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发布的中国法治蓝皮书显示。就近几年舆论曝光不断的“裸官”问题，公职人员的认同度颇高，达到38.9％，高过一般公众的34.2％。报告显示，级别越高的公职人员对“裸官”越宽容，在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司局级和县处级公职人员中，超过50％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在“不得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选项上，省部级高官认可的比例最低。无独有偶，4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题为《推动反腐倡廉形势继续好转》的重要文章，专门谈到“腐败案件涉外化”的新情况：“有的违纪违法人员把作案地选择在国外、境外，或者将赃款赃物转移到国外、境外，还有的甚至通过各种关系，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双重国籍。” 被誉为“江西第一贪”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因贪污腐败被处以死刑的省部级高官第一人。据称他曾明确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正因为如此，胡长清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全办了假身份证和因私出国护照，目的非常明确：“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 当然不是说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就个个都是胡长清，但这背后的确暴露出一个大问题，甚至可说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那就是缺乏家园感，亦即“流动性泛滥”。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尽管王朝更替，易姓改号，江山代有帝王出，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华文明不存在流动性泛滥的问题，原因主要有二：一者作为最高意识形态的“道统”持续而稳定；一者农业文明下人际活动范围相对有限和稳定。当然也还有中华社会长期一统的原因在内。 但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败后，中国人的家园开始动荡，流动性严重泛滥。新中国成立后，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都重归一统，流动性泛滥的问题暂时纾解，但实际上双双都未达致均衡。 改革开放，特别是一段时间的蜜月过后，流动性泛滥再掀波浪，没有家园、找不到家园、不以为是家园的感觉弥漫神州大地。底层的农人不再以农村为家。向城市蜂拥，但城市又难是他们的家。一部分人的确先富了。但也缺乏家园感，争相向欧美移民。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指管理资产额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快完成移民手续。亿万富翁中，约27％已完成投资移民。调查结果还显示，那些拥有人民币1亿元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27％已完成移民，47％正考虑离开中国。有数据进一步显示，移民申请者多是35至45岁的中青年，穿着“朴素”，行事低调。 问题的严重性不经意地泄露了，在60周年大庆之际，献礼电影《建国大业》隆重放映。但有好事者发现，一部热闹的《建国大业》，竟然是由“外国人”主演的。有人感慨：一群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拍中国的历史大戏，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一种国际主义精神，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 当今是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应该反对移民，移民海外也并不代表不爱国。恰恰相反，移民海外有可能更爱国。就像当年美国的女记者史沫特莱据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先也答应，但经最终权衡，要求史沫特莱待在党外，目的是更有利于革命工作。 但无论如何，先富起来的人争相移民海外，抛开小平同志为启动改革开放所允诺的“共同富裕”不论，也很难令人高兴。事实上，全球化不仅形成产业链的分工——发达国家在产业链的高端，低消耗量，高附加值——甚至有可能形成生活区与工作区的分片，某些国家成为生活区，是人人争相拥有的家园；一些国家沦为单纯的工作区。按一些学者的看法，今天的印度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包括自己的国民在内。都把印度当作一个赚钱之地，而非真正的家园。 稍微观察大自然就知道，凡是流水冲涮之地，不仅不会有鱼，甚至连水草都不会有，只有沉淀才会带来积蕴与生机——用经济学的话语讲，只有稳定而长远的博弈，才会带来美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流动性泛滥只会带来抢劫，也只是抢劫。 没有稳定的博弈，没有长远的预期，美德会寸草不生，一切美好都有赖于稳定而长远的博弈。正因为如此，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移民国外，包括“不能改变国家，那就改变国籍吧”的愤慨之词，对国家的建设及成长都极其不利。 在这一点上，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先生令人赞赏。堪称先富起来的榜样。也堪称国民精英的榜样。在一篇题为《我相信》的文章中，郭先生谈道：“我们四个人(创业团队)，没有一个移民海外、拿海外护照的，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们对这片土地有信心。”说起来这好像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有多少企业家真正相信呢? 极而言之，不怕贪污，不怕腐败，不怕其他种种，甚至不怕抢劫，怕的是不把脚下这一片土地当作自己的家园。 责任编辑：阮莹
2012年2月发布的中国法治蓝皮书显示。就近几年舆论曝光不断的“裸官”问题，公职人员的认同度颇高，达到38.9％，高过一般公众的34.2％。报告显示，级别越高的公职人员对“裸官”越宽容，在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司局级和县处级公职人员中，超过50％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在“不得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选项上，省部级高官认可的比例最低。无独有偶，4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题为《推动反腐倡廉形势继续好转》的重要文章，专门谈到“腐败案件涉外化”的新情况：“有的违纪违法人员把作案地选择在国外、境外，或者将赃款赃物转移到国外、境外，还有的甚至通过各种关系，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双重国籍。” 被誉为“江西第一贪”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因贪污腐败被处以死刑的省部级高官第一人。据称他曾明确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正因为如此，胡长清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全办了假身份证和因私出国护照，目的非常明确：“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 当然不是说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就个个都是胡长清，但这背后的确暴露出一个大问题，甚至可说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那就是缺乏家园感，亦即“流动性泛滥”。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尽管王朝更替，易姓改号，江山代有帝王出，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华文明不存在流动性泛滥的问题，原因主要有二：一者作为最高意识形态的“道统”持续而稳定；一者农业文明下人际活动范围相对有限和稳定。当然也还有中华社会长期一统的原因在内。 但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败后，中国人的家园开始动荡，流动性严重泛滥。新中国成立后，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都重归一统，流动性泛滥的问题暂时纾解，但实际上双双都未达致均衡。 改革开放，特别是一段时间的蜜月过后，流动性泛滥再掀波浪，没有家园、找不到家园、不以为是家园的感觉弥漫神州大地。底层的农人不再以农村为家。向城市蜂拥，但城市又难是他们的家。一部分人的确先富了。但也缺乏家园感，争相向欧美移民。招商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指管理资产额超过100万美元的个人)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快完成移民手续。亿万富翁中，约27％已完成投资移民。调查结果还显示，那些拥有人民币1亿元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27％已完成移民，47％正考虑离开中国。有数据进一步显示，移民申请者多是35至45岁的中青年，穿着“朴素”，行事低调。 问题的严重性不经意地泄露了，在60周年大庆之际，献礼电影《建国大业》隆重放映。但有好事者发现，一部热闹的《建国大业》，竟然是由“外国人”主演的。有人感慨：一群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拍中国的历史大戏，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一种国际主义精神，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 当今是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应该反对移民，移民海外也并不代表不爱国。恰恰相反，移民海外有可能更爱国。就像当年美国的女记者史沫特莱据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先也答应，但经最终权衡，要求史沫特莱待在党外，目的是更有利于革命工作。 但无论如何，先富起来的人争相移民海外，抛开小平同志为启动改革开放所允诺的“共同富裕”不论，也很难令人高兴。事实上，全球化不仅形成产业链的分工——发达国家在产业链的高端，低消耗量，高附加值——甚至有可能形成生活区与工作区的分片，某些国家成为生活区，是人人争相拥有的家园；一些国家沦为单纯的工作区。按一些学者的看法，今天的印度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包括自己的国民在内。都把印度当作一个赚钱之地，而非真正的家园。 稍微观察大自然就知道，凡是流水冲涮之地，不仅不会有鱼，甚至连水草都不会有，只有沉淀才会带来积蕴与生机——用经济学的话语讲，只有稳定而长远的博弈，才会带来美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流动性泛滥只会带来抢劫，也只是抢劫。 没有稳定的博弈，没有长远的预期，美德会寸草不生，一切美好都有赖于稳定而长远的博弈。正因为如此，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移民国外，包括“不能改变国家，那就改变国籍吧”的愤慨之词，对国家的建设及成长都极其不利。 在这一点上，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先生令人赞赏。堪称先富起来的榜样。也堪称国民精英的榜样。在一篇题为《我相信》的文章中，郭先生谈道：“我们四个人(创业团队)，没有一个移民海外、拿海外护照的，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们对这片土地有信心。”说起来这好像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有多少企业家真正相信呢? 极而言之，不怕贪污，不怕腐败，不怕其他种种，甚至不怕抢劫，怕的是不把脚下这一片土地当作自己的家园。 责任编辑：阮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