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泪斩马谡”悲剧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挥泪斩马谡”是《三国演义》中最为精彩的故事篇章之一,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尽管小说中有作者罗贯中的艺术加工,但街亭一役正史上确有此事。笔者将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入手,尝试分析“挥泪斩马谡”的悲剧原因。
一、“挥泪斩马谡”的悲剧形成的几种观点
在提出问题之前,有必要对马谡因失街亭而被斩的情况做一简介。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使赵云、邓芝出斜谷道为疑军,诸葛亮统主力部队出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降蜀,关中震动,魏明帝亲自督战长安,遣大将张郃拒诸葛亮大军。诸葛亮遣马谡为先锋、王平为副将,守要塞街亭。然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措”。被张郃击溃,使曹魏大军形成对诸葛亮军马合围之势。诸葛亮只得将曹魏三郡人口并大军一起迁入汉中,同时“戮马谡以谢众”。 “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即源于此。遍览《三国志》,我们可以认为诸葛亮是一位既威严又和蔼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素以治军严谨著称,“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不论治国还是治军,诸葛亮都不妄动杀戒,真正直接被诸葛亮处死的官吏,不过马谡、彭羕。而彭羕是因为怂恿马超背叛,直接威胁到蜀国政权,实乃十恶不赦的大罪,被斩理所当然。但问题是,马谡为什么会被斩?他的悲剧是怎么形成的?这显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诸葛亮军法。俗话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有学者认为,马谡仅仅是作战失利,最多罢官废为庶民,被斩实在死得冤枉。还有学者认为“幼常昧于自知,处非其任„„固属有罪,然杀之则太过”。更有甚者直接批评诸葛亮为了维护个人权威,前用错人,后杀错人,实在有失风范。
二、“挥泪斩马谡”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一)选人任人中的首因效应与近因效应
大战在即,先锋将领的人选相当重要。因为先锋将领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大军的势气和下一步军事战略的实施。诸葛亮首次北伐,帐下不乏大任之将,有蜀中名将魏延、吴壹等,但诸葛亮偏偏就选中了毫无实战经验的参军马谡,且是“违众拔谡”。是什么原因使诸葛亮力排众议,从诸多将领中选择了马谡?
1·首因效应。按照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比较重视最先得到的信息,并据此对他人做出判断,而在最初的印象形成之后,人对后来的信息就较不重视。此即所谓的首因效应。笔者认为,马谡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诸葛亮的社会认知出现了偏差。马谡何许人也?《三国志》中记载,马谡,字幼常,荆州名士马良之弟,“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一开始就深为器重他。
诸葛亮成长在荆州,与该地区世族大家联系紧密,马氏也不例外。特别是马氏兄弟五人,都有才名。裴松之还认为:马良与诸葛亮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1]983令诸葛亮甚为惋惜的是马良死于蜀吴夷陵之战。上述因素都使诸葛亮对马良亦颇有才华的亲弟马谡形成了
一个良好的印象(也可以称其为投射效应)。尽管刘备临终前曾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1]983但诸葛亮不以为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1]983由于第一印象效应的存在,使诸葛亮对马谡的评价一直很好。殊不知,这种社会认知的
偏差,为马谡被斩悲剧埋下了第一伏笔。
2·近因效应。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当认知者与熟人交往时,起更大作用的是近因效应。诸葛亮对马谡“深加器异”,但马谡也并非《三国演义》里塑造的平庸迂腐,至少他不完全是先秦赵括的翻版。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平蛮的时候,马谡起了重要作用。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南征前曾问马谡平蛮之计,马谡提出一个相当成熟而经典的意见,他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原公服其心而已。”诸葛亮后来七擒孟获而不杀,最终使南人不复返,正是采纳了马谡的计策。
平定南蛮后,蜀国国力增强,马谡功不可没。在诸葛亮看来,平定南蛮的成功,除了将领们的用命外,还多亏了有马谡这样的智谋之士。因此,诸葛亮对马谡的近因效应又为其悲剧增加了消极因素。
3·晕轮效应。上述原因的综合作用,导致诸葛亮对马谡形成了社会心理学上的晕轮效应,认为马谡是智谋良将(实际上,马谡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所谓晕轮效应就是指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人格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人们还倾向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诸葛亮深知,街亭一役,干系重大。失,则前功尽弃;得,则进取长安。况且曹魏派出的是魏国五良将之一的张郃。张郃善于巧变,被曹操赞之为韩信,诸葛亮也深忌之。就蜀国当时情况看,帐下唯有魏延略可于其平手(赵云此时在斜谷道)。但诸葛亮却在此时做了一个让他一辈子后悔的决定,他“违众拔谡”。
众将都一致认为宿将魏延、吴壹易为先锋,但“晕轮效应”使诸葛亮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马谡,他认为马谡平时善论军计,熟读兵书,必可拒张郃于街亭之外。可是,平日里的光环,并没有掩盖马谡没有实战经验的软肋,尽管有王平辅佐,但死守教条的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安排,蜀军大败,士卒离散。从而,使诸葛亮“进无所据,退还汉中”。在社会认知的过程中,认知者和被认知者总是处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状态下。因此,在认知他人形成有关于他人的印象的过程种中,由于认识主体与认知客体及环境因素的影响,社会认知往往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各种偏差。尽管诸葛亮对马谡的认识不完全错误,但在街亭战役选将的具体情况下,由于认识偏差而做了错误或者说不适当的选择。而选将的失误,是导致街亭溃败和马谡被斩的原因之一。
(二)马谡拒谏的社会心理分析
社会态度或多或少与人们行为有关,态度的改变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人们的外显行为。谏言本质上说是一种劝导,谏言者希望通过自己对某事的解释说服对象改变原来的想法或者行为。美国学者霍夫兰德和他的同事早在20世纪40~50年代就对劝导和态度的转变进行了研究,并认为态度转变效果受沟通来源、沟通信息、沟通目标和沟通情景四因素影响。马谡军败的重要原因是他的教条主义,拒绝了王平的谏言。之所以马谡拒绝谏言,还需要从社会态度层面寻找原因。 1·沟通来源与可信度。一般来说,影响接受者态度改变的沟通源应当具有可信度,而可信度又取决于专长和可靠两因素。相对于马谡才华横溢、熟读兵书,王平则是“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在马谡眼里,王平不过是一介武夫,仅得弓马娴熟而已;论战法计谋,自己当然在其至上。总之,他认为王平的谏言可信度不高而拒纳。
2·信息沟通的效果。在沟通信息方面,影响劝导效果的因素主要是信息相差效果和信息的情绪效果。马谡军至街亭后,舍水占山为营,而王平却谏言当道筑寨。两者意图相差甚远,但王平受马谡节度,决定权仍在马谡。另一方面,长于戎旅的王平“为人自轻”,在谏言方式上可能存在问题,导致马谡拒谏。
3·信息沟通的目标。沟通目标在三个方面对劝导的效果有着明显作用。由于对马谡本人是否存在“劝导预防”的情况难以推测,第一,在沟通目标的人格特征上,马谡身为参军,有着更强的自尊心;诸葛亮对其器重,也使他对自己的智力相当自信。所以,他对文化不高的王平谏言未加理睬。第二,在沟通目标的自我涉入程度上,马谡自认为平日研习兵书,诸葛丞相都向
自己咨询事情,自己对情况分析的正确性显然比王平更高。因此,马谡的态度不容易改变。
4·信息沟通情景。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劝导在令人欢快的情景下会起到好的作用。马马谡所处的情景是战场,面对着魏之名将张郃的大军,很难想象马谡是以一种放松和快乐的心情,骑在战马上观察地形、设营和布阵。此时,没有实战经验的他,也许更多的是紧张。王平的谏言也因此在劝导效果上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马谡拒纳王平谏言,既有他主观高傲、自负的内在因素,也有诸如沟通情景等外部因素。而马谡因为拒谏,战败后被斩;王平却因为苦谏有功,是街亭之役中唯一受赏之人,“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
(三)从“挫折—侵犯”理论看马谡之命运
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等人最早提出了“挫折—侵犯”理论,而之后的修正使这一理论更加趋于合理。该理论的核心,简单说就是个人受到挫折就会表现出侵犯行为。诸葛亮斩马谡的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侵犯行为,只不过,这种侵犯并不完全等同于道义上受非难的侵犯行为,而是特指该行为中对马谡过重处刑的部分。正如有学者认为,治罪要罪责刑相适应,马谡固然有罪,但罪不至死。如果说败军之将该死的话,那么在街亭战役的同时,赵云和邓芝兵出斜谷道也因为警惕不够亦遭败绩,诸葛亮并未斩赵云,仅是将其贬为镇军将军之例就是一个反证。马谡受刑过重,因此诸葛亮斩马谡的行为多少带有点“侵犯”之嫌,泄怒之疑。斩马谡不仅仅是军法从严的问题,也有诸葛亮的心理原因。笔者认为挫折可能是促使诸葛亮盛怒之下斩马谡的原因之一。
挫折感程度与目标落差大小有关联。马谡失街亭究竟对诸葛亮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心理挫折感?这需要分析诸葛亮北伐的目的、街亭战役的重要性和失街亭后的影响三方面。诸葛亮的一生都在为刘备兴复汉室的遗训奋斗,灭曹举刘是其理想,对曹魏的军事失利显然是诸葛亮受到的重大挫折。首先,街亭之战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的事情,而单从社会影响上看,诸葛亮此次北伐相当成功,因为曹魏雍、凉两州中的三郡皆降了蜀(此后北伐再也没有出现这样大的成绩),蜀国的疆界一下子向北扩大了许多。更重要的是,如果此三郡能够守住,将直接对长安构成威胁。其次,街亭地理位置重要。陇山横亘于关中平原和陇右山地之间,是著名的地理分界线。由关中入陇右必越陇山,而街亭厄陇山峡谷,实为用武之地。蜀有之可直下关中,魏有之则可掩击陇右,所以街亭的得失就成为整个战局成败的关键所在。再次,再看街亭战败后,对整个战局的影响。街亭失守,曹魏张郃大军可以长驱直下,并有两种战略选择均对蜀军构成致命威胁。一是张郃与郭淮直接围困
诸葛亮已得的天水郡;二是切断天水郡东面的蜀军出汉中的粮道,使之不战自乱。又司马懿已破赵云、邓芝,倘若进军可将诸葛亮大军完全隔离围歼。上述情况,不得不使诸葛亮仓惶“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如此以来,诸葛亮韬光养晦、精心准备的第一次北伐宣告彻底破产。
此次北伐主要有两大损失:第一、三郡得而复失,疆界拓而复脱,然为之耗费的人力物力不可计数,这对三国中实力最为弱小的蜀国来说,输不起;第二、在兵多于敌的情况下,战事败绩,损兵折将,所谓“时师出无成,伤缺而反者众”。[1]922单是街亭一战马谡至少五千的军队,仅王平所属千人撤回,这样的损失,对求稳而择出祁山伐魏的诸葛亮来说,输不起。
街亭之失,损失大小直接关系到诸葛亮个人挫折感的强烈与否。事实也证明,诸葛亮对此次沉重的军事失利大为光火,一次处斩了包括马谡在内的三员将领(李盛、张休),并夺了将军黄袭等兵权,由此可见诸葛亮情绪反应之强烈。巨大的受挫感使位居丞相之职的诸葛亮十分愤怒,于是本不至死罪的街亭战役主帅马谡,自然成为诸葛亮宣泄愤怒的刀下鬼,不杀难以平心头怒气。挫折可能是造成诸葛亮将马谡处以极刑之“侵犯”行为的心理根源。
(四)群体压力与马谡之被斩
社会是有一些相互联系的个人所组成,而这些个人同时也构成了不同的群体,群体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不可忽视。狭义地看,诸葛亮所处社会群体成员包括士兵、武将和文官,他们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因为治国治军的互动关系。由现代社会心理学理论可知,每个群体都有群体规范,以及由群体规范产生的对每一个成员的约束力量。
具体地历史地来看,群体规范当时表现为诸葛亮的军法,遗憾的是,因为史料的缺乏,诸葛亮军法的内容今已无法考证,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即东汉时期“败军失军罪”的将领可以赦免和用金赎罪。[8]马谡下狱后,蒋琬曾向诸葛亮求情:“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诸葛亮不为所动,仍然“戮谡以谢众”。何为“谢”?即谢罪、认错。马谡为将,实际上是对一个群体负责,但他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群体利益受损,被群体认为有罪。这里暗含了一种类似于社会舆论的外在压力,即群体压力。
群体压力不是由上而下的明文规定,也不是强制个体改变自己的行为,而是通过多数人一致的意见,形成压力去影响个体的行为。马谡的“举动失措”,使战局直转急下,给蜀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马谡以死谢罪”的观点为群体认同,形成群体压力,从外
部影响着诸葛亮。《三国志》中这样记载:“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1]984诸葛亮的流涕,可能有两种可能:一是如《三国演义》所说的,后悔不用刘备之言,因而战败;二是为马谡的死感到惋惜。从马谡与诸葛亮私交看,笔者认为,第二种可能更加符合事实。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诸葛亮是在群体压力所给的沉重思想负担下,无奈地选择了“挥泪斩马谡”。由此可见,群体压力也是造成诸葛亮不得不斩马谡的原因之一。
三、结束语
通过社会心理学视角,笔者对“挥泪斩马谡”的悲剧原因做了粗浅的分析。撇开诸葛亮严于治军的风格不谈。马谡固然有才,但自我评价过高,是其悲剧原因之一;然诸葛亮作为军中最高统帅,由于其自身在社会认知、社会动机上的偏差原因,以及受社会群体压力的影响,综合起来也为马谡之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挥泪斩马谡”悲剧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挥泪斩马谡”是《三国演义》中最为精彩的故事篇章之一,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尽管小说中有作者罗贯中的艺术加工,但街亭一役正史上确有此事。笔者将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入手,尝试分析“挥泪斩马谡”的悲剧原因。
一、“挥泪斩马谡”的悲剧形成的几种观点
在提出问题之前,有必要对马谡因失街亭而被斩的情况做一简介。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使赵云、邓芝出斜谷道为疑军,诸葛亮统主力部队出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降蜀,关中震动,魏明帝亲自督战长安,遣大将张郃拒诸葛亮大军。诸葛亮遣马谡为先锋、王平为副将,守要塞街亭。然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措”。被张郃击溃,使曹魏大军形成对诸葛亮军马合围之势。诸葛亮只得将曹魏三郡人口并大军一起迁入汉中,同时“戮马谡以谢众”。 “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即源于此。遍览《三国志》,我们可以认为诸葛亮是一位既威严又和蔼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素以治军严谨著称,“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不论治国还是治军,诸葛亮都不妄动杀戒,真正直接被诸葛亮处死的官吏,不过马谡、彭羕。而彭羕是因为怂恿马超背叛,直接威胁到蜀国政权,实乃十恶不赦的大罪,被斩理所当然。但问题是,马谡为什么会被斩?他的悲剧是怎么形成的?这显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诸葛亮军法。俗话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有学者认为,马谡仅仅是作战失利,最多罢官废为庶民,被斩实在死得冤枉。还有学者认为“幼常昧于自知,处非其任„„固属有罪,然杀之则太过”。更有甚者直接批评诸葛亮为了维护个人权威,前用错人,后杀错人,实在有失风范。
二、“挥泪斩马谡”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一)选人任人中的首因效应与近因效应
大战在即,先锋将领的人选相当重要。因为先锋将领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大军的势气和下一步军事战略的实施。诸葛亮首次北伐,帐下不乏大任之将,有蜀中名将魏延、吴壹等,但诸葛亮偏偏就选中了毫无实战经验的参军马谡,且是“违众拔谡”。是什么原因使诸葛亮力排众议,从诸多将领中选择了马谡?
1·首因效应。按照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比较重视最先得到的信息,并据此对他人做出判断,而在最初的印象形成之后,人对后来的信息就较不重视。此即所谓的首因效应。笔者认为,马谡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诸葛亮的社会认知出现了偏差。马谡何许人也?《三国志》中记载,马谡,字幼常,荆州名士马良之弟,“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一开始就深为器重他。
诸葛亮成长在荆州,与该地区世族大家联系紧密,马氏也不例外。特别是马氏兄弟五人,都有才名。裴松之还认为:马良与诸葛亮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1]983令诸葛亮甚为惋惜的是马良死于蜀吴夷陵之战。上述因素都使诸葛亮对马良亦颇有才华的亲弟马谡形成了
一个良好的印象(也可以称其为投射效应)。尽管刘备临终前曾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1]983但诸葛亮不以为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1]983由于第一印象效应的存在,使诸葛亮对马谡的评价一直很好。殊不知,这种社会认知的
偏差,为马谡被斩悲剧埋下了第一伏笔。
2·近因效应。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当认知者与熟人交往时,起更大作用的是近因效应。诸葛亮对马谡“深加器异”,但马谡也并非《三国演义》里塑造的平庸迂腐,至少他不完全是先秦赵括的翻版。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平蛮的时候,马谡起了重要作用。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南征前曾问马谡平蛮之计,马谡提出一个相当成熟而经典的意见,他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原公服其心而已。”诸葛亮后来七擒孟获而不杀,最终使南人不复返,正是采纳了马谡的计策。
平定南蛮后,蜀国国力增强,马谡功不可没。在诸葛亮看来,平定南蛮的成功,除了将领们的用命外,还多亏了有马谡这样的智谋之士。因此,诸葛亮对马谡的近因效应又为其悲剧增加了消极因素。
3·晕轮效应。上述原因的综合作用,导致诸葛亮对马谡形成了社会心理学上的晕轮效应,认为马谡是智谋良将(实际上,马谡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所谓晕轮效应就是指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人格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人们还倾向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诸葛亮深知,街亭一役,干系重大。失,则前功尽弃;得,则进取长安。况且曹魏派出的是魏国五良将之一的张郃。张郃善于巧变,被曹操赞之为韩信,诸葛亮也深忌之。就蜀国当时情况看,帐下唯有魏延略可于其平手(赵云此时在斜谷道)。但诸葛亮却在此时做了一个让他一辈子后悔的决定,他“违众拔谡”。
众将都一致认为宿将魏延、吴壹易为先锋,但“晕轮效应”使诸葛亮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马谡,他认为马谡平时善论军计,熟读兵书,必可拒张郃于街亭之外。可是,平日里的光环,并没有掩盖马谡没有实战经验的软肋,尽管有王平辅佐,但死守教条的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安排,蜀军大败,士卒离散。从而,使诸葛亮“进无所据,退还汉中”。在社会认知的过程中,认知者和被认知者总是处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状态下。因此,在认知他人形成有关于他人的印象的过程种中,由于认识主体与认知客体及环境因素的影响,社会认知往往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各种偏差。尽管诸葛亮对马谡的认识不完全错误,但在街亭战役选将的具体情况下,由于认识偏差而做了错误或者说不适当的选择。而选将的失误,是导致街亭溃败和马谡被斩的原因之一。
(二)马谡拒谏的社会心理分析
社会态度或多或少与人们行为有关,态度的改变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人们的外显行为。谏言本质上说是一种劝导,谏言者希望通过自己对某事的解释说服对象改变原来的想法或者行为。美国学者霍夫兰德和他的同事早在20世纪40~50年代就对劝导和态度的转变进行了研究,并认为态度转变效果受沟通来源、沟通信息、沟通目标和沟通情景四因素影响。马谡军败的重要原因是他的教条主义,拒绝了王平的谏言。之所以马谡拒绝谏言,还需要从社会态度层面寻找原因。 1·沟通来源与可信度。一般来说,影响接受者态度改变的沟通源应当具有可信度,而可信度又取决于专长和可靠两因素。相对于马谡才华横溢、熟读兵书,王平则是“手不能书,其所识不过十字”。在马谡眼里,王平不过是一介武夫,仅得弓马娴熟而已;论战法计谋,自己当然在其至上。总之,他认为王平的谏言可信度不高而拒纳。
2·信息沟通的效果。在沟通信息方面,影响劝导效果的因素主要是信息相差效果和信息的情绪效果。马谡军至街亭后,舍水占山为营,而王平却谏言当道筑寨。两者意图相差甚远,但王平受马谡节度,决定权仍在马谡。另一方面,长于戎旅的王平“为人自轻”,在谏言方式上可能存在问题,导致马谡拒谏。
3·信息沟通的目标。沟通目标在三个方面对劝导的效果有着明显作用。由于对马谡本人是否存在“劝导预防”的情况难以推测,第一,在沟通目标的人格特征上,马谡身为参军,有着更强的自尊心;诸葛亮对其器重,也使他对自己的智力相当自信。所以,他对文化不高的王平谏言未加理睬。第二,在沟通目标的自我涉入程度上,马谡自认为平日研习兵书,诸葛丞相都向
自己咨询事情,自己对情况分析的正确性显然比王平更高。因此,马谡的态度不容易改变。
4·信息沟通情景。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劝导在令人欢快的情景下会起到好的作用。马马谡所处的情景是战场,面对着魏之名将张郃的大军,很难想象马谡是以一种放松和快乐的心情,骑在战马上观察地形、设营和布阵。此时,没有实战经验的他,也许更多的是紧张。王平的谏言也因此在劝导效果上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马谡拒纳王平谏言,既有他主观高傲、自负的内在因素,也有诸如沟通情景等外部因素。而马谡因为拒谏,战败后被斩;王平却因为苦谏有功,是街亭之役中唯一受赏之人,“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
(三)从“挫折—侵犯”理论看马谡之命运
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等人最早提出了“挫折—侵犯”理论,而之后的修正使这一理论更加趋于合理。该理论的核心,简单说就是个人受到挫折就会表现出侵犯行为。诸葛亮斩马谡的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侵犯行为,只不过,这种侵犯并不完全等同于道义上受非难的侵犯行为,而是特指该行为中对马谡过重处刑的部分。正如有学者认为,治罪要罪责刑相适应,马谡固然有罪,但罪不至死。如果说败军之将该死的话,那么在街亭战役的同时,赵云和邓芝兵出斜谷道也因为警惕不够亦遭败绩,诸葛亮并未斩赵云,仅是将其贬为镇军将军之例就是一个反证。马谡受刑过重,因此诸葛亮斩马谡的行为多少带有点“侵犯”之嫌,泄怒之疑。斩马谡不仅仅是军法从严的问题,也有诸葛亮的心理原因。笔者认为挫折可能是促使诸葛亮盛怒之下斩马谡的原因之一。
挫折感程度与目标落差大小有关联。马谡失街亭究竟对诸葛亮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心理挫折感?这需要分析诸葛亮北伐的目的、街亭战役的重要性和失街亭后的影响三方面。诸葛亮的一生都在为刘备兴复汉室的遗训奋斗,灭曹举刘是其理想,对曹魏的军事失利显然是诸葛亮受到的重大挫折。首先,街亭之战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的事情,而单从社会影响上看,诸葛亮此次北伐相当成功,因为曹魏雍、凉两州中的三郡皆降了蜀(此后北伐再也没有出现这样大的成绩),蜀国的疆界一下子向北扩大了许多。更重要的是,如果此三郡能够守住,将直接对长安构成威胁。其次,街亭地理位置重要。陇山横亘于关中平原和陇右山地之间,是著名的地理分界线。由关中入陇右必越陇山,而街亭厄陇山峡谷,实为用武之地。蜀有之可直下关中,魏有之则可掩击陇右,所以街亭的得失就成为整个战局成败的关键所在。再次,再看街亭战败后,对整个战局的影响。街亭失守,曹魏张郃大军可以长驱直下,并有两种战略选择均对蜀军构成致命威胁。一是张郃与郭淮直接围困
诸葛亮已得的天水郡;二是切断天水郡东面的蜀军出汉中的粮道,使之不战自乱。又司马懿已破赵云、邓芝,倘若进军可将诸葛亮大军完全隔离围歼。上述情况,不得不使诸葛亮仓惶“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如此以来,诸葛亮韬光养晦、精心准备的第一次北伐宣告彻底破产。
此次北伐主要有两大损失:第一、三郡得而复失,疆界拓而复脱,然为之耗费的人力物力不可计数,这对三国中实力最为弱小的蜀国来说,输不起;第二、在兵多于敌的情况下,战事败绩,损兵折将,所谓“时师出无成,伤缺而反者众”。[1]922单是街亭一战马谡至少五千的军队,仅王平所属千人撤回,这样的损失,对求稳而择出祁山伐魏的诸葛亮来说,输不起。
街亭之失,损失大小直接关系到诸葛亮个人挫折感的强烈与否。事实也证明,诸葛亮对此次沉重的军事失利大为光火,一次处斩了包括马谡在内的三员将领(李盛、张休),并夺了将军黄袭等兵权,由此可见诸葛亮情绪反应之强烈。巨大的受挫感使位居丞相之职的诸葛亮十分愤怒,于是本不至死罪的街亭战役主帅马谡,自然成为诸葛亮宣泄愤怒的刀下鬼,不杀难以平心头怒气。挫折可能是造成诸葛亮将马谡处以极刑之“侵犯”行为的心理根源。
(四)群体压力与马谡之被斩
社会是有一些相互联系的个人所组成,而这些个人同时也构成了不同的群体,群体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不可忽视。狭义地看,诸葛亮所处社会群体成员包括士兵、武将和文官,他们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因为治国治军的互动关系。由现代社会心理学理论可知,每个群体都有群体规范,以及由群体规范产生的对每一个成员的约束力量。
具体地历史地来看,群体规范当时表现为诸葛亮的军法,遗憾的是,因为史料的缺乏,诸葛亮军法的内容今已无法考证,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即东汉时期“败军失军罪”的将领可以赦免和用金赎罪。[8]马谡下狱后,蒋琬曾向诸葛亮求情:“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诸葛亮不为所动,仍然“戮谡以谢众”。何为“谢”?即谢罪、认错。马谡为将,实际上是对一个群体负责,但他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群体利益受损,被群体认为有罪。这里暗含了一种类似于社会舆论的外在压力,即群体压力。
群体压力不是由上而下的明文规定,也不是强制个体改变自己的行为,而是通过多数人一致的意见,形成压力去影响个体的行为。马谡的“举动失措”,使战局直转急下,给蜀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与此同时“马谡以死谢罪”的观点为群体认同,形成群体压力,从外
部影响着诸葛亮。《三国志》中这样记载:“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1]984诸葛亮的流涕,可能有两种可能:一是如《三国演义》所说的,后悔不用刘备之言,因而战败;二是为马谡的死感到惋惜。从马谡与诸葛亮私交看,笔者认为,第二种可能更加符合事实。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诸葛亮是在群体压力所给的沉重思想负担下,无奈地选择了“挥泪斩马谡”。由此可见,群体压力也是造成诸葛亮不得不斩马谡的原因之一。
三、结束语
通过社会心理学视角,笔者对“挥泪斩马谡”的悲剧原因做了粗浅的分析。撇开诸葛亮严于治军的风格不谈。马谡固然有才,但自我评价过高,是其悲剧原因之一;然诸葛亮作为军中最高统帅,由于其自身在社会认知、社会动机上的偏差原因,以及受社会群体压力的影响,综合起来也为马谡之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