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作家王朔称自己是“码字”的作家，而他却戏称自己是“闻字”的作家。走遍京城，他先后采访了包括杨成武、王光美、邓朴方、巩俐、赵薇、冯巩、桑兰等500多位社会名流和演艺界明星，在全国600多家报刊杂志，发表了250多万字的名人访谈和纪实作品，而面对如此传奇的他，朋友们却把他称作“咱北京的袖珍老爷儿们”，他就是中国有史以来，采访名人最多的残疾记者张骥良。 见到张骥良足在北京的中山公园，他 1．50米的个头，说不上端正的五官，特别是他几乎失明的双眼，一个眼珠正，一个眼珠歪，看上去总有些“旁若无人”的感觉，然而，一握住他那双有力的大手，一见到他的脸上露出的那个近乎于孩子般真诚的微笑时，笔者的心不禁为之怦然而动。 张骥良出生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他的父母也是在那个晚上，从北京一家医院附近的小纸箱里，将他捡回家的，而为了养活这个捡来的小男孩，当时，已经怀有身孕的母亲，做掉了肚子里的亲骨肉，可更为不幸的是，在一个月之后，张骥良被病魔永远的夺去了那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 或许正是自己是一个残疾孩子的缘故，从小时候起，在他的心中就有一种自卑和感伤，而也正是这种自卑和感伤，造就了他后来要强的性格。那时候，为了取得好成绩，他只有付出比别的孩子更多的辛苦和努力，但他无怨无悔，而每当看着自己的孩子，脸贴在课本上，用他只有0．01的视力，“闻”着字学习到深夜，母亲也心疼啊!她为他打来热水，亲自为他洗脚，而那一刻，他尽管看不清母亲的脸，但从母亲温柔的手上，他感觉到了一份可以让他永远铭记，可以让他温暖一生的母亲的柔情与关爱，他在心里发誓：一定要为母亲争气!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成为了班里“三好学生”的候选人，但最终因为身体有残疾，被刷了下来。本来，要给母亲一个惊喜的他，心情低落到了极点，他委屈，他失落，他伤心，他觉得对不起母亲，那一天，他直到深夜，才摸索着回了家。母亲一直在等他，见他回来了，什么也没有说，而是，默默的给他端来了热乎的饭菜。 中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北京制药八厂当了工人。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了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但最初他走得并不顺利，先后写了上百篇稿子，寄出去之后都被退了回来，他并没有灰心，他把退稿单都钉起来，在背面写，以此来激励自己，当时，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站在失败的废墟上，赢得成功。就这样，直到1977年的夏天，他的散文《夏夜的筒子河边》，终于刊登在了《北京日报》上，文章一发表，就在厂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随着他的散文《夏夜的筒子河边》的发表，便一发不可收拾，那十几年中，他先后发表了几百篇诗歌和散文，并加入了北京作协，成为了京城小有名气的作家。然而，正在张骥良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逐步攀升的时候，年近40的他，由于单位经营不景气，下岗了。 下岗之后，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奔波于北京的各个角落，去找工作，然而，几十个单位跑下来，除了碰一鼻子灰，竟一无所获。也正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在那一年北京作协组织的“北京作家与上海作家春节联谊会”上，见到了叶永烈，叶永烈告诉他：“你的文章我看过，文笔不错，现在纪实文学很火，稿费收入也高，你也可以搞搞!” 听了他的话，张骥良便萌生了写纪实文学的念头，可当时有一个困难，他没有记者证，名不正言不顺，去采访，人家也不信呀!他后来想到了一个人，他告诉笔者：“那时，我和作家刘绍棠很熟，我就把我的想法跟他说了，他笑着告诉我，没关系，我给你介绍。他没有食言，先后给我介绍了冰心、吴祖光、艾青等几十位作家和社会名流，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自己纪实文学的写作生涯!” 他还记得他第一次采访吴倩莲时的情景。当时，吴倩莲正在北京搞一个电影的首发式，住在梅地亚中心。一见面，吴倩莲就非常的惊奇，没等他坐稳，就问道：“你的视力不好吧?”他点了点头。吴倩莲又问他：“那你能看得见吗?”他答道：“能看到一点!”吴倩莲轻轻摇了摇头：“那你怎么采访呀?”他拿出了随身的采访机：“我可以录音!”吴倩莲还是将信将疑：“你录音之后，还要写呀?你视力不好，怎么写呀?”他如实的说道：“我没法用电脑，我趴在桌上写。而且，我写完了以后，都要洗脸，脸上都足油墨，特别是看报纸，像熊猫!”吴倩莲听了，也笑了。 那一次采访就在这种轻松的氛围里开始了， 后来，他写的文章刊登在了北京的《三月风》杂志上，他给吴倩莲寄去了一本，吴倩莲看了很满意。此后，他又相继采访了吕丽萍、赵薇、冯巩等著名的演艺界明星，文章发遍京城内外、大江南北几百家报刊、杂志，他也终于成为了《民政之声报》的一名记者。 张骥良成功了，不过，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成功都是经过了一个磨砺的艰辛过程。而张骥良的成功，更多的足得益于曾给过他巨大帮助的文坛大师们。在他的记忆中，永远难以忘怀的是那一次采访艾青。 张骥良说；“翻阅我珍存的作家手迹，艾青先生亲笔帮我改的稿子，以及老人对我的谆谆教诲，令我至今不敢忘怀。那是先生刚在东四13条安家不久，我对先生进行了一次采访。先生要求看我的文章，并一再叮嘱文章经他看过后再拿去发表。一个星期后，我带着写好的人物专访稿，如约来到先生府上。那是一个下午，艾老刚刚午睡起床。当我把稿子恭恭敬敬地铺到书案上时，我的内心忐忑不安。幸好我眼睛不好，看不清先生脸色的变化。约摸过了20多分钟，先生从稿子上抬起头来：‘这篇稿子写得不行，我不同意发表。把我吹捧得太高了，捧得那么高摔下来怎么办?作为一个写文章的人，不实事求是怎么行?我已经把那些肉麻的吹捧勾掉了。你把稿子先拿回去，什么时候我通过了，再拿去发表不迟。’我从先生手中接过稿子，见有好几大段文字已被先生勾去，空白处密。密麻麻批满了字。我也记不清当时是怎么走出先生家门的，脸上肯定像是蒙上了一块红布……先生批阅过的那篇稿子，成了我做人作文的座右铭，过一段时间就拿出来看看，咂摸咂摸这其中的滋味儿。” 正如张骥良后来在一片文章里所说：“大师们就这样以他们的文品、人品，指引着我的做文为人。” 然而，尽管凭着他的不断努力，有了一些名气，成为了一名记者，但因为他是个残疾人的缘故，许多人依然不大愿意接受他的采访，不过，只要他能够见到对方，差不多都会被他的精神所打动。 张骥良曾经采访过在北京开了钢琴城的鲍惠乔(庄则栋的前妻)，因为，她的钢琴城聘用了几位盲人琴师，但在接受他的采访时，她告诉张骥良“我还没有接受过盲人记者的采访呢!”在采访过程中，她了解了他的身世和经历之后，很是感动，她说：“看来，我的钢琴城还得多安排盲人就业，盲人也有非常出色的!” 听了她的话，也深深触动了张骥良的心，自己是个残疾人，更了解残疾人的艰难，自己更应该为残疾人做一点事情呵! 此后不久，他认识了西城区的一位盲人母亲。认识她之后，张骥良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社会上的压力。事情是这样的：当时，这位盲人母亲的小女儿重病住进了北京的一家大医院，后来，这个孩子在转院过程中，医院没有给她带氧气，致使她患了缺氧性脑瘫。孩子的母亲将这家医院告上了法庭，但因为种种原因，使得本来很简单的案子，变得一波三折。张骥良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去了西城区法院，他说，“我不为别的，就是要为咱残疾人讨个说法!”那时，法院审理的案卷有两尺多厚，一周之内，他将其通读了一遍，连审理此案的法官看了都非常感动的说：“你的眼睛这么不好，还这么负责任呀!”后来，张骥良采写的文章在《民政之声报》发表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栏目还做了专题报道，不想这一切，却引起那家很有社会背景的大医院的愤怒，他们叫嚣要将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民政之声报》和张骥良告上法庭。张骥良说：“当时，写这篇文章，我的压力确实很大。但到后来，文章发表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仅北京就有23家新闻单位站出来，为这位盲母和瘫女，仗义直言。可以说，直到那一刻，我的心才感觉轻松多了！” 2002年的时候，张骥良的一位在北京残疾人体育代表队做运动员的朋友找到他，说他的侄子得了败血症，住在北京儿童医院，希望能得到张骥良的帮助。他听了，二话没说，就去了北京儿童医院，那个小孩叫叫宋得建，是承德的一个小学生，张骥良见到他时，他已经垂危了。他采访了孩子的父母，而后连夜写出了一篇文章，登在了《中国妇女报》家庭周末版上，他真诚的呼吁社会为这个孩子换肾，或者移植干细胞伸出援助之手，救活这个孩子，同时，张骥良还和北京的著名残疾人书法家周得力一起组织，在工体的北门，搞了一场残疾人书画家大型义卖活动，当时，央视、北京电视台及各大报纸等二十多家媒体都来了，残疾书画家们分文不取的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义卖，可是，那一天，一共只卖了781块钱。令人感动的是，很多在场的媒体记者们都纷纷进行宣传和募捐，最后，终于募集到了一大笔款项，让小得建做了手术。但遗憾的是手术没有成功，出现了排斥，孩子最终还是去世了。孩子的父母走的那天，他们握着张骥良的手，哽咽着说道：“孩子虽然去了，但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会记住你的!是你把爱传播给了我们!” 张骥良告诉笔者：“我是一名记者，我端一天这个饭碗子，就要说一天实话，每一次，我都会把我采访到的，直言不讳的说出来，我也不唱高调，我没有为人民代言这么高的想法，但是对于我，就是要做一个说实话的记者!” 或许正是由于张骥良的朴实与真诚，为他带来了辉煌与成功! 张骥良现在担任了北京市残联主席团委员，朝阳区残联副主席，盲人协会主席，但他始终没有忘了自己为残疾人服务的信念和宗旨。 在延庆，有一座专门关押老弱病残罪犯的监狱，张骥良受被北京市残联聘任，成为了北京市唯一的一位盲人的监狱思想道德辅导员。受聘之后，他先后数十次走进延庆监狱，也是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名叫赵海潮的盲人服刑人员，他告诉张骥良：“我都戍一个盲人了，我出狱之后，还能干什么?”张骥良非常理解他的心情，经过劝慰之后，亲自给他送去了盲人的写字板，张骥良告诉他：“你一定要把盲文学会，另外，还要学一些按摩的技术!”回到北京，他买来按摩的书籍，请北京经贸大学的学生，录成磁带，而后把盲笔，和这些录好的盲人按摩教学磁带，送到了赵海潮的手里，当时，捧着这些还带着张骥良体温的物品，赵海潮不禁热泪盈眶。此后，张骥良又多次给他送去盲人的音像读物(盲文)，和专门为残疾人办的杂志《中国残疾人》、《三月风》等，请其他肢残服刑人员，读给他听。张骥良的行动，连其他的服刑人员都非常感动。就在小赵即将刑满释放的时候，他拉着张骥良的手，激动的说道：“是您给了我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是您改变了我的一生!” 不过说到为残疾人、为社会做好事，他也曾经冒过风险。2000年春节，张骥良和十几位盲人一起，买了一些桔子之类的水果，到艾滋病医院，和艾滋病患者联欢。在联欢会上，他告诉那些患者：“咱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盲人足看不见，是病人，你们感染艾滋病病毒，足病人，我们绝对不歧视你们，咱们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来了，跟大家一起欢度春节，今天我带头，把桔子拨开，送到艾滋病患者手里!”当时，他们一起唱歌、唱京剧，朗诵诗歌，过得非常快乐，最后，有一个河南的艾滋病患者说：“张骥良同志，我有一个要求，我能和您握握手吗?”张骥良连想也没想，就说道：“行!，不但您能和我握握手，所有的人都可以和我握手!”那一天，他和在场的12位艾滋病患者，一一握手。当晚北京电视台，就将这个感人的场面播出了。而从电视上看到那个场面，连他的母亲都冒了一身的冷汗。 张骥良为残疾人事业所做的贡献，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先后有十几家报刊杂志和电视台报道了他的事迹，特别是《江西青年报》的一位记者，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对他做了专访，并将报道文章刊登在了他们的报纸上。也是在那篇文章发表不久，他意外的收到了一封信。信是井冈山区的一个名叫朱秀兰小女孩，她说：“现在，人家都上学了，而我家里很穷，上不起学，我爸爸下煤窑的时候，砸死了，我妈改嫁了，我只能跟着爷爷奶奶过日子，您是作家，能不能支持我上学?”接到信以后，张骥良马上给朱秀兰回了信，随后，张骥良找到了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请他们核实一下这个孩子的真实情况，如果属实，他表示愿意资助她上学。后来，青基会通过江西省慈善总会，调查了这个孩子的情况属实，于是，张骥良当即就把第一笔汇款 300元，寄给了她，而且，此后每年他都按时把钱给孩子寄去，使她顺利的上了学。不过，当时张骥良并没有和母亲说这件事情，直到孩子上初一的时候，她寄来的一封信，被母亲看到了，她才知道了这件事。母亲告诉张骥良：“这件事情，你做的对，我支持你!”得到了母亲的认可，张骥良非常高兴，到了那一年的年底，张骥良便跟母亲商量，希望母亲答应让朱秀兰来北京和他们一起过春节，母亲爽快的答应了，不过他告诫儿子：“为社会做一点事情，是你应该的，不要因此就拿来说事，告诉你的新闻界的朋友，大肆张扬!”张骥良听了点了点头。那一年，他将朱秀兰接来了之后，带她逛庙会、去颐和园游玩，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团圆年。 这之后不久，北京电视台的“大宝真情互动”栏目的总导演赵志强和高文华找到张骥良，告诉他，希望能够为他的母亲做一期专题节目，张骥良很高兴的答应了，并和该栏目的主持人文燕一起写出了文案台本，然而，当他正式和母亲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母亲却告诉他：“这个节目，我不能去做，原因很简单，一是我没有作出什么值得宣扬的事情，再有，我知道，做这个节目，人家福利中心足要给钱的，我觉得，这个钱，应该给更困难的人才合适呀!”在母亲的执意坚持下，最终，这个节目没有做。 2001年，中国妇联在全国评选“十大杰出母亲”，因为张骥良是《中国妇女报》的特约记者，中国妇联的同志对他和他母亲的情况，非常了解，郑重地为他送来了一张“中国十大杰出母亲”的初评表，然而，就在他填了一半的时候，被母亲看到了，她当即就告诉儿子：“你把这张表给我送回去!”面对张骥良疑惑的表情，她什么也没有说，而是亲自拨通了中国妇联的电话，她说：“这个评选我放弃，我的儿子虽然作出了点成绩，但这也不能证明我有多么伟大。当时，我要不捡他，他小命就没了，我救他一条命，他没有作甚么成绩，也没有给我丢人，把杰出母亲的称号给人家真正作出成绩的人吧!”听了母亲的话，中国妇联的同志也非常感动，后来，他们告诉张骥良“你的母亲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好母亲！” 张骥良说：“我能有一颗健全的心，能有现在的成绩，能够自食其力，都是母亲所赐，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对我说：娘不能跟你一辈子，无论什么事，你都要学会自己做。在此，我也想将母亲的这句话转送给所有的残疾人朋友，希望他们懂得，只要去努力，我们残疾人也一定能和正常人一样，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与辉煌!”
当年，作家王朔称自己是“码字”的作家，而他却戏称自己是“闻字”的作家。走遍京城，他先后采访了包括杨成武、王光美、邓朴方、巩俐、赵薇、冯巩、桑兰等500多位社会名流和演艺界明星，在全国600多家报刊杂志，发表了250多万字的名人访谈和纪实作品，而面对如此传奇的他，朋友们却把他称作“咱北京的袖珍老爷儿们”，他就是中国有史以来，采访名人最多的残疾记者张骥良。 见到张骥良足在北京的中山公园，他 1．50米的个头，说不上端正的五官，特别是他几乎失明的双眼，一个眼珠正，一个眼珠歪，看上去总有些“旁若无人”的感觉，然而，一握住他那双有力的大手，一见到他的脸上露出的那个近乎于孩子般真诚的微笑时，笔者的心不禁为之怦然而动。 张骥良出生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他的父母也是在那个晚上，从北京一家医院附近的小纸箱里，将他捡回家的，而为了养活这个捡来的小男孩，当时，已经怀有身孕的母亲，做掉了肚子里的亲骨肉，可更为不幸的是，在一个月之后，张骥良被病魔永远的夺去了那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 或许正是自己是一个残疾孩子的缘故，从小时候起，在他的心中就有一种自卑和感伤，而也正是这种自卑和感伤，造就了他后来要强的性格。那时候，为了取得好成绩，他只有付出比别的孩子更多的辛苦和努力，但他无怨无悔，而每当看着自己的孩子，脸贴在课本上，用他只有0．01的视力，“闻”着字学习到深夜，母亲也心疼啊!她为他打来热水，亲自为他洗脚，而那一刻，他尽管看不清母亲的脸，但从母亲温柔的手上，他感觉到了一份可以让他永远铭记，可以让他温暖一生的母亲的柔情与关爱，他在心里发誓：一定要为母亲争气!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成为了班里“三好学生”的候选人，但最终因为身体有残疾，被刷了下来。本来，要给母亲一个惊喜的他，心情低落到了极点，他委屈，他失落，他伤心，他觉得对不起母亲，那一天，他直到深夜，才摸索着回了家。母亲一直在等他，见他回来了，什么也没有说，而是，默默的给他端来了热乎的饭菜。 中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北京制药八厂当了工人。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了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但最初他走得并不顺利，先后写了上百篇稿子，寄出去之后都被退了回来，他并没有灰心，他把退稿单都钉起来，在背面写，以此来激励自己，当时，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站在失败的废墟上，赢得成功。就这样，直到1977年的夏天，他的散文《夏夜的筒子河边》，终于刊登在了《北京日报》上，文章一发表，就在厂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随着他的散文《夏夜的筒子河边》的发表，便一发不可收拾，那十几年中，他先后发表了几百篇诗歌和散文，并加入了北京作协，成为了京城小有名气的作家。然而，正在张骥良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逐步攀升的时候，年近40的他，由于单位经营不景气，下岗了。 下岗之后，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奔波于北京的各个角落，去找工作，然而，几十个单位跑下来，除了碰一鼻子灰，竟一无所获。也正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在那一年北京作协组织的“北京作家与上海作家春节联谊会”上，见到了叶永烈，叶永烈告诉他：“你的文章我看过，文笔不错，现在纪实文学很火，稿费收入也高，你也可以搞搞!” 听了他的话，张骥良便萌生了写纪实文学的念头，可当时有一个困难，他没有记者证，名不正言不顺，去采访，人家也不信呀!他后来想到了一个人，他告诉笔者：“那时，我和作家刘绍棠很熟，我就把我的想法跟他说了，他笑着告诉我，没关系，我给你介绍。他没有食言，先后给我介绍了冰心、吴祖光、艾青等几十位作家和社会名流，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自己纪实文学的写作生涯!” 他还记得他第一次采访吴倩莲时的情景。当时，吴倩莲正在北京搞一个电影的首发式，住在梅地亚中心。一见面，吴倩莲就非常的惊奇，没等他坐稳，就问道：“你的视力不好吧?”他点了点头。吴倩莲又问他：“那你能看得见吗?”他答道：“能看到一点!”吴倩莲轻轻摇了摇头：“那你怎么采访呀?”他拿出了随身的采访机：“我可以录音!”吴倩莲还是将信将疑：“你录音之后，还要写呀?你视力不好，怎么写呀?”他如实的说道：“我没法用电脑，我趴在桌上写。而且，我写完了以后，都要洗脸，脸上都足油墨，特别是看报纸，像熊猫!”吴倩莲听了，也笑了。 那一次采访就在这种轻松的氛围里开始了， 后来，他写的文章刊登在了北京的《三月风》杂志上，他给吴倩莲寄去了一本，吴倩莲看了很满意。此后，他又相继采访了吕丽萍、赵薇、冯巩等著名的演艺界明星，文章发遍京城内外、大江南北几百家报刊、杂志，他也终于成为了《民政之声报》的一名记者。 张骥良成功了，不过，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成功都是经过了一个磨砺的艰辛过程。而张骥良的成功，更多的足得益于曾给过他巨大帮助的文坛大师们。在他的记忆中，永远难以忘怀的是那一次采访艾青。 张骥良说；“翻阅我珍存的作家手迹，艾青先生亲笔帮我改的稿子，以及老人对我的谆谆教诲，令我至今不敢忘怀。那是先生刚在东四13条安家不久，我对先生进行了一次采访。先生要求看我的文章，并一再叮嘱文章经他看过后再拿去发表。一个星期后，我带着写好的人物专访稿，如约来到先生府上。那是一个下午，艾老刚刚午睡起床。当我把稿子恭恭敬敬地铺到书案上时，我的内心忐忑不安。幸好我眼睛不好，看不清先生脸色的变化。约摸过了20多分钟，先生从稿子上抬起头来：‘这篇稿子写得不行，我不同意发表。把我吹捧得太高了，捧得那么高摔下来怎么办?作为一个写文章的人，不实事求是怎么行?我已经把那些肉麻的吹捧勾掉了。你把稿子先拿回去，什么时候我通过了，再拿去发表不迟。’我从先生手中接过稿子，见有好几大段文字已被先生勾去，空白处密。密麻麻批满了字。我也记不清当时是怎么走出先生家门的，脸上肯定像是蒙上了一块红布……先生批阅过的那篇稿子，成了我做人作文的座右铭，过一段时间就拿出来看看，咂摸咂摸这其中的滋味儿。” 正如张骥良后来在一片文章里所说：“大师们就这样以他们的文品、人品，指引着我的做文为人。” 然而，尽管凭着他的不断努力，有了一些名气，成为了一名记者，但因为他是个残疾人的缘故，许多人依然不大愿意接受他的采访，不过，只要他能够见到对方，差不多都会被他的精神所打动。 张骥良曾经采访过在北京开了钢琴城的鲍惠乔(庄则栋的前妻)，因为，她的钢琴城聘用了几位盲人琴师，但在接受他的采访时，她告诉张骥良“我还没有接受过盲人记者的采访呢!”在采访过程中，她了解了他的身世和经历之后，很是感动，她说：“看来，我的钢琴城还得多安排盲人就业，盲人也有非常出色的!” 听了她的话，也深深触动了张骥良的心，自己是个残疾人，更了解残疾人的艰难，自己更应该为残疾人做一点事情呵! 此后不久，他认识了西城区的一位盲人母亲。认识她之后，张骥良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社会上的压力。事情是这样的：当时，这位盲人母亲的小女儿重病住进了北京的一家大医院，后来，这个孩子在转院过程中，医院没有给她带氧气，致使她患了缺氧性脑瘫。孩子的母亲将这家医院告上了法庭，但因为种种原因，使得本来很简单的案子，变得一波三折。张骥良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去了西城区法院，他说，“我不为别的，就是要为咱残疾人讨个说法!”那时，法院审理的案卷有两尺多厚，一周之内，他将其通读了一遍，连审理此案的法官看了都非常感动的说：“你的眼睛这么不好，还这么负责任呀!”后来，张骥良采写的文章在《民政之声报》发表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栏目还做了专题报道，不想这一切，却引起那家很有社会背景的大医院的愤怒，他们叫嚣要将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民政之声报》和张骥良告上法庭。张骥良说：“当时，写这篇文章，我的压力确实很大。但到后来，文章发表之后，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仅北京就有23家新闻单位站出来，为这位盲母和瘫女，仗义直言。可以说，直到那一刻，我的心才感觉轻松多了！” 2002年的时候，张骥良的一位在北京残疾人体育代表队做运动员的朋友找到他，说他的侄子得了败血症，住在北京儿童医院，希望能得到张骥良的帮助。他听了，二话没说，就去了北京儿童医院，那个小孩叫叫宋得建，是承德的一个小学生，张骥良见到他时，他已经垂危了。他采访了孩子的父母，而后连夜写出了一篇文章，登在了《中国妇女报》家庭周末版上，他真诚的呼吁社会为这个孩子换肾，或者移植干细胞伸出援助之手，救活这个孩子，同时，张骥良还和北京的著名残疾人书法家周得力一起组织，在工体的北门，搞了一场残疾人书画家大型义卖活动，当时，央视、北京电视台及各大报纸等二十多家媒体都来了，残疾书画家们分文不取的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义卖，可是，那一天，一共只卖了781块钱。令人感动的是，很多在场的媒体记者们都纷纷进行宣传和募捐，最后，终于募集到了一大笔款项，让小得建做了手术。但遗憾的是手术没有成功，出现了排斥，孩子最终还是去世了。孩子的父母走的那天，他们握着张骥良的手，哽咽着说道：“孩子虽然去了，但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会记住你的!是你把爱传播给了我们!” 张骥良告诉笔者：“我是一名记者，我端一天这个饭碗子，就要说一天实话，每一次，我都会把我采访到的，直言不讳的说出来，我也不唱高调，我没有为人民代言这么高的想法，但是对于我，就是要做一个说实话的记者!” 或许正是由于张骥良的朴实与真诚，为他带来了辉煌与成功! 张骥良现在担任了北京市残联主席团委员，朝阳区残联副主席，盲人协会主席，但他始终没有忘了自己为残疾人服务的信念和宗旨。 在延庆，有一座专门关押老弱病残罪犯的监狱，张骥良受被北京市残联聘任，成为了北京市唯一的一位盲人的监狱思想道德辅导员。受聘之后，他先后数十次走进延庆监狱，也是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名叫赵海潮的盲人服刑人员，他告诉张骥良：“我都戍一个盲人了，我出狱之后，还能干什么?”张骥良非常理解他的心情，经过劝慰之后，亲自给他送去了盲人的写字板，张骥良告诉他：“你一定要把盲文学会，另外，还要学一些按摩的技术!”回到北京，他买来按摩的书籍，请北京经贸大学的学生，录成磁带，而后把盲笔，和这些录好的盲人按摩教学磁带，送到了赵海潮的手里，当时，捧着这些还带着张骥良体温的物品，赵海潮不禁热泪盈眶。此后，张骥良又多次给他送去盲人的音像读物(盲文)，和专门为残疾人办的杂志《中国残疾人》、《三月风》等，请其他肢残服刑人员，读给他听。张骥良的行动，连其他的服刑人员都非常感动。就在小赵即将刑满释放的时候，他拉着张骥良的手，激动的说道：“是您给了我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是您改变了我的一生!” 不过说到为残疾人、为社会做好事，他也曾经冒过风险。2000年春节，张骥良和十几位盲人一起，买了一些桔子之类的水果，到艾滋病医院，和艾滋病患者联欢。在联欢会上，他告诉那些患者：“咱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盲人足看不见，是病人，你们感染艾滋病病毒，足病人，我们绝对不歧视你们，咱们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来了，跟大家一起欢度春节，今天我带头，把桔子拨开，送到艾滋病患者手里!”当时，他们一起唱歌、唱京剧，朗诵诗歌，过得非常快乐，最后，有一个河南的艾滋病患者说：“张骥良同志，我有一个要求，我能和您握握手吗?”张骥良连想也没想，就说道：“行!，不但您能和我握握手，所有的人都可以和我握手!”那一天，他和在场的12位艾滋病患者，一一握手。当晚北京电视台，就将这个感人的场面播出了。而从电视上看到那个场面，连他的母亲都冒了一身的冷汗。 张骥良为残疾人事业所做的贡献，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先后有十几家报刊杂志和电视台报道了他的事迹，特别是《江西青年报》的一位记者，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对他做了专访，并将报道文章刊登在了他们的报纸上。也是在那篇文章发表不久，他意外的收到了一封信。信是井冈山区的一个名叫朱秀兰小女孩，她说：“现在，人家都上学了，而我家里很穷，上不起学，我爸爸下煤窑的时候，砸死了，我妈改嫁了，我只能跟着爷爷奶奶过日子，您是作家，能不能支持我上学?”接到信以后，张骥良马上给朱秀兰回了信，随后，张骥良找到了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请他们核实一下这个孩子的真实情况，如果属实，他表示愿意资助她上学。后来，青基会通过江西省慈善总会，调查了这个孩子的情况属实，于是，张骥良当即就把第一笔汇款 300元，寄给了她，而且，此后每年他都按时把钱给孩子寄去，使她顺利的上了学。不过，当时张骥良并没有和母亲说这件事情，直到孩子上初一的时候，她寄来的一封信，被母亲看到了，她才知道了这件事。母亲告诉张骥良：“这件事情，你做的对，我支持你!”得到了母亲的认可，张骥良非常高兴，到了那一年的年底，张骥良便跟母亲商量，希望母亲答应让朱秀兰来北京和他们一起过春节，母亲爽快的答应了，不过他告诫儿子：“为社会做一点事情，是你应该的，不要因此就拿来说事，告诉你的新闻界的朋友，大肆张扬!”张骥良听了点了点头。那一年，他将朱秀兰接来了之后，带她逛庙会、去颐和园游玩，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团圆年。 这之后不久，北京电视台的“大宝真情互动”栏目的总导演赵志强和高文华找到张骥良，告诉他，希望能够为他的母亲做一期专题节目，张骥良很高兴的答应了，并和该栏目的主持人文燕一起写出了文案台本，然而，当他正式和母亲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母亲却告诉他：“这个节目，我不能去做，原因很简单，一是我没有作出什么值得宣扬的事情，再有，我知道，做这个节目，人家福利中心足要给钱的，我觉得，这个钱，应该给更困难的人才合适呀!”在母亲的执意坚持下，最终，这个节目没有做。 2001年，中国妇联在全国评选“十大杰出母亲”，因为张骥良是《中国妇女报》的特约记者，中国妇联的同志对他和他母亲的情况，非常了解，郑重地为他送来了一张“中国十大杰出母亲”的初评表，然而，就在他填了一半的时候，被母亲看到了，她当即就告诉儿子：“你把这张表给我送回去!”面对张骥良疑惑的表情，她什么也没有说，而是亲自拨通了中国妇联的电话，她说：“这个评选我放弃，我的儿子虽然作出了点成绩，但这也不能证明我有多么伟大。当时，我要不捡他，他小命就没了，我救他一条命，他没有作甚么成绩，也没有给我丢人，把杰出母亲的称号给人家真正作出成绩的人吧!”听了母亲的话，中国妇联的同志也非常感动，后来，他们告诉张骥良“你的母亲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好母亲！” 张骥良说：“我能有一颗健全的心，能有现在的成绩，能够自食其力，都是母亲所赐，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对我说：娘不能跟你一辈子，无论什么事，你都要学会自己做。在此，我也想将母亲的这句话转送给所有的残疾人朋友，希望他们懂得，只要去努力，我们残疾人也一定能和正常人一样，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