲冢。今所传者，虽为后人伪造，然 其文多有依据。……杜预《春秋传后序》论及《纪年》曰：‘《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惟特记晋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 。’据预所言，《纪年》真本，后半独记魏事，其为魏国史官所记，已属无疑。……《战国策》所记，为‘继春秋之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其为何人所着，虽不可知；然 班彪《略论》已云：‘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此为刘勰‘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所本。盖其书为秦统一六国时所采辑，其所据者必出于各国之史籍 。合以上述纪事，皆为‘从横之世，史职犹存’之证。”
《战国策·刘向序》：“《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 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得三十三篇。”
《后书·班彪传》：“汉兴，定天下，大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
《太史公自序》：“司马喜生谈，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有子曰迁。太史公发愤且卒，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 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
《礼记·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史通·本纪》：“昔汲冢《竹书》，是曰《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
清·晏世澍《沅湘通艺录·卷二·太史公本纪取式吕览辨》：“按《吕览》凡十二纪，八览、六论，大抵据儒书者十之八九，参以道家、墨家之书理者十之一二，二十余万言，颇为有识者所 推重，盖不韦宾客之所集也。观其《报任安书》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又曰：‘恨私心有所未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着于后世也。’言为心声，自比如此，岂非有所欣羡于其 素哉！以此知刘舍人之言为有据，其为取式无疑也。”
《史通》：“‘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纪者，既以编年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书者，则见之于年月；其书事委曲，付之列传，此其 义也。’‘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司 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各国自用其年），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
梅庆生《文心雕龙》：“八书，《史记》司马迁作：《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十表，《史记》：《三代世表》、《 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 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之分，以《史通》所释为最明晰。……其于表，则一见于《表历》篇，云：‘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 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此其证欤？’一见于《杂说》上篇，云：‘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 字辑 而相排。虽燕赵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序。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其于志，则论于《书志》篇，曰：‘夫刑 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于《三礼》。及班马着史，别裁书志，考其所记，多效《礼经》，且纪传之外，有所不尽。只字片文，于斯备录。语其通博，信作者之渊海也。’…… 刘勰谓‘八书以铺政体’，政体即典礼之异称，典礼亦称政典，从政者必守之典也。体即体要，体要即典要也。又谓‘十表以谱年爵’者，凡《史记》十表皆称年表，而汉兴功臣侯以下诸表 ，又专为谱爵而作。其谓‘殊古式’者，古史皆编年，而司马迁改为本纪、世家、列传、志、表五体，异乎周代史官所用之成法，故云然也。”
班彪《略论》：“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后汉书·班彪传》：“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
《汉书·叙传》：“固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于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
《史通·论赞》：“孟坚辞唯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
《后汉书·班固传论》：“迁文直而事覈，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史通·曲笔》：“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
《史通·序例》：“晋齐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宫不可为纪，今编同列传，以戒牝鷄之晨。窃惟录皇后者编为传体，自不可加以纪名。”
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杜氏《通典》：东京图书，悉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入直其中，撰述国史。”
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东观汉记》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至灵帝。刘珍等撰。”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史通·正史》篇记载纂修《汉记》之始末最详。谓：‘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 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建武，讫乎永初。事业垂竟，而珍、尤 继卒。复命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 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寔、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扬彪、卢植著作 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观上文所述《汉记》之体，一踵《汉书》，纪、传、志、表，无一不备。刘勰举其多者言之，故称曰‘后汉纪传’。《后汉书》之作者，既有十一家之多， 而以《汉记》居先，且皆由帝室命撰，接续而成，为诸家之所本。故又曰‘发源东观’也。”
《史通·杂说》：“‘谢承《汉书》，偏党吴越。’《匡谬正俗》谓‘承书失实’。洪亮吉：‘承书最有名，又最先出，而其纰缪非一端。’”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刘勰谓‘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者，指袁山松《后汉书》、张莹《后汉南记》而言也。黄奭袁书辑本，谓其文多排叠，喜志灾祲，皆非史载所尚。刘勰 所谓‘偏驳不伦’者，殆谓是欤？刘勰又谓‘薛、谢之作，疎谬少信’者，指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而言也。谢承，吴人；薛莹，亦吴人，……后入晋为散骑常侍，故《隋志》称 为晋人。姚之駰《后汉书补逸》尝称：‘谢伟平之书，东汉第一良史也。’惟仅由逸文窥见厓略，未必衷于情实。之駰又论薛莹之书曰：‘读世祖及显宗二论，波屡云委，灏瀚苍郁，洵良史 乎！’然袁宏《后汉记》称及谢承，而不及薛莹，岂以其书无可称道之故。刘勰谓其‘疏谬少信’，虽无可考，必非妄语。”
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晋书）司马彪传》：彪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 。”“《（晋书）华峤传》：‘峤以《汉记》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起于光武，终于孝献，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峤以皇后 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传》以继末编，非其义也，故易为皇后纪，以次帝纪。又改志为典，以有《尧典》故也。而改名《后汉书》，奏之。诏朝臣会议。时中书监荀勗、令和峤、太常张华 、侍中王济，咸以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藏之秘府。’”
《史通·正史》：“华峤删定《东观记》为《汉后书》，……自斯已往，作者相继，为编年者四族，创纪传者五家，推其所长，华氏居最。”
《史通·序例》：“峤言辞简质，叙致温雅，味其宗旨，亦孟坚之亚欤。”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案《史通·正史》篇论《后汉书》，于《东观记》之下，即论司马彪、华峤二书，亦可以证彦和详实准当之评必非虚也。”
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晋书》：陈寿，字承祚，蜀巴西人，历官著作郎，撰魏、吴、蜀《三国志》。张华深善之，曰：当以《晋书》相付耳。无迁固之语。《华峤传》：峤书成时， 中书监荀勗等咸以峤文直事核，有迁固风。”
《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着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品藻典雅。中书监荀勗、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
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晋书》：元康二年诏，著作旧属中书令，秘书既典文籍，宜改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晋书）干宝传》 ：宝字令升，王导荐之元帝，领国史。着《晋纪》，自宣帝讫于愍帝，凡二十卷。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新唐书·艺文志》列干宝《晋纪》于编年类，是‘审正得序’谓编 年审正而有顺序。”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干、孙二氏之书，已为当代所称，本书《才略》篇亦云：‘孙盛、干宝，文盛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户牖虽异，而笔彩略同。’是二氏为刘所盛称 ，可与本文互证。《史通》论之尤详，《二体》篇曰：‘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曰：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又《载言》篇曰：‘干宝议撰晋 史，以为宜准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按此所论，皆以彰干宝撰史之长也。又《采撰》篇曰：‘安国之述《阳秋》也，梁益旧事访诸故老。夫以刍荛鄙说，列 为竹帛正言，而辄欲与《五经》方驾。《三志》竞爽，斯亦难矣。’又《模拟》篇亦论及《晋阳秋》。……此则又以明孙盛撰史之得失也。《文选》著录干氏《晋纪总论》，诚不愧文盛为史 之誉。详观刘知几所论，则‘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允矣。至孙盛《阳秋》，仅有辑本。其‘以约举为能’，则无明征。”
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春秋序》：‘发凡以言例。’注：‘知隐公七年，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之类。有五十条，皆以凡字发明类例。’”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杜预所释，以《春秋》有新旧二例。传言凡者，是为旧例，其数五十，周公之所垂法也。传不言凡，而比于凡者，是为新例，孔子之所补定也。无论杜释 之为是为非，而《春秋》书法本于凡例，则显然可见。至其何者为凡，何者为例，则一由传发之。故刘勰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之语。盖《春秋》经传之凡例，即为吾国所创之史例 。”
“《史记》有《自序》，《汉书》有《叙传》，而皆无凡例。《三国志》则并自序而无之。故曰：‘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史通·序例》篇云：‘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 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降及战国，迄乎有晋，年逾五百，史不乏才。虽其体屡变，而斯文终绝。’详其所论，亦本于刘勰之旨以立言也。”
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史通》：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以下，遽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
《汉书·叙传》：“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
《周礼·天官》：“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史记·太史公自序》更有‘秦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之语。《索隐》曰：‘案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墨子·天 志中》篇云：‘书于竹帛，镂之金石。’《说文叙》云：‘着于竹帛谓之书。’……古籍密藏于石室金匮，须启辟而后能阅览。故曰：‘阅石室，启金匮。’书之最古者，其竹简必有残缺， 其缣帛必有断裂，故曰‘抽裂帛，检残竹’也。”
“刘勰论文，以《征圣》《宗经》居首。撰史之旨，亦不外是。本篇谓‘宗经矩圣之典’，为公理所辨究之一事，当为刘勰论史所本。此所谓经，为《春秋》之经。此所谓圣，为孔子之圣。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是谓立义。太史公曰：‘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春秋》经孔子之笔削，而后谓之为选言。凡立义选言，皆应以《春 秋》为极则，故曰‘宜依经以树则’。《春秋》以褒贬示劝戒，即因褒贬而有所与夺。然非圣人不能得褒贬与夺之公，必取法孔子而后可，故曰‘必附圣以居宗’。究而言之，依经附圣，为 刘勰素所持论。迨刘知几出，以《疑古》、《惑经》名篇，始于《春秋》孔子有驳难之言。”
“‘纪传为式，编年缀事’二语，应为下二段之纲。此刘知几撰《二体》篇之所本也。……盖自后汉、魏、晋以迄刘勰，作者辈出，要不逾于纪传、编年二体。纪传一体为撰史之正轨，班陈 以下莫不因之，故刘勰有‘纪传为式’之言。编年一体，发生虽早，乃自有马、班二史，降居次位。如因有《两汉书》而别有《汉纪》，因有《晋书》而别有《晋纪》，因有《宋书》而别有 《宋略》，皆其明证。然编年之史，重于纪事，而不必如列传之多载文翰。故刘勰又有‘编年缀事’之论也。下文一言‘总会’，盖论编年；一言‘诠配’，盖论纪传。”
“此节论编年之史之难于撰作也。编年之史，莫古于《春秋》。《春秋》循鲁史记事之法，造语至简，皆按实而书，故文非泛论。《左传》于记事外，间举凡以示例，或为‘君子曰’以发其 旨，是虽有泛论，曾不失按实而书之旨。刘子玄《史通·烦省》篇论《左传》曰：‘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 ，撰录多备。’此非所谓‘岁远则同异难密’乎？又《二体》篇曰：‘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说。……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 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非所谓‘事积则起讫易疏’者乎？刘知几在《二体》篇又谓：‘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事，莫不备载其是。形于目前， 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按此语实兼《左传》而并言，亦即善于‘总会’，而为编年史之冠冕者。厥后，荀悦效《左传》之体而撰《汉纪》，司马光更撰《通鉴》。……年代愈长，总会愈难 。”
《春觉斋论文·流别论·七》：“化编年为列传，成正史之传体，其例实创自史迁。而刘彦和虑其‘事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 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诠配之未易也’之数语者，可谓深明史体。邵泰衢《史记疑问》谓《功臣表》汉九年吕泽已死，而《留侯世家》汉十一年不应又有吕泽。叶荣甫曰：‘ 《史》《汉》并称良史，乃其中有分一人为二人，合二人为一人者。如伯益、伯翳一人尔（见《郑语》及《后汉·地志》），《史记》于《陈杞世家》之末乃云：‘伯翳之后分为秦。’又云 ：‘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分。’是以翳、益为二人也。阚止、子我一人尔（见《传》哀六年杜预注及《史记·齐世家》贾逵注），《史记》于《田氏完世家》乃云：‘子我者，阚止 之宗人。’又云：‘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阚止。’是又以一人为二人。’诸如此类，仁和梁玉绳《史记质疑》中言之指不胜屈，即所谓同异难密者也。至于同归一事，则数人分功，两记则失 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愚按此着史公似有专长，能于复中见单，令眉目皎然，不至于淆乱。但以樊、郦、滕、灌四传论之，四人悉从高帝，未赏特将，为功多同，史公颇患其溷，故于四 传中各异其书法以别之（以下举例从略）。四人皆从高帝，虽有分功之事，而序事能各判其人，此谓因事设权者也。”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后汉书·张衡传》：‘衡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章怀注曰：‘《衡集》其略曰：‘《易》：宓戏氏王天下，宓戏氏没，神农氏作，神农 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又一事曰：‘《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皡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
《晋书·傅玄传》：“玄少时，避难于河内，专心诵学，后虽显贵，而著述不废。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
《荀子·非相》：“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
《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史通·曲笔》篇发挥记近多枉之义最晰，其言曰：‘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解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 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特报己仇。……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又曰：‘至如朝廷贵臣， 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又曰：‘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 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
《左传·宣公二年》：“太史书曰：赵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金毓黻《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班彪《略论》谓：‘司马迁论议浅而不笃，其论学术，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 ，所以遇极刑之咎也。’其子固作《司马迁传》，亦用父说为赞，其文微异。……《后汉书·班彪附子固传论》云：‘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 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又《史通·书事》篇云：‘傅 玄之贬班固也，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以上皆刘勰所谓历诋迁、固之辞也。”
关于自然观、宇宙观和文明史、文化史
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史传第十六·释义》中有言：“史者，古之掌文辞之官之通称也，凡藏书、读书、作书之事皆属焉。”“盖以黄帝正名百物，始立百官，官各有史，史世其职，以 贰于太史。太史者，天子之史也。隋志论史官之才，‘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前言往行无不识，天文地理无不察，人事之纪无不达。’其所 关之大可知矣。”
联系刘勰本篇史传，我们将发现太史地位之高，实乃非帝师、王者师莫属；太史学问之大，非文理通才经论大师难当；太史作用之伟，更为文明事业之通判，人文发展之权柄。古今堪衡之职 事者，人海茫茫，寥寥无几。没有几十年学问与生活双重丰富之经历，任何人对其都只能是望尘莫及的。“百家”中的任何一家，都无能担此大任。
尤为重要的是，通过此篇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道路，即人类文明史与人类文化史，虽然并行，却非一事。中华文明史与中国通史实在非一门之学问。
简言之，文明史是人类道德史，是思想学术延续之经历的梗概脉络；通史则是人类生活史，民族种类发展之历程大事记要。这是密不可分，而又截然不同的，人类文化史一史之双翼。前者主 时间，后者重空间；前者意在人之文明性的持续创新与丰富，后者在人之动物性的不断暴露和克服；前者是本体的生长、壮大，后者是载体的健康、发展。
由此，想到现时代宇宙观与自然观的混淆给思想理论学术界、科学界、文化界，以及国家政治形态、人们经济生活状况所造成的迷乱，不禁惊耸万分。
简洁地说，自然，是思想本体范畴。固然可用“观”、“理念”来释说陈述，以解惑答疑；但是，宇宙，乃具象载体范畴，只有用“学”、“体系”来诠解表达，方能够状态本征情况。前者 的对象在文字、语言、思维；后者的对象在事物、行为、机体。
把“宇宙观”与“自然观”弄乱，人们也就分不清科学、宗教、哲学的对象、任务、作用的层级所属；认识不到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本质与现象区分；更会造成在文字符号面前的愚不 可及。
人类创造了文字图符这一思维工具，又常常被这一工具所百般愚弄，何哉？
一方面，漠视和忽略了一个道理，每一事物一旦产生，形成独立系统，就有其自身发展的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任何“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文字一经形成自身的独立系统， 人类在使用中，就要受到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反作用，而不会由使用之人任意摆布。另一方面，就是文字图符的创造，是否与人类创造之初的意图相吻合，是否能够承担其所赋予的重任，还没 有被人们彻底地清醒反思，从而被文字图符所累，引起诸多的无谓而又冥顽不灵的争斗。
换句话说，文（字图符）明是人类的专属，文（纹理）化是自然界万事万物所共有。人，能否维持住自己的专属地位，执行美、善的使命，而不至堕落入“畜生道”，在科学昌明已经无孔不 入的今天，对于当今的人类来讲，才是至关重要的。
这里，由于牵涉的东西太多，又太专业，在此只能给以结论说明，详细论述当在《练字》篇中进行。
那么，结论会是什么呢？就是在世界上现存的所有文字种类中，只有“汉字”，才堪当人类“思维工具”的大任，任何字母文字，均因其与自然事物、尤其是自然性的割裂性，不但自身误入 歧途，也造成了使用者理念的“破坏性建设”，使得地球生态出现了不可逆的断灭征兆，危机到了人类及其地－月天体系统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