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广州世居满族是清乾隆年间派驻广州的满族八旗兵的后裔，他们是珠三角重要少数民族之一，为岭南社会得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本文追溯了广州世居满族的形成过程，指出清政府派八旗兵驻防广州是为在平定三藩之乱之后稳定政局以及为广州的“一口通商”提供军事保障。因此，驻粤八旗部队一直处于政府的严密操控之中，保存了大量传统民俗，对其日后在移入地进行文化重构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广州世居满族；八旗兵；三藩之乱；一口通商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3-0081- 02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广州市满族人口计6756人，其主体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从北京和天津派驻广州的八旗官兵的后裔。[1]来到广州的前150余年，他们一直生活在“满城”之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有大量传统习俗被保留下来。为什么清政府派遣心腹部队到千里之外的南疆驻防？又将其至于严密监控之下，这与当时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一、清代的八旗驻防制度
满族八旗制度源于女真氏族狩猎的生产组织。《八旗通志》记载：“先是我国凡出兵较猎，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凡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其长称为牛录额真，遂以名官。”[2]金朝统治者在牛录制的基础上把女真人都编入猛安谋克组织之中。这种组织，作战就是军事单位，平时是行政单位，行围时是狩猎组织，兼具军事、政治、生产三方面的职能。1583年以后，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他借鉴金朝的社会组织形式“设四旗，曰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复增四旗，曰镶黄、镶白、镶红、镶蓝，统满洲、蒙古、汉军之众，八旗之制自此始。”[3]八旗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农业组织，由部落时代出兵行围时自愿结合的临时性组织向阶级社会军政经一体的常设性组织演变，使女真的个体小生产者由分散走向集中管理。这一制度不但加强了努尔哈赤的军事力量，也促进了生产发展，为国家产生创造了政治条件。事实证明，八旗制度既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满族和清王朝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1644年，满族统治者入关定都北京，留大部分八旗兵护卫京师，同时在统一中国南下作战的过程中，于各战略要地和重要城市派驻其精锐部队--八旗兵，从而形成了八旗驻防制度。这一制度始于顺治朝，发展于康熙朝，至乾隆朝大体完备。八旗驻防作为清政府统治各地的强大武力保证,对内镇压汉人反叛,对外抵御外部侵略,并且有效地监视绿营兵，起到维护统治的作用。“八旗驻防之兵，大类有四：曰畿辅驻防兵，其�部内附之众，及在京内务府、理�院所辖悉附焉；曰东三省驻防兵；曰各直省驻防兵；新疆驻防兵附焉，曰�部兵”[4]。《大清会典・兵部》载，全国八旗驻防地共九十七处，其中畿辅驻防点二十五处，兵8758人；东三省驻防点四十四处，兵35360人；新疆驻防点八处，兵15140人；直省（京畿以外关内各省）驻防点二十处，兵45540人。加上守护陵寝兵、守围场兵，盛京、吉林守边门兵，共计驻防兵107760人，与京师八旗兵力相当。形成沿海防线、黄河防线、长江防线、运河防线和长城防线等一系列布防，由此构成清朝控制全国的骨干力量。
二、满族八旗兵驻防广州的政治原因
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驻守岭南是维护全国政局稳定的关键环节。1647年，征讨中原大地的清军“分兵过岭进取广东，先克潮、惠，伪唐王弟朱妄称尊号，窃据城池，我师进剿，复斩朱及伪周王朱肃等十五人，地方以次削平，人民悉皆安堵。”[5]肇庆、高州、雷州及粤西地区仍然叛乱不断，顺治帝特派心腹尚可喜镇守，但藩镇制沿袭了不到二十年就发生了著名的“三藩之乱”。
“三藩”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孙尚之信。“三藩”兵力雄厚，总共十万余人，庞大的军费全由国库支付，随着这三支割据势力的膨胀，其同中央集权的矛盾日益尖锐。他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成了康熙帝的心腹之患。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以康熙帝颁布撤藩令为由发动叛乱，扯起“复明”旗号。随后，耿精忠据福建叛、尚之信据广东叛，滇、黔、湘、川、桂、闽六省俱失，战乱扩大到赣、陕、甘等省，这就是清朝建朝之初的“三藩之乱”。年轻的康熙帝采取大力讨伐与招抚笼络双管齐下的策略，于康熙二十年平定了延续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平叛之后他将藩兵全部撤回京师，出于慎重起见，派八旗兵驻防福州、广州、荆州，派绿营兵镇守广西和云南。因此，取消藩镇制，改派八旗部队驻防南中国边陲重地，这是清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在当时的时局下意义非同小可。
三、八旗兵驻防广州的经济原因
除了政治原因，八旗驻防对保障广州“一口通商”的经济策略意义重大。广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著名港口之一。远在汉代，番禺（广州的古称）即为海内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唐开元年间，朝廷在广州设立我国第一个市舶司管理进出口贸易；[6]唐以后北方的战乱导致“丝绸之路”衰落，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广州成为全国外贸中心。宋永乐元年起，市舶司转由朝廷内臣主管，广州西关开设怀远驿，广建房舍以招待来往的贡使，海上贸易繁荣一直持续到明代中叶。清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攻陷广州后，为了镇压东南沿海地区以郑成功为首的汉族民众的反抗，曾下令实行严格的海禁，待成功地镇压了郑成功以后，康熙于1685年下达“开海贸易”令，开放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四个通商口岸，并分别设立海关统一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务。十七世纪开始，英法开始资产阶级革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美、俄、法等国先后与清朝进行海上贸易，从中国购出大量茶叶、丝绸、瓷器以及其它农副产品，倾销本国的特产。乾隆年间，经过多次“迁海”与“开禁”的反复后，清王朝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即派满族八旗驻防的第二年，封禁江、浙、闽三处口岸，限定广州为中国海上唯一的通商口岸，规定外国商人必须通过广州“洋行”进行贸易。广州“一口通商”一直延续至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历时85年。[7]
清政府之所以封禁其它海上贸易口岸，有国内和国际双方面的原因。清王朝经过康乾盛世入关已逾百年，政局稳定、国泰民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泱泱大国。国内本土资源可以满足他们短期的需要，与外国通商不是必需之举。虽然国内逐渐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但是清朝仍然是一个高度专制的封建社会，隔绝国人与外界的接触而实行的闭关政策是国家权力维护其封建统治的手段之一。同时，闭关政策又是清政府为了抵御外国资本主义政治渗透和经济入侵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民族自卫手段。这一时期来中国进行海上贸易的西方人并不是秉承和平与平等原则进行自由贸易的商人，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为掠夺财富四处寻觅廉价原材料和商品倾销市场的冒险家，其中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已经以武力征服了菲律宾和爪哇，并在印度和马来西亚占取殖民地，英法等国的气焰也很嚣张，迫使清王朝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防范措施。
因此，一口通商的政策势必引起国外商团的激烈抗议，甚至有可能引发军事行动。派驻满族八旗官兵驻防广州与紧随其后的一港通商政令的下达便有了内在的联系。
四、结语
可见，八旗兵驻防广州是清朝统治者构筑全国性防御自卫体系，维护中央集权统治之措施的一部分。八旗兵驻防广州与清王朝平定三藩之乱的政治举措和广州“一口通商”的经济策略紧密相关，意义至关重要。据《八旗通志》记载：“广东广州府，设兵三千名，匠役四十名……广州驻防初设镶黄、正黄、正白三旗汉军兵，二十二年续设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五旗汉军兵”。[8]历经雍正、乾隆两朝，又增派满族八旗兵到广州驻防。据《驻粤八旗志》记载：“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三藩难平，中原大定，分遣八旗驻防边腹，二十年（公元1681年）广州派京旗汉军三千，挈眷来粤。后经七十五年，迄至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裁汰汉军之半，调京旗满洲兵一千五百名，挈眷来粤合驻，将汉军出旗名额，即以满兵顶补”。[9]由于镇守广州的意义重大，清政府在经济、政治、行政管理、居民生活等方方面面对驻防广州的八旗居民制定了种种限制，使他们在移民广州的前一百年里一直生活在国家权利的严密操控之下，为其融入广州社会设置了严重障碍,对其族群认同的发展和自身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生活在广州的世居满族就是乾隆二十一年驻防广州的满族八旗兵的后代。
参考文献：
[1]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官方网站. http://www.mzzjw.gd.省略/mzjy/ShowArticle.asp ArticleID=1359[Z].
[2]八旗通志[M]. 旗分志一.卷一.八旗规制.
[3]清史稿[M].卷一三零.志一百五.
[4]清史稿[M].卷一三零.志一百五.
[5]清世宗实录[M].卷三十二.
[6]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54.
[7]丘传英.广州近代经济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32－38.
[8]八旗通志[M].卷二十八.兵制志三.八旗甲兵（各省驻防）.
[9]汪宗猷.广州满族简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6.
责任编辑：赵桑
摘要：广州世居满族是清乾隆年间派驻广州的满族八旗兵的后裔，他们是珠三角重要少数民族之一，为岭南社会得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本文追溯了广州世居满族的形成过程，指出清政府派八旗兵驻防广州是为在平定三藩之乱之后稳定政局以及为广州的“一口通商”提供军事保障。因此，驻粤八旗部队一直处于政府的严密操控之中，保存了大量传统民俗，对其日后在移入地进行文化重构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广州世居满族；八旗兵；三藩之乱；一口通商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3-0081- 02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广州市满族人口计6756人，其主体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从北京和天津派驻广州的八旗官兵的后裔。[1]来到广州的前150余年，他们一直生活在“满城”之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有大量传统习俗被保留下来。为什么清政府派遣心腹部队到千里之外的南疆驻防？又将其至于严密监控之下，这与当时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一、清代的八旗驻防制度
满族八旗制度源于女真氏族狩猎的生产组织。《八旗通志》记载：“先是我国凡出兵较猎，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凡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其长称为牛录额真，遂以名官。”[2]金朝统治者在牛录制的基础上把女真人都编入猛安谋克组织之中。这种组织，作战就是军事单位，平时是行政单位，行围时是狩猎组织，兼具军事、政治、生产三方面的职能。1583年以后，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他借鉴金朝的社会组织形式“设四旗，曰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复增四旗，曰镶黄、镶白、镶红、镶蓝，统满洲、蒙古、汉军之众，八旗之制自此始。”[3]八旗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农业组织，由部落时代出兵行围时自愿结合的临时性组织向阶级社会军政经一体的常设性组织演变，使女真的个体小生产者由分散走向集中管理。这一制度不但加强了努尔哈赤的军事力量，也促进了生产发展，为国家产生创造了政治条件。事实证明，八旗制度既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满族和清王朝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1644年，满族统治者入关定都北京，留大部分八旗兵护卫京师，同时在统一中国南下作战的过程中，于各战略要地和重要城市派驻其精锐部队--八旗兵，从而形成了八旗驻防制度。这一制度始于顺治朝，发展于康熙朝，至乾隆朝大体完备。八旗驻防作为清政府统治各地的强大武力保证,对内镇压汉人反叛,对外抵御外部侵略,并且有效地监视绿营兵，起到维护统治的作用。“八旗驻防之兵，大类有四：曰畿辅驻防兵，其�部内附之众，及在京内务府、理�院所辖悉附焉；曰东三省驻防兵；曰各直省驻防兵；新疆驻防兵附焉，曰�部兵”[4]。《大清会典・兵部》载，全国八旗驻防地共九十七处，其中畿辅驻防点二十五处，兵8758人；东三省驻防点四十四处，兵35360人；新疆驻防点八处，兵15140人；直省（京畿以外关内各省）驻防点二十处，兵45540人。加上守护陵寝兵、守围场兵，盛京、吉林守边门兵，共计驻防兵107760人，与京师八旗兵力相当。形成沿海防线、黄河防线、长江防线、运河防线和长城防线等一系列布防，由此构成清朝控制全国的骨干力量。
二、满族八旗兵驻防广州的政治原因
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驻守岭南是维护全国政局稳定的关键环节。1647年，征讨中原大地的清军“分兵过岭进取广东，先克潮、惠，伪唐王弟朱妄称尊号，窃据城池，我师进剿，复斩朱及伪周王朱肃等十五人，地方以次削平，人民悉皆安堵。”[5]肇庆、高州、雷州及粤西地区仍然叛乱不断，顺治帝特派心腹尚可喜镇守，但藩镇制沿袭了不到二十年就发生了著名的“三藩之乱”。
“三藩”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孙尚之信。“三藩”兵力雄厚，总共十万余人，庞大的军费全由国库支付，随着这三支割据势力的膨胀，其同中央集权的矛盾日益尖锐。他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成了康熙帝的心腹之患。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以康熙帝颁布撤藩令为由发动叛乱，扯起“复明”旗号。随后，耿精忠据福建叛、尚之信据广东叛，滇、黔、湘、川、桂、闽六省俱失，战乱扩大到赣、陕、甘等省，这就是清朝建朝之初的“三藩之乱”。年轻的康熙帝采取大力讨伐与招抚笼络双管齐下的策略，于康熙二十年平定了延续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平叛之后他将藩兵全部撤回京师，出于慎重起见，派八旗兵驻防福州、广州、荆州，派绿营兵镇守广西和云南。因此，取消藩镇制，改派八旗部队驻防南中国边陲重地，这是清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在当时的时局下意义非同小可。
三、八旗兵驻防广州的经济原因
除了政治原因，八旗驻防对保障广州“一口通商”的经济策略意义重大。广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著名港口之一。远在汉代，番禺（广州的古称）即为海内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唐开元年间，朝廷在广州设立我国第一个市舶司管理进出口贸易；[6]唐以后北方的战乱导致“丝绸之路”衰落，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广州成为全国外贸中心。宋永乐元年起，市舶司转由朝廷内臣主管，广州西关开设怀远驿，广建房舍以招待来往的贡使，海上贸易繁荣一直持续到明代中叶。清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攻陷广州后，为了镇压东南沿海地区以郑成功为首的汉族民众的反抗，曾下令实行严格的海禁，待成功地镇压了郑成功以后，康熙于1685年下达“开海贸易”令，开放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四个通商口岸，并分别设立海关统一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务。十七世纪开始，英法开始资产阶级革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美、俄、法等国先后与清朝进行海上贸易，从中国购出大量茶叶、丝绸、瓷器以及其它农副产品，倾销本国的特产。乾隆年间，经过多次“迁海”与“开禁”的反复后，清王朝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即派满族八旗驻防的第二年，封禁江、浙、闽三处口岸，限定广州为中国海上唯一的通商口岸，规定外国商人必须通过广州“洋行”进行贸易。广州“一口通商”一直延续至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历时85年。[7]
清政府之所以封禁其它海上贸易口岸，有国内和国际双方面的原因。清王朝经过康乾盛世入关已逾百年，政局稳定、国泰民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泱泱大国。国内本土资源可以满足他们短期的需要，与外国通商不是必需之举。虽然国内逐渐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但是清朝仍然是一个高度专制的封建社会，隔绝国人与外界的接触而实行的闭关政策是国家权力维护其封建统治的手段之一。同时，闭关政策又是清政府为了抵御外国资本主义政治渗透和经济入侵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民族自卫手段。这一时期来中国进行海上贸易的西方人并不是秉承和平与平等原则进行自由贸易的商人，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为掠夺财富四处寻觅廉价原材料和商品倾销市场的冒险家，其中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已经以武力征服了菲律宾和爪哇，并在印度和马来西亚占取殖民地，英法等国的气焰也很嚣张，迫使清王朝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防范措施。
因此，一口通商的政策势必引起国外商团的激烈抗议，甚至有可能引发军事行动。派驻满族八旗官兵驻防广州与紧随其后的一港通商政令的下达便有了内在的联系。
四、结语
可见，八旗兵驻防广州是清朝统治者构筑全国性防御自卫体系，维护中央集权统治之措施的一部分。八旗兵驻防广州与清王朝平定三藩之乱的政治举措和广州“一口通商”的经济策略紧密相关，意义至关重要。据《八旗通志》记载：“广东广州府，设兵三千名，匠役四十名……广州驻防初设镶黄、正黄、正白三旗汉军兵，二十二年续设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五旗汉军兵”。[8]历经雍正、乾隆两朝，又增派满族八旗兵到广州驻防。据《驻粤八旗志》记载：“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三藩难平，中原大定，分遣八旗驻防边腹，二十年（公元1681年）广州派京旗汉军三千，挈眷来粤。后经七十五年，迄至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裁汰汉军之半，调京旗满洲兵一千五百名，挈眷来粤合驻，将汉军出旗名额，即以满兵顶补”。[9]由于镇守广州的意义重大，清政府在经济、政治、行政管理、居民生活等方方面面对驻防广州的八旗居民制定了种种限制，使他们在移民广州的前一百年里一直生活在国家权利的严密操控之下，为其融入广州社会设置了严重障碍,对其族群认同的发展和自身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天生活在广州的世居满族就是乾隆二十一年驻防广州的满族八旗兵的后代。
参考文献：
[1]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官方网站. http://www.mzzjw.gd.省略/mzjy/ShowArticle.asp ArticleID=1359[Z].
[2]八旗通志[M]. 旗分志一.卷一.八旗规制.
[3]清史稿[M].卷一三零.志一百五.
[4]清史稿[M].卷一三零.志一百五.
[5]清世宗实录[M].卷三十二.
[6]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54.
[7]丘传英.广州近代经济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32－38.
[8]八旗通志[M].卷二十八.兵制志三.八旗甲兵（各省驻防）.
[9]汪宗猷.广州满族简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6.
责任编辑：赵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