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大 众 文 艺
审美的人生境界：孔子之“乐”
——从“吾与点也”谈起
鲁丽娜 （湖南省中南大学文学院美学专业研究生 410083）
摘要：《论语》中“吾与点也”例生动形象地记载了孔子的人生理想境界，一种审美的“乐”境；这种“乐”境源于“为仁由己”的人生实践，是一种超越的自由感；孔子审美的人生境界是仁者之乐，也是智者之乐，对后世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予人们很大的启示。
关键词：审美；人生；孔子；乐；境界
一
《论语•先进篇》里有一处令人动容的关于孔子和几名弟子谈论个人理想的记载：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之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暮春时节，换上做好的春装，五六人一道，再带上六七个孩子在沂水边沐浴，在舞雩台上任风吹拂，唱着歌儿结伴而归。这种轻松与快乐带有春天独具的清馨，无法不令人乐之、慕之，神往之！神往之余也不禁感佩于孔子的审美人生境界。
对于“吾与点也”，历来备受学界瞩目。
朱熹曾在《论语集注》中称赞曾点的境界为“胸次有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1]“曾点之志，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2]。虽然朱熹同时对此也有诸多批评，认为“曾点意思与庄周相似”，并教导学生“莫要理会”，并且对“曾点气象”的评说前后有不同的表述，但总体上他对“吾与点也”的观点的评说是比较全面且中肯的。一方面曾点悠闲飘逸的胸襟，明快爽朗的境界令他赞赏，另一方面他又点拨出其空疏、高标之弊。朱熹强调，如果不在万理中理会那一理（“天理”），而只倾心于“与点之乐”这一理，“只恐劳心落在无涯可测之处”，“只恐孤单没合杀，下梢流入释老去，如何会有咏而归底意思”，“公说道理，只要撮那头一段尖底，末梢便要到那大而华之极处，中间许多多把做渣滓，不要理会……这个便是大病。”[3]由此，朱熹要求弟子要在“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上多努力，才能脚踏实地的稳实。而王船山心学则与朱熹谨慎的态度相反，他要把自己自由的心境推广出去，这样就与曾点的自得自适、潇洒旷达的精神境界相契合了，并且据记载，有阳明座下高徒直接践行曾点之志。
徐复观先生认为孔子之所以喟然兴叹：“吾与点也”，正是感动于曾点由鼓瑟所达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艺术境界。这源于徐复观先生对儒家音乐之美与善之本性自然地圆融为一的理解。他认为孔子以“大乐与天地同和”沟通艺术与道德境界，实际是把人的整体的生命存在彰显出来，并把人升华至宇宙生命的高度。沉浸消解于此境界之中的人会体认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精神至境，也就是说，美即善，艺术即道德，圆融自在，浑然天成。[4]
刘泽民教授对“与点”的理解与徐复观先生有相通之处，都肯定了“大乐”这种境界。他认为曾点之志正显示了孔子的人生理想，一种“乐”的境界。刘泽民教授认为，在孔子那里，乐与德具有同一性，道德上的充实是人生快乐的真正源泉，人生的真正快乐在于道德的完满实现。不同之处在于，刘老师总结的“乐（le）”之人生境界不同于徐先生“乐（yue）”之艺术境界。
“乐(le)”涵括了审美、艺术与人生，“乐(le)”源于一种“超越的自由感”，是一种“为仁由己”的快乐；是一种按照自己的本心本性做人，依顺自己的真性情践行仁道所得到的快乐；是欣然“去蔽”，显现本真的存在状态的快乐。“乐（le）”是一种“大乐”，并非所有的“乐（yue）”。所谓“成于乐”者，成于大乐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乐（le）”的境界是一种音乐的境界，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笔者窃以为，用“乐(le)”来概括孔子的这种人生理想境界是比较妥帖的。
二
上面提到“乐(le)”作为孔子的审美人生境界源自于“为仁由己”的快乐。那么，“为仁由己”又是怎样的一种快乐呢？首先我们应当考察一下孔子 “仁”的内涵，同时这里也牵引出刘泽民老师在论述孔子之乐时所用到的一个重要范畴：“自由”。
孔子的哲学是以“仁”为最高范畴，以仁礼统一为终极目标的。段玉裁有云：“独则无偶，偶则相亲，故字从人二。”所以，“仁”一开始就表征着一种社会性的情感，“仁”诞生于“相人偶”的现实关系中。孔子将血缘家庭道德原则规定为个体的情感心理，这就是“仁”。李泽厚先生也曾说过，孔子人学最基本的是一种心理原则。“仁者爱人”，这首先是指一种孝悌情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由这种亲子之爱再推而广之爱其他家人亲属，邻里好友，最终爱国家天下社会他人，“泛爱众”。孔子一生所孜孜以求的就是“成仁”，即在纵向上把血缘家庭之爱灌注到个体的人生全程中，发展成为个体的精神世界、人格；在横向上把“爱”从家庭推广到族戚，再至社会他人，使之广被社会领域。亦即：“个体人格成圣化”与“社会生活伦理化”。
按照刘泽民教授的观点，“仁”是孔子的“自由因”。“仁”是人的本性和本心，是生命的本真体验。孔子“以仁释礼”从而把外在的道德要求内化为人本心的情感。“克己复礼”就是要克掉功利欲望的“己”，就是要克制私欲，来自愿担当社会伦理秩序的维护，担当“仁”的使命。“为仁由己”的“己”则是本真的“己”，是人的本源与本性，亦即“爱人”，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为仁由己”就是指按照自己的本心本性去做人，依顺自己的真性情，真情实感来践行仁道。这也就是西方哲学上的自由——以自己为根据，自己作主，自己如此地在世生存发展，而不受任何他者、他物、他律的支配和限制。“仁”之为自由因，只有从仁的真情实感，从人的本性本心出发才能取得自由。反之，如果从功利欲求的真性情出发必不能得自由，因为追求功利追求欲望的过程总是受到他者他物的支配束缚，总是指向外在于人的实体对象的。“为仁由己”的快乐因而是一种“超越的自由感”，是一种审美的快乐。“为仁由己”从“爱人”的真情实感出发，摈弃了功利欲求，由此它超越了物质功利满足的功利感；另外，“为仁由己”是由实践中得到的情感体验，是能被主体真切体验到的自由感，因而它超越于认识的理智感；再一方面，“为仁由己”是一种自由的情感，而非意志感，所以它超越了被动屈服于传统原则的道德感。孔子讲“为仁由己”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己与达己就是感性个体的自由生成和自由发展；立人与达人就是社会他人的自由生成与自由发展，这样的话，便能直观到个人与社会的协调以及个体社会性的完满实现，这必然可以唤起一种超越的美感；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面包含着重要的美学意义：“让——自由”，不仅要自己自由，也要让他人自由；不仅我要自由，天地万物也要自由。三是“克己复礼”，前面已有论述。在《论语•阳货》里孔子将“三年之丧”建立于“三年之爱”上，可见孔子所说的“仁”中本身就包含着对礼的自觉自愿的追求，它是个体自由的对象化冲动，一定会展示到工艺世界中。四是“时而中”，即个体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定不移地，自觉自愿地践行仁道。这是一种非常自由的境界。
149
简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
孙靖 （河北大学 政法学院 071000）
摘要：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根据重要程度的不同可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主要经验和具体经验，认真总结和借鉴这些经验，对于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主要经验；具体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特点的科学概括，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1](P202)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任何历史阶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不能违背的原则。
（一）必须系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从本质上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首先系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它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从总结实践经验和研究重大问题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论断。这些观点和论断揭示了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我们必须系统学习和掌握的。需要注意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应当只是学习经典作家们研究实际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还应当学习他们分析形势、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二）必须系统了解和把握中国国情
系统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是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曾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P63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情出发，逐步明确了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动力和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等一系列决定中国革综上所述，孔子的人生理想境界就是这样一种自由的人生境界，一种来源于“为仁由己”的“乐”境。
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中国的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与农民有天然联系、社会基础深厚，他们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最先进的阶级。而且，中国的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反抗意识极强，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旧中国经济极为落后，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压迫最重，是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最坚决的力量。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反动势力在城市的力量非常强大，而对广大乡村往往鞭长莫及，这种中心城市无法统治广大乡村的状况，规定了中国革命可以而且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以上可以看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情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系统了解和把握中国国情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
（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一项宏伟而艰巨的事业，推进这项事业的发展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成为夺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根本法宝，而且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根本选择。[3](P35)在这方面我们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以“进京赶考”的政治清醒，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是，由于在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出现偏差，导致1957年以后毛泽东过分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一度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敏锐把握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果断地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苦，孔子赞美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喜欢音乐，听到美妙的韶乐，就“三月不知肉味，不知为乐之至于斯也”；看到天真烂漫眼睛明亮的婴儿，就非常高兴，形容婴儿就像《韶乐》升起来了，演奏起来了。
帕斯卡尔曾称颂过如下三种伟大：一曰帝王、首领的伟大；二曰理智精神的伟大；三曰仁爱心灵的伟大。这三种伟大一种比一种高，后者比前者高，最后的“仁爱与心灵的伟大”最高。孔子之大也正在于其心灵之大，那种源自于心底，发自于本性的“爱人”的自由显现。孔子以“为仁”的方式开启着存在者之存在，用其温柔而坚定的心灵力量上下求索，为古往今来的人们揭示着人生在世的真理。在他圆通澄明的“乐”境里，人们的内心得以关照。
注释
[1] [2][3]转引自毕雪梅，刘桂荣．美善的圆融之境——徐复观音乐美学的诠释[J]．中国音乐.2006(2)．133．
[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三
孔子之“乐”源自于他心灵的显现，不拘于外物，不因物而异，不随物而转，固淡定、清明也坚韧。这种快乐能给人的生存带来心绪和精神上的宁静, 具有宗教的功能, 但又不带有宗教的出世倾向。在孔子那里，人生并非如诸多宗教所勾勒的那样划分为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只有一个世界，因为有人而存在的一个世界。所以，对孔子来说，重要的不是此世还是彼世,而是——在世——人生在世在“为仁由己”的乐境中达至圆满。
孔子之“乐”是仁者之乐也是智者之乐。
仁者不忧——仁者自觉自愿地把仁道对象化至工艺世界之中，“为仁由己”。在内以自己为根据，自己做主，是为积极自由；智者不惑——智者不惑于功利欲望，摒弃私欲以显现本真，到达澄明，“克己复礼”。在外不受他者、他物、他律的限制，谓之消极自由。由此，孔子之“乐”为我们指明了通达审美自由的路途。我们熟悉的“孔颜乐处”的力量正来自于此——
《论语》中记载孔子“适宋之卫，困于陈蔡，累累乎若丧家之犬也”，但仍可以“弦歌不绝”；“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他的学生如此形容他；颜渊生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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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的人生境界：孔子之“乐”
——从“吾与点也”谈起
鲁丽娜 （湖南省中南大学文学院美学专业研究生 410083）
摘要：《论语》中“吾与点也”例生动形象地记载了孔子的人生理想境界，一种审美的“乐”境；这种“乐”境源于“为仁由己”的人生实践，是一种超越的自由感；孔子审美的人生境界是仁者之乐，也是智者之乐，对后世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予人们很大的启示。
关键词：审美；人生；孔子；乐；境界
一
《论语•先进篇》里有一处令人动容的关于孔子和几名弟子谈论个人理想的记载：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之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暮春时节，换上做好的春装，五六人一道，再带上六七个孩子在沂水边沐浴，在舞雩台上任风吹拂，唱着歌儿结伴而归。这种轻松与快乐带有春天独具的清馨，无法不令人乐之、慕之，神往之！神往之余也不禁感佩于孔子的审美人生境界。
对于“吾与点也”，历来备受学界瞩目。
朱熹曾在《论语集注》中称赞曾点的境界为“胸次有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1]“曾点之志，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2]。虽然朱熹同时对此也有诸多批评，认为“曾点意思与庄周相似”，并教导学生“莫要理会”，并且对“曾点气象”的评说前后有不同的表述，但总体上他对“吾与点也”的观点的评说是比较全面且中肯的。一方面曾点悠闲飘逸的胸襟，明快爽朗的境界令他赞赏，另一方面他又点拨出其空疏、高标之弊。朱熹强调，如果不在万理中理会那一理（“天理”），而只倾心于“与点之乐”这一理，“只恐劳心落在无涯可测之处”，“只恐孤单没合杀，下梢流入释老去，如何会有咏而归底意思”，“公说道理，只要撮那头一段尖底，末梢便要到那大而华之极处，中间许多多把做渣滓，不要理会……这个便是大病。”[3]由此，朱熹要求弟子要在“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上多努力，才能脚踏实地的稳实。而王船山心学则与朱熹谨慎的态度相反，他要把自己自由的心境推广出去，这样就与曾点的自得自适、潇洒旷达的精神境界相契合了，并且据记载，有阳明座下高徒直接践行曾点之志。
徐复观先生认为孔子之所以喟然兴叹：“吾与点也”，正是感动于曾点由鼓瑟所达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艺术境界。这源于徐复观先生对儒家音乐之美与善之本性自然地圆融为一的理解。他认为孔子以“大乐与天地同和”沟通艺术与道德境界，实际是把人的整体的生命存在彰显出来，并把人升华至宇宙生命的高度。沉浸消解于此境界之中的人会体认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精神至境，也就是说，美即善，艺术即道德，圆融自在，浑然天成。[4]
刘泽民教授对“与点”的理解与徐复观先生有相通之处，都肯定了“大乐”这种境界。他认为曾点之志正显示了孔子的人生理想，一种“乐”的境界。刘泽民教授认为，在孔子那里，乐与德具有同一性，道德上的充实是人生快乐的真正源泉，人生的真正快乐在于道德的完满实现。不同之处在于，刘老师总结的“乐（le）”之人生境界不同于徐先生“乐（yue）”之艺术境界。
“乐(le)”涵括了审美、艺术与人生，“乐(le)”源于一种“超越的自由感”，是一种“为仁由己”的快乐；是一种按照自己的本心本性做人，依顺自己的真性情践行仁道所得到的快乐；是欣然“去蔽”，显现本真的存在状态的快乐。“乐（le）”是一种“大乐”，并非所有的“乐（yue）”。所谓“成于乐”者，成于大乐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乐（le）”的境界是一种音乐的境界，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笔者窃以为，用“乐(le)”来概括孔子的这种人生理想境界是比较妥帖的。
二
上面提到“乐(le)”作为孔子的审美人生境界源自于“为仁由己”的快乐。那么，“为仁由己”又是怎样的一种快乐呢？首先我们应当考察一下孔子 “仁”的内涵，同时这里也牵引出刘泽民老师在论述孔子之乐时所用到的一个重要范畴：“自由”。
孔子的哲学是以“仁”为最高范畴，以仁礼统一为终极目标的。段玉裁有云：“独则无偶，偶则相亲，故字从人二。”所以，“仁”一开始就表征着一种社会性的情感，“仁”诞生于“相人偶”的现实关系中。孔子将血缘家庭道德原则规定为个体的情感心理，这就是“仁”。李泽厚先生也曾说过，孔子人学最基本的是一种心理原则。“仁者爱人”，这首先是指一种孝悌情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由这种亲子之爱再推而广之爱其他家人亲属，邻里好友，最终爱国家天下社会他人，“泛爱众”。孔子一生所孜孜以求的就是“成仁”，即在纵向上把血缘家庭之爱灌注到个体的人生全程中，发展成为个体的精神世界、人格；在横向上把“爱”从家庭推广到族戚，再至社会他人，使之广被社会领域。亦即：“个体人格成圣化”与“社会生活伦理化”。
按照刘泽民教授的观点，“仁”是孔子的“自由因”。“仁”是人的本性和本心，是生命的本真体验。孔子“以仁释礼”从而把外在的道德要求内化为人本心的情感。“克己复礼”就是要克掉功利欲望的“己”，就是要克制私欲，来自愿担当社会伦理秩序的维护，担当“仁”的使命。“为仁由己”的“己”则是本真的“己”，是人的本源与本性，亦即“爱人”，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为仁由己”就是指按照自己的本心本性去做人，依顺自己的真性情，真情实感来践行仁道。这也就是西方哲学上的自由——以自己为根据，自己作主，自己如此地在世生存发展，而不受任何他者、他物、他律的支配和限制。“仁”之为自由因，只有从仁的真情实感，从人的本性本心出发才能取得自由。反之，如果从功利欲求的真性情出发必不能得自由，因为追求功利追求欲望的过程总是受到他者他物的支配束缚，总是指向外在于人的实体对象的。“为仁由己”的快乐因而是一种“超越的自由感”，是一种审美的快乐。“为仁由己”从“爱人”的真情实感出发，摈弃了功利欲求，由此它超越了物质功利满足的功利感；另外，“为仁由己”是由实践中得到的情感体验，是能被主体真切体验到的自由感，因而它超越于认识的理智感；再一方面，“为仁由己”是一种自由的情感，而非意志感，所以它超越了被动屈服于传统原则的道德感。孔子讲“为仁由己”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己与达己就是感性个体的自由生成和自由发展；立人与达人就是社会他人的自由生成与自由发展，这样的话，便能直观到个人与社会的协调以及个体社会性的完满实现，这必然可以唤起一种超越的美感；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面包含着重要的美学意义：“让——自由”，不仅要自己自由，也要让他人自由；不仅我要自由，天地万物也要自由。三是“克己复礼”，前面已有论述。在《论语•阳货》里孔子将“三年之丧”建立于“三年之爱”上，可见孔子所说的“仁”中本身就包含着对礼的自觉自愿的追求，它是个体自由的对象化冲动，一定会展示到工艺世界中。四是“时而中”，即个体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定不移地，自觉自愿地践行仁道。这是一种非常自由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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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
孙靖 （河北大学 政法学院 071000）
摘要：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根据重要程度的不同可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主要经验和具体经验，认真总结和借鉴这些经验，对于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主要经验；具体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特点的科学概括，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1](P202)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任何历史阶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不能违背的原则。
（一）必须系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从本质上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首先系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它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从总结实践经验和研究重大问题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论断。这些观点和论断揭示了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我们必须系统学习和掌握的。需要注意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应当只是学习经典作家们研究实际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还应当学习他们分析形势、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二）必须系统了解和把握中国国情
系统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是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曾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2](P63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情出发，逐步明确了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动力和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等一系列决定中国革综上所述，孔子的人生理想境界就是这样一种自由的人生境界，一种来源于“为仁由己”的“乐”境。
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中国的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与农民有天然联系、社会基础深厚，他们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最先进的阶级。而且，中国的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反抗意识极强，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旧中国经济极为落后，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压迫最重，是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最坚决的力量。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反动势力在城市的力量非常强大，而对广大乡村往往鞭长莫及，这种中心城市无法统治广大乡村的状况，规定了中国革命可以而且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由以上可以看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情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系统了解和把握中国国情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
（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一项宏伟而艰巨的事业，推进这项事业的发展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成为夺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根本法宝，而且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根本选择。[3](P35)在这方面我们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以“进京赶考”的政治清醒，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是，由于在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出现偏差，导致1957年以后毛泽东过分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一度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敏锐把握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果断地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苦，孔子赞美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喜欢音乐，听到美妙的韶乐，就“三月不知肉味，不知为乐之至于斯也”；看到天真烂漫眼睛明亮的婴儿，就非常高兴，形容婴儿就像《韶乐》升起来了，演奏起来了。
帕斯卡尔曾称颂过如下三种伟大：一曰帝王、首领的伟大；二曰理智精神的伟大；三曰仁爱心灵的伟大。这三种伟大一种比一种高，后者比前者高，最后的“仁爱与心灵的伟大”最高。孔子之大也正在于其心灵之大，那种源自于心底，发自于本性的“爱人”的自由显现。孔子以“为仁”的方式开启着存在者之存在，用其温柔而坚定的心灵力量上下求索，为古往今来的人们揭示着人生在世的真理。在他圆通澄明的“乐”境里，人们的内心得以关照。
注释
[1] [2][3]转引自毕雪梅，刘桂荣．美善的圆融之境——徐复观音乐美学的诠释[J]．中国音乐.2006(2)．133．
[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三
孔子之“乐”源自于他心灵的显现，不拘于外物，不因物而异，不随物而转，固淡定、清明也坚韧。这种快乐能给人的生存带来心绪和精神上的宁静, 具有宗教的功能, 但又不带有宗教的出世倾向。在孔子那里，人生并非如诸多宗教所勾勒的那样划分为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只有一个世界，因为有人而存在的一个世界。所以，对孔子来说，重要的不是此世还是彼世,而是——在世——人生在世在“为仁由己”的乐境中达至圆满。
孔子之“乐”是仁者之乐也是智者之乐。
仁者不忧——仁者自觉自愿地把仁道对象化至工艺世界之中，“为仁由己”。在内以自己为根据，自己做主，是为积极自由；智者不惑——智者不惑于功利欲望，摒弃私欲以显现本真，到达澄明，“克己复礼”。在外不受他者、他物、他律的限制，谓之消极自由。由此，孔子之“乐”为我们指明了通达审美自由的路途。我们熟悉的“孔颜乐处”的力量正来自于此——
《论语》中记载孔子“适宋之卫，困于陈蔡，累累乎若丧家之犬也”，但仍可以“弦歌不绝”；“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他的学生如此形容他；颜渊生活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