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康
武官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外交官，是国家武装力量的外交代表，是使馆馆长（一般就是驻各国大使）的军事助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向驻外使馆派出武官，到如今已有50多年了。这里所讲的故事只是众多驻外武官军事外交生涯中的一小部分。这些故事构成了我国军事外交中一段流动的、鲜活的历史。
原驻美国使馆武官徐毅民——
没有军衔的武官团团长
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我作为首任国防武官兼陆军武官（初期还兼任海、空军武官）出使美国。当时解放军没有军衔，军帽上有一颗红色五星，军服领子上有两面红旗。这对我们自己是非常习惯的，但在外国人眼中却是十分奇特的。
半年后，美国国防部主管外事的负责人商议，请我就任驻华盛顿的外国国防武官及陆、海、空军武官团团长。我向他表明：按惯例，武官团长应由到任最早、军衔最高者担任。我刚到半年，又无军衔。我如担当团长，其他同行岂能没有非议？对方明确说：虽然苏联武官为中将，墨西哥武官为上将，还有一些到任较早的武官也是将军军衔，但根据你到任前中国使馆给我们的简历来看，你虽无军衔，可你的资历是所有外国武官中身份最高的，由你当团长是恰当的、合理的。我们全力支持你担任团长。
在报告国内同意后，我愉快地接受了武官团长的称号。我这个无军衔的中国军事代表在美国 100多人的庞大的外国武官队伍中、在外交场合里享受了 “在先权” 。在武官团以及美军方活动中，团长总是坐首位，并代表全体武官致辞。没有军衔的武官也能当武官团团长，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军人的荣誉。
原驻西班牙使馆武官王启明——
我当了一回军医官
不懂行医和药理的我竟然当了一次军医部门和军队医生的代表。
1990年 4 月22 ~ 29日，国际军事医学与药学大会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召开第28届年会。此前，执委会恢复了我国的席位，并正式邀请我国军队医务领导部门派人员参加。由于时间紧迫，时任驻西班牙使馆武官处国防武官的我便充当了一回代表。
第一次参加这类国际性会议，又是会议开始的前一天才知道要作为正式代表与会，根本来不及作什么准备，此外又是“孤家寡人”，因此我坐在国旗后面，心中忐忑不安，面部表情严肃。果然风云突变。与台湾当局有 “邦交” 关系的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等国的代表带头发难，要求邀请台湾当局派代表与会，个别国家也以 “救死扶伤与政治无涉” 为由，主张同时与会。此时台湾的一位军医少将已经以交流经验为名到达马德里，台湾当局还派人在会外煽风点火，甚至溜进会场妄图旁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岂容侵犯！经过两天的斗争，我们终于击败了这股逆流，安然坐在会场的代表席上。
原驻阿根廷使馆武官李桂春——
跟踪我的人成了我的朋友
我自任驻阿根廷使馆武官开始，便时刻处在阿根廷情报局的跟踪之下，可是没想到后来跟踪我的人竟成了我的好朋友。
英国记者埃里克 · 克拉克在他的《外交官生涯》一书中写道：“武官们一到了驻在国，那里对外交官活动的任何限制或监视都将主要针对他们。他们常被误认为是超级间谍 。” 我虽然没 有被当作超级间谍，但仍是阿根廷情报局重点监视的人。阿情报局的罗萨莱斯先生对我说： “ 你是带兵打仗的，当过连长、营长、团长、师参谋长，有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又是高等军事学院毕业，懂西班牙语，经常不带翻译，活动方便，所以我们对你跟得很紧。”
罗萨莱斯是意大利移民的后代，大学毕业后，多年在联邦警察局任职，受过情报专业训练。他是个年过40的光棍汉，没有家眷，但情人不少。他对我的跟踪，主要是以阿根廷海洋中心主任身份公开同我交朋友。除外交活动场所的交谈外，他还经常邀我旅游、参观或到他的官邸，通过吃喝、聊天对我进行摸底。我的言行，他都向情报局报告。
除罗萨莱斯对我的跟踪外，情报局还用其他秘密手段，对我进行侦察。头两年我住的使馆是栋 4 层楼房，而使馆周围都是10多层以上的高楼大厦。情报局就在前后两幢楼上设3个暗哨，昼夜监视，除高倍望远镜目视外，还用光波、微波信号定向窃听。后来我和夫人搬出使馆，在印加人街租一幢两层小楼，同翻译、司机、厨师住在这里。情报局仍未放过我，在我楼外经常停着一辆小汽车，特工人员在车内用激光震动电波窃取谈话内容。这期间，我曾多次去几位朋友家做客，去的时间、地点，甚至谈话的内容，情报局都清楚。
但是中国的武官是戴 “白手套” 工作的，是为了建立并加深中国军队同驻在国的军事友谊而工作的。我对他们的跟踪，既警惕又不予理睬，多做工作，宣传我国对外政策，说明武官是为两国友谊而工作的。
七个春秋在漫长的岁月里，只是短暂的一瞬。但这段往事使我难以忘却。信任是最深的友谊。阿根廷方面及情报局，终于对我从不了解到了解。罗萨莱斯先生对我说： “ 你是好人，是 可以依赖的朋友，你说的、做的都是为了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所以我们就解除了对你的跟踪。”
我离任时，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上将为了表彰我为阿中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所作的贡献，特授予我阿根廷陆军高级荣誉—— “太阳之子” 独立勋章一枚。
原驻黎巴嫩使馆武官曹彭龄——
昙花盛开在战火中
我1983 ~ 1987年在黎巴嫩工作。当时那里是世界的 “热点” ：自1982年爆发的第五次中东战争结束后，这里一直武装冲突不断。我们没有一天不在枪声、炮声、急救车的尖啸声和汽车炸弹的爆炸声中度过。每次炮击过后，使馆院中、晒台上都能拾回一捧弹片。
我爱人卢章谊刚到黎巴嫩一周，就学会如何判断炮声，确定自己应当转移到安全地方，还是继续工作。夜间，炮击严重时，我们不得不在走廊的地铺上收听广播或把电视机搬到不用的盥洗室中，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无论在哪个国家，武官们每月一次的聚会是武官团经常性的活动之一。但在战乱的黎巴嫩，这种聚会竟变成了稀罕事。
1985年 1月，黎巴嫩局势相对平静。黎国防部召集外国武官们到国防部聚会。除了中国武官外，到会的还有美、法、加拿大、土耳其、摩洛哥、民主德国的武官及苏联的副武官。这是我在黎巴嫩任职期间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武官团聚会。
在战火纷飞的黎巴嫩不仅工作是紧张、艰巨的，生活也充满着困苦和危险。有时突发的炮击与教派冲突持续几天、十几天。食堂储备的蔬菜吃完了，我们只能顿顿吃打卤面。但大家团结一致，情绪饱满。
有一天夜里，炮弹纷纷在使馆周围爆炸。我爱人卢章谊跑到我的办公室，不见人影，急得大喊。我掀开门帘，从阳台上抱着一盆花回来。她气得大叫：“不要命了？！”
第二天，我顺手在台历上写下一首小诗，其中一句是：“我不忍让它（那盆小花）独自在炮火中战栗……”也许有人说这真是书呆子！我却觉得，生活中，任何时候都应保持一点童心、一点顽皮、一点自我……
……昙花开了，使馆同志闻讯纷纷跑去观赏并摄影留念。在战火中盛开的花其实是最美的。
文章来源：网络
冯康
武官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外交官，是国家武装力量的外交代表，是使馆馆长（一般就是驻各国大使）的军事助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向驻外使馆派出武官，到如今已有50多年了。这里所讲的故事只是众多驻外武官军事外交生涯中的一小部分。这些故事构成了我国军事外交中一段流动的、鲜活的历史。
原驻美国使馆武官徐毅民——
没有军衔的武官团团长
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我作为首任国防武官兼陆军武官（初期还兼任海、空军武官）出使美国。当时解放军没有军衔，军帽上有一颗红色五星，军服领子上有两面红旗。这对我们自己是非常习惯的，但在外国人眼中却是十分奇特的。
半年后，美国国防部主管外事的负责人商议，请我就任驻华盛顿的外国国防武官及陆、海、空军武官团团长。我向他表明：按惯例，武官团长应由到任最早、军衔最高者担任。我刚到半年，又无军衔。我如担当团长，其他同行岂能没有非议？对方明确说：虽然苏联武官为中将，墨西哥武官为上将，还有一些到任较早的武官也是将军军衔，但根据你到任前中国使馆给我们的简历来看，你虽无军衔，可你的资历是所有外国武官中身份最高的，由你当团长是恰当的、合理的。我们全力支持你担任团长。
在报告国内同意后，我愉快地接受了武官团长的称号。我这个无军衔的中国军事代表在美国 100多人的庞大的外国武官队伍中、在外交场合里享受了 “在先权” 。在武官团以及美军方活动中，团长总是坐首位，并代表全体武官致辞。没有军衔的武官也能当武官团团长，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军人的荣誉。
原驻西班牙使馆武官王启明——
我当了一回军医官
不懂行医和药理的我竟然当了一次军医部门和军队医生的代表。
1990年 4 月22 ~ 29日，国际军事医学与药学大会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召开第28届年会。此前，执委会恢复了我国的席位，并正式邀请我国军队医务领导部门派人员参加。由于时间紧迫，时任驻西班牙使馆武官处国防武官的我便充当了一回代表。
第一次参加这类国际性会议，又是会议开始的前一天才知道要作为正式代表与会，根本来不及作什么准备，此外又是“孤家寡人”，因此我坐在国旗后面，心中忐忑不安，面部表情严肃。果然风云突变。与台湾当局有 “邦交” 关系的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等国的代表带头发难，要求邀请台湾当局派代表与会，个别国家也以 “救死扶伤与政治无涉” 为由，主张同时与会。此时台湾的一位军医少将已经以交流经验为名到达马德里，台湾当局还派人在会外煽风点火，甚至溜进会场妄图旁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岂容侵犯！经过两天的斗争，我们终于击败了这股逆流，安然坐在会场的代表席上。
原驻阿根廷使馆武官李桂春——
跟踪我的人成了我的朋友
我自任驻阿根廷使馆武官开始，便时刻处在阿根廷情报局的跟踪之下，可是没想到后来跟踪我的人竟成了我的好朋友。
英国记者埃里克 · 克拉克在他的《外交官生涯》一书中写道：“武官们一到了驻在国，那里对外交官活动的任何限制或监视都将主要针对他们。他们常被误认为是超级间谍 。” 我虽然没 有被当作超级间谍，但仍是阿根廷情报局重点监视的人。阿情报局的罗萨莱斯先生对我说： “ 你是带兵打仗的，当过连长、营长、团长、师参谋长，有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又是高等军事学院毕业，懂西班牙语，经常不带翻译，活动方便，所以我们对你跟得很紧。”
罗萨莱斯是意大利移民的后代，大学毕业后，多年在联邦警察局任职，受过情报专业训练。他是个年过40的光棍汉，没有家眷，但情人不少。他对我的跟踪，主要是以阿根廷海洋中心主任身份公开同我交朋友。除外交活动场所的交谈外，他还经常邀我旅游、参观或到他的官邸，通过吃喝、聊天对我进行摸底。我的言行，他都向情报局报告。
除罗萨莱斯对我的跟踪外，情报局还用其他秘密手段，对我进行侦察。头两年我住的使馆是栋 4 层楼房，而使馆周围都是10多层以上的高楼大厦。情报局就在前后两幢楼上设3个暗哨，昼夜监视，除高倍望远镜目视外，还用光波、微波信号定向窃听。后来我和夫人搬出使馆，在印加人街租一幢两层小楼，同翻译、司机、厨师住在这里。情报局仍未放过我，在我楼外经常停着一辆小汽车，特工人员在车内用激光震动电波窃取谈话内容。这期间，我曾多次去几位朋友家做客，去的时间、地点，甚至谈话的内容，情报局都清楚。
但是中国的武官是戴 “白手套” 工作的，是为了建立并加深中国军队同驻在国的军事友谊而工作的。我对他们的跟踪，既警惕又不予理睬，多做工作，宣传我国对外政策，说明武官是为两国友谊而工作的。
七个春秋在漫长的岁月里，只是短暂的一瞬。但这段往事使我难以忘却。信任是最深的友谊。阿根廷方面及情报局，终于对我从不了解到了解。罗萨莱斯先生对我说： “ 你是好人，是 可以依赖的朋友，你说的、做的都是为了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所以我们就解除了对你的跟踪。”
我离任时，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上将为了表彰我为阿中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友谊所作的贡献，特授予我阿根廷陆军高级荣誉—— “太阳之子” 独立勋章一枚。
原驻黎巴嫩使馆武官曹彭龄——
昙花盛开在战火中
我1983 ~ 1987年在黎巴嫩工作。当时那里是世界的 “热点” ：自1982年爆发的第五次中东战争结束后，这里一直武装冲突不断。我们没有一天不在枪声、炮声、急救车的尖啸声和汽车炸弹的爆炸声中度过。每次炮击过后，使馆院中、晒台上都能拾回一捧弹片。
我爱人卢章谊刚到黎巴嫩一周，就学会如何判断炮声，确定自己应当转移到安全地方，还是继续工作。夜间，炮击严重时，我们不得不在走廊的地铺上收听广播或把电视机搬到不用的盥洗室中，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无论在哪个国家，武官们每月一次的聚会是武官团经常性的活动之一。但在战乱的黎巴嫩，这种聚会竟变成了稀罕事。
1985年 1月，黎巴嫩局势相对平静。黎国防部召集外国武官们到国防部聚会。除了中国武官外，到会的还有美、法、加拿大、土耳其、摩洛哥、民主德国的武官及苏联的副武官。这是我在黎巴嫩任职期间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武官团聚会。
在战火纷飞的黎巴嫩不仅工作是紧张、艰巨的，生活也充满着困苦和危险。有时突发的炮击与教派冲突持续几天、十几天。食堂储备的蔬菜吃完了，我们只能顿顿吃打卤面。但大家团结一致，情绪饱满。
有一天夜里，炮弹纷纷在使馆周围爆炸。我爱人卢章谊跑到我的办公室，不见人影，急得大喊。我掀开门帘，从阳台上抱着一盆花回来。她气得大叫：“不要命了？！”
第二天，我顺手在台历上写下一首小诗，其中一句是：“我不忍让它（那盆小花）独自在炮火中战栗……”也许有人说这真是书呆子！我却觉得，生活中，任何时候都应保持一点童心、一点顽皮、一点自我……
……昙花开了，使馆同志闻讯纷纷跑去观赏并摄影留念。在战火中盛开的花其实是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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