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卫光侯晓林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01期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2)05-0060-11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公众的普遍关注。为谋求可持续发展，走出一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并重多赢的发展道路，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牧民定居作为环境保护、摆脱贫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措施在各地尤其是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滞后的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实施。
2010年暑假，笔者走访了肃南县康乐乡牧民定居点，门前就是公路，交通较便利，有崭新的学校，乡政府、卫生院、信用社等服务部门都设立在定居点马路的对面。自来水、有线电视等基础设施齐全。如此优越和便利的生活设施和条件应该会促使广大牧民走出大山，迁移到定居点，然而，通过深入了解，却得到了和想象完全不同的结果，有很多牧户已经登记搬迁，却迟迟没有行动；搬迁了的，也锁了门，又回到了牧场上；或是定居点的房子只有老人和小孩，家庭劳动主力都依然在牧场上放牧。通过访问得知，很多牧民抱怨定居地没有经济来源，老人在定居点感到生活空虚，精神压抑，对牧区生活无限眷恋，在定居点有很多不适应。面对如此现象，笔者开始思考：为什么面对定居点优越的生活条件，广大牧民却依然选择放牧，即使在定居点住着的牧民也觉得生活无所适从?面对如今社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进程的推进，生态保护的需求，牧民定居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是对于定居，广大牧民自身到底是如何看待的?他们的定居意愿究竟如何?是什么因素影响着他们的定居意愿，他们对于定居的困境究竟有哪些?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笔者进行实地调研。
在笔者对康乐乡进行了问卷调查，之后又观察、访谈。康乐乡现辖13个行政村，共有3000多人，因为在牧场上村落和人家居住不集中，所以就选取了5个行政村，在每村随机抽取20人，共调查100人，有效问卷的回收率是100％。
一、肃南县牧民定居意愿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研究以肃南县康乐乡裕固族已婚牧民为研究对象，这次调查对象的基本分布情况如表1。年龄结构中青年和中年比例较大，他们是社区发展的主导力量；51岁以上劳动能力较弱的所占比例较小。文化程度上，小学和初中所占比例较大，达到75％，高层次人才较少，高中以上占14％。另外，文化程度在性别上差异很小，但在年龄上存在较大差异，20～30岁的牧民，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上，31～50岁的牧民，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占70％左右，而51岁以上，文化程度主要是小学或者识字很少的层次。
(二)牧民定居意愿的总体状况
本研究所使用题目的总得分在5～15分之间，得分越高表示定居意愿越强烈，本次调查牧民定居意愿的得分在5～13分之间，平均得分为8.7分，具体得分情况如表2。
由表2可见，有65％的牧民得分在该调查问卷得分的中间分10分以下，得10分的占12％，10分以上的只占23％，这说明在当前社会、经济和政策下，牧民的定居意愿不是很强烈，对于每个牧民而言，他们是否愿意选择定居也取决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究竟哪些因素影响着牧民的定居意愿呢?我们做具体分析。
(三)牧民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分析
1.性别与定居意愿
从被调查者的不同性别得分来看，平均的得分男性为9分，女性为8.7分，同时，性别对牧民定居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①中的显著性P=0.534＞0.05，所以不同性别的定居意愿无显著性差异，即对于定居而言，性别不会对此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在本次调查中，调查对象都是已婚的牧民，他们在选择定居的意愿时考虑的都是家庭的利益，是权衡家庭各方面的因素所做出的选择，所以这就削弱了性别对定居意愿的影响程度。
2.年龄与定居意愿
由表3可知，不同年龄段的牧民在定居意愿选择上存在很大差异。20～30岁的年轻人对定居意愿的选择相对集中在7分、8分和10分上，但各个分数的选择人数分布相对均匀，这说明处在这个年龄段的人相互之间想法存在很大差异，对定居意愿的选择也各不相同；在31～40岁和41～50岁两个年龄段的选择相对集中在7分～11分之间，这两个年龄段的人都处在中年时期，对事情考虑比较周全，他们的定居意愿不是很强烈却也不存在明显排斥，对定居的认识和选择是比较理性的；而51～60岁和60岁以上两个年龄段的人选择则倾向于两端的分数，尤其是60岁以上的人，选择倾向更加明显，对定居生活生产方式的认同或排斥是非常清晰的，要么出于自身原因非常期待定居，要么出于对草原生活与文化的无比热爱，非常排斥定居。
年龄对定居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显著性为P=0.002＜0.05，说明不同年龄段的牧民在定居意愿的选择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因为不同年龄的牧民出生年代、成长环境、对本民族文化的眷恋程度和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或承担的压力和所肩负的责任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对定居意愿的选择上也存在很大差异。
3.文化程度与定居意愿
调查结果显示牧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9％，初中文化的占37％，所占比例最大；高中、中专、技校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14％。通过表4可知，不同文化程度在定居意愿的选择上无明显规律，可以初步看到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定居意愿不强烈，其他文化程度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倾向。
文化程度对定居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P=0.294＞0.05，说明文化程度与定居意愿无显著相关性。
4.自评健康状况与定居意愿
在问卷中，将牧民的自述健康状况分为四种情况，分别是差、一般、好和很好，让他们自己评价自身的健康状况。结果显示，牧民的自评健康状况与定居意愿状况分布情况(见表5)。
由表5可以看出，牧民有88％选择了好和很好，这是因为在牧区牧民，即使身体有点不舒服，他们常常不以为然。从表中也可以看出，自述评价一般的牧民，他们的定居意愿比较强烈，占到了80％；而身体状况自评为很好的牧民，他们则倾向于选择不愿意定居，5～9分的就占到了90％；自评身体状况好的，在定居意愿选择上略倾向于低分，主要集中在7、8、9三个分数上，9分及以下的占64％，但在高分段也有分布。
自述健康状况对定居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中，P=0.032＜0.05，所以，健康状况对定居意愿有显著性差异。自评身体状况好或很好的，越倾向于排斥定居，因为他们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度较高，不愿意对现状做出很大的调整和改变。而自评身体状况一般的，就越倾向于选择定居，这是因为他们生活满意度较低，身体状况对生活造成很大困扰，所以处于理性的思考他们很愿意选择到交通、医疗都比较方便的定居点生活，以提高自身健康状况。
5.家庭结构与定居意愿
本研究把家里有一代或两代人的家庭作为核心家庭，有三代及以上的家庭作为扩展家庭。
调查结果显示，两种不同类型家庭的牧民定居意愿的得分无显著差别，如表6所示，核心家庭10～13分的大约占34.4％，扩展家庭10～13分占36％，所以无显著差异。
代际关系对牧民定居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P=0.306＞0.05，可见定居意愿在代际关系中的确是不存在差异性，即几代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不影响家庭成员对定居意愿的选择。
一般认为，家里有孩子，尤其是有适龄上学孩子的家庭，为了孩子上学方便；生活和学习得到更好的照顾，应该会更倾向于定居。但调查结果却显示：在对家庭适龄上学孩子的个数对定居意愿的方差分析结果中，P=0.147＞0.05，说明家庭上学孩子的个数与定居意愿并无显著相关性。经笔者实地访谈后得知，因为当地政府在定居点修建了学校，包括小学和初中两个阶段的教育，并实行寄宿制，从学前班到初中的学生都可以住宿，并配有生活老师，食宿条件较好，所以对于孩子上学的问题家长也比较放心，因此不会影响他们对定居的想法，即孩子上学这一因素基本不会再影响家长倾向于选择定居。
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家里有老人需要赡养且老人患有持续性疾病的牧民更倾向于选择定居，如表7所示，老人患有疾病的，得分在10分及以上的占57.1％，其中11～13分的占36.7％，比总体意愿中11～13分的比例还高13.7％。老人未患有疾病得分在10分以下的占86.3％。
在老人是否患有疾病对定居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P=0.021＜0.05，所以，老人是否患有疾病与定居意愿有显著相关性。受天气、交通等因素导致的老人看病难问题成为影响牧民家庭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之一。
总之，家庭构成状况会影响牧民对定居意愿的倾向，他们根据自身具体情况，或是考虑孩子上学，或是考虑老人看病。这些意愿的结果都是根据自己家庭生活情况而做出的理性判断，为了自身生活的某一目的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6.生活便利状况与定居意愿
本调查以“出行是否方便”“以何种方式获取外界信息”“获取外界信息是否方便”三个问题来考察牧民生活的便利状况，其中“出行是否方便”就包括了购物、看病、上学、去乡政府、信用社办事等生活的诸多方面。牧民对目前生活状况的便利程度的看法分布如表8所示。
通过表8可见，有54％的人认为出行不方便，14％的人认为无所谓，32％的人认为方便；有66％的人认为获取外界信息不方便，8％的人认为无所谓，26％的人认为方便。这些数据说明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在牧场生活很不方便，生活中的很多问题解决起来比较麻烦，并且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比较单一，有88％的人仅仅是通过看电视一种渠道来获取外界信息，第二种占主导地位的方式就是听周围人议论，至于报纸、杂志、网络这些渠道几乎从未被使用。
在生活便利状况对定居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其结果显示，无论是出行还是获取外界信息的方便程度都对牧民的定居意愿无显著性差异(显著性P分别为0.64和0.92，均大于0.05)，这与我们的预期是相反的，因为一般认为对现在生活现状的不满意会导致人们去追求更好的生活，那么大多数牧民认为住在牧场上的生活很不方便，他们自当选择各方面都更为便利的定居生活，越感到不方便的人越应该倾向于定居意愿的高分段，可是调查结果却显示生活状况的便利与否对定居并无显著差异。对此，通过深度访谈，笔者的解释是，其他的某种因素对定居意愿的选择，影响程度更大，而对于生活是否便利的状况，在目前定居政策尚不明确，各种经济补贴及文化保护措施尚不具体的情况下，他们认为现在放牧这种生产方式能提供稳定的经济保障，并且伴随着牛羊价格的不断上涨，经济收益越来越好，生活上的不便利是可以克服的，较之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他们还是愿意克服生活上的不便利，所以就出现了本研究生活便利状况对定居意愿无显著影响的结果。可见，牧民在定居意愿的选择上是通过各种因素对比下的理性思考，并且定居政策对定居意愿有重大影响。
7.经济状况与定居意愿
本文所讨论的经济状况是指目前处于冬牧场半定居状态下牧民的经济状况，不涉及定居政策的经济和物质补偿，因为目前具体措施还没制定出来，除了定居点新居每户补贴8000元外，没有其他任何补偿，所以也无法讨论，本文通过“家里是否有草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平均年收入”“承担定居点买房费用是否困难”4个问题来了解牧民现有经济状况与定居意愿的关系。
(1)家庭有无草场与定居意愿
表9所示，家里有草场的占84％，有但与同村人相比很少的占15％，只有一人没有草场，可见拥有草场资源的牧民还是占主体地位，有草场的牧民，定居意愿的得分5～9分的占64.29％，10分的占11.9％，11～13分的占23.81％，可见大多数有草场的牧民还是比较排斥定居的，草场很少的牧民，得分5～9分的占73.3％，可以看出草场很少的牧民对定居意愿的排斥比有草场的牧民还强烈，经调查发现，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受当前少数民族定居政策的影响，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定居后经济的补偿主要是根据家庭所拥有的牧场面积给予补贴的，家庭牧场少的人定居后的补贴就少，所以他们更排斥定居，同时，牧场比较多的牧民现在年收入较好，加之当前政策的具体补贴措施尚不明确，所以他们对定居意愿也不强烈，这就形成了本调查的结果，无论家庭牧场多或是少，都比较排斥定居。
在家庭有无草场对定居意愿的方差分析结果中，P=0.304＞0.05.由此可知，家里有无草场对定居意愿无显著性差异。
(2)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与定居意愿
表10是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与定居意愿的分布表，牧业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占92％，个体经商的占4％，工资收入和外出打工的一共占4％，可见几乎所有牧民的收入来源都是牧业，所以牧场是他们经济收入来源的主要根据地。其中，牧业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牧民，定居意愿5～9分的占70.65％，可见倾向于排斥定居；家庭收入来源是非牧业的，定居意愿10～13分的占100％，可以说这部分牧民是有较强烈定居意愿的，但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草场必须从事非牧业劳动。调查数据显示从事非牧业劳动的牧民中有50％的人是拥有并不比同村人少的草场的，之所以这部分人的收入主要来源是非牧业且定居意愿较强烈是因为一般他们都有一技之长，可以从事理发、摩托车修理或私营工程车等工作，所以他们定居后受经济来源的困扰相对较小，而生活环境和条件却有较大改善，更愿意选择定居。可见，定居后的经济来源或所能从事的工作对定居意愿有很大影响。
在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对定居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中，P=0.019＜0.05，表明不同的收入来源在定居意愿上有显著差异。
(3)家庭平均年收入与定居意愿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和市场供求的变化，牧民牧业的收入越来越高了。本次调查，家庭平均年收入5万以上的达到了32％,3万～5万的达到了28％。表11显示随着收入的增高定居意愿在10分及上的比例在下降，年收入1～2万的牧民定居意愿10～13分的占75％，年收入2万～3万的10～13分的占40.74％，年收入3万～5万的10～13分的占32.14％，5万以上的10～13分的占28.13％。
在家庭平均年收入对定居意愿的方差分析结果中，P=0.026＜0.05,可见，家庭年收入在定居意愿上有显著性差异，且家庭年收入越高，牧民对定居的意愿越不强烈，这是因为年收入越高的家庭若选择定居所放弃的牧业经济利益越大，并且现在政策不明确补贴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他们所放弃的利益就不能得到明确及时补偿，所以他们对于定居的意愿不强烈，可见，定居的经济补贴政策会对牧民的定居意愿产生重大的影响。
(4)承担买房费用困难程度与定居意愿
在买房困难程度对定居意愿的方差分析中，P=0.445＞0.05，说明买房是否困难与定居意愿无显著相关性。现在牧民的收入越来越高，60％的牧民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在定居点买新房政府会给予一定的补贴，余下的部分牧民几乎都能承担得起，本调查显示，有80％的牧民认为能够承担除了政府补贴外的买房费用，所以这一因素就不会困扰牧民对定居的选择，对定居意愿的影响也就不那么明显了。
8.对本民族精神文化的担忧与定居意愿
裕固族自古以来就以畜牧业为主，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其文化也源远流长，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但是随着生态移民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周围已经实施定居的裕固族地区，文化特色也在逐步变迁，当地牧民对定居后文化的变化和存亡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担忧。本小节主要讨论对精神文化变迁的担忧，物质文化在前面的生活便利状况和经济状况中已经做过分析，所以这里的精神文化内容主要包括语言、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
本调查以“生活中经常使用何种语言”“若定居后，是否担心本族语言在后代中会使用越来越少，甚至不再使用”“是否担心本民族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会越来越淡薄”三个问题来考察牧民对本民族精神文化的情感和变迁状况的担忧及不同程度的担忧与定居意愿选择的关系。
(1)对语言传承的担忧
根据调查问卷显示，如表12，调查地的裕固族牧民经常使用裕固语的占77％，经常使用汉语的占23％。说明裕固族群众在日常交流时，使用本族语言更多，但基本上他们都是两种语言共同使用，只是更多使用裕固语，因为生活在周围的裕固族人最多，这就为裕固语言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定居后周围的汉族人会越来越多，使用汉语的频率也会增加，这将不利于裕固语言的传承。
表13是是否担心本民族语言在后代中传承问题与定居意愿的分布表，37％的人认为非常担心本民族语言在后代中使用很少或不再使用，31％的人是担心的，表示无所谓的有16％，3％的人不担心，可见担心语言传承的还是大多数，共占81％。在选择“非常担心”和“担心”的人中，有90.77％的人定居意愿的得分是5～9分，说明他们对定居比较排斥。选择“无所谓”和“不担心”的人中，有52.17％的人定居意愿的得分是11～13分，可见这部分人的定居意愿是比较强烈的。所以，担心本民族语言传承的牧民定居意愿不强烈，而对本民族语言传承觉得无所谓或不担心的人定居意愿比较强烈。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裕固族语言在孩子们的使用中是这样的现状：孩子对语言的使用分为两种情况，在学校课堂上使用汉语教学，15岁左右的青少年在家既说汉语也说裕固语，但遇到一些传统词汇时，需要家中长辈反复解释才能理解；年龄较小的裕固族儿童，如7～12岁这个年龄段，由于在学校接受教育和进行交流时所使用的多为汉语，因此很多已经不会说甚至听不懂本民族的语言了。笔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入学以前的裕固族儿童，由于与父母或家中长辈一起生活，有良好的本族的语言环境，即使不会说，也能听懂裕固语。而入学之后，接受的是统一的汉语教学，对本族语言逐渐陌生，父母亲在与其交流时也不得不使用汉语。面对这样的现状，所以有81％的牧民都在担心自己语言的未来，若定居后，与汉族人的交往更会增多，则更不利于后代对于本族语言的学习，尤其因为裕固语是没有文字记载只有语言传播的文化，这样语言环境的改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语言的传承，所以他们对此非常担心，也因此影响着他们对定居意愿的选择。
在是否担心本族语言在后代中不再使用对定居意愿的方差分析中，P=0.012＜0.05，结果显示，是否担心本民族语言在后代中传承问题对定居意愿有显著差异。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裕固族与汉族的长期交流，裕固族语言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并不意味着民族语言就此完全淡出裕固人的生活，很多裕固族的青少年在生理和心理成长的过程中，又重新开始熟悉、接受、掌握、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在家中的耳濡目染，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潜在民族心理的影响，这种民族心理主要表现为裕固族的少年在去外地求学，与本民族的同学在一起时，多愿意选择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交流。作为父母亲或是家长，也更愿意孩子在学好学校所教的文化同时，能够学会本民族的语言，把语言这种明显的民族标识传承下去。家长与孩子都在为语言的传承做着努力，对于定居后语言环境的改变也就成了他们最大的担心，这一因素也就影响了他们对定居意愿的选择。
(2)对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的担忧
裕固族在历史上曾经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和喇嘛教，其宗教信仰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着变化，现在崇信藏传佛教。本次调查中，信仰藏传佛教的裕固族群众共有78人，占到了总比的78％，其中以女性、老年人和文化水平较低者居多。无宗教信仰的共20人，占总比20％。只有2人信仰基督教，占总比的2％。尽管信仰藏传佛教的裕固族群众仍占大多数，但村民中已经没有了念经求佛的人，在村民家里也看不到佛龛，“民族传统”是他们信仰宗教的主要原因。当地的年轻人宗教意识更为淡漠；他们认为好的生活要靠自己努力创造，依赖神灵保佑和信仰的力量是不够的。距离双海子村不远处就是修缮一新的明海寺，却基本没有人参加与佛事有关的宗教活动，反而是“祭敖包”等传统活动保留了下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宗教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宗教信仰逐步淡化和简化，与普通民俗的结合日益紧密。
在是否担心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的传承对定居意愿的方差分析中，P=0.594＞0.05，结果显示这一因素对定居意愿无显著差异。
通过对上述语言和宗教信仰及民俗文化传承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具有明显民族标示的语言传承是非常重视的，对于定居后语言环境的变化会对本民族语言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担心的，由此影响下的定居意愿倾向也是明显的。但是对于宗教信仰的变迁与传承，却与定居意愿无显著相关性，这是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宗教意识和形式逐渐淡化和简化的结果。这些都是牧民对于“文化”利益的认同和追求，是理性选择理论中对于文化效益的获取，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二、关于牧民定居意愿的思考
(一)经济理性与定居意愿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迁移是迁移者为了追求比原住地更高的比较经济效益。但是本文所研究的牧民定居问题是政府主导下的生态移民工程，而非个人自愿迁移行为，所以在这种迁移中，经济收入不发生重大变动或有收入增加的潜力，在这种情况下牧民是否愿意放弃现有的牧业生活而选择定居，通过前文的问卷分析，我们得到的结果是，除牧业收入以外有其他经济来源的人更愿意定居，这是因为定居后经济收入依然有一定的保障，比起那些只放牧的人来说经济上似乎更有底气；另外，牧业收入高的人倾向于选择不定居，这是因为他们担心所放弃的经济收益得不到足够的补偿；同时，通过个案访谈，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经济收入作为定居的基本条件，认为国家无论以何种形式解决生产力问题，收入是基本前提，所以无论问卷分析还是个案访谈得到了一致的结果，经济因素主导着牧民的定居意愿，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只要收入能有所保障，定居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二)生活理性与定居意愿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走入每一个普通百姓的心中，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享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也成了他们的一种追求，交通的便利、医疗条件的改善、教育质量的提升等等方面也是他们所向往的。但是，草原深处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很难使现代化的工具和技术全面普及，所以定居成了牧区现代化的必要趋势和选择。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身体状况不太好的人更希望定居，方便及时就医。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便利状况与定居意愿并无显著相关性，这与我们的预期是相反的，也就是说生活的便利并不足以吸引他们对定居的倾向。通过深度访谈得知，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对草原生活的认同与热爱。对“生活是否便利”“获取外界信息是否方便”这两题选择“无所谓”或“不方便”的牧民，他们大多数是喜欢这种安静、自由、天然的草原生活，而排斥吵闹、复杂的定居生活。二是定居生活不确定性的困扰。因为目前政府还没有明确的关于定居的长远的实施方案，他们对经济或文化的保护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大的担心。相比之下，他们觉得生活的不便利是可以克服的，而且似乎也已经习惯了。由此可见，这样的结果是牧民根据社会政策和牧民的实际情况，通过各方利益和因素的对比，做出的对生活因素的理性选择。同时我们也看到定居政策对牧民定居意愿的选择有很大影响。
(三)民族文化理性与定居意愿
裕固族自古以来就以畜牧业为主，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其文化也源远流长，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裕固人民也有着深厚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情感。但在现今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阶段，少数民族不可避免地受到强烈的外来文化冲击，随着民族间接触的逐渐增多，文化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彼此的影响和交融越来越激烈，文化变迁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本次调查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在20岁以下的青年中对裕固语完全掌握的几乎很少，只能听懂但不会讲的人占很大比例，在日常生活中青年一代也主要使用汉语。所以，面对这样的现象，裕固族人民是很担心自己民族语言未来的，调查数据结果也显示，担心语言传承问题与定居意愿显著相关。定居后随着与汉族交往的频繁，语言环境的改变会更不利于本族语言的使用，这一因素困扰着多数牧民对定居意愿的选择，所以他们都希望能从学校教育上来保护语言的传承和发展。但对于宗教信仰的传承却与定居意愿无显著相关性，这是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宗教意识和形式逐渐淡化和简化的结果。总之，牧民对本民族文化有比较理性的认识和思考，对具有明显民族标识的语言传承是非常重视的，同时对建立在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民俗文化也有着深刻的情感，面对定居意愿的选择，他们不得不担心文化的传承与未来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将发生的变化会使民族文化失去它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精神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影响着他们对定居意愿的选择，这也是民族心理与民族文化的理性选择。
(四)定居意愿与定居政策关系重大
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强有力的支配和指导作用，这一特点已经被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所认识和实践。如果说在“早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其主要推动力量来自于“市民社会”，在现代化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国家(政府)才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话，那么，“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起始时期，国家(政府)就发挥了重要和广泛的作用[1]。定居工程的实施既是牧区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必然要求，定居政策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综合体，既要考虑牧民生产生活的妥善安置，也要顾及建立在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上的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定居政策与牧民的经济利益和民族情感息息相关，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结果当中，无论是牧民对经济的理性选择，还是对生活和文化的理性思考都受到了定居政策的潜在影响，都是以他们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和预期作为意愿选择的前提，所以定居政策在经济生活和文化保护方面的具体方案及长远考虑，对牧民定居意愿有重大影响，对牧区现代化和生态保护及文化传承等方面都统筹兼顾，也是我国各地区牧民定居政策所追求的目标。
总之，通过对该地区定量与定性的研究，从总体情况来看，牧民的定居意愿不是很强烈，其中，年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来源、家庭年收入、语言的传承这些方面与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相关性，对牧民定居意愿的选择有较大影响。牧民的定居意愿是经济理性、生活理性和民族文化理性在定居政策尚不明确的潜在影响下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牧民在宏观经济、社会、生态、制度的变迁中，从自身和家庭的微观利益出发，综合考虑了多方因素做出的理性选择。
注释：
①牧民定居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显著性P＞0.05，表示某因素对牧民定居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若P＜0.05，则表示有显著影响。
作者介绍：贺卫光，西北民族大学 学报编辑部，甘肃 兰州 730030； 侯晓林，西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贺卫光(1963—)，男(裕固族)，甘肃肃南人，教授，博士，副主编，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裕固族研究、民族社会学等研究； 侯晓林(1986—)，女，河北张家口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民族社会学。
作者：贺卫光侯晓林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01期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2)05-0060-11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公众的普遍关注。为谋求可持续发展，走出一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并重多赢的发展道路，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牧民定居作为环境保护、摆脱贫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措施在各地尤其是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滞后的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实施。
2010年暑假，笔者走访了肃南县康乐乡牧民定居点，门前就是公路，交通较便利，有崭新的学校，乡政府、卫生院、信用社等服务部门都设立在定居点马路的对面。自来水、有线电视等基础设施齐全。如此优越和便利的生活设施和条件应该会促使广大牧民走出大山，迁移到定居点，然而，通过深入了解，却得到了和想象完全不同的结果，有很多牧户已经登记搬迁，却迟迟没有行动；搬迁了的，也锁了门，又回到了牧场上；或是定居点的房子只有老人和小孩，家庭劳动主力都依然在牧场上放牧。通过访问得知，很多牧民抱怨定居地没有经济来源，老人在定居点感到生活空虚，精神压抑，对牧区生活无限眷恋，在定居点有很多不适应。面对如此现象，笔者开始思考：为什么面对定居点优越的生活条件，广大牧民却依然选择放牧，即使在定居点住着的牧民也觉得生活无所适从?面对如今社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进程的推进，生态保护的需求，牧民定居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是对于定居，广大牧民自身到底是如何看待的?他们的定居意愿究竟如何?是什么因素影响着他们的定居意愿，他们对于定居的困境究竟有哪些?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笔者进行实地调研。
在笔者对康乐乡进行了问卷调查，之后又观察、访谈。康乐乡现辖13个行政村，共有3000多人，因为在牧场上村落和人家居住不集中，所以就选取了5个行政村，在每村随机抽取20人，共调查100人，有效问卷的回收率是100％。
一、肃南县牧民定居意愿问卷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研究以肃南县康乐乡裕固族已婚牧民为研究对象，这次调查对象的基本分布情况如表1。年龄结构中青年和中年比例较大，他们是社区发展的主导力量；51岁以上劳动能力较弱的所占比例较小。文化程度上，小学和初中所占比例较大，达到75％，高层次人才较少，高中以上占14％。另外，文化程度在性别上差异很小，但在年龄上存在较大差异，20～30岁的牧民，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上，31～50岁的牧民，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占70％左右，而51岁以上，文化程度主要是小学或者识字很少的层次。
(二)牧民定居意愿的总体状况
本研究所使用题目的总得分在5～15分之间，得分越高表示定居意愿越强烈，本次调查牧民定居意愿的得分在5～13分之间，平均得分为8.7分，具体得分情况如表2。
由表2可见，有65％的牧民得分在该调查问卷得分的中间分10分以下，得10分的占12％，10分以上的只占23％，这说明在当前社会、经济和政策下，牧民的定居意愿不是很强烈，对于每个牧民而言，他们是否愿意选择定居也取决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究竟哪些因素影响着牧民的定居意愿呢?我们做具体分析。
(三)牧民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分析
1.性别与定居意愿
从被调查者的不同性别得分来看，平均的得分男性为9分，女性为8.7分，同时，性别对牧民定居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①中的显著性P=0.534＞0.05，所以不同性别的定居意愿无显著性差异，即对于定居而言，性别不会对此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在本次调查中，调查对象都是已婚的牧民，他们在选择定居的意愿时考虑的都是家庭的利益，是权衡家庭各方面的因素所做出的选择，所以这就削弱了性别对定居意愿的影响程度。
2.年龄与定居意愿
由表3可知，不同年龄段的牧民在定居意愿选择上存在很大差异。20～30岁的年轻人对定居意愿的选择相对集中在7分、8分和10分上，但各个分数的选择人数分布相对均匀，这说明处在这个年龄段的人相互之间想法存在很大差异，对定居意愿的选择也各不相同；在31～40岁和41～50岁两个年龄段的选择相对集中在7分～11分之间，这两个年龄段的人都处在中年时期，对事情考虑比较周全，他们的定居意愿不是很强烈却也不存在明显排斥，对定居的认识和选择是比较理性的；而51～60岁和60岁以上两个年龄段的人选择则倾向于两端的分数，尤其是60岁以上的人，选择倾向更加明显，对定居生活生产方式的认同或排斥是非常清晰的，要么出于自身原因非常期待定居，要么出于对草原生活与文化的无比热爱，非常排斥定居。
年龄对定居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显著性为P=0.002＜0.05，说明不同年龄段的牧民在定居意愿的选择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因为不同年龄的牧民出生年代、成长环境、对本民族文化的眷恋程度和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或承担的压力和所肩负的责任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对定居意愿的选择上也存在很大差异。
3.文化程度与定居意愿
调查结果显示牧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9％，初中文化的占37％，所占比例最大；高中、中专、技校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14％。通过表4可知，不同文化程度在定居意愿的选择上无明显规律，可以初步看到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定居意愿不强烈，其他文化程度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倾向。
文化程度对定居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P=0.294＞0.05，说明文化程度与定居意愿无显著相关性。
4.自评健康状况与定居意愿
在问卷中，将牧民的自述健康状况分为四种情况，分别是差、一般、好和很好，让他们自己评价自身的健康状况。结果显示，牧民的自评健康状况与定居意愿状况分布情况(见表5)。
由表5可以看出，牧民有88％选择了好和很好，这是因为在牧区牧民，即使身体有点不舒服，他们常常不以为然。从表中也可以看出，自述评价一般的牧民，他们的定居意愿比较强烈，占到了80％；而身体状况自评为很好的牧民，他们则倾向于选择不愿意定居，5～9分的就占到了90％；自评身体状况好的，在定居意愿选择上略倾向于低分，主要集中在7、8、9三个分数上，9分及以下的占64％，但在高分段也有分布。
自述健康状况对定居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中，P=0.032＜0.05，所以，健康状况对定居意愿有显著性差异。自评身体状况好或很好的，越倾向于排斥定居，因为他们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度较高，不愿意对现状做出很大的调整和改变。而自评身体状况一般的，就越倾向于选择定居，这是因为他们生活满意度较低，身体状况对生活造成很大困扰，所以处于理性的思考他们很愿意选择到交通、医疗都比较方便的定居点生活，以提高自身健康状况。
5.家庭结构与定居意愿
本研究把家里有一代或两代人的家庭作为核心家庭，有三代及以上的家庭作为扩展家庭。
调查结果显示，两种不同类型家庭的牧民定居意愿的得分无显著差别，如表6所示，核心家庭10～13分的大约占34.4％，扩展家庭10～13分占36％，所以无显著差异。
代际关系对牧民定居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P=0.306＞0.05，可见定居意愿在代际关系中的确是不存在差异性，即几代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不影响家庭成员对定居意愿的选择。
一般认为，家里有孩子，尤其是有适龄上学孩子的家庭，为了孩子上学方便；生活和学习得到更好的照顾，应该会更倾向于定居。但调查结果却显示：在对家庭适龄上学孩子的个数对定居意愿的方差分析结果中，P=0.147＞0.05，说明家庭上学孩子的个数与定居意愿并无显著相关性。经笔者实地访谈后得知，因为当地政府在定居点修建了学校，包括小学和初中两个阶段的教育，并实行寄宿制，从学前班到初中的学生都可以住宿，并配有生活老师，食宿条件较好，所以对于孩子上学的问题家长也比较放心，因此不会影响他们对定居的想法，即孩子上学这一因素基本不会再影响家长倾向于选择定居。
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家里有老人需要赡养且老人患有持续性疾病的牧民更倾向于选择定居，如表7所示，老人患有疾病的，得分在10分及以上的占57.1％，其中11～13分的占36.7％，比总体意愿中11～13分的比例还高13.7％。老人未患有疾病得分在10分以下的占86.3％。
在老人是否患有疾病对定居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P=0.021＜0.05，所以，老人是否患有疾病与定居意愿有显著相关性。受天气、交通等因素导致的老人看病难问题成为影响牧民家庭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之一。
总之，家庭构成状况会影响牧民对定居意愿的倾向，他们根据自身具体情况，或是考虑孩子上学，或是考虑老人看病。这些意愿的结果都是根据自己家庭生活情况而做出的理性判断，为了自身生活的某一目的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6.生活便利状况与定居意愿
本调查以“出行是否方便”“以何种方式获取外界信息”“获取外界信息是否方便”三个问题来考察牧民生活的便利状况，其中“出行是否方便”就包括了购物、看病、上学、去乡政府、信用社办事等生活的诸多方面。牧民对目前生活状况的便利程度的看法分布如表8所示。
通过表8可见，有54％的人认为出行不方便，14％的人认为无所谓，32％的人认为方便；有66％的人认为获取外界信息不方便，8％的人认为无所谓，26％的人认为方便。这些数据说明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在牧场生活很不方便，生活中的很多问题解决起来比较麻烦，并且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比较单一，有88％的人仅仅是通过看电视一种渠道来获取外界信息，第二种占主导地位的方式就是听周围人议论，至于报纸、杂志、网络这些渠道几乎从未被使用。
在生活便利状况对定居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其结果显示，无论是出行还是获取外界信息的方便程度都对牧民的定居意愿无显著性差异(显著性P分别为0.64和0.92，均大于0.05)，这与我们的预期是相反的，因为一般认为对现在生活现状的不满意会导致人们去追求更好的生活，那么大多数牧民认为住在牧场上的生活很不方便，他们自当选择各方面都更为便利的定居生活，越感到不方便的人越应该倾向于定居意愿的高分段，可是调查结果却显示生活状况的便利与否对定居并无显著差异。对此，通过深度访谈，笔者的解释是，其他的某种因素对定居意愿的选择，影响程度更大，而对于生活是否便利的状况，在目前定居政策尚不明确，各种经济补贴及文化保护措施尚不具体的情况下，他们认为现在放牧这种生产方式能提供稳定的经济保障，并且伴随着牛羊价格的不断上涨，经济收益越来越好，生活上的不便利是可以克服的，较之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他们还是愿意克服生活上的不便利，所以就出现了本研究生活便利状况对定居意愿无显著影响的结果。可见，牧民在定居意愿的选择上是通过各种因素对比下的理性思考，并且定居政策对定居意愿有重大影响。
7.经济状况与定居意愿
本文所讨论的经济状况是指目前处于冬牧场半定居状态下牧民的经济状况，不涉及定居政策的经济和物质补偿，因为目前具体措施还没制定出来，除了定居点新居每户补贴8000元外，没有其他任何补偿，所以也无法讨论，本文通过“家里是否有草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平均年收入”“承担定居点买房费用是否困难”4个问题来了解牧民现有经济状况与定居意愿的关系。
(1)家庭有无草场与定居意愿
表9所示，家里有草场的占84％，有但与同村人相比很少的占15％，只有一人没有草场，可见拥有草场资源的牧民还是占主体地位，有草场的牧民，定居意愿的得分5～9分的占64.29％，10分的占11.9％，11～13分的占23.81％，可见大多数有草场的牧民还是比较排斥定居的，草场很少的牧民，得分5～9分的占73.3％，可以看出草场很少的牧民对定居意愿的排斥比有草场的牧民还强烈，经调查发现，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受当前少数民族定居政策的影响，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定居后经济的补偿主要是根据家庭所拥有的牧场面积给予补贴的，家庭牧场少的人定居后的补贴就少，所以他们更排斥定居，同时，牧场比较多的牧民现在年收入较好，加之当前政策的具体补贴措施尚不明确，所以他们对定居意愿也不强烈，这就形成了本调查的结果，无论家庭牧场多或是少，都比较排斥定居。
在家庭有无草场对定居意愿的方差分析结果中，P=0.304＞0.05.由此可知，家里有无草场对定居意愿无显著性差异。
(2)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与定居意愿
表10是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与定居意愿的分布表，牧业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占92％，个体经商的占4％，工资收入和外出打工的一共占4％，可见几乎所有牧民的收入来源都是牧业，所以牧场是他们经济收入来源的主要根据地。其中，牧业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牧民，定居意愿5～9分的占70.65％，可见倾向于排斥定居；家庭收入来源是非牧业的，定居意愿10～13分的占100％，可以说这部分牧民是有较强烈定居意愿的，但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草场必须从事非牧业劳动。调查数据显示从事非牧业劳动的牧民中有50％的人是拥有并不比同村人少的草场的，之所以这部分人的收入主要来源是非牧业且定居意愿较强烈是因为一般他们都有一技之长，可以从事理发、摩托车修理或私营工程车等工作，所以他们定居后受经济来源的困扰相对较小，而生活环境和条件却有较大改善，更愿意选择定居。可见，定居后的经济来源或所能从事的工作对定居意愿有很大影响。
在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对定居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中，P=0.019＜0.05，表明不同的收入来源在定居意愿上有显著差异。
(3)家庭平均年收入与定居意愿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和市场供求的变化，牧民牧业的收入越来越高了。本次调查，家庭平均年收入5万以上的达到了32％,3万～5万的达到了28％。表11显示随着收入的增高定居意愿在10分及上的比例在下降，年收入1～2万的牧民定居意愿10～13分的占75％，年收入2万～3万的10～13分的占40.74％，年收入3万～5万的10～13分的占32.14％，5万以上的10～13分的占28.13％。
在家庭平均年收入对定居意愿的方差分析结果中，P=0.026＜0.05,可见，家庭年收入在定居意愿上有显著性差异，且家庭年收入越高，牧民对定居的意愿越不强烈，这是因为年收入越高的家庭若选择定居所放弃的牧业经济利益越大，并且现在政策不明确补贴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他们所放弃的利益就不能得到明确及时补偿，所以他们对于定居的意愿不强烈，可见，定居的经济补贴政策会对牧民的定居意愿产生重大的影响。
(4)承担买房费用困难程度与定居意愿
在买房困难程度对定居意愿的方差分析中，P=0.445＞0.05，说明买房是否困难与定居意愿无显著相关性。现在牧民的收入越来越高，60％的牧民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在定居点买新房政府会给予一定的补贴，余下的部分牧民几乎都能承担得起，本调查显示，有80％的牧民认为能够承担除了政府补贴外的买房费用，所以这一因素就不会困扰牧民对定居的选择，对定居意愿的影响也就不那么明显了。
8.对本民族精神文化的担忧与定居意愿
裕固族自古以来就以畜牧业为主，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其文化也源远流长，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但是随着生态移民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周围已经实施定居的裕固族地区，文化特色也在逐步变迁，当地牧民对定居后文化的变化和存亡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担忧。本小节主要讨论对精神文化变迁的担忧，物质文化在前面的生活便利状况和经济状况中已经做过分析，所以这里的精神文化内容主要包括语言、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
本调查以“生活中经常使用何种语言”“若定居后，是否担心本族语言在后代中会使用越来越少，甚至不再使用”“是否担心本民族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会越来越淡薄”三个问题来考察牧民对本民族精神文化的情感和变迁状况的担忧及不同程度的担忧与定居意愿选择的关系。
(1)对语言传承的担忧
根据调查问卷显示，如表12，调查地的裕固族牧民经常使用裕固语的占77％，经常使用汉语的占23％。说明裕固族群众在日常交流时，使用本族语言更多，但基本上他们都是两种语言共同使用，只是更多使用裕固语，因为生活在周围的裕固族人最多，这就为裕固语言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定居后周围的汉族人会越来越多，使用汉语的频率也会增加，这将不利于裕固语言的传承。
表13是是否担心本民族语言在后代中传承问题与定居意愿的分布表，37％的人认为非常担心本民族语言在后代中使用很少或不再使用，31％的人是担心的，表示无所谓的有16％，3％的人不担心，可见担心语言传承的还是大多数，共占81％。在选择“非常担心”和“担心”的人中，有90.77％的人定居意愿的得分是5～9分，说明他们对定居比较排斥。选择“无所谓”和“不担心”的人中，有52.17％的人定居意愿的得分是11～13分，可见这部分人的定居意愿是比较强烈的。所以，担心本民族语言传承的牧民定居意愿不强烈，而对本民族语言传承觉得无所谓或不担心的人定居意愿比较强烈。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裕固族语言在孩子们的使用中是这样的现状：孩子对语言的使用分为两种情况，在学校课堂上使用汉语教学，15岁左右的青少年在家既说汉语也说裕固语，但遇到一些传统词汇时，需要家中长辈反复解释才能理解；年龄较小的裕固族儿童，如7～12岁这个年龄段，由于在学校接受教育和进行交流时所使用的多为汉语，因此很多已经不会说甚至听不懂本民族的语言了。笔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入学以前的裕固族儿童，由于与父母或家中长辈一起生活，有良好的本族的语言环境，即使不会说，也能听懂裕固语。而入学之后，接受的是统一的汉语教学，对本族语言逐渐陌生，父母亲在与其交流时也不得不使用汉语。面对这样的现状，所以有81％的牧民都在担心自己语言的未来，若定居后，与汉族人的交往更会增多，则更不利于后代对于本族语言的学习，尤其因为裕固语是没有文字记载只有语言传播的文化，这样语言环境的改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语言的传承，所以他们对此非常担心，也因此影响着他们对定居意愿的选择。
在是否担心本族语言在后代中不再使用对定居意愿的方差分析中，P=0.012＜0.05，结果显示，是否担心本民族语言在后代中传承问题对定居意愿有显著差异。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裕固族与汉族的长期交流，裕固族语言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并不意味着民族语言就此完全淡出裕固人的生活，很多裕固族的青少年在生理和心理成长的过程中，又重新开始熟悉、接受、掌握、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在家中的耳濡目染，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潜在民族心理的影响，这种民族心理主要表现为裕固族的少年在去外地求学，与本民族的同学在一起时，多愿意选择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交流。作为父母亲或是家长，也更愿意孩子在学好学校所教的文化同时，能够学会本民族的语言，把语言这种明显的民族标识传承下去。家长与孩子都在为语言的传承做着努力，对于定居后语言环境的改变也就成了他们最大的担心，这一因素也就影响了他们对定居意愿的选择。
(2)对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的担忧
裕固族在历史上曾经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和喇嘛教，其宗教信仰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着变化，现在崇信藏传佛教。本次调查中，信仰藏传佛教的裕固族群众共有78人，占到了总比的78％，其中以女性、老年人和文化水平较低者居多。无宗教信仰的共20人，占总比20％。只有2人信仰基督教，占总比的2％。尽管信仰藏传佛教的裕固族群众仍占大多数，但村民中已经没有了念经求佛的人，在村民家里也看不到佛龛，“民族传统”是他们信仰宗教的主要原因。当地的年轻人宗教意识更为淡漠；他们认为好的生活要靠自己努力创造，依赖神灵保佑和信仰的力量是不够的。距离双海子村不远处就是修缮一新的明海寺，却基本没有人参加与佛事有关的宗教活动，反而是“祭敖包”等传统活动保留了下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宗教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宗教信仰逐步淡化和简化，与普通民俗的结合日益紧密。
在是否担心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的传承对定居意愿的方差分析中，P=0.594＞0.05，结果显示这一因素对定居意愿无显著差异。
通过对上述语言和宗教信仰及民俗文化传承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具有明显民族标示的语言传承是非常重视的，对于定居后语言环境的变化会对本民族语言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担心的，由此影响下的定居意愿倾向也是明显的。但是对于宗教信仰的变迁与传承，却与定居意愿无显著相关性，这是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宗教意识和形式逐渐淡化和简化的结果。这些都是牧民对于“文化”利益的认同和追求，是理性选择理论中对于文化效益的获取，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二、关于牧民定居意愿的思考
(一)经济理性与定居意愿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迁移是迁移者为了追求比原住地更高的比较经济效益。但是本文所研究的牧民定居问题是政府主导下的生态移民工程，而非个人自愿迁移行为，所以在这种迁移中，经济收入不发生重大变动或有收入增加的潜力，在这种情况下牧民是否愿意放弃现有的牧业生活而选择定居，通过前文的问卷分析，我们得到的结果是，除牧业收入以外有其他经济来源的人更愿意定居，这是因为定居后经济收入依然有一定的保障，比起那些只放牧的人来说经济上似乎更有底气；另外，牧业收入高的人倾向于选择不定居，这是因为他们担心所放弃的经济收益得不到足够的补偿；同时，通过个案访谈，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经济收入作为定居的基本条件，认为国家无论以何种形式解决生产力问题，收入是基本前提，所以无论问卷分析还是个案访谈得到了一致的结果，经济因素主导着牧民的定居意愿，出于经济理性的选择，只要收入能有所保障，定居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二)生活理性与定居意愿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走入每一个普通百姓的心中，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享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也成了他们的一种追求，交通的便利、医疗条件的改善、教育质量的提升等等方面也是他们所向往的。但是，草原深处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很难使现代化的工具和技术全面普及，所以定居成了牧区现代化的必要趋势和选择。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身体状况不太好的人更希望定居，方便及时就医。但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便利状况与定居意愿并无显著相关性，这与我们的预期是相反的，也就是说生活的便利并不足以吸引他们对定居的倾向。通过深度访谈得知，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对草原生活的认同与热爱。对“生活是否便利”“获取外界信息是否方便”这两题选择“无所谓”或“不方便”的牧民，他们大多数是喜欢这种安静、自由、天然的草原生活，而排斥吵闹、复杂的定居生活。二是定居生活不确定性的困扰。因为目前政府还没有明确的关于定居的长远的实施方案，他们对经济或文化的保护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大的担心。相比之下，他们觉得生活的不便利是可以克服的，而且似乎也已经习惯了。由此可见，这样的结果是牧民根据社会政策和牧民的实际情况，通过各方利益和因素的对比，做出的对生活因素的理性选择。同时我们也看到定居政策对牧民定居意愿的选择有很大影响。
(三)民族文化理性与定居意愿
裕固族自古以来就以畜牧业为主，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其文化也源远流长，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裕固人民也有着深厚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情感。但在现今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阶段，少数民族不可避免地受到强烈的外来文化冲击，随着民族间接触的逐渐增多，文化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彼此的影响和交融越来越激烈，文化变迁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本次调查也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在20岁以下的青年中对裕固语完全掌握的几乎很少，只能听懂但不会讲的人占很大比例，在日常生活中青年一代也主要使用汉语。所以，面对这样的现象，裕固族人民是很担心自己民族语言未来的，调查数据结果也显示，担心语言传承问题与定居意愿显著相关。定居后随着与汉族交往的频繁，语言环境的改变会更不利于本族语言的使用，这一因素困扰着多数牧民对定居意愿的选择，所以他们都希望能从学校教育上来保护语言的传承和发展。但对于宗教信仰的传承却与定居意愿无显著相关性，这是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宗教意识和形式逐渐淡化和简化的结果。总之，牧民对本民族文化有比较理性的认识和思考，对具有明显民族标识的语言传承是非常重视的，同时对建立在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民俗文化也有着深刻的情感，面对定居意愿的选择，他们不得不担心文化的传承与未来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将发生的变化会使民族文化失去它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精神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影响着他们对定居意愿的选择，这也是民族心理与民族文化的理性选择。
(四)定居意愿与定居政策关系重大
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强有力的支配和指导作用，这一特点已经被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所认识和实践。如果说在“早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其主要推动力量来自于“市民社会”，在现代化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国家(政府)才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话，那么，“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起始时期，国家(政府)就发挥了重要和广泛的作用[1]。定居工程的实施既是牧区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必然要求，定居政策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综合体，既要考虑牧民生产生活的妥善安置，也要顾及建立在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上的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定居政策与牧民的经济利益和民族情感息息相关，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结果当中，无论是牧民对经济的理性选择，还是对生活和文化的理性思考都受到了定居政策的潜在影响，都是以他们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和预期作为意愿选择的前提，所以定居政策在经济生活和文化保护方面的具体方案及长远考虑，对牧民定居意愿有重大影响，对牧区现代化和生态保护及文化传承等方面都统筹兼顾，也是我国各地区牧民定居政策所追求的目标。
总之，通过对该地区定量与定性的研究，从总体情况来看，牧民的定居意愿不是很强烈，其中，年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来源、家庭年收入、语言的传承这些方面与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相关性，对牧民定居意愿的选择有较大影响。牧民的定居意愿是经济理性、生活理性和民族文化理性在定居政策尚不明确的潜在影响下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牧民在宏观经济、社会、生态、制度的变迁中，从自身和家庭的微观利益出发，综合考虑了多方因素做出的理性选择。
注释：
①牧民定居意愿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中，显著性P＞0.05，表示某因素对牧民定居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若P＜0.05，则表示有显著影响。
作者介绍：贺卫光，西北民族大学 学报编辑部，甘肃 兰州 730030； 侯晓林，西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贺卫光(1963—)，男(裕固族)，甘肃肃南人，教授，博士，副主编，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裕固族研究、民族社会学等研究； 侯晓林(1986—)，女，河北张家口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民族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