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亚帆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年02期
DOI：10.3969/j.issn.1671-2714.2014.05.008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相关人口政策的作用下，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原来金字塔形的人口结构变成了如今纺锤形的人口结构，表明较低的生育水平和社会人口老龄化已经到来，即老人和儿童的数量增加，适龄劳动力减少。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应对老龄化的问题上面临着更多、更大和更严峻的挑战。①随着民众生活水平与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也从1981年的67.9岁提高至2010年的73.5岁，同时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并不完善，出现了不小的养老金缺口。于是延迟退休政策应运而生，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保证社会保障体系的安全、健康和平稳运行。
但这项制度并没有马上付诸实践，还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意在维护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在此，笔者并不聚焦于探究延迟退休制度的深层意义，而是着力探究延迟退休制度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巧合的是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我国国民收入倍增的愿景，两项政策恰好有一个时间上的重合，笔者探讨两者的互相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一、延迟退休政策的背景和由来
探究延迟退休政策的实行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就要了解延迟退休政策产生的背景及过程，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延迟退休政策的提出背景
如今中国居民身体素质不断提高，人均寿命延长，这是时代发展、科技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我国日渐稳定强大的表现。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但其异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是，人均收入的增长并没有跟上人口转变的步调。
中国老年人口从2003年的9692万人，增至2012年的12714万人，10年间增长近3000万人(见图1)。中国总人口也在增长，单从老年人口增长数据得出人口老龄化程度也许比较牵强，继续考察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可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开始显现(见图2)。然而人均收入水平与其他同样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相比相去甚远，这就意味着“未富先老”。②
图1 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③
图2 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④
不仅如此，国内外众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也即将开始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刘易斯拐弯”的来临。而“刘易斯拐点”的降临也往往伴随着以下几个特征：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增速明显减缓；经济持续增长，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整个市场保持对劳动力持续的需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劳动力的供给。这些特征表现为珠江三角洲的“民工荒”现象，造成“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短缺和由其引发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在城镇中，因为男女职工退休较早，所以实际经济活动人口远远小于劳动年龄人口。⑤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已经逐渐熄火，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因为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的特殊性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所以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对我国二元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来临显得至关重要。如今，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无限制增长会导致贫困和饥荒的论断已经不再流行，同时在现实社会中也找不到合适的例子。当代主流学者普遍认为，人口乃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积极因素，通过相关数据的统计发现，二者之间普遍存在正向的互相促进的关系。中国的人口转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与中国古代到新中国成立经济发展较低的阶段相对应；第二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以及高自然增长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进步、健康和卫生条件改善的结果；第三阶段，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和国家干预的结果，表现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以及低自然增长率。当今中国正处于第三阶段。人口红利是当人口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的增长源泉。中国也因为之前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享受了长达几十年的人口红利，而如今由计划生育相关国策和其他相关因素如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导致劳动力人口的短缺面临人口红利的消失危机。⑥
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是以人口抚养比的止降反升为特征的。2010年我国总人口抚养比开始止降反升(见图3)，即2010年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但其消失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国应该还会享受一段时间的人口红利。
以上是我国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相关背景，而具体的社会保障养老制度的实施也不容乐观。由于我国现在的养老制度处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的过程，也就是两者都有，所以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国养老金的“空账”和“支付压力”问题。2011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已经超过2.2万亿，较2010年增加约5000亿，且每年都以25%的速度扩大；⑧在2011年，中国有14个省份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上收不抵支，缺口达到767亿元。⑨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政府不仅在公共财政上背负了巨大的负担，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也很难保证。
图3 2003-2012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变化情况⑦
(二)延迟退休政策的提出历程
早在2008年11月，相关部门就提出当条件酝酿成熟后实行延迟退休制度，女职工从2010年起开始，男职工则从2015年起，以每三年延迟一岁的速度进行，将男女的退休年纪都调整到65岁，这个计划有望在2030年达成。此方案一出，引起各方争议。在采纳社会各界意见并权衡后，2014年人保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人保部将在2020年前推出延迟退休的政策，⑩而这个政策是一个渐进式的办法。这个渐进式的退休办法，是指以一种缓慢而稳妥的方式，逐步延长我国居民的退休年龄，尽量把退休年龄的延迟对社会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这也是很多其他国家所使用的方法。
二、延迟退休政策对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
延迟退休政策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并不能一概而论，延迟退休政策既可以通过影响老年人的收入、投资和储蓄来直接影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也可以通过缓解与弥补“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以及“养老金缺口”来间接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产生影响。
(一)对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直接影响
延迟退休制度的实行，毫无疑问会直接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产生影响。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设理论认为，一个有代表性的消费者在任何年龄分配到的用于消费的资源仅依赖于他的毕生资源，而与当前得到的收入完全无关。劳动者会在他们工作期间根据他们毕生所获得的资源进行储蓄，进行较为均匀的分配，以便他们退休后还可以保持相应的生活水平。(11)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劳动者的劳动起始年龄慢慢推迟，如果劳动者的退休年龄不变的话，其实际工作的时间会缩短，所取得的总收入也必然会减少，又由于现在人均寿命的不断增加，那劳动者的总收入均匀到退休时期每一年的收入必然也会减少，因此很有可能导致部分老年人在晚年陷入贫困。
如果实行延迟退休制度，此情况可得到较大的改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我国养老金一直处在较低的层级，但随着延迟退休制度的实行，劳动者延迟退休那些年所取得的收入必然要比退休金要高，这样就拉高了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同时，收入总量的上升，可使居民拥有更多的投资资本，由此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就对延迟退休的城镇居民退休后的人均收入有了一个额外的提升。
(二)对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间接影响
1.对“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应对。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也不免将在今后数十年迎来“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恰逢其时，中国计划在2020年推出“延迟退休政策”，众所周知，该政策有两个目标：增加劳动力供给和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劳动力供给的增加正是应对“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到来造成的经济负面影响最好的一剂良药。
“刘易斯拐点”即是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是中国经济由二元模式向一元模式而必须经历的。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大产业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故在未来几十年中劳动力的短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延迟退休政策无疑给劳动力供给市场打入一针强心剂。(12)不过，也有人质疑延迟退休政策会使大学生就业受到影响，导致就业难。这样的观点起源于“劳动力市场就业总量恒定假说”，这个假说不仅古老而且是错误的，就业数量是取决于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和社会的均衡工资率，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值。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行业升级已然普及，老年人的职位大多是高端且专业的，这样老年人其实与大学生的就业岗位并没有一种绝对替代的关系。由于人力资本充足，各大行业的发展必然会更加平稳迅速，将市场蛋糕做大做好，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也会随着行业的发展水涨船高。不仅如此，历史证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也意味着人口红利渐渐地开始消失，可以说“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这两者的出现往往是相对应的，甚至存着一种正相关的关系。(13)人口红利毫无疑问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在不久的未来，当其完全消退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可能会陷入一个相对困难的局面。然而，当未来延迟退休政策实行时，代表人口红利的指标——人口抚养比就会在一段时间内下降或维持一个平稳的状态，延迟了第一次人口红利消退的时间。通过这一段时间，我国就有可能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大力发展技术提高生产力，并对相关体制进行改革找到新的增长点，促进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产生。这样，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就填补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之间的真空期。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的供给、储蓄和技术进步这三条路径，使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的状态，(14)各大产业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国民收入也水涨船高。通过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收入分配调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也必然在将来因为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获得较大幅度的提高。
2.“养老金缺口”的缓解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我国“养老金缺口”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任其持续恶化下去，将威胁到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和发展，进而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和民生，实行相关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养老金缺口问题”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养老金收不抵支问题。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养老双轨制的存在而导致的，大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都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其养老金都是由国家负担，仅由普通职工缴纳的保险金肯定无法负担所有员工的养老保险，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制度设计和操作问题，“养老金”收不抵支的问题日渐严重。二是“空账”问题。“空账”的出现，是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确立的统账结合养老制度的遗留问题。因为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而此制度确立前已退休的职工个人账户是空的，他们的养老金是由后来职工的个人账户负担的，故由其带来的相关的制度成本，就形成了我国养老金个人账户上规模巨大的空账问题。(15)为了应付这两个问题，使社会保险制度安全平稳的运行，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国家财政收入来弥补日益扩大的“养老金缺口”，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制约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
由表1可知，自2007年我国财政对社保基金和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职工的补助绝对值一直在以一个相当快的速度增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4.6%和12.5%。在2012年我国财政对社保基金的补助甚至达到了年财政收入的3.0%以上，严格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乐观的信号，表示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未正常的运转，没有实现收支平衡，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财务危机。此外，我国政府实际采取的是“实缺实补”的做法，即养老金缺口由我国财政收入来负担，同时由于双轨制的存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退休支出也在较快速度增长，这两方面原因导致我国财政压力与日俱增。
不过将来延迟退休政策若能得到推行，我国的“养老金缺口”问题将会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因为无论是普通员工还是行政、事业单位员工，都从需要领取养老金的状态变成了需继续缴纳养老金的状态。据统计，我国退休年龄每延长1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收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16)如此，中央政府就可以把本来预期用于补助社会保险基金和支付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的财政收入用于公共投资，公共投资的增加又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第一，作为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扩张本身就意味着总需求的扩张，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态势下，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其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公共投资的主要领域往往具有典型的外部正效应，比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它的发展直接为以此为发展基础的相关产业部门的扩张提供了支持，因此许多研究文献强调公共投资扩张对私人投资效率提高产生的积极意义，公共投资的先期扩张，往往带来私人投资的繁荣，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累积效应；第三，公共投资的一些特殊领域，比如教育与科技投资，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源泉，因此公共投资的意义可以有一部分通过技术进步的作用体现。除去公共投资，我国财政的缓解也会使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大，提高低收入阶层的人均收入。故公共投资和转移支付通过两个不同的路径都会使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增加，也会使社会总福利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由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而日益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也会在另一个层面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产生一个额外的助力。养老保险制度的日益完善必然伴随着支付力度的扩大，这必然使老年退休职工的收入更加丰厚，同时也会对年轻劳动者起到了一定示范作用。这会使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预期迅速提高，从整体上提升整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内需，促使经济的第二轮增长，各大产业的愈加繁荣将使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更上一层楼。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延迟退休政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则又会别有一番洞天。当今我国企业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高位，这增加了企业的用人成本，甚至已经束缚了企业的发展，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有学者利用“中国社会保险收支预测模型”估计出2010年、2020年和2050年的养老保险缴费率，结果十分惊人，竟达到了23.86%、28.88%和51.30%。但如果未来“延迟退休政策”得以施行，男女职工退休年龄都以65岁为准的话，缴费率会分别下降到10.23%、12.26%和27.03%，下降一半有余。(17)由此可以看出，随着退休年龄的延迟，养老保险缴费率也会随之降低。这样极大地减轻了企业的负担，能使企业重新焕发生机，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增加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
综上可以看到，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宏观背景下，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已经明显与实际情况不再适应，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已是大势所趋。延迟退休政策在2020年实行，在解决了其相应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同时，也会恰逢其时地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为在处于“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和“养老金缺口”日渐严重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打上一针强心剂，进而提高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是在政策推行的进程中也应该灵活解决其他问题，否则效果会大打折扣，更谈不上经济的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甚至有可能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危害社会的稳定。例如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笼统地渐进式地延迟退休对于解决中国各部分人群的退休问题是不理智的，因为就业压力、收入差距、单位职能和工作性质甚至下岗和事业问题都是政府推行政策时需要考虑的，应该在适当时候出台相关适应不同人群不同职业等具体情况的实施细则，以便在推行政策的同时平衡各方利益，维护社会稳定。
①蔡昉：《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探寻中国未来的增长源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5-88页。
②蔡昉：《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探寻中国未来的增长源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155页。
③数据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④数据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⑤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108。
⑥李军：《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108页。
⑦数据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⑧李唐宁：《养老金缺口的N个版本》，《经济参考报》2012年7月23日，第5版。
⑨张然：《中国14省份养老金缺口767亿元》，《京华时报》2012年12月18日，第A03版。
⑩李子君：《人保部：延迟退休方案2020年前出台》，《北京商报》2014年3月10日，第2版。
(11)Franco Modigliani，Richard Blumberg，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 Section Data,In Kenneth K Kurihara(ed.),Post Keynesian Economics,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4,pp.338-436.
(12)刘元春：《“刘易斯拐点”与“延迟退休”》，《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12期，第76-79页。
(13)洪勇：《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异象、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华东经济管理》2012年第8期，第52-55页。
(14)陈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人口红利视角》，辽宁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3-44页。
(15)王利军：《论中国养老金缺口财政负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117-120页。
(16)仇雨临：《多管齐下，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以延迟退休年龄的争议为背景》，《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8期，第18-21页。
(17)雷小峰、唐益军：《延长退休年龄完善养老保险》，《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2期，第33-34页。
作者介绍：李亚帆，男，湖北武汉人，福建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福建 福州 350108
作者：李亚帆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年02期
DOI：10.3969/j.issn.1671-2714.2014.05.008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相关人口政策的作用下，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原来金字塔形的人口结构变成了如今纺锤形的人口结构，表明较低的生育水平和社会人口老龄化已经到来，即老人和儿童的数量增加，适龄劳动力减少。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应对老龄化的问题上面临着更多、更大和更严峻的挑战。①随着民众生活水平与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也从1981年的67.9岁提高至2010年的73.5岁，同时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并不完善，出现了不小的养老金缺口。于是延迟退休政策应运而生，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保证社会保障体系的安全、健康和平稳运行。
但这项制度并没有马上付诸实践，还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意在维护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在此，笔者并不聚焦于探究延迟退休制度的深层意义，而是着力探究延迟退休制度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巧合的是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我国国民收入倍增的愿景，两项政策恰好有一个时间上的重合，笔者探讨两者的互相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一、延迟退休政策的背景和由来
探究延迟退休政策的实行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就要了解延迟退休政策产生的背景及过程，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延迟退休政策的提出背景
如今中国居民身体素质不断提高，人均寿命延长，这是时代发展、科技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我国日渐稳定强大的表现。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但其异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是，人均收入的增长并没有跟上人口转变的步调。
中国老年人口从2003年的9692万人，增至2012年的12714万人，10年间增长近3000万人(见图1)。中国总人口也在增长，单从老年人口增长数据得出人口老龄化程度也许比较牵强，继续考察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可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开始显现(见图2)。然而人均收入水平与其他同样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相比相去甚远，这就意味着“未富先老”。②
图1 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③
图2 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④
不仅如此，国内外众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也即将开始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刘易斯拐弯”的来临。而“刘易斯拐点”的降临也往往伴随着以下几个特征：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增速明显减缓；经济持续增长，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整个市场保持对劳动力持续的需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劳动力的供给。这些特征表现为珠江三角洲的“民工荒”现象，造成“民工荒”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短缺和由其引发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在城镇中，因为男女职工退休较早，所以实际经济活动人口远远小于劳动年龄人口。⑤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已经逐渐熄火，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因为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的特殊性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所以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对我国二元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来临显得至关重要。如今，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无限制增长会导致贫困和饥荒的论断已经不再流行，同时在现实社会中也找不到合适的例子。当代主流学者普遍认为，人口乃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积极因素，通过相关数据的统计发现，二者之间普遍存在正向的互相促进的关系。中国的人口转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与中国古代到新中国成立经济发展较低的阶段相对应；第二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以及高自然增长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进步、健康和卫生条件改善的结果；第三阶段，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和国家干预的结果，表现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以及低自然增长率。当今中国正处于第三阶段。人口红利是当人口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的增长源泉。中国也因为之前金字塔型的人口结构享受了长达几十年的人口红利，而如今由计划生育相关国策和其他相关因素如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导致劳动力人口的短缺面临人口红利的消失危机。⑥
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是以人口抚养比的止降反升为特征的。2010年我国总人口抚养比开始止降反升(见图3)，即2010年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但其消失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国应该还会享受一段时间的人口红利。
以上是我国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相关背景，而具体的社会保障养老制度的实施也不容乐观。由于我国现在的养老制度处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的过程，也就是两者都有，所以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国养老金的“空账”和“支付压力”问题。2011年，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已经超过2.2万亿，较2010年增加约5000亿，且每年都以25%的速度扩大；⑧在2011年，中国有14个省份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上收不抵支，缺口达到767亿元。⑨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政府不仅在公共财政上背负了巨大的负担，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也很难保证。
图3 2003-2012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变化情况⑦
(二)延迟退休政策的提出历程
早在2008年11月，相关部门就提出当条件酝酿成熟后实行延迟退休制度，女职工从2010年起开始，男职工则从2015年起，以每三年延迟一岁的速度进行，将男女的退休年纪都调整到65岁，这个计划有望在2030年达成。此方案一出，引起各方争议。在采纳社会各界意见并权衡后，2014年人保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人保部将在2020年前推出延迟退休的政策，⑩而这个政策是一个渐进式的办法。这个渐进式的退休办法，是指以一种缓慢而稳妥的方式，逐步延长我国居民的退休年龄，尽量把退休年龄的延迟对社会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这也是很多其他国家所使用的方法。
二、延迟退休政策对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
延迟退休政策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并不能一概而论，延迟退休政策既可以通过影响老年人的收入、投资和储蓄来直接影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也可以通过缓解与弥补“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以及“养老金缺口”来间接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产生影响。
(一)对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直接影响
延迟退休制度的实行，毫无疑问会直接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产生影响。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设理论认为，一个有代表性的消费者在任何年龄分配到的用于消费的资源仅依赖于他的毕生资源，而与当前得到的收入完全无关。劳动者会在他们工作期间根据他们毕生所获得的资源进行储蓄，进行较为均匀的分配，以便他们退休后还可以保持相应的生活水平。(11)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劳动者的劳动起始年龄慢慢推迟，如果劳动者的退休年龄不变的话，其实际工作的时间会缩短，所取得的总收入也必然会减少，又由于现在人均寿命的不断增加，那劳动者的总收入均匀到退休时期每一年的收入必然也会减少，因此很有可能导致部分老年人在晚年陷入贫困。
如果实行延迟退休制度，此情况可得到较大的改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我国养老金一直处在较低的层级，但随着延迟退休制度的实行，劳动者延迟退休那些年所取得的收入必然要比退休金要高，这样就拉高了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同时，收入总量的上升，可使居民拥有更多的投资资本，由此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就对延迟退休的城镇居民退休后的人均收入有了一个额外的提升。
(二)对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间接影响
1.对“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应对。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也不免将在今后数十年迎来“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恰逢其时，中国计划在2020年推出“延迟退休政策”，众所周知，该政策有两个目标：增加劳动力供给和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劳动力供给的增加正是应对“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到来造成的经济负面影响最好的一剂良药。
“刘易斯拐点”即是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是中国经济由二元模式向一元模式而必须经历的。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大产业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故在未来几十年中劳动力的短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延迟退休政策无疑给劳动力供给市场打入一针强心剂。(12)不过，也有人质疑延迟退休政策会使大学生就业受到影响，导致就业难。这样的观点起源于“劳动力市场就业总量恒定假说”，这个假说不仅古老而且是错误的，就业数量是取决于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和社会的均衡工资率，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值。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行业升级已然普及，老年人的职位大多是高端且专业的，这样老年人其实与大学生的就业岗位并没有一种绝对替代的关系。由于人力资本充足，各大行业的发展必然会更加平稳迅速，将市场蛋糕做大做好，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也会随着行业的发展水涨船高。不仅如此，历史证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也意味着人口红利渐渐地开始消失，可以说“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这两者的出现往往是相对应的，甚至存着一种正相关的关系。(13)人口红利毫无疑问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在不久的未来，当其完全消退时，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可能会陷入一个相对困难的局面。然而，当未来延迟退休政策实行时，代表人口红利的指标——人口抚养比就会在一段时间内下降或维持一个平稳的状态，延迟了第一次人口红利消退的时间。通过这一段时间，我国就有可能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大力发展技术提高生产力，并对相关体制进行改革找到新的增长点，促进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产生。这样，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就填补第一次人口红利和第二次人口红利之间的真空期。人口红利通过劳动力的供给、储蓄和技术进步这三条路径，使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持续的高速增长的状态，(14)各大产业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国民收入也水涨船高。通过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收入分配调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也必然在将来因为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获得较大幅度的提高。
2.“养老金缺口”的缓解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我国“养老金缺口”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任其持续恶化下去，将威胁到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稳定和发展，进而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和民生，实行相关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养老金缺口问题”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养老金收不抵支问题。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养老双轨制的存在而导致的，大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都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其养老金都是由国家负担，仅由普通职工缴纳的保险金肯定无法负担所有员工的养老保险，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制度设计和操作问题，“养老金”收不抵支的问题日渐严重。二是“空账”问题。“空账”的出现，是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确立的统账结合养老制度的遗留问题。因为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而此制度确立前已退休的职工个人账户是空的，他们的养老金是由后来职工的个人账户负担的，故由其带来的相关的制度成本，就形成了我国养老金个人账户上规模巨大的空账问题。(15)为了应付这两个问题，使社会保险制度安全平稳的运行，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国家财政收入来弥补日益扩大的“养老金缺口”，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制约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
由表1可知，自2007年我国财政对社保基金和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职工的补助绝对值一直在以一个相当快的速度增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4.6%和12.5%。在2012年我国财政对社保基金的补助甚至达到了年财政收入的3.0%以上，严格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乐观的信号，表示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未正常的运转，没有实现收支平衡，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财务危机。此外，我国政府实际采取的是“实缺实补”的做法，即养老金缺口由我国财政收入来负担，同时由于双轨制的存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退休支出也在较快速度增长，这两方面原因导致我国财政压力与日俱增。
不过将来延迟退休政策若能得到推行，我国的“养老金缺口”问题将会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因为无论是普通员工还是行政、事业单位员工，都从需要领取养老金的状态变成了需继续缴纳养老金的状态。据统计，我国退休年龄每延长1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收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16)如此，中央政府就可以把本来预期用于补助社会保险基金和支付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的财政收入用于公共投资，公共投资的增加又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第一，作为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扩张本身就意味着总需求的扩张，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态势下，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其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公共投资的主要领域往往具有典型的外部正效应，比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它的发展直接为以此为发展基础的相关产业部门的扩张提供了支持，因此许多研究文献强调公共投资扩张对私人投资效率提高产生的积极意义，公共投资的先期扩张，往往带来私人投资的繁荣，从而为经济增长带来累积效应；第三，公共投资的一些特殊领域，比如教育与科技投资，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源泉，因此公共投资的意义可以有一部分通过技术进步的作用体现。除去公共投资，我国财政的缓解也会使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大，提高低收入阶层的人均收入。故公共投资和转移支付通过两个不同的路径都会使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增加，也会使社会总福利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由于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而日益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也会在另一个层面对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产生一个额外的助力。养老保险制度的日益完善必然伴随着支付力度的扩大，这必然使老年退休职工的收入更加丰厚，同时也会对年轻劳动者起到了一定示范作用。这会使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预期迅速提高，从整体上提升整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内需，促使经济的第二轮增长，各大产业的愈加繁荣将使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更上一层楼。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延迟退休政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则又会别有一番洞天。当今我国企业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高位，这增加了企业的用人成本，甚至已经束缚了企业的发展，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有学者利用“中国社会保险收支预测模型”估计出2010年、2020年和2050年的养老保险缴费率，结果十分惊人，竟达到了23.86%、28.88%和51.30%。但如果未来“延迟退休政策”得以施行，男女职工退休年龄都以65岁为准的话，缴费率会分别下降到10.23%、12.26%和27.03%，下降一半有余。(17)由此可以看出，随着退休年龄的延迟，养老保险缴费率也会随之降低。这样极大地减轻了企业的负担，能使企业重新焕发生机，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增加城镇居民的工资性收入。
综上可以看到，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宏观背景下，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已经明显与实际情况不再适应，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已是大势所趋。延迟退休政策在2020年实行，在解决了其相应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同时，也会恰逢其时地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为在处于“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和“养老金缺口”日渐严重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打上一针强心剂，进而提高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是在政策推行的进程中也应该灵活解决其他问题，否则效果会大打折扣，更谈不上经济的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甚至有可能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危害社会的稳定。例如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笼统地渐进式地延迟退休对于解决中国各部分人群的退休问题是不理智的，因为就业压力、收入差距、单位职能和工作性质甚至下岗和事业问题都是政府推行政策时需要考虑的，应该在适当时候出台相关适应不同人群不同职业等具体情况的实施细则，以便在推行政策的同时平衡各方利益，维护社会稳定。
①蔡昉：《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探寻中国未来的增长源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5-88页。
②蔡昉：《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探寻中国未来的增长源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155页。
③数据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④数据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⑤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108。
⑥李军：《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108页。
⑦数据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⑧李唐宁：《养老金缺口的N个版本》，《经济参考报》2012年7月23日，第5版。
⑨张然：《中国14省份养老金缺口767亿元》，《京华时报》2012年12月18日，第A03版。
⑩李子君：《人保部：延迟退休方案2020年前出台》，《北京商报》2014年3月10日，第2版。
(11)Franco Modigliani，Richard Blumberg，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 Section Data,In Kenneth K Kurihara(ed.),Post Keynesian Economics,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4,pp.338-436.
(12)刘元春：《“刘易斯拐点”与“延迟退休”》，《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12期，第76-79页。
(13)洪勇：《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异象、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华东经济管理》2012年第8期，第52-55页。
(14)陈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人口红利视角》，辽宁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3-44页。
(15)王利军：《论中国养老金缺口财政负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117-120页。
(16)仇雨临：《多管齐下，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以延迟退休年龄的争议为背景》，《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8期，第18-21页。
(17)雷小峰、唐益军：《延长退休年龄完善养老保险》，《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2期，第33-34页。
作者介绍：李亚帆，男，湖北武汉人，福建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福建 福州 35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