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以鬼文化延展开的人鬼遇合之境的思
想意蕴与审美意味的探究
（《聊斋志异》狐鬼文化审美趣味探究）
09中三 王茜璐
摘要 《聊斋志异》以美丽、深邃而又理想化的人鬼世界展示于读者，引起了世人的不断赞美。其中作者的赞鬼倾向，反映了蒲松龄对待民俗文化和志怪小说的继承，更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选择，完成了另类生命境界与精神空间的开拓。其中赞鬼的思想，在人鬼遇合之时体现的较为明显。本文即是选择以此为对象，来探析作者创造的狐鬼世界的审美意味和思想意蕴，以求对《聊斋》有着更好的把握。
关键词： 人鬼遇合之境 审美意味 思想意蕴
蒲松龄 狐鬼文化 审美趣味
《聊斋志异》初稿名《鬼狐传》，他是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以谈鬼说狐吸引了古往今来无数人的目光。在这部文言小说集中，一个个精彩的鬼形象让我们为之陶醉，一篇篇动人的鬼小说更让我们去感悟思索。其中，人鬼遇合之境姿态多样，体现着作者的思想。本文即以人鬼遇合之境为对象，进行探讨。
一、审美意味
《聊斋志异》对狐仙鬼怪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其中蕴含了蒲松龄多样的审美意味。
（一）刺激性和审美情趣
蒲松龄结撰以鬼怪味为审美主体的小说，动因之一是鬼故事富有刺激性和独特的审美情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说自己“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清楚地表明了他从“喜人谈鬼”到“闻则命笔”的冲动欢快的创作过程。从民俗的角度来说，世界上的许多民族都有漫长的信鬼祀鬼的心灵史，汉民族也不例外，或者说信之更深，祀之更勤。当鬼的意识深植于民间心理后，人们就很容易在恍惚之中，衍生出许多鬼怪故事，并以自觉不自觉的方式进行渲染和演绎。鬼魂常常会在人们的寂寞孤独之中、深思不定之间悄然降临；或者影影绰绰地活跃在黑夜之中，成了这个世界上让人捉摸不着但可以感受到得一种存在。甚至哲学上的无鬼论思想影响文学时，居然受到了有鬼论的挑战。如《太平广记》所收录的出自《杂语》的《宗岱》、出自《幽冥录》的《阮瞻》、出自《搜神记》的《施续门生》、出自《玄怪录》的《崔尚》等志怪小说，其中的任务无论是无鬼论者“宗岱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无鬼论》，甚精，无能屈着，领州咸化之”（注明出处，以下类推）；“阮瞻秉无鬼论”；“吴兴施续，有门生，长秉无鬼论”；“开元时，
有崔尚者，著《无鬼论》”。，但是，他们都遭到了鬼的戏谑。在《聊斋志异》的某些篇章，作者还故意写到了有鬼论与无鬼论的冲撞。如《小谢》开首写到：
渭南姜不郎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留苍头门之而死，数易皆死；遂废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倜傥，......因请部郎，假废第。部郎以其凶故，却之。生因作《续无鬼论》献郎部，且曰：“鬼何能为！”（注）
但就是这个写过《续无鬼论》的陶望三，后来不仅遇到了两个女鬼，并与那两个顽皮可爱、外美内惠的小鬼头秋容、小谢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种有鬼与无鬼、鬼恶与鬼善的不同认识的背离与谐和，形成了《聊斋志异》特有的似真若幻、扑朔迷离的美感。
（一） （二）惩恶扬善的心态
鬼故事的道德感召力量也与蒲松龄这个乡间才子对现实不满，渴望惩恶扬善的心态十分契合。也许是世间有太多的不公与不平，太多的是非颠倒和赏罚不明，鬼魂超离人世的“存在”方式。便在民间心理中承担了道德赏罚的责任。《墨子·明鬼》中指出：“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墨子就十分相信鬼神的公正及其干预世事的能力。民谚所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命强人欺鬼，时衰鬼弄人”等等，也反映了民间对幽冥世界的畏惧和期望。蒲松龄自己就曾被鬼故事中的道德寄寓深深感动。在《聊斋志异》中他多次皆异史氏的口吻说：“与听此事至终，涕凡数堕......不知后世，亦有善涕如某者乎？”（注）（《张诚》）“嗟
乎！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天下所难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往往而置之，遂至腆然而生不如狐，泯然而死不如鬼。”（注）（《莲香》）可见蒲松龄从鬼狐故事里受到了强烈的道德感召和心灵冲击，秉希望将这中道德感召和审美快感传递给世人。
蒲松龄写鬼谈狐这种审美选择的深层考虑，应是在追求一种独特的对话方式，蒲松龄在继承“搜神”的传统时,又不局限于“志怪”,六朝“志怪”小说重在描写“物”的怪异性,而缺失了“人”的社会性。也就是说，虽然蒲松龄多次谈到他的“喜人谈鬼”受到干宝志怪小说、李贺鬼诗等传统文学的影响，但他并非只是被动的接受这种文学传统的影响，而是将这种影响作为一种启示，进行独具匠心的个性化与心灵化写作。《聊斋》中的鬼，形貌各异，心性有别，映照了人间社会的原生态，正是蒲松龄审美情感寄寓与外化的集中体现。
以鬼狐注释人生即以成为蒲松龄深刻的心灵寄托，久而久之，蒲松龄对鬼狐抱着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聊斋志异》的《狐梦》篇写的是蒲松龄友人毕怡庵神往《青凤》故事，终于梦遇狐女的一段姻缘。狐女临别时竟向毕怡庵提出这样的要求：“聊斋与君文字交，请烦作小传，未必千载下无爱忆如君者！（注）”作者为此感叹：“有狐若此，则聊斋之笔墨有光荣矣”。虽然是虚拟、戏谑之事，但透露出蒲松龄以鬼狐作知音的真实心态。《聊斋志异》中许多篇目，如《甄后》：“洛城刘仲堪，少钝而淫于典籍，恒杜门攻苦，不与世通。一日，方读，忽闻异香满室；少间，珮声甚繁。惊顾之，有美人入......如《伍
秋月》一篇中：秦邮王鼎，字仙湖。为人慷慨有力，广交游。......居半月余，夜梦女郎，年可十四五，容华端妙，上床与合...... （注）
那些与鬼女遇合的书生，极易令人想象成蒲松龄本人，或者说多有蒲松龄自我形象的投射。如此，鬼既介入了蒲松龄的生命历程之中，成为他寂寞、苦闷心灵的对话者，成为他浩浩荡荡的精神历程的同行者，鬼就不再是可惧之鬼，不再是可诅咒的诡异，而成为可亲可爱可赞之鬼。
《聊斋志异》作为中国民间故事与文人创作相融合的文学作品，最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形态的面貌。《聊斋志异》可谓一部奇书,“横看成岭侧成峰”,既可看作民间传奇、志怪故事,又能体味文人寄托的一腔孤愤,给阅读者留有极为广泛的“意义空白”,从而也为自己赢得了较为广泛的读者群体。对《聊斋》所具有的这种民间情怀与文人寄托相兼容的品格,学界已有定论。蒲松龄那寄托孤愤的小说观念备受论者称道。他在《聊斋自志》中自白:“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注）其所以有如此寄托自然是因为蒲松龄一生坎坷,遭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有多怨气要发泄。但全面考察其作品,便可发现蒲松龄的小说观念在实质上并未超出劝惩的范围。如蒲松龄在《为人要则》中大力倡导“正心”、“立身”、“劝善”,在《怀刑录序》中论述刑与礼的关系“圣
人制礼以范世,而世多悖礼,则刑生焉;刑也者,所以驱天下之人而归于礼者也。”表明蒲松龄劝惩结合以治理社会的儒家思想。《聊
斋志异》中的《新郑讼》、《潍水狐》、《孝子》、《斫蟒》劝惩意图尤其明显。
二、人鬼遇合之境的审美意境
蒲松龄笔下的人鬼遇合之境，是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审美意境，同样呈现出心灵化和理想化的特点。这是《聊斋志异》赞鬼倾向的一个重要特征。
民间传说及六朝志怪小说的鬼故事，大多是恐怖型的，人遇见了鬼或死或病，总是不详；即使有惊无险，人气压倒鬼气，也是一种侥幸。《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魅不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且具有丰富鲜明的个性特征，“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她们与人间男子的遇合也呈现出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局面。
（一）遇合之境发生特征
《聊斋志异》中写人鬼遇合之境，多数是男主人公采取主动的态度。当他们听说某鬼宅闹鬼，就主动到那个地方去等候，对于可能遇到的危险全然不顾，也许这正是男性求偶心理的微妙反映，与《关雎》一脉相承。《青凤》中的耿生，听说伯父的废园中闹鬼异，“竟拨蒿蓬，曲折而入”，笑呵呵的闯进去与鬼狐见面。《狐嫁女》中的殷生，听说县城中有一座常见怪异的荒宅，竟携了一张凉席欣然前往。他们的行动并不在于证明自己的胆量，而是期待生命中的一次奇遇。《聊斋》携有些书生与鬼不期而遇时，往往是“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悟其为鬼，然心向幕之。”爱情如此，友情也同样。《爱奴》中的
师塾徐生与施叟第二次见面，“心知其鬼，而欲一问夫人起居，遂相将入村，沽酒共酌”，对鬼兄妹施叟和蒋夫人友情愈笃。《王六郎》中的许姓渔夫听好友六郎自言为鬼后，只为“相见遽违，良足悲侧”，仍一如既往与六郎河畔谈饮。人鬼同途，阴阳咫尺，他们对鬼抱着一种毋庸置疑的信任、有爱乃至独具青眼的态度，不但使、，聊斋》的鬼故事增强了可信性、可读性，也把这一特殊的人鬼遇合之境世俗化、理想化了。
在《聊斋志异》中的人鬼遇合之境还有这样一种情况，除了男主人公去主动等候艳遇出现以外，书中的女主人公，也就是这些花鬼狐妖们会随意的到南方的居所相会，并且首先发起一些暗示和默许。如《胡四姐》中：“尚生，泰山人。独居清斋。会值秋夜，银河高耿，明月在天，徘徊花阴，颇存遐想。忽一女子逾垣而来，笑曰：‘秀才何思之深？’生就视，容华若仙。惊喜拥入，穷极猥昵。（注）”夜色撩人，故女子逾墙后以言挑之，“秀才何思之深？”一语点破，恰到好处。既保存了女子的斯文，又暗含攻势。这是狐女中之狡黠者，能根据环境、对象的特点来把握行为的方式。在《聊斋志异之红玉》中：“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遂共寝处。问其姓名，曰：‘倩邻女红玉也。’生大爱悦，与订永好。女诺之。夜夜往来，约半年许。（注）”在这里，狐女带有更多少女的羞怯，以启发性的暗示和默许来完成求爱。此二例中，狐女个性迥异，也反映出在
男女双方性格与所处环境各各有别的情状中，女子都以不同的方式和态度呈现出主导地位。这在《聊斋志异》中屡见不鲜。
《聊斋志异》中的人鬼遇合之境，充满了生命的惊喜和感动。在现实生活中，生死之隔一向被认为是最不可逾越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相通也极为难得和珍贵。《聊斋》遇鬼故事不仅写人与鬼分别冲破了阴阳之阻，且人与鬼赤诚相见，极易沟通，若千古知音一夕相聚，鬼遇竟成知己之遇，从而照亮了彼此的灵魂和生命。如《鲁公女》一篇：招张远于旦，性疏狂不羁。读书萧寺，时邑令鲁公，三韩人，有女好猎。生遇诸野，见其风姿娟秀，着锦貂裘，跨小骊驹，翩然若画。归忆容华，极易钦想。后闻女暴卒，悼叹欲绝......一夕，挑灯夜读，忽举首，则闻女子含笑立灯下。生惊起致问。女曰：“感君之情，不能自已，遂不避私奔之嫌。（注）”生大喜，遂共欢好。
这是生命中何等的慰藉！在生死茫茫与苦苦思念中，心上人以女鬼的身份飘然而至。人鬼相遇竟成了人世间最美妙的瞬间！《聂小倩》中，宁采臣与小倩从对头变为爱人，人鬼牵手，生死与共，使小倩卑贱的鬼生活变的纯洁高尚，也使宁采臣原本平淡的生活变得丰满和激扬。《小谢》中陶生结识女鬼小谢和秋容，从开始时的敌对到终因陶生之爱而相继复生。借助爱的力量事生者不死、死者重生，这既是生命的奇迹，又是一曲生命的赞歌。与其说是幸遇、奇遇、艳遇，可惜人生这样的遇合太少了。
（二）审美趣味独特
《聊斋志异》中的人鬼遇合之境，是神秘意识与艺术想象力的结合，幻境与诗境的交融。在故事的特定的时空中固然鬼影幢幢，极富刺激性与恐怖感，但那个似真似梦的世界时空灵的、深远的、诗意盎然的。这是蒲松龄沉浸于其热爱的文学创作境界，又钟情于鬼狐想象的必然反映。蒲松龄才华横溢却困于场屋，大半生在缙绅人家坐馆，教书之余暇，便是静默的读书和写作。孤寂的夜晚既静谧又渺远。况周颐《惠风词话》有云：
人静垂帘，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怀息机。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注）
许多诗词作者经常体验大这种典型物镜和心境，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也经常进入这样的境界，只是他带给这种境界以更为神秘的鬼狐想象，并且“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以此拓展了他生命的历验与灵魂的冒险。
蒲松龄的诗文中不乏鬼境描写。他的《祭李公著明老亲家文》写到： 呜呼！梦长醒短，鬼众人稀，坟楸露冷，荧火星辉。斜阳草瘦，暮雨松肥，穷泉不晓，冥路无归。（注）
蒲松龄晚年的是个更是他心声的流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真谛，灵魂的归宿。蒲松龄用诗性的智慧以传奇之笔志怪，把花妖鬼狐构成的世界审美化，既显示了志怪题材历久弥新的活性，也显示出他艺术创造的超越性和经典型。人与花妖鬼狐关系的这种变化，造成了新的因果关系，构成了新的世界，寄托作者的人生感受。再这
个被重新构造的世界里，更真切的表现了蒲松龄“人不如鬼”、“人不如怪”的感喟和对理想生存境界的向往。
蒲松龄在对文章的审美处理上，往往是其内在情感世界的外化。《聊斋志异》开篇《考城隍》，通过任务之梦，体现了虚实结合、真幻交织的艺术手法。还有《叶生》篇，文章主人翁叶生，简直就是蒲松龄的自我写照，尤其是落榜后的那段描写：“嗒丧而归，愧负知己，形销骨立，痴若木偶。”《聊斋志异》用来自灵魂的幻想营造了大量新颖、灵秀、精妙的假象，把灵魂放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营造出神奇魔幻、充满诗意的时空境界。蒲松龄特有的尴尬的现实处境、精神苦闷以及渴望心灵超越的祈愿，决定了他以传奇之笔志怪，借《聊斋志异》追慕自由的生命，展现自己的精神理想，宣示对理想生存状态的深情追索。
三、思想意蕴
就思想的深刻性而言，蒲松龄显然不是一个见识超拔、判断精透的文学家。批判科举，他没有吴敬梓的一针见血；讽喻社会，他没有纪呁的冷峻到位。但这位小说家不管在当时还是时至今日，都得到了极广的赞誉，并拥有为数甚重的读者群。蒲松龄的成功在于他把一己之爱欲、希冀、伤痛、悲哀、幻想、自怜自恋，乃至浅薄无聊，都真切的呈现出来，从而关照了普遍人性的欢乐哀愁、苦闷挣扎。
（一）人鬼可遇，性情相同
在现实生活中备受伤痛与孤苦之后，伴着一条凄清的影子，蒲松龄舔舐伤口、抚慰孤独的途径就是隐遁在《聊斋志异》中美丽的狐仙鬼魅的幻影中。他在自己的诗文中也曾流露过此种心境：“途中寂寞姑言鬼”（《途中》）、“十年颇得黄州(即东坡)意，冷雨寒灯夜话时”（《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注））。可见，作者在现实人生中的孤独催化了《聊斋志异》中人与花鬼狐妖的相依相恋的诞生。
蒲松龄名传千古，生前却仕途失意。在他的生命旅途上撒满了科举失意、生活潦倒与灵魂的痛苦挣扎，“风檐寒灯，谯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注）”（醉太平 庚午秋闱，二场再黜））。在苦求功名的同时，迫于生计，他又不得不设帐授学，奔波于缙绅人家。可以说蒲松龄大半生都是在孤零漂泊之中度过的，正是在这样的流浪人生中，蒲松龄创作了《聊斋志异》。基于这样的背景，《聊斋志异》成为孤独的蒲松龄的精神伴侣，他渴求在这里寻找知己来抚慰自己的孤独灵魂，而这一愿望的纠结在《聊斋志异》中以鬼狐的爱恋而得到消融。如在《白秋练》中，慕生“聪慧喜读”，然而其父“以文业迂，使去学而贾”，慕生仍经常“执卷哦诗，音节铿锵”，秋练听到他吟诗而相思成疾，后来再听到他吟诗即刻病愈。两人遂为知音。然而慕生生父以秋练“自总角时，把柁棹歌，无论微贱，抑亦不贞。”而不接受她，直至秋练用神术助其富而获其心，才得以与慕生成为眷属。文章一方面描述慕生的吟诗具有巨大的魅力，甚至可以治病救死，另一方面表现了秋练是如此的相信与迷恋慕生的诗才，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让人痴慕。从慕生的身上，我
们看到了蒲松龄的影子。他借以《聊斋志异》中美丽善良、可爱的花鬼狐妖，抚慰自己的灵魂，使他在虚幻的世界中满足了“自我实现的需要”，也促进了他对自我的一种肯定。
科举诗意造成的心态失衡科举失意造成的心态失衡及其著作在现世难觅知音, 共同构成了蒲松龄精神上的孤独, 他不得不再次遁身于心造的鬼幻世界中与可爱的花妖狐魅们进行对话, 以她们对他的人生价值的肯定来消融内心的孤独, 如在《 连城》《、 香玉》《、娇娜》《狐梦》等诸篇中描写了与狐仙女鬼们的交往以及她们给予他的敬重与对其作的赞扬, 特别是在《 狐梦》中, 作者将自己明白地在文章中交代出来, 借狐女之口来赞美自己的文名远
扬, 狐女遇于蒲松龄的朋友“聊斋与君文字交, 请烦作小传, 未必千载下无爱忆如君者。”文末蒲松龄感慨地说“: 有狐若此,则聊斋之笔墨有光荣矣! ”这是作者在孤独寂寞中假想象以自慰, 而且这样自慰的想象也正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所渴望得到的慰藉, 这样自慰的想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释了他精神上的孤独。
（二）以鬼的非凡性，寄托理想
《聊斋志异》中,以鬼的形象为主体内容的作品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集群。在文学创作中,这种现象固然与作者“喜人谈鬼”的思维方式相关,但鬼作为一种文化概念,更能凸现作者的人生思索的因素在于它的生命价值指向与潜在的历史文化语境。作者在现实人生的时空虚幻态下,试图通过描绘牛鬼蛇神的生命异象,展现历史发展过
程中人性在物化浊流中的迷失,剖析人类斤斤执持的知解理性的历史作用及其误失。
《聊斋志异》中的鬼形象,大多具有社会下层特征,他们中有未仕的士子、农民、商贾、妓女等等。作者将艺术的根深深地扎进社会底层,塑造出一个个具有特殊魅力与先锋特征的艺术形象。在“花面逢迎,世情如鬼”的《罗刹海市》里,马骥弃儒经商,经过艰难的原始积累,物质生活得到巨大满足,才华得以尽情施展;陈明允经过大海的死的洗礼,“箧中宝光充盈,由此富有巨万。声色豪奢,世家所不能及。”明显地张扬了下层人物的自主性,流露与王权世家分庭抗礼的人生价值祈向。作者把这种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寄托在虚幻的“聊斋世界”中，借以这些花妖鬼狐故事中的圆满结局来宽慰无法释怀的心灵。如《莲香》中的李通判女,厌恶自己的异化之身,“愤不归墓”,从麻木、懦弱的野性与粗俗中走出,摆脱了命运无奈的贞问,形成了完整的德性与知性合一生命灵质,透溢出极强的生命韧力。李通判女恢复人性人身,也映了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在血雨腥风的洗礼中对主体沉沦之境的省与反动,对能够改变这种状态的希望之情。
诚然,作者对现实的黑暗极为清醒,他的这种全面安排人生的理想只能作为文化创生前景,却缺少现实生成特质。他只好通过对鬼的关注舒销郁怀,故而引领长叹:“知我者,其在青？？？？？
林黑塞间乎!”。同时,作者让生命处于永恒的期待状态,以贞显自我存在,从而表明自己中流遏涛而不屑逃避,泛漾出浓郁的悲剧情怀。
（三）崇尚雅鬼
谈鬼是《聊斋志异》的显著特色。鬼界亦如人界,有治人者阶层,亦有治于人者社会。后者,即众多的无权无势的平头“百鬼”们,在《聊斋》中大致有四条出路:其一,死后在地下安居乐业。娶妻生子,贩南货北,接着阳间的日子继续过下去。其二,投胎转世。为自己的灵魂寻求一个好所在,并藉以改变生前的生存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其三,因积善施德升为鬼仙鬼吏,上升为统治阶层。其四,因德行败坏被冥律惩罚永世不得脱生甚至“死去”。 雅鬼，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二种，相对于对物质的薄求,他们更看重精神的满足。这里所说的精神满足,既有个人价值、道德修养的完满实现,又有人伦人情的和谐相处。
中国的“礼”观念由来已久。荀子在其《非相》篇中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注）“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准则,时时刻刻规范着人们的言行。遵礼而行就是道德,违礼而行就是不道德。浸淫于这样的“礼”文化氛围中,不特是人,就是埋首地下的鬼,骨子里不灭的也还是这种遵礼而行的自觉性。
除了那些大胆热情的女鬼,地下更有一些谨守礼仪,以礼抑情的“淑女”。自觉“人鬼难匹”的宦娘,虽然心慕温如春琴技,却只能躲在暗隅偷学,不敢现身。对礼的遵守可谓“毕恭毕敬”。对礼的自觉维护在《湘裙》中表现尤其突出。湘裙对晏仲有意,不提防泄漏心事,即遭到其姐的诟骂,谓其“淫婢不羞”。湘裙亦愧愤,“哭欲觅死”。
双方都表现出了对礼的认同和自觉。虽然“情”与“礼”出现了对立,但最终还是以符合礼的形式——兄妾送湘裙与晏仲完婚使“情”得以实现。在这里,“情”既受到“礼”的约束,“礼”又对“情”作了稍稍让步,最终以“情”与“礼”的和谐相处方式解决问题。
在《聊斋》中,褒扬“孝”、“悌”这方面内容的小说有《席方平》、《张诚》、《湘裙》等篇。在这些小说中,父子兄弟亲情(又是纲常伦理)与社会规则之“理”出现了和谐共存的局面,甚至“理”为“情”让路。如《席方平》,冥中为褒扬其“孝”,不但“籍羊氏之家以偿席生之孝”,而且席父亦因“念汝子孝义„„可再赐阳寿三纪”,而得以“九十余岁而卒”。奇迹是不可能的,诚如作者所言,“在人无此理,在天宁有此数乎!”(《湘裙》)情与理的矛盾是人们在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时经常遇到的问题。现实中,二者常常是不可调和的。但在鬼魂世界里,人们却找到了解决矛盾的途径,即“通情达理”。
在这个满漾着温暖的烟火气息,流淌着亲切的人伦亲情的鬼魂世界中,鬼法与人法无异但更清明;鬼德与人德无异但更纯正;鬼礼与人礼无异但更圆融;鬼情与人情无异但更真诚;从而也就使人感觉到鬼域与人域无异但更和谐。整个鬼魂世界就是一个温熙清朗有序的理想国。作者同其中的“国民”一样,对现实人生并未厌倦厌弃,而是始终保持着乐观进取的精神,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希望积极地参与生活生命的一切过程,并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广大和谐的生命价值的实现。这也正是《聊斋志异》百余篇鬼小说的文化神髓所在。
四 、结语
鬼形象是中国文学中一个特异的文化思存,表征着人对自然、人际关系的严格审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面对人生失途与死亡畏惧, 以心造的幻影世界来补偿自己在世界的双重孤独，以一个个生动活泼、情意两浓的鬼怪故事和充满善良美好的花妖鬼狐的世界来弥补现实世界的坍塌，也为中国古代文学增添了一抹独特的亮色。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2】干宝.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3】李防。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4】纪昀。阅微草堂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5】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7】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聊斋志异》中以鬼文化延展开的人鬼遇合之境的思
想意蕴与审美意味的探究
（《聊斋志异》狐鬼文化审美趣味探究）
09中三 王茜璐
摘要 《聊斋志异》以美丽、深邃而又理想化的人鬼世界展示于读者，引起了世人的不断赞美。其中作者的赞鬼倾向，反映了蒲松龄对待民俗文化和志怪小说的继承，更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选择，完成了另类生命境界与精神空间的开拓。其中赞鬼的思想，在人鬼遇合之时体现的较为明显。本文即是选择以此为对象，来探析作者创造的狐鬼世界的审美意味和思想意蕴，以求对《聊斋》有着更好的把握。
关键词： 人鬼遇合之境 审美意味 思想意蕴
蒲松龄 狐鬼文化 审美趣味
《聊斋志异》初稿名《鬼狐传》，他是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给我们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以谈鬼说狐吸引了古往今来无数人的目光。在这部文言小说集中，一个个精彩的鬼形象让我们为之陶醉，一篇篇动人的鬼小说更让我们去感悟思索。其中，人鬼遇合之境姿态多样，体现着作者的思想。本文即以人鬼遇合之境为对象，进行探讨。
一、审美意味
《聊斋志异》对狐仙鬼怪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其中蕴含了蒲松龄多样的审美意味。
（一）刺激性和审美情趣
蒲松龄结撰以鬼怪味为审美主体的小说，动因之一是鬼故事富有刺激性和独特的审美情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说自己“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清楚地表明了他从“喜人谈鬼”到“闻则命笔”的冲动欢快的创作过程。从民俗的角度来说，世界上的许多民族都有漫长的信鬼祀鬼的心灵史，汉民族也不例外，或者说信之更深，祀之更勤。当鬼的意识深植于民间心理后，人们就很容易在恍惚之中，衍生出许多鬼怪故事，并以自觉不自觉的方式进行渲染和演绎。鬼魂常常会在人们的寂寞孤独之中、深思不定之间悄然降临；或者影影绰绰地活跃在黑夜之中，成了这个世界上让人捉摸不着但可以感受到得一种存在。甚至哲学上的无鬼论思想影响文学时，居然受到了有鬼论的挑战。如《太平广记》所收录的出自《杂语》的《宗岱》、出自《幽冥录》的《阮瞻》、出自《搜神记》的《施续门生》、出自《玄怪录》的《崔尚》等志怪小说，其中的任务无论是无鬼论者“宗岱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无鬼论》，甚精，无能屈着，领州咸化之”（注明出处，以下类推）；“阮瞻秉无鬼论”；“吴兴施续，有门生，长秉无鬼论”；“开元时，
有崔尚者，著《无鬼论》”。，但是，他们都遭到了鬼的戏谑。在《聊斋志异》的某些篇章，作者还故意写到了有鬼论与无鬼论的冲撞。如《小谢》开首写到：
渭南姜不郎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留苍头门之而死，数易皆死；遂废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倜傥，......因请部郎，假废第。部郎以其凶故，却之。生因作《续无鬼论》献郎部，且曰：“鬼何能为！”（注）
但就是这个写过《续无鬼论》的陶望三，后来不仅遇到了两个女鬼，并与那两个顽皮可爱、外美内惠的小鬼头秋容、小谢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这种有鬼与无鬼、鬼恶与鬼善的不同认识的背离与谐和，形成了《聊斋志异》特有的似真若幻、扑朔迷离的美感。
（一） （二）惩恶扬善的心态
鬼故事的道德感召力量也与蒲松龄这个乡间才子对现实不满，渴望惩恶扬善的心态十分契合。也许是世间有太多的不公与不平，太多的是非颠倒和赏罚不明，鬼魂超离人世的“存在”方式。便在民间心理中承担了道德赏罚的责任。《墨子·明鬼》中指出：“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墨子就十分相信鬼神的公正及其干预世事的能力。民谚所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命强人欺鬼，时衰鬼弄人”等等，也反映了民间对幽冥世界的畏惧和期望。蒲松龄自己就曾被鬼故事中的道德寄寓深深感动。在《聊斋志异》中他多次皆异史氏的口吻说：“与听此事至终，涕凡数堕......不知后世，亦有善涕如某者乎？”（注）（《张诚》）“嗟
乎！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天下所难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往往而置之，遂至腆然而生不如狐，泯然而死不如鬼。”（注）（《莲香》）可见蒲松龄从鬼狐故事里受到了强烈的道德感召和心灵冲击，秉希望将这中道德感召和审美快感传递给世人。
蒲松龄写鬼谈狐这种审美选择的深层考虑，应是在追求一种独特的对话方式，蒲松龄在继承“搜神”的传统时,又不局限于“志怪”,六朝“志怪”小说重在描写“物”的怪异性,而缺失了“人”的社会性。也就是说，虽然蒲松龄多次谈到他的“喜人谈鬼”受到干宝志怪小说、李贺鬼诗等传统文学的影响，但他并非只是被动的接受这种文学传统的影响，而是将这种影响作为一种启示，进行独具匠心的个性化与心灵化写作。《聊斋》中的鬼，形貌各异，心性有别，映照了人间社会的原生态，正是蒲松龄审美情感寄寓与外化的集中体现。
以鬼狐注释人生即以成为蒲松龄深刻的心灵寄托，久而久之，蒲松龄对鬼狐抱着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聊斋志异》的《狐梦》篇写的是蒲松龄友人毕怡庵神往《青凤》故事，终于梦遇狐女的一段姻缘。狐女临别时竟向毕怡庵提出这样的要求：“聊斋与君文字交，请烦作小传，未必千载下无爱忆如君者！（注）”作者为此感叹：“有狐若此，则聊斋之笔墨有光荣矣”。虽然是虚拟、戏谑之事，但透露出蒲松龄以鬼狐作知音的真实心态。《聊斋志异》中许多篇目，如《甄后》：“洛城刘仲堪，少钝而淫于典籍，恒杜门攻苦，不与世通。一日，方读，忽闻异香满室；少间，珮声甚繁。惊顾之，有美人入......如《伍
秋月》一篇中：秦邮王鼎，字仙湖。为人慷慨有力，广交游。......居半月余，夜梦女郎，年可十四五，容华端妙，上床与合...... （注）
那些与鬼女遇合的书生，极易令人想象成蒲松龄本人，或者说多有蒲松龄自我形象的投射。如此，鬼既介入了蒲松龄的生命历程之中，成为他寂寞、苦闷心灵的对话者，成为他浩浩荡荡的精神历程的同行者，鬼就不再是可惧之鬼，不再是可诅咒的诡异，而成为可亲可爱可赞之鬼。
《聊斋志异》作为中国民间故事与文人创作相融合的文学作品，最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形态的面貌。《聊斋志异》可谓一部奇书,“横看成岭侧成峰”,既可看作民间传奇、志怪故事,又能体味文人寄托的一腔孤愤,给阅读者留有极为广泛的“意义空白”,从而也为自己赢得了较为广泛的读者群体。对《聊斋》所具有的这种民间情怀与文人寄托相兼容的品格,学界已有定论。蒲松龄那寄托孤愤的小说观念备受论者称道。他在《聊斋自志》中自白:“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注）其所以有如此寄托自然是因为蒲松龄一生坎坷,遭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有多怨气要发泄。但全面考察其作品,便可发现蒲松龄的小说观念在实质上并未超出劝惩的范围。如蒲松龄在《为人要则》中大力倡导“正心”、“立身”、“劝善”,在《怀刑录序》中论述刑与礼的关系“圣
人制礼以范世,而世多悖礼,则刑生焉;刑也者,所以驱天下之人而归于礼者也。”表明蒲松龄劝惩结合以治理社会的儒家思想。《聊
斋志异》中的《新郑讼》、《潍水狐》、《孝子》、《斫蟒》劝惩意图尤其明显。
二、人鬼遇合之境的审美意境
蒲松龄笔下的人鬼遇合之境，是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审美意境，同样呈现出心灵化和理想化的特点。这是《聊斋志异》赞鬼倾向的一个重要特征。
民间传说及六朝志怪小说的鬼故事，大多是恐怖型的，人遇见了鬼或死或病，总是不详；即使有惊无险，人气压倒鬼气，也是一种侥幸。《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魅不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且具有丰富鲜明的个性特征，“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她们与人间男子的遇合也呈现出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局面。
（一）遇合之境发生特征
《聊斋志异》中写人鬼遇合之境，多数是男主人公采取主动的态度。当他们听说某鬼宅闹鬼，就主动到那个地方去等候，对于可能遇到的危险全然不顾，也许这正是男性求偶心理的微妙反映，与《关雎》一脉相承。《青凤》中的耿生，听说伯父的废园中闹鬼异，“竟拨蒿蓬，曲折而入”，笑呵呵的闯进去与鬼狐见面。《狐嫁女》中的殷生，听说县城中有一座常见怪异的荒宅，竟携了一张凉席欣然前往。他们的行动并不在于证明自己的胆量，而是期待生命中的一次奇遇。《聊斋》携有些书生与鬼不期而遇时，往往是“公意其鬼，而心好之”，“悟其为鬼，然心向幕之。”爱情如此，友情也同样。《爱奴》中的
师塾徐生与施叟第二次见面，“心知其鬼，而欲一问夫人起居，遂相将入村，沽酒共酌”，对鬼兄妹施叟和蒋夫人友情愈笃。《王六郎》中的许姓渔夫听好友六郎自言为鬼后，只为“相见遽违，良足悲侧”，仍一如既往与六郎河畔谈饮。人鬼同途，阴阳咫尺，他们对鬼抱着一种毋庸置疑的信任、有爱乃至独具青眼的态度，不但使、，聊斋》的鬼故事增强了可信性、可读性，也把这一特殊的人鬼遇合之境世俗化、理想化了。
在《聊斋志异》中的人鬼遇合之境还有这样一种情况，除了男主人公去主动等候艳遇出现以外，书中的女主人公，也就是这些花鬼狐妖们会随意的到南方的居所相会，并且首先发起一些暗示和默许。如《胡四姐》中：“尚生，泰山人。独居清斋。会值秋夜，银河高耿，明月在天，徘徊花阴，颇存遐想。忽一女子逾垣而来，笑曰：‘秀才何思之深？’生就视，容华若仙。惊喜拥入，穷极猥昵。（注）”夜色撩人，故女子逾墙后以言挑之，“秀才何思之深？”一语点破，恰到好处。既保存了女子的斯文，又暗含攻势。这是狐女中之狡黠者，能根据环境、对象的特点来把握行为的方式。在《聊斋志异之红玉》中：“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遂共寝处。问其姓名，曰：‘倩邻女红玉也。’生大爱悦，与订永好。女诺之。夜夜往来，约半年许。（注）”在这里，狐女带有更多少女的羞怯，以启发性的暗示和默许来完成求爱。此二例中，狐女个性迥异，也反映出在
男女双方性格与所处环境各各有别的情状中，女子都以不同的方式和态度呈现出主导地位。这在《聊斋志异》中屡见不鲜。
《聊斋志异》中的人鬼遇合之境，充满了生命的惊喜和感动。在现实生活中，生死之隔一向被认为是最不可逾越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相通也极为难得和珍贵。《聊斋》遇鬼故事不仅写人与鬼分别冲破了阴阳之阻，且人与鬼赤诚相见，极易沟通，若千古知音一夕相聚，鬼遇竟成知己之遇，从而照亮了彼此的灵魂和生命。如《鲁公女》一篇：招张远于旦，性疏狂不羁。读书萧寺，时邑令鲁公，三韩人，有女好猎。生遇诸野，见其风姿娟秀，着锦貂裘，跨小骊驹，翩然若画。归忆容华，极易钦想。后闻女暴卒，悼叹欲绝......一夕，挑灯夜读，忽举首，则闻女子含笑立灯下。生惊起致问。女曰：“感君之情，不能自已，遂不避私奔之嫌。（注）”生大喜，遂共欢好。
这是生命中何等的慰藉！在生死茫茫与苦苦思念中，心上人以女鬼的身份飘然而至。人鬼相遇竟成了人世间最美妙的瞬间！《聂小倩》中，宁采臣与小倩从对头变为爱人，人鬼牵手，生死与共，使小倩卑贱的鬼生活变的纯洁高尚，也使宁采臣原本平淡的生活变得丰满和激扬。《小谢》中陶生结识女鬼小谢和秋容，从开始时的敌对到终因陶生之爱而相继复生。借助爱的力量事生者不死、死者重生，这既是生命的奇迹，又是一曲生命的赞歌。与其说是幸遇、奇遇、艳遇，可惜人生这样的遇合太少了。
（二）审美趣味独特
《聊斋志异》中的人鬼遇合之境，是神秘意识与艺术想象力的结合，幻境与诗境的交融。在故事的特定的时空中固然鬼影幢幢，极富刺激性与恐怖感，但那个似真似梦的世界时空灵的、深远的、诗意盎然的。这是蒲松龄沉浸于其热爱的文学创作境界，又钟情于鬼狐想象的必然反映。蒲松龄才华横溢却困于场屋，大半生在缙绅人家坐馆，教书之余暇，便是静默的读书和写作。孤寂的夜晚既静谧又渺远。况周颐《惠风词话》有云：
人静垂帘，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怀息机。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注）
许多诗词作者经常体验大这种典型物镜和心境，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也经常进入这样的境界，只是他带给这种境界以更为神秘的鬼狐想象，并且“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以此拓展了他生命的历验与灵魂的冒险。
蒲松龄的诗文中不乏鬼境描写。他的《祭李公著明老亲家文》写到： 呜呼！梦长醒短，鬼众人稀，坟楸露冷，荧火星辉。斜阳草瘦，暮雨松肥，穷泉不晓，冥路无归。（注）
蒲松龄晚年的是个更是他心声的流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真谛，灵魂的归宿。蒲松龄用诗性的智慧以传奇之笔志怪，把花妖鬼狐构成的世界审美化，既显示了志怪题材历久弥新的活性，也显示出他艺术创造的超越性和经典型。人与花妖鬼狐关系的这种变化，造成了新的因果关系，构成了新的世界，寄托作者的人生感受。再这
个被重新构造的世界里，更真切的表现了蒲松龄“人不如鬼”、“人不如怪”的感喟和对理想生存境界的向往。
蒲松龄在对文章的审美处理上，往往是其内在情感世界的外化。《聊斋志异》开篇《考城隍》，通过任务之梦，体现了虚实结合、真幻交织的艺术手法。还有《叶生》篇，文章主人翁叶生，简直就是蒲松龄的自我写照，尤其是落榜后的那段描写：“嗒丧而归，愧负知己，形销骨立，痴若木偶。”《聊斋志异》用来自灵魂的幻想营造了大量新颖、灵秀、精妙的假象，把灵魂放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营造出神奇魔幻、充满诗意的时空境界。蒲松龄特有的尴尬的现实处境、精神苦闷以及渴望心灵超越的祈愿，决定了他以传奇之笔志怪，借《聊斋志异》追慕自由的生命，展现自己的精神理想，宣示对理想生存状态的深情追索。
三、思想意蕴
就思想的深刻性而言，蒲松龄显然不是一个见识超拔、判断精透的文学家。批判科举，他没有吴敬梓的一针见血；讽喻社会，他没有纪呁的冷峻到位。但这位小说家不管在当时还是时至今日，都得到了极广的赞誉，并拥有为数甚重的读者群。蒲松龄的成功在于他把一己之爱欲、希冀、伤痛、悲哀、幻想、自怜自恋，乃至浅薄无聊，都真切的呈现出来，从而关照了普遍人性的欢乐哀愁、苦闷挣扎。
（一）人鬼可遇，性情相同
在现实生活中备受伤痛与孤苦之后，伴着一条凄清的影子，蒲松龄舔舐伤口、抚慰孤独的途径就是隐遁在《聊斋志异》中美丽的狐仙鬼魅的幻影中。他在自己的诗文中也曾流露过此种心境：“途中寂寞姑言鬼”（《途中》）、“十年颇得黄州(即东坡)意，冷雨寒灯夜话时”（《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注））。可见，作者在现实人生中的孤独催化了《聊斋志异》中人与花鬼狐妖的相依相恋的诞生。
蒲松龄名传千古，生前却仕途失意。在他的生命旅途上撒满了科举失意、生活潦倒与灵魂的痛苦挣扎，“风檐寒灯，谯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注）”（醉太平 庚午秋闱，二场再黜））。在苦求功名的同时，迫于生计，他又不得不设帐授学，奔波于缙绅人家。可以说蒲松龄大半生都是在孤零漂泊之中度过的，正是在这样的流浪人生中，蒲松龄创作了《聊斋志异》。基于这样的背景，《聊斋志异》成为孤独的蒲松龄的精神伴侣，他渴求在这里寻找知己来抚慰自己的孤独灵魂，而这一愿望的纠结在《聊斋志异》中以鬼狐的爱恋而得到消融。如在《白秋练》中，慕生“聪慧喜读”，然而其父“以文业迂，使去学而贾”，慕生仍经常“执卷哦诗，音节铿锵”，秋练听到他吟诗而相思成疾，后来再听到他吟诗即刻病愈。两人遂为知音。然而慕生生父以秋练“自总角时，把柁棹歌，无论微贱，抑亦不贞。”而不接受她，直至秋练用神术助其富而获其心，才得以与慕生成为眷属。文章一方面描述慕生的吟诗具有巨大的魅力，甚至可以治病救死，另一方面表现了秋练是如此的相信与迷恋慕生的诗才，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让人痴慕。从慕生的身上，我
们看到了蒲松龄的影子。他借以《聊斋志异》中美丽善良、可爱的花鬼狐妖，抚慰自己的灵魂，使他在虚幻的世界中满足了“自我实现的需要”，也促进了他对自我的一种肯定。
科举诗意造成的心态失衡科举失意造成的心态失衡及其著作在现世难觅知音, 共同构成了蒲松龄精神上的孤独, 他不得不再次遁身于心造的鬼幻世界中与可爱的花妖狐魅们进行对话, 以她们对他的人生价值的肯定来消融内心的孤独, 如在《 连城》《、 香玉》《、娇娜》《狐梦》等诸篇中描写了与狐仙女鬼们的交往以及她们给予他的敬重与对其作的赞扬, 特别是在《 狐梦》中, 作者将自己明白地在文章中交代出来, 借狐女之口来赞美自己的文名远
扬, 狐女遇于蒲松龄的朋友“聊斋与君文字交, 请烦作小传, 未必千载下无爱忆如君者。”文末蒲松龄感慨地说“: 有狐若此,则聊斋之笔墨有光荣矣! ”这是作者在孤独寂寞中假想象以自慰, 而且这样自慰的想象也正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所渴望得到的慰藉, 这样自慰的想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释了他精神上的孤独。
（二）以鬼的非凡性，寄托理想
《聊斋志异》中,以鬼的形象为主体内容的作品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集群。在文学创作中,这种现象固然与作者“喜人谈鬼”的思维方式相关,但鬼作为一种文化概念,更能凸现作者的人生思索的因素在于它的生命价值指向与潜在的历史文化语境。作者在现实人生的时空虚幻态下,试图通过描绘牛鬼蛇神的生命异象,展现历史发展过
程中人性在物化浊流中的迷失,剖析人类斤斤执持的知解理性的历史作用及其误失。
《聊斋志异》中的鬼形象,大多具有社会下层特征,他们中有未仕的士子、农民、商贾、妓女等等。作者将艺术的根深深地扎进社会底层,塑造出一个个具有特殊魅力与先锋特征的艺术形象。在“花面逢迎,世情如鬼”的《罗刹海市》里,马骥弃儒经商,经过艰难的原始积累,物质生活得到巨大满足,才华得以尽情施展;陈明允经过大海的死的洗礼,“箧中宝光充盈,由此富有巨万。声色豪奢,世家所不能及。”明显地张扬了下层人物的自主性,流露与王权世家分庭抗礼的人生价值祈向。作者把这种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寄托在虚幻的“聊斋世界”中，借以这些花妖鬼狐故事中的圆满结局来宽慰无法释怀的心灵。如《莲香》中的李通判女,厌恶自己的异化之身,“愤不归墓”,从麻木、懦弱的野性与粗俗中走出,摆脱了命运无奈的贞问,形成了完整的德性与知性合一生命灵质,透溢出极强的生命韧力。李通判女恢复人性人身,也映了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在血雨腥风的洗礼中对主体沉沦之境的省与反动,对能够改变这种状态的希望之情。
诚然,作者对现实的黑暗极为清醒,他的这种全面安排人生的理想只能作为文化创生前景,却缺少现实生成特质。他只好通过对鬼的关注舒销郁怀,故而引领长叹:“知我者,其在青？？？？？
林黑塞间乎!”。同时,作者让生命处于永恒的期待状态,以贞显自我存在,从而表明自己中流遏涛而不屑逃避,泛漾出浓郁的悲剧情怀。
（三）崇尚雅鬼
谈鬼是《聊斋志异》的显著特色。鬼界亦如人界,有治人者阶层,亦有治于人者社会。后者,即众多的无权无势的平头“百鬼”们,在《聊斋》中大致有四条出路:其一,死后在地下安居乐业。娶妻生子,贩南货北,接着阳间的日子继续过下去。其二,投胎转世。为自己的灵魂寻求一个好所在,并藉以改变生前的生存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其三,因积善施德升为鬼仙鬼吏,上升为统治阶层。其四,因德行败坏被冥律惩罚永世不得脱生甚至“死去”。 雅鬼，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二种，相对于对物质的薄求,他们更看重精神的满足。这里所说的精神满足,既有个人价值、道德修养的完满实现,又有人伦人情的和谐相处。
中国的“礼”观念由来已久。荀子在其《非相》篇中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注）“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准则,时时刻刻规范着人们的言行。遵礼而行就是道德,违礼而行就是不道德。浸淫于这样的“礼”文化氛围中,不特是人,就是埋首地下的鬼,骨子里不灭的也还是这种遵礼而行的自觉性。
除了那些大胆热情的女鬼,地下更有一些谨守礼仪,以礼抑情的“淑女”。自觉“人鬼难匹”的宦娘,虽然心慕温如春琴技,却只能躲在暗隅偷学,不敢现身。对礼的遵守可谓“毕恭毕敬”。对礼的自觉维护在《湘裙》中表现尤其突出。湘裙对晏仲有意,不提防泄漏心事,即遭到其姐的诟骂,谓其“淫婢不羞”。湘裙亦愧愤,“哭欲觅死”。
双方都表现出了对礼的认同和自觉。虽然“情”与“礼”出现了对立,但最终还是以符合礼的形式——兄妾送湘裙与晏仲完婚使“情”得以实现。在这里,“情”既受到“礼”的约束,“礼”又对“情”作了稍稍让步,最终以“情”与“礼”的和谐相处方式解决问题。
在《聊斋》中,褒扬“孝”、“悌”这方面内容的小说有《席方平》、《张诚》、《湘裙》等篇。在这些小说中,父子兄弟亲情(又是纲常伦理)与社会规则之“理”出现了和谐共存的局面,甚至“理”为“情”让路。如《席方平》,冥中为褒扬其“孝”,不但“籍羊氏之家以偿席生之孝”,而且席父亦因“念汝子孝义„„可再赐阳寿三纪”,而得以“九十余岁而卒”。奇迹是不可能的,诚如作者所言,“在人无此理,在天宁有此数乎!”(《湘裙》)情与理的矛盾是人们在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时经常遇到的问题。现实中,二者常常是不可调和的。但在鬼魂世界里,人们却找到了解决矛盾的途径,即“通情达理”。
在这个满漾着温暖的烟火气息,流淌着亲切的人伦亲情的鬼魂世界中,鬼法与人法无异但更清明;鬼德与人德无异但更纯正;鬼礼与人礼无异但更圆融;鬼情与人情无异但更真诚;从而也就使人感觉到鬼域与人域无异但更和谐。整个鬼魂世界就是一个温熙清朗有序的理想国。作者同其中的“国民”一样,对现实人生并未厌倦厌弃,而是始终保持着乐观进取的精神,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希望积极地参与生活生命的一切过程,并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广大和谐的生命价值的实现。这也正是《聊斋志异》百余篇鬼小说的文化神髓所在。
四 、结语
鬼形象是中国文学中一个特异的文化思存,表征着人对自然、人际关系的严格审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面对人生失途与死亡畏惧, 以心造的幻影世界来补偿自己在世界的双重孤独，以一个个生动活泼、情意两浓的鬼怪故事和充满善良美好的花妖鬼狐的世界来弥补现实世界的坍塌，也为中国古代文学增添了一抹独特的亮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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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7】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