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儒家和法家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历来研究其思想的人颇多，但是很少有涉及到儒家对古代普通百姓影响的研究，作者在此就古代百姓的切身经济基础来谈谈儒家的“底层影响”。此外，另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法家，历来研究者也少有涉及到其对平民的影响，故作者想在此从古代普通人的性格入手，来探讨一下古代法家对百姓的“奴性”这一性格特征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法家；小农经济；奴性；古代普通人
一、儒家对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提供了信仰
中国的古代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限制，经济模式一直是一种小农经济，也可以叫做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产生渊源较早《易・系辞传》有言：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小农经济真正的成为中国的主体经济形式应该是从秦以后，汉承秦制，采取“重农抑商”的制度，此后“重农”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中一直延续。
中国的小农经济是在战国时期的铁犁牛耕背景下产生，它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经济。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及缴纳赋税。但在社会经济中也有着分散性、封闭性、脆弱性、落后性的特点。由于这些不稳定性，他们在精神上需要一个很好的寄托。而在当时一个缺乏科学性的认识权威社会中，任何占据了社会主体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有可能被披上神圣的外衣。此时的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不仅能“上至国家”，而且能“下至百姓”，在各个方面都提供了关键性原则性的指导，刚好符合了小农经济的需求，因而成为小农经济的一种精神寄托起到了代宗教的作用。
除此之外，中国的百姓一直具有一种原始崇拜，这种崇拜一方面表现在祖先崇拜，一方面是鬼神崇拜。而祖先崇拜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重视家庭的小农经济。而儒家又恰恰是这种原始崇拜的信仰载体。儒家信仰中的“敬鬼神而远之”“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等，给百姓的原始崇拜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成为民风归化的手段。
当然，儒家之所以能成为小农经济的思想信仰，其本质上是和专制皇权分不开。那么，反过来看，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信仰基础也都是在皇权的掌控下，儒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奠定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地位。从此之后，儒家走上了为封建专制代言之路。从这方面看，儒家对小农经济的影响其实也是受到了专制皇权的推动，试想如果当时专制皇权选择的是另一套意识形态，儒家是否能成为小农经济的信仰还有待考证。
二、法家思想对中国百姓的“奴性”的性格特点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
法家思想以“严刑峻法”著称。自秦二世灭亡以来，法家思想鲜有被公开讨论过，后代的统治者都认为法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秦的覆灭。而事实是此后的历代统治者虽没有高调重法，但是自汉以后，法家思想就已经“隐形性”化了，和儒家思想相互配合，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格局，在中国的2000多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而就其对下层百姓，特别是百姓的“奴性”的形成法家思想可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的百姓的“奴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愚忠”，一是“盲从”。“愚忠”意味着对君主或者主人的绝对忠诚，而“盲从”则一种无自主意识。这种现象和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有着极大的关系，同时也是法家思想的“制民理论”或者“胜民理论”的主要体现。
法家思想的本质上是为专制君主服务的。因此，它极其强调君主的利益，主张维护君主的统治，故韩非子在《八奸》《备内》《扬权》等篇中谈到君主要把握住“势位”，防备近臣外盗。法家和儒家的“民贵、君轻”不同，法家提出“民之所欲万，力之所出一”，因此法家认为对百姓的管理要采取“一民论”即统一百姓。这个统一可分为两方面，一是身体上的统一，一是思想上的统一。在身体上法家鼓励发展耕战之民，重农抑商，把人民绑定在土地和军队上，使他们只能效忠于君主，可以说是无人身自由权。而在思想上，法家采用“教化”的手段，其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很大的排他性，在法家的这种教化下，百姓逐渐变得无自由意识，无自主意识，变得“盲从”，唯皇命是从，不能独立思考判断。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便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以残酷的手段来排异己以图达到思想统一。
法家的这些手段最终目的是想达到“弱民”的效果，创造一个“无声的世界”，来达到万众一心。“愚民政策”的高峰是明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的时期，思想控制之严密，法律禁忌之严苛，可见一斑。历史上有名的事件就是“明清的文字狱”，在清朝仅见诸史记载的文字狱就不下70余起。
然而，无论法家思想如何严酷，其根本推动力还是专制皇权。笔者认为，法家思想和专制皇权的关系类似于驾驶员和车的关系，不管车子撞伤了多少人，其根本责任还是在于驾驶者。
中国古代人的自由的本性在法家思想或者是在专制主义皇权下逐渐被磨灭了，经过千年的不断强化，而形成了这种集“愚忠”与“盲从”为一体的“奴性”。它钳制了中国思想的发展，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三、结语
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和专制皇权对古代普通人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如果说儒家是对外公开性的“法”（规章、礼仪），那么法家就是秘而不宣的“术”（思想控制、权术手段）。然而，不管是儒家给小农经济提供了信仰基础还是法家思想促成了中国百姓“奴性”的形成，二者本质上都是受到皇权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控制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笔者认为小农经济和“奴性”其实都是专制主义皇权强化需要下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韩非.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6.
[2]方钦.小农经济与儒家信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与宗教[J].学术研究，2010（12）.
[3]李桂海.封建专制主义与小农经济[J].中州学刊，1983（1）.
[4]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
【摘要】中国儒家和法家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历来研究其思想的人颇多，但是很少有涉及到儒家对古代普通百姓影响的研究，作者在此就古代百姓的切身经济基础来谈谈儒家的“底层影响”。此外，另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法家，历来研究者也少有涉及到其对平民的影响，故作者想在此从古代普通人的性格入手，来探讨一下古代法家对百姓的“奴性”这一性格特征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法家；小农经济；奴性；古代普通人
一、儒家对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提供了信仰
中国的古代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限制，经济模式一直是一种小农经济，也可以叫做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产生渊源较早《易・系辞传》有言：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小农经济真正的成为中国的主体经济形式应该是从秦以后，汉承秦制，采取“重农抑商”的制度，此后“重农”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中一直延续。
中国的小农经济是在战国时期的铁犁牛耕背景下产生，它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经济。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以及缴纳赋税。但在社会经济中也有着分散性、封闭性、脆弱性、落后性的特点。由于这些不稳定性，他们在精神上需要一个很好的寄托。而在当时一个缺乏科学性的认识权威社会中，任何占据了社会主体地位的意识形态，都有可能被披上神圣的外衣。此时的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不仅能“上至国家”，而且能“下至百姓”，在各个方面都提供了关键性原则性的指导，刚好符合了小农经济的需求，因而成为小农经济的一种精神寄托起到了代宗教的作用。
除此之外，中国的百姓一直具有一种原始崇拜，这种崇拜一方面表现在祖先崇拜，一方面是鬼神崇拜。而祖先崇拜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重视家庭的小农经济。而儒家又恰恰是这种原始崇拜的信仰载体。儒家信仰中的“敬鬼神而远之”“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等，给百姓的原始崇拜提供了理论依据，也成为民风归化的手段。
当然，儒家之所以能成为小农经济的思想信仰，其本质上是和专制皇权分不开。那么，反过来看，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信仰基础也都是在皇权的掌控下，儒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奠定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地位。从此之后，儒家走上了为封建专制代言之路。从这方面看，儒家对小农经济的影响其实也是受到了专制皇权的推动，试想如果当时专制皇权选择的是另一套意识形态，儒家是否能成为小农经济的信仰还有待考证。
二、法家思想对中国百姓的“奴性”的性格特点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
法家思想以“严刑峻法”著称。自秦二世灭亡以来，法家思想鲜有被公开讨论过，后代的统治者都认为法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秦的覆灭。而事实是此后的历代统治者虽没有高调重法，但是自汉以后，法家思想就已经“隐形性”化了，和儒家思想相互配合，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格局，在中国的2000多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而就其对下层百姓，特别是百姓的“奴性”的形成法家思想可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的百姓的“奴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愚忠”，一是“盲从”。“愚忠”意味着对君主或者主人的绝对忠诚，而“盲从”则一种无自主意识。这种现象和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有着极大的关系，同时也是法家思想的“制民理论”或者“胜民理论”的主要体现。
法家思想的本质上是为专制君主服务的。因此，它极其强调君主的利益，主张维护君主的统治，故韩非子在《八奸》《备内》《扬权》等篇中谈到君主要把握住“势位”，防备近臣外盗。法家和儒家的“民贵、君轻”不同，法家提出“民之所欲万，力之所出一”，因此法家认为对百姓的管理要采取“一民论”即统一百姓。这个统一可分为两方面，一是身体上的统一，一是思想上的统一。在身体上法家鼓励发展耕战之民，重农抑商，把人民绑定在土地和军队上，使他们只能效忠于君主，可以说是无人身自由权。而在思想上，法家采用“教化”的手段，其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很大的排他性，在法家的这种教化下，百姓逐渐变得无自由意识，无自主意识，变得“盲从”，唯皇命是从，不能独立思考判断。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便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以残酷的手段来排异己以图达到思想统一。
法家的这些手段最终目的是想达到“弱民”的效果，创造一个“无声的世界”，来达到万众一心。“愚民政策”的高峰是明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的时期，思想控制之严密，法律禁忌之严苛，可见一斑。历史上有名的事件就是“明清的文字狱”，在清朝仅见诸史记载的文字狱就不下70余起。
然而，无论法家思想如何严酷，其根本推动力还是专制皇权。笔者认为，法家思想和专制皇权的关系类似于驾驶员和车的关系，不管车子撞伤了多少人，其根本责任还是在于驾驶者。
中国古代人的自由的本性在法家思想或者是在专制主义皇权下逐渐被磨灭了，经过千年的不断强化，而形成了这种集“愚忠”与“盲从”为一体的“奴性”。它钳制了中国思想的发展，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三、结语
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和专制皇权对古代普通人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如果说儒家是对外公开性的“法”（规章、礼仪），那么法家就是秘而不宣的“术”（思想控制、权术手段）。然而，不管是儒家给小农经济提供了信仰基础还是法家思想促成了中国百姓“奴性”的形成，二者本质上都是受到皇权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控制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笔者认为小农经济和“奴性”其实都是专制主义皇权强化需要下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韩非.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6.
[2]方钦.小农经济与儒家信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与宗教[J].学术研究，2010（12）.
[3]李桂海.封建专制主义与小农经济[J].中州学刊，1983（1）.
[4]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