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
论马克思对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刘芳1, 王文臣2
（1.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2. 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701）
［摘要］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在实证科学与黑格尔哲学那里都进行过研究但未能真正得以解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展开对上述二者的彻底批判，从而最终找到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方法与道路。马克思在经济哲学的批判视域内凸显出对资本文明和形而上学批判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贫富分化；当代意义［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3）
10-0013-04
较为切近的讨论话题，关涉到本民族在改革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物价、教育、就业、医疗等。本文在此关注的是因社会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诸种问题———即当前所谓“现代性”问题。这一社会发展所引发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不同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都给出了实证科学、哲学的分析并提出解决措施。马克思哲学更是在这两大路向的分析基础上提出关于社会危机产生根源之解读，对于当代社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为此，本文旨在讨论：（１）国民经济学是如何分析并看待社会现实中的贫富分化问题；（２）黑格尔哲学如何完成对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思辨表达，给出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得以解决的哲学方式；（３）马克思哲学是如何在批判前两者基础上完成对近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的批判，对未来社会做出科学的发展指导，从而显示出马克思哲学在阐释人类生存与发展这一存在论根本问题时的当代意义。
一
工业革命给西方乃至人类文明带来的直接影响在于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而对这种社会财富增加的源泉、结果及分配方式的总结与讨论，是经由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而最终形成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人那里所说的国民经济
［收稿日期］2013-06-20
学。斯密首次把对经济现象、手段的研究上升到
理论的高度并使其体系化，这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解读和学术支持。斯密本人也被恩格斯誉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更被马克思看作“启蒙国民经济学”［１］（Ｐ７３）。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我们看到斯密详细剖析了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的劳动———诸环节之间的内在逻辑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可继续划分的劳动成果之组成———工资、利润和地租。基于劳动活动产生的社会财富带来的深层次问题是如何完成它的分配并达到———按照斯密的说法———“国富民裕”的最终目的。
尽管斯密一再论述节俭对于一国财富增长的重要性，也一再赞扬英格兰的佃农制度是如何提高了劳动者的耕作积极性［２］（Ｐ３１６－３１７）。但终究不能绕开当时的社会现实，那就是一方面存在地主、贵族阶级的奢侈，另一方面却是中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马克思就此曾总结道：“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的越多，他消费的就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越野蛮；……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１］（Ｐ５３）。很明显，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严重贫富分化问题与斯密的最终理论终局———“社会各阶级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本论（含手稿）》的世界历史批判理论及其当代意义”（11YJA710029）；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宗教信仰研究———基于卢西安·哥德曼的独特视角”（2013JG014-EKS58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革命还是信仰？———十字路口的卢西安·哥德曼”（2012M520854）；上海政法学院2012年度（第二批）校级青年科研基金项目“消费社会视域中的‘符号化’现象的本质及其当代批判”（QZ20121013）；2012年度校级科研项目“马克思经济哲学视域下的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研究———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SZ12006）。
［作者简介］刘芳（1981-），女，安徽全椒人，哲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王文臣（1976-），男，山东泰安人，哲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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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富裕”［２］（Ｐ５２）———存在尖锐的对立。而这种理论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也使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陷入了绝对危机。如何发现并消解这种内在否定性，在《国富论》中并没有给出答案，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斯密以劳动作为财富唯一来源作为理论起点来构建其经济学体系，使用一系列经济学概念，诸如分工、货币、自然价格、真实价格、货币价格等范畴，能够从根本上区别于重商主义仅停留于研究经济现象而不能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局限，但也不难看出，这些术语仍深受传统重农主义的影响。而且坚持认为那个起源于为满足自身需要而与他人进行交换的利己心，是构成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原初动力，并充当了社会分工体系下商品交换的基础。劳动成为利己心驱使下获得财富的唯一手段，更为根本的是利己心之所以能够成为上述那个原初动力和基点，据说因为它是人的自然属性使之或说追求个人利益是自然的生存需要。也就等于说，利己心与土地私有便是理所当然之事，且在斯密看来，甚至可以说土地成为私有正是利己心这一自然需要的必然结果，没有这个结果何以满足人类的自然之需呢！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斯密为什么在《国富论》中花大量篇幅来探讨商品的自然价格、奢侈与节俭等问题，得出诸如节俭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是社会的“恩人”等观点，这岂不违背了《国富论》的最初观点———劳动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吗？殊不知节俭与奢侈只不过是财富的消费或转移问题而绝不是财富的创造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所以，当斯密一再强调“奖励私人的节俭习惯，是较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增进；……有利于国富的增长”［２］（Ｐ３２２）时，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重蹈重商主义的覆辙。本应在理论层次上加以深刻讨论的分工、交换产生的根源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却成为无需深究的经济现象而不被看作是社会关系的外在表现。马克思准确地指出了斯密的这一错误，把斯密的利己心这一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称为“虚构的原始状态”，批判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联系，假定为事实、事件”［１］（Ｐ５１）。由此我们同时也认识到斯密那种认为“国民财富不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绝不会增加”是一个根本错误，因为即便是国民财富增加了，劳动者的工资需求也不会必然增加，反而二者的差距会逐步拉大，否则就不会出现连国民经济学家自身都承认的社会贫富差距与危机问题。这也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斯密的理论起点确是一个虚构的原始状态，而要解决这个状态的根本所在恰好就在斯密这个起点。
二
黑格尔正是以斯密的利己心为基础，在分析人类生存需要这个经济学起点之处开始他的哲学体系的构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其整个思辨体系源于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哲学深入到发现并着手解决现实矛盾那一度中去。洛维特就曾针对14
黑格尔哲学的这一特点总结指出：“黑格尔如何现实主义地和有远见地停留在他的调和矛盾的意图之内，需要体系的第一节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在他那里，他在哲学上就像除他之外只有马克思做到的那样，认真地对待新生的国民经济学。与在历史哲学中一样，黑格尔在经济学中承认，它在任性和单纯的需求之表面上偶然的喧嚣之中认识到了合理的必然性。因此，它是一门与思想联姻的科学”［３］（Ｐ３６５）。
洛维特的“需要的体系”便是黑格尔在耶拿前期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初步观点，也是黑格尔创立思辨体系的前奏。在其思辨体系的成熟表达中，黑格尔将斯密的利己心之自然生存需要表述为“主观需要”，他人需要被称为“同样是别人需要和意志的所有物和产品”，而交换双方的尺度———劳动———则被称为“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由此不仅斯密的经济学范畴获得了精神的思辨形式，成为意识的描述对象和内容，而且黑格尔更是在此盛赞斯密的经济学，称它使“思想感到荣幸，因为它替一大堆偶然性找出了规律”［４］（Ｐ０４－２０５）。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论述法的一般精神时，其思辨表达的基点便是通过“纯粹人格”占有私有财产。纯粹人格包含着何种权利能力并且构成了法的概念？在黑格尔看来，（１）“抽象法”的主体是纯粹人格，即就自身而言不具有任何社会身份与角色之社会性。唯有如此，才能在纯粹或抽象基础上拥有自由或权利，且当人人都具有此种权利时则体现生而平等之义；若附带了政治地位或社会角色等因素，则会被私有财产的占有、转让等因素打破从而使普遍的自由失去平等性。（２）如何实现平等人格的自由权利？黑格尔指出通过占有私有财产来实现，即形成私有财产。反之，若一个人不占有任何财产，他也就未处于自由意志阶段或其权利已被转让或剥夺。简言之，这里的“所有物”就是对纯粹人格的自由与权利的肯定，只有在占有“所有物”基础上人格才是一个合乎理性、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因此，在对待私有财产的态度上，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思辨哲学殊途同归，采取了联合态度并最终站在了同一立场之上。
黑格尔的思辨运动以“纯粹人格”为基础，之所以将法的主体称为抽象人格，是指不带有任何社会色彩，不拥有诸如父母、官员等具体角色，自身毫无内容的纯粹个人，在黑格尔看来，唯有这样才能人人都享有自由意志。但这种自由是通过何种方式体现出来？黑格尔进一步指出是通过纯粹人格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来实现。这就以精神的思辨表达了对私有财产的肯定，或说私有财产的经济范畴在哲学体系中获得了它的阐释定位。这种对私有财产（或按黑格尔的说法是“所有物”）的肯定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抽象人格之自由通过对私有财产的占有体现出来，财产所有权成为个体权利的实现方式；另一方面，在实现财产占有基础上体现出的自由个体已经成为合乎理性的存在。“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４］（Ｐ５０）
黑格尔是以柏拉图的批判为例分析了他对否定所有制的反对态度。针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财产共有之观点，黑格尔指出：“柏拉图理想国的理念侵犯人格的权利，它以人格没有能力取得私有财产作为普遍原则。人们虔敬的、友好的甚至强制的结义拥有共同财产以及私有财产原则遭到排斥，这种观点很容易得到某种情绪的青睐，这种情绪误解精神自由的本性和法的本性，并且不在这种本性的特定环节中来理解它。”［４］（Ｐ５５）按照黑格尔此处的分析，在抽象法之前提下，人人都应享有的自由意志就是通过私有财产体现出来，否则自由与权利便是空话。柏拉图用公共财产来否定私有财产，这岂不是既否定了人格的自由权利，更为根本地是否定了人之存在：若私有财产不被承认，人又何以存在？又何谈人的权利与自由？因此，这种结论是无法被黑格尔接受的，私有财产代替公共财产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否则人之存在这一存在论根本问题将无法阐释。究其根本错误在黑格尔看来便在于柏拉图不能理解私有财产源自人具有自由意志及其由此而产生的权利（法），最终不能对自由、法的本质取得合乎理性的精神领会。总之，在黑格尔看来，那种要求平均土地或财产共有的平均主义思想是一种空虚而肤浅的理智。
三
马克思之所以将斯密的逻辑起点———利己心———称为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是因为斯密在这一起点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并未触及社会现实的本质所在，斯密体系中自身无法解决的二元对立便是最切实的证明，当面对社会危机与矛盾时，斯密最终也只能感叹无法解决。这种二元论矛盾在斯密整个体系中俯拾皆是。比如在论述劳动作为商品交换的衡量尺度问题时，斯密一方面说“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的真实尺度”，毋庸置疑，这里的劳动是指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交换价值，用斯密本人的表述应是商品的自然价格这一沿自配第的说法；但从另一方面看，斯密又指出“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与麻烦”［２］（P ２６）。这里的辛苦与麻烦是指在生产商品过程中所耗费的实际劳动量，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如果前一句中的劳动是交换价值的代名词，那么后一句中所指的劳动则是价值之意。斯密在论述这两者时将其等同起来，并未把二者在理论上加以严格区别。
事实上，马克思早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洞见到斯密体系中那个以之为前提的劳动———创造出社会财富并且作为财富主体本质的劳动———是一种未加认真拷问的劳动，因为其所指称的劳动仅只注重产品的自然属性，或者说从这种自然属性出发来分析商品的生产与交换。本应予以重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体现劳动真实状态和本质的关系———却完全被忽视与遮蔽了。本应以理论的态度加以深刻分析
的诸如分工与交换关系等问题，却被斯密抛弃在理论之外，因而当他再讨论个人收入与国家财富增长、节俭与奢侈之间的关系时，与他的理论初衷———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这一出发点已相去甚远。
因此，为完成近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那里对社会现实及其危机不能科学解释的任务，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阐述安排也依循斯密的逻辑结构并逐一进行批判，得出关于工资、利润、地租、分工等因素却不同于斯密的看法。在利己心或私有制为前提的那个界限内，劳动既创造出社会财富又生产出劳动者自身的绝对贫困这一矛盾要得以解决，则势必要对这个财富的主体本质之前提进行追问：要么停留于这个界限之内继续生产自身之绝对贫困，要么就超越这个界限继而消除对贫困的生产，即消灭私有制。“国民经济学家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１］（Ｐ２７７）。斯密虽然看到了分工带来的财富创造，但终究未能看到作为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劳动———特别是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超过自身价格的那部分已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从这个角度说，价值不仅是抽象劳动的凝结，更是资本剥削的秘密。国民经济学所谓“资本是积蓄的劳动”这一点在以私有制为前提的那个视域内应被领会为“资本是积蓄的剩余劳动”。唯有如此，才能从本质上表达为何将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概念理解为一般劳动，而不是理解为真实的劳动状态。所以，马克思提醒人们在研究分工与交换时还要注意以下问题：“我们应当考察的各个因素：第一，交换的倾向———利己主义被认为是它的基础———被看作是分工的原因或分工的相互作用的因素。……劳动的划分和资本的积聚，个人生产的无效果和财富的大量生产。”［１］（Ｐ１３８－１３９）此处所指的“个人生产的无效果”绝不是建立在利己心的自然交换倾向之上来理解，因为所谓的无效果是针对劳动者对劳动对象占有的丧失而言，而这种丧失已经涉及到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这种对立已超越自然交换倾向而转向人与人的关系，即其本质已涉及资本剥削的关系。“由此可见，当国民经济学家停留于未经澄明的前提中时，他们便总是使自己处于‘虚构的原始状态’中；……而当这一前提被批判地加以澄明之际，国民经济学的种种矛盾不过是表面的矛盾，其实质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从而国民经济学作为科学，乃在于它正确而有效地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６］（Ｐ７７）
马克思看到了上述被国民经济学忽视的东西，并在其后的批判中详述了这一点，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后者关于劳动、分工、交换之自然主义做出彻底批判，进而在《资本论》中阐述一般劳动的规定性———“劳动的二重性”［7］（Ｐ５４）———道出工人贫困的根源所在。可见，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出发点的劳动概念就像一个未加咀嚼的圆枣一样被其生吞腹中而未加科学澄明。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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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严重社会贫富分化与危机的一般劳动仍被国民经济学家们看作是最自然的劳动，最终导致他们“在生产一般的抽象中忘记历史的差别”，“正像人并不自然地而且永恒地是私有财产的主体一样，劳动也并不自然地而且永恒地是私有财产的主体的本质———在这里出现的正是历史的差别原则；并且正是因为这种原则的出现，所以国民经济学的意义应当得到历史的划界或历史的批判，正像以资本为原则的文明应当得到同样的历史划界或历史批判一样”［７］（Ｐ７９）。这里批判的不仅是一般劳动，也不仅是私有制，而更应是以资本为原则的那个文明。因为正是在这个界限之内，才产生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以及社会贫富分化与现实危机等问题。
另外，黑格尔关于私有财产特别是土地所有权的论述在马克思看来是一个笑话。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没有什么还比黑格尔的关于土地私有权的说明更引人发笑了。当作人格的人，必须把他的意志当作外部自然的灵魂，给她以现实性。……每一个人为了要当作人格来实现，就都必须是土地所有者了。土地的自由所有权———意志即为近代的产物———据黑格尔说，不是一个确定的社会关系，而是当作人格的人对于自然的关系，……各个人不是单凭他的‘意志’就能够在别人的意志面前主张自己是土地所有者，因为别人的意志，会要体现在同一块土地上。‘人格’是在什么地方确立他的意志实现的界限，他的意志的存在时要在一整个国家内实现呢，还是要有许多国家要他占有，为了要‘表示我的意志对于物的优越性’呢？这又是绝对不能理解的。黑格尔在这里完全垮台了”［８］（Ｐ９４）。马克思是通过质疑精神与财产的关系来颠覆私有财产与抽象人格之间的关系的，黑格尔对拥有自由意志的那个主体———作为感性存在的人未加任何阐释，更不用说在私有财产的创造方面来科学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而恰是在这里，在人与自然的界限之外，才是真正领会社会贫富差距产生的根源所在，即在人格确立他的意志实现的地方，恰是隐藏着资本剥削秘密之所在，但这一所在地却被近代形而上学体系作为未加批判之地而抛弃了。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详细分析批判了近代形而上学那里极力维护的财富主体本质赖以出发的前提，正是造成劳动者贫困、社会危机出现的真正根源。
近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那里的理论诉求与目标———社会各阶级的普遍富裕———与社会贫富差距这一现实构成如此巨大的矛盾，以至于形而上学家们都对此束手无策。马克思在财富的主体本质之前提这里提出根本质疑，就从根基处动摇了一般劳动理论体系，进而指出这种异化劳动必然导致工人自身的绝对贫困。而要实现普遍富裕目标、消除社会贫富分化，则必须对一般劳动的分析起点———私有制彻底否定。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三个笔记本的结论，均指向“必然导致革命”、“敌对性的相互对立”、“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原则”［１］（Ｐ９３）。马克思以人的感性活动来重新规定人与自然、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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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的关系，将一般劳动理解为具有社会历史性的感性活动，从而最终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种向着人类生存与发展之根本方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去论证实现共同富裕、消除社会贫富分化的途径与科学方法，在当今时代状况下，特别是现代性视域内的贫富差距问题依然是当代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时，马克思这一经由颠覆近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而来的科学分析及其方法论原则，在当代消除贫富分化、实现社会公平那一度中所具有的当代意义彰显出来。
对于马克思哲学在上述问题域所显现出的当代意义，伊格尔顿明确指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之上的政府，用柏拉图思想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马克思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这是连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９］（Ｐ２）。他所说的对历史看法的改变无疑是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是源于在这一科学方法论指导下，在近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那里无法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在马克思哲学视域内得到了科学的阐释，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出其对当代社会矛盾得以解决的根本作用。
总之，无论是知性科学还是思辨哲学在发现并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贫富差距严重导致劳动者陷入绝对贫困这一点归于失败，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对私有财产的态度：本应详加分析的分工、交换、占有等因素在自然主义的利己心面前变得无需深究，从而遮蔽了人与人之间从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剥削关系。在资本文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特别是当下社会仍旧在这个界限之内，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所提示的批判原则乃是使科学避开无思想的实证主义和引导到‘真正和现实的科学’的守护神”［６］（Ｐ７９）。马克思对资本文明的批判与在人生存与发展这一存在论根基处的科学谋划是统一的，只要资本文明仍占统治地位，马克思哲学对之所持的理论态度及其成果便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其所具有的当代意义无需赘述，若这种批判精神被抛弃，则马克思经济哲学也就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１］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２．
［３］［德］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Ｍ］．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６．
［４］［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１．
［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
［６］吴晓明．思入时代的深处［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７］］［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８］张世英．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９］［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Ｍ］．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１．
责任编辑王家芬
2013.10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
论马克思对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刘芳1, 王文臣2
（1.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2. 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1701）
［摘要］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在实证科学与黑格尔哲学那里都进行过研究但未能真正得以解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展开对上述二者的彻底批判，从而最终找到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方法与道路。马克思在经济哲学的批判视域内凸显出对资本文明和形而上学批判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贫富分化；当代意义［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3）
10-0013-04
较为切近的讨论话题，关涉到本民族在改革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物价、教育、就业、医疗等。本文在此关注的是因社会发展不平衡而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诸种问题———即当前所谓“现代性”问题。这一社会发展所引发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不同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都给出了实证科学、哲学的分析并提出解决措施。马克思哲学更是在这两大路向的分析基础上提出关于社会危机产生根源之解读，对于当代社会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为此，本文旨在讨论：（１）国民经济学是如何分析并看待社会现实中的贫富分化问题；（２）黑格尔哲学如何完成对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思辨表达，给出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得以解决的哲学方式；（３）马克思哲学是如何在批判前两者基础上完成对近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的批判，对未来社会做出科学的发展指导，从而显示出马克思哲学在阐释人类生存与发展这一存在论根本问题时的当代意义。
一
工业革命给西方乃至人类文明带来的直接影响在于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而对这种社会财富增加的源泉、结果及分配方式的总结与讨论，是经由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而最终形成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人那里所说的国民经济
［收稿日期］2013-06-20
学。斯密首次把对经济现象、手段的研究上升到
理论的高度并使其体系化，这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解读和学术支持。斯密本人也被恩格斯誉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更被马克思看作“启蒙国民经济学”［１］（Ｐ７３）。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我们看到斯密详细剖析了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的劳动———诸环节之间的内在逻辑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可继续划分的劳动成果之组成———工资、利润和地租。基于劳动活动产生的社会财富带来的深层次问题是如何完成它的分配并达到———按照斯密的说法———“国富民裕”的最终目的。
尽管斯密一再论述节俭对于一国财富增长的重要性，也一再赞扬英格兰的佃农制度是如何提高了劳动者的耕作积极性［２］（Ｐ３１６－３１７）。但终究不能绕开当时的社会现实，那就是一方面存在地主、贵族阶级的奢侈，另一方面却是中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马克思就此曾总结道：“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的越多，他消费的就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越野蛮；……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１］（Ｐ５３）。很明显，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严重贫富分化问题与斯密的最终理论终局———“社会各阶级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本论（含手稿）》的世界历史批判理论及其当代意义”（11YJA710029）；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宗教信仰研究———基于卢西安·哥德曼的独特视角”（2013JG014-EKS58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革命还是信仰？———十字路口的卢西安·哥德曼”（2012M520854）；上海政法学院2012年度（第二批）校级青年科研基金项目“消费社会视域中的‘符号化’现象的本质及其当代批判”（QZ20121013）；2012年度校级科研项目“马克思经济哲学视域下的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研究———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SZ12006）。
［作者简介］刘芳（1981-），女，安徽全椒人，哲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王文臣（1976-），男，山东泰安人，哲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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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富裕”［２］（Ｐ５２）———存在尖锐的对立。而这种理论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也使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陷入了绝对危机。如何发现并消解这种内在否定性，在《国富论》中并没有给出答案，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斯密以劳动作为财富唯一来源作为理论起点来构建其经济学体系，使用一系列经济学概念，诸如分工、货币、自然价格、真实价格、货币价格等范畴，能够从根本上区别于重商主义仅停留于研究经济现象而不能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局限，但也不难看出，这些术语仍深受传统重农主义的影响。而且坚持认为那个起源于为满足自身需要而与他人进行交换的利己心，是构成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原初动力，并充当了社会分工体系下商品交换的基础。劳动成为利己心驱使下获得财富的唯一手段，更为根本的是利己心之所以能够成为上述那个原初动力和基点，据说因为它是人的自然属性使之或说追求个人利益是自然的生存需要。也就等于说，利己心与土地私有便是理所当然之事，且在斯密看来，甚至可以说土地成为私有正是利己心这一自然需要的必然结果，没有这个结果何以满足人类的自然之需呢！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斯密为什么在《国富论》中花大量篇幅来探讨商品的自然价格、奢侈与节俭等问题，得出诸如节俭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是社会的“恩人”等观点，这岂不违背了《国富论》的最初观点———劳动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吗？殊不知节俭与奢侈只不过是财富的消费或转移问题而绝不是财富的创造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所以，当斯密一再强调“奖励私人的节俭习惯，是较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增进；……有利于国富的增长”［２］（Ｐ３２２）时，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重蹈重商主义的覆辙。本应在理论层次上加以深刻讨论的分工、交换产生的根源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却成为无需深究的经济现象而不被看作是社会关系的外在表现。马克思准确地指出了斯密的这一错误，把斯密的利己心这一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称为“虚构的原始状态”，批判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联系，假定为事实、事件”［１］（Ｐ５１）。由此我们同时也认识到斯密那种认为“国民财富不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绝不会增加”是一个根本错误，因为即便是国民财富增加了，劳动者的工资需求也不会必然增加，反而二者的差距会逐步拉大，否则就不会出现连国民经济学家自身都承认的社会贫富差距与危机问题。这也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斯密的理论起点确是一个虚构的原始状态，而要解决这个状态的根本所在恰好就在斯密这个起点。
二
黑格尔正是以斯密的利己心为基础，在分析人类生存需要这个经济学起点之处开始他的哲学体系的构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其整个思辨体系源于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哲学深入到发现并着手解决现实矛盾那一度中去。洛维特就曾针对14
黑格尔哲学的这一特点总结指出：“黑格尔如何现实主义地和有远见地停留在他的调和矛盾的意图之内，需要体系的第一节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在他那里，他在哲学上就像除他之外只有马克思做到的那样，认真地对待新生的国民经济学。与在历史哲学中一样，黑格尔在经济学中承认，它在任性和单纯的需求之表面上偶然的喧嚣之中认识到了合理的必然性。因此，它是一门与思想联姻的科学”［３］（Ｐ３６５）。
洛维特的“需要的体系”便是黑格尔在耶拿前期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初步观点，也是黑格尔创立思辨体系的前奏。在其思辨体系的成熟表达中，黑格尔将斯密的利己心之自然生存需要表述为“主观需要”，他人需要被称为“同样是别人需要和意志的所有物和产品”，而交换双方的尺度———劳动———则被称为“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中介”。由此不仅斯密的经济学范畴获得了精神的思辨形式，成为意识的描述对象和内容，而且黑格尔更是在此盛赞斯密的经济学，称它使“思想感到荣幸，因为它替一大堆偶然性找出了规律”［４］（Ｐ０４－２０５）。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论述法的一般精神时，其思辨表达的基点便是通过“纯粹人格”占有私有财产。纯粹人格包含着何种权利能力并且构成了法的概念？在黑格尔看来，（１）“抽象法”的主体是纯粹人格，即就自身而言不具有任何社会身份与角色之社会性。唯有如此，才能在纯粹或抽象基础上拥有自由或权利，且当人人都具有此种权利时则体现生而平等之义；若附带了政治地位或社会角色等因素，则会被私有财产的占有、转让等因素打破从而使普遍的自由失去平等性。（２）如何实现平等人格的自由权利？黑格尔指出通过占有私有财产来实现，即形成私有财产。反之，若一个人不占有任何财产，他也就未处于自由意志阶段或其权利已被转让或剥夺。简言之，这里的“所有物”就是对纯粹人格的自由与权利的肯定，只有在占有“所有物”基础上人格才是一个合乎理性、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因此，在对待私有财产的态度上，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思辨哲学殊途同归，采取了联合态度并最终站在了同一立场之上。
黑格尔的思辨运动以“纯粹人格”为基础，之所以将法的主体称为抽象人格，是指不带有任何社会色彩，不拥有诸如父母、官员等具体角色，自身毫无内容的纯粹个人，在黑格尔看来，唯有这样才能人人都享有自由意志。但这种自由是通过何种方式体现出来？黑格尔进一步指出是通过纯粹人格对私有财产的占有来实现。这就以精神的思辨表达了对私有财产的肯定，或说私有财产的经济范畴在哲学体系中获得了它的阐释定位。这种对私有财产（或按黑格尔的说法是“所有物”）的肯定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抽象人格之自由通过对私有财产的占有体现出来，财产所有权成为个体权利的实现方式；另一方面，在实现财产占有基础上体现出的自由个体已经成为合乎理性的存在。“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４］（Ｐ５０）
黑格尔是以柏拉图的批判为例分析了他对否定所有制的反对态度。针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财产共有之观点，黑格尔指出：“柏拉图理想国的理念侵犯人格的权利，它以人格没有能力取得私有财产作为普遍原则。人们虔敬的、友好的甚至强制的结义拥有共同财产以及私有财产原则遭到排斥，这种观点很容易得到某种情绪的青睐，这种情绪误解精神自由的本性和法的本性，并且不在这种本性的特定环节中来理解它。”［４］（Ｐ５５）按照黑格尔此处的分析，在抽象法之前提下，人人都应享有的自由意志就是通过私有财产体现出来，否则自由与权利便是空话。柏拉图用公共财产来否定私有财产，这岂不是既否定了人格的自由权利，更为根本地是否定了人之存在：若私有财产不被承认，人又何以存在？又何谈人的权利与自由？因此，这种结论是无法被黑格尔接受的，私有财产代替公共财产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否则人之存在这一存在论根本问题将无法阐释。究其根本错误在黑格尔看来便在于柏拉图不能理解私有财产源自人具有自由意志及其由此而产生的权利（法），最终不能对自由、法的本质取得合乎理性的精神领会。总之，在黑格尔看来，那种要求平均土地或财产共有的平均主义思想是一种空虚而肤浅的理智。
三
马克思之所以将斯密的逻辑起点———利己心———称为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是因为斯密在这一起点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并未触及社会现实的本质所在，斯密体系中自身无法解决的二元对立便是最切实的证明，当面对社会危机与矛盾时，斯密最终也只能感叹无法解决。这种二元论矛盾在斯密整个体系中俯拾皆是。比如在论述劳动作为商品交换的衡量尺度问题时，斯密一方面说“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的真实尺度”，毋庸置疑，这里的劳动是指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交换价值，用斯密本人的表述应是商品的自然价格这一沿自配第的说法；但从另一方面看，斯密又指出“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与麻烦”［２］（P ２６）。这里的辛苦与麻烦是指在生产商品过程中所耗费的实际劳动量，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如果前一句中的劳动是交换价值的代名词，那么后一句中所指的劳动则是价值之意。斯密在论述这两者时将其等同起来，并未把二者在理论上加以严格区别。
事实上，马克思早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洞见到斯密体系中那个以之为前提的劳动———创造出社会财富并且作为财富主体本质的劳动———是一种未加认真拷问的劳动，因为其所指称的劳动仅只注重产品的自然属性，或者说从这种自然属性出发来分析商品的生产与交换。本应予以重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体现劳动真实状态和本质的关系———却完全被忽视与遮蔽了。本应以理论的态度加以深刻分析
的诸如分工与交换关系等问题，却被斯密抛弃在理论之外，因而当他再讨论个人收入与国家财富增长、节俭与奢侈之间的关系时，与他的理论初衷———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这一出发点已相去甚远。
因此，为完成近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那里对社会现实及其危机不能科学解释的任务，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阐述安排也依循斯密的逻辑结构并逐一进行批判，得出关于工资、利润、地租、分工等因素却不同于斯密的看法。在利己心或私有制为前提的那个界限内，劳动既创造出社会财富又生产出劳动者自身的绝对贫困这一矛盾要得以解决，则势必要对这个财富的主体本质之前提进行追问：要么停留于这个界限之内继续生产自身之绝对贫困，要么就超越这个界限继而消除对贫困的生产，即消灭私有制。“国民经济学家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１］（Ｐ２７７）。斯密虽然看到了分工带来的财富创造，但终究未能看到作为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劳动———特别是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超过自身价格的那部分已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从这个角度说，价值不仅是抽象劳动的凝结，更是资本剥削的秘密。国民经济学所谓“资本是积蓄的劳动”这一点在以私有制为前提的那个视域内应被领会为“资本是积蓄的剩余劳动”。唯有如此，才能从本质上表达为何将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概念理解为一般劳动，而不是理解为真实的劳动状态。所以，马克思提醒人们在研究分工与交换时还要注意以下问题：“我们应当考察的各个因素：第一，交换的倾向———利己主义被认为是它的基础———被看作是分工的原因或分工的相互作用的因素。……劳动的划分和资本的积聚，个人生产的无效果和财富的大量生产。”［１］（Ｐ１３８－１３９）此处所指的“个人生产的无效果”绝不是建立在利己心的自然交换倾向之上来理解，因为所谓的无效果是针对劳动者对劳动对象占有的丧失而言，而这种丧失已经涉及到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这种对立已超越自然交换倾向而转向人与人的关系，即其本质已涉及资本剥削的关系。“由此可见，当国民经济学家停留于未经澄明的前提中时，他们便总是使自己处于‘虚构的原始状态’中；……而当这一前提被批判地加以澄明之际，国民经济学的种种矛盾不过是表面的矛盾，其实质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从而国民经济学作为科学，乃在于它正确而有效地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６］（Ｐ７７）
马克思看到了上述被国民经济学忽视的东西，并在其后的批判中详述了这一点，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后者关于劳动、分工、交换之自然主义做出彻底批判，进而在《资本论》中阐述一般劳动的规定性———“劳动的二重性”［7］（Ｐ５４）———道出工人贫困的根源所在。可见，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出发点的劳动概念就像一个未加咀嚼的圆枣一样被其生吞腹中而未加科学澄明。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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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严重社会贫富分化与危机的一般劳动仍被国民经济学家们看作是最自然的劳动，最终导致他们“在生产一般的抽象中忘记历史的差别”，“正像人并不自然地而且永恒地是私有财产的主体一样，劳动也并不自然地而且永恒地是私有财产的主体的本质———在这里出现的正是历史的差别原则；并且正是因为这种原则的出现，所以国民经济学的意义应当得到历史的划界或历史的批判，正像以资本为原则的文明应当得到同样的历史划界或历史批判一样”［７］（Ｐ７９）。这里批判的不仅是一般劳动，也不仅是私有制，而更应是以资本为原则的那个文明。因为正是在这个界限之内，才产生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以及社会贫富分化与现实危机等问题。
另外，黑格尔关于私有财产特别是土地所有权的论述在马克思看来是一个笑话。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没有什么还比黑格尔的关于土地私有权的说明更引人发笑了。当作人格的人，必须把他的意志当作外部自然的灵魂，给她以现实性。……每一个人为了要当作人格来实现，就都必须是土地所有者了。土地的自由所有权———意志即为近代的产物———据黑格尔说，不是一个确定的社会关系，而是当作人格的人对于自然的关系，……各个人不是单凭他的‘意志’就能够在别人的意志面前主张自己是土地所有者，因为别人的意志，会要体现在同一块土地上。‘人格’是在什么地方确立他的意志实现的界限，他的意志的存在时要在一整个国家内实现呢，还是要有许多国家要他占有，为了要‘表示我的意志对于物的优越性’呢？这又是绝对不能理解的。黑格尔在这里完全垮台了”［８］（Ｐ９４）。马克思是通过质疑精神与财产的关系来颠覆私有财产与抽象人格之间的关系的，黑格尔对拥有自由意志的那个主体———作为感性存在的人未加任何阐释，更不用说在私有财产的创造方面来科学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而恰是在这里，在人与自然的界限之外，才是真正领会社会贫富差距产生的根源所在，即在人格确立他的意志实现的地方，恰是隐藏着资本剥削秘密之所在，但这一所在地却被近代形而上学体系作为未加批判之地而抛弃了。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详细分析批判了近代形而上学那里极力维护的财富主体本质赖以出发的前提，正是造成劳动者贫困、社会危机出现的真正根源。
近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那里的理论诉求与目标———社会各阶级的普遍富裕———与社会贫富差距这一现实构成如此巨大的矛盾，以至于形而上学家们都对此束手无策。马克思在财富的主体本质之前提这里提出根本质疑，就从根基处动摇了一般劳动理论体系，进而指出这种异化劳动必然导致工人自身的绝对贫困。而要实现普遍富裕目标、消除社会贫富分化，则必须对一般劳动的分析起点———私有制彻底否定。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三个笔记本的结论，均指向“必然导致革命”、“敌对性的相互对立”、“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原则”［１］（Ｐ９３）。马克思以人的感性活动来重新规定人与自然、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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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的关系，将一般劳动理解为具有社会历史性的感性活动，从而最终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种向着人类生存与发展之根本方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去论证实现共同富裕、消除社会贫富分化的途径与科学方法，在当今时代状况下，特别是现代性视域内的贫富差距问题依然是当代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时，马克思这一经由颠覆近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而来的科学分析及其方法论原则，在当代消除贫富分化、实现社会公平那一度中所具有的当代意义彰显出来。
对于马克思哲学在上述问题域所显现出的当代意义，伊格尔顿明确指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之上的政府，用柏拉图思想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马克思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这是连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９］（Ｐ２）。他所说的对历史看法的改变无疑是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是源于在这一科学方法论指导下，在近代形而上学基本建制那里无法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在马克思哲学视域内得到了科学的阐释，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出其对当代社会矛盾得以解决的根本作用。
总之，无论是知性科学还是思辨哲学在发现并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贫富差距严重导致劳动者陷入绝对贫困这一点归于失败，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对私有财产的态度：本应详加分析的分工、交换、占有等因素在自然主义的利己心面前变得无需深究，从而遮蔽了人与人之间从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剥削关系。在资本文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特别是当下社会仍旧在这个界限之内，我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所提示的批判原则乃是使科学避开无思想的实证主义和引导到‘真正和现实的科学’的守护神”［６］（Ｐ７９）。马克思对资本文明的批判与在人生存与发展这一存在论根基处的科学谋划是统一的，只要资本文明仍占统治地位，马克思哲学对之所持的理论态度及其成果便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其所具有的当代意义无需赘述，若这种批判精神被抛弃，则马克思经济哲学也就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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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家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