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这个夜晚和任何夜晚都没什么不同,惟一不同的是一些平日里绝不相扰的朋友纷纷给我电话和短信。他们说,一位老人走了。 这位老人曾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停留了106年。从1907年开始,晚清,民国,新中国,他一个人跨越3代。莽莽苍苍的时间在这个潮湿的深圳夜晚一下子翻腾起来,关于他的修行,他的苦难和颠沛。我想这已不仅仅是一部个人的历史或者传奇。几乎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大家叫他本老,或干脆叫老和尚。他说他以前叫本幻,是恩师虚云长老帮他改成了本焕。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真正有点体会到两个名字的不同的意涵,是梦幻泡影的虚妄,还是光彩焕然的逼真,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当死亡突然跟他发生关联,那些有关世界、人生和价值的老问题又一次严肃起来。 初见老和尚是两年前的一个傍晚,但我只是在方丈室的门口遥遥拜倒,却没有走近。我刻意保留着一段距离,那是一个红尘凡夫和圣者的距离,是我自己需要的距离。 数日后我开车载着王恺沿盘桓山道直奔弘法寺也是傍晚,他在《老和尚本焕》里写道:“这位104岁的老和尚每天清晨4点18分起床,不用侍者帮助,自己就能在方丈室的椅子上高踞,然后接受络绎不绝的来自山下的教徒们的朝拜……”这是很多人都见过的情景,而此刻这情景正模糊于他们的泪光。报纸上说,吊唁的各界人士和信众已达数十万。 也是在两年前,香港中文大学的学愚教授跟我说,你可以研究本老,目前还没有一本关于本老的学术专著,他可是一代高僧。当时我正在北大学习佛学,功底浅薄,却也怦然心动。 然而随着了解的深入,我惭愧地发现对我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以学术标准考量,可资参阅的关于本老的资料太少。我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场论争,也因为资料的信实问题,胡适首先发难,质疑虚云的出身和寿龄,港台、东南亚和美国的华人学界、教界人士纷纷参战,各自选边,一时众声喧哗。关于这个困局,有一回我请教社科院的黄夏年教授,他说的确有这个问题,本焕是个修行的和尚,无意著书立说,何况禅宗本就强调不立文字,见性成佛。 著名佛教学者吴汝钧曾比较过民国以来的中日佛教,他说日本产生了多位佛学大师,像铃木大拙、中村元、平川彰、水野弘元等等,而中国则出了多位高僧。如果可以选的话,我会选哪一边呢?答案偏执也简单,不管怎样,我心中的佛教不能没有虚云、印光、太虚、弘一,以及本焕。 1930年,23岁的湖北青年比丘本焕前往禅宗古道场扬州高�寺,跟随来果禅师苦修“不倒单”,曾匪夷所思地连续打坐91个日夜。7年后的冬天,他从河北保定起香,三步一拜,脚肿膝破,行程300里,耗时6个月,一直拜到五台山。 而在此五十多年前(光绪八年),虚云长老也是这样拜到了五台山,他从普陀山法华庵起香,整整用了3年。多年后,41岁的本焕接法于111岁的虚云,成为临济宗第44代传人。这对师徒的缘分,也许在各自向五台山朝拜之时就已注定。 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乏满腹哲思的学者、深谋远虑的干才,正如我们经常可见的那些八面玲珑、那些算无遗策,早已炉火纯青、令人叹为观止。可我们的聪明总是对外的,我们永远也不愿意面向自己,无论是心中的法则还是头顶的星空,我们甚至都不曾有过。我相信这是我们文化的一道致命伤。 然而,当一个又一个肃穆的身影默默穿越凌厉的岁月,孤寂地固执地单调地拜倒,我仿佛看到了某种可能,因为还有人甘心活在密不透风的世俗之外,以自己的方式去仰望天宇,去审视沉重而又轻飘无着的肉身。 在五台名刹广济茅篷里,本焕又是十载苦修,每天扎破舌根取血写经,共抄经二十余万字,煌煌19卷;连续放焰口1000台(放一台需数小时),超度阵亡的抗日将士。 1958年,他以半百之躯蒙冤坐牢,后又劳改,前后22年,却念佛诵经,习禅不辍,等到再回佛门已是1980年,他也已73岁。这也许是真正能体会人生如幻的年龄,他却撇开从前,再次焕发,十方弘化,处处结缘,募资近7亿,建寺14座。仿佛70年里的一切苦难都不过是流云行空,了无痕迹。 而此刻,当他终于离去,我想起了许多名字,比如甘地、曼德拉、德兰修女。他的衣钵传人印顺大和尚告诉我,本老常说,眼里要有大众的影子,耳里要有大众的声音,心里要有大众的功德,身上要有大众的恩惠。 这世间有一种志业,无论它是什么,如果我们能用100年去守候,能用全副生命去践行,同时慨然面对所有的悲喜,我想这种志业就可以称为信仰,而我们还有希望。
4月的这个夜晚和任何夜晚都没什么不同,惟一不同的是一些平日里绝不相扰的朋友纷纷给我电话和短信。他们说,一位老人走了。 这位老人曾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停留了106年。从1907年开始,晚清,民国,新中国,他一个人跨越3代。莽莽苍苍的时间在这个潮湿的深圳夜晚一下子翻腾起来,关于他的修行,他的苦难和颠沛。我想这已不仅仅是一部个人的历史或者传奇。几乎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大家叫他本老,或干脆叫老和尚。他说他以前叫本幻,是恩师虚云长老帮他改成了本焕。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真正有点体会到两个名字的不同的意涵,是梦幻泡影的虚妄,还是光彩焕然的逼真,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当死亡突然跟他发生关联,那些有关世界、人生和价值的老问题又一次严肃起来。 初见老和尚是两年前的一个傍晚,但我只是在方丈室的门口遥遥拜倒,却没有走近。我刻意保留着一段距离,那是一个红尘凡夫和圣者的距离,是我自己需要的距离。 数日后我开车载着王恺沿盘桓山道直奔弘法寺也是傍晚,他在《老和尚本焕》里写道:“这位104岁的老和尚每天清晨4点18分起床,不用侍者帮助,自己就能在方丈室的椅子上高踞,然后接受络绎不绝的来自山下的教徒们的朝拜……”这是很多人都见过的情景,而此刻这情景正模糊于他们的泪光。报纸上说,吊唁的各界人士和信众已达数十万。 也是在两年前,香港中文大学的学愚教授跟我说,你可以研究本老,目前还没有一本关于本老的学术专著,他可是一代高僧。当时我正在北大学习佛学,功底浅薄,却也怦然心动。 然而随着了解的深入,我惭愧地发现对我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以学术标准考量,可资参阅的关于本老的资料太少。我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场论争,也因为资料的信实问题,胡适首先发难,质疑虚云的出身和寿龄,港台、东南亚和美国的华人学界、教界人士纷纷参战,各自选边,一时众声喧哗。关于这个困局,有一回我请教社科院的黄夏年教授,他说的确有这个问题,本焕是个修行的和尚,无意著书立说,何况禅宗本就强调不立文字,见性成佛。 著名佛教学者吴汝钧曾比较过民国以来的中日佛教,他说日本产生了多位佛学大师,像铃木大拙、中村元、平川彰、水野弘元等等,而中国则出了多位高僧。如果可以选的话,我会选哪一边呢?答案偏执也简单,不管怎样,我心中的佛教不能没有虚云、印光、太虚、弘一,以及本焕。 1930年,23岁的湖北青年比丘本焕前往禅宗古道场扬州高�寺,跟随来果禅师苦修“不倒单”,曾匪夷所思地连续打坐91个日夜。7年后的冬天,他从河北保定起香,三步一拜,脚肿膝破,行程300里,耗时6个月,一直拜到五台山。 而在此五十多年前(光绪八年),虚云长老也是这样拜到了五台山,他从普陀山法华庵起香,整整用了3年。多年后,41岁的本焕接法于111岁的虚云,成为临济宗第44代传人。这对师徒的缘分,也许在各自向五台山朝拜之时就已注定。 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乏满腹哲思的学者、深谋远虑的干才,正如我们经常可见的那些八面玲珑、那些算无遗策,早已炉火纯青、令人叹为观止。可我们的聪明总是对外的,我们永远也不愿意面向自己,无论是心中的法则还是头顶的星空,我们甚至都不曾有过。我相信这是我们文化的一道致命伤。 然而,当一个又一个肃穆的身影默默穿越凌厉的岁月,孤寂地固执地单调地拜倒,我仿佛看到了某种可能,因为还有人甘心活在密不透风的世俗之外,以自己的方式去仰望天宇,去审视沉重而又轻飘无着的肉身。 在五台名刹广济茅篷里,本焕又是十载苦修,每天扎破舌根取血写经,共抄经二十余万字,煌煌19卷;连续放焰口1000台(放一台需数小时),超度阵亡的抗日将士。 1958年,他以半百之躯蒙冤坐牢,后又劳改,前后22年,却念佛诵经,习禅不辍,等到再回佛门已是1980年,他也已73岁。这也许是真正能体会人生如幻的年龄,他却撇开从前,再次焕发,十方弘化,处处结缘,募资近7亿,建寺14座。仿佛70年里的一切苦难都不过是流云行空,了无痕迹。 而此刻,当他终于离去,我想起了许多名字,比如甘地、曼德拉、德兰修女。他的衣钵传人印顺大和尚告诉我,本老常说,眼里要有大众的影子,耳里要有大众的声音,心里要有大众的功德,身上要有大众的恩惠。 这世间有一种志业,无论它是什么,如果我们能用100年去守候,能用全副生命去践行,同时慨然面对所有的悲喜,我想这种志业就可以称为信仰,而我们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