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对朝政策的失败
2013 年2月12日，朝鲜不顾国际社会一致意愿，在违背安理会决议发射火箭两个月后，进行了第三次核试爆。本次核试爆相比前两次具有更大的爆炸当量和更高的技术 水平，可能标志着朝鲜在核爆炸武器化和实战化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进展与同时期朝鲜大力进行的火箭技术结合起来，可以说，源自上世纪90年代初的朝 核问题已经发展到一个根本性转变的时刻。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两国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代环境下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和变 化牵涉到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因此，过去20年来，中国在朝核问题和半岛问题上的政策也构成了中国对外政策中非常优先和重大的领域，为施行对朝政策，中国 投入了巨大的国际政治与物质援助等国家资源，朝鲜是中国新时期最大的对外援助对象国。
朝鲜本次核爆后，对照中国政府历来在有关问题上的政策目标，很明显，爆炸已经以事实证明中国过去对朝政策的失败，这一失败的政策是造成朝核问题与两国关系新现实的主要因素。为此，笔者2月13日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撰写了《朝鲜核爆标志中国对朝政策失败》一文，着重分析了造成中国政策失败的决策理念与体制方面的原因。2月16日，新华社以专家访谈的形式发表专文《朝鲜核试验：根源在哪儿？》，组织国际问题知名学者时殷弘、陶文钊、刘江永和阮宗泽四位国际问题专家，对我的观点进行批评。仔细阅读批评文章，可以发现该文无论在基本观点、政策思维，还是文风学风上都有我不能同意的地方，现简略予以回应，并同时就教于包括上述四位在内的方家。
首 先，就中国对朝核问题的基本政策目标而言，半岛无核化见于迄今几代领导人的明确宣示、中朝有关会谈的中方立场声明以及外交部门的说帖中，可谓举世皆知，这 也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参与朝核问题国际解决以来始终未变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定绝非出于对美国或韩日利益的考量，而是出自中国自身重大国家利益的深谋 远虑。
朝鲜邻近中国东北地区，东北地区人口密集，产业发达，并非蛮荒沙漠，作为一个周边拥核国家最多的大国，坐视半岛成为核军备竞赛新战 场，无异于变相自残。中国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并未与美国及其盟国一道向朝鲜施压，而是多方维护朝方的安全关切，在经济上给予持续和巨大的支持，然而， 中国的外交及经济资源投入，未能换得朝方起码的合作，相反，朝方视中国的支持及和平解决主张为加速研制核武与火箭的战略掩护，完全无视中国安全利益，一路 从2006年悍然试爆到2009年再次试爆，直到今次三次试爆。以
半岛无核化的基本目标衡量，说中国政策没有失败，而是合理明智的，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其 次，朝核问题与朝鲜发展火箭等问题，联合国安理会有多次明确决议，这些决议有的是在中国担任安理会轮值国主席期间通过的，大部分中国都投了赞成票。安理会 作为唯一拥有真正国际执法权威的机构，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国国际权力的主要形式；同时，
自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起，中国历来在半岛的北南对抗中 采取支持北方的政策，即使在中韩建交而且中韩发展出紧密的经贸互利关系后，中国还是对朝鲜采取富于感情的态度，无论在安理会，还是日常的经济往来中，都对 朝鲜采取偏私的支持。可以说，没有中国一边倒的政治与经济支持，朝鲜采取的穷兵黩武战略将无以为继，中国的对朝支持政策实际上是以损害自身利益为前提的。 这与中美或中日的利益摩擦及政策对抗都没有直接关系。朝核危机爆发以来的钢铁事实已经表明，朝鲜当局是一个完全不顾国际信义、不守外交承诺，并且不尊重任 何现行国际外交准则的政权，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并未换得朝鲜对中国利益的同等照顾与尊重，在如此不值得信赖的近邻身上投入经济资源以及自己的国际声望，这难 道是成功的外交政策？
其三，刘江永说，“朝鲜核试验，针对的不是中国，或者说也不是韩国，而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是美国、韩国和 日本政策的失败，这些国家更应该进行反思”。刘先生似乎忘记了，以朝鲜现有的兵力与火力投送水平，朝鲜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使真的拥有了实战化的核弹头，在 美国的亚太反导网络与先发制人打击战略下，其对美国的威胁效力依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其不可预测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却对中国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危险。至于朝 鲜核武在韩国人心目中的感受，我想刘先生没有资格代表韩国人发言。当代战略环境评估的基本原则是基于能力，而不是基于意图，作为大国，中国坐视朝鲜这样的 世袭军国主义国家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然后还有专家煞有介事地宣布与中国无关，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其四，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美 国驻日韩或派遣往该两国的部队携带核武的问题，一直是两国非常反感的问题。日韩国内主要政治派别均在这一问题上持或明或暗的反对态度，这也构成了美国在本 地区军事战略潜在的弱点。但在朝鲜执意发展核武与火箭后，两国的反核态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日本国内拥核的声浪抬头，而随着奥巴马再次明确宣示对日韩的安 全保证包括核威慑与反击计划，实际上，日韩国内反对美国核武进驻日韩的运动已经寿终正寝；同时，日韩加速纳入美国亚太战区与战略反导的趋势也已走上快车 道。这些地区军事战略态势的变化对中国的北方安全显然是很不利的。
所以，当阮宗泽先生一口咬定 “朝鲜的安全压力主要来自美国，搞核威慑也是针对美国”时，他似乎有意在混淆一个关键的事实，即由于朝鲜特殊的地缘环境，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就一再表 示，只要朝鲜弃核，美国无意对朝鲜采取军事进攻政策。朝鲜拥核并不是真出于安全的需求，而历次半岛紧张局势升级，无不是出自朝鲜的挑衅，朝鲜暂时安全的决 定性因素，与其说是核威慑或朝鲜的虚张声势，倒不如说是美国及其伙伴投鼠忌器的复杂考量。中国的对朝政策岂能置中国利益于不顾，片面地筑基于朝鲜的单方面 宣传口径之上？
其五，从全球核武发展历程看，那些成功发展出核武与火箭技术的国家，除非有内外根本性的环境变化，否则是不可能自动放弃核 武的。上述几位专家都不加论证地提倡谈判、朝美谈判，问题是，朝鲜再三试爆不就是过去近20年来朝核问题谈判无效的证明吗？战争
当然不是可行的选项，但朝 核问题和半岛无核化问题的谈判不仅是朝美之间的事，而是与中国重大利益休戚相关的事务，过去的谈判之所以无效，制裁之所以流产，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中国 采取置身事外而实际身在其中的政策，而且在事态一路恶化过程中，中国对朝鲜的支持有增无减，如此谈判当然不会有效果。且不说朝鲜已经宣布永久退出“六方会 谈，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坚定而明确地向朝鲜表明自身利益的红线和底线，并积极准备相应的手段以确保自身的利益。置国家重大安全利益于不顾，抱着虚假的对 美幸灾乐祸态度，以为在朝核问题上中美是零和博弈的处境，这种自欺欺人的心理正是中国对朝政策失败的意识基础。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种压人的官话能解决 严峻的现实吗？能自动缓解和消除因朝鲜玩火给中国战略环境带来的新危险吗？诚实和忠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学者应该对此给予回答。
最后，关于新 华社文章的文风与有关学者的学风，我也觉得很有必要略加讨论。上述几位专家都是历来很值得尊重的国际问题学者，而且富于与欧美和国外同行交流的经验。就国 家重大外交政策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本是正常社会里保护国家利益常见的学术现象，但文章采写者不顾四位意见实际的分歧，使用诸如“专家一致批驳”以及“别 有用心的西方媒体”等字眼，这种文革式的文风和学风出现在21世纪的中国，真叫人哭笑不得。
前不久，时殷弘先生和刘江永先生还因为在中日 关系等问题上持理性的学理观点被网络上一些新极左分子称为“汉奸”，而他们转身就将不同看法的意见称为向中国“泼脏水”，这种大批判式的语言实在既无助于 表达他们在有关问题上的观点，也不能推动公众对国家政策的了解与思考。在这一学风问题背后实际上更暴露了真正的时代课题：外交作为牵涉重大国家利益的政策 领域，是不是社会和公众只有唱赞歌的义务，而没有监督、批评和讨论的权利？有些专家因为观点被某些人称为“汉奸”，于是他们又将“泼脏水”、“别有用心” 的帽子随手扣在别人头上，如果这种风气弥漫开来，那么，中国的外交事业将走向何方？至于新华社文章的采写者，既然说到“一致批驳”云云，他们应该看看朝鲜 核爆后公众的真实反应，而不应继续沉迷于自欺欺人的自说自话。
再论中国对朝政策的失败
2013 年2月12日，朝鲜不顾国际社会一致意愿，在违背安理会决议发射火箭两个月后，进行了第三次核试爆。本次核试爆相比前两次具有更大的爆炸当量和更高的技术 水平，可能标志着朝鲜在核爆炸武器化和实战化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进展与同时期朝鲜大力进行的火箭技术结合起来，可以说，源自上世纪90年代初的朝 核问题已经发展到一个根本性转变的时刻。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两国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代环境下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和变 化牵涉到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因此，过去20年来，中国在朝核问题和半岛问题上的政策也构成了中国对外政策中非常优先和重大的领域，为施行对朝政策，中国 投入了巨大的国际政治与物质援助等国家资源，朝鲜是中国新时期最大的对外援助对象国。
朝鲜本次核爆后，对照中国政府历来在有关问题上的政策目标，很明显，爆炸已经以事实证明中国过去对朝政策的失败，这一失败的政策是造成朝核问题与两国关系新现实的主要因素。为此，笔者2月13日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撰写了《朝鲜核爆标志中国对朝政策失败》一文，着重分析了造成中国政策失败的决策理念与体制方面的原因。2月16日，新华社以专家访谈的形式发表专文《朝鲜核试验：根源在哪儿？》，组织国际问题知名学者时殷弘、陶文钊、刘江永和阮宗泽四位国际问题专家，对我的观点进行批评。仔细阅读批评文章，可以发现该文无论在基本观点、政策思维，还是文风学风上都有我不能同意的地方，现简略予以回应，并同时就教于包括上述四位在内的方家。
首 先，就中国对朝核问题的基本政策目标而言，半岛无核化见于迄今几代领导人的明确宣示、中朝有关会谈的中方立场声明以及外交部门的说帖中，可谓举世皆知，这 也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参与朝核问题国际解决以来始终未变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定绝非出于对美国或韩日利益的考量，而是出自中国自身重大国家利益的深谋 远虑。
朝鲜邻近中国东北地区，东北地区人口密集，产业发达，并非蛮荒沙漠，作为一个周边拥核国家最多的大国，坐视半岛成为核军备竞赛新战 场，无异于变相自残。中国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并未与美国及其盟国一道向朝鲜施压，而是多方维护朝方的安全关切，在经济上给予持续和巨大的支持，然而， 中国的外交及经济资源投入，未能换得朝方起码的合作，相反，朝方视中国的支持及和平解决主张为加速研制核武与火箭的战略掩护，完全无视中国安全利益，一路 从2006年悍然试爆到2009年再次试爆，直到今次三次试爆。以
半岛无核化的基本目标衡量，说中国政策没有失败，而是合理明智的，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其 次，朝核问题与朝鲜发展火箭等问题，联合国安理会有多次明确决议，这些决议有的是在中国担任安理会轮值国主席期间通过的，大部分中国都投了赞成票。安理会 作为唯一拥有真正国际执法权威的机构，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国国际权力的主要形式；同时，
自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起，中国历来在半岛的北南对抗中 采取支持北方的政策，即使在中韩建交而且中韩发展出紧密的经贸互利关系后，中国还是对朝鲜采取富于感情的态度，无论在安理会，还是日常的经济往来中，都对 朝鲜采取偏私的支持。可以说，没有中国一边倒的政治与经济支持，朝鲜采取的穷兵黩武战略将无以为继，中国的对朝支持政策实际上是以损害自身利益为前提的。 这与中美或中日的利益摩擦及政策对抗都没有直接关系。朝核危机爆发以来的钢铁事实已经表明，朝鲜当局是一个完全不顾国际信义、不守外交承诺，并且不尊重任 何现行国际外交准则的政权，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并未换得朝鲜对中国利益的同等照顾与尊重，在如此不值得信赖的近邻身上投入经济资源以及自己的国际声望，这难 道是成功的外交政策？
其三，刘江永说，“朝鲜核试验，针对的不是中国，或者说也不是韩国，而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是美国、韩国和 日本政策的失败，这些国家更应该进行反思”。刘先生似乎忘记了，以朝鲜现有的兵力与火力投送水平，朝鲜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使真的拥有了实战化的核弹头，在 美国的亚太反导网络与先发制人打击战略下，其对美国的威胁效力依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其不可预测的决策和行为模式却对中国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危险。至于朝 鲜核武在韩国人心目中的感受，我想刘先生没有资格代表韩国人发言。当代战略环境评估的基本原则是基于能力，而不是基于意图，作为大国，中国坐视朝鲜这样的 世袭军国主义国家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然后还有专家煞有介事地宣布与中国无关，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其四，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美 国驻日韩或派遣往该两国的部队携带核武的问题，一直是两国非常反感的问题。日韩国内主要政治派别均在这一问题上持或明或暗的反对态度，这也构成了美国在本 地区军事战略潜在的弱点。但在朝鲜执意发展核武与火箭后，两国的反核态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日本国内拥核的声浪抬头，而随着奥巴马再次明确宣示对日韩的安 全保证包括核威慑与反击计划，实际上，日韩国内反对美国核武进驻日韩的运动已经寿终正寝；同时，日韩加速纳入美国亚太战区与战略反导的趋势也已走上快车 道。这些地区军事战略态势的变化对中国的北方安全显然是很不利的。
所以，当阮宗泽先生一口咬定 “朝鲜的安全压力主要来自美国，搞核威慑也是针对美国”时，他似乎有意在混淆一个关键的事实，即由于朝鲜特殊的地缘环境，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就一再表 示，只要朝鲜弃核，美国无意对朝鲜采取军事进攻政策。朝鲜拥核并不是真出于安全的需求，而历次半岛紧张局势升级，无不是出自朝鲜的挑衅，朝鲜暂时安全的决 定性因素，与其说是核威慑或朝鲜的虚张声势，倒不如说是美国及其伙伴投鼠忌器的复杂考量。中国的对朝政策岂能置中国利益于不顾，片面地筑基于朝鲜的单方面 宣传口径之上？
其五，从全球核武发展历程看，那些成功发展出核武与火箭技术的国家，除非有内外根本性的环境变化，否则是不可能自动放弃核 武的。上述几位专家都不加论证地提倡谈判、朝美谈判，问题是，朝鲜再三试爆不就是过去近20年来朝核问题谈判无效的证明吗？战争
当然不是可行的选项，但朝 核问题和半岛无核化问题的谈判不仅是朝美之间的事，而是与中国重大利益休戚相关的事务，过去的谈判之所以无效，制裁之所以流产，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中国 采取置身事外而实际身在其中的政策，而且在事态一路恶化过程中，中国对朝鲜的支持有增无减，如此谈判当然不会有效果。且不说朝鲜已经宣布永久退出“六方会 谈，长期以来，中国并没有坚定而明确地向朝鲜表明自身利益的红线和底线，并积极准备相应的手段以确保自身的利益。置国家重大安全利益于不顾，抱着虚假的对 美幸灾乐祸态度，以为在朝核问题上中美是零和博弈的处境，这种自欺欺人的心理正是中国对朝政策失败的意识基础。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种压人的官话能解决 严峻的现实吗？能自动缓解和消除因朝鲜玩火给中国战略环境带来的新危险吗？诚实和忠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学者应该对此给予回答。
最后，关于新 华社文章的文风与有关学者的学风，我也觉得很有必要略加讨论。上述几位专家都是历来很值得尊重的国际问题学者，而且富于与欧美和国外同行交流的经验。就国 家重大外交政策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本是正常社会里保护国家利益常见的学术现象，但文章采写者不顾四位意见实际的分歧，使用诸如“专家一致批驳”以及“别 有用心的西方媒体”等字眼，这种文革式的文风和学风出现在21世纪的中国，真叫人哭笑不得。
前不久，时殷弘先生和刘江永先生还因为在中日 关系等问题上持理性的学理观点被网络上一些新极左分子称为“汉奸”，而他们转身就将不同看法的意见称为向中国“泼脏水”，这种大批判式的语言实在既无助于 表达他们在有关问题上的观点，也不能推动公众对国家政策的了解与思考。在这一学风问题背后实际上更暴露了真正的时代课题：外交作为牵涉重大国家利益的政策 领域，是不是社会和公众只有唱赞歌的义务，而没有监督、批评和讨论的权利？有些专家因为观点被某些人称为“汉奸”，于是他们又将“泼脏水”、“别有用心” 的帽子随手扣在别人头上，如果这种风气弥漫开来，那么，中国的外交事业将走向何方？至于新华社文章的采写者，既然说到“一致批驳”云云，他们应该看看朝鲜 核爆后公众的真实反应，而不应继续沉迷于自欺欺人的自说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