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梁漱溟的文化观

略论梁漱溟的文化观

梁漱溟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是近现代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新儒家的开山人物。

他幼年接受新式教育,以《地球韵言》作为启蒙读本,青年时代思想激进,积极拥护共和制

度。在文化和人生态度上,他曾经一度信奉佛教,后又弃佛皈儒,投身改造社会的实践,把

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文化的复兴事业。梁先生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首次

系统比较了中国、印度和西方三种文化,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以“意欲”为根源,独

树一帜地构建了他的文化哲学体系。

一、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提出的时代背景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

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当时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由对器物落后的反思过渡到对社会制度的

反思,进而转向对更深层次的文化反思。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思想学说应该随着社会发

展而变迁,孔子之道已不适于今日之社会,所以极力反对尊孔复古,大力弘扬科学民主,对

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批判。全盘西化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梁漱溟就被

裹挟于这种如火如荼的热潮之中,高举传统文化的大旗逆流而上,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曾提出“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主张

用科学精神和批判态度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急起直追”,走西

方人类文化发展的唯一道路。

1917 年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到: “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

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 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

灵魂也。”可见,李大钊反对的是那些假孔子之名行事的所谓“传统”。他对中西文化持不能

简单调和的观点,经过比较分析后指出,“第一文明偏于灵; 第二文明偏于肉; 吾宁欢迎

‘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

这种“三文明”说启发了梁漱溟,对其构建“文化三路向”说产生了直接影响。

陈独秀虽然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但未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他承认“各民族都有

它的国粹,反对抱残守缺、盲目排外,强调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文化,道德应该随着

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中西文化观有的乍看似乎与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背道而驰,但实

际上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为了“再造中华”而做的努力,对梁漱溟无不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梁漱溟对西中印三种文化的独特体认

要建构一种文化理论,首先要确定如何理解文化概念的问题。那么,梁漱溟是如何给文

化下的定义呢? 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写道: “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 不过是那

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 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 will) ———此所谓‘意欲’

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我们不难发现,意

欲的不同就导致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不同的解决方法就导致了不同的文化路向。依

据解决问题的方法或生活的样法,梁漱溟划分了人生的三路向:

( 1) 遇到问题都是从前面去下手,其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这

也是生活本来的路向,为奋斗的态度。

( 2) 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是就在当前境地上求自己的满足,这种应付

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为随遇而安的态度。

( 3) 遇到问题不是去克服,而是掉头向后,或者干脆想从根本上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

这种应付困难的方法最违背生活的本性,为禁欲的态度。

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以贯之的人生基本态度的完整表达,西方文化走的是第一路向,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采取的是奋斗的态度; 中国文化走的是第二路向,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采取的是随欲而安的态度; 印度文化走的是第三路向,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采取的是禁欲的态度。显而易见,梁漱溟所有观察文化的说法都是以此为依据的,西、中、印三家文化的不同是由意欲之所向不同造成的。

西方文化因走第一路向,所以呈现出三大特异彩色:( 1) 征服自然之异彩。( 2) 科学方法的异彩。( 3) 德谟克拉西的异彩。此三种异彩的一本源泉就在“向前要求”的态度。

西方的这三项优长中国都是不济,很难寻到积极的面目,就是因为各走路向的不同,所以梁漱溟断言假使西方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界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异彩产生出来。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不提倡要求物质享乐,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后来,他又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 “我今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实际上,梁漱溟所说的中国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整体,以孔子为代表人物,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调和”、“直觉”见长,以伦理为本位,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

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样不具备西方文化的成就,他的物质文明和社会生活不但不及西方,甚至连中国都不如,但印度的“因明学”、“唯识学”秉一种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而科学方法在中国简直没有,所以印度与中国也是大不相同。“于生活三方面成了精神生活的畸形发展,而于精神生活各方面又为宗教的畸形发达,这实在特别古怪之至! ”印度既不像西方的向前追求,也不像中国的调和持中,乃是翻转向后,这个态度在印度有许多家数,不同的派别之所共同一致。

梁漱溟的文化观在于保存中国的文化本质,或更确切地说,保存儒家的伦理价值,努力从传统的外观下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真正意义,并尝试着去开创中国文化的复兴之道。梁漱溟进行的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社会实践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将时代元素融入传统文化,顺应历史发展的苦心孤诣是十分令人景仰的。梁先生的文化思想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甚至具有某种逻辑上的矛盾,但对于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仍然具有极其珍贵的借鉴意义。

略论梁漱溟的文化观

梁漱溟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是近现代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新儒家的开山人物。

他幼年接受新式教育,以《地球韵言》作为启蒙读本,青年时代思想激进,积极拥护共和制

度。在文化和人生态度上,他曾经一度信奉佛教,后又弃佛皈儒,投身改造社会的实践,把

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文化的复兴事业。梁先生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首次

系统比较了中国、印度和西方三种文化,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以“意欲”为根源,独

树一帜地构建了他的文化哲学体系。

一、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提出的时代背景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

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当时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由对器物落后的反思过渡到对社会制度的

反思,进而转向对更深层次的文化反思。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思想学说应该随着社会发

展而变迁,孔子之道已不适于今日之社会,所以极力反对尊孔复古,大力弘扬科学民主,对

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批判。全盘西化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梁漱溟就被

裹挟于这种如火如荼的热潮之中,高举传统文化的大旗逆流而上,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曾提出“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主张

用科学精神和批判态度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急起直追”,走西

方人类文化发展的唯一道路。

1917 年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写到: “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

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 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

灵魂也。”可见,李大钊反对的是那些假孔子之名行事的所谓“传统”。他对中西文化持不能

简单调和的观点,经过比较分析后指出,“第一文明偏于灵; 第二文明偏于肉; 吾宁欢迎

‘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

这种“三文明”说启发了梁漱溟,对其构建“文化三路向”说产生了直接影响。

陈独秀虽然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但未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他承认“各民族都有

它的国粹,反对抱残守缺、盲目排外,强调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文化,道德应该随着

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中西文化观有的乍看似乎与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背道而驰,但实

际上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为了“再造中华”而做的努力,对梁漱溟无不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梁漱溟对西中印三种文化的独特体认

要建构一种文化理论,首先要确定如何理解文化概念的问题。那么,梁漱溟是如何给文

化下的定义呢? 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写道: “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 不过是那

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 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 will) ———此所谓‘意欲’

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我们不难发现,意

欲的不同就导致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不同的解决方法就导致了不同的文化路向。依

据解决问题的方法或生活的样法,梁漱溟划分了人生的三路向:

( 1) 遇到问题都是从前面去下手,其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这

也是生活本来的路向,为奋斗的态度。

( 2) 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而是就在当前境地上求自己的满足,这种应付

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为随遇而安的态度。

( 3) 遇到问题不是去克服,而是掉头向后,或者干脆想从根本上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

这种应付困难的方法最违背生活的本性,为禁欲的态度。

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一以贯之的人生基本态度的完整表达,西方文化走的是第一路向,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采取的是奋斗的态度; 中国文化走的是第二路向,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采取的是随欲而安的态度; 印度文化走的是第三路向,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采取的是禁欲的态度。显而易见,梁漱溟所有观察文化的说法都是以此为依据的,西、中、印三家文化的不同是由意欲之所向不同造成的。

西方文化因走第一路向,所以呈现出三大特异彩色:( 1) 征服自然之异彩。( 2) 科学方法的异彩。( 3) 德谟克拉西的异彩。此三种异彩的一本源泉就在“向前要求”的态度。

西方的这三项优长中国都是不济,很难寻到积极的面目,就是因为各走路向的不同,所以梁漱溟断言假使西方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界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异彩产生出来。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不提倡要求物质享乐,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后来,他又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 “我今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意在指示人们,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实际上,梁漱溟所说的中国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整体,以孔子为代表人物,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调和”、“直觉”见长,以伦理为本位,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

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样不具备西方文化的成就,他的物质文明和社会生活不但不及西方,甚至连中国都不如,但印度的“因明学”、“唯识学”秉一种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而科学方法在中国简直没有,所以印度与中国也是大不相同。“于生活三方面成了精神生活的畸形发展,而于精神生活各方面又为宗教的畸形发达,这实在特别古怪之至! ”印度既不像西方的向前追求,也不像中国的调和持中,乃是翻转向后,这个态度在印度有许多家数,不同的派别之所共同一致。

梁漱溟的文化观在于保存中国的文化本质,或更确切地说,保存儒家的伦理价值,努力从传统的外观下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真正意义,并尝试着去开创中国文化的复兴之道。梁漱溟进行的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社会实践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将时代元素融入传统文化,顺应历史发展的苦心孤诣是十分令人景仰的。梁先生的文化思想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甚至具有某种逻辑上的矛盾,但对于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仍然具有极其珍贵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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