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攻进北京。由朱元璋开创的明朝统治，在经历了276年之后，随着崇祯皇帝的自缢而淡出历史舞台。同年清军入关后，顺治皇帝于十月间来到北京，诏告天下以北京为首都。这便是时称后书的“甲申之变”，因这年的干支年号是甲申。
清朝虽然迁都北京，但势力还没有达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尤其南方的朱明势力还相当强劲，大有南北对峙半壁河山之势。当京城失陷和崇祯皇帝自杀的消息传到江南后，作为明朝陪都的南京，自然成了政治中心。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和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遂拥立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孙子福王朱由崧即位新皇帝，以“弘光”为年号，国号依旧为“明”（史称“南明”），也是诏告天下，1645年为元年。这个小朝廷拥有淮河下游和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掌握着五十万大军，要说实力还是相当雄厚的。然马士英仗着拥立福王的功劳，把持朝政，重用臭名昭著的阉党恶棍阮大铖，大卖官爵，搜刮民财。而福王也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昏君，所以维持不到一年就土崩瓦解。
那时，明朝宗室诸王都流窜南方。清军攻克南京后，浙东地区的明臣张国维、张煌言等人拥戴鲁王朱以海监国，在绍兴建立了一个小政权。所谓监国，是指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由代表人物行使皇帝的权利。与此同时，福建地区的明唐王朱聿键，也被黄道周、郑鸿逵等人拥戴在福州监国，旋即帝位，年号隆武。史料表时，尽管大敌当前，日子朝不保夕，但这两个政权却互相倾轧窝里斗，结果次年清军便攻取浙东，鲁王流亡海上。隆武帝也于二年（1646）在福建便俘。隆武的四弟朱聿■（金旁+粤,其中粤上部为的米上为一撇，下多一横封口，汉语词典和辞海均有此字）逃到广州，被明臣苏观生等人拥立为帝，年号绍武，但在位不满40天，清兵便攻破广州，绍武帝被俘自杀。同年，明郧阳守将王光兴与李自成故部郝摇旗等奉韩王朱本铉居郧西房山（今湖北房县），称尊号，改元定武。两广地区的桂王朱由榔也于这年冬十月监国肇庆，旋登基即位，以次年改元永历。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南明皇帝原本皇室子孙，个个养尊处优，乍逢祖业根基倒塌，强敌鲸吞，临危即位，无一力挽狂澜的雄才伟略者，自是乱世靠贤臣，守土赖忠臣。因此，各个小朝廷无不广诏文武，大封百官，甚至发放空白敕令，以便拉拢人才，及时封官加爵，力图反清复明。文安之就先后接到弘光帝、隆武帝和永历帝“奉天承应，皇帝诏曰”的诏书。
据《明实录》辑录：文安之“素敦雅操，淡于宦情，遭国变，绝意用世，福王召为詹事，唐王召为礼部尚书，安之转侧兵戈间，皆不赴，永明王以瞿式耜荐，与王锡袞并拜东阁大学士，亦不起。”《明史》便是在《实录》的基础编纂的，所载文安之传的内容也大致相同。《永历实录》（王夫之）较为详载：“弘光中，以清望素著，起詹事府詹事，不赴。上即位，瞿式耜奏：‘安之及侍读学士王锡衮，历朝人望，宜入纶扉，且道路可通，尤易征趣。’诏以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敦趋赴阙。会湖、广沦陷，敕使不达。”《南明野史》（清·三余氏）的“永历皇帝纪”中也载有：“永历元年二月，帝入桂林。是月，瞿式耜至梧州，疏请征四川文安之、南王锡衮为相。是时，孙可望方由川、贵入南。安之、锡衮以道阻不能达。”
按明代官制，詹事是詹事府的长官（正三品），掌统府、坊、局的政事，以辅导太子。废除丞相（即宰相）之后，让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各部长官称尚书，等于国务大臣，为正一品。
据《文氏宗谱》载：文安之继南京国子监祭酒之后中，“八任，詹事府协理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九任，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十任，礼部左侍郎管史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十一任，礼部坐堂尚书兼侍读学士；十二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十三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从史料来看，这诏令的封官，文安之均未上任就职，虽徒一纸空文，但官衔还是为人所接受。《小腆纪传·卷第四·永历》（清·前翰林院检讨加詹事府赞善衔六合徐鼒撰）就如是载：“我大清顺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春正月癸卯朔，上在梧州，称永历元年”；“二月，召前大学士王锡袞、前礼部尚书文安之入阁，周堪赓为户部尚书、郭都贤为兵部尚书；道阻，皆不至”。其中的“前礼部尚书文安之”即指唐王隆武政权所任命的官职。容美宣慰田沛（一作霈）霖在永历二年（1648）去逝，而生前作有《奉陪相国铁庵文夫子观雨中白莲》诗。铁庵文夫子就是文安之，当年还未拜见皇上就职。
文安之屡未走马上任，究其原因，一来是看破红尘，“绝意用世”，也就是不想做官了；二来是兵荒马乱，“转侧兵戈间”，交通阻滞，“敕使不达”，文安之未及赴任，弘光、隆武就已接连倒台；三来也有“良禽择木栖，良臣择主而事”的顾虑，他既在京城翰林院任过职，又在陪都国子监主过事，对于当权的人物可说知根摸底。据《文氏宗谱》载：“甲申国变，公忠愤激昂，洒血起义。闻圣安皇帝登极金陵，辅佐非人，辞不出。思文帝肇基闽南，屡官敦趋，公亦屡出赴召，以路梗不达，因号召于楚蜀滇黔之间，义师大起，今上龙飞以揆席召公，闲关上难，逾年始达行在所。时龙舟跸梧州。”这一段文字记述，大意是说，甲申之变，文安之忠义悲愤百感交激，一度在地方组织人歃血为盟起兵。当他听说福王在南京登基，又得知辅助弘光帝的人并非忠良之辈，所以接到诏书也未赴任。而唐王在福州登基后，多次诏书任职，文安之也屡次奉令出行，但因交通不便，没有及时上任。便在湖广、四川、云南和贵州之间鼓与呼，号召仁人志士反清复明。当他接到永历帝任命为宰相（揆指宰相）的诏书后，几经周折，才在梧州谒见永历帝。“跸”在旧时泛指跟帝王行止有关的事情。
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攻进北京。由朱元璋开创的明朝统治，在经历了276年之后，随着崇祯皇帝的自缢而淡出历史舞台。同年清军入关后，顺治皇帝于十月间来到北京，诏告天下以北京为首都。这便是时称后书的“甲申之变”，因这年的干支年号是甲申。
清朝虽然迁都北京，但势力还没有达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尤其南方的朱明势力还相当强劲，大有南北对峙半壁河山之势。当京城失陷和崇祯皇帝自杀的消息传到江南后，作为明朝陪都的南京，自然成了政治中心。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和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遂拥立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孙子福王朱由崧即位新皇帝，以“弘光”为年号，国号依旧为“明”（史称“南明”），也是诏告天下，1645年为元年。这个小朝廷拥有淮河下游和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掌握着五十万大军，要说实力还是相当雄厚的。然马士英仗着拥立福王的功劳，把持朝政，重用臭名昭著的阉党恶棍阮大铖，大卖官爵，搜刮民财。而福王也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昏君，所以维持不到一年就土崩瓦解。
那时，明朝宗室诸王都流窜南方。清军攻克南京后，浙东地区的明臣张国维、张煌言等人拥戴鲁王朱以海监国，在绍兴建立了一个小政权。所谓监国，是指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由代表人物行使皇帝的权利。与此同时，福建地区的明唐王朱聿键，也被黄道周、郑鸿逵等人拥戴在福州监国，旋即帝位，年号隆武。史料表时，尽管大敌当前，日子朝不保夕，但这两个政权却互相倾轧窝里斗，结果次年清军便攻取浙东，鲁王流亡海上。隆武帝也于二年（1646）在福建便俘。隆武的四弟朱聿■（金旁+粤,其中粤上部为的米上为一撇，下多一横封口，汉语词典和辞海均有此字）逃到广州，被明臣苏观生等人拥立为帝，年号绍武，但在位不满40天，清兵便攻破广州，绍武帝被俘自杀。同年，明郧阳守将王光兴与李自成故部郝摇旗等奉韩王朱本铉居郧西房山（今湖北房县），称尊号，改元定武。两广地区的桂王朱由榔也于这年冬十月监国肇庆，旋登基即位，以次年改元永历。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南明皇帝原本皇室子孙，个个养尊处优，乍逢祖业根基倒塌，强敌鲸吞，临危即位，无一力挽狂澜的雄才伟略者，自是乱世靠贤臣，守土赖忠臣。因此，各个小朝廷无不广诏文武，大封百官，甚至发放空白敕令，以便拉拢人才，及时封官加爵，力图反清复明。文安之就先后接到弘光帝、隆武帝和永历帝“奉天承应，皇帝诏曰”的诏书。
据《明实录》辑录：文安之“素敦雅操，淡于宦情，遭国变，绝意用世，福王召为詹事，唐王召为礼部尚书，安之转侧兵戈间，皆不赴，永明王以瞿式耜荐，与王锡袞并拜东阁大学士，亦不起。”《明史》便是在《实录》的基础编纂的，所载文安之传的内容也大致相同。《永历实录》（王夫之）较为详载：“弘光中，以清望素著，起詹事府詹事，不赴。上即位，瞿式耜奏：‘安之及侍读学士王锡衮，历朝人望，宜入纶扉，且道路可通，尤易征趣。’诏以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敦趋赴阙。会湖、广沦陷，敕使不达。”《南明野史》（清·三余氏）的“永历皇帝纪”中也载有：“永历元年二月，帝入桂林。是月，瞿式耜至梧州，疏请征四川文安之、南王锡衮为相。是时，孙可望方由川、贵入南。安之、锡衮以道阻不能达。”
按明代官制，詹事是詹事府的长官（正三品），掌统府、坊、局的政事，以辅导太子。废除丞相（即宰相）之后，让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各部长官称尚书，等于国务大臣，为正一品。
据《文氏宗谱》载：文安之继南京国子监祭酒之后中，“八任，詹事府协理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士；九任，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十任，礼部左侍郎管史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十一任，礼部坐堂尚书兼侍读学士；十二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十三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从史料来看，这诏令的封官，文安之均未上任就职，虽徒一纸空文，但官衔还是为人所接受。《小腆纪传·卷第四·永历》（清·前翰林院检讨加詹事府赞善衔六合徐鼒撰）就如是载：“我大清顺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春正月癸卯朔，上在梧州，称永历元年”；“二月，召前大学士王锡袞、前礼部尚书文安之入阁，周堪赓为户部尚书、郭都贤为兵部尚书；道阻，皆不至”。其中的“前礼部尚书文安之”即指唐王隆武政权所任命的官职。容美宣慰田沛（一作霈）霖在永历二年（1648）去逝，而生前作有《奉陪相国铁庵文夫子观雨中白莲》诗。铁庵文夫子就是文安之，当年还未拜见皇上就职。
文安之屡未走马上任，究其原因，一来是看破红尘，“绝意用世”，也就是不想做官了；二来是兵荒马乱，“转侧兵戈间”，交通阻滞，“敕使不达”，文安之未及赴任，弘光、隆武就已接连倒台；三来也有“良禽择木栖，良臣择主而事”的顾虑，他既在京城翰林院任过职，又在陪都国子监主过事，对于当权的人物可说知根摸底。据《文氏宗谱》载：“甲申国变，公忠愤激昂，洒血起义。闻圣安皇帝登极金陵，辅佐非人，辞不出。思文帝肇基闽南，屡官敦趋，公亦屡出赴召，以路梗不达，因号召于楚蜀滇黔之间，义师大起，今上龙飞以揆席召公，闲关上难，逾年始达行在所。时龙舟跸梧州。”这一段文字记述，大意是说，甲申之变，文安之忠义悲愤百感交激，一度在地方组织人歃血为盟起兵。当他听说福王在南京登基，又得知辅助弘光帝的人并非忠良之辈，所以接到诏书也未赴任。而唐王在福州登基后，多次诏书任职，文安之也屡次奉令出行，但因交通不便，没有及时上任。便在湖广、四川、云南和贵州之间鼓与呼，号召仁人志士反清复明。当他接到永历帝任命为宰相（揆指宰相）的诏书后，几经周折，才在梧州谒见永历帝。“跸”在旧时泛指跟帝王行止有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