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消费泛滥并非今日成灾，古已有之。
追宗溯源，西周时已形成公车消费制度，即做到一定级别的官就要配备公车，级别越高，公车越好，国家不能让官员出无车。这可以用《论语·先进》里讲到一个故事为证，说是颜回死了，他的父亲恳求孔子卖掉车子，为得意门生买副棺材，孔子却拒绝了：“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颜回一生追随孔子，视师若父，在周游列国的一路上，总是鞍前马后，照料孔子的饮食起居。颜回英年早逝，孔子哭之极恸，痛如丧子，悲呼：“天丧我矣！天丧我矣！”但是孔子严正拒绝了颜父的请求，理由是他要严格遵循礼乐。周礼规定大夫不可徒行，孔子曾任鲁国司寇，是大夫一级的官员，孔子认为自己不能卖车步行，违背礼乐。
公车消费这种福利制度，在古代被包装成温情脉脉的“礼乐”。这里的“礼乐”是“周公制礼乐”的“礼乐”，这个礼乐是一种制度，是维护宗法贵族政治的“基本国策”，对人具有约束力。因此，作为礼乐之一部分的公车消费，从一开始并非见不得人的事，乃名正言顺，堂而皇之的事。其次，这个礼乐是针对天子、诸侯、大夫等贵族、官吏的礼数，“礼不下庶人”，与庶人无关，庶人除了提供给养之外，不享受这些福利。其三，公车消费的制度化、等级化，决定了其必然趋向于奢侈淫靡，耗帑巨费。
公车消费是礼乐所定，礼乐规定大夫不可徒行，那么大夫、士人“出无车”被视为不合身份、奇耻大辱的事，故冯谖出无车，才如此埋怨:“如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食无鱼！”（《战国策·齐策》）。
这冯谖其实只是孟尝君的一个食客而已，孟尝君也按礼乐，将食客分成三等，一等有鱼有车，二等有鱼无车，三等“草具”，出入自便。冯谖是三等，自然出无车、食无鱼。但冯谖是会叫的孩子有奶吃，后来也属于享受公车一族。
古代的“公车”不只马车，还有肩舆（轿子）和船，这些交通工具在古代并不是人人可以享受的，古代士大夫（官僚）是“乘车骑马的阶级，庶人及贱民通常皆步行，或只能乘用指定的一定形式的交通工具。汉高祖曾下诏规定，商贾不许乘车骑马，唐时也不许工商乘马，庶人僧道并在禁内。元时娼家出入亦不许乘坐车马。”（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版）
公车的使用等级森严，与不同品级的官员身份相称。拿轿子来说，官越大，抬轿的人越多，一般而言，七品官多为四抬，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乘八抬，皇帝出宫是十六抬，规格最高。官员坐公车出行，鸣锣开道，前呼后拥，百姓见之肃静、回避，官威八面，一如现在重要官员出行要警车开道。
轿子是“公车”里的极品，其特点是“以人代畜”，最符合“人上人”的炫耀心理，更显官员的地位和身份，人生成就无不写在坐轿一事上。唐代轿子（肩舆）仅供皇室贵族宰相三公等使用。五代至宋初的舆服制规定，官吏只准骑马不得坐轿。宰相赵普有足疾，宋太宗特许他坐轿子；四朝元老文彦博年老体弱，宋真宗特准他坐轿上朝，这都是特殊的恩宠。
宋室“自南渡后至今，则无人不乘轿”（朱熹《朱子语类》）。此风一开，人人争相坐轿。不过，明清坐轿都有标准，《清史稿》记载：“汉官三品以上、京堂舆顶用银，盖帏用皂。在京舆夫四人，出京八人。四品以下文职，舆夫二人，舆顶用锡。直省督、抚，舆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职以上，舆夫四人。杂职乘马……庶民车，黑油，齐头，平顶，皂幔。轿同车制。其用云头者禁止。”这就是说，“八抬大轿”只有直省督、抚和出京的三品以上的高官可以享用，其他官吏只能坐“四人小轿”或“二人小轿”，违例者会被处罚。
公车消费的另一大头就全国驿站的公车供给。古代有一套完整的驿政，驿站是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自有唐一代，除了中央政府设“驿”，地方政府还设“馆”，这个“馆”制似乎并没有废弃，现在各地的“政府接待办”仍保留其古风。
来往官员住进驿馆，可享受与官品相符的公车服务。如唐代《公式令》规定：“给驿，职事三品以上若王四匹，四品及国公已上三匹，五品及爵三品已上二匹；散官、前官各递减职事官一匹，余官爵（六品以下官、四品以下爵）及无品人，各一匹，皆数外别给驿子，此外须将典吏者，临时量给。”连六品以下官吏都可享受驿馆的公车消费，这待遇委实不差。
公车消费既然符合“礼乐”，历朝都“按规矩办事”，官僚该坐，坐，该享受，享受。正常情况无须赘言，但有一些官僚“克己复礼”以至过度的公车消费行为，用今天的说法是超标使用公车。在此举一例，即张永明揭发的一个案子。
这张永明是明朝嘉靖十四年（1535年）的进士，被擢拔为南京刑科给事中，累官刑部尚书，改左都御史。他因连续弹劾张瓒、严嵩等权臣，为朝野敬惮。有一年，张御史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要求查处一个公车消费严重超标的官员，这个官员是南京太仆寺卿王某，升光禄寺卿（正三品），在赴任时，王某和家口坐八抬大轿三乘，四人大轿四乘，总共用了340个扛夫和轿夫，一天花费差银40余两，从南京到陕西三千里路，耗费差银不下千两。“当年一两白银的购买力按最低200元人民币计算，一个人赴任，仅仅轿子费用达20万元。”（梁发芾《历代官员的“坐骑”情结》，载2011年6月4日《新快报》）
据《明史》记载：“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明令文武官员可以坐轿的，只能坐“四人小轿”，不能坐“八抬大轿”，这个专管马政的王某，包括家口，都没有资格“擅用八人者”，如此违制张扬炫耀，被御史上奏弹劾自是活该。不过，从这个官僚的事例也看得出，当时官员们非常热衷于坐轿子，就象现在的官员热衷于超标坐豪车一样，禁而不止，所以明中后期对官员违例乘轿已是放任自流。
疯狂的公车消费加重财政负担，也激起了民愤，为维护帝王的江山永固，历代统治者都厉行惩治公车消费。譬如朱元璋严厉禁止官员坐轿（其实就是现在不准配豪华公车），规定“国朝文武大臣皆乘马，自景泰以后，例许用轿。勋戚一品，惟年老宠优者方敢陈请，其他则不允许”；朱元璋还明文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后在《应合给驿条例》中限定符合用驿马驿船的条件，不合者擅自乘驿传船马，违者重罚。《大清律例》不仅严格禁止满汉文武大臣乘轿，还严禁在满人居住的内城设立赁轿行。但，这些“公车改革”都不算大，写进法律的条文似乎一一被官僚突破，官员的公车消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较之古代，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下发的各种严禁、禁止、不准、不得、不许等禁令、规定、条例不计其数，绝对不比古人差，但公车顽疾久愈。日前，有消息称，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我国将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只保留省部级以上官员专车。省部级以下的官员用车，即“一般公务用车”，或说给中下级官员配公专，在古代是符合“礼乐”的，但未必符合现代政治要求以及当下民意，那么，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对治疗公车腐败顽疾会如何呢？民众的回答是：不看广告，看疗效。
（责任编辑：王晶）
公车消费泛滥并非今日成灾，古已有之。
追宗溯源，西周时已形成公车消费制度，即做到一定级别的官就要配备公车，级别越高，公车越好，国家不能让官员出无车。这可以用《论语·先进》里讲到一个故事为证，说是颜回死了，他的父亲恳求孔子卖掉车子，为得意门生买副棺材，孔子却拒绝了：“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颜回一生追随孔子，视师若父，在周游列国的一路上，总是鞍前马后，照料孔子的饮食起居。颜回英年早逝，孔子哭之极恸，痛如丧子，悲呼：“天丧我矣！天丧我矣！”但是孔子严正拒绝了颜父的请求，理由是他要严格遵循礼乐。周礼规定大夫不可徒行，孔子曾任鲁国司寇，是大夫一级的官员，孔子认为自己不能卖车步行，违背礼乐。
公车消费这种福利制度，在古代被包装成温情脉脉的“礼乐”。这里的“礼乐”是“周公制礼乐”的“礼乐”，这个礼乐是一种制度，是维护宗法贵族政治的“基本国策”，对人具有约束力。因此，作为礼乐之一部分的公车消费，从一开始并非见不得人的事，乃名正言顺，堂而皇之的事。其次，这个礼乐是针对天子、诸侯、大夫等贵族、官吏的礼数，“礼不下庶人”，与庶人无关，庶人除了提供给养之外，不享受这些福利。其三，公车消费的制度化、等级化，决定了其必然趋向于奢侈淫靡，耗帑巨费。
公车消费是礼乐所定，礼乐规定大夫不可徒行，那么大夫、士人“出无车”被视为不合身份、奇耻大辱的事，故冯谖出无车，才如此埋怨:“如长铗归来乎！出无车；长铗归来乎！食无鱼！”（《战国策·齐策》）。
这冯谖其实只是孟尝君的一个食客而已，孟尝君也按礼乐，将食客分成三等，一等有鱼有车，二等有鱼无车，三等“草具”，出入自便。冯谖是三等，自然出无车、食无鱼。但冯谖是会叫的孩子有奶吃，后来也属于享受公车一族。
古代的“公车”不只马车，还有肩舆（轿子）和船，这些交通工具在古代并不是人人可以享受的，古代士大夫（官僚）是“乘车骑马的阶级，庶人及贱民通常皆步行，或只能乘用指定的一定形式的交通工具。汉高祖曾下诏规定，商贾不许乘车骑马，唐时也不许工商乘马，庶人僧道并在禁内。元时娼家出入亦不许乘坐车马。”（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版）
公车的使用等级森严，与不同品级的官员身份相称。拿轿子来说，官越大，抬轿的人越多，一般而言，七品官多为四抬，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乘八抬，皇帝出宫是十六抬，规格最高。官员坐公车出行，鸣锣开道，前呼后拥，百姓见之肃静、回避，官威八面，一如现在重要官员出行要警车开道。
轿子是“公车”里的极品，其特点是“以人代畜”，最符合“人上人”的炫耀心理，更显官员的地位和身份，人生成就无不写在坐轿一事上。唐代轿子（肩舆）仅供皇室贵族宰相三公等使用。五代至宋初的舆服制规定，官吏只准骑马不得坐轿。宰相赵普有足疾，宋太宗特许他坐轿子；四朝元老文彦博年老体弱，宋真宗特准他坐轿上朝，这都是特殊的恩宠。
宋室“自南渡后至今，则无人不乘轿”（朱熹《朱子语类》）。此风一开，人人争相坐轿。不过，明清坐轿都有标准，《清史稿》记载：“汉官三品以上、京堂舆顶用银，盖帏用皂。在京舆夫四人，出京八人。四品以下文职，舆夫二人，舆顶用锡。直省督、抚，舆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职以上，舆夫四人。杂职乘马……庶民车，黑油，齐头，平顶，皂幔。轿同车制。其用云头者禁止。”这就是说，“八抬大轿”只有直省督、抚和出京的三品以上的高官可以享用，其他官吏只能坐“四人小轿”或“二人小轿”，违例者会被处罚。
公车消费的另一大头就全国驿站的公车供给。古代有一套完整的驿政，驿站是供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自有唐一代，除了中央政府设“驿”，地方政府还设“馆”，这个“馆”制似乎并没有废弃，现在各地的“政府接待办”仍保留其古风。
来往官员住进驿馆，可享受与官品相符的公车服务。如唐代《公式令》规定：“给驿，职事三品以上若王四匹，四品及国公已上三匹，五品及爵三品已上二匹；散官、前官各递减职事官一匹，余官爵（六品以下官、四品以下爵）及无品人，各一匹，皆数外别给驿子，此外须将典吏者，临时量给。”连六品以下官吏都可享受驿馆的公车消费，这待遇委实不差。
公车消费既然符合“礼乐”，历朝都“按规矩办事”，官僚该坐，坐，该享受，享受。正常情况无须赘言，但有一些官僚“克己复礼”以至过度的公车消费行为，用今天的说法是超标使用公车。在此举一例，即张永明揭发的一个案子。
这张永明是明朝嘉靖十四年（1535年）的进士，被擢拔为南京刑科给事中，累官刑部尚书，改左都御史。他因连续弹劾张瓒、严嵩等权臣，为朝野敬惮。有一年，张御史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要求查处一个公车消费严重超标的官员，这个官员是南京太仆寺卿王某，升光禄寺卿（正三品），在赴任时，王某和家口坐八抬大轿三乘，四人大轿四乘，总共用了340个扛夫和轿夫，一天花费差银40余两，从南京到陕西三千里路，耗费差银不下千两。“当年一两白银的购买力按最低200元人民币计算，一个人赴任，仅仅轿子费用达20万元。”（梁发芾《历代官员的“坐骑”情结》，载2011年6月4日《新快报》）
据《明史》记载：“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明令文武官员可以坐轿的，只能坐“四人小轿”，不能坐“八抬大轿”，这个专管马政的王某，包括家口，都没有资格“擅用八人者”，如此违制张扬炫耀，被御史上奏弹劾自是活该。不过，从这个官僚的事例也看得出，当时官员们非常热衷于坐轿子，就象现在的官员热衷于超标坐豪车一样，禁而不止，所以明中后期对官员违例乘轿已是放任自流。
疯狂的公车消费加重财政负担，也激起了民愤，为维护帝王的江山永固，历代统治者都厉行惩治公车消费。譬如朱元璋严厉禁止官员坐轿（其实就是现在不准配豪华公车），规定“国朝文武大臣皆乘马，自景泰以后，例许用轿。勋戚一品，惟年老宠优者方敢陈请，其他则不允许”；朱元璋还明文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后在《应合给驿条例》中限定符合用驿马驿船的条件，不合者擅自乘驿传船马，违者重罚。《大清律例》不仅严格禁止满汉文武大臣乘轿，还严禁在满人居住的内城设立赁轿行。但，这些“公车改革”都不算大，写进法律的条文似乎一一被官僚突破，官员的公车消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较之古代，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下发的各种严禁、禁止、不准、不得、不许等禁令、规定、条例不计其数，绝对不比古人差，但公车顽疾久愈。日前，有消息称，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我国将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只保留省部级以上官员专车。省部级以下的官员用车，即“一般公务用车”，或说给中下级官员配公专，在古代是符合“礼乐”的，但未必符合现代政治要求以及当下民意，那么，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对治疗公车腐败顽疾会如何呢？民众的回答是：不看广告，看疗效。
（责任编辑：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