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健作者：李静 1997年4月2日，我坐在王小波君的家里，翻看他刚办来不久的货车驾驶执照。“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干这个。”他对我说。我看了看他黑铁塔似的身躯，又想了想他那些到处招惹麻烦的小说和杂文，觉得他这样安排自己的后半生很有道理。于是我对这位未来的货车司机表示了祝贺,然后，拿了他送我的《小说界》第二期(那上面有他的小说《红拂夜奔》)， 告辞出来。他提起一只旧塑料暖瓶，送我走到院门口。他说：“再见，我去打水。”然后，我向前走，他向回走。当我转身回望时，我看见他走路的脚步很慢，衣服很旧，暖瓶很破。 那是王小波君留给一个热爱智慧和有趣的年轻人的最后的背影，一个寥落、孤独而伤感的背影。那时我想起他跟我说过的两句话。一句是：“我的大半生都在抑郁中度过。”一句是：“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我凝望他背影的瞬间，我咀嚼出这两句话之间的必然的关系。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然后我就快乐地想：在这个沉闷无聊的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智慧而有趣的人，是多么好呵！二十几天后，在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声中，我来向这位独一无二的作家朋友作最后的告别。我呆呆地望着他四周的鲜花和人群，问自己：如果世界上没有了这个智慧而有趣的人，我还能不能一如既往地热爱它？我闭上眼睛，不敢回答。王小波君离去得太早了!他还没来得及把自己最卓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铸造成他最满意的作品，就匆匆地走了。正如他突然在中国文坛上横空出世一样，他又突然寂静无声地消隐在苍茫的天际。谁也无法理解，造化这么干，到底是为了什么？ 现在，我们只能强忍着哀痛，来面对他留给我们的至真至美的遗产。那是不多的几本书，难得的好文字——小说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杂文集《思维的乐趣》。有的书已经出了，有的正在出。有的原先散落在各种报刊上，有的只存在他的电脑里。他本打算接着写《黑铁时代》的，但上帝的召唤太急迫，此刻他只能坐在天国的键盘边，把它们叮咚地敲响。 而我们的耳边仍在回荡他那独一无二的声音。那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声音，同时也是一个既不庄重又不雅驯、闹腾得天翻地覆的捣蛋鬼的声音。这个声音令我们大笑，因为它幽默、有趣；也令我们流泪，因为那幽默是黑色的，那有趣的背后却盘踞着无边而滞重的无趣。那片无边而滞重的无趣是他的仇敌，也是他此生抑郁和孤独的根源。为了与这个仇敌对着干，他放弃了一切从它那里获得安适的可能，冷静而从容地坐在它的对面，作鬼脸，说俏皮话，把它从庄严的宝座上提溜下来，让大家看清楚它到底有多傻，有多疯。 在我们这个吵吵嚷嚷、动辄反目成仇的文化圈，还有谁只为一个抽象的仇敌而拼杀、而愤怒、而冷笑的吗？有，那就是王小波。他的仇敌是什么？——那片无边而滞重的无趣是什么？是我们严重畸形的文化心理与文化现实。孔子说：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当我们置身于畸形的文化现实中时，往往不闻其臭；王小波却不能。他经历过最疯狂的年代，也见识过最理性的文明，他认定：追求智慧和有趣，乃是人类前途之所系。这一真理的背后，是对理性、自由、个人的独立与创造的极度高扬。 这本应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起点，一个最简单的共识，然而在我们的时空下，它的存在却异常脆弱。它被数千年来延续至今的反智主义、实用功利主义和假正经包围着。王小波的不可替代，在于他始终以嬉戏禁忌的方式，毫不退缩地向这种无趣而强势的存在讨还这个起点和共识。他的做法是与这种无趣反其道而行之：他厌恶我们的文化中“无智无性无趣”的部分，于是在他的小说中，就充满了智慧、性爱和有趣的想象。被一些人叫好、又被另一些人非议的《黄金时代》、《红拂夜奔》就是这样的作品。 他鄙弃束缚自由的功利主义、道德教条和假正经，于是就在他的一切文字中布满放肆的比喻和辛辣的反讽，让没滋没味的生命变个味道。他常常引用罗素先生的话，以明心志：“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他还说：“我认为脑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把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举。有一些人说它是进行竞争的工具，所以人就该在出世之前学会说话，在三岁以前背诵唐诗。……还有人认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为此必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自己看上去比实际要好，十足虚伪。”“假如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 在这个智慧而有趣的人眼中，最难容忍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虚荣心和对真实的虚弱的承受力。对这种畸形文化心理的抨击，使他招致各方(尤其是新潮的“新保守主义者”)的诟病——说他“民族虚无主义”者有之，说他“自辱心态”者有之。而他何尝以把自己的民族文化说得一无是处为乐？他唯愿自己的这副烈药有助于消杀病瘤，换取健康，以使我们在人类文明的舞台上，有本事和别人来个真刀真枪的竞赛，这岂不比整天空喊“让我们的文明来拯救全世界”实在得多？但遗憾的是，花剌子模国王的耳朵只听得进“聪明人”的花言巧语，却容不得“傻子”的一句真话。几千年来，一贯如此。 然而，这对一个“傻子”来说，又有什么伤害呢？“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没有什么阻止你说俏皮话。”(《文明与反讽》)这句话是王小波君一生的自画像——他拿了洋学位却放弃了有保障的工作；他才华横溢却拒绝发出他不感兴趣的声音；他乐于发出的声音却常常不能给他带来利益，因而直到他去世，仍是个“凑合着过日子的人”。他毕生都坐在这个窘困、孤独的烤架上，说着卓越的俏皮话。这俏皮话是他留给我们的遗产，里面包含了他卓然独立的智慧和幽默，以及无比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在他的遗产面前，我们应当说，王小波君是这个传统的异端，但更应是令她惊喜和骄傲的收获。站在这一收获的阶梯上，我们可以望到更遥远的方向。
唐健作者：李静 1997年4月2日，我坐在王小波君的家里，翻看他刚办来不久的货车驾驶执照。“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干这个。”他对我说。我看了看他黑铁塔似的身躯，又想了想他那些到处招惹麻烦的小说和杂文，觉得他这样安排自己的后半生很有道理。于是我对这位未来的货车司机表示了祝贺,然后，拿了他送我的《小说界》第二期(那上面有他的小说《红拂夜奔》)， 告辞出来。他提起一只旧塑料暖瓶，送我走到院门口。他说：“再见，我去打水。”然后，我向前走，他向回走。当我转身回望时，我看见他走路的脚步很慢，衣服很旧，暖瓶很破。 那是王小波君留给一个热爱智慧和有趣的年轻人的最后的背影，一个寥落、孤独而伤感的背影。那时我想起他跟我说过的两句话。一句是：“我的大半生都在抑郁中度过。”一句是：“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我凝望他背影的瞬间，我咀嚼出这两句话之间的必然的关系。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然后我就快乐地想：在这个沉闷无聊的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智慧而有趣的人，是多么好呵！二十几天后，在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声中，我来向这位独一无二的作家朋友作最后的告别。我呆呆地望着他四周的鲜花和人群，问自己：如果世界上没有了这个智慧而有趣的人，我还能不能一如既往地热爱它？我闭上眼睛，不敢回答。王小波君离去得太早了!他还没来得及把自己最卓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铸造成他最满意的作品，就匆匆地走了。正如他突然在中国文坛上横空出世一样，他又突然寂静无声地消隐在苍茫的天际。谁也无法理解，造化这么干，到底是为了什么？ 现在，我们只能强忍着哀痛，来面对他留给我们的至真至美的遗产。那是不多的几本书，难得的好文字——小说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杂文集《思维的乐趣》。有的书已经出了，有的正在出。有的原先散落在各种报刊上，有的只存在他的电脑里。他本打算接着写《黑铁时代》的，但上帝的召唤太急迫，此刻他只能坐在天国的键盘边，把它们叮咚地敲响。 而我们的耳边仍在回荡他那独一无二的声音。那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声音，同时也是一个既不庄重又不雅驯、闹腾得天翻地覆的捣蛋鬼的声音。这个声音令我们大笑，因为它幽默、有趣；也令我们流泪，因为那幽默是黑色的，那有趣的背后却盘踞着无边而滞重的无趣。那片无边而滞重的无趣是他的仇敌，也是他此生抑郁和孤独的根源。为了与这个仇敌对着干，他放弃了一切从它那里获得安适的可能，冷静而从容地坐在它的对面，作鬼脸，说俏皮话，把它从庄严的宝座上提溜下来，让大家看清楚它到底有多傻，有多疯。 在我们这个吵吵嚷嚷、动辄反目成仇的文化圈，还有谁只为一个抽象的仇敌而拼杀、而愤怒、而冷笑的吗？有，那就是王小波。他的仇敌是什么？——那片无边而滞重的无趣是什么？是我们严重畸形的文化心理与文化现实。孔子说：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当我们置身于畸形的文化现实中时，往往不闻其臭；王小波却不能。他经历过最疯狂的年代，也见识过最理性的文明，他认定：追求智慧和有趣，乃是人类前途之所系。这一真理的背后，是对理性、自由、个人的独立与创造的极度高扬。 这本应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起点，一个最简单的共识，然而在我们的时空下，它的存在却异常脆弱。它被数千年来延续至今的反智主义、实用功利主义和假正经包围着。王小波的不可替代，在于他始终以嬉戏禁忌的方式，毫不退缩地向这种无趣而强势的存在讨还这个起点和共识。他的做法是与这种无趣反其道而行之：他厌恶我们的文化中“无智无性无趣”的部分，于是在他的小说中，就充满了智慧、性爱和有趣的想象。被一些人叫好、又被另一些人非议的《黄金时代》、《红拂夜奔》就是这样的作品。 他鄙弃束缚自由的功利主义、道德教条和假正经，于是就在他的一切文字中布满放肆的比喻和辛辣的反讽，让没滋没味的生命变个味道。他常常引用罗素先生的话，以明心志：“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他还说：“我认为脑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把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举。有一些人说它是进行竞争的工具，所以人就该在出世之前学会说话，在三岁以前背诵唐诗。……还有人认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为此必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自己看上去比实际要好，十足虚伪。”“假如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 在这个智慧而有趣的人眼中，最难容忍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虚荣心和对真实的虚弱的承受力。对这种畸形文化心理的抨击，使他招致各方(尤其是新潮的“新保守主义者”)的诟病——说他“民族虚无主义”者有之，说他“自辱心态”者有之。而他何尝以把自己的民族文化说得一无是处为乐？他唯愿自己的这副烈药有助于消杀病瘤，换取健康，以使我们在人类文明的舞台上，有本事和别人来个真刀真枪的竞赛，这岂不比整天空喊“让我们的文明来拯救全世界”实在得多？但遗憾的是，花剌子模国王的耳朵只听得进“聪明人”的花言巧语，却容不得“傻子”的一句真话。几千年来，一贯如此。 然而，这对一个“傻子”来说，又有什么伤害呢？“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没有什么阻止你说俏皮话。”(《文明与反讽》)这句话是王小波君一生的自画像——他拿了洋学位却放弃了有保障的工作；他才华横溢却拒绝发出他不感兴趣的声音；他乐于发出的声音却常常不能给他带来利益，因而直到他去世，仍是个“凑合着过日子的人”。他毕生都坐在这个窘困、孤独的烤架上，说着卓越的俏皮话。这俏皮话是他留给我们的遗产，里面包含了他卓然独立的智慧和幽默，以及无比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在他的遗产面前，我们应当说，王小波君是这个传统的异端，但更应是令她惊喜和骄傲的收获。站在这一收获的阶梯上，我们可以望到更遥远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