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西方环境保护引发的对中国环境保护的思考

由西方环境保护引发的对中国环境保护的思考

通过学习生态文明这门课,引发了我对生态的一些思考。我所学的专业是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也会接触到一些有关环境方面的问题和知识,其中很多内容和生态文明这门课有相通之处,所以每当我看到相似的内容,都会有种亲切的感觉,甚至会莫名地兴奋和激动。生态文明这门课每节都会讲不同方面的内容,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朱洪强老师的那节课,是生态文明的第一章,主要讲的是西方的环境保护运动。

谈到西方的环境保护,首先要从环境问题的产生说起。运用我们环境概论所学的知识,环境问题按产生原因可以分为两类:原生环境问题和次生环境问题,也称第一类环境问题和第二类环境问题。自然界固有的不平衡性,以及不同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都会引发第一类环境问题。比如太阳辐射的变化造成干旱和洪涝,地球热力和动力作用导致火山爆发、地震活动等。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也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不良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涉及地球表面和岩石圈,而且涉及地壳,这些现象被称为第二类环境问题。例如,人类对森林的滥伐、对草原的过度放牧会造成水土流失和沙漠化;交通量的猛增,带来巨大的空气污染;不适当的农业灌溉会引起土地退化等。第一类环境问题在某些程度上无法避免,人类虽然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力,但终究无法战胜自然。其实所有的环境问题中,绝大部分都是第二类环境问题,因而在环境问题的产生过程中,人起着主导作用。可以说,环境问题是人类文明演替进程中的必然产物,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而产生并加剧的。

西方的环境问题是伴随着工业文明产生的。英国第一台蒸汽机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工业文明时代。从此机器大工业生产代替了传统的工场手工业,而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更使人类加快了掠夺自然的速度,生产力裂变式提高。工业革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类中心主义”甚嚣尘上,自然与人类发展处于完全敌对的状态,征服自然是人类显示其力量的主要途径,人类发展走上了一条高能耗、高污染、高消费的发展道路。

人类大规模的攫取行为,违背了自然的规律,损害了地球的生态系统,其后果只能是不断受到自然的报复。比较有名的“八大公害事件”相信很多人都熟知: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多诺拉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日本四日事件、富山骨痛病事件以及日本的米糠油事件。这些都是由于有些国家不惜代价,盲目地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甚至不顾一切地挖掘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最终尝到了恶果。 一系列环境污染对人类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从而推动环境保护运动的开展。其实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就率先开展了资源保护运动,以约翰·缪尔的超功利自然保护主义和吉福特·平肖的功利性资源保护主义为代表。被誉为“环境保护先知”的缪尔认为,应该超越自然的经济、环境效益,将自然看作人类体验自然之美、休憩闲适的场所,人类在自然面前应该“无所作为”。平肖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和自然万物,人的责任就是

消灭那些对自己无用的物种,发展对自己有用的物种,应该“明智利用”资源来发展经济。平肖的功利性资源保护主义迎合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成为20世纪初资源保护运动的基本原则。

世界性环境保护浪潮是从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的。首先必须提到的一个人就是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她所著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分析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被广泛使用的高效杀虫剂——DDT的聚集过程,它既杀死害虫,也严重危害人类生存环境。卡逊本想向人类社会提出农药潜在危害的警告,呼吁人们保护环境,却遭到了与杀虫剂利益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逊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后来经调查证实卡逊提出的警告是正确的,于是美国环境保护局成立。有人曾说:“《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

环境保护意识的推动往往是通过一些环境保护论著推动发展的。1968年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发表《沙乡思考》一书, 大声疾呼环境危机。他在书中从美学、文化传统、道德和土地道德四个方面论述。同一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普尔·埃利希写了《人口爆炸》一书, 强调人口过剩不仅是环境危机的加速剂, 也是更大环境危机的前兆。1971年美国学者巴里·康芒纳在《封闭圈》一书中提出:“生态系统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 生态系统需要的是一个社会的道德准则, 而不是私人的道德准则。”环保著作的发表,一方面提高了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一方面也引起了政府部门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从而推动了一系列环保运动的开展和环保政策的出台。

1970年4月22日,美国3000万人走向街头,参加了规模空前的群众环境宣传的集会,以唤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从此,4月22日成了全球的“地球日“,拉开了人类环境保护的序幕。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会上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这是联合国史上首次研讨保护人类环境的会议,也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它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是世界环境保护史上的里程碑。为了纪念大会的召开,当年联合国作出决议,把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会议通过了《地球宪章》和《21世纪议程》这两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促进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协调已成为全球共识和各国的政治承诺,“可持续发展”理念被广为接受。这次会议是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最高级别的一次国际会议,是环境保护思想的又一次革命。1997年,在日本京都通过了“以二氧化碳排减为主题的”《京都议定书》,迈出了人类保护地球气候稳定、关键的一步。2002年8月,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可持续发展执行计划》,确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

可见,自工业文明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以来,西方国家乃至世界越来越提高对环境保护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开始被生态环境危机所困扰的西方国家,经过20年来自各方面的

努力,到80年代它们基本控制了污染,普遍较好地解决了国内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成为了生态文明实践的先驱者。

走进绿色,拥抱森林,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城市,是全球化时代城市发展的新潮流。 绿色城市意味着污染全部控制、资源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西方国家在绿色城市建设方面也树立了诸多典范。比如鼓励环保交通工具的阿姆斯特丹,以氢气为燃料、风力发电的芝加哥,征收车辆“环保税”的伦敦,建绿色建筑、发展轻轨的波特兰和以LED照明系统、深层湖水冷却系统为特色的多伦多等。

在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通过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环境保护的经验,来完善我们的环保体制,形成自己的环境保护体系。在世界性的环保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我们国家也参与到其中,参加了多次世界级的环境保护大会,并将环境保护制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每次的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都会提出纲领性的制度和措施。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今天的建设美丽中国,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对人类与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高度重视。

但不得不承认,我国的环境现状总体来说是不容乐观的。我国由于人口众多,对环境的压力很大,环境极易遭受污染和破坏;中小型工业的发展,给环境造成了很大冲击;能源以煤为主,对环境污染严重;经济不发达,在较长时间内环境投资困难;科学技术和文化落后,公众缺乏环境保护的意识等都是造成我国环境问题的原因。

要想改善我国的环境问题,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必须的,另外还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工业污染;提高能源利用率,改善能源结构;推广生态农业,大力植树造林;提高全民环境保护意识;推进科技进步,积极发展环保产业;健全环境法制,强化环境管理等。发达国家为我们树立了很多绿色典范,我们要结合国情,从中学习一些先进思想和经验应用到实践当中。比如,我们可以学习芝加哥,大规模推行“屋顶绿化”储存太阳能和过滤雨水,从而节省能源。学习阿姆斯特丹鼓励环保交通工具,以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虽然我们现在也强调绿色出行,但毕竟只有少数人在做,如果在全国形成一种全民共识,我想效果一定是十分惊人的。还有一点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像多伦多一样推广LED照明系统,从而节省用电,在维护夜景的同时,减少城市的光污染。在我国的大城市,光污染现象普遍严重,不仅对人体造成危害,也破坏了一些鸟类的正常生活,如果将LED照明推而广之,一定卓有成效。

我们国家的一些地方在环境保护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学习。比如说台北市,在台北的街上没有垃圾桶,这是因为在台北人们已经形成认同,即在公共场合吃完零食的袋子、瓶子都会收到专门的分类垃圾袋中。如果没有专门垃圾袋,便拿回家中再分类处理。台北以前有垃圾桶,现在除了少数特定地点外,已经不再设了,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乱丢 ,提高市民环保意识。台北市民如果要丢垃圾,就必须购买专门的垃圾袋,把垃圾处理的部分费用随袋征收。公共场所有活动时会设临时的分类回收处。在减

少碳排放方面,台北规定任何公共场所的空调房内不得低于 26℃。他们还推广公共交通。台北市还向市民发放免费的省水垫片,安装在水龙头和马桶上,一年省出了一个水库的水量。

我想单就垃圾分类这点谈一下我的感受。台北的“垃圾不落地”政策规定,居民要先把垃圾分成五类,再装入政府规定的垃圾袋里,然后定时、定点地把垃圾送到环保部门派来的垃圾车上。投放垃圾时会有专人抽样检查居民的垃圾袋,如果发现没有按规定分类,会被罚款1200元到6000元新台币。由于措施得力,现在所有台北市民养成了自觉将垃圾分类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垃圾箱,垃圾箱上总会有垃圾分类回收的标志,分为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但周围几乎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清楚垃圾分类,很多垃圾我都不知道它到底可不可以回收。从生活中这个小细节就可以看出,我国在垃圾分类回收这方面虽然付诸行动,但没取得很好的效果,原因在于没有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台北可以说是垃圾分类回收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我们可以以此为榜样,学习它的强制垃圾分类措施,在全国形成一种全民意识。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很多小的问题乘以十四亿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我们的环境问题,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都不注意一些环保的小细节,那我们的环境到最后只会惨不忍睹,甚至我们也无法生存。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生活中处处留心环保细节,有的时候甚至只是举手之劳,这样的话乘以十四亿,我们周围的环境将会更加美好。“美丽中国”的实现要靠全社会共同努力,要靠我们每个人的双手来建设,我相信只要每个人心中有绿,我们的山川将更绿,河流将更清澈,我们的生活也将更加美好。

由西方环境保护引发的对中国环境保护的思考

通过学习生态文明这门课,引发了我对生态的一些思考。我所学的专业是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也会接触到一些有关环境方面的问题和知识,其中很多内容和生态文明这门课有相通之处,所以每当我看到相似的内容,都会有种亲切的感觉,甚至会莫名地兴奋和激动。生态文明这门课每节都会讲不同方面的内容,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朱洪强老师的那节课,是生态文明的第一章,主要讲的是西方的环境保护运动。

谈到西方的环境保护,首先要从环境问题的产生说起。运用我们环境概论所学的知识,环境问题按产生原因可以分为两类:原生环境问题和次生环境问题,也称第一类环境问题和第二类环境问题。自然界固有的不平衡性,以及不同地区自然条件的差异都会引发第一类环境问题。比如太阳辐射的变化造成干旱和洪涝,地球热力和动力作用导致火山爆发、地震活动等。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也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不良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涉及地球表面和岩石圈,而且涉及地壳,这些现象被称为第二类环境问题。例如,人类对森林的滥伐、对草原的过度放牧会造成水土流失和沙漠化;交通量的猛增,带来巨大的空气污染;不适当的农业灌溉会引起土地退化等。第一类环境问题在某些程度上无法避免,人类虽然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力,但终究无法战胜自然。其实所有的环境问题中,绝大部分都是第二类环境问题,因而在环境问题的产生过程中,人起着主导作用。可以说,环境问题是人类文明演替进程中的必然产物,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而产生并加剧的。

西方的环境问题是伴随着工业文明产生的。英国第一台蒸汽机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工业文明时代。从此机器大工业生产代替了传统的工场手工业,而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更使人类加快了掠夺自然的速度,生产力裂变式提高。工业革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人类中心主义”甚嚣尘上,自然与人类发展处于完全敌对的状态,征服自然是人类显示其力量的主要途径,人类发展走上了一条高能耗、高污染、高消费的发展道路。

人类大规模的攫取行为,违背了自然的规律,损害了地球的生态系统,其后果只能是不断受到自然的报复。比较有名的“八大公害事件”相信很多人都熟知: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多诺拉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日本四日事件、富山骨痛病事件以及日本的米糠油事件。这些都是由于有些国家不惜代价,盲目地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甚至不顾一切地挖掘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最终尝到了恶果。 一系列环境污染对人类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从而推动环境保护运动的开展。其实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就率先开展了资源保护运动,以约翰·缪尔的超功利自然保护主义和吉福特·平肖的功利性资源保护主义为代表。被誉为“环境保护先知”的缪尔认为,应该超越自然的经济、环境效益,将自然看作人类体验自然之美、休憩闲适的场所,人类在自然面前应该“无所作为”。平肖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和自然万物,人的责任就是

消灭那些对自己无用的物种,发展对自己有用的物种,应该“明智利用”资源来发展经济。平肖的功利性资源保护主义迎合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成为20世纪初资源保护运动的基本原则。

世界性环境保护浪潮是从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的。首先必须提到的一个人就是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她所著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分析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被广泛使用的高效杀虫剂——DDT的聚集过程,它既杀死害虫,也严重危害人类生存环境。卡逊本想向人类社会提出农药潜在危害的警告,呼吁人们保护环境,却遭到了与杀虫剂利益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逊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后来经调查证实卡逊提出的警告是正确的,于是美国环境保护局成立。有人曾说:“《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

环境保护意识的推动往往是通过一些环境保护论著推动发展的。1968年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发表《沙乡思考》一书, 大声疾呼环境危机。他在书中从美学、文化传统、道德和土地道德四个方面论述。同一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普尔·埃利希写了《人口爆炸》一书, 强调人口过剩不仅是环境危机的加速剂, 也是更大环境危机的前兆。1971年美国学者巴里·康芒纳在《封闭圈》一书中提出:“生态系统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 生态系统需要的是一个社会的道德准则, 而不是私人的道德准则。”环保著作的发表,一方面提高了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一方面也引起了政府部门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从而推动了一系列环保运动的开展和环保政策的出台。

1970年4月22日,美国3000万人走向街头,参加了规模空前的群众环境宣传的集会,以唤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注意。从此,4月22日成了全球的“地球日“,拉开了人类环境保护的序幕。1972年6月5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会上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这是联合国史上首次研讨保护人类环境的会议,也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它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是世界环境保护史上的里程碑。为了纪念大会的召开,当年联合国作出决议,把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会议通过了《地球宪章》和《21世纪议程》这两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促进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协调已成为全球共识和各国的政治承诺,“可持续发展”理念被广为接受。这次会议是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最高级别的一次国际会议,是环境保护思想的又一次革命。1997年,在日本京都通过了“以二氧化碳排减为主题的”《京都议定书》,迈出了人类保护地球气候稳定、关键的一步。2002年8月,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可持续发展执行计划》,确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

可见,自工业文明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以来,西方国家乃至世界越来越提高对环境保护的重视。20世纪60年代开始被生态环境危机所困扰的西方国家,经过20年来自各方面的

努力,到80年代它们基本控制了污染,普遍较好地解决了国内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成为了生态文明实践的先驱者。

走进绿色,拥抱森林,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城市,是全球化时代城市发展的新潮流。 绿色城市意味着污染全部控制、资源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西方国家在绿色城市建设方面也树立了诸多典范。比如鼓励环保交通工具的阿姆斯特丹,以氢气为燃料、风力发电的芝加哥,征收车辆“环保税”的伦敦,建绿色建筑、发展轻轨的波特兰和以LED照明系统、深层湖水冷却系统为特色的多伦多等。

在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通过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环境保护的经验,来完善我们的环保体制,形成自己的环境保护体系。在世界性的环保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我们国家也参与到其中,参加了多次世界级的环境保护大会,并将环境保护制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每次的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都会提出纲领性的制度和措施。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今天的建设美丽中国,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对人类与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高度重视。

但不得不承认,我国的环境现状总体来说是不容乐观的。我国由于人口众多,对环境的压力很大,环境极易遭受污染和破坏;中小型工业的发展,给环境造成了很大冲击;能源以煤为主,对环境污染严重;经济不发达,在较长时间内环境投资困难;科学技术和文化落后,公众缺乏环境保护的意识等都是造成我国环境问题的原因。

要想改善我国的环境问题,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必须的,另外还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工业污染;提高能源利用率,改善能源结构;推广生态农业,大力植树造林;提高全民环境保护意识;推进科技进步,积极发展环保产业;健全环境法制,强化环境管理等。发达国家为我们树立了很多绿色典范,我们要结合国情,从中学习一些先进思想和经验应用到实践当中。比如,我们可以学习芝加哥,大规模推行“屋顶绿化”储存太阳能和过滤雨水,从而节省能源。学习阿姆斯特丹鼓励环保交通工具,以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虽然我们现在也强调绿色出行,但毕竟只有少数人在做,如果在全国形成一种全民共识,我想效果一定是十分惊人的。还有一点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像多伦多一样推广LED照明系统,从而节省用电,在维护夜景的同时,减少城市的光污染。在我国的大城市,光污染现象普遍严重,不仅对人体造成危害,也破坏了一些鸟类的正常生活,如果将LED照明推而广之,一定卓有成效。

我们国家的一些地方在环境保护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学习。比如说台北市,在台北的街上没有垃圾桶,这是因为在台北人们已经形成认同,即在公共场合吃完零食的袋子、瓶子都会收到专门的分类垃圾袋中。如果没有专门垃圾袋,便拿回家中再分类处理。台北以前有垃圾桶,现在除了少数特定地点外,已经不再设了,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乱丢 ,提高市民环保意识。台北市民如果要丢垃圾,就必须购买专门的垃圾袋,把垃圾处理的部分费用随袋征收。公共场所有活动时会设临时的分类回收处。在减

少碳排放方面,台北规定任何公共场所的空调房内不得低于 26℃。他们还推广公共交通。台北市还向市民发放免费的省水垫片,安装在水龙头和马桶上,一年省出了一个水库的水量。

我想单就垃圾分类这点谈一下我的感受。台北的“垃圾不落地”政策规定,居民要先把垃圾分成五类,再装入政府规定的垃圾袋里,然后定时、定点地把垃圾送到环保部门派来的垃圾车上。投放垃圾时会有专人抽样检查居民的垃圾袋,如果发现没有按规定分类,会被罚款1200元到6000元新台币。由于措施得力,现在所有台北市民养成了自觉将垃圾分类的习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垃圾箱,垃圾箱上总会有垃圾分类回收的标志,分为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但周围几乎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清楚垃圾分类,很多垃圾我都不知道它到底可不可以回收。从生活中这个小细节就可以看出,我国在垃圾分类回收这方面虽然付诸行动,但没取得很好的效果,原因在于没有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台北可以说是垃圾分类回收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我们可以以此为榜样,学习它的强制垃圾分类措施,在全国形成一种全民意识。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很多小的问题乘以十四亿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我们的环境问题,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都不注意一些环保的小细节,那我们的环境到最后只会惨不忍睹,甚至我们也无法生存。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生活中处处留心环保细节,有的时候甚至只是举手之劳,这样的话乘以十四亿,我们周围的环境将会更加美好。“美丽中国”的实现要靠全社会共同努力,要靠我们每个人的双手来建设,我相信只要每个人心中有绿,我们的山川将更绿,河流将更清澈,我们的生活也将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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