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消费文化的流行。消费文化的消遣性娱乐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娱乐化的时代，荧屏选秀、网络恶搞、手机短信等，都以极端的娱乐性吸引着文化消费者，“娱乐至死”甚至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在娱乐化时代中，诸多以往严肃的、庄重的事物也被颠覆着、异化着，诸多以往崇高的、伟大的形象也被踢下圣坛，形成了新世纪以来的一种文化现象。新世纪以来，鲁迅也成为被人戏说被人恶搞的对象之一。我们分析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可以窥见消费文化盛行中的某种社会现象、文化心态，并力图探究这种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委。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11426.htm
一
鲁迅被奉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擘文学巨匠，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毛泽东评价鲁迅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虽然毛泽东是从一个政治家、革命家的角度推崇鲁迅，从新文化发展方向的角度赞誉鲁迅，但是鲁迅在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与杰出地位毋庸置疑。
在娱乐化时代的背景中，鲁迅成为被人戏说被人恶搞的对象之一。戏说又被称为“戏谑”、“戏仿”，亚理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谈到辩论的修辞手法时说：“高尔斯亚说得对：应当用戏谑扰乱对方的正经，用正经压住对方的戏谑。”① “戏仿作为喜剧的分支，自古即有，最早出现于古希腊的诗歌，在中国和罗马的古诗中均有大量模仿他人作品以制造幽默或讽刺效果的例子。”② 戏说是对于原有事物的颠覆，“一类描述平凡琐碎的事物，借不同的表现风格使其升格；一类描述庄重的事物，以相反的表现风格使其降格”③，或以庄重崇高的语词故意褒扬可鄙的事物，或以调侃嘲弄的言辞竭力贬低庄重的事物，无论是升格还是降格，其实都是对于戏说对象的颠覆与否定。
在被戏说的鲁迅中，电视剧《鲁迅与许广平》
* 本文系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IJJD750020）的成果之一。
出现了诸多不合情理的情节：鲁迅与许广平散步，居然对许广平说：“今天天气真美”、“你比天气更美”之类的话语，令人喷饭；鲁迅和女学生在家里喝酒，竟然追着许广平要酒喝，十分滑稽。被人评为“一个以严肃面目出现、却把鲁迅‘荒诞化’的作品”④。在有关鲁迅的传记作品里，居然凭空杜撰鲁迅与许广平相识相恋的经历⑤。有人从星座探究鲁迅性格，认为：“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是天秤座，但我怎么都难相信如此犀利的人竟然是中庸的天秤。”⑥ 在电视剧《阿Q的故事》中，居然将《阿Q正传》、《故乡》、《药》、《孔乙己》等作品中的人物“杂烩”在一起，在电视剧中阿Q娶了孔乙己的女儿秀儿，还得到豆腐西施杨二嫂的爱慕，秀儿却钟情于革命者夏瑜，为了表示对秀儿的爱，阿Q宁愿替夏瑜去坐牢，在电视剧中，阿Q成为了一个为了爱情牺牲自我的情圣。
网络上的戏说更加出格，网名为“白菜一败涂地”的作者发表网文《戏说鲁迅》，在表述其一直不喜欢鲁迅、很烦鲁迅后，他说：“在我阅读了鲁迅的一些所谓名篇之后，才发现，他的文章经常爱批判别人，而且是那些卖国贼。其实鲁迅先生自己浑然不知，在他写那些文章的同时，也就注定了一件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不是别人，正是鲁迅自己！”他阐释他认为鲁迅是最大的卖国贼的理由为：“汉奸的广义是，鄙视自己的同族，而又崇洋媚外的人。那么，鲁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懂得用笔杆浪费墨水，与其这样，为什么不冲锋陷阵，上阵杀敌呢?这也就罢了，鲁迅还不知廉耻的大肆向国人宣传狗屁西洋文学，殊不知，在几十年后，西洋文化却要向东方人学习，而东方文化的鼻祖，正是我们中国人。所以说，鲁迅连最基本的预判能力都没有，又怎称得上文学大师呢？所以说鲁迅是卖国贼，而且是，只懂隔靴搔痒的卖国贼……”“其实不仅如此，鲁迅的性质，不像其他卖国贼那样简单，他不仅仅这样，还愚弄别人，可以说：鲁迅是卖国贼与小人的混血儿”。老狼撰写的《鲁迅是在精神上养小三》说：“鲁迅先生刚好生活在一个新文化和新思想战胜旧礼教的时代，又是一个三妻四妾不违法的年代，有几个红颜知己不算是过分，他追求自由恋爱是莫大的勇气”，“朱安是鲁迅的合法老婆，曾经呐喊：我也是鲁迅留下的文物！许广平呢，她也曾经高呼：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这样的两个女人，没能留住鲁迅追求爱情的脚步，他的内心仍然是迷茫的。……如果说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不能用包二奶来形容，那么许羡苏是和鲁迅保持通信来往最多的一位红颜知己，把她定位在小三的位子上也不恰当，但是，如果说鲁迅是在精神上来养小三，我想这样是不会冤枉大先生了”。 以荒谬的言论将鲁迅说得一无是处一败涂地，虽然如上的言论根本不值得一驳，但是这种逻辑混乱的戏说，却形成了一种信口雌黄的戏说氛围。人们在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的状态中，往往缺乏敬畏意识，“如果现代社会孳生出一批什么都不畏惧的人、什么也不敬畏的人,那倒是令人畏惧的”⑦。
许永付的《戏说“阿Q养生法”》，由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入手，提出了“阿Ｑ养生法”：“人们对阿Ｑ精神胜利法，几十年来有贬无褒。但是，若不涉及重大是非问题，单从养生保健这个小角度看，‘精神胜利法’确实有益于调节心态平衡，有利于化解侵入心头的种种烦恼。所以说，阿Ｑ养生法乃是民众根据实际生活，对精神胜利进行‘医学改造’，去芜存精，反为正用，总结出来的民间养生土方。”⑧ 虽然是从养生角度谈“精神胜利法”，但却明显歪曲了鲁迅对于奴性性格批判的原意。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版中学语文教材中删去了鲁迅的《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其中也有一些戏说的话语：“到了21世纪之初，鲁迅的经典之作在北京一所‘名校’的一位‘名师’口中，居然变成了‘语文教学中的一块鸡肋’。也有人大肆渲染一段原本流传不广的‘顺口溜’，说中学生‘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于是，原本选进中小学教材的一些鲁迅名篇不断被删削，有些则从主教材中移置到了课外阅读资料，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如今，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狂人’失踪了，‘阿Q’不见了，疗治国民性痼疾的‘药’也失传了……”⑨ 道出了当今人们疏远鲁迅、贬抑鲁迅的现象。
在对于鲁迅的戏说中，胡编乱造者有之，为了赢得市场；强词夺理者有之，执意贬低鲁迅；移花接木者有之，精心卖弄噱头，使鲁迅几乎成为一个不伦不类的玩偶和游戏。
二
恶搞为外来词，源于日语。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再经由网络传到香港和整个大陆，保持了“认真对待烂东西”的风格。恶搞是以极端化的手法对于恶搞对象的戏谑与颠覆，往往以夸张的、变形的、荒诞的手法，嘲弄、鄙视被恶搞的对象。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的林长治的《Q版语文》将31篇传统语文课文进行恶搞，其中将鲁迅的《一件小事》恶搞成出租车撞倒了一个染金黄头发的时髦女孩，司机将她扶去了交通岗亭，“我”从衣袋里抓了一大把铜元让巡警转给司机，他却让我给人民币。将鲁迅的《孔乙己》恶搞成《孔甲乙》，主人公孔甲乙曾从事过大排档里帮厨的、油漆小工、替人遛狗的宠物保姆、街头涂鸦艺人等，孔甲乙学过计算机却没通过程序员等级考试，“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还会鼓捣电脑，便替人家修修机器，重装重装系统，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吃懒做。主人家一不留神，便连人和光盘电脑，一齐失踪”。将鲁迅的《故乡》恶搞为《闰水》，闰水在围着高压电铁丝网、四角矗立有灯塔的瓜田里刺猹，少年闰水梳背头、戴墨镜、穿风衣，管理“新一代量贩式自助瓜田”。将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恶搞成《从百草园到四色书屋》，“我”家后面有一大片烂尾楼，开发时叫“百草园欧尚经典CBD豪华商圈”，“我”以“打三折”的学费进了三味书屋读书，学生去先生家上家教，师母是亚马逊河流的土著，用烂泥涂黑面孔，先生在课堂上念书往后倒下，口边白沫横流，学生们掐人中、扯耳朵、拧鼻子、揪腮帮子，“我”为先生做了套眼保健操，用戒尺打脚心，将先生救醒。在恶搞中，鲁迅的这些名篇变得面目全非了。
有人在网上拼凑了鲁迅的语录作为对于早恋问题的回答：
问：您怎样看待早恋现象在校园里的蔓延
呢？
答：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
成了路。
问：您对已经被老师家长发现了的早恋学
生有何建议呢？
答：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问：你怎样评价那些排斥早恋的学生呢？
答：无情未必真豪杰。
问：您对早恋中的男女有何劝告呢？
答：不能只为了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
盘忽略了。
问：您对早恋本身的看法是？
答：他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
人们也便这么过。
问：您自己有过早恋的经历吗？当然您可
以不回答。
答：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
来大半忘却了。
在似乎文不对题的回答中，恶搞了鲁迅的言论，却为早恋寻找某些根据。有人甚至从性功能角度谈鲁迅的文字暴力，认为：“某些迹象表明，在儿子出世以后，鲁迅陷入严重的阳萎。日本医生的药物没有多少值得鼓舞的疗效。这是他最终丧失叙事和抒情能力而完全投靠文字暴力的另一原因。仇恨的话语像鞭子飞舞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在殖民地罪恶遭到清洗之后，他才能感到肉体上的慰藉和欢娱。”⑩在似乎深入的探究中，存在着恶搞的成分。
在市场经济中，鲁迅抽烟的画像被改换成武汉某家臭豆腐店的广告，将鲁迅手里的香烟换成了臭豆腐?�?�?�。安迪的油画恶搞鲁迅，让王朔为鲁迅理发，穿黑衣白领的王朔拿着推子和梳子，站在穿宽松灰白衣服的鲁迅背后，给鲁迅理发，背景是恐龙飞翔红霞满天。旅美华人艺术家黑峰画了《鲁迅先生与套》，在灰色墙角黑色的鲁迅剪影外是一个硕大的灰色的避孕套，画家美其名曰“我要求这种语言能够准确表达鲁迅先生的负重和无法承受之轻。这件作品在艺术语言上是一次新的探索”。
报考鲁迅美术学院的考生甚至在考前跪拜鲁迅塑像；有人将鲁迅与马裕藻女儿马珏的交往夸大成“苦恋”；有人纠缠于鲁迅与许广平犯了事实重婚罪，认为“鲁迅和周建人在没有正式履行离婚手续之前，就有与第三者非法同居的重婚事实”。这成为一种无视历史语境的无稽之谈。有人认为鲁迅最珍爱的女人是刘和珍，“许广平扮演了一个刘的代用品的脚色，她在鲁迅最伤痛的时刻出现，竭尽劝慰之能事，这多少补偿了鲁迅对于旧爱的无限迷恋，而刘则因此获得了一个恋父情结式的升华”?�?�?�。有网民在拉登被击毙后，居然仿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笔，在网上挂出《纪念拉登君（鲁迅体）》，在文中云：“我将围观这非主流的傻比的方法；以最和谐的言论关注与评论，把它们上传于我的空间，就将这作为给拉登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围观者在虚拟的网络中，会依然迷恋拉登的传说；真的猛士，将更不惧帝国主义纸老虎。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拉登君！”这种良莠不辨缺乏道德的言论，读来令人愤懑。
现代社会既注重个人的权益，也强调个人的义务，“作为社会关系中的存在，个人既拥有自身的权利，又需要履行相关的义务，与个人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具体地位相应，这种权利与义务都具有特定的内涵”?�?�?�。在对于鲁迅的恶搞中，呈现出极端注重个人权益而忽视个人义务的倾向，或恣意改编鲁迅作品，成为“鲁迅作品新编”；或随意化用鲁迅话语，成为“鲁迅名言新用”；或刻意夸大历史事实，成为“鲁案新说”，使鲁迅几乎变异为一个“四不像”。
三
新世纪以来，大众文化的流行、消费文化的盛行，使社会几乎进入了一个娱乐化的时代，“超女”、“好男儿”成为被追捧的荧屏节目，中国电影大片华丽形式与苍白内容形成巨大反差，诸多影视剧翻拍加入了许多情爱戏、性爱戏，强化娱乐特性、鄙视教育意义几乎成为娱乐化时代的基本特征，颠覆严肃的理性的内容，追求轻松的感性的娱乐，形成了娱乐化的时代氛围。
鲁迅的被戏说被恶搞成为娱乐化时代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现象？
首先，是对于“工具化鲁迅”的逆反。作为中国文学巨匠文化巨擘的鲁迅，长期以来被作为一种工具，或者成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政治家实施政治任务的模范，或者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阴谋家推行政治阴谋的工具，在这种境况下鲁迅往往被神化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新世纪以来，对于权威的颠覆对于自我的强调构成了人们戏说恶搞鲁迅的语境，人们以一种逆反的心态戏说恶搞，在将鲁迅从神龛上拉下来之后，又将鲁迅踢出庙堂踩在脚底，或说鲁迅是最大的卖国贼，或说鲁迅犯了重婚罪，在不顾历史史实与历史语境中，将鲁迅打入十八层地狱。1937年，陈独秀在《我对于鲁迅的认识》中就指出：“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般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般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其次，是学术界刻意创新的表达。多年以来，鲁迅研究已经成为一门“鲁学”，其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要在鲁迅研究中有所创新，可谓难矣，或者挖深井探究，或者独辟蹊径拓展。在学术界量化指标的衡量下，有些人语不惊人死不休，有些人大胆推断而不小心求证，力图以一鸣惊人的方式，表述某些看似有创新的见解，以引起学术界的瞩目，往往或夸大其辞，或无中生有，在其成为众矢之的时却往往也达到了为人瞩目的目的。无论是鲁迅“苦恋”过北大校花的挖掘，还是“鲁迅的新婚之夜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表述；无论是“鲁迅是卖国贼与小人的混血儿”的推断，还是鲁迅与许广平是否犯有重婚罪的分析，都可以见出撰文者刻意求新的心机。吴中杰说：“鲁迅也是人，自有他个人缺点，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如果实事求是地指出，那是有利于学术研究的。但可惜有些学者的批评很不讲道理。”?�?�?� 在刻意追求创新中，某些学者对于鲁迅的批评显然是很不讲道理的。
再次，是消遣休闲娱乐化的追求。在娱乐化时代，似乎一切以娱乐为本，戏说鲁迅恶搞鲁迅，让鲁迅成为消遣者桌上的一盘菜，使鲁迅成为休闲者眼前的一个笑话，无论是以“孔甲乙”、“闰水”将鲁迅的作品恶搞，还是用“鲁迅有约”、“鲁迅语录”漫画鲁迅，都已将国民性批判者鲁迅异化为一个搞笑者、嬉闹者，在颠覆作为圣者鲁迅的背景中，也颠覆了中国文化的某个传统。
在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言说与研究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现象，无论是戏说，还是恶搞，其实应该有三个基本原则与道德底线：第一，对于鲁迅作品的改编必须努力遵循原作原意。鲁迅的作品有许多曾经被改编成电影、戏剧，编者往往在遵循作品的原意基础上加工完善，那些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的改编，将鲁迅作品改编得面目全非，不仅破坏了鲁迅作品的情节结构，甚至损害了鲁迅作品的主旨。第二，鲁迅研究必须注重史实和历史语境。论从史出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在搜集分析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得出的观点，才能站得住脚。那些抓住一点夸张其辞的研究，是缺乏史料支撑的。研究鲁迅必须注重历史语境，不能脱离了鲁迅当时生活的语境评说鲁迅，以至于形成鲁迅犯重婚罪、鲁迅与许广平通奸的观点，岂不令人啼笑皆非吗？第三，对于鲁迅的戏说、恶搞应该有度。在娱乐化时代，人们戏说也好，恶搞也好，追求一种消遣娱乐，如果将鲁迅从神龛上拉下，让他从神还原为人，那是值得肯定与推崇的，但是如果将鲁迅变异为一条狗，显然就缺乏适当的“度”了。
在鲁迅研究中，人们往往因为鲁迅的杰出地位和重要影响，形成了鲁迅不能批评的思维定势，任何对于鲁迅性格的缺点、作品的批评往往就会引起轩然大波，形成群起而攻之的局面。我们批评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并非是认为不能批评鲁迅，而是认为对于鲁迅的批评应该合情合理，应该在尊重历史、尊重史实、尊重语境的基础上开展阐释与研究，如此才能真正推动鲁迅研究的拓展与深入。
注释：
① 亚理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15页。
② 邱冬梅：《也谈“戏仿”与“恶搞”》，《社会观察》2006年第8期。
③ 约翰・邓普：《论滑稽模仿》，项龙译，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④ 傅瑾：《鲁迅为什么如此荒诞》，《北京青年报》2001年3月13日。
⑤ 陶朱问：《二十世纪十大大师大结局》，《今古传奇》2003年第1期。
⑥ 苏醒：《姓名星座解读大文豪》，《南都周刊》2006年10月20日。
⑦ 夏乃儒：《敬畏意识、敬德理想与现代社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⑧ 许永付：《戏说“阿Q养生法”》，《大众心理学》2002年第5期。
⑨ 陈漱渝：《鲁迅作品成“鸡肋”是培养“愤青”的温床？》，《中国艺术报》2009年9月16日。
⑩?�?�?� 朱大可：《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书屋》2001年第5期。
?�?�?� 刘汉泽：《湖北一臭豆腐店恶搞鲁迅画像引争议》，《楚天都市报》2008年2月5日。
?�?�?� 杨国荣：《哲学视域中的权利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 陈独秀：《我对于鲁迅的认识》，《宇宙风》第52期，1937年11月21日。
?�?�?� 吴中杰：《鲁迅传・后记》，《鲁迅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6页。
作者简介：杨剑龙，男，1952年生，上海人，文学博士，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中国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消费文化的流行。消费文化的消遣性娱乐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娱乐化的时代，荧屏选秀、网络恶搞、手机短信等，都以极端的娱乐性吸引着文化消费者，“娱乐至死”甚至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在娱乐化时代中，诸多以往严肃的、庄重的事物也被颠覆着、异化着，诸多以往崇高的、伟大的形象也被踢下圣坛，形成了新世纪以来的一种文化现象。新世纪以来，鲁迅也成为被人戏说被人恶搞的对象之一。我们分析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可以窥见消费文化盛行中的某种社会现象、文化心态，并力图探究这种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委。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11426.htm
一
鲁迅被奉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擘文学巨匠，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毛泽东评价鲁迅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虽然毛泽东是从一个政治家、革命家的角度推崇鲁迅，从新文化发展方向的角度赞誉鲁迅，但是鲁迅在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与杰出地位毋庸置疑。
在娱乐化时代的背景中，鲁迅成为被人戏说被人恶搞的对象之一。戏说又被称为“戏谑”、“戏仿”，亚理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谈到辩论的修辞手法时说：“高尔斯亚说得对：应当用戏谑扰乱对方的正经，用正经压住对方的戏谑。”① “戏仿作为喜剧的分支，自古即有，最早出现于古希腊的诗歌，在中国和罗马的古诗中均有大量模仿他人作品以制造幽默或讽刺效果的例子。”② 戏说是对于原有事物的颠覆，“一类描述平凡琐碎的事物，借不同的表现风格使其升格；一类描述庄重的事物，以相反的表现风格使其降格”③，或以庄重崇高的语词故意褒扬可鄙的事物，或以调侃嘲弄的言辞竭力贬低庄重的事物，无论是升格还是降格，其实都是对于戏说对象的颠覆与否定。
在被戏说的鲁迅中，电视剧《鲁迅与许广平》
* 本文系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IJJD750020）的成果之一。
出现了诸多不合情理的情节：鲁迅与许广平散步，居然对许广平说：“今天天气真美”、“你比天气更美”之类的话语，令人喷饭；鲁迅和女学生在家里喝酒，竟然追着许广平要酒喝，十分滑稽。被人评为“一个以严肃面目出现、却把鲁迅‘荒诞化’的作品”④。在有关鲁迅的传记作品里，居然凭空杜撰鲁迅与许广平相识相恋的经历⑤。有人从星座探究鲁迅性格，认为：“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是天秤座，但我怎么都难相信如此犀利的人竟然是中庸的天秤。”⑥ 在电视剧《阿Q的故事》中，居然将《阿Q正传》、《故乡》、《药》、《孔乙己》等作品中的人物“杂烩”在一起，在电视剧中阿Q娶了孔乙己的女儿秀儿，还得到豆腐西施杨二嫂的爱慕，秀儿却钟情于革命者夏瑜，为了表示对秀儿的爱，阿Q宁愿替夏瑜去坐牢，在电视剧中，阿Q成为了一个为了爱情牺牲自我的情圣。
网络上的戏说更加出格，网名为“白菜一败涂地”的作者发表网文《戏说鲁迅》，在表述其一直不喜欢鲁迅、很烦鲁迅后，他说：“在我阅读了鲁迅的一些所谓名篇之后，才发现，他的文章经常爱批判别人，而且是那些卖国贼。其实鲁迅先生自己浑然不知，在他写那些文章的同时，也就注定了一件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不是别人，正是鲁迅自己！”他阐释他认为鲁迅是最大的卖国贼的理由为：“汉奸的广义是，鄙视自己的同族，而又崇洋媚外的人。那么，鲁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懂得用笔杆浪费墨水，与其这样，为什么不冲锋陷阵，上阵杀敌呢?这也就罢了，鲁迅还不知廉耻的大肆向国人宣传狗屁西洋文学，殊不知，在几十年后，西洋文化却要向东方人学习，而东方文化的鼻祖，正是我们中国人。所以说，鲁迅连最基本的预判能力都没有，又怎称得上文学大师呢？所以说鲁迅是卖国贼，而且是，只懂隔靴搔痒的卖国贼……”“其实不仅如此，鲁迅的性质，不像其他卖国贼那样简单，他不仅仅这样，还愚弄别人，可以说：鲁迅是卖国贼与小人的混血儿”。老狼撰写的《鲁迅是在精神上养小三》说：“鲁迅先生刚好生活在一个新文化和新思想战胜旧礼教的时代，又是一个三妻四妾不违法的年代，有几个红颜知己不算是过分，他追求自由恋爱是莫大的勇气”，“朱安是鲁迅的合法老婆，曾经呐喊：我也是鲁迅留下的文物！许广平呢，她也曾经高呼：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这样的两个女人，没能留住鲁迅追求爱情的脚步，他的内心仍然是迷茫的。……如果说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不能用包二奶来形容，那么许羡苏是和鲁迅保持通信来往最多的一位红颜知己，把她定位在小三的位子上也不恰当，但是，如果说鲁迅是在精神上来养小三，我想这样是不会冤枉大先生了”。 以荒谬的言论将鲁迅说得一无是处一败涂地，虽然如上的言论根本不值得一驳，但是这种逻辑混乱的戏说，却形成了一种信口雌黄的戏说氛围。人们在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的状态中，往往缺乏敬畏意识，“如果现代社会孳生出一批什么都不畏惧的人、什么也不敬畏的人,那倒是令人畏惧的”⑦。
许永付的《戏说“阿Q养生法”》，由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入手，提出了“阿Ｑ养生法”：“人们对阿Ｑ精神胜利法，几十年来有贬无褒。但是，若不涉及重大是非问题，单从养生保健这个小角度看，‘精神胜利法’确实有益于调节心态平衡，有利于化解侵入心头的种种烦恼。所以说，阿Ｑ养生法乃是民众根据实际生活，对精神胜利进行‘医学改造’，去芜存精，反为正用，总结出来的民间养生土方。”⑧ 虽然是从养生角度谈“精神胜利法”，但却明显歪曲了鲁迅对于奴性性格批判的原意。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版中学语文教材中删去了鲁迅的《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其中也有一些戏说的话语：“到了21世纪之初，鲁迅的经典之作在北京一所‘名校’的一位‘名师’口中，居然变成了‘语文教学中的一块鸡肋’。也有人大肆渲染一段原本流传不广的‘顺口溜’，说中学生‘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于是，原本选进中小学教材的一些鲁迅名篇不断被删削，有些则从主教材中移置到了课外阅读资料，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摆设。如今，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狂人’失踪了，‘阿Q’不见了，疗治国民性痼疾的‘药’也失传了……”⑨ 道出了当今人们疏远鲁迅、贬抑鲁迅的现象。
在对于鲁迅的戏说中，胡编乱造者有之，为了赢得市场；强词夺理者有之，执意贬低鲁迅；移花接木者有之，精心卖弄噱头，使鲁迅几乎成为一个不伦不类的玩偶和游戏。
二
恶搞为外来词，源于日语。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再经由网络传到香港和整个大陆，保持了“认真对待烂东西”的风格。恶搞是以极端化的手法对于恶搞对象的戏谑与颠覆，往往以夸张的、变形的、荒诞的手法，嘲弄、鄙视被恶搞的对象。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的林长治的《Q版语文》将31篇传统语文课文进行恶搞，其中将鲁迅的《一件小事》恶搞成出租车撞倒了一个染金黄头发的时髦女孩，司机将她扶去了交通岗亭，“我”从衣袋里抓了一大把铜元让巡警转给司机，他却让我给人民币。将鲁迅的《孔乙己》恶搞成《孔甲乙》，主人公孔甲乙曾从事过大排档里帮厨的、油漆小工、替人遛狗的宠物保姆、街头涂鸦艺人等，孔甲乙学过计算机却没通过程序员等级考试，“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还会鼓捣电脑，便替人家修修机器，重装重装系统，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吃懒做。主人家一不留神，便连人和光盘电脑，一齐失踪”。将鲁迅的《故乡》恶搞为《闰水》，闰水在围着高压电铁丝网、四角矗立有灯塔的瓜田里刺猹，少年闰水梳背头、戴墨镜、穿风衣，管理“新一代量贩式自助瓜田”。将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恶搞成《从百草园到四色书屋》，“我”家后面有一大片烂尾楼，开发时叫“百草园欧尚经典CBD豪华商圈”，“我”以“打三折”的学费进了三味书屋读书，学生去先生家上家教，师母是亚马逊河流的土著，用烂泥涂黑面孔，先生在课堂上念书往后倒下，口边白沫横流，学生们掐人中、扯耳朵、拧鼻子、揪腮帮子，“我”为先生做了套眼保健操，用戒尺打脚心，将先生救醒。在恶搞中，鲁迅的这些名篇变得面目全非了。
有人在网上拼凑了鲁迅的语录作为对于早恋问题的回答：
问：您怎样看待早恋现象在校园里的蔓延
呢？
答：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
成了路。
问：您对已经被老师家长发现了的早恋学
生有何建议呢？
答：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问：你怎样评价那些排斥早恋的学生呢？
答：无情未必真豪杰。
问：您对早恋中的男女有何劝告呢？
答：不能只为了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
盘忽略了。
问：您对早恋本身的看法是？
答：他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
人们也便这么过。
问：您自己有过早恋的经历吗？当然您可
以不回答。
答：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
来大半忘却了。
在似乎文不对题的回答中，恶搞了鲁迅的言论，却为早恋寻找某些根据。有人甚至从性功能角度谈鲁迅的文字暴力，认为：“某些迹象表明，在儿子出世以后，鲁迅陷入严重的阳萎。日本医生的药物没有多少值得鼓舞的疗效。这是他最终丧失叙事和抒情能力而完全投靠文字暴力的另一原因。仇恨的话语像鞭子飞舞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在殖民地罪恶遭到清洗之后，他才能感到肉体上的慰藉和欢娱。”⑩在似乎深入的探究中，存在着恶搞的成分。
在市场经济中，鲁迅抽烟的画像被改换成武汉某家臭豆腐店的广告，将鲁迅手里的香烟换成了臭豆腐?�?�?�。安迪的油画恶搞鲁迅，让王朔为鲁迅理发，穿黑衣白领的王朔拿着推子和梳子，站在穿宽松灰白衣服的鲁迅背后，给鲁迅理发，背景是恐龙飞翔红霞满天。旅美华人艺术家黑峰画了《鲁迅先生与套》，在灰色墙角黑色的鲁迅剪影外是一个硕大的灰色的避孕套，画家美其名曰“我要求这种语言能够准确表达鲁迅先生的负重和无法承受之轻。这件作品在艺术语言上是一次新的探索”。
报考鲁迅美术学院的考生甚至在考前跪拜鲁迅塑像；有人将鲁迅与马裕藻女儿马珏的交往夸大成“苦恋”；有人纠缠于鲁迅与许广平犯了事实重婚罪，认为“鲁迅和周建人在没有正式履行离婚手续之前，就有与第三者非法同居的重婚事实”。这成为一种无视历史语境的无稽之谈。有人认为鲁迅最珍爱的女人是刘和珍，“许广平扮演了一个刘的代用品的脚色，她在鲁迅最伤痛的时刻出现，竭尽劝慰之能事，这多少补偿了鲁迅对于旧爱的无限迷恋，而刘则因此获得了一个恋父情结式的升华”?�?�?�。有网民在拉登被击毙后，居然仿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笔，在网上挂出《纪念拉登君（鲁迅体）》，在文中云：“我将围观这非主流的傻比的方法；以最和谐的言论关注与评论，把它们上传于我的空间，就将这作为给拉登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围观者在虚拟的网络中，会依然迷恋拉登的传说；真的猛士，将更不惧帝国主义纸老虎。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拉登君！”这种良莠不辨缺乏道德的言论，读来令人愤懑。
现代社会既注重个人的权益，也强调个人的义务，“作为社会关系中的存在，个人既拥有自身的权利，又需要履行相关的义务，与个人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具体地位相应，这种权利与义务都具有特定的内涵”?�?�?�。在对于鲁迅的恶搞中，呈现出极端注重个人权益而忽视个人义务的倾向，或恣意改编鲁迅作品，成为“鲁迅作品新编”；或随意化用鲁迅话语，成为“鲁迅名言新用”；或刻意夸大历史事实，成为“鲁案新说”，使鲁迅几乎变异为一个“四不像”。
三
新世纪以来，大众文化的流行、消费文化的盛行，使社会几乎进入了一个娱乐化的时代，“超女”、“好男儿”成为被追捧的荧屏节目，中国电影大片华丽形式与苍白内容形成巨大反差，诸多影视剧翻拍加入了许多情爱戏、性爱戏，强化娱乐特性、鄙视教育意义几乎成为娱乐化时代的基本特征，颠覆严肃的理性的内容，追求轻松的感性的娱乐，形成了娱乐化的时代氛围。
鲁迅的被戏说被恶搞成为娱乐化时代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现象？
首先，是对于“工具化鲁迅”的逆反。作为中国文学巨匠文化巨擘的鲁迅，长期以来被作为一种工具，或者成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政治家实施政治任务的模范，或者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阴谋家推行政治阴谋的工具，在这种境况下鲁迅往往被神化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新世纪以来，对于权威的颠覆对于自我的强调构成了人们戏说恶搞鲁迅的语境，人们以一种逆反的心态戏说恶搞，在将鲁迅从神龛上拉下来之后，又将鲁迅踢出庙堂踩在脚底，或说鲁迅是最大的卖国贼，或说鲁迅犯了重婚罪，在不顾历史史实与历史语境中，将鲁迅打入十八层地狱。1937年，陈独秀在《我对于鲁迅的认识》中就指出：“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般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般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其次，是学术界刻意创新的表达。多年以来，鲁迅研究已经成为一门“鲁学”，其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要在鲁迅研究中有所创新，可谓难矣，或者挖深井探究，或者独辟蹊径拓展。在学术界量化指标的衡量下，有些人语不惊人死不休，有些人大胆推断而不小心求证，力图以一鸣惊人的方式，表述某些看似有创新的见解，以引起学术界的瞩目，往往或夸大其辞，或无中生有，在其成为众矢之的时却往往也达到了为人瞩目的目的。无论是鲁迅“苦恋”过北大校花的挖掘，还是“鲁迅的新婚之夜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表述；无论是“鲁迅是卖国贼与小人的混血儿”的推断，还是鲁迅与许广平是否犯有重婚罪的分析，都可以见出撰文者刻意求新的心机。吴中杰说：“鲁迅也是人，自有他个人缺点，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如果实事求是地指出，那是有利于学术研究的。但可惜有些学者的批评很不讲道理。”?�?�?� 在刻意追求创新中，某些学者对于鲁迅的批评显然是很不讲道理的。
再次，是消遣休闲娱乐化的追求。在娱乐化时代，似乎一切以娱乐为本，戏说鲁迅恶搞鲁迅，让鲁迅成为消遣者桌上的一盘菜，使鲁迅成为休闲者眼前的一个笑话，无论是以“孔甲乙”、“闰水”将鲁迅的作品恶搞，还是用“鲁迅有约”、“鲁迅语录”漫画鲁迅，都已将国民性批判者鲁迅异化为一个搞笑者、嬉闹者，在颠覆作为圣者鲁迅的背景中，也颠覆了中国文化的某个传统。
在娱乐化时代，对于鲁迅的言说与研究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现象，无论是戏说，还是恶搞，其实应该有三个基本原则与道德底线：第一，对于鲁迅作品的改编必须努力遵循原作原意。鲁迅的作品有许多曾经被改编成电影、戏剧，编者往往在遵循作品的原意基础上加工完善，那些无中生有无事生非的改编，将鲁迅作品改编得面目全非，不仅破坏了鲁迅作品的情节结构，甚至损害了鲁迅作品的主旨。第二，鲁迅研究必须注重史实和历史语境。论从史出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在搜集分析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得出的观点，才能站得住脚。那些抓住一点夸张其辞的研究，是缺乏史料支撑的。研究鲁迅必须注重历史语境，不能脱离了鲁迅当时生活的语境评说鲁迅，以至于形成鲁迅犯重婚罪、鲁迅与许广平通奸的观点，岂不令人啼笑皆非吗？第三，对于鲁迅的戏说、恶搞应该有度。在娱乐化时代，人们戏说也好，恶搞也好，追求一种消遣娱乐，如果将鲁迅从神龛上拉下，让他从神还原为人，那是值得肯定与推崇的，但是如果将鲁迅变异为一条狗，显然就缺乏适当的“度”了。
在鲁迅研究中，人们往往因为鲁迅的杰出地位和重要影响，形成了鲁迅不能批评的思维定势，任何对于鲁迅性格的缺点、作品的批评往往就会引起轩然大波，形成群起而攻之的局面。我们批评对于鲁迅的戏说与恶搞，并非是认为不能批评鲁迅，而是认为对于鲁迅的批评应该合情合理，应该在尊重历史、尊重史实、尊重语境的基础上开展阐释与研究，如此才能真正推动鲁迅研究的拓展与深入。
注释：
① 亚理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15页。
② 邱冬梅：《也谈“戏仿”与“恶搞”》，《社会观察》2006年第8期。
③ 约翰・邓普：《论滑稽模仿》，项龙译，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④ 傅瑾：《鲁迅为什么如此荒诞》，《北京青年报》2001年3月13日。
⑤ 陶朱问：《二十世纪十大大师大结局》，《今古传奇》2003年第1期。
⑥ 苏醒：《姓名星座解读大文豪》，《南都周刊》2006年10月20日。
⑦ 夏乃儒：《敬畏意识、敬德理想与现代社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⑧ 许永付：《戏说“阿Q养生法”》，《大众心理学》2002年第5期。
⑨ 陈漱渝：《鲁迅作品成“鸡肋”是培养“愤青”的温床？》，《中国艺术报》2009年9月16日。
⑩?�?�?� 朱大可：《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书屋》2001年第5期。
?�?�?� 刘汉泽：《湖北一臭豆腐店恶搞鲁迅画像引争议》，《楚天都市报》2008年2月5日。
?�?�?� 杨国荣：《哲学视域中的权利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 陈独秀：《我对于鲁迅的认识》，《宇宙风》第52期，1937年11月21日。
?�?�?� 吴中杰：《鲁迅传・后记》，《鲁迅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6页。
作者简介：杨剑龙，男，1952年生，上海人，文学博士，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