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晓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北京 100875)。
四、违背“书同文”：各界对方言拉丁化的质疑与批评
用拉丁化汉字来书写方言的原则，不仅见诸《拉丁化概论》等发行较广的著作当中，且在《太白》《生活知识》《清华周刊》等左翼刊物上被频繁地宣传。遵循拼写方言的基本原则，大众语论战之后，支持拉丁化运动的个人和研究团体就创制出了大量方言拼音方案。依据方言分布的情形，1931年第一次汉字拉丁化大会曾将全国划分为北方、广东、福建、江浙以及湖南广西五大方音区域。但是，运动中实际制订的方言拼音方案，远比1931年的划分更加细化，以致每一大方音区下都出现了几种以地区或县为单位的方言拼音方案。据时人统计，至1936年底也就是运动发起仅两年，即已至少推出了包括广州话、潮州话、厦门话、福州话、江南话、上海话、南京话、宁波话、无锡话、温州话、汉口话、蓝田话、四川话、广西话等十几种方言拼音方案。除此之外，拉丁化派还着手少数民族的文字拉丁化工作，相继研制了蒙古语和苗族语的拉丁化方案。与此同时，还出版了一些方言拉丁化杂志及课本，在无锡、南京、广州等地还成立了方言研究会团体。
拉丁化派对方言拉丁化的宣传和具体实践，因应了战时群众动员、抗战宣传的需求，彰显出了政治民族主义色彩，因而能够超越党派和阶级范畴而为其他一些民主人士所接受。1936年初推出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的公开宣言，由陶行知草拟，征集了包括蔡元培、柳亚子、孙科等共计680多位各界名流签名。反对国语、书写方言的主张在这份具有影响力的文献中得到了明确和公开的表达。参与签名的郭沫若等人在事后还专门撰文支持方言拉丁化。这说明，从大众语论战逐渐明朗的书写方言导向，无疑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在1940年民族形式的论争中，胡风就将十年来的文化大众化运动的贡献，归结为“方言文艺和方言土话的拼音化底要求这两个问题的提出”。
然而，方言拉丁化在形式上破坏了语言文字的统一民族形式，在理论上解构了国家民族主义的历史合法性，这使得它在发酵为舆论热点的同时，招致了来自不同的文化群体和政治力量的极为强烈的非议、质疑。
首先，拉丁化派对国语运动和“国罗”的密集攻击，势必激起“国罗”派的回击。尽管“国罗”派因各种原因不能形成论战的群体效应，但也不乏凌厉的反击。一方面，“国罗”支持者提醒“拉化字运动者在攻击国语的存在之前要睁眼看事实”，并针对拉丁化派对国语之民族压迫等方面的指责，一一予以反驳；另一方面，“国罗”派的中坚人物黎锦熙等人，又反过来攻击方言拉丁化的沟通缺陷和不能表达高深文化的缺点，进而确认书写国语的正确性。“国罗”派的反驳尽管言辞激烈，但着眼点仍在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层面。
其次，方言书写造成的文字“分而治之”的当下事实，直接被视作民族文化统一和国家政治统一的威胁，因而招致了“国罗派”以外的其他社会人士的批评。此种批评，主要彰显的是大一统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
在维护汉字的人们看来，汉字是构建民族文化认同、维系文化一统的有力要素，书写方言则背弃了“书同文”之历史传统，无异于文化分裂。维护汉字而反对汉字拉丁化者，既有余家菊这样的国家主义者，亦有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的纯粹学者。钱穆、张世禄、吕思勉等一批学者，较为一致地褒扬汉字跨越时空的稳定性和消融方言的同一性，肯认其“有裨于民族和文化之统一性者为功甚大”，谴责方言拉丁化分裂社会和磨灭民族意识。师承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语言学家张世禄，从语言文字学的专业角度论证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字之间有不可割裂的适配关系，明确反对汉字拉丁化。1939年，张世禄在《社会科学》杂志上撰文指斥方言拉丁化“直令同文之国，一变而为‘出疆数武，笔札不通’”，发出“文字趋于分歧，其将何以维系国家民族之统一”的严厉质问。此前从未对拉丁化发表意见的胡适，也在1936年与周作人的通信中表示：“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语、汉字、国语文这三样东西’来做联络整个民族的感情思想的工具。这三件其实只是‘用汉字写国语的国语文’一件东西，这确是今日联络全国南北东西和海内海外的中国民族的唯一工具。”在拉丁化运动处于最高潮之际，胡适以“用汉字写国语的国语文”为“唯一工具”的说法，无疑是意味深长的。
再者，在社会舆论中有“分裂之虞”的方言拉丁化实践，不啻为国民政府压制拉丁化运动提供了更加“堂皇”的理由。本来，拉丁化运动欲废除汉字，又直接否定由政府推进的国语运动，自然不见容于当局。就民国的实际情形而言，方言和地方政治的关系较为复杂，并不存在必然对应的关系，拉丁化运动的宣传也始终在澄清方言与民族共同语的辩证统一关系。然而，亟于巩固政治统一的国民政府，对方言与地方认同之间的暧昧关联本就有所警惕，国共两党对立的现实则使得此一问题分外尖锐和敏感。何况，将方言解读为宗法时代“地方主义”和“同乡观念”之语言遗留的观念，即使在左翼知识分子中间也并不稀见。另外，正疯狂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也的确曾企图假手拉丁化运动，以方言文字为媒介建立独立的广东国、福建国，以实现其分裂中国的政治野心。加之，抗战爆发后激起了高昂的文化民族主义浪潮，更使得政府维护民族语言文字统一的立场更显正当。1938年4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通令即明确指出，此前取缔拉丁化运动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该运动“时被反动分子利用为宣传工具”，一是倡导方言“足以妨碍国语之统一运动”，“与国人公认之语言统一，为现代国家条件，背道而驰”，肯定其虽有“徐图国语统一之志”，“然其实现，必甚困难”。同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向中央社记者发表公开谈话时，斥责拉丁化运动“废除汉字，足以破坏民族文化之统一，拼切方音足以阻碍国语教育之进行”，态度则已是完全的否定。鉴于联合抗战的需要，1938年下半年国民政府曾对拉丁化运动予以短暂解禁，允许其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存在。只是解禁不到一年，国民党中央党部旋又明令取缔之。如果联系国民政府教育部1942年曾发布公告明令将“汉字”改为“国字”之事实，及其背后所散发的强烈的统一民族国家意志，则当局对拉丁化运动查禁的态度自不难理解。
如果说国民党中宣部和教育部的公告因代表官方意见因而措辞较为委婉，那么国民党文化人以个人名义对方言拉丁化的攻击就堪称猛烈了。任职于国民党中宣部的文人张涤非，这方面的言论最多态度也最为激烈。1938年至1940年期间，在国民党中宣部主管下的《文化建设》《抗战向导》《胜利》等刊物上，张涤非陆续发表了《中国统一与中国话拉丁化》《土语拉丁化再论》《中国文字拉丁化纠谬》等数篇文章，后又将上述文章结集出版了名为《土语拉丁化批判》的专著，对方言拉丁化大加挞伐。张涤非援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中国处在消灭封建割据促进资本主义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五四以来“提倡国语，废除土语”，正是顺应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统一的时代需要，拉丁化运动反对国语统一运动而诉诸“封建主义的小邦”的方言土语，乃是在政治上回向封建割据的历史倒退，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之曲解。尽管张涤非对方言做出了完全否定性的评判，而拉丁化派则对方言予以多角度肯定，然而在不同的判断背后，二者又真实地共享了社会形态决定语言性质这一语言进化论逻辑。在这一进化论逻辑中，国语统一无疑彰显着现代性，方言则确实与传统的“封建性”“地方性”同构。左翼作家祝秀侠和魏猛克在大众语论战期间之所以否定方言，依据的正是此一逻辑。对于拉丁化派来说，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必须承认而不是否认方言的“封建性”，而这自然构成对方言的否定。面对这一矛盾，胡绳、聂绀弩等给出了“批判性地接受”方言的标准答案，又经由对国语之“虚假”统一的揭批，证明了地方性语言在过渡时代的价值，从而至少在理论上实现了自洽。然而，这毕竟只是拉丁化派的自说自话，在拉丁化派以外，承认国语统一的进步性毕竟是一种更普遍的认识 ，张涤非的批判也因此仍有其力度。不过，作为以积极反共闻名的国民党人，张涤非攻击拉丁化运动是彻底的党派政治，指斥方言拉丁化为中共地方割据的图谋，都说明政治攻击而非学理“纠谬”才是他批判的真正目的。
面对社会各界对方言拉丁化的质疑与批评，拉丁化派从不同层面予以回击。聂绀弩、拓牧等人主要强调了方言拉丁化各方案之间在拼写技术层面的统一性。史布金等人则从统一民族语言的合理方式这一层面，论证方言拉丁化并非 “不要统一”，“而是要真正的统一”。也有人反驳人群或国家能否统一取决于“物质的厉害”关系而非语言文字，间接维护方言拉丁化之合理性。由于没有触及拉丁化如何适应现阶段共同语的需要这一核心问题，上述的反驳均显得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不过，拉丁化阵营中的少数骨干人物，则因此对方言拉丁化的偏激取向及其内在危机，产生了相当的警觉。1936年胡愈之发表于《生活日报周刊》的《新文字运动的危机》一文，代表了当时对这场运动最深刻的反思。胡愈之严肃地指出，方言拉丁化表面繁荣背后潜藏的两种危机，一是目前的拉丁化汉字所记录的口语芜杂而不精密，只有地方性而无普遍性，还不配称之为真正的文字。二是拉丁化派一味地顺从于语言分歧的现实，毫无标准地推出各种方言拉丁化方案，实际是放弃了促进语言统一的人为努力，“把文字当作了口头语的奴隶”。针对后一种也是更为明显的危机，胡愈之提议必须严格限制方言新文字的泛滥，重新回到制定五至七种方音区标准文字的既定方向，并且正式提出应当重新制订全国性的拉丁化标准文字的统一方案。在文中他还一反之前拉丁化派全盘否定国语运动的偏激立场，客观地肯定了其局部促成语言统一的历史成绩，强调了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建立民族统一语的刻不容缓。这种建立标准语的明确自觉，明显是对运动初期片面而极端的方言拉丁化取向的反拨。
但是，胡愈之对拉丁化运动危机的警觉和纠偏，并没有立即激起其他拉丁化支持者的共鸣，反而被视为“有毒理论”和“歪曲的论断”，招致了严厉谴责。广州的《新文字周刊》很快就出版专号对该文予以集体“清算”，《生活知识》刊物上也有读者撰文嘲笑胡愈之“在方言连交溶还没有的时候，却要求在现在‘创造全国拉丁化标准文字’”，是犯了真正的“左倾幼稚病”。
五、在与“国罗”的合流中回归：共同语与方言并重
总体而言，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之后，在方言与标准语问题上，类似胡愈之式的理性认知在拉丁化阵营内得到了更多的认同。大约从1937年初开始，在可能丧失民族语言文字的强烈民族危机意识刺激下，“国罗”派与拉丁化两派也以《语文》月刊为公共平台，展开了相对平和的对话，在对话中双方均表露出和解的意愿。1938年之后伴随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拉丁化运动的政治文化定位有了较大的转变，进一步确定了团结“国罗”派以建立“语文联合战线”的策略。
抗战爆发尤其是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政治话语的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民族解放，明确主张建立各阶级、各民族联合的统一抗日战线。中共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观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体现为民族政策由偏重民族自决转变为促成建立各民族联合的统一国家，观念上则形成了多民族共存的整体性的“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配合着中共上述政策导向和观念的转变，拉丁化倡导者不再宣扬建设单一民族共同语，语言的阶级论色彩也大大淡化。
拉丁化派与“国罗”的初步和解，同时也意味着他们较为切实地感到了推行“共同语”的必要。1938年3月，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到汉口的拉丁化运动骨干焦风、叶籁士等人，与曾经数度论战的对手——国语罗马字支持者王玉川在经过面谈协商后达成共识，确认了双方认可的五项基本原则，其中一项就是“土语通过国际化字母而书面化的工作，和在土语中间推行一种‘全国共同的辅助语’的工作，在眼前有同样的需要，可以看环境的‘需要’和‘可能’，同时分头进行”。由于拉丁化运动一直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机构，“汉口协商”代表的只是焦风等少数拉丁化骨干的意见，相比之下，1939年倪海曙草拟、陈望道修改，经上海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多次讨论后通过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则是更具广泛代表性的一份纲领性文件。《草案》对运动的政治意义和方言拉丁化问题上做出了重新表述。与海参崴大会所确定的国际主义文化革命的目标不同，《草案》裁定现阶段拉丁化的目标乃是发展“形式是方言的，内容是民族革命的大众语文文化”。《草案》在重申坚持方言拉丁化基本原则的同时，又明确申明了“同意把北方话作为今天中国方言中的区际语，在这过渡的时期里，来担负起未来民族统一语的一部分任务”，同时刻意强调在技术上应更加注重维持方言方案和北方普通话方案的统一性，在语汇上则提倡克服方言语汇的地方性而提升其普遍性。
1940年之后，拉丁化阵营更进一步地明确了“北方普通话”作为主导方言的地位。1940年在《草案》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拉丁化中国字理论大纲》进一步地指出，北方普通话作为历史上形成的“中国各省人大致可以共同懂得”的语言，应当“在语言的统一过程中，起主导的作用，使方言的和合更为具体”，这是拉丁化派对北方方言事实主导地位的明确承认。这样一来，“北方普通话”的作用已庶几接近于标准方言。曾经在方言书面化问题上相当左倾的聂绀弩也在1946年撰文表示，八年抗战促进了方言口语的融合，使得“统一语的需要性比以前大大增加了，那么国罗派以流动性的人民为对象，致力于统一语的拼音化，拉新派以土著居民为对象，致力于方言的拼音化，两者尽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1949年8月中共赢得内战胜利的前夕，吴玉章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已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立场建议以北方方言为“全国语言”发展之标准。在经历过片面而绝对地“方言拉丁化”时期之后，拉丁化运动的主力阵营终于较为一致地达成这一相对趋于合理的共识。当然，这种共识之外，认为“共同的标准语是应该有的，但应该在方言之后”，甚至认为“区际语”的提出还根本不到时候的简单化意见也仍然存在。而且，承认应当以北方方言为主体建立“区际语”，也并不意味着对语言融合理论的遽然放弃。前述吴玉章致毛的信中就仍赞成各地区和各民族各有其方言拼音文字。1949年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围绕着是否方言拉丁化也仍有持续的讨论，直至1955年拉丁化运动结束才宣告终结。
六、结 语
上述对1949年前汉字拉丁化运动核心语言原则的考察，大致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进程——瞿秋白经由对国语运动的否定性批判，重构了一种以普通话为主、方言为辅的语言发展格局，而勃兴之后的拉丁化运动则在对瞿氏理论的扬弃中，经历了一个从主张方言口语至上到强调共同语与方言并重的演变。拉丁化运动理论的发展演变及其导向的特殊性，既直接受制于外在的政治意识形态，又内在于中国语言现代化运动之中。
首先，拉丁化运动的外在政治性体现于，它对现代中国民族共同语问题的批判和重构，主要借助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共同语”系统论述尤其是列宁的相关理论，是对苏俄语言政策和语言理论的直接套用。通过诉诸阶级论框架和民族自决原则，瞿秋白将国语运动的大一统民族主义逻辑解读为实质的权力关系——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和主体民族对弱小民族的语言压迫。与之相对，“普通话”则被建构为代表大众的单一汉民族共同语，成为承载民族平等和特定阶级政治诉求的普遍性语言。诸多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历史学具体研究已经充分说明，民族共同语的建设总是伴随着复杂的政治和文化权力竞争。国语运动当然也不例外，但它同时也是对历史语言遗产和现实语言格局的继承。相较之下，“普通话”则毋宁说是一种体现政治理念的想象性语言，尽管伴随着中共政治政策和话语的转变，其阶级色彩和单一民族指向都在逐渐稀释。根据王东杰的研究可知，经由左翼文化人的广泛使用和社会传播，“普通话”作为指称共同语的概念本身，在与“国语”的名词竞争中，成功地扩大了社会认同度。1955年国家语委正式规定了“普通话”作为国家标准语的合法地位，明确定义其“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新政权实际沿用了“国语”的语言标准却摈弃了“国语”这一历史概念，这深刻地说明了新中国对左翼语言运动政治意涵和历史影响的象征性继承。
其次，从瞿秋白开始的拉丁化派对国语运动的批判，又真实地内在于中国的语言现代化运动之中，并折射出民族共同语建设过程中深层的内在矛盾。在国语运动的展开过程中，国语和方言始终构成一种矛盾的张力关系。一方面，正是在国语运动的刺激和带动下，才有了语言学界对方言的调查研究和方言文学运动的兴起，方言也确实被调动起来参与到尚很薄弱的“国语”的建设当中，甚至严格说来就连“国语”本身也是一种方言，茅盾就说“白话文学”只是“北方方言文学”；另一方面，国语运动为了贯彻普遍性和统一性的逻辑，又势必造成对其他地方性语言的压制和改造。国语运动的“大一统”诉求促使其必须选择一种优势的地方语言为基础，同时它也付出了牺牲方言口语多样性的代价。1925年钱玄同在为顾颉刚编纂的《吴歌甲集》一书所作序言中，就曾指出国语运动为了统一，不惜使方言中原本“辨别很微细的词儿混淆起来，用意思相近而涵义较广泛的——其实就是较不真切的——来代替”，从而牺牲了“涵义非常真切，辨别务极微细”这一方言最大的优势。综合观之，国语运动激发了方言的“觉醒”，无疑为拉丁化派论证方言的重要性提供了有利论据；国语运动制造的方言不平等关系，则又适足成为其批判的靶向。拉丁化运动的方言取向，在阶级立场之外，同样包含着谋求地方语言平等的理想主义诉求。因此尽管瞿秋白指责“国语”完全摈弃方言可能是一种自觉的“误解”，聂绀弩、胡绳等人以语言融合理论为支撑试图让各种方言完全平等地参与共同语建设也并不现实，但它确实是对“国语”与方言紧张关系的一种“矫枉过正”。 另外，在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拉丁化阵营内部也在逐渐地纠正既往的偏颇，承认了现阶段需要共同语以及共同语应以北方方言为主导的客观事实。
诚如学者所言，在民族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地方性方言作为地方语言和地方文化形式，在文学表达上有其容留空间，但只能构成民族共同语和民族形式的附属部分。各方言语汇的差异性并不允许被过分强调，因为它会削弱和冲击普遍性语言的坚实合法性，这是民族主义下的语言“潜规则”。1950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了由李立三翻译的斯大林最新语言学论著，文中彻底地否认了马尔的语言融合理论。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方言文学讨论，也最终达成了一种出自语言学家、较为各方接受的结论，即是各方言只是“表面形态上音韵系统的差别”，这与国语运动时期赵元任等语言学家的结论是一致的。 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正式通过了在全国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决议。保留“普通话”概念，将方言重新还原为相对“普通话”而存在的纯粹地方性语言，这是新中国对这场运动语言主张的最终裁定。历史重新回到了塑造民族国家文化同一性的既有轨道。在民族危机深重的1930、1940年代，拉丁化运动倡导方言，虽然有失偏颇，但有其复杂动因和演变过程，需要历史地加以理解。这场运动不仅始终洋溢着真切而朴素的大众启蒙热情，而且，它以夸张乃至变形方式呈现出地方言与普遍语言之间的张力，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之下仍将或隐或现地长久存在。
湛晓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北京 100875)。
四、违背“书同文”：各界对方言拉丁化的质疑与批评
用拉丁化汉字来书写方言的原则，不仅见诸《拉丁化概论》等发行较广的著作当中，且在《太白》《生活知识》《清华周刊》等左翼刊物上被频繁地宣传。遵循拼写方言的基本原则，大众语论战之后，支持拉丁化运动的个人和研究团体就创制出了大量方言拼音方案。依据方言分布的情形，1931年第一次汉字拉丁化大会曾将全国划分为北方、广东、福建、江浙以及湖南广西五大方音区域。但是，运动中实际制订的方言拼音方案，远比1931年的划分更加细化，以致每一大方音区下都出现了几种以地区或县为单位的方言拼音方案。据时人统计，至1936年底也就是运动发起仅两年，即已至少推出了包括广州话、潮州话、厦门话、福州话、江南话、上海话、南京话、宁波话、无锡话、温州话、汉口话、蓝田话、四川话、广西话等十几种方言拼音方案。除此之外，拉丁化派还着手少数民族的文字拉丁化工作，相继研制了蒙古语和苗族语的拉丁化方案。与此同时，还出版了一些方言拉丁化杂志及课本，在无锡、南京、广州等地还成立了方言研究会团体。
拉丁化派对方言拉丁化的宣传和具体实践，因应了战时群众动员、抗战宣传的需求，彰显出了政治民族主义色彩，因而能够超越党派和阶级范畴而为其他一些民主人士所接受。1936年初推出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的公开宣言，由陶行知草拟，征集了包括蔡元培、柳亚子、孙科等共计680多位各界名流签名。反对国语、书写方言的主张在这份具有影响力的文献中得到了明确和公开的表达。参与签名的郭沫若等人在事后还专门撰文支持方言拉丁化。这说明，从大众语论战逐渐明朗的书写方言导向，无疑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在1940年民族形式的论争中，胡风就将十年来的文化大众化运动的贡献，归结为“方言文艺和方言土话的拼音化底要求这两个问题的提出”。
然而，方言拉丁化在形式上破坏了语言文字的统一民族形式，在理论上解构了国家民族主义的历史合法性，这使得它在发酵为舆论热点的同时，招致了来自不同的文化群体和政治力量的极为强烈的非议、质疑。
首先，拉丁化派对国语运动和“国罗”的密集攻击，势必激起“国罗”派的回击。尽管“国罗”派因各种原因不能形成论战的群体效应，但也不乏凌厉的反击。一方面，“国罗”支持者提醒“拉化字运动者在攻击国语的存在之前要睁眼看事实”，并针对拉丁化派对国语之民族压迫等方面的指责，一一予以反驳；另一方面，“国罗”派的中坚人物黎锦熙等人，又反过来攻击方言拉丁化的沟通缺陷和不能表达高深文化的缺点，进而确认书写国语的正确性。“国罗”派的反驳尽管言辞激烈，但着眼点仍在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层面。
其次，方言书写造成的文字“分而治之”的当下事实，直接被视作民族文化统一和国家政治统一的威胁，因而招致了“国罗派”以外的其他社会人士的批评。此种批评，主要彰显的是大一统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
在维护汉字的人们看来，汉字是构建民族文化认同、维系文化一统的有力要素，书写方言则背弃了“书同文”之历史传统，无异于文化分裂。维护汉字而反对汉字拉丁化者，既有余家菊这样的国家主义者，亦有秉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的纯粹学者。钱穆、张世禄、吕思勉等一批学者，较为一致地褒扬汉字跨越时空的稳定性和消融方言的同一性，肯认其“有裨于民族和文化之统一性者为功甚大”，谴责方言拉丁化分裂社会和磨灭民族意识。师承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语言学家张世禄，从语言文字学的专业角度论证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字之间有不可割裂的适配关系，明确反对汉字拉丁化。1939年，张世禄在《社会科学》杂志上撰文指斥方言拉丁化“直令同文之国，一变而为‘出疆数武，笔札不通’”，发出“文字趋于分歧，其将何以维系国家民族之统一”的严厉质问。此前从未对拉丁化发表意见的胡适，也在1936年与周作人的通信中表示：“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语、汉字、国语文这三样东西’来做联络整个民族的感情思想的工具。这三件其实只是‘用汉字写国语的国语文’一件东西，这确是今日联络全国南北东西和海内海外的中国民族的唯一工具。”在拉丁化运动处于最高潮之际，胡适以“用汉字写国语的国语文”为“唯一工具”的说法，无疑是意味深长的。
再者，在社会舆论中有“分裂之虞”的方言拉丁化实践，不啻为国民政府压制拉丁化运动提供了更加“堂皇”的理由。本来，拉丁化运动欲废除汉字，又直接否定由政府推进的国语运动，自然不见容于当局。就民国的实际情形而言，方言和地方政治的关系较为复杂，并不存在必然对应的关系，拉丁化运动的宣传也始终在澄清方言与民族共同语的辩证统一关系。然而，亟于巩固政治统一的国民政府，对方言与地方认同之间的暧昧关联本就有所警惕，国共两党对立的现实则使得此一问题分外尖锐和敏感。何况，将方言解读为宗法时代“地方主义”和“同乡观念”之语言遗留的观念，即使在左翼知识分子中间也并不稀见。另外，正疯狂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也的确曾企图假手拉丁化运动，以方言文字为媒介建立独立的广东国、福建国，以实现其分裂中国的政治野心。加之，抗战爆发后激起了高昂的文化民族主义浪潮，更使得政府维护民族语言文字统一的立场更显正当。1938年4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通令即明确指出，此前取缔拉丁化运动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该运动“时被反动分子利用为宣传工具”，一是倡导方言“足以妨碍国语之统一运动”，“与国人公认之语言统一，为现代国家条件，背道而驰”，肯定其虽有“徐图国语统一之志”，“然其实现，必甚困难”。同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向中央社记者发表公开谈话时，斥责拉丁化运动“废除汉字，足以破坏民族文化之统一，拼切方音足以阻碍国语教育之进行”，态度则已是完全的否定。鉴于联合抗战的需要，1938年下半年国民政府曾对拉丁化运动予以短暂解禁，允许其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存在。只是解禁不到一年，国民党中央党部旋又明令取缔之。如果联系国民政府教育部1942年曾发布公告明令将“汉字”改为“国字”之事实，及其背后所散发的强烈的统一民族国家意志，则当局对拉丁化运动查禁的态度自不难理解。
如果说国民党中宣部和教育部的公告因代表官方意见因而措辞较为委婉，那么国民党文化人以个人名义对方言拉丁化的攻击就堪称猛烈了。任职于国民党中宣部的文人张涤非，这方面的言论最多态度也最为激烈。1938年至1940年期间，在国民党中宣部主管下的《文化建设》《抗战向导》《胜利》等刊物上，张涤非陆续发表了《中国统一与中国话拉丁化》《土语拉丁化再论》《中国文字拉丁化纠谬》等数篇文章，后又将上述文章结集出版了名为《土语拉丁化批判》的专著，对方言拉丁化大加挞伐。张涤非援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中国处在消灭封建割据促进资本主义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五四以来“提倡国语，废除土语”，正是顺应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统一的时代需要，拉丁化运动反对国语统一运动而诉诸“封建主义的小邦”的方言土语，乃是在政治上回向封建割据的历史倒退，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之曲解。尽管张涤非对方言做出了完全否定性的评判，而拉丁化派则对方言予以多角度肯定，然而在不同的判断背后，二者又真实地共享了社会形态决定语言性质这一语言进化论逻辑。在这一进化论逻辑中，国语统一无疑彰显着现代性，方言则确实与传统的“封建性”“地方性”同构。左翼作家祝秀侠和魏猛克在大众语论战期间之所以否定方言，依据的正是此一逻辑。对于拉丁化派来说，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必须承认而不是否认方言的“封建性”，而这自然构成对方言的否定。面对这一矛盾，胡绳、聂绀弩等给出了“批判性地接受”方言的标准答案，又经由对国语之“虚假”统一的揭批，证明了地方性语言在过渡时代的价值，从而至少在理论上实现了自洽。然而，这毕竟只是拉丁化派的自说自话，在拉丁化派以外，承认国语统一的进步性毕竟是一种更普遍的认识 ，张涤非的批判也因此仍有其力度。不过，作为以积极反共闻名的国民党人，张涤非攻击拉丁化运动是彻底的党派政治，指斥方言拉丁化为中共地方割据的图谋，都说明政治攻击而非学理“纠谬”才是他批判的真正目的。
面对社会各界对方言拉丁化的质疑与批评，拉丁化派从不同层面予以回击。聂绀弩、拓牧等人主要强调了方言拉丁化各方案之间在拼写技术层面的统一性。史布金等人则从统一民族语言的合理方式这一层面，论证方言拉丁化并非 “不要统一”，“而是要真正的统一”。也有人反驳人群或国家能否统一取决于“物质的厉害”关系而非语言文字，间接维护方言拉丁化之合理性。由于没有触及拉丁化如何适应现阶段共同语的需要这一核心问题，上述的反驳均显得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不过，拉丁化阵营中的少数骨干人物，则因此对方言拉丁化的偏激取向及其内在危机，产生了相当的警觉。1936年胡愈之发表于《生活日报周刊》的《新文字运动的危机》一文，代表了当时对这场运动最深刻的反思。胡愈之严肃地指出，方言拉丁化表面繁荣背后潜藏的两种危机，一是目前的拉丁化汉字所记录的口语芜杂而不精密，只有地方性而无普遍性，还不配称之为真正的文字。二是拉丁化派一味地顺从于语言分歧的现实，毫无标准地推出各种方言拉丁化方案，实际是放弃了促进语言统一的人为努力，“把文字当作了口头语的奴隶”。针对后一种也是更为明显的危机，胡愈之提议必须严格限制方言新文字的泛滥，重新回到制定五至七种方音区标准文字的既定方向，并且正式提出应当重新制订全国性的拉丁化标准文字的统一方案。在文中他还一反之前拉丁化派全盘否定国语运动的偏激立场，客观地肯定了其局部促成语言统一的历史成绩，强调了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建立民族统一语的刻不容缓。这种建立标准语的明确自觉，明显是对运动初期片面而极端的方言拉丁化取向的反拨。
但是，胡愈之对拉丁化运动危机的警觉和纠偏，并没有立即激起其他拉丁化支持者的共鸣，反而被视为“有毒理论”和“歪曲的论断”，招致了严厉谴责。广州的《新文字周刊》很快就出版专号对该文予以集体“清算”，《生活知识》刊物上也有读者撰文嘲笑胡愈之“在方言连交溶还没有的时候，却要求在现在‘创造全国拉丁化标准文字’”，是犯了真正的“左倾幼稚病”。
五、在与“国罗”的合流中回归：共同语与方言并重
总体而言，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之后，在方言与标准语问题上，类似胡愈之式的理性认知在拉丁化阵营内得到了更多的认同。大约从1937年初开始，在可能丧失民族语言文字的强烈民族危机意识刺激下，“国罗”派与拉丁化两派也以《语文》月刊为公共平台，展开了相对平和的对话，在对话中双方均表露出和解的意愿。1938年之后伴随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拉丁化运动的政治文化定位有了较大的转变，进一步确定了团结“国罗”派以建立“语文联合战线”的策略。
抗战爆发尤其是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政治话语的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民族解放，明确主张建立各阶级、各民族联合的统一抗日战线。中共的民族政策和民族观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体现为民族政策由偏重民族自决转变为促成建立各民族联合的统一国家，观念上则形成了多民族共存的整体性的“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配合着中共上述政策导向和观念的转变，拉丁化倡导者不再宣扬建设单一民族共同语，语言的阶级论色彩也大大淡化。
拉丁化派与“国罗”的初步和解，同时也意味着他们较为切实地感到了推行“共同语”的必要。1938年3月，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到汉口的拉丁化运动骨干焦风、叶籁士等人，与曾经数度论战的对手——国语罗马字支持者王玉川在经过面谈协商后达成共识，确认了双方认可的五项基本原则，其中一项就是“土语通过国际化字母而书面化的工作，和在土语中间推行一种‘全国共同的辅助语’的工作，在眼前有同样的需要，可以看环境的‘需要’和‘可能’，同时分头进行”。由于拉丁化运动一直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机构，“汉口协商”代表的只是焦风等少数拉丁化骨干的意见，相比之下，1939年倪海曙草拟、陈望道修改，经上海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多次讨论后通过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则是更具广泛代表性的一份纲领性文件。《草案》对运动的政治意义和方言拉丁化问题上做出了重新表述。与海参崴大会所确定的国际主义文化革命的目标不同，《草案》裁定现阶段拉丁化的目标乃是发展“形式是方言的，内容是民族革命的大众语文文化”。《草案》在重申坚持方言拉丁化基本原则的同时，又明确申明了“同意把北方话作为今天中国方言中的区际语，在这过渡的时期里，来担负起未来民族统一语的一部分任务”，同时刻意强调在技术上应更加注重维持方言方案和北方普通话方案的统一性，在语汇上则提倡克服方言语汇的地方性而提升其普遍性。
1940年之后，拉丁化阵营更进一步地明确了“北方普通话”作为主导方言的地位。1940年在《草案》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拉丁化中国字理论大纲》进一步地指出，北方普通话作为历史上形成的“中国各省人大致可以共同懂得”的语言，应当“在语言的统一过程中，起主导的作用，使方言的和合更为具体”，这是拉丁化派对北方方言事实主导地位的明确承认。这样一来，“北方普通话”的作用已庶几接近于标准方言。曾经在方言书面化问题上相当左倾的聂绀弩也在1946年撰文表示，八年抗战促进了方言口语的融合，使得“统一语的需要性比以前大大增加了，那么国罗派以流动性的人民为对象，致力于统一语的拼音化，拉新派以土著居民为对象，致力于方言的拼音化，两者尽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1949年8月中共赢得内战胜利的前夕，吴玉章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已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立场建议以北方方言为“全国语言”发展之标准。在经历过片面而绝对地“方言拉丁化”时期之后，拉丁化运动的主力阵营终于较为一致地达成这一相对趋于合理的共识。当然，这种共识之外，认为“共同的标准语是应该有的，但应该在方言之后”，甚至认为“区际语”的提出还根本不到时候的简单化意见也仍然存在。而且，承认应当以北方方言为主体建立“区际语”，也并不意味着对语言融合理论的遽然放弃。前述吴玉章致毛的信中就仍赞成各地区和各民族各有其方言拼音文字。1949年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围绕着是否方言拉丁化也仍有持续的讨论，直至1955年拉丁化运动结束才宣告终结。
六、结 语
上述对1949年前汉字拉丁化运动核心语言原则的考察，大致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进程——瞿秋白经由对国语运动的否定性批判，重构了一种以普通话为主、方言为辅的语言发展格局，而勃兴之后的拉丁化运动则在对瞿氏理论的扬弃中，经历了一个从主张方言口语至上到强调共同语与方言并重的演变。拉丁化运动理论的发展演变及其导向的特殊性，既直接受制于外在的政治意识形态，又内在于中国语言现代化运动之中。
首先，拉丁化运动的外在政治性体现于，它对现代中国民族共同语问题的批判和重构，主要借助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共同语”系统论述尤其是列宁的相关理论，是对苏俄语言政策和语言理论的直接套用。通过诉诸阶级论框架和民族自决原则，瞿秋白将国语运动的大一统民族主义逻辑解读为实质的权力关系——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和主体民族对弱小民族的语言压迫。与之相对，“普通话”则被建构为代表大众的单一汉民族共同语，成为承载民族平等和特定阶级政治诉求的普遍性语言。诸多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历史学具体研究已经充分说明，民族共同语的建设总是伴随着复杂的政治和文化权力竞争。国语运动当然也不例外，但它同时也是对历史语言遗产和现实语言格局的继承。相较之下，“普通话”则毋宁说是一种体现政治理念的想象性语言，尽管伴随着中共政治政策和话语的转变，其阶级色彩和单一民族指向都在逐渐稀释。根据王东杰的研究可知，经由左翼文化人的广泛使用和社会传播，“普通话”作为指称共同语的概念本身，在与“国语”的名词竞争中，成功地扩大了社会认同度。1955年国家语委正式规定了“普通话”作为国家标准语的合法地位，明确定义其“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新政权实际沿用了“国语”的语言标准却摈弃了“国语”这一历史概念，这深刻地说明了新中国对左翼语言运动政治意涵和历史影响的象征性继承。
其次，从瞿秋白开始的拉丁化派对国语运动的批判，又真实地内在于中国的语言现代化运动之中，并折射出民族共同语建设过程中深层的内在矛盾。在国语运动的展开过程中，国语和方言始终构成一种矛盾的张力关系。一方面，正是在国语运动的刺激和带动下，才有了语言学界对方言的调查研究和方言文学运动的兴起，方言也确实被调动起来参与到尚很薄弱的“国语”的建设当中，甚至严格说来就连“国语”本身也是一种方言，茅盾就说“白话文学”只是“北方方言文学”；另一方面，国语运动为了贯彻普遍性和统一性的逻辑，又势必造成对其他地方性语言的压制和改造。国语运动的“大一统”诉求促使其必须选择一种优势的地方语言为基础，同时它也付出了牺牲方言口语多样性的代价。1925年钱玄同在为顾颉刚编纂的《吴歌甲集》一书所作序言中，就曾指出国语运动为了统一，不惜使方言中原本“辨别很微细的词儿混淆起来，用意思相近而涵义较广泛的——其实就是较不真切的——来代替”，从而牺牲了“涵义非常真切，辨别务极微细”这一方言最大的优势。综合观之，国语运动激发了方言的“觉醒”，无疑为拉丁化派论证方言的重要性提供了有利论据；国语运动制造的方言不平等关系，则又适足成为其批判的靶向。拉丁化运动的方言取向，在阶级立场之外，同样包含着谋求地方语言平等的理想主义诉求。因此尽管瞿秋白指责“国语”完全摈弃方言可能是一种自觉的“误解”，聂绀弩、胡绳等人以语言融合理论为支撑试图让各种方言完全平等地参与共同语建设也并不现实，但它确实是对“国语”与方言紧张关系的一种“矫枉过正”。 另外，在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拉丁化阵营内部也在逐渐地纠正既往的偏颇，承认了现阶段需要共同语以及共同语应以北方方言为主导的客观事实。
诚如学者所言，在民族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地方性方言作为地方语言和地方文化形式，在文学表达上有其容留空间，但只能构成民族共同语和民族形式的附属部分。各方言语汇的差异性并不允许被过分强调，因为它会削弱和冲击普遍性语言的坚实合法性，这是民族主义下的语言“潜规则”。1950年7月，《人民日报》刊登了由李立三翻译的斯大林最新语言学论著，文中彻底地否认了马尔的语言融合理论。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方言文学讨论，也最终达成了一种出自语言学家、较为各方接受的结论，即是各方言只是“表面形态上音韵系统的差别”，这与国语运动时期赵元任等语言学家的结论是一致的。 1955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正式通过了在全国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决议。保留“普通话”概念，将方言重新还原为相对“普通话”而存在的纯粹地方性语言，这是新中国对这场运动语言主张的最终裁定。历史重新回到了塑造民族国家文化同一性的既有轨道。在民族危机深重的1930、1940年代，拉丁化运动倡导方言，虽然有失偏颇，但有其复杂动因和演变过程，需要历史地加以理解。这场运动不仅始终洋溢着真切而朴素的大众启蒙热情，而且，它以夸张乃至变形方式呈现出地方言与普遍语言之间的张力，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之下仍将或隐或现地长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