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廊】
·总第435期·
王国维死因新解
□郭春牛
（上海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一代国学大师于1927年自投于颐和园昆明湖，关于王国维的死已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公案”，学界亦对其死因进行了诸多猜测与推断，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通过对前人所提出的各种关于王国维死因的各种学说进行剖析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期对王国维的自杀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王国维；死因；忧生；忧世〔中图分类号〕K26一、对各种学说的剖析和质疑1．殉清说
此种观点认为王国维是为清室殉节而死，这是较早也是较为普遍的一种说法，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和王国维的姻亲罗振玉均持此说。吴宓曾在王国维自沉当天的《雨僧日记》中写道“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持此种观点的人大都以他的“殉清”来美化他，认为他死得其所，可与伯夷、叔齐、屈原等忠烈之士相媲美。当时的清废帝溥仪就赐王国维谥号“忠悫”，《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以至后来的许多人都拿这件事来当作王国维“殉清”的证据。这种观点其实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是在自杀的时间上，如果王国维真是如众人所言是殉清朝而自沉，那么按理说他的自沉应该发生在1912年清王朝覆灭之时，溥仪退位之际，或是在冯玉祥1924年将溥仪赶出皇宫的时候，可是为什么还要等到1927年呢？正如历史学家郭沫若所言：“况且当时时局即使危迫，而逊帝溥仪还安然无恙，他假如真是一位愚忠，也应该等溥仪有了三长两短之后，再来死难也不迟。”〔1〕因此，这中间的时间跨度很难让人相信王国维的死和清朝覆灭有直接的关系。其次从思想倾向和治学方法上看，王国维并不像其他前清遗老那样，有着食古不化、顽固迂腐的思想，这一点从他学贯中西的学术造诣以及史学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前瞻性意识和所使用的“古史新证”的方法便可以看出。
2．罗振玉“逼债”说
此种观点认为是罗振玉的“逼债”促成了王国维之死。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史达和郭沫若。史达在《王静安先生致死的真因》一文中指出：“原来罗女乃是王先生的子媳，去年王子病死，罗振玉便把女儿接归，声言不能与姑嫜共处。可是在母家替丈夫守节，不能不有代价，因强令王家每年拿出二千块钱交给罗女作为津贴。王先生［收稿日期］2009－06－02
［作者简介］郭春牛（1985－），男，回族，湖北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理论界2010第2期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0）02－0118－02
晚年丧子，精神创伤已属难堪，又加这样的要索挑唆，这经济的责任实更难负担了。可是，罗振玉犹未甘心，最近便放了一支致命的毒箭。从前他们同在日本合资做过一回生意，结果大大赚钱，王先生分到一万多。近来罗振玉又拉王先生做生意，不料大折其本。王先生还背了不少债务。而且清华所得的薪水吃过，还须欠些。那么一来，王先生急得又惊又愤，冷了半截。这一枝毒箭，便是王先生送命的近因。”〔2〕因此，史达把王国维的自杀归结为罗振玉逼债的结果。历史学家郭沫若也认为王国维的自杀，实际上是受了罗振玉的逼使。“罗在天津开书店，王氏之子参预其事，大折其本，罗意不满于王。王之媳乃罗之女，竟因而大归，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所以逼得走上了自杀的路。”〔3〕其实，在王国维的儿子王潜明死后，王国维立即把儿子留下的2423块钱寄给罗振玉，但罗振玉坚持不要，又把钱寄了回去。由此可见，罗振玉并没有逼债，而王国维也绝不会因为区区两千块钱就自杀。至于做生意一事，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曾说：“如与罗氏做生意，先母必然知道，且此事传闻已久，先母，她还说：“至传闻罗向在世时我曾问过她，她当即否认”
你先父索大嫂生活费大洋每年贰仟圆之说，似不确实，若果有其事，先母必然知道，而先母从未提到过。”〔4〕可见，所谓的逼债说也是无稽之谈。
3．叔本华悲观哲学影响说
许多人认为王国维的自杀是由于其受到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王国维亦曾这样描述自己“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年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5〕而且王国维后来的传世名著《红楼梦评论》也是由于受到叔本华思想的直接影响的产物。可见，叔本华对王国维思想的影响确实深远。于是，便有人认为王国维受到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的感染后深深体验到人生的虚无与失望、茫昧与生命意义的晦暗不彰，于是便选择死亡以求解脱。然而这种说法首先在时间上就让人难以信服，因为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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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研究叔本华哲学的时间是在早年，也就是在三十岁以前，三十岁以后王国维的兴趣逐步由哲学转向文学，关于这一、“近点，他在三十自序中也曾写到“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年嗜好之移于文学”。〔6〕而王国维自沉的时间是在壮年，这说明王国维的自沉并不是仅仅由于受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其次，受叔本华悲观哲学影响的人并不只有王国维一个，可以说比比皆是。这其中就包括西方著名哲学家尼采，然而尼采不仅没有像王国维那样选择自绝之路，而且还高扬生命的意志，从而构建出他的强力意志哲学。再者，叔本华虽然阐扬的是悲观主义哲学，然而他却是明确反对自杀的。因此，这种说法也不成立。
4．“殉文化说”
持此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国维生前的至交好友陈寅恪。王国维自沉后，与他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先生曾为他写了一幅挽联，继而又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序
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追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7〕
【历史长廊】
必喜其先获我心。”王国维与叔本华所产生的强烈的思想共鸣便进一步证实、强化了他原已拥有的悲观情怀。因此，王国维的死亡意识就这样被渐渐磨得坚韧起来。
再次，人生之多难加重了王国维的“忧生”之苦。王国维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死亡。他三岁时生身母亲撒手人寰，年届三十接连丧父丧女丧偶，尤其在壮年之时，又逢爱子王潜明突然去世，挚友罗振玉亦与之绝交，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至情至性的他面对人生的无常，内心感到无比的悲怆。这都给他的感情和精神带来巨大打击。因此，他越来越感觉人生在世，除了痛苦还是痛苦，看不到丝毫的人生乐趣。生生死死，对于此时的王国维来说，已经毫不在意了。
2．忧世之因。“忧世”主要是指王国维自沉的社会原因。
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满清王朝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满目疮痍，国人无不期待着一次改变或一次革命，给中国带来新的气象和希望。结果是辛亥革命发生以后，清帝逊位，袁世凯窃国，冯玉祥倒戈，王国维作为一位学者，作为一位对现实有着深刻认识和敏锐感受的天才学者，时局的混乱不堪让他深感悲哀。更让王国维痛心的是，1924年11月，冯玉祥逼宫，弃中华民国与清廷订立的逊位条款于不顾，溥仪被迫搬出故宫。1927年春夏间，冯玉祥西北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北伐军迅速向北推进。他猜想北伐军入北京以后，他必定要再次受辱。冯玉祥已经侮辱过整个中国一次，这中间包括了对王国维的价值观和人生信念的侮辱，难道还要再让他侮辱一次吗？于是，王国维在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9〕因此，1927年6月2日他平静地走向了死亡，一个辱。
悲剧就这样诞生了。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国维的自沉源于其对人生之忧和人世之忧，因此，他的死可以说既有个人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的原因。王国维所具有的天生忧郁的性格，所秉持的悲观的人生哲学及其厌世的心态，共同造成了他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之下的撕心裂肺之痛，这种痛苦只有像王国维这样具有敏锐感受力的大学者才能深深地体会到。因此，王国维之死不是由某一种简单的原因所导致，而是由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所造成，是由于“忧生”与“忧世”之苦双重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J ］．选自文艺复兴，1946，10，三卷（2）．
［2］［3］罗继祖主编．王国维之死［M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4］王东明．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N ］．台湾：中国时报，1984－05－19．
［5］静安文集自序［M ］．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1824．［6］［8］［9］王国维文选［M ］．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198、196、203．
［7］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N ］．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纪念号），1927，（10）．
用吴宓先生的话说，此论一出，所有关于王国维
，均失去单独立足的之死的“流俗恩怨荣辱委琐崛凝之说”
坚实基础。当代著名学者刘梦溪在《论国学》一书中也明确表示自己赞同陈寅恪的观点。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也有待商榷。毋庸置疑，王国维本身就是个学贯中西的人，他不仅译介了许多西方名著，而且对西方文化亦曾潜心研究过，尤其是叔本华和康德的学说，可以说是手不释卷。由此可见，王国维本人并非固守传统文化的迂腐之士，而且他还有著名的“学无中西”说可以为证，这也说明王国维本人是并不排斥和抵制西学和西方文化的，试问，他又怎么会对传统文化“以身相许”呢？
二、王国维的真正死因：忧生和忧世双重原因
1．忧生之因。“忧生”主要涉及王国维自沉的个人原因。
首先，王国维天性忧郁的气质是其自杀的根本原因。他曾说自己“体素嵌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8〕由此可见，王自幼便性情忧郁，而且长于敏感深思，喜好思索人生的大问题。同时也不难看出，他所焦虑的“人生问题”，完全是由于个体的生命困惑。与传统的对于国家、天下的困惑不同，王国维是因为“人生之问题”而走向死亡意识的，而“人生之问题”的核心，就是源于个体生命困惑的“忧世”，所谓“死生之事大矣哉”。个体的生命存在如何可能就是与“忧世”俱来的生命困惑，这便构成了王日后自沉的个人的内在原因。
其次，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进一步强化了王国维的忧生之念。王国维之所以喜欢叔本华学说，是同他天赋性情中的忧郁悲观性格分不开的，因此，王国维在接触到叔本华的著作和他的天才忧郁学说时，即发生心灵契合。正如缪钺在《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所说：“王静安对于西洋哲学并无深刻而系统之研究，其喜叔本华之说而受其影响，乃自然之巧合。申言之，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多相近之点。在未读叔本华之前，其所思所感或已有冥符者，……及读叔氏书
责任编辑：严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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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代国学大师于1927年自投于颐和园昆明湖，关于王国维的死已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公案”，学界亦对其死因进行了诸多猜测与推断，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通过对前人所提出的各种关于王国维死因的各种学说进行剖析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期对王国维的自杀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王国维；死因；忧生；忧世〔中图分类号〕K26一、对各种学说的剖析和质疑1．殉清说
此种观点认为王国维是为清室殉节而死，这是较早也是较为普遍的一种说法，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和王国维的姻亲罗振玉均持此说。吴宓曾在王国维自沉当天的《雨僧日记》中写道“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持此种观点的人大都以他的“殉清”来美化他，认为他死得其所，可与伯夷、叔齐、屈原等忠烈之士相媲美。当时的清废帝溥仪就赐王国维谥号“忠悫”，《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以至后来的许多人都拿这件事来当作王国维“殉清”的证据。这种观点其实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是在自杀的时间上，如果王国维真是如众人所言是殉清朝而自沉，那么按理说他的自沉应该发生在1912年清王朝覆灭之时，溥仪退位之际，或是在冯玉祥1924年将溥仪赶出皇宫的时候，可是为什么还要等到1927年呢？正如历史学家郭沫若所言：“况且当时时局即使危迫，而逊帝溥仪还安然无恙，他假如真是一位愚忠，也应该等溥仪有了三长两短之后，再来死难也不迟。”〔1〕因此，这中间的时间跨度很难让人相信王国维的死和清朝覆灭有直接的关系。其次从思想倾向和治学方法上看，王国维并不像其他前清遗老那样，有着食古不化、顽固迂腐的思想，这一点从他学贯中西的学术造诣以及史学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前瞻性意识和所使用的“古史新证”的方法便可以看出。
2．罗振玉“逼债”说
此种观点认为是罗振玉的“逼债”促成了王国维之死。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史达和郭沫若。史达在《王静安先生致死的真因》一文中指出：“原来罗女乃是王先生的子媳，去年王子病死，罗振玉便把女儿接归，声言不能与姑嫜共处。可是在母家替丈夫守节，不能不有代价，因强令王家每年拿出二千块钱交给罗女作为津贴。王先生［收稿日期］2009－06－02
［作者简介］郭春牛（1985－），男，回族，湖北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理论界2010第2期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0）02－0118－02
晚年丧子，精神创伤已属难堪，又加这样的要索挑唆，这经济的责任实更难负担了。可是，罗振玉犹未甘心，最近便放了一支致命的毒箭。从前他们同在日本合资做过一回生意，结果大大赚钱，王先生分到一万多。近来罗振玉又拉王先生做生意，不料大折其本。王先生还背了不少债务。而且清华所得的薪水吃过，还须欠些。那么一来，王先生急得又惊又愤，冷了半截。这一枝毒箭，便是王先生送命的近因。”〔2〕因此，史达把王国维的自杀归结为罗振玉逼债的结果。历史学家郭沫若也认为王国维的自杀，实际上是受了罗振玉的逼使。“罗在天津开书店，王氏之子参预其事，大折其本，罗意不满于王。王之媳乃罗之女，竟因而大归，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所以逼得走上了自杀的路。”〔3〕其实，在王国维的儿子王潜明死后，王国维立即把儿子留下的2423块钱寄给罗振玉，但罗振玉坚持不要，又把钱寄了回去。由此可见，罗振玉并没有逼债，而王国维也绝不会因为区区两千块钱就自杀。至于做生意一事，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曾说：“如与罗氏做生意，先母必然知道，且此事传闻已久，先母，她还说：“至传闻罗向在世时我曾问过她，她当即否认”
你先父索大嫂生活费大洋每年贰仟圆之说，似不确实，若果有其事，先母必然知道，而先母从未提到过。”〔4〕可见，所谓的逼债说也是无稽之谈。
3．叔本华悲观哲学影响说
许多人认为王国维的自杀是由于其受到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王国维亦曾这样描述自己“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年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5〕而且王国维后来的传世名著《红楼梦评论》也是由于受到叔本华思想的直接影响的产物。可见，叔本华对王国维思想的影响确实深远。于是，便有人认为王国维受到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的感染后深深体验到人生的虚无与失望、茫昧与生命意义的晦暗不彰，于是便选择死亡以求解脱。然而这种说法首先在时间上就让人难以信服，因为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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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研究叔本华哲学的时间是在早年，也就是在三十岁以前，三十岁以后王国维的兴趣逐步由哲学转向文学，关于这一、“近点，他在三十自序中也曾写到“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年嗜好之移于文学”。〔6〕而王国维自沉的时间是在壮年，这说明王国维的自沉并不是仅仅由于受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其次，受叔本华悲观哲学影响的人并不只有王国维一个，可以说比比皆是。这其中就包括西方著名哲学家尼采，然而尼采不仅没有像王国维那样选择自绝之路，而且还高扬生命的意志，从而构建出他的强力意志哲学。再者，叔本华虽然阐扬的是悲观主义哲学，然而他却是明确反对自杀的。因此，这种说法也不成立。
4．“殉文化说”
持此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国维生前的至交好友陈寅恪。王国维自沉后，与他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先生曾为他写了一幅挽联，继而又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序
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追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7〕
【历史长廊】
必喜其先获我心。”王国维与叔本华所产生的强烈的思想共鸣便进一步证实、强化了他原已拥有的悲观情怀。因此，王国维的死亡意识就这样被渐渐磨得坚韧起来。
再次，人生之多难加重了王国维的“忧生”之苦。王国维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死亡。他三岁时生身母亲撒手人寰，年届三十接连丧父丧女丧偶，尤其在壮年之时，又逢爱子王潜明突然去世，挚友罗振玉亦与之绝交，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至情至性的他面对人生的无常，内心感到无比的悲怆。这都给他的感情和精神带来巨大打击。因此，他越来越感觉人生在世，除了痛苦还是痛苦，看不到丝毫的人生乐趣。生生死死，对于此时的王国维来说，已经毫不在意了。
2．忧世之因。“忧世”主要是指王国维自沉的社会原因。
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满清王朝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满目疮痍，国人无不期待着一次改变或一次革命，给中国带来新的气象和希望。结果是辛亥革命发生以后，清帝逊位，袁世凯窃国，冯玉祥倒戈，王国维作为一位学者，作为一位对现实有着深刻认识和敏锐感受的天才学者，时局的混乱不堪让他深感悲哀。更让王国维痛心的是，1924年11月，冯玉祥逼宫，弃中华民国与清廷订立的逊位条款于不顾，溥仪被迫搬出故宫。1927年春夏间，冯玉祥西北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北伐军迅速向北推进。他猜想北伐军入北京以后，他必定要再次受辱。冯玉祥已经侮辱过整个中国一次，这中间包括了对王国维的价值观和人生信念的侮辱，难道还要再让他侮辱一次吗？于是，王国维在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9〕因此，1927年6月2日他平静地走向了死亡，一个辱。
悲剧就这样诞生了。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国维的自沉源于其对人生之忧和人世之忧，因此，他的死可以说既有个人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的原因。王国维所具有的天生忧郁的性格，所秉持的悲观的人生哲学及其厌世的心态，共同造成了他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之下的撕心裂肺之痛，这种痛苦只有像王国维这样具有敏锐感受力的大学者才能深深地体会到。因此，王国维之死不是由某一种简单的原因所导致，而是由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所造成，是由于“忧生”与“忧世”之苦双重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J ］．选自文艺复兴，1946，10，三卷（2）．
［2］［3］罗继祖主编．王国维之死［M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4］王东明．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N ］．台湾：中国时报，1984－05－19．
［5］静安文集自序［M ］．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1824．［6］［8］［9］王国维文选［M ］．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198、196、203．
［7］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N ］．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纪念号），1927，（10）．
用吴宓先生的话说，此论一出，所有关于王国维
，均失去单独立足的之死的“流俗恩怨荣辱委琐崛凝之说”
坚实基础。当代著名学者刘梦溪在《论国学》一书中也明确表示自己赞同陈寅恪的观点。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也有待商榷。毋庸置疑，王国维本身就是个学贯中西的人，他不仅译介了许多西方名著，而且对西方文化亦曾潜心研究过，尤其是叔本华和康德的学说，可以说是手不释卷。由此可见，王国维本人并非固守传统文化的迂腐之士，而且他还有著名的“学无中西”说可以为证，这也说明王国维本人是并不排斥和抵制西学和西方文化的，试问，他又怎么会对传统文化“以身相许”呢？
二、王国维的真正死因：忧生和忧世双重原因
1．忧生之因。“忧生”主要涉及王国维自沉的个人原因。
首先，王国维天性忧郁的气质是其自杀的根本原因。他曾说自己“体素嵌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8〕由此可见，王自幼便性情忧郁，而且长于敏感深思，喜好思索人生的大问题。同时也不难看出，他所焦虑的“人生问题”，完全是由于个体的生命困惑。与传统的对于国家、天下的困惑不同，王国维是因为“人生之问题”而走向死亡意识的，而“人生之问题”的核心，就是源于个体生命困惑的“忧世”，所谓“死生之事大矣哉”。个体的生命存在如何可能就是与“忧世”俱来的生命困惑，这便构成了王日后自沉的个人的内在原因。
其次，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进一步强化了王国维的忧生之念。王国维之所以喜欢叔本华学说，是同他天赋性情中的忧郁悲观性格分不开的，因此，王国维在接触到叔本华的著作和他的天才忧郁学说时，即发生心灵契合。正如缪钺在《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所说：“王静安对于西洋哲学并无深刻而系统之研究，其喜叔本华之说而受其影响，乃自然之巧合。申言之，王静安之才性与叔本华多相近之点。在未读叔本华之前，其所思所感或已有冥符者，……及读叔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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