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亦言
四、恶性通货膨胀
蒋家王朝在大陆的复没，经济崩溃的重要性，绝不下于军事失败。其根本原因是如同蒋介石后来自省所言，执政20余年，他从未在民生问题上用过心。
无论是共区还是国统区，内战都给人民造成巨大的负担与损害。然而共区经济虽一度十分困难，却终于挺了过来，进而强有力地支持了中共的解放战争。国统区的经济基础好过共区，最后竟“愈勘愈乱”，濒于崩溃。
当国民党的党政军忙于“劫收”时，1945年11月7日，中共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通知：
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达此目的，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并于明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饥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
这样的文字，在蒋介石那儿，是一篇都看不到的。
战后经济乱象，首先开始于“劫收”。日本的企业或被肢解，或陷停顿。不少民营工厂被指为伪产，军政及特务人员借口肃奸，擅行封闭。以至机器锈蚀，原料被盗。法币与伪币兑换率之不合理，更令业者资金横遭劫掠。
日本投降后，原本囤积的货物涌入市场，物价突然回跌，带动黄金美钞下泻。不意两个月后，涌入市场的商品大致消耗殆尽，生产却未能恢复，物价又复回涨，从此走上不归路。最后导致整个经济崩溃。
这方面，南京政府“官僚资本”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所说的“官僚资本”，包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按其资本性质，又可分两类。
其一是官僚所有资本，如宋氏家族的孚中公司，孔氏家族的扬子公司等。虽为私营，但在经营运作过程中，享受种种官僚特权所提供的方便。
其二是国营的机构企业。金融方面有“四行两局”(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工业方面有“资源委员会”及其下属企业。通过“劫收”，其数量与规模有很大扩张。
1946年夏，一群中国记者在庐山牯岭小学访问宋美龄，有位记者问她：宋子文和孔祥熙做了那么大的官为何还要经商赚钱？宋美龄不高兴地答道：“经商赚钱有什么罪过？你们难道没有看见美国的高官不少出身于商界吗？”出身商界与做官经商是两码事，宋美龄该不会不懂！
由于“官僚资本”在中国相关经济领域占据垄断地位。蒋介石信用“戚属”，独裁体制又使其处于无人、无力监督状况。这使得豪门权贵得以利用权力影响，贪污聚敛，愈演愈烈。
政策错误与贪腐，是经济崩溃另一原因。这儿说一下黄金风潮案。
战后南京政府握有9亿美元外汇，价值4亿美元的黄金，10亿美元的敌伪产。行政院长宋子文声称进口外国货物与抛售黄金，即可改变供应缺乏现象，并使法币回笼，遏止通货膨胀。于是奢侈品加征50%关税后亦准进口，外汇由政府供给。民营工业进行生产所需外汇，反难获准，以致无法生产。而市场充斥外货，尤其是美国货，对民营企业更是一大打击。
1946年3月8日，宋子文令中央银行将库存黄金按市价抛售。至1947年2月，共抛售黄金353万两，占库存黄金的60％，回笼法币9989亿元。同期，法币却增发了32483亿元，回笼法币仅占其中1／3。以抛售黄金控制法币膨胀政策完全失败。
在抛售黄金期间，南京达官富商豪门权贵大量抢购黄金。他们除拿出自己的钞票外，还向“四行两局”贷款（举例来说，某人贷得100万买入黄金，几天后金价上涨，他只要脱手80%黄金，就足以还本付息，余下20%黄金就是净赚）。仅在1946年12月初，四行总联络处就放出“生产贷款”560亿元。因此黄金价格陡涨，美元价格也大涨，物价更被带动飞涨。此即“黄金风潮案”。在此风潮中，一些官僚资本家，抢购大量黄金存入国外，大发横财。许多企业也以大量资金争购黄金而停止了生产。
金价上涨带动物价一再狂涨。上海的米价1946年涨了15倍，1947年则涨了20倍，其他与市民生活密切的商品也无一不涨。社会动荡不安，各报充斥“物价如脱缰之马，各地粮价飞升，平民叫苦连天。”“百物一致报涨，市上一片混乱”之类报道。1947年2月中旬，上海多家米店、银楼，被愤怒的市民捣毁。随后，风潮扩及广州、武汉、长沙等地。
面对如此乱象，蒋介石急令停止抛售黄金。2月16日，行政院发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重新实施黄金管制，禁止黄金买卖。
停售黄金引来更为严重的抢购风潮，迅速由上海蔓延至全国各地。社会危机如决堤之水，无法抵挡。
金价狂涨带动物价狂涨与物资抢购，许多家庭财产缩水三成。商店囤积居奇，不愿出售货物。市民也开始加入到的抢购风潮中去。一些中小工商业者为了保本保值，抽出部分流动资金购买与生产无关的物资。许多企业在风潮中破了产，工农百姓生活更形困苦。
黄金风潮闹得民不聊生，国民党内就有人呼吁，要彻查黄金案的责任。各派系不同的动机，汇成一股打倒宋子文的浪潮，酿成国民党的激烈内斗。为示“中正”，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彻查“黄金风潮案”。由监察院委派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4名监委，负责清查此案。
通过一段时间明察暗访，4监委查获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同丰余号经理詹莲生，操纵上海金市攫取20多万两黄金的事实。其中自然少不了詹莲生与中行总裁贝祖贻、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和副局长杨安仁等人的勾结。
詹莲生与贝家有亲戚关系。早在贝祖诒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时，两人即已在外汇买卖上大捞一票。林凤苞、林仁安一直是贝祖诒亲信。贝祖诒任中央银行总裁，就把这两个亲信捎上，当了央行业务局正副局长。贝、詹、林、杨，实质上是以同丰余为掩护的一个贪污团伙，被上海市民称为“金牛党”。
进一步调查发现，同丰余竟没有向政府备过案，是一家非法商铺。再顺藤摸瓜，最后查到贝祖诒、宋子文头上。
4监委向贝祖诒询问抛售黄金情况。贝傲慢地回答说：“央行原有库存总数，从1946年3月至11月的抛售总数和现存底数都有，但事关机密，奉主席（蒋介石）谕，对任何人不能公开。”问宋子文，也如此答。
监委们只好硬着头皮给蒋介石打电报，询问抛售黄金数量。蒋介石默不作答。碰上过不去的门槛，监委们只好不了了之。
此案最后，宋子文承认“政策运用”不当，辞去行政院长之职，改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被撤职。詹莲生、林凤苞、杨仁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詹12年；林、杨分别7年。但经过打点，3人后来“保外就医”，依旧逍遥法外。
黄金之外，还有外汇。1946年3月4日，南京政府正式开放外汇市场，中央银行奉命无限制买卖外汇。定美金1元合法币2020元，再提高至3000元，美钞仍然上涨。由于外国货排山倒海般涌入中国市场。出口则处于完全停止状态，外汇有出无进，国际收支急剧恶化，而在社会动荡背景下人们对外币的信任、资金外逃和外汇投机等，外汇储备逐渐枯竭。8月19日，南京政府不得不放弃维持固定汇率，改行机动汇率。将官价汇率提高到3335元，市场汇率也立即从2500元升至3700元，引起整个物价波动。11月，国库外汇耗去一半。1947年2月，美钞1元由法币1万元涨至1.8万元，黄金1两由50万元涨至93万元，国库存储的9亿美元外汇仅余1亿，大部入于权贵豪门。2月16日，南京政府宣布经济紧急措置方案，禁止黄金、美钞买卖，重施物价管制，冻结薪水、工资。1个月后，黄金、美钞黑市出现，商品亦流入黑市，物价如脱缰之马，特别是粮食纱布。5月，浙江、四川发生抢粮风潮，限价撤销，管制政策失败。8月，美钞1元涨至法币4、5万元，黄金1两涨至250万元。12月，发行2万、4万、10万元大额法币，米每石由40万元跃至100余万元，一般物价高过去年15倍。
造成经济崩溃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蒋介石的巨额军费开支。内战军费一项，就占全年总开支的80％。1947年，南京政府全年收入为17亿元，而军费开支高达100亿元左右。此外83亿元赤字，全“靠印刷机来弥补”。
1945年度，岁入为2430余亿元；岁出为12590亿余元。赤字为10000余亿元，百分比为81％。
1946年收入为19791亿余元；岁出为55672亿元，赤字为43000余亿元， 百分比为 75％。
1947年：岁入为130000亿余元；岁出为400000亿余元，赤字为270000 亿余元，百分比为78％。
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时，法币的发行额是5,569亿元，比1937年6月的14.1亿元增加了392倍，增加幅度已经不小，但与以后的发行量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1945年底，法币发行量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0,319亿元，与8月相比，几乎翻了一番；1946年底更增至37,261亿元，比上年底增加了2.6倍；1947年12月高达331,885亿元，在1946年的基础上又增加近8倍；1948年8月21日，竟高达6,636,946亿元之巨，短短8个月里增加了19倍，“币值已贬到不及它本身纸价及印刷费的价值”。
1946年7、8两个月，每月印钞票1亿元；9月份印钞票2亿元；12月份上海印钞厂每日印钞230余亿元。因国内印钞供应不上，南京政府又到美、英两国去印。到1946年11月19日。运到上海之钞票已有万箱以上。到1947年，上海已有5家大印钞厂。日夜不停地印，每分钟印出1600万元。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量已达1200万亿元。恶性通货膨胀再也无法控制。
表现在物价上，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发了一条电讯，它给出了一个很具讽刺意味的物价比较: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头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
于是，有了“金圆券”。
作者：亦言
四、恶性通货膨胀
蒋家王朝在大陆的复没，经济崩溃的重要性，绝不下于军事失败。其根本原因是如同蒋介石后来自省所言，执政20余年，他从未在民生问题上用过心。
无论是共区还是国统区，内战都给人民造成巨大的负担与损害。然而共区经济虽一度十分困难，却终于挺了过来，进而强有力地支持了中共的解放战争。国统区的经济基础好过共区，最后竟“愈勘愈乱”，濒于崩溃。
当国民党的党政军忙于“劫收”时，1945年11月7日，中共发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通知：
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达此目的，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并于明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饥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
这样的文字，在蒋介石那儿，是一篇都看不到的。
战后经济乱象，首先开始于“劫收”。日本的企业或被肢解，或陷停顿。不少民营工厂被指为伪产，军政及特务人员借口肃奸，擅行封闭。以至机器锈蚀，原料被盗。法币与伪币兑换率之不合理，更令业者资金横遭劫掠。
日本投降后，原本囤积的货物涌入市场，物价突然回跌，带动黄金美钞下泻。不意两个月后，涌入市场的商品大致消耗殆尽，生产却未能恢复，物价又复回涨，从此走上不归路。最后导致整个经济崩溃。
这方面，南京政府“官僚资本”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所说的“官僚资本”，包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按其资本性质，又可分两类。
其一是官僚所有资本，如宋氏家族的孚中公司，孔氏家族的扬子公司等。虽为私营，但在经营运作过程中，享受种种官僚特权所提供的方便。
其二是国营的机构企业。金融方面有“四行两局”(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工业方面有“资源委员会”及其下属企业。通过“劫收”，其数量与规模有很大扩张。
1946年夏，一群中国记者在庐山牯岭小学访问宋美龄，有位记者问她：宋子文和孔祥熙做了那么大的官为何还要经商赚钱？宋美龄不高兴地答道：“经商赚钱有什么罪过？你们难道没有看见美国的高官不少出身于商界吗？”出身商界与做官经商是两码事，宋美龄该不会不懂！
由于“官僚资本”在中国相关经济领域占据垄断地位。蒋介石信用“戚属”，独裁体制又使其处于无人、无力监督状况。这使得豪门权贵得以利用权力影响，贪污聚敛，愈演愈烈。
政策错误与贪腐，是经济崩溃另一原因。这儿说一下黄金风潮案。
战后南京政府握有9亿美元外汇，价值4亿美元的黄金，10亿美元的敌伪产。行政院长宋子文声称进口外国货物与抛售黄金，即可改变供应缺乏现象，并使法币回笼，遏止通货膨胀。于是奢侈品加征50%关税后亦准进口，外汇由政府供给。民营工业进行生产所需外汇，反难获准，以致无法生产。而市场充斥外货，尤其是美国货，对民营企业更是一大打击。
1946年3月8日，宋子文令中央银行将库存黄金按市价抛售。至1947年2月，共抛售黄金353万两，占库存黄金的60％，回笼法币9989亿元。同期，法币却增发了32483亿元，回笼法币仅占其中1／3。以抛售黄金控制法币膨胀政策完全失败。
在抛售黄金期间，南京达官富商豪门权贵大量抢购黄金。他们除拿出自己的钞票外，还向“四行两局”贷款（举例来说，某人贷得100万买入黄金，几天后金价上涨，他只要脱手80%黄金，就足以还本付息，余下20%黄金就是净赚）。仅在1946年12月初，四行总联络处就放出“生产贷款”560亿元。因此黄金价格陡涨，美元价格也大涨，物价更被带动飞涨。此即“黄金风潮案”。在此风潮中，一些官僚资本家，抢购大量黄金存入国外，大发横财。许多企业也以大量资金争购黄金而停止了生产。
金价上涨带动物价一再狂涨。上海的米价1946年涨了15倍，1947年则涨了20倍，其他与市民生活密切的商品也无一不涨。社会动荡不安，各报充斥“物价如脱缰之马，各地粮价飞升，平民叫苦连天。”“百物一致报涨，市上一片混乱”之类报道。1947年2月中旬，上海多家米店、银楼，被愤怒的市民捣毁。随后，风潮扩及广州、武汉、长沙等地。
面对如此乱象，蒋介石急令停止抛售黄金。2月16日，行政院发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重新实施黄金管制，禁止黄金买卖。
停售黄金引来更为严重的抢购风潮，迅速由上海蔓延至全国各地。社会危机如决堤之水，无法抵挡。
金价狂涨带动物价狂涨与物资抢购，许多家庭财产缩水三成。商店囤积居奇，不愿出售货物。市民也开始加入到的抢购风潮中去。一些中小工商业者为了保本保值，抽出部分流动资金购买与生产无关的物资。许多企业在风潮中破了产，工农百姓生活更形困苦。
黄金风潮闹得民不聊生，国民党内就有人呼吁，要彻查黄金案的责任。各派系不同的动机，汇成一股打倒宋子文的浪潮，酿成国民党的激烈内斗。为示“中正”，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彻查“黄金风潮案”。由监察院委派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4名监委，负责清查此案。
通过一段时间明察暗访，4监委查获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同丰余号经理詹莲生，操纵上海金市攫取20多万两黄金的事实。其中自然少不了詹莲生与中行总裁贝祖贻、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和副局长杨安仁等人的勾结。
詹莲生与贝家有亲戚关系。早在贝祖诒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时，两人即已在外汇买卖上大捞一票。林凤苞、林仁安一直是贝祖诒亲信。贝祖诒任中央银行总裁，就把这两个亲信捎上，当了央行业务局正副局长。贝、詹、林、杨，实质上是以同丰余为掩护的一个贪污团伙，被上海市民称为“金牛党”。
进一步调查发现，同丰余竟没有向政府备过案，是一家非法商铺。再顺藤摸瓜，最后查到贝祖诒、宋子文头上。
4监委向贝祖诒询问抛售黄金情况。贝傲慢地回答说：“央行原有库存总数，从1946年3月至11月的抛售总数和现存底数都有，但事关机密，奉主席（蒋介石）谕，对任何人不能公开。”问宋子文，也如此答。
监委们只好硬着头皮给蒋介石打电报，询问抛售黄金数量。蒋介石默不作答。碰上过不去的门槛，监委们只好不了了之。
此案最后，宋子文承认“政策运用”不当，辞去行政院长之职，改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被撤职。詹莲生、林凤苞、杨仁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詹12年；林、杨分别7年。但经过打点，3人后来“保外就医”，依旧逍遥法外。
黄金之外，还有外汇。1946年3月4日，南京政府正式开放外汇市场，中央银行奉命无限制买卖外汇。定美金1元合法币2020元，再提高至3000元，美钞仍然上涨。由于外国货排山倒海般涌入中国市场。出口则处于完全停止状态，外汇有出无进，国际收支急剧恶化，而在社会动荡背景下人们对外币的信任、资金外逃和外汇投机等，外汇储备逐渐枯竭。8月19日，南京政府不得不放弃维持固定汇率，改行机动汇率。将官价汇率提高到3335元，市场汇率也立即从2500元升至3700元，引起整个物价波动。11月，国库外汇耗去一半。1947年2月，美钞1元由法币1万元涨至1.8万元，黄金1两由50万元涨至93万元，国库存储的9亿美元外汇仅余1亿，大部入于权贵豪门。2月16日，南京政府宣布经济紧急措置方案，禁止黄金、美钞买卖，重施物价管制，冻结薪水、工资。1个月后，黄金、美钞黑市出现，商品亦流入黑市，物价如脱缰之马，特别是粮食纱布。5月，浙江、四川发生抢粮风潮，限价撤销，管制政策失败。8月，美钞1元涨至法币4、5万元，黄金1两涨至250万元。12月，发行2万、4万、10万元大额法币，米每石由40万元跃至100余万元，一般物价高过去年15倍。
造成经济崩溃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蒋介石的巨额军费开支。内战军费一项，就占全年总开支的80％。1947年，南京政府全年收入为17亿元，而军费开支高达100亿元左右。此外83亿元赤字，全“靠印刷机来弥补”。
1945年度，岁入为2430余亿元；岁出为12590亿余元。赤字为10000余亿元，百分比为81％。
1946年收入为19791亿余元；岁出为55672亿元，赤字为43000余亿元， 百分比为 75％。
1947年：岁入为130000亿余元；岁出为400000亿余元，赤字为270000 亿余元，百分比为78％。
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时，法币的发行额是5,569亿元，比1937年6月的14.1亿元增加了392倍，增加幅度已经不小，但与以后的发行量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1945年底，法币发行量已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0,319亿元，与8月相比，几乎翻了一番；1946年底更增至37,261亿元，比上年底增加了2.6倍；1947年12月高达331,885亿元，在1946年的基础上又增加近8倍；1948年8月21日，竟高达6,636,946亿元之巨，短短8个月里增加了19倍，“币值已贬到不及它本身纸价及印刷费的价值”。
1946年7、8两个月，每月印钞票1亿元；9月份印钞票2亿元；12月份上海印钞厂每日印钞230余亿元。因国内印钞供应不上，南京政府又到美、英两国去印。到1946年11月19日。运到上海之钞票已有万箱以上。到1947年，上海已有5家大印钞厂。日夜不停地印，每分钟印出1600万元。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量已达1200万亿元。恶性通货膨胀再也无法控制。
表现在物价上，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发了一条电讯，它给出了一个很具讽刺意味的物价比较: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头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
于是，有了“金圆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