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功的主持人节目，离不开好的选题、好的素材，这样的选题和素材总是或隐或显地活跃在日常节目周围；而有时候又突如其来，稍纵即逝，让人可遇而不可求，这更需要日常节目及时地给予“生存空间”，让瞬间成为永恒。这种机遇的获得对掌有节目权的主持人来说较有主动性，就看是否善于把握。《面对面》便是典型的一例。它是一档取自日常生活中一些热议的人物来做的访谈节目。主持人运筹帷幄、机智大度、游刃有余的主持风采自然是作品成功的关键所在，但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这样一场突发的风灾，主持人至少失去了这么一次大展才华的良机。可见机遇对成功的重要性。 然而，谁也无法“呼风唤雨”，坐等“百年不遇”的大风来惠顾。应当看到，《真情台风日》一类的节目，主题发现的偶然性里蕴含着主持人成功的必然性，因为主持人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而“有准备的头脑”，随时可以应接一切创作的机缘而决不错失。 一名优秀节目主持人的成熟性应当体现在这里：“平时想着战时”，善待日常节目，并且勤于观察，精于思索，在寻常中创新，于平淡处出奇。《生命无限》就是这样一件好作品。它本是娱乐类的节目，完全是常态的面貌，但在它的许多细微之处随时可见主持人独到的匠心。比如智力问答，你能领会到题来题往之间，主持人给出的是大于题目的一种积极的思想意念、文化启迪，这就有了内涵的张力和回味的浓度。这种勤谨精进的努力，实际上是一种最好的自我磨砺，持之以恒必有成效。善待日常节目，最终善待自己；反之，如果平时轻轻松松，用时便两手空空，即使“台风”来了，你也无力“真
情”相对。
这一届参评节目中，有一部分作品的问题就集中反映了日常准备的不足。更有一些从整体特征上分析可能是应参评而特意制作的作品，显露出一定的不成熟性。这里无意绝对否定参评节目的“即兴创作”，即兴不一定和仓促、粗糙、轻浅之类的概念划等号，关键是不能“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急就”的参评作品也有获得好成绩的，那又说明什么？它说明的恰是这么个道理：千日“养军”，“时刻准备着”；一朝“用
兵”，功到自然成。
四、主持人语言的专和能
主持人口语质量的问题，似乎还未在一定的高度上予以普遍的重视。曾经有过的对于主持人语言规范持否定态度的声音现在基本上听不到了，但是提高主持人语言应用能
力和修养的问题还是有必要一提的。
目前我国主持人队伍从播音业务的角度来分，由“学过”和“没学过”（这里所说的“学”包括在校深造和业余自修）两类人员构成。在参评节目中不难听到，有的主持人字正腔圆，音色优美，在播音语言方面训练有素，然而在主持人节目中却显出了不善于“说”的弱点，即便有对象的交流，依然难以脱离“播音腔”，语态拘谨，节目气氛不活跃。估计，这大多是为参评而临时从播音岗位上过来客串的，或者平时所“主持”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节目”，因此没有从根本上转变播音面貌。由“播音腔”
到“谈话式”并没有一条鸿沟，尤其对有着良好语言训练基础的主持人来说，只需真正进入“主持”的角色和“交流”的情境，“播音腔”的问题会很快迎刃而解的。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现在又有一种“主持腔”在一些主持人节目中蔓延，它集中表现为语速快如连珠，语气急如劲风，吐字无轻重，句读不分明，语调平而直，表达不由衷；听似口若悬河，实则“水过无痕”；有的甚至旁若无人，哪怕是主持搭档。有人喻之为“自说自话”。这种现象在音乐、娱乐和热线服务类节目中相对比较突出。诚然，这类节目本身具有快节奏的特点，需要语言的节奏也相辅相成，这是没有异议的。但快节奏不等于简单的高速度。所谓的节奏就是“交替出现的有规律的强弱、长短的现象”。语言的节奏简单说来应该表现为一种交叉关系，不能混为一谈。语速无论快慢，都可以体现节奏。节奏是语流中体现音乐感的最鲜明的特征，也是汉民族语言形式美的重要标志，它能赋予主持语言生动性和感染力，值得我们节目主持人认真揣摩和善加运用。 主持人仅仅克服“播音腔”和“主持腔”还不够。一个优秀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应当在有声语言的技能上有更高的追求和全面的发展。参评节目中有一些文学性作品，在一首诗、一段散文或一个幽默小故事面前，有的主持人表达上缺少基本功，使节目有所逊色。作为听觉传媒，说到底，要靠语言的艺术和艺术的语言来支撑。主持人应当学一学前辈播音员，练一练广播语言的“十八般武艺”，不仅一专多能，更应多专多能；即便是“说”，也说得有声有色，多姿多彩。这样，不仅于节目品位的提升有益，更对自身
的“可持续发展”有利。
五、节目亮点的呈现和表现
如同一出戏要有几个高潮来博彩，一档好的节目也应有几处亮点，让人入耳，催人动心，令人难忘。亮点的“亮度”越足，越能嬴得青睐，这是不言而喻的。亮点闪烁如
同人体的脉动，能点亮节目的生命活力。
主持人节目中的亮点是多样的、灵活的。它可以蕴含在整体的创意构思中，也可以体现在材料的细节里；可以闪烁在机智超凡的言语交流间，也可以耀动在不同凡响的情
感效应上„„大凡成功的作品，亮点兼容并蓄，不一而足。
有经验的主持人总是在节目运筹之初就设计亮点，即便直播节目，也不免有所用心，
而在即兴中激发出的亮点更会为节目增添异彩。
亮点之所以亮，就在于独特或精彩：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优。亮点的真正价值是在群体中的比较之后才体现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节目的评选是一种亮点的比照。要想在如此强强竞争的“金话筒”奖评选中脱颖而出，必须精心打造节目的亮点。有的作品，从构思立意、选材编排到主持人的语言运用上，都相当完整，也有可听性，似乎挑不出毛病，却总觉得缺点什么，因此就难以超群鹤立。这里所缺的实际上就
是堪与人相媲美的亮点。
优秀节目的亮点，无论是录播中的苦心打造，还是直播中的妙取偶成，都应作为节目的一个有机部分，应是融入其中的自然显现，而不是标贴其表的矫饰表现。有的参评作品煞费苦心，却过犹不及。比如，有的在形式上过分标新立异，而淡漠了内涵的精雕细琢；有的着意在语言上塑造“风格”，却损害了节目的主题；有的主持人借机唱上几句“露一手”，却显得多此一举，等等。这些刻意制造的“亮点”，往往因舍本逐末、
顾此失彼或画蛇添足、华而不实而失利。
主持人节目中的亮点，归根结底是靠主持人的功力和魅力点燃的。同样的主题或材料，在不同主持人的手中，做出的节目会有不同的“成色”，如同一块矿石，有人给它裹上金箔，但它仍是石头；有人经过打凿去粗取精，使其晶玉毕现，光彩夺目。主持人贵在善于寻找和激发节目中的亮点。对于直播节目来说，亮点往往在节目的焦点、难点、高潮点上闪现，这也正是对主持人最具考验性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说，亮点无“点”，它依存在主持人高度的智慧和主持才能中，《真情台风日》、《谁都没有错》、《生命
无限》等一批佳作都印证了这一点。
六、广播节目有限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
有人把广播节目归入“时间的艺术”，因为它缺少视觉的空间感。然而这缺少空间
感的“时间艺术”，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空间，任我们的想象纵横驰骋。 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主持人在广播节目的“空间资源”开发方面有着各种可贵的尝试。广播节目对空间的“占有”简便易行，只需张口之劳，就可以完成一个“空间”的架构，像“金话筒”奖作品《之丢失梅花鹿案》，以“模拟法庭”作为节目框架来展开内容，而所谓“法庭”,只是借助一个语言符号和与之相配的角色及程序构成的虚拟空间, 听者全凭着联想和想象的经验, 便可以与节目产生感知上的互动, 一个
“索赔案”的题材就这样别开生面、恰到好处地得到演绎。
广播的优势就在这里，它可以发挥极强的“象征”功能，几句话，加上若干音效，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勾勒出一个特定的情景空间。如果再加上现代的通讯手段，给广播“插上翅膀”，构成双重空间，节目创作就更具活力和张力了。第五届城市台参评节目中多件作品在这方面做得有声有色。如《与我同游》，两位主持人分别在播音间和旅游景地“里应外合”同步主持，实地移步换景的同期声及主持人的现场“导游”，足以给人如临其境、如见其景的生动真切感，而播音间的总体主持穿插，以及音乐的烘托，更增添听觉美感。又如《974旅游快车》、《梦里江南，梦里水乡》等作品，也都力图借助空间的拓展丰富节目的表现力，增加作品的立体感和动态性。当然，这种空间突破的制作手法并不是任何节目都适宜的，同时还要把握一个根本的原则：作为主持人节目，
必须给主持人留有充分施展的空间，而别让节目走样。
广播节目空间发展的另一个概念是媒体与媒体间的连动。唐山人民台和昆明人民台的一档音乐直播节目就在这方面作了成功的尝试，参评节目《说唱三千里》便是代表作，
他们的合作带了一个好头。面对日趋国际化的媒体激烈竞争，广播必须以自家的优势去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进行媒体间资源整合性开发具有很大的潜力。这种整合可以是同类媒体之间的，也可以是异类媒体之间的；可以是同地的，也可以是异地的，从而构成一个大广播的格局。在这样一个开放性的广播空间里，广播主持人可以大显身手，关键
是从现在起我们要有准备。（作者系本会学术委员）
●闲聊主持人●
从错报李瑞英职称说开去
白谦诚
5月22日《北京青年报》用整版篇幅刊登“全国青联委员 寄语吐露心声”，大标题为：“抗击非典 你我同心 报效祖国 奋勇当先”。此版刊载了几十位青联委员的寄语，其中有不少大家熟悉的影视明星。阅报时发现，李瑞英的职称报错了。请看原文： 每一份职业都包含着荣誉、承诺、责任和危险。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们与你们并肩作战。让我们手挽手、心连心，前方与后方相互鼓励，相互传递力量，相互分
享关爱和责任。
---全国青联常委、中央电视台国家一级播音员 李瑞英
据我所知，李瑞英是正高级职称---播音指导，而该报却误作“国家一级播音员”。显然，这不是李瑞英写错的，而是报社编辑想当然给加上的。报社编辑为何会出这样的差错呢？表面看来，原因很简单：他工作马虎，未向李瑞英核实。但还有没有更深层次
的原因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聊的话题。
我认为，深层次的原因是有的，那就是我国现行的播音员职称系列存在着某些先天
缺陷，请容我一一道来。
首先，我国各行业的职称系列一般分为四级，以实行职称制度最早的高校教师为例，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上个世纪80年代新闻界实行职称制时，编辑系列和记者系列均参照高校教师的职称系列，分为高级编辑（高级记者）、主任编辑（主任记者）、编辑（记者）、助理编辑（助理记者）四级，惟有播音员系列分为五级，即播音指导、主任播音员、一级播音员、二级播音员、三级播音员。播音员系列为何多出一级？当时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听到的传达大意是：为制定播音员职称系列，人事部来广电部开过老播音员座谈会，广电部也专门成立了有夏青等老播音员参加的一个小组。考虑到培养和选拔播音员的特殊情况，即年龄越轻越容易正音，播音员的学历可以放宽到高中毕业。在其他职称系列，高中学历是不具备评职称资格的，国家对播音
员给予特殊照顾，这样，播音员的职称系列就多出了一级。
我认为，当时的考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体现了政府对播音员的关怀。然而现在，20年过去了，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如今，各级广播电视台招聘播音员都要求大专以上学历，高中学历已基本上不可能当播音员了。也就是说，播音员职称系列多出一级的前
提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其次，播音员职称的称谓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譬如，在演艺界，“一级导演”、“一级演员”都是正高职称，而在播音员系列里，“一级播音员”却是中级职称。圈儿外的人不了解情况，按常识理解，“一级”当然是最好的，由此引出不少误会。《北京青年报》为什么给李瑞英按上“国家一级播音员”的头衔，原因就出在这里。同一版报纸上发表“寄语”的青联委员，有好几位“国家一级演员”，编辑对李瑞英“想当然”也就不奇怪了。由此看来，职称称谓也要顾及左邻右舍，也要与旁边的系列“接轨”，尤其不要犯常识性的错误，以免贻笑大方。又如，“播音指导”这一称谓不像专业职称，更像是行政职务。专业职称是对专业人员专业水准的界定，不应含有行政职责，而“播音指导”从字面上理解，显然含有“指导”他人之意。体育界的教练们，大家习惯于称为“指导”，人家那是货真价实的指导，咱们的“播音指导”显然没有那样的权限。按说，“播音指导”如果作为业务部门的行政职务或荣誉职务还是挺好的，但作为职称的称谓，则有点儿不伦不类。我这样说未免有咬文嚼字之嫌，但是作为国家正式设置的正高
级职称，如果在字面上都经不起推敲，不是太不严肃了吗？
综上所述，播音员职称系列从级别设置到具体称谓，均存在一些先天的缺陷，这在
全国几十个职称系列里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不仅如此，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呢。自从节目主持人在神州大地诞生以来，播音员职称系列就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当初设置播音员系列时，主持人尚在襁褓之中，全国不超过几十人，而且基本上是由播音员转行过来的或由播音员兼任的。那时，谁也没有想到主持人队伍会发展成今天这样的局面，谁也没有想到主持人是个新兴的工种，应该为它单设一个或预留一个职称系列。说实话，当时即使有人想到了，限于队伍规模和认识
水平，也不可能为主持人单设一个职称系列。
上个世纪90年代，主持人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广播电视系统内部，除播音员外，还有一批编辑、记者转行当了主持人；社会各界的菁英人士，特别是演艺界和教育界人士，也通过招聘等各种途径加盟主持人行列。可是，主持人没有单独的职称系列，除播音员转行当主持人的而外，别人大都不愿意走播音员系列。于是，我国主持人队伍在职称上呈现出了五花八门的状况：有走播音员系列的，有走编辑、记者系列的，有走演员系列的，有走教师系列的，可能还有走其他系列的。主持人委员会从成立那天起，就听到各地主持人对此的抱怨和强烈的呼声，要求我会向上反映这个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叶惠贤还为此专门给政协写过提案，可是至今未能解决。
这件事已经拖了多年，越拖越被动。为什么呢？因为主持人越来越多了。以中央电视台为例，2002年年底，播音员和主持人加在一起，共有400多人。据我估算，播报新闻的播音员不会超过40人，播音员与主持人的比例大约为1：10。其他台的比例可能没有这样大，但至少为1：5（县级台除外）。我前面说过，节目主持人是个新兴工种，与播音员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因为主持人没有自己的职称系列，只好走播音员的职称系列。而播音员的职称系列是20年前为播音员制定的，根本没有考虑主持人的职业特点。现在，让这样一支拥有几万人的庞大的主持人队伍，去适应当年为播音员制定的
职称系列标准，你说这合理吗？能没有矛盾吗？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广播影视报》的记者采访了叶惠贤、赵忠祥、倪萍等几位政协委员，请他们谈主持人的职称评定和人才交流问题，《金话筒月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访谈（见《金话筒月报》第59期）。这几位同志谈话的角度不同，都有道理。叶惠贤历来主张应为主持人单设职称系列，这次进一步提出应“与时俱进”，加强主持人的管理工作。赵忠祥是广电总局人事司聘请的播音员职称系列“高评委”委员，参与历年的高级职称评审工作。他谈话的主要精神是：高评委是公正的，对播音员和主持人各有各的要求，主持人参加播音员系列不会受到不公正对待。他们两位的观点我都赞成。 那么，主持人职称的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我提出上、中、下三策，供政府主管部
门和广大主持人参考。
上策当然是争取为主持人单设一个职称系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按照主持人的职业要求和特点制定评审标准，才能真正发挥评定职称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为此，我们要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做好沟通与说服工作，使其了解主持人工作的特点，特别是它与播音工作的区别何在，为什么它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等等。同时，我们还应加强理论研究，尽快出版节目主持学和节目主持史，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节目主持
理论体系。总之，我们要拿出理论研究成果，争取业内的认可和领导的支持。
实现上策难度最大，但它是我们努力追求的最终目标。
中策是个折中方案。如果政府确有难处，近年无法为主持人单设职称系列，我建议对原有的播音员职称系列加以修订和扩充，改为“播音员、主持人职称系列”。这个方案的优点是国家不必增加一个职称系列，符合总量控制的原则，比较容易通过；缺点是把播音和主持这两个工种合在一个职称系列里，会使人混淆不清。但利弊相较，还是利
大于弊。
“播音员、主持人职称系列”如何设置呢？我初步设想了一个框架，提出供研究：
1. 该系列下设两个分支，即播音员分支和主持人分支。
2. 两个分支均分为四级，称谓暂拟为：高级播音员（高级主持人）、副高级播
音员（副高级主持人）、中级播音员（中级主持人）、初级播音员（初级主持人）。（注：节目中打字幕或报名，一律用“播音员”或“主持人”，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话
动时，可报职称）。
3. 两个分支按各自的职业特点和要求，分别制定职级标准，并分别设立评委会。
4. 播音员的职级标准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将第五级合并到第四级。
5. 主持人的职级标准应体现编、采、播的综合能力。对汉语普通话发音的要求，主持人可以略低于同等级的播音员；对编采业务的要求，可以略低于同等级的编辑、记者。
此标准可用下列公式表示：高级主持人=副高级播音员+副高级编辑。
我想，在上策暂难实现的情况下，争取实现中策还是有希望的。现行的播音员职称系列是在20年前制定的，早就该修订了。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党章和宪法都修改了，
为什么职称系列不能修改？恐怕谁也说不出不改的道理。
下策就是维持现状，即主持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现有的职称系列中选择，等
时机成熟时再争取上策或中策的实现。
由“错报李瑞英职称”引出职称评定这样一个复杂的话题，我相信有人赞许，有人反感，也有人会认为小题大做。是的，评职称这个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它无关国计民生，但是，它却关系到好几万节目主持人的切身利益。咱们不是天天都在说“三个代表”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由各行业、各阶层的群众组成的，如果我们把每一行业或每一工种的群众关心的事儿均视为小事儿，那岂不把“三个代表”架空了吗？
话说得太多了，到此打住。所聊均为个人的一孔之见，欢迎指教。
（5月28日）
●报刊文选●
从文化视角反观电视谈话节目发展
张冠文
电视谈话节目又称“脱口秀”（t аlk show）, 电视史学家一般都把美国NBC1954年推出的《今夜》看作开电视谈话节目先河的栏目。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起步较晚，从最早的《东方直播室》（上海东方电视台，1993年）算起不过10年的时间。1996年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一举成功，随后谈话节目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目前，我国内地的电视谈话节目已有170多个，并且还在不断地增加。然而，数量并不能
代表质量，繁荣的背后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电视谈话节目融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优势于一体，真正体现了“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的传播理念，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得到充分的尊重，思想和情感的交流
与碰撞吸引着受众的参与，强烈的现场感和互动性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欢迎。 但是，电视谈话节目能否对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还要受节目定位、选题的角度、
节目形式等因素的制约。
针对性的文化定位
节目的文化定位，实际上就是要满足受众的一种潜在的文化期待。
研究表明，大众传播一般只加强人们已有的观点，而不会改变其信念。受众对大众传播的各种内容总是会加以选择、判断的，他们一般只接受那些与自己信念相符的信息。这是由于人们在接受任何事物时总是以自己已经先有、先见、先把握的东西为基础，这种先有、先见、先把握的东西，我们把它定义为意识的“先结构”。文化意识同样也存
在这种“先结构”。
一定的文化信息要求受众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感觉能力。一个群体由于文化艺术修养、生活经验、思想感情等方面大致相同，他们文化意识的“先结构”也大致相同，他们的文化期待大致相同，他们对某方面的文化信息会产生大致相同的接受反应。因而，谈话节目要有明确的文化定位，才能吸引某一相对稳定群体的关注。当然，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知识修养的提高，时代的变迁等，人们文化意识的“先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发展。一个谈话节目只有在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确定节目的受众群体，掌握受众的文化期待，并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了解受众文化期待的细微变化，然后有的放矢，
确定本栏目的文化品位，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平民化”是《实话实说》的价值追求和文化追求，也是《实话实说》取得成功的关键，它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关注世俗人生和平常人的生活，以朴实的、平易近人的风格表现出来，并以其贴近生活的零距离感深受观众喜爱。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艺术人生》，湖南卫视的《新青年》等栏目也由于文化定位准确、风格鲜明，从而赢得受众
的喜爱。
稳定而独具特色的文化视角
如何以新颖独到的视角关注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给观众以某种
启迪、慰籍或思考，是谈话节目成功的重要因素。
一个节目不能承担全部的文化功能，如果每个节目都面面俱到，节目就没有特色。有记者问杨澜：谈话节目得以立足的关键是什么？杨澜说：观点。采访不是即性发挥。没有观点，很快就会发现面对每个人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没有观点，就会造成信息混乱。
“观点”就是文化的视角。虽然文化品位是一个优秀谈话节目的必要因素，但对表现内容进行切入的文化视角也是谈话节目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众的分众化要求电视栏目选题的文化视角要相对稳定，要对选题的文化深度和表现方式等进行某种约定。 文化视角过于狭窄会造成谈话选题的“匮乏”，过于宽泛又会造成选题的庞杂。许多谈话节目话题的切入角度往往是跟着“社会热点”走、跟着宣传的“指挥棒”走。谈话节目大量存在，社会的热点和焦点却十分有限，话题供不应求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个话题的设定，一定要切入浅显而内涵比较丰富，还要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一定的发挥空间。话题要给人留有想象和发挥的余地，话题的提示不要做得太满，不能把结论过早地提示出来。我们较好地有针对性地把握“俗”的基点，然后通过节目的进程，随着主持人不断深化主题，逐渐地揭示主题，从而达到雅的境界。俗与雅从根本上是统一的，是一种和谐的境界，其中的文化含量，能长久地对人们的心灵给予震撼和冲击，
而愈加锤炼出理性的思想火花。
湖北电视台《往事》的选题定位是：小人物，大命运。它从历史文化的视觉选题，
常常从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变迁中折射出厚重的人文精神。
多元化的嘉宾及勇于言的观众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谈话节目追求的是对选题进行各个文化层面的展示、融合与碰撞，在这种交流、融会和强力的碰撞中，展现选题的文化内涵与人文关怀。要真正实现这种文化内涵与人文关怀的表达，嘉宾的文化构成及其参与程度是个重要因素。 专家学者能够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审视选题，能够保证谈话内容的专业性，保证节目具有相当的深度。但是，谈话节目并非专家论坛，嘉宾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层次可以让他们从不同的文化角度审视选题，增强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交流和碰撞，节目越易“出
彩”。
倪萍在《聊天》节目中曾请了一位靠卖血来支持孩子上大学，而儿子却因为沉溺于游戏被迫退学的老农民，虽然这位农民不太善于表达，但是他望子成龙的强烈渴望却溢
于言表，让人感动，该话题的内在文化浓度其实非常高。
由于受传统文化思想观念诸如“中庸之道”、“知之不言”、“讷于言”等的影响，嘉宾常常顾忌到自己在公众前的形象，极少愿意在电视镜头前袒露心扉，很少会因为意见相左争得面红耳赤。现场观众也是如此，绝大多数的观众仍然恪守着传统的君子风范，
常常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看讨论，参与意识不强。
在中国这种谨于开口的文化氛围中，寻找敢说真话、心里话的嘉宾和勇于言的观众，
已经成了谈话节目成败的重要因素。
主持人的文化导引力
电视谈话节目是以与现实生活完全相似的人际交往的情景来进行的，主持人、嘉宾、观众在同一现场中可以面对面地畅所欲言，整个谈话过程是开放的、灵活的、多向流动
的，信息的传播和反馈保持了最为直接自然的状态和原始的即时性。
主持人面对真实的交流对象，置身瞬息万变的交流现场中，他要灵活应变，察言观色，控制调度。这就对电视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就是主持人应具有丰富的学识和较高的文化品位、独特的人格魅力、鲜明的主持风格、敏锐的反应能力、犀利的言语，能把平常的话题引向深入，使电视节目的文化内涵大大增加；其次，要有文化引导能力。主持人置身于流动的交流现场，要从宏观上把握节目的进程和深度。他必须能做到抛砖引玉，把话题问到点子上，同时对于对方的回答还要能够做出合理的反馈和即兴点评，让整个节目保持统一的风格和前后的连贯性。一些嘉宾在谈话过程中可能会突然闪现出智慧的火花，如何让这些火花渐成燎原之
火，是主持人的高明之处。这种文化引导能力是主持人综合素质的一种体现。 《实话实说》一炮打响，应该说和崔永元深厚的文化积累有很大关系，因为他的机智，看似平常的话题成了热点；因为他的幽默，很多生硬的话题有了生机。杨澜曾说，每主持完一档节目，就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这种被“掏空”的感觉，其实也可以看作
是一种文化引导能力力不从心的感觉。
“浅入”“深出”的表现形式
谈话节目要做到既要在内容上取胜，具备一定的文化品位，又要避免干巴巴的对谈，
就要追求节目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出一种文化内涵。
一些人以为所谓的谈话节目就是几把椅子加几个嘉宾，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最近，不同的制作人创造出了一些新的形式，如《谁在说》的首席观察人点评、网络记者、网上直播；河南电视台还引进了综艺形式，如按键选择、题板注释、纸条交流、外景报道和互联网调查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揭示话题的内涵，从而促进谈话的深
入进行。
外在的形式也体现在谈话现场的背景格调、空间的设置、音乐的配合、主持人衣着的选择等各个方面。其中选择原则是要与话题的内容契合，首先争取以一种外在的形式
深刻表达话题的内在意义。
“气韵生动”是六朝时的谢赫在《古画品录》序中提出的绘画“六法”中的一法。用在电视谈话节目中，则要求主创人员在把握谈话对象精神实质的基础上，首先还原节目现场的谈话原生状态，通过话题的巧妙设置，运用主持人同嘉宾和在场观众的交流，
有目的、有节奏地释放有效信息，以便在不经意间培育出一种流动的、和谐自如的谈话
空间，这个空间会因为在形式上的无拘束和随意而流露出的真实打动受众。 谈话节目和其它的节目不同。它入题的角度一定要浅显易懂，要让人感到有交流的兴趣和必要。同时要追求口语表达的风趣和生动，实现语言的韵律美。我们要求谈话节目的浅入与深出，其实，“浅”是一种表达的方法，是按照电视的表达方式所体现出的容易走进对方的心灵和能够被受众接受的一种节目定位思想，它更多的是属于表达的方式和处理的技巧。它的入题角度越是浅显，也就越是让人感到兴趣，嘉宾才易于参与，受众接受的程度越是深入。所以说优秀的谈话节目，应有能够被人接受的表达方式，有
被受众所喜欢的形式。
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起步较晚，还处于发展阶段，在节目的文化定位、选题的把握、嘉宾的选取、节目形式的创造等方面还有着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只有不断地提高电视节目的文化品位，挖掘谈话节目的文化深度，探索谈话节目的发展规律，把握受众潜在的文化需求，才能适应社会需求和受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原载《中国广播影视报》
2003年4月22日）
透视明星的朱军
瑞 向
如今的《艺术人生》，早已是中国的名牌电视栏目了；而主持人朱军也早已是央视名嘴了。可回想起《艺术人生》刚刚开播的那段时间，有谁能想到朱军能获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呢？当时，本人就曾直接向《艺术人生》制片人王峥提出过疑问：“作为一个面对娱乐圈、面对明星的电视栏目，朱军是不是不够洋气，年龄是不是比较大呢？”
用诚挚和厚重透视明星
王峥当时非常直率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正因为他的年龄比较大，正因为他经历的事情比较多，他才会比较厚重，被访问者和观众才会更容易被他不同别人的真诚感动，
节目才会做得独具特色。”
事实证明，王峥是对的，《艺术人生》成功了，朱军也获得了以往不曾拥有的妇孺
皆知的影响力。一个个被访者在朱军的诚挚和厚重面前被“透视”。
这份“透视”能力是如何养成的呢？朱军说：“无论是初识还是熟悉的明星, 无论他们年纪比我长或小, 我都把他们视为普通人, 用一颗善良的心去和他们聊人生, 聊人生感悟。在《艺术人生》之前，有人认为这种明星访谈节目只要能热热闹闹的就万事大吉了。对此，我有不同的想法。让几千万观众呼吸到真实的空气，让浮躁的电视安静下来。
对人的重视，对人的挖掘，对人的自律，这一切多么美好。”
单簧管带来的荣耀
1964年，朱军出生在甘肃兰州。他的父亲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首席单簧管演奏员。从11岁开始，朱军就开始学习单簧管演奏。凭着这一技之长，入伍后，朱军成了部队业余宣传队的一名演员。在宣传队，单簧管、跳舞、唱歌、相声、小品、快板，他无所不能。为此，他被戏称为“全活”。又凭着这个一技之长，他在1984年进入了解放军
联合军乐团，参加了35周年国庆大典，受到了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检阅。
也曾拿过国际大奖
在主持《艺术人生》之前，朱军已经是业内公认的能人了。
从1991年起，甘肃省所有的大型文艺演出活动几乎都由他担任节目主持。1993年，朱军进入中央电视台，在主持《东西南北中》这个栏目时，他的足迹踏遍了全国各地，一年在家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四个月。在他和栏目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东西南
北中》这个栏目连续5年获优秀栏目奖。
从1995年开始，除继续主持《东西南北中》这个栏目外，中央电视台的所有大型晚会和演出活动，都由他担纲主持。他连续四年主持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心连心”艺术团慰问演出活动搞了21次，其中由他主持的就有15次。
1997年，朱军主持、编辑的音乐电视专辑《乡风乡韵》，在保加利亚举行的国际金天线电视节目大赛中，获音乐类节目第一名。这是中央电视台音乐类节目首次在国际上获大奖。1999年，他又在“金话筒”全国节目主持人评选中获银奖。（原载《中国广播
影视报》2003年6月6日）
王志的《挑衅》
鲍河扬
过去我看电视时，如果出现的是央视记者采访部以上的干部，我便换频道。因为记者问的大都是客套话，像流水线的语言工人，没有我想的那些提问，总给我一种“名托儿”的感觉。他们有时对部以上干部的采访有新意，语言也逼人，但那些人大都因犯了
法，正蹲在牢里。记者逼人的提问若早些，牢里的那些干部也许正在岗位上。 前几天，我看到央视记者王志采访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给了我新奇的震动。王志镜片后面的眼睛很冷峻，直刺的目光和语言，充满了怀疑、挑衅和不信任。但句句都是
我想问的话和我的怀疑。而不像过去，用信任的目光去问对方的自信。
王志说：“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但现在看来你这个说法几乎是不可能的。”
王志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很镇定很坚定的市长，但另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北京
被感染的人数在不断攀升。”
王志说：“制定这些措施，你的依据是什么？”
王志说：“你所说的这些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市民
的恐惧并没有降低反而在增加。”
王志说：“你有什么承诺，可以有什么承诺？”
王志的语言和神情，使我看见了一位真的记者，字字逼人，句句问到要害。 正是王志的“挑衅”，使我很快地喜欢上王岐山。我对他的信赖，对他能力的感觉，是在他直面“挑衅”和“透明”中产生的。若一个市长不敢或没有能力面对记者的“挑
衅”，怎能面对整个北京市众多问题的挑战，还谈得上什么胜任。
非典是当前惟此惟大的事情，等我们战胜非典以后，我希望依旧能看到王志的“挑衅”，而不是“名托儿”。因为我们的社会和生活中隐藏着许多的“非典”：注水猪肉，被瘦肉精催起的猪，连虫都不吃的菜，假酒，意识的保守，腐败，使孩子们中毒的游戏
厅„„这些“非典”若成了气候，都会将我们的生命和民族拖向灾难。
应居安思危，王志不要已到灾难时再去“挑衅”，要在灾难之前。战胜非典的最重
要举措之一，就是切断病源。战胜社会中的那些“非典”也是如此。
战胜非典之后，我希望常能看见王志的“挑衅”，看见了，我的心就会踏实，若看
不见，我就会忧心起来。（原载于5月14日《北京娱乐信报》）
主持人最需要的四大修养
凛凛
现如今的电视频道是越来越多，电视栏目和主持人就更是数不胜数，但是观众真正接受和认可的节目主持人还是屈指可数的。什么样的主持人才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作
为一个普通观众，我认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最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修养：
一、平和的心态 一次看《挑战主持人》，评委给选手出了个题，说如果你在主持现场摔了一个跟头，你将如何去做。选手说他会对观众说：“观众朋友，我被你们的热情所倾倒”。应该说，这个回答是巧妙的，而且好像也有别的主持人曾经这样说过，但是，这种方法也反映出主持人的心态不够平和。摔倒是人人都可能遇到的事，除了演戏，没有人会故意摔上一跤，所以这种尴尬根本没必要去化解。一句“哎哟！疼死我了。”
会一下子消除与观众的距离感，显得特别亲切。
二、深刻的思想 这主要是针对谈话类、新闻类、社教类节目而言。思想深度要表现在节目的内容里，比如镜头语言、主持人语言的内涵等，不要把这种深度理解为主持人语言的表面深刻。有的主持人，张嘴就是富有哲理的“名言”，这些看似深刻的话，你仔细一琢磨，根本就是废话。就主持人而言，思想深度表现为采访时的提问质量、表现为评论时一针见血、表现为对话时的深入挖掘。主持人要小处着眼，真思考，不盲目
拔高主题，细微之处才见深刻。
三、得体的幽默 幽默具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很像中国功夫中的太极拳，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又像是消化酶，能将节目传播的信息消化成为水溶解物质，有利于“吸收”。印象很深的是刘仪伟主持的一期《天天饮食》，他教大家做完了一道菜后，剩了一些边角料，他指着这些边角料说：“这还有一些边角料，可千万别扔，这可是花钱买的，可是又不能装上盘上桌，怎么办呢？只能是我们这些好男人在厨房里把他偷偷吃掉了。”说完就用手拿起那些边角料放在嘴里大嚼起来。观众看了，收获的绝不仅仅是学
会一道菜，更有节俭的美德，让人感到一种体贴、一种亲切。
四、广博的学识 现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满眼的俊男靓女，他们流利地背诵着编导准备的稿子，用着相似的手势，面带相同的笑容，让我们感觉不到此节目与彼节目有什么区别。如果编导也对所制作的节目不甚了解，稿子质量没了保证，节目就成了“露怯秀”，真是惨不忍睹。所以，具备广博的学识，是主持人具有良好修养并能充分挖掘节目深度的前提。当然，我们并不要求主持人是某个领域的博士或者专家，博士做了主持人也不一定就能成功。主持人最起码应当吃透所做节目涉及的知识点，并且要理解消化。不懂没关系，要去学、要去问，不要因为自己是“名嘴”就“耻于下问”。反过来想想，是问问题丢面子，还是在电视节目中露怯丢面子？（原载《北京青年报》 2001年10
月16日
一个成功的主持人节目，离不开好的选题、好的素材，这样的选题和素材总是或隐或显地活跃在日常节目周围；而有时候又突如其来，稍纵即逝，让人可遇而不可求，这更需要日常节目及时地给予“生存空间”，让瞬间成为永恒。这种机遇的获得对掌有节目权的主持人来说较有主动性，就看是否善于把握。《面对面》便是典型的一例。它是一档取自日常生活中一些热议的人物来做的访谈节目。主持人运筹帷幄、机智大度、游刃有余的主持风采自然是作品成功的关键所在，但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这样一场突发的风灾，主持人至少失去了这么一次大展才华的良机。可见机遇对成功的重要性。 然而，谁也无法“呼风唤雨”，坐等“百年不遇”的大风来惠顾。应当看到，《真情台风日》一类的节目，主题发现的偶然性里蕴含着主持人成功的必然性，因为主持人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而“有准备的头脑”，随时可以应接一切创作的机缘而决不错失。 一名优秀节目主持人的成熟性应当体现在这里：“平时想着战时”，善待日常节目，并且勤于观察，精于思索，在寻常中创新，于平淡处出奇。《生命无限》就是这样一件好作品。它本是娱乐类的节目，完全是常态的面貌，但在它的许多细微之处随时可见主持人独到的匠心。比如智力问答，你能领会到题来题往之间，主持人给出的是大于题目的一种积极的思想意念、文化启迪，这就有了内涵的张力和回味的浓度。这种勤谨精进的努力，实际上是一种最好的自我磨砺，持之以恒必有成效。善待日常节目，最终善待自己；反之，如果平时轻轻松松，用时便两手空空，即使“台风”来了，你也无力“真
情”相对。
这一届参评节目中，有一部分作品的问题就集中反映了日常准备的不足。更有一些从整体特征上分析可能是应参评而特意制作的作品，显露出一定的不成熟性。这里无意绝对否定参评节目的“即兴创作”，即兴不一定和仓促、粗糙、轻浅之类的概念划等号，关键是不能“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急就”的参评作品也有获得好成绩的，那又说明什么？它说明的恰是这么个道理：千日“养军”，“时刻准备着”；一朝“用
兵”，功到自然成。
四、主持人语言的专和能
主持人口语质量的问题，似乎还未在一定的高度上予以普遍的重视。曾经有过的对于主持人语言规范持否定态度的声音现在基本上听不到了，但是提高主持人语言应用能
力和修养的问题还是有必要一提的。
目前我国主持人队伍从播音业务的角度来分，由“学过”和“没学过”（这里所说的“学”包括在校深造和业余自修）两类人员构成。在参评节目中不难听到，有的主持人字正腔圆，音色优美，在播音语言方面训练有素，然而在主持人节目中却显出了不善于“说”的弱点，即便有对象的交流，依然难以脱离“播音腔”，语态拘谨，节目气氛不活跃。估计，这大多是为参评而临时从播音岗位上过来客串的，或者平时所“主持”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节目”，因此没有从根本上转变播音面貌。由“播音腔”
到“谈话式”并没有一条鸿沟，尤其对有着良好语言训练基础的主持人来说，只需真正进入“主持”的角色和“交流”的情境，“播音腔”的问题会很快迎刃而解的。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现在又有一种“主持腔”在一些主持人节目中蔓延，它集中表现为语速快如连珠，语气急如劲风，吐字无轻重，句读不分明，语调平而直，表达不由衷；听似口若悬河，实则“水过无痕”；有的甚至旁若无人，哪怕是主持搭档。有人喻之为“自说自话”。这种现象在音乐、娱乐和热线服务类节目中相对比较突出。诚然，这类节目本身具有快节奏的特点，需要语言的节奏也相辅相成，这是没有异议的。但快节奏不等于简单的高速度。所谓的节奏就是“交替出现的有规律的强弱、长短的现象”。语言的节奏简单说来应该表现为一种交叉关系，不能混为一谈。语速无论快慢，都可以体现节奏。节奏是语流中体现音乐感的最鲜明的特征，也是汉民族语言形式美的重要标志，它能赋予主持语言生动性和感染力，值得我们节目主持人认真揣摩和善加运用。 主持人仅仅克服“播音腔”和“主持腔”还不够。一个优秀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应当在有声语言的技能上有更高的追求和全面的发展。参评节目中有一些文学性作品，在一首诗、一段散文或一个幽默小故事面前，有的主持人表达上缺少基本功，使节目有所逊色。作为听觉传媒，说到底，要靠语言的艺术和艺术的语言来支撑。主持人应当学一学前辈播音员，练一练广播语言的“十八般武艺”，不仅一专多能，更应多专多能；即便是“说”，也说得有声有色，多姿多彩。这样，不仅于节目品位的提升有益，更对自身
的“可持续发展”有利。
五、节目亮点的呈现和表现
如同一出戏要有几个高潮来博彩，一档好的节目也应有几处亮点，让人入耳，催人动心，令人难忘。亮点的“亮度”越足，越能嬴得青睐，这是不言而喻的。亮点闪烁如
同人体的脉动，能点亮节目的生命活力。
主持人节目中的亮点是多样的、灵活的。它可以蕴含在整体的创意构思中，也可以体现在材料的细节里；可以闪烁在机智超凡的言语交流间，也可以耀动在不同凡响的情
感效应上„„大凡成功的作品，亮点兼容并蓄，不一而足。
有经验的主持人总是在节目运筹之初就设计亮点，即便直播节目，也不免有所用心，
而在即兴中激发出的亮点更会为节目增添异彩。
亮点之所以亮，就在于独特或精彩：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优。亮点的真正价值是在群体中的比较之后才体现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节目的评选是一种亮点的比照。要想在如此强强竞争的“金话筒”奖评选中脱颖而出，必须精心打造节目的亮点。有的作品，从构思立意、选材编排到主持人的语言运用上，都相当完整，也有可听性，似乎挑不出毛病，却总觉得缺点什么，因此就难以超群鹤立。这里所缺的实际上就
是堪与人相媲美的亮点。
优秀节目的亮点，无论是录播中的苦心打造，还是直播中的妙取偶成，都应作为节目的一个有机部分，应是融入其中的自然显现，而不是标贴其表的矫饰表现。有的参评作品煞费苦心，却过犹不及。比如，有的在形式上过分标新立异，而淡漠了内涵的精雕细琢；有的着意在语言上塑造“风格”，却损害了节目的主题；有的主持人借机唱上几句“露一手”，却显得多此一举，等等。这些刻意制造的“亮点”，往往因舍本逐末、
顾此失彼或画蛇添足、华而不实而失利。
主持人节目中的亮点，归根结底是靠主持人的功力和魅力点燃的。同样的主题或材料，在不同主持人的手中，做出的节目会有不同的“成色”，如同一块矿石，有人给它裹上金箔，但它仍是石头；有人经过打凿去粗取精，使其晶玉毕现，光彩夺目。主持人贵在善于寻找和激发节目中的亮点。对于直播节目来说，亮点往往在节目的焦点、难点、高潮点上闪现，这也正是对主持人最具考验性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说，亮点无“点”，它依存在主持人高度的智慧和主持才能中，《真情台风日》、《谁都没有错》、《生命
无限》等一批佳作都印证了这一点。
六、广播节目有限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
有人把广播节目归入“时间的艺术”，因为它缺少视觉的空间感。然而这缺少空间
感的“时间艺术”，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空间，任我们的想象纵横驰骋。 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主持人在广播节目的“空间资源”开发方面有着各种可贵的尝试。广播节目对空间的“占有”简便易行，只需张口之劳，就可以完成一个“空间”的架构，像“金话筒”奖作品《之丢失梅花鹿案》，以“模拟法庭”作为节目框架来展开内容，而所谓“法庭”,只是借助一个语言符号和与之相配的角色及程序构成的虚拟空间, 听者全凭着联想和想象的经验, 便可以与节目产生感知上的互动, 一个
“索赔案”的题材就这样别开生面、恰到好处地得到演绎。
广播的优势就在这里，它可以发挥极强的“象征”功能，几句话，加上若干音效，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勾勒出一个特定的情景空间。如果再加上现代的通讯手段，给广播“插上翅膀”，构成双重空间，节目创作就更具活力和张力了。第五届城市台参评节目中多件作品在这方面做得有声有色。如《与我同游》，两位主持人分别在播音间和旅游景地“里应外合”同步主持，实地移步换景的同期声及主持人的现场“导游”，足以给人如临其境、如见其景的生动真切感，而播音间的总体主持穿插，以及音乐的烘托，更增添听觉美感。又如《974旅游快车》、《梦里江南，梦里水乡》等作品，也都力图借助空间的拓展丰富节目的表现力，增加作品的立体感和动态性。当然，这种空间突破的制作手法并不是任何节目都适宜的，同时还要把握一个根本的原则：作为主持人节目，
必须给主持人留有充分施展的空间，而别让节目走样。
广播节目空间发展的另一个概念是媒体与媒体间的连动。唐山人民台和昆明人民台的一档音乐直播节目就在这方面作了成功的尝试，参评节目《说唱三千里》便是代表作，
他们的合作带了一个好头。面对日趋国际化的媒体激烈竞争，广播必须以自家的优势去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进行媒体间资源整合性开发具有很大的潜力。这种整合可以是同类媒体之间的，也可以是异类媒体之间的；可以是同地的，也可以是异地的，从而构成一个大广播的格局。在这样一个开放性的广播空间里，广播主持人可以大显身手，关键
是从现在起我们要有准备。（作者系本会学术委员）
●闲聊主持人●
从错报李瑞英职称说开去
白谦诚
5月22日《北京青年报》用整版篇幅刊登“全国青联委员 寄语吐露心声”，大标题为：“抗击非典 你我同心 报效祖国 奋勇当先”。此版刊载了几十位青联委员的寄语，其中有不少大家熟悉的影视明星。阅报时发现，李瑞英的职称报错了。请看原文： 每一份职业都包含着荣誉、承诺、责任和危险。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们与你们并肩作战。让我们手挽手、心连心，前方与后方相互鼓励，相互传递力量，相互分
享关爱和责任。
---全国青联常委、中央电视台国家一级播音员 李瑞英
据我所知，李瑞英是正高级职称---播音指导，而该报却误作“国家一级播音员”。显然，这不是李瑞英写错的，而是报社编辑想当然给加上的。报社编辑为何会出这样的差错呢？表面看来，原因很简单：他工作马虎，未向李瑞英核实。但还有没有更深层次
的原因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聊的话题。
我认为，深层次的原因是有的，那就是我国现行的播音员职称系列存在着某些先天
缺陷，请容我一一道来。
首先，我国各行业的职称系列一般分为四级，以实行职称制度最早的高校教师为例，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上个世纪80年代新闻界实行职称制时，编辑系列和记者系列均参照高校教师的职称系列，分为高级编辑（高级记者）、主任编辑（主任记者）、编辑（记者）、助理编辑（助理记者）四级，惟有播音员系列分为五级，即播音指导、主任播音员、一级播音员、二级播音员、三级播音员。播音员系列为何多出一级？当时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听到的传达大意是：为制定播音员职称系列，人事部来广电部开过老播音员座谈会，广电部也专门成立了有夏青等老播音员参加的一个小组。考虑到培养和选拔播音员的特殊情况，即年龄越轻越容易正音，播音员的学历可以放宽到高中毕业。在其他职称系列，高中学历是不具备评职称资格的，国家对播音
员给予特殊照顾，这样，播音员的职称系列就多出了一级。
我认为，当时的考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体现了政府对播音员的关怀。然而现在，20年过去了，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如今，各级广播电视台招聘播音员都要求大专以上学历，高中学历已基本上不可能当播音员了。也就是说，播音员职称系列多出一级的前
提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其次，播音员职称的称谓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譬如，在演艺界，“一级导演”、“一级演员”都是正高职称，而在播音员系列里，“一级播音员”却是中级职称。圈儿外的人不了解情况，按常识理解，“一级”当然是最好的，由此引出不少误会。《北京青年报》为什么给李瑞英按上“国家一级播音员”的头衔，原因就出在这里。同一版报纸上发表“寄语”的青联委员，有好几位“国家一级演员”，编辑对李瑞英“想当然”也就不奇怪了。由此看来，职称称谓也要顾及左邻右舍，也要与旁边的系列“接轨”，尤其不要犯常识性的错误，以免贻笑大方。又如，“播音指导”这一称谓不像专业职称，更像是行政职务。专业职称是对专业人员专业水准的界定，不应含有行政职责，而“播音指导”从字面上理解，显然含有“指导”他人之意。体育界的教练们，大家习惯于称为“指导”，人家那是货真价实的指导，咱们的“播音指导”显然没有那样的权限。按说，“播音指导”如果作为业务部门的行政职务或荣誉职务还是挺好的，但作为职称的称谓，则有点儿不伦不类。我这样说未免有咬文嚼字之嫌，但是作为国家正式设置的正高
级职称，如果在字面上都经不起推敲，不是太不严肃了吗？
综上所述，播音员职称系列从级别设置到具体称谓，均存在一些先天的缺陷，这在
全国几十个职称系列里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不仅如此，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呢。自从节目主持人在神州大地诞生以来，播音员职称系列就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当初设置播音员系列时，主持人尚在襁褓之中，全国不超过几十人，而且基本上是由播音员转行过来的或由播音员兼任的。那时，谁也没有想到主持人队伍会发展成今天这样的局面，谁也没有想到主持人是个新兴的工种，应该为它单设一个或预留一个职称系列。说实话，当时即使有人想到了，限于队伍规模和认识
水平，也不可能为主持人单设一个职称系列。
上个世纪90年代，主持人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广播电视系统内部，除播音员外，还有一批编辑、记者转行当了主持人；社会各界的菁英人士，特别是演艺界和教育界人士，也通过招聘等各种途径加盟主持人行列。可是，主持人没有单独的职称系列，除播音员转行当主持人的而外，别人大都不愿意走播音员系列。于是，我国主持人队伍在职称上呈现出了五花八门的状况：有走播音员系列的，有走编辑、记者系列的，有走演员系列的，有走教师系列的，可能还有走其他系列的。主持人委员会从成立那天起，就听到各地主持人对此的抱怨和强烈的呼声，要求我会向上反映这个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叶惠贤还为此专门给政协写过提案，可是至今未能解决。
这件事已经拖了多年，越拖越被动。为什么呢？因为主持人越来越多了。以中央电视台为例，2002年年底，播音员和主持人加在一起，共有400多人。据我估算，播报新闻的播音员不会超过40人，播音员与主持人的比例大约为1：10。其他台的比例可能没有这样大，但至少为1：5（县级台除外）。我前面说过，节目主持人是个新兴工种，与播音员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因为主持人没有自己的职称系列，只好走播音员的职称系列。而播音员的职称系列是20年前为播音员制定的，根本没有考虑主持人的职业特点。现在，让这样一支拥有几万人的庞大的主持人队伍，去适应当年为播音员制定的
职称系列标准，你说这合理吗？能没有矛盾吗？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广播影视报》的记者采访了叶惠贤、赵忠祥、倪萍等几位政协委员，请他们谈主持人的职称评定和人才交流问题，《金话筒月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访谈（见《金话筒月报》第59期）。这几位同志谈话的角度不同，都有道理。叶惠贤历来主张应为主持人单设职称系列，这次进一步提出应“与时俱进”，加强主持人的管理工作。赵忠祥是广电总局人事司聘请的播音员职称系列“高评委”委员，参与历年的高级职称评审工作。他谈话的主要精神是：高评委是公正的，对播音员和主持人各有各的要求，主持人参加播音员系列不会受到不公正对待。他们两位的观点我都赞成。 那么，主持人职称的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我提出上、中、下三策，供政府主管部
门和广大主持人参考。
上策当然是争取为主持人单设一个职称系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按照主持人的职业要求和特点制定评审标准，才能真正发挥评定职称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为此，我们要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做好沟通与说服工作，使其了解主持人工作的特点，特别是它与播音工作的区别何在，为什么它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等等。同时，我们还应加强理论研究，尽快出版节目主持学和节目主持史，努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节目主持
理论体系。总之，我们要拿出理论研究成果，争取业内的认可和领导的支持。
实现上策难度最大，但它是我们努力追求的最终目标。
中策是个折中方案。如果政府确有难处，近年无法为主持人单设职称系列，我建议对原有的播音员职称系列加以修订和扩充，改为“播音员、主持人职称系列”。这个方案的优点是国家不必增加一个职称系列，符合总量控制的原则，比较容易通过；缺点是把播音和主持这两个工种合在一个职称系列里，会使人混淆不清。但利弊相较，还是利
大于弊。
“播音员、主持人职称系列”如何设置呢？我初步设想了一个框架，提出供研究：
1. 该系列下设两个分支，即播音员分支和主持人分支。
2. 两个分支均分为四级，称谓暂拟为：高级播音员（高级主持人）、副高级播
音员（副高级主持人）、中级播音员（中级主持人）、初级播音员（初级主持人）。（注：节目中打字幕或报名，一律用“播音员”或“主持人”，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话
动时，可报职称）。
3. 两个分支按各自的职业特点和要求，分别制定职级标准，并分别设立评委会。
4. 播音员的职级标准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将第五级合并到第四级。
5. 主持人的职级标准应体现编、采、播的综合能力。对汉语普通话发音的要求，主持人可以略低于同等级的播音员；对编采业务的要求，可以略低于同等级的编辑、记者。
此标准可用下列公式表示：高级主持人=副高级播音员+副高级编辑。
我想，在上策暂难实现的情况下，争取实现中策还是有希望的。现行的播音员职称系列是在20年前制定的，早就该修订了。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党章和宪法都修改了，
为什么职称系列不能修改？恐怕谁也说不出不改的道理。
下策就是维持现状，即主持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现有的职称系列中选择，等
时机成熟时再争取上策或中策的实现。
由“错报李瑞英职称”引出职称评定这样一个复杂的话题，我相信有人赞许，有人反感，也有人会认为小题大做。是的，评职称这个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它无关国计民生，但是，它却关系到好几万节目主持人的切身利益。咱们不是天天都在说“三个代表”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由各行业、各阶层的群众组成的，如果我们把每一行业或每一工种的群众关心的事儿均视为小事儿，那岂不把“三个代表”架空了吗？
话说得太多了，到此打住。所聊均为个人的一孔之见，欢迎指教。
（5月28日）
●报刊文选●
从文化视角反观电视谈话节目发展
张冠文
电视谈话节目又称“脱口秀”（t аlk show）, 电视史学家一般都把美国NBC1954年推出的《今夜》看作开电视谈话节目先河的栏目。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起步较晚，从最早的《东方直播室》（上海东方电视台，1993年）算起不过10年的时间。1996年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一举成功，随后谈话节目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目前，我国内地的电视谈话节目已有170多个，并且还在不断地增加。然而，数量并不能
代表质量，繁荣的背后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电视谈话节目融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优势于一体，真正体现了“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的传播理念，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得到充分的尊重，思想和情感的交流
与碰撞吸引着受众的参与，强烈的现场感和互动性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欢迎。 但是，电视谈话节目能否对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还要受节目定位、选题的角度、
节目形式等因素的制约。
针对性的文化定位
节目的文化定位，实际上就是要满足受众的一种潜在的文化期待。
研究表明，大众传播一般只加强人们已有的观点，而不会改变其信念。受众对大众传播的各种内容总是会加以选择、判断的，他们一般只接受那些与自己信念相符的信息。这是由于人们在接受任何事物时总是以自己已经先有、先见、先把握的东西为基础，这种先有、先见、先把握的东西，我们把它定义为意识的“先结构”。文化意识同样也存
在这种“先结构”。
一定的文化信息要求受众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感觉能力。一个群体由于文化艺术修养、生活经验、思想感情等方面大致相同，他们文化意识的“先结构”也大致相同，他们的文化期待大致相同，他们对某方面的文化信息会产生大致相同的接受反应。因而，谈话节目要有明确的文化定位，才能吸引某一相对稳定群体的关注。当然，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知识修养的提高，时代的变迁等，人们文化意识的“先结构”也在不断变化发展。一个谈话节目只有在大量社会调查的基础上，确定节目的受众群体，掌握受众的文化期待，并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了解受众文化期待的细微变化，然后有的放矢，
确定本栏目的文化品位，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平民化”是《实话实说》的价值追求和文化追求，也是《实话实说》取得成功的关键，它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关注世俗人生和平常人的生活，以朴实的、平易近人的风格表现出来，并以其贴近生活的零距离感深受观众喜爱。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艺术人生》，湖南卫视的《新青年》等栏目也由于文化定位准确、风格鲜明，从而赢得受众
的喜爱。
稳定而独具特色的文化视角
如何以新颖独到的视角关注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给观众以某种
启迪、慰籍或思考，是谈话节目成功的重要因素。
一个节目不能承担全部的文化功能，如果每个节目都面面俱到，节目就没有特色。有记者问杨澜：谈话节目得以立足的关键是什么？杨澜说：观点。采访不是即性发挥。没有观点，很快就会发现面对每个人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没有观点，就会造成信息混乱。
“观点”就是文化的视角。虽然文化品位是一个优秀谈话节目的必要因素，但对表现内容进行切入的文化视角也是谈话节目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众的分众化要求电视栏目选题的文化视角要相对稳定，要对选题的文化深度和表现方式等进行某种约定。 文化视角过于狭窄会造成谈话选题的“匮乏”，过于宽泛又会造成选题的庞杂。许多谈话节目话题的切入角度往往是跟着“社会热点”走、跟着宣传的“指挥棒”走。谈话节目大量存在，社会的热点和焦点却十分有限，话题供不应求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个话题的设定，一定要切入浅显而内涵比较丰富，还要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一定的发挥空间。话题要给人留有想象和发挥的余地，话题的提示不要做得太满，不能把结论过早地提示出来。我们较好地有针对性地把握“俗”的基点，然后通过节目的进程，随着主持人不断深化主题，逐渐地揭示主题，从而达到雅的境界。俗与雅从根本上是统一的，是一种和谐的境界，其中的文化含量，能长久地对人们的心灵给予震撼和冲击，
而愈加锤炼出理性的思想火花。
湖北电视台《往事》的选题定位是：小人物，大命运。它从历史文化的视觉选题，
常常从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变迁中折射出厚重的人文精神。
多元化的嘉宾及勇于言的观众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谈话节目追求的是对选题进行各个文化层面的展示、融合与碰撞，在这种交流、融会和强力的碰撞中，展现选题的文化内涵与人文关怀。要真正实现这种文化内涵与人文关怀的表达，嘉宾的文化构成及其参与程度是个重要因素。 专家学者能够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审视选题，能够保证谈话内容的专业性，保证节目具有相当的深度。但是，谈话节目并非专家论坛，嘉宾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层次可以让他们从不同的文化角度审视选题，增强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交流和碰撞，节目越易“出
彩”。
倪萍在《聊天》节目中曾请了一位靠卖血来支持孩子上大学，而儿子却因为沉溺于游戏被迫退学的老农民，虽然这位农民不太善于表达，但是他望子成龙的强烈渴望却溢
于言表，让人感动，该话题的内在文化浓度其实非常高。
由于受传统文化思想观念诸如“中庸之道”、“知之不言”、“讷于言”等的影响，嘉宾常常顾忌到自己在公众前的形象，极少愿意在电视镜头前袒露心扉，很少会因为意见相左争得面红耳赤。现场观众也是如此，绝大多数的观众仍然恪守着传统的君子风范，
常常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看讨论，参与意识不强。
在中国这种谨于开口的文化氛围中，寻找敢说真话、心里话的嘉宾和勇于言的观众，
已经成了谈话节目成败的重要因素。
主持人的文化导引力
电视谈话节目是以与现实生活完全相似的人际交往的情景来进行的，主持人、嘉宾、观众在同一现场中可以面对面地畅所欲言，整个谈话过程是开放的、灵活的、多向流动
的，信息的传播和反馈保持了最为直接自然的状态和原始的即时性。
主持人面对真实的交流对象，置身瞬息万变的交流现场中，他要灵活应变，察言观色，控制调度。这就对电视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就是主持人应具有丰富的学识和较高的文化品位、独特的人格魅力、鲜明的主持风格、敏锐的反应能力、犀利的言语，能把平常的话题引向深入，使电视节目的文化内涵大大增加；其次，要有文化引导能力。主持人置身于流动的交流现场，要从宏观上把握节目的进程和深度。他必须能做到抛砖引玉，把话题问到点子上，同时对于对方的回答还要能够做出合理的反馈和即兴点评，让整个节目保持统一的风格和前后的连贯性。一些嘉宾在谈话过程中可能会突然闪现出智慧的火花，如何让这些火花渐成燎原之
火，是主持人的高明之处。这种文化引导能力是主持人综合素质的一种体现。 《实话实说》一炮打响，应该说和崔永元深厚的文化积累有很大关系，因为他的机智，看似平常的话题成了热点；因为他的幽默，很多生硬的话题有了生机。杨澜曾说，每主持完一档节目，就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这种被“掏空”的感觉，其实也可以看作
是一种文化引导能力力不从心的感觉。
“浅入”“深出”的表现形式
谈话节目要做到既要在内容上取胜，具备一定的文化品位，又要避免干巴巴的对谈，
就要追求节目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出一种文化内涵。
一些人以为所谓的谈话节目就是几把椅子加几个嘉宾，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最近，不同的制作人创造出了一些新的形式，如《谁在说》的首席观察人点评、网络记者、网上直播；河南电视台还引进了综艺形式，如按键选择、题板注释、纸条交流、外景报道和互联网调查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揭示话题的内涵，从而促进谈话的深
入进行。
外在的形式也体现在谈话现场的背景格调、空间的设置、音乐的配合、主持人衣着的选择等各个方面。其中选择原则是要与话题的内容契合，首先争取以一种外在的形式
深刻表达话题的内在意义。
“气韵生动”是六朝时的谢赫在《古画品录》序中提出的绘画“六法”中的一法。用在电视谈话节目中，则要求主创人员在把握谈话对象精神实质的基础上，首先还原节目现场的谈话原生状态，通过话题的巧妙设置，运用主持人同嘉宾和在场观众的交流，
有目的、有节奏地释放有效信息，以便在不经意间培育出一种流动的、和谐自如的谈话
空间，这个空间会因为在形式上的无拘束和随意而流露出的真实打动受众。 谈话节目和其它的节目不同。它入题的角度一定要浅显易懂，要让人感到有交流的兴趣和必要。同时要追求口语表达的风趣和生动，实现语言的韵律美。我们要求谈话节目的浅入与深出，其实，“浅”是一种表达的方法，是按照电视的表达方式所体现出的容易走进对方的心灵和能够被受众接受的一种节目定位思想，它更多的是属于表达的方式和处理的技巧。它的入题角度越是浅显，也就越是让人感到兴趣，嘉宾才易于参与，受众接受的程度越是深入。所以说优秀的谈话节目，应有能够被人接受的表达方式，有
被受众所喜欢的形式。
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起步较晚，还处于发展阶段，在节目的文化定位、选题的把握、嘉宾的选取、节目形式的创造等方面还有着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只有不断地提高电视节目的文化品位，挖掘谈话节目的文化深度，探索谈话节目的发展规律，把握受众潜在的文化需求，才能适应社会需求和受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原载《中国广播影视报》
2003年4月22日）
透视明星的朱军
瑞 向
如今的《艺术人生》，早已是中国的名牌电视栏目了；而主持人朱军也早已是央视名嘴了。可回想起《艺术人生》刚刚开播的那段时间，有谁能想到朱军能获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呢？当时，本人就曾直接向《艺术人生》制片人王峥提出过疑问：“作为一个面对娱乐圈、面对明星的电视栏目，朱军是不是不够洋气，年龄是不是比较大呢？”
用诚挚和厚重透视明星
王峥当时非常直率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正因为他的年龄比较大，正因为他经历的事情比较多，他才会比较厚重，被访问者和观众才会更容易被他不同别人的真诚感动，
节目才会做得独具特色。”
事实证明，王峥是对的，《艺术人生》成功了，朱军也获得了以往不曾拥有的妇孺
皆知的影响力。一个个被访者在朱军的诚挚和厚重面前被“透视”。
这份“透视”能力是如何养成的呢？朱军说：“无论是初识还是熟悉的明星, 无论他们年纪比我长或小, 我都把他们视为普通人, 用一颗善良的心去和他们聊人生, 聊人生感悟。在《艺术人生》之前，有人认为这种明星访谈节目只要能热热闹闹的就万事大吉了。对此，我有不同的想法。让几千万观众呼吸到真实的空气，让浮躁的电视安静下来。
对人的重视，对人的挖掘，对人的自律，这一切多么美好。”
单簧管带来的荣耀
1964年，朱军出生在甘肃兰州。他的父亲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首席单簧管演奏员。从11岁开始，朱军就开始学习单簧管演奏。凭着这一技之长，入伍后，朱军成了部队业余宣传队的一名演员。在宣传队，单簧管、跳舞、唱歌、相声、小品、快板，他无所不能。为此，他被戏称为“全活”。又凭着这个一技之长，他在1984年进入了解放军
联合军乐团，参加了35周年国庆大典，受到了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检阅。
也曾拿过国际大奖
在主持《艺术人生》之前，朱军已经是业内公认的能人了。
从1991年起，甘肃省所有的大型文艺演出活动几乎都由他担任节目主持。1993年，朱军进入中央电视台，在主持《东西南北中》这个栏目时，他的足迹踏遍了全国各地，一年在家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四个月。在他和栏目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东西南
北中》这个栏目连续5年获优秀栏目奖。
从1995年开始，除继续主持《东西南北中》这个栏目外，中央电视台的所有大型晚会和演出活动，都由他担纲主持。他连续四年主持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心连心”艺术团慰问演出活动搞了21次，其中由他主持的就有15次。
1997年，朱军主持、编辑的音乐电视专辑《乡风乡韵》，在保加利亚举行的国际金天线电视节目大赛中，获音乐类节目第一名。这是中央电视台音乐类节目首次在国际上获大奖。1999年，他又在“金话筒”全国节目主持人评选中获银奖。（原载《中国广播
影视报》2003年6月6日）
王志的《挑衅》
鲍河扬
过去我看电视时，如果出现的是央视记者采访部以上的干部，我便换频道。因为记者问的大都是客套话，像流水线的语言工人，没有我想的那些提问，总给我一种“名托儿”的感觉。他们有时对部以上干部的采访有新意，语言也逼人，但那些人大都因犯了
法，正蹲在牢里。记者逼人的提问若早些，牢里的那些干部也许正在岗位上。 前几天，我看到央视记者王志采访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给了我新奇的震动。王志镜片后面的眼睛很冷峻，直刺的目光和语言，充满了怀疑、挑衅和不信任。但句句都是
我想问的话和我的怀疑。而不像过去，用信任的目光去问对方的自信。
王志说：“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但现在看来你这个说法几乎是不可能的。”
王志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很镇定很坚定的市长，但另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北京
被感染的人数在不断攀升。”
王志说：“制定这些措施，你的依据是什么？”
王志说：“你所说的这些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市民
的恐惧并没有降低反而在增加。”
王志说：“你有什么承诺，可以有什么承诺？”
王志的语言和神情，使我看见了一位真的记者，字字逼人，句句问到要害。 正是王志的“挑衅”，使我很快地喜欢上王岐山。我对他的信赖，对他能力的感觉，是在他直面“挑衅”和“透明”中产生的。若一个市长不敢或没有能力面对记者的“挑
衅”，怎能面对整个北京市众多问题的挑战，还谈得上什么胜任。
非典是当前惟此惟大的事情，等我们战胜非典以后，我希望依旧能看到王志的“挑衅”，而不是“名托儿”。因为我们的社会和生活中隐藏着许多的“非典”：注水猪肉，被瘦肉精催起的猪，连虫都不吃的菜，假酒，意识的保守，腐败，使孩子们中毒的游戏
厅„„这些“非典”若成了气候，都会将我们的生命和民族拖向灾难。
应居安思危，王志不要已到灾难时再去“挑衅”，要在灾难之前。战胜非典的最重
要举措之一，就是切断病源。战胜社会中的那些“非典”也是如此。
战胜非典之后，我希望常能看见王志的“挑衅”，看见了，我的心就会踏实，若看
不见，我就会忧心起来。（原载于5月14日《北京娱乐信报》）
主持人最需要的四大修养
凛凛
现如今的电视频道是越来越多，电视栏目和主持人就更是数不胜数，但是观众真正接受和认可的节目主持人还是屈指可数的。什么样的主持人才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作
为一个普通观众，我认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最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修养：
一、平和的心态 一次看《挑战主持人》，评委给选手出了个题，说如果你在主持现场摔了一个跟头，你将如何去做。选手说他会对观众说：“观众朋友，我被你们的热情所倾倒”。应该说，这个回答是巧妙的，而且好像也有别的主持人曾经这样说过，但是，这种方法也反映出主持人的心态不够平和。摔倒是人人都可能遇到的事，除了演戏，没有人会故意摔上一跤，所以这种尴尬根本没必要去化解。一句“哎哟！疼死我了。”
会一下子消除与观众的距离感，显得特别亲切。
二、深刻的思想 这主要是针对谈话类、新闻类、社教类节目而言。思想深度要表现在节目的内容里，比如镜头语言、主持人语言的内涵等，不要把这种深度理解为主持人语言的表面深刻。有的主持人，张嘴就是富有哲理的“名言”，这些看似深刻的话，你仔细一琢磨，根本就是废话。就主持人而言，思想深度表现为采访时的提问质量、表现为评论时一针见血、表现为对话时的深入挖掘。主持人要小处着眼，真思考，不盲目
拔高主题，细微之处才见深刻。
三、得体的幽默 幽默具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很像中国功夫中的太极拳，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又像是消化酶，能将节目传播的信息消化成为水溶解物质，有利于“吸收”。印象很深的是刘仪伟主持的一期《天天饮食》，他教大家做完了一道菜后，剩了一些边角料，他指着这些边角料说：“这还有一些边角料，可千万别扔，这可是花钱买的，可是又不能装上盘上桌，怎么办呢？只能是我们这些好男人在厨房里把他偷偷吃掉了。”说完就用手拿起那些边角料放在嘴里大嚼起来。观众看了，收获的绝不仅仅是学
会一道菜，更有节俭的美德，让人感到一种体贴、一种亲切。
四、广博的学识 现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满眼的俊男靓女，他们流利地背诵着编导准备的稿子，用着相似的手势，面带相同的笑容，让我们感觉不到此节目与彼节目有什么区别。如果编导也对所制作的节目不甚了解，稿子质量没了保证，节目就成了“露怯秀”，真是惨不忍睹。所以，具备广博的学识，是主持人具有良好修养并能充分挖掘节目深度的前提。当然，我们并不要求主持人是某个领域的博士或者专家，博士做了主持人也不一定就能成功。主持人最起码应当吃透所做节目涉及的知识点，并且要理解消化。不懂没关系，要去学、要去问，不要因为自己是“名嘴”就“耻于下问”。反过来想想，是问问题丢面子，还是在电视节目中露怯丢面子？（原载《北京青年报》 2001年10
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