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中国
【编者按】FT中文网与壮志计划项目组联手推出专栏“我所经历的一段有意义的教育”，集结具备海内外多元背景的撰稿人，通过个人故事探讨教育的本质。教育不囿于校园，它浸入坊间、市井、田野、途中，和人际之间；教育重塑个体，创造自我探索的可能性，同时折射社会的精神风貌。
1
今天正好是王小波忌日，我必须尝试把这个拖欠多时的故事讲完。
2014年5月，我在康州格林威治的布鲁斯博物馆作了一个演讲，题目是《看不见的未来》，其中引用了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尤其是它的结尾：
现在我每天早上还要到外面去跑步，跑到煤烟和水汽结成的灰雾里去。我仿佛已经很老了，又好像很年轻。革命时期好像是过去了，又仿佛还没开始。爱情仿佛结束了，又好像还没有到来。我仿佛中过了头彩，又好像还没到开彩的日子。这一切好像是结束了，又仿佛是刚刚开始。
在场的美国观众仔细地看着屏幕上的字幕，好像若有所悟，又好像看不明白，等着我的解说。
我引用它，是为了说明一个概念，“看不见的中国”。
2
对于我们这一代出生于王小波所谓的革命时期的人而言，整个人生和教育其实是一件颠倒和盲目的事情，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因为你的父母和老师都还不知道他们自己所等待的是什么样的变故或结局，哪能真正为你指点人生呢。我从来都认为，我的真正教育是在看不见的时候和地方完成的。我更感兴趣的，是那在课堂之外的，不是通过老师讲授而是通过自己跌跌撞撞摸索，塑造了我自己或者我们这一代人的另类教育。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刚上小学的前后，就赶上看一部根据湘剧改编的电影，叫《园丁之歌》。我和老师与同学先后看了三遍。第一遍是好电影，女老师耐心辅导落后同学，像优秀的园丁。没想到很快这部电影就遭到批评了，是修正主义右倾回潮。我们到电影院又看一遍，银幕上方挂着醒目横幅，批判大毒草《园丁之歌》。于是我瞪大眼睛，从那位漂亮端庄的女教师的一言一行，比如“阶级恨一定要牢记心房”，“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担”，甚至那帮学生补扣子，轻轻用牙咬断手中线的微微一笑中找出上次完全忽略了的狡猾的阶级敌人的包藏祸心。然而，正当我终于得意于自己明察秋毫，革命批判能力越来越强的同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仍在读小学的我们又第三次被组织观看被平反的《园丁之歌》，再次聆听好老师俞英忆苦思甜，激励不爱读书的铁路工人的孩子陶利：
看今朝劳动人民欢天喜地把学上
你爹爹为革命读书志坚如钢
他刻苦学马列挥笔写文章
开着那红色列车走四方
只是这一次我已经两眼茫然，不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种印象深刻的不知对错的茫然恰恰构成了我认为是非常宝贵的人生启蒙教育，它启迪你如果一个人想要真正寻找自己，那就别无他法，只能自己去找，自己去分辨方向。
我在1986年就自称盲目主义者，把自己的诗歌写作称作盲目主义的写作，直到今天。现在想来，比我早得多，当年的鲁迅在寻找人生的方向上不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盲目主义者吗？到处找导师，换专业无数，先是学水师爬桅杆，又是学矿务掘煤矿，到了日本哪怕碰到像藤野先生这样的好人也照样是学医未成，直到最后转向办文学杂志《新生》，同样难产。虽然在我的履历表上我有着看似相当完整的学历，但回过头来看，我的盲目主义一定是与当年鲁迅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头茫茫皆不见”有关系。在一个变化飞快然而又没有可靠指航的世界里，我们能摸得到但说不清楚的就是一个雾里看花的，或者说雾霾里看花的“看不见的中国”。
3
其实整个现代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都面临着“看不见的中国”。
倒退将近九十年前，鲁迅还用过一个概念，叫“无声的中国”。1927年的鲁迅在香港向听他演讲的年青人感慨：“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据此，鲁迅希望“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因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当今的世界，好似已经克服了鲁迅甚至我们当年成长时期的障碍，一切信息好像都唾手可得，一切知识和教育好像都可以通过各种平台自我获得与完成，我们与世界好像都在同一平面上，尤其是，谈到文化和艺术，我们都可以通过阅读原文或者翻译侃侃而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真正和他人平起平坐，完整地讨论自己而非他人的人生。
我们大部分人仍然难以解释清楚自己的人生，因为我们的人生里面有许多黑洞。我们并不真正拥有自己的文学和语言，同样并不完全是因为外在的禁锢，而更是因为自身认识的混淆与错觉。当代的中国作家一贯热衷于谈论外国作家，就像如今的文学青年们热衷于崇拜莫迪阿诺或者卡尔维诺，或者《玫瑰之名》，或者哪位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及其作品，或者其他等等。但是，他们再好，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只是消费他们。要明白这一点，你读王小波就知道了。在世界文学的范围来看，汉语中的王小波未必是最好的，然而，他是我们自己的，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包括我们自己的界限在哪里。通过他，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我们未必只是能按图索骥地消费世界文学的成品，我们也能，哪怕是凭借自己的盲目，创造一种中国式的探求与认识自我的，一种实践性的文学。
4
我初次读到王小波完全是一个意外，那是1994年。当时，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心理时间上，我都已经和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暂时远离了。
我读《革命时期的爱情》，是在《花城》杂志上看的，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完全不知道王小波是谁，只是偶然打开，看到题目，然后放不下。刚开始看，没一口气看完，感到诧异，但还是觉得他可能会有所保留。接着看下去，越看越哑然。那一个下午，在大洋的彼岸，我不安地感觉到，已经有一个像陌生的航海家一样我从未听说过的中国作家，正在专心致志地做着这样的工作，他正一层层地揭开生活的真相，而这真相已经被大家心照不宣，习以为常地收藏或掩盖了几十年，但缺少真正用心用力的人去把它展示给另外的人看。我合上杂志，看着窗外，什么也没说，心里想：这就是中国需要的作家。
更让我有一种奇异感觉的是，那一刻我相信作为作者的王小波也并不知道他在太平洋彼岸的某一间大学图书馆里有我这么一个读者。但仅仅凭他这么一篇小说，他就向我证明，当代中国人可以写出好的小说，而且不一定非要混文坛。我当时想，他一定是一个心里非常清楚明白的人，或者说，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在乎把自己的来龙去脉弄明白的人。而这样的人，我就称之为真正值得信赖的小说家。
比如说，我个人以为《革命时期的爱情》的真正闪光之处，未必是里面的“爱情”部分，也就是为后来某些批评家和读者津津乐道的关于王二对于性与虐恋的体验，而是里面关于“革命”的那一部分，尤其是关于“寻找神奇”和“中负彩”的辩证法。也就是说，王小波观察到一种定律：众多身陷革命时期的人，无论男女老幼，往往希望在生命中寻找到神奇的事物，结果却无一例外地发现降落在自己头上的所谓“头彩”总是“负彩”而非“正彩”。
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
人生好似长途旅行。
仰望天空寻找方向，
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
正因为如此，我同样记得很清楚，当我读到小说中间王二引用上面这四句塞利纳自己杜撰的所谓《瑞士卫队之歌》时，反而对王小波略微有些失望，一种带着苛求的失望。虽然我理解他，但我仍然觉得这里王小波处理得未免有些随意。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的中译本我和我的北大朋友早在八十年代就都读过，可是，作为一个已经如此优秀的中国作家，干嘛非要引用三十年代的法国人塞利纳来类比中国的问题？干嘛不就用自己的语言来说自己的处境？
然而，当时的王小波已经让我看到了一种罕见的独创的认真。当我后来读到他的其他一些作品，比如，当我在《三十而立》之中读到王二随口吟出：
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
而阴茎倒挂下来。
仅凭这两句，我就接受了王小波不仅是一个有创新意义的小说家，而且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这是深夜的诗，这是个人的诗，这是反抗引力而独步天上的奇妙的诗，这是他自己的故事，一点也不隔，哪怕谁也没看见。恰恰如此，所以这不是消费或模仿，而是真正的创造。
它证明，我们有一段时间确实曾经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而不是生活在别处，而这段既是当代性又是历史性的经历是关键性的。如果谁不能给我解释清楚它，并让我信服，我作为一位读者或者听众就会轻视这样随便发言的作者：瞧，连这还解释不清楚，还要鼓吹现代主义哪，还要宣称自由主义哪，还要在世界读者面前代表中国人民乃至你我哪？同样，到目前为止我也不觉得哪位外国大师，包括外国汉学家或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真的更有慧眼能给我们盖戳鉴定。玩儿去吧，中国人民里面依然不显山不露水地卧虎藏龙呢，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位。在他出现之前，没有谁预见了他。他其实非常低调，而且刚开始发言就戛然而止，却是一位真正寻求并完成了自我教育的人。不简单，也不容易。
5
迄今为止，虽然王小波被翻译成外语介绍到国外，比如说英语，但以我所知，除了汉学家或者学院学者以外，我并没有听说任何所谓主流的英语作家或者批评家真正深入认识过王小波。他的作品目前唯一的英文译本是2007年由一家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爱与枷锁之中的王二》（Wang in Love and Bondage)，而且红色封面上有一个女人像邦德女郎一样故弄玄虚地握着手枪试图吸引读者的眼球，但也没成为畅销书。我不认为王小波在其他所谓有话语权的外语里的命运会好到哪儿去。说句实在话，早逝的王小波远不如其他一些目前在西方市场走红或者拿奖的中国作家那样被包装，被推广，被自我感觉良好乃至膨胀。
换句话说，哪怕是在今天所谓的“世界文学”里，王小波并不是一个所谓成功因此足以励志的作家，正如鲁迅也仍然不是一样。但即使在这个系统里，他们本质上都是边缘性的，那又怎么样呢？如果西方翻译者无法真正介绍推广他，或者西方读者一时无法或无缘真正全面欣赏他，那也完全是正常的。在我自己心目中，这恰恰说明王小波价值如此独特，因为，就像鲁迅一样，他们共同揭示了一个无声的外表下不容易看见的中国。但看不见未必就意味着这个中国远在天边，相反，它就在眼前。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正因为鲁迅没有进入所谓的西方正典，我才觉得鲁迅有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真正让我们受到教育和启发的地方。鲁迅是一个标尺，王小波也是一个标尺。我们所产生的文学如果没有这种真正的独特性，哪怕它在国外获得所谓“成功”，也未必那么有意义。世界上那么多种语言，那么多个民族，即使全球畅销，到处得奖，天天受邀请演讲，你就真的以为自己是地球的中心了吗？
如今我们所被灌输的新的教育，是让我们获得成功，让我们尽量被别人看得见，是张爱玲式高调的“出名要趁早”。但我以为，不管是王小波还是鲁迅式的那种低调的对一个“看不见的中国”的清醒认识和发言才是教育或者自我教育的真正目的和意义。
事实证明了我是王小波的一位看不见的读者。正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位读者存在，我才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起码对于我来说，王小波是一个真正有自己故事的人，他不需要高调的崇拜，但值得低调的敬重。我不知道是否中国真正存在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或者我自己是否也是其中一员，但我知道王小波自己一定曾经是一个沉默的个人。他需要把这个他心目中“看不见的中国”讲出来。这个“看不见的中国”，以我自己从出生到现在的经历衡量，我知道它是真的。而且，一旦这个故事被讲了出来，它就有机会找到甚至创造自己看不见的听众或者读者，在黑暗里永远流传下去。
本文作者于北京大学获得中国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3年移居美国，2001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自2000年起至今任教于美国康州学院，研究并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著有中文诗集《接近盲目》（2005），中英文双语诗集《石龟》（2005），英文学术专著《当代中国文学：从文化大革命到未来》(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Future) (纽约：Palgrave Macmillan, 2007)。2012年在中国国内获第20届柔刚诗歌奖主奖。
看不见的中国
【编者按】FT中文网与壮志计划项目组联手推出专栏“我所经历的一段有意义的教育”，集结具备海内外多元背景的撰稿人，通过个人故事探讨教育的本质。教育不囿于校园，它浸入坊间、市井、田野、途中，和人际之间；教育重塑个体，创造自我探索的可能性，同时折射社会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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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正好是王小波忌日，我必须尝试把这个拖欠多时的故事讲完。
2014年5月，我在康州格林威治的布鲁斯博物馆作了一个演讲，题目是《看不见的未来》，其中引用了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尤其是它的结尾：
现在我每天早上还要到外面去跑步，跑到煤烟和水汽结成的灰雾里去。我仿佛已经很老了，又好像很年轻。革命时期好像是过去了，又仿佛还没开始。爱情仿佛结束了，又好像还没有到来。我仿佛中过了头彩，又好像还没到开彩的日子。这一切好像是结束了，又仿佛是刚刚开始。
在场的美国观众仔细地看着屏幕上的字幕，好像若有所悟，又好像看不明白，等着我的解说。
我引用它，是为了说明一个概念，“看不见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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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这一代出生于王小波所谓的革命时期的人而言，整个人生和教育其实是一件颠倒和盲目的事情，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因为你的父母和老师都还不知道他们自己所等待的是什么样的变故或结局，哪能真正为你指点人生呢。我从来都认为，我的真正教育是在看不见的时候和地方完成的。我更感兴趣的，是那在课堂之外的，不是通过老师讲授而是通过自己跌跌撞撞摸索，塑造了我自己或者我们这一代人的另类教育。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刚上小学的前后，就赶上看一部根据湘剧改编的电影，叫《园丁之歌》。我和老师与同学先后看了三遍。第一遍是好电影，女老师耐心辅导落后同学，像优秀的园丁。没想到很快这部电影就遭到批评了，是修正主义右倾回潮。我们到电影院又看一遍，银幕上方挂着醒目横幅，批判大毒草《园丁之歌》。于是我瞪大眼睛，从那位漂亮端庄的女教师的一言一行，比如“阶级恨一定要牢记心房”，“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担”，甚至那帮学生补扣子，轻轻用牙咬断手中线的微微一笑中找出上次完全忽略了的狡猾的阶级敌人的包藏祸心。然而，正当我终于得意于自己明察秋毫，革命批判能力越来越强的同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仍在读小学的我们又第三次被组织观看被平反的《园丁之歌》，再次聆听好老师俞英忆苦思甜，激励不爱读书的铁路工人的孩子陶利：
看今朝劳动人民欢天喜地把学上
你爹爹为革命读书志坚如钢
他刻苦学马列挥笔写文章
开着那红色列车走四方
只是这一次我已经两眼茫然，不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种印象深刻的不知对错的茫然恰恰构成了我认为是非常宝贵的人生启蒙教育，它启迪你如果一个人想要真正寻找自己，那就别无他法，只能自己去找，自己去分辨方向。
我在1986年就自称盲目主义者，把自己的诗歌写作称作盲目主义的写作，直到今天。现在想来，比我早得多，当年的鲁迅在寻找人生的方向上不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盲目主义者吗？到处找导师，换专业无数，先是学水师爬桅杆，又是学矿务掘煤矿，到了日本哪怕碰到像藤野先生这样的好人也照样是学医未成，直到最后转向办文学杂志《新生》，同样难产。虽然在我的履历表上我有着看似相当完整的学历，但回过头来看，我的盲目主义一定是与当年鲁迅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头茫茫皆不见”有关系。在一个变化飞快然而又没有可靠指航的世界里，我们能摸得到但说不清楚的就是一个雾里看花的，或者说雾霾里看花的“看不见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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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整个现代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都面临着“看不见的中国”。
倒退将近九十年前，鲁迅还用过一个概念，叫“无声的中国”。1927年的鲁迅在香港向听他演讲的年青人感慨：“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据此，鲁迅希望“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因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当今的世界，好似已经克服了鲁迅甚至我们当年成长时期的障碍，一切信息好像都唾手可得，一切知识和教育好像都可以通过各种平台自我获得与完成，我们与世界好像都在同一平面上，尤其是，谈到文化和艺术，我们都可以通过阅读原文或者翻译侃侃而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真正和他人平起平坐，完整地讨论自己而非他人的人生。
我们大部分人仍然难以解释清楚自己的人生，因为我们的人生里面有许多黑洞。我们并不真正拥有自己的文学和语言，同样并不完全是因为外在的禁锢，而更是因为自身认识的混淆与错觉。当代的中国作家一贯热衷于谈论外国作家，就像如今的文学青年们热衷于崇拜莫迪阿诺或者卡尔维诺，或者《玫瑰之名》，或者哪位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及其作品，或者其他等等。但是，他们再好，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只是消费他们。要明白这一点，你读王小波就知道了。在世界文学的范围来看，汉语中的王小波未必是最好的，然而，他是我们自己的，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包括我们自己的界限在哪里。通过他，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我们未必只是能按图索骥地消费世界文学的成品，我们也能，哪怕是凭借自己的盲目，创造一种中国式的探求与认识自我的，一种实践性的文学。
4
我初次读到王小波完全是一个意外，那是1994年。当时，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心理时间上，我都已经和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暂时远离了。
我读《革命时期的爱情》，是在《花城》杂志上看的，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完全不知道王小波是谁，只是偶然打开，看到题目，然后放不下。刚开始看，没一口气看完，感到诧异，但还是觉得他可能会有所保留。接着看下去，越看越哑然。那一个下午，在大洋的彼岸，我不安地感觉到，已经有一个像陌生的航海家一样我从未听说过的中国作家，正在专心致志地做着这样的工作，他正一层层地揭开生活的真相，而这真相已经被大家心照不宣，习以为常地收藏或掩盖了几十年，但缺少真正用心用力的人去把它展示给另外的人看。我合上杂志，看着窗外，什么也没说，心里想：这就是中国需要的作家。
更让我有一种奇异感觉的是，那一刻我相信作为作者的王小波也并不知道他在太平洋彼岸的某一间大学图书馆里有我这么一个读者。但仅仅凭他这么一篇小说，他就向我证明，当代中国人可以写出好的小说，而且不一定非要混文坛。我当时想，他一定是一个心里非常清楚明白的人，或者说，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在乎把自己的来龙去脉弄明白的人。而这样的人，我就称之为真正值得信赖的小说家。
比如说，我个人以为《革命时期的爱情》的真正闪光之处，未必是里面的“爱情”部分，也就是为后来某些批评家和读者津津乐道的关于王二对于性与虐恋的体验，而是里面关于“革命”的那一部分，尤其是关于“寻找神奇”和“中负彩”的辩证法。也就是说，王小波观察到一种定律：众多身陷革命时期的人，无论男女老幼，往往希望在生命中寻找到神奇的事物，结果却无一例外地发现降落在自己头上的所谓“头彩”总是“负彩”而非“正彩”。
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
人生好似长途旅行。
仰望天空寻找方向，
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
正因为如此，我同样记得很清楚，当我读到小说中间王二引用上面这四句塞利纳自己杜撰的所谓《瑞士卫队之歌》时，反而对王小波略微有些失望，一种带着苛求的失望。虽然我理解他，但我仍然觉得这里王小波处理得未免有些随意。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的中译本我和我的北大朋友早在八十年代就都读过，可是，作为一个已经如此优秀的中国作家，干嘛非要引用三十年代的法国人塞利纳来类比中国的问题？干嘛不就用自己的语言来说自己的处境？
然而，当时的王小波已经让我看到了一种罕见的独创的认真。当我后来读到他的其他一些作品，比如，当我在《三十而立》之中读到王二随口吟出：
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
而阴茎倒挂下来。
仅凭这两句，我就接受了王小波不仅是一个有创新意义的小说家，而且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这是深夜的诗，这是个人的诗，这是反抗引力而独步天上的奇妙的诗，这是他自己的故事，一点也不隔，哪怕谁也没看见。恰恰如此，所以这不是消费或模仿，而是真正的创造。
它证明，我们有一段时间确实曾经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而不是生活在别处，而这段既是当代性又是历史性的经历是关键性的。如果谁不能给我解释清楚它，并让我信服，我作为一位读者或者听众就会轻视这样随便发言的作者：瞧，连这还解释不清楚，还要鼓吹现代主义哪，还要宣称自由主义哪，还要在世界读者面前代表中国人民乃至你我哪？同样，到目前为止我也不觉得哪位外国大师，包括外国汉学家或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真的更有慧眼能给我们盖戳鉴定。玩儿去吧，中国人民里面依然不显山不露水地卧虎藏龙呢，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位。在他出现之前，没有谁预见了他。他其实非常低调，而且刚开始发言就戛然而止，却是一位真正寻求并完成了自我教育的人。不简单，也不容易。
5
迄今为止，虽然王小波被翻译成外语介绍到国外，比如说英语，但以我所知，除了汉学家或者学院学者以外，我并没有听说任何所谓主流的英语作家或者批评家真正深入认识过王小波。他的作品目前唯一的英文译本是2007年由一家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爱与枷锁之中的王二》（Wang in Love and Bondage)，而且红色封面上有一个女人像邦德女郎一样故弄玄虚地握着手枪试图吸引读者的眼球，但也没成为畅销书。我不认为王小波在其他所谓有话语权的外语里的命运会好到哪儿去。说句实在话，早逝的王小波远不如其他一些目前在西方市场走红或者拿奖的中国作家那样被包装，被推广，被自我感觉良好乃至膨胀。
换句话说，哪怕是在今天所谓的“世界文学”里，王小波并不是一个所谓成功因此足以励志的作家，正如鲁迅也仍然不是一样。但即使在这个系统里，他们本质上都是边缘性的，那又怎么样呢？如果西方翻译者无法真正介绍推广他，或者西方读者一时无法或无缘真正全面欣赏他，那也完全是正常的。在我自己心目中，这恰恰说明王小波价值如此独特，因为，就像鲁迅一样，他们共同揭示了一个无声的外表下不容易看见的中国。但看不见未必就意味着这个中国远在天边，相反，它就在眼前。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正因为鲁迅没有进入所谓的西方正典，我才觉得鲁迅有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真正让我们受到教育和启发的地方。鲁迅是一个标尺，王小波也是一个标尺。我们所产生的文学如果没有这种真正的独特性，哪怕它在国外获得所谓“成功”，也未必那么有意义。世界上那么多种语言，那么多个民族，即使全球畅销，到处得奖，天天受邀请演讲，你就真的以为自己是地球的中心了吗？
如今我们所被灌输的新的教育，是让我们获得成功，让我们尽量被别人看得见，是张爱玲式高调的“出名要趁早”。但我以为，不管是王小波还是鲁迅式的那种低调的对一个“看不见的中国”的清醒认识和发言才是教育或者自我教育的真正目的和意义。
事实证明了我是王小波的一位看不见的读者。正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位读者存在，我才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起码对于我来说，王小波是一个真正有自己故事的人，他不需要高调的崇拜，但值得低调的敬重。我不知道是否中国真正存在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或者我自己是否也是其中一员，但我知道王小波自己一定曾经是一个沉默的个人。他需要把这个他心目中“看不见的中国”讲出来。这个“看不见的中国”，以我自己从出生到现在的经历衡量，我知道它是真的。而且，一旦这个故事被讲了出来，它就有机会找到甚至创造自己看不见的听众或者读者，在黑暗里永远流传下去。
本文作者于北京大学获得中国文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3年移居美国，2001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自2000年起至今任教于美国康州学院，研究并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著有中文诗集《接近盲目》（2005），中英文双语诗集《石龟》（2005），英文学术专著《当代中国文学：从文化大革命到未来》(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Future) (纽约：Palgrave Macmillan, 2007)。2012年在中国国内获第20届柔刚诗歌奖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