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西汉前期，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五位皇帝连续颁布了数量颇多的求贤诏书，体现了统治者求贤若渴的进取精神。然而，在不同时期，在不同治国理念的指导下，选贤的标准又是内在不同的。在诏书之下，是治国思想的体现，是人才观的反映。以“求贤诏”为切入点作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探究西汉前期的思想文化、政治生态，以及从文体学角度探究求贤诏书的写作文风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求贤诏 儒学 文风 一、汉初求贤以实用主义为核心 汉初实用主义人才观是时代环境的产物。自刘邦得天下至武帝刘彻登基这近百年间，黄老思想一直是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汉高祖刘邦认为他的天下“于马上得之”，忽视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当是时，儒者很难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1]P343在“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思想指导下，汉初经济复苏，政治局势平稳，政权得到巩固。汉初奉行黄老思想，同时兼顾法家思想，是法治指导下的道法并济，其实质并没有脱离秦代严酷控制的法家治国手段。文、景在诏书中，反复申言：“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夫吏者，民之师也。”《汉书·宣帝纪》中有这样一段话：“汉家自有法度，杂王霸而用之，奈何欲纯用周政，任儒生乎？”[2]P289可以很好地总结汉初治国思想的政治实质。道法并用、外道内法的治国理念，适应汉初重建战后社会秩序、削平尖锐的割据反抗势力、稳固统治基础的需要。 然而，在外道内法为统治集团大力倡导时，唯独陆贾、贾谊对儒家经典十分推崇，并对黄老思想进行了批判。他们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批判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陆贾以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为中心作《新语》，劝谏刘邦“于马上得天下，安可马上治天下？”贾谊与陆贾思想立足点基本一致：攻守异术。认为在兼并进取的时候，法术诈力是必要的，但统一之后，为了巩固政权，就应该改弦更张，施仁心、行仁政，以仁义为本，以礼治国，攻守异术的思想观念在当时无疑是一股异道新鲜之风。贾谊、陆贾等人围绕“攻守异术”大力弘扬和倡导儒术，使得统治集团注意到儒家治国理念对守天下的重要意义，为儒学正统地位打下基础。 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崇尚简朴、无为的道家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兴盛的经济文化生活。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为代表，黄老之术在整个政治、社会生活领域的统治地位到达顶峰，另一方面，也拉开了儒家思想登上政治舞台独领风骚的序幕。经过汉初近百年的休养生息，生产恢复，人民富足，与汉室初定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史记·平淮书》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文中极写文景之治期间人民生活富足，国家仓廪丰足，同时也指明在黄老极致简朴思想引导下导致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黄老思想中崇尚自然，提倡简朴，反对生活享受，反对文教、教化及物质文明进步的思想特质，到了汉武帝时代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甚至阻碍了社会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的进步。至此汉武帝顺应时代潮流，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适时的改变了人才观念，更新了选用人才的标准，以“疏于进取、精于守成”的儒生为主，由循资叙提升改为破格进用，由重武功改为重德行道艺。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并带来了治国理念、社会风气、思想观念、外交政策等各个方面的巨大改变。 二、武帝求贤诏凸显儒家人才观 西汉前期各位皇帝都重视人才的发掘，留存有大量的求贤诏书。在这些诏书中，历代皇帝都表现出思贤若渴、望天下贤士尽归之的爱才之心。对于贤才的标准谓何，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高祖以实用为贤，惠帝、文景帝崇尚道法。至武帝，以积极入世为核心价值的儒生成为选贤的主体。以儒家人才观为标准选拔人才，是从汉武帝时期确立的，他的求贤诏中也鲜明的体现出儒家人才观。 王绾、董仲舒“举贤才”观念成就了西汉人才辈出盛况。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三代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秀才）孝廉。”[3]P332于是武帝大范围制度化的要求各州郡广选茂才。《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朔元年十一月，下诏令有司察举孝廉，“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4]P569“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用处罚手段保证招贤纳士的有效施行，足见武帝纳贤之决心。由于武帝重视人才选拔，多次下诏求贤，因此人才济济，群星璀璨。可见汉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董仲舒。王绾是武帝宰相，在建元元年武帝求贤诏下达后，王绾请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奏罢。”武帝奏可。可见到了武帝时期选才标准已经由汉初时重道法、斥儒生，全面转换为独尊儒生。由此，天下学风为之一变，儒家经典成为天下文人求索之必读。 举孝廉是儒家人才观的政治表达。高祖、文景时期都曾下诏要求各州郡向朝廷举荐贤人。如《汉书·高帝纪》载：“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体现了刘邦礼贤下士，尊重人才的观念。文帝前二年，十二月望，日又食，文帝因而下诏：“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文帝把天有异象归结为自己疏忽选才任能的过失，可见选才在他心目中份量之重。可是，高祖及文景帝时期，并没有对贤能的标准有明确界定，并没有形成人才选拔和任用的体系。直到武帝元朔元年下诏令各级官员各郡国每年向朝廷举荐孝子廉吏，并细化了不同人口州郡选拔的比例，至此举孝廉成为定制。儒家重“忠”“孝”，对国家忠诚，对父母孝顺是儒家评价个人的必要标准。“孝廉”正符合儒家思想对人才的要求。被举之人，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自武帝起，察举成为入仕的清流正途。 儒家仁义、德治的治国理念是以德为贤人才观的来源。武帝元光元年策贤良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於岩廊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5]P212元光五年策贤良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两篇制诏时隔五年，起首两句均由上古圣王着笔，勾画上古治世图景，表达出对上古时期天下大治的向往。上古不用严刑峻法，就可使人民安定，无非是道德教化的作用。尧舜是儒家圣君的典范，武帝倾慕上古，实际是对儒术的认可。在元朔元年冬的求贤诏中，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写法：“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诏书中写到上古治世的根本原因是仁和义，也即儒家道德的核心品质。“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正是儒家提倡的做人做学问的关键；“三人行，必有我师”则反映了儒家尊师重教、虚心谦逊观念。 三、“浮新”到“弘奥”文风的转接 《文心雕龙》诏策篇中对汉代前期诏书的文风有过这样的评价：“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新；武帝崇儒，选言弘奥。”[6]P302文帝、景帝之前，不用儒生，所做诏书大多内容浮泛杂乱。汉武帝后独尊儒术，他启用大批儒生任职中朝机构，参与到诏书拟制中来，促使诏书文风宏伟深奥。文景以前，国家各项事业处于休整恢复状态，各项制度处于重建完善之中，人才的匮乏也给诏书的写作质量带来挑战。武帝以后，汉朝综合国力大大提升，雄踞东方。教育的发达、充沛的人才资源以及恢弘的大国气度也使得诏书中有了雄伟气象、日月光华。对比这两个时期的求贤诏，同样可以看出以上特色。 浮新文风是各派思想繁杂交融的结果。汉高祖刘邦及其统治集团出身布衣，少读诗书，又不任儒生，从而决定了其求贤诏书的风格是径情直叙，直白质朴的。如高祖十一年二月发布的《求贤诏》： …… 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这篇求贤诏明白晓畅的告诉天下贤人为皇帝出力的好处是得到尊贵的地位，有发现贤达之人要请到相国府，马车伺候等等，语言十分质朴。尾句更是直接喊出“衰老残废有病的人，不要送来”从中也能很显然地看出儒家学说并未得到刘邦的认同，刘邦选才以实用为标准。这和汉武帝崇儒之后诏书的典雅含蓄文风和尊老仁爱思想有着天壤之别。文帝景帝崇黄老，兼法术，所作求贤诏没有形成写作套路，也不引经据典，大多不加修饰，不事声华，就事论事。 弘奥文风是求贤诏中大量用经的结果。综观西汉前期求贤诏，可以看出汉武帝之前，包括高祖、惠帝、文景帝的求贤诏中没有用经的习惯，而汉武帝之后求贤诏中大量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汉武帝元光元年策贤良制曰：“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又如：“《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儒学经典充实了求贤诏的内容，从而使武帝的求贤诏书如日月照耀的光辉，如和风细雨的滋润，又有如重叠霹雳的声威。这正是汉武帝治国方略的反映，也是其贤人政治的思想根源。而“儒学化”诏书也对儒学的传播提供了上层通道，使得儒学更快速更广泛地传播。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吉林：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 [2][汉]班固：《汉书》宣帝纪.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姬汝茂：《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9. [4]钱玉林主编：《中华古代文化辞典》.山东：齐鲁书社，1996. [5][汉]董仲舒：《董子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
摘 要： 西汉前期，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刘彻，五位皇帝连续颁布了数量颇多的求贤诏书，体现了统治者求贤若渴的进取精神。然而，在不同时期，在不同治国理念的指导下，选贤的标准又是内在不同的。在诏书之下，是治国思想的体现，是人才观的反映。以“求贤诏”为切入点作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探究西汉前期的思想文化、政治生态，以及从文体学角度探究求贤诏书的写作文风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求贤诏 儒学 文风 一、汉初求贤以实用主义为核心 汉初实用主义人才观是时代环境的产物。自刘邦得天下至武帝刘彻登基这近百年间，黄老思想一直是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汉高祖刘邦认为他的天下“于马上得之”，忽视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当是时，儒者很难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1]P343在“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思想指导下，汉初经济复苏，政治局势平稳，政权得到巩固。汉初奉行黄老思想，同时兼顾法家思想，是法治指导下的道法并济，其实质并没有脱离秦代严酷控制的法家治国手段。文、景在诏书中，反复申言：“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夫吏者，民之师也。”《汉书·宣帝纪》中有这样一段话：“汉家自有法度，杂王霸而用之，奈何欲纯用周政，任儒生乎？”[2]P289可以很好地总结汉初治国思想的政治实质。道法并用、外道内法的治国理念，适应汉初重建战后社会秩序、削平尖锐的割据反抗势力、稳固统治基础的需要。 然而，在外道内法为统治集团大力倡导时，唯独陆贾、贾谊对儒家经典十分推崇，并对黄老思想进行了批判。他们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批判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陆贾以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为中心作《新语》，劝谏刘邦“于马上得天下，安可马上治天下？”贾谊与陆贾思想立足点基本一致：攻守异术。认为在兼并进取的时候，法术诈力是必要的，但统一之后，为了巩固政权，就应该改弦更张，施仁心、行仁政，以仁义为本，以礼治国，攻守异术的思想观念在当时无疑是一股异道新鲜之风。贾谊、陆贾等人围绕“攻守异术”大力弘扬和倡导儒术，使得统治集团注意到儒家治国理念对守天下的重要意义，为儒学正统地位打下基础。 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崇尚简朴、无为的道家思想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兴盛的经济文化生活。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为代表，黄老之术在整个政治、社会生活领域的统治地位到达顶峰，另一方面，也拉开了儒家思想登上政治舞台独领风骚的序幕。经过汉初近百年的休养生息，生产恢复，人民富足，与汉室初定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史记·平淮书》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文中极写文景之治期间人民生活富足，国家仓廪丰足，同时也指明在黄老极致简朴思想引导下导致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黄老思想中崇尚自然，提倡简朴，反对生活享受，反对文教、教化及物质文明进步的思想特质，到了汉武帝时代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甚至阻碍了社会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的进步。至此汉武帝顺应时代潮流，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适时的改变了人才观念，更新了选用人才的标准，以“疏于进取、精于守成”的儒生为主，由循资叙提升改为破格进用，由重武功改为重德行道艺。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并带来了治国理念、社会风气、思想观念、外交政策等各个方面的巨大改变。 二、武帝求贤诏凸显儒家人才观 西汉前期各位皇帝都重视人才的发掘，留存有大量的求贤诏书。在这些诏书中，历代皇帝都表现出思贤若渴、望天下贤士尽归之的爱才之心。对于贤才的标准谓何，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高祖以实用为贤，惠帝、文景帝崇尚道法。至武帝，以积极入世为核心价值的儒生成为选贤的主体。以儒家人才观为标准选拔人才，是从汉武帝时期确立的，他的求贤诏中也鲜明的体现出儒家人才观。 王绾、董仲舒“举贤才”观念成就了西汉人才辈出盛况。董仲舒一生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三代西汉王朝的极盛时期。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秀才）孝廉。”[3]P332于是武帝大范围制度化的要求各州郡广选茂才。《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朔元年十一月，下诏令有司察举孝廉，“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4]P569“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用处罚手段保证招贤纳士的有效施行，足见武帝纳贤之决心。由于武帝重视人才选拔，多次下诏求贤，因此人才济济，群星璀璨。可见汉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董仲舒。王绾是武帝宰相，在建元元年武帝求贤诏下达后，王绾请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奏罢。”武帝奏可。可见到了武帝时期选才标准已经由汉初时重道法、斥儒生，全面转换为独尊儒生。由此，天下学风为之一变，儒家经典成为天下文人求索之必读。 举孝廉是儒家人才观的政治表达。高祖、文景时期都曾下诏要求各州郡向朝廷举荐贤人。如《汉书·高帝纪》载：“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体现了刘邦礼贤下士，尊重人才的观念。文帝前二年，十二月望，日又食，文帝因而下诏：“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文帝把天有异象归结为自己疏忽选才任能的过失，可见选才在他心目中份量之重。可是，高祖及文景帝时期，并没有对贤能的标准有明确界定，并没有形成人才选拔和任用的体系。直到武帝元朔元年下诏令各级官员各郡国每年向朝廷举荐孝子廉吏，并细化了不同人口州郡选拔的比例，至此举孝廉成为定制。儒家重“忠”“孝”，对国家忠诚，对父母孝顺是儒家评价个人的必要标准。“孝廉”正符合儒家思想对人才的要求。被举之人，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自武帝起，察举成为入仕的清流正途。 儒家仁义、德治的治国理念是以德为贤人才观的来源。武帝元光元年策贤良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於岩廊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5]P212元光五年策贤良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两篇制诏时隔五年，起首两句均由上古圣王着笔，勾画上古治世图景，表达出对上古时期天下大治的向往。上古不用严刑峻法，就可使人民安定，无非是道德教化的作用。尧舜是儒家圣君的典范，武帝倾慕上古，实际是对儒术的认可。在元朔元年冬的求贤诏中，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写法：“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诏书中写到上古治世的根本原因是仁和义，也即儒家道德的核心品质。“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正是儒家提倡的做人做学问的关键；“三人行，必有我师”则反映了儒家尊师重教、虚心谦逊观念。 三、“浮新”到“弘奥”文风的转接 《文心雕龙》诏策篇中对汉代前期诏书的文风有过这样的评价：“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新；武帝崇儒，选言弘奥。”[6]P302文帝、景帝之前，不用儒生，所做诏书大多内容浮泛杂乱。汉武帝后独尊儒术，他启用大批儒生任职中朝机构，参与到诏书拟制中来，促使诏书文风宏伟深奥。文景以前，国家各项事业处于休整恢复状态，各项制度处于重建完善之中，人才的匮乏也给诏书的写作质量带来挑战。武帝以后，汉朝综合国力大大提升，雄踞东方。教育的发达、充沛的人才资源以及恢弘的大国气度也使得诏书中有了雄伟气象、日月光华。对比这两个时期的求贤诏，同样可以看出以上特色。 浮新文风是各派思想繁杂交融的结果。汉高祖刘邦及其统治集团出身布衣，少读诗书，又不任儒生，从而决定了其求贤诏书的风格是径情直叙，直白质朴的。如高祖十一年二月发布的《求贤诏》： …… 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这篇求贤诏明白晓畅的告诉天下贤人为皇帝出力的好处是得到尊贵的地位，有发现贤达之人要请到相国府，马车伺候等等，语言十分质朴。尾句更是直接喊出“衰老残废有病的人，不要送来”从中也能很显然地看出儒家学说并未得到刘邦的认同，刘邦选才以实用为标准。这和汉武帝崇儒之后诏书的典雅含蓄文风和尊老仁爱思想有着天壤之别。文帝景帝崇黄老，兼法术，所作求贤诏没有形成写作套路，也不引经据典，大多不加修饰，不事声华，就事论事。 弘奥文风是求贤诏中大量用经的结果。综观西汉前期求贤诏，可以看出汉武帝之前，包括高祖、惠帝、文景帝的求贤诏中没有用经的习惯，而汉武帝之后求贤诏中大量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汉武帝元光元年策贤良制曰：“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又如：“《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儒学经典充实了求贤诏的内容，从而使武帝的求贤诏书如日月照耀的光辉，如和风细雨的滋润，又有如重叠霹雳的声威。这正是汉武帝治国方略的反映，也是其贤人政治的思想根源。而“儒学化”诏书也对儒学的传播提供了上层通道，使得儒学更快速更广泛地传播。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吉林：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 [2][汉]班固：《汉书》宣帝纪.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姬汝茂：《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9. [4]钱玉林主编：《中华古代文化辞典》.山东：齐鲁书社，1996. [5][汉]董仲舒：《董子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