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ye菲 2014-05-09 17:13
过去的二十年来，心理学家们列出了长长的“东西方差异”的清单，诸如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和分析性思考，东方人更偏好集体主义和整体性思考。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文化差异？日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提出了新的理论——“大米理论”（the rice theory），从农耕作物角度解释个人和集体的文化差异。研究结果今天发表在《科学》上。
水稻种植与小麦种植对应着迥然不同的耕作体系，其中以灌溉方式和劳动力投入最为突出：稻田需要持续的供水，农民需要相互合作建设灌溉系统，并协调各人的用水与耕作日程，因此稻农倾向于建立基于互惠的紧密联系并避免冲突。相比之下，小麦的种植更简单：小麦基本不需精细灌溉，更轻的劳动任务也让麦农不需依靠他人就能自给自足。有鉴于此，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系的托马斯·托尔汉姆（Thomas Talhelm）与同事提出“大米理论”，指出水稻种植的历史可能使文化更倾向于相互依赖，而小麦种植的则使文化变得更加独立。
1996年，中国可耕作土地中的稻田比例，颜色越浅表明稻田比例越高。图中三个畜牧大省（西藏、新疆和内蒙古）未被标出，因为这些地方的汉族人受到的当地民族、政治等影响，可能会成为实验的混淆变量。在水稻-小麦分界线区域（黄色高亮部分）中，种植水稻的县市比相邻的小麦县市更倾向使用整体性思考（以安徽为例）。图片来源：T. Talhelm et al.（2014）Science.
此前，可能解释文化差异的理论主要有两种：现代化假说（modernization hypothesis）和病原体理论（pathogen theory）。现代化假说主张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资本化的加深，人们会变得更加个人主义和分析性。病原体理论则认为传染性疾病的高发性会使得与陌生人打交道更加危险，因而相应的文化倾向于孤岛化和集体主义。然而，现代化假说无法解释日、韩等东亚发达国家的集体化倾向，而病原体也引入了热量这个混淆变量——在更热的地方水稻种植也更多。
为了检验大米理论的可行性，研究者在中国的北京、福建、广东、云南、四川和辽宁六个地域对1162名汉族大学生被试进行了调查。托尔汉姆向果壳网介绍说，他通过询问“你主要在什么地方长大的？”来确定被试所属的区域。
为了测试被试的文化思想倾向，研究者首先向被试呈现三个词语，如“火车”、“汽车”、“铁轨”，被试需要决定哪两个词语应该被分为一类——两个条目可以因为属于同一个抽象类别被分为同一类（如火车和汽车均属交通工具），也可以因为有功能性的关系而被分为一类（如火车在铁轨上）。结果发现，来自更高稻田比例省份的人群，更可能进行关系性的配对，提示他们更倾向整体性思考。有趣的是，来自更富裕省份的人反而会倾向整体性思考，而更高寄生虫疾病发生率的省份却进行了更少的整体性思考。相比之下，大米理论是唯一与结果相符的模型。
然而，考虑到中国北方和南方仍然在气候、方言等方面有较大差异，研究者也分析了靠近水稻-小麦分界线的5个省份内人群的文化思考差异。研究发现分界线以南（主要种植水稻）的人整体性思考的程度显著高于分界线以北（主要种植小麦）的人，并且分界线区域的效应量与全国范围水平相似。
实验设计示意图。图片来源：P. Huey/ Science
随后，为了检验大米理论是否会超越认知水平，在行为层面上造成影响，研究者对被试进行了社会关系测试：他们让被试画出自己的社会网络，用圆圈表明自己和他人。研究者测量代表自己的圈和代表朋友的圈的大小，从而得到对自我的隐性测量。
在以往的研究中，美国人笔下的“自己”平均比“他人”大6mm，英国人的“自己”平均比“他人”大3.5mm，而日本人的“自己”比“他人”更小。而在托尔汉姆的研究中，来自水稻种植区的人更可能把自己画得比他人小。总的来说，小麦种植区的人自我膨胀了1.5mm（接近欧洲人），水稻种植区的人则自我缩小了0.03mm（类似日本人）。同样地，疾病的流行程度和人均GDP则都不能预测自我膨胀情况。
最后，研究者评估了被试对待朋友和陌生人的区别程度。实验让被试假想与四类人打交道的商业情景：诚实的朋友、不诚实的朋友、诚实的陌生人、不诚实的陌生人。实验中，对方的让被试在交易中损失金钱，而诚实则让被试赚取更多的钱。每个案例中，被试有机会用自己的钱奖赏或惩罚另一个人。托尔汉姆用被试奖赏朋友与惩罚朋友的金钱差值衡量被试对朋友的忠诚度，发现来自大米省份的人更可能对朋友表现忠诚。至于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两组被试则并没有差异。之前的研究表明，新加坡人对朋友的奖赏比惩罚更多，而美国人更可能惩罚不守信的朋友。
为了检测文化差异是否会推广到更大的人群，研究者还收集了不同省的离婚率和创新专利的数量。对1996、2000、2010年的中国离婚率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者发现主要种植水稻的省份有着更低的离婚率，这可能是由于大米文化强调避免冲突和维持关系的结果。现代化程度也确实能预测离婚率——更富裕的省份离婚率越高。疾病发生率则不能预测离婚率。而在控制了人均GDP之后，研究者指出种植大米省份比种植小麦省份拥有更少的创新。这与之前的表明分析型思考者更具创造性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这些结果共同说明了与来自小麦种植区的人相比，来自水稻种植区的人更加整体性思考、彼此依赖和表现出对朋友的忠诚。不过，大米理论还需要接受进一步检验。托尔汉姆表示，希望从具有天然的水稻-小麦种植分界线的地区看到相似的文化差异。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于，当水稻区中的大部分人都停止耕作，由耕作方式引起的文化差异还能否持续？答案也许只有时间知道。
觉得托马斯·托尔汉姆这个名字很眼熟？没错，他就是今年初因自制空气净化器而受到广泛关注的那位富布赖特学者（详情请阅读《Thomas Talhelm的这个自制空气净化器靠谱么？》）。这一次他回到本行，在心理学领域取得突破，果壳网对他进行了专访，论文故事稍后呈献。
参考文献：
T. Talhelm et al.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Science Vol. 344 no. 6184 pp. 603-608
文章题图：shutterstock友情提供
faye菲 2014-05-09 17:13
过去的二十年来，心理学家们列出了长长的“东西方差异”的清单，诸如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和分析性思考，东方人更偏好集体主义和整体性思考。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文化差异？日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提出了新的理论——“大米理论”（the rice theory），从农耕作物角度解释个人和集体的文化差异。研究结果今天发表在《科学》上。
水稻种植与小麦种植对应着迥然不同的耕作体系，其中以灌溉方式和劳动力投入最为突出：稻田需要持续的供水，农民需要相互合作建设灌溉系统，并协调各人的用水与耕作日程，因此稻农倾向于建立基于互惠的紧密联系并避免冲突。相比之下，小麦的种植更简单：小麦基本不需精细灌溉，更轻的劳动任务也让麦农不需依靠他人就能自给自足。有鉴于此，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系的托马斯·托尔汉姆（Thomas Talhelm）与同事提出“大米理论”，指出水稻种植的历史可能使文化更倾向于相互依赖，而小麦种植的则使文化变得更加独立。
1996年，中国可耕作土地中的稻田比例，颜色越浅表明稻田比例越高。图中三个畜牧大省（西藏、新疆和内蒙古）未被标出，因为这些地方的汉族人受到的当地民族、政治等影响，可能会成为实验的混淆变量。在水稻-小麦分界线区域（黄色高亮部分）中，种植水稻的县市比相邻的小麦县市更倾向使用整体性思考（以安徽为例）。图片来源：T. Talhelm et al.（2014）Science.
此前，可能解释文化差异的理论主要有两种：现代化假说（modernization hypothesis）和病原体理论（pathogen theory）。现代化假说主张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资本化的加深，人们会变得更加个人主义和分析性。病原体理论则认为传染性疾病的高发性会使得与陌生人打交道更加危险，因而相应的文化倾向于孤岛化和集体主义。然而，现代化假说无法解释日、韩等东亚发达国家的集体化倾向，而病原体也引入了热量这个混淆变量——在更热的地方水稻种植也更多。
为了检验大米理论的可行性，研究者在中国的北京、福建、广东、云南、四川和辽宁六个地域对1162名汉族大学生被试进行了调查。托尔汉姆向果壳网介绍说，他通过询问“你主要在什么地方长大的？”来确定被试所属的区域。
为了测试被试的文化思想倾向，研究者首先向被试呈现三个词语，如“火车”、“汽车”、“铁轨”，被试需要决定哪两个词语应该被分为一类——两个条目可以因为属于同一个抽象类别被分为同一类（如火车和汽车均属交通工具），也可以因为有功能性的关系而被分为一类（如火车在铁轨上）。结果发现，来自更高稻田比例省份的人群，更可能进行关系性的配对，提示他们更倾向整体性思考。有趣的是，来自更富裕省份的人反而会倾向整体性思考，而更高寄生虫疾病发生率的省份却进行了更少的整体性思考。相比之下，大米理论是唯一与结果相符的模型。
然而，考虑到中国北方和南方仍然在气候、方言等方面有较大差异，研究者也分析了靠近水稻-小麦分界线的5个省份内人群的文化思考差异。研究发现分界线以南（主要种植水稻）的人整体性思考的程度显著高于分界线以北（主要种植小麦）的人，并且分界线区域的效应量与全国范围水平相似。
实验设计示意图。图片来源：P. Huey/ Science
随后，为了检验大米理论是否会超越认知水平，在行为层面上造成影响，研究者对被试进行了社会关系测试：他们让被试画出自己的社会网络，用圆圈表明自己和他人。研究者测量代表自己的圈和代表朋友的圈的大小，从而得到对自我的隐性测量。
在以往的研究中，美国人笔下的“自己”平均比“他人”大6mm，英国人的“自己”平均比“他人”大3.5mm，而日本人的“自己”比“他人”更小。而在托尔汉姆的研究中，来自水稻种植区的人更可能把自己画得比他人小。总的来说，小麦种植区的人自我膨胀了1.5mm（接近欧洲人），水稻种植区的人则自我缩小了0.03mm（类似日本人）。同样地，疾病的流行程度和人均GDP则都不能预测自我膨胀情况。
最后，研究者评估了被试对待朋友和陌生人的区别程度。实验让被试假想与四类人打交道的商业情景：诚实的朋友、不诚实的朋友、诚实的陌生人、不诚实的陌生人。实验中，对方的让被试在交易中损失金钱，而诚实则让被试赚取更多的钱。每个案例中，被试有机会用自己的钱奖赏或惩罚另一个人。托尔汉姆用被试奖赏朋友与惩罚朋友的金钱差值衡量被试对朋友的忠诚度，发现来自大米省份的人更可能对朋友表现忠诚。至于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两组被试则并没有差异。之前的研究表明，新加坡人对朋友的奖赏比惩罚更多，而美国人更可能惩罚不守信的朋友。
为了检测文化差异是否会推广到更大的人群，研究者还收集了不同省的离婚率和创新专利的数量。对1996、2000、2010年的中国离婚率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者发现主要种植水稻的省份有着更低的离婚率，这可能是由于大米文化强调避免冲突和维持关系的结果。现代化程度也确实能预测离婚率——更富裕的省份离婚率越高。疾病发生率则不能预测离婚率。而在控制了人均GDP之后，研究者指出种植大米省份比种植小麦省份拥有更少的创新。这与之前的表明分析型思考者更具创造性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这些结果共同说明了与来自小麦种植区的人相比，来自水稻种植区的人更加整体性思考、彼此依赖和表现出对朋友的忠诚。不过，大米理论还需要接受进一步检验。托尔汉姆表示，希望从具有天然的水稻-小麦种植分界线的地区看到相似的文化差异。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于，当水稻区中的大部分人都停止耕作，由耕作方式引起的文化差异还能否持续？答案也许只有时间知道。
觉得托马斯·托尔汉姆这个名字很眼熟？没错，他就是今年初因自制空气净化器而受到广泛关注的那位富布赖特学者（详情请阅读《Thomas Talhelm的这个自制空气净化器靠谱么？》）。这一次他回到本行，在心理学领域取得突破，果壳网对他进行了专访，论文故事稍后呈献。
参考文献：
T. Talhelm et al.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Science Vol. 344 no. 6184 pp. 603-608
文章题图：shutterstock友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