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周恩来科学总结经验，严于解剖自己，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对整风运动作出很大贡献，并为后人树立了一座不需雕琢的历史丰碑。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偕夫人邓颖超从西安抵达延安。当他们又看到那一层又一层的黄土高坡、一排又一排的窑洞，看到那高耸入云的宝塔山、辉映着朝阳的延河水，眼睛湿润了。周恩来对延安有一种特殊的眷恋，他们在延安居住的窑洞，被邓颖超称为婚后的“第一个家”。
3年前，周恩来离开延安去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同时担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就像当年的诸葛亮住在孙权的政治中心一样，他远离中央，身居虎穴，一举一动都在特务密探的严密监视之中，但他镇定自若，泰然处之。如今，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延安，一种回家的感觉油然升起。
从醉生梦死、黑暗腐败的国统区回到艰苦卓绝、朝气蓬勃的延安，周恩来感到分外兴奋，也更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进步。8月2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他说：“我这3年在外，做的事情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3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
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检验，他对毛泽东的领导心悦诚服，他热情洋溢地说：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3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没有比这3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的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周恩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权威的领导人。他的这个讲话自然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周恩来回到延安的时候，正赶上“抢救运动”的高潮。
当时，中共中央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学委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康生更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他使审干运动离开了正常的轨道。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把紧张的审干运动推向了顶点――“抢救失足者运动”。
康生还在陕北公学作报告说：“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1个排？1个连？1个旅都够了。”这个报告后来被印成文件发往各单位、各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抢救运动”一时间“战果辉煌”。在延安，仅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有的县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几乎全被打成“特务”。比如，子长县39个外来知识分子干部，有37个被打成“特务”，并被指为了组成“国民党县党部”。许多重要的领导干部也被“抢救”，如陶铸、孔原、钱瑛等。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这些省的地下党组织都是由周恩来领导的。“抢救运动”造成的紧张气氛，使刚刚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处境相当困难。但是，他对审干工作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当陕甘宁边区政府整风运动负责人李维汉问他：“这（指所谓的“红旗党”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周恩来明确地回答：“正在清理，没这回事。”
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检讨自己错误
周恩来这次回延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参加正在深入开展的整风运动。
周恩来参加整风，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1941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决议，周恩来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南方局高级学习组的整风学习。不过，在重庆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加上工作繁忙和资料缺乏，使他难以集中时间，系统地整理自己的认识。
回延安后，有了这种可能。
1943年8月底，周恩来参加了高级干部的学习。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他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写了4篇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
前3篇笔记的内容分别是：关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第四篇笔记是阅读了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的，着重说明在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同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受其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迷惑有关。
在学习的基础上，周恩来对自己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写下了两万多字的笔记。从1943年11月15日起，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5天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
周恩来回顾了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历程，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前的情况。在发言中，他说：“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对自己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他也作了认真的检查。当然，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他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
在5天发言的结束语中，周恩来表示在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 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是一部党史报告，以史为纲，对重大事件有深刻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又绝对不以偏概全，能够启发人们的深入思考。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中，党内对党的六大有不同的看法，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应当比别人认识得更加清楚。因此，经过深入的研究，又同当年参加过六大的同志交换了意见后，1944年3月3日和4日，周恩来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就《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作了两次报告。他在报告中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维护毛泽东的领袖权威，同时也注意克服神化毛泽东的倾向。他实事求是地指出：关于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也有其发展过程的。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空做乡村工作”。周恩来还指出：“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
被认为是“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
延安整风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但是，由于这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很多人还不太习惯，因此，不免出现偏差。在第二阶段整风会议上，对周恩来就有过火斗争的偏向。然而，关于这段历史，许多关于周恩来的论著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
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秉笔直书，存真求实是修史的第一要义。
为了使读者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恕笔者引用一些文献资料。
胡乔木组织编写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有这样的记载：
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王明）、博（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上述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指出，对周恩来有一些“偏激之词”，并认为他是最危险的人物。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周恩来在党内经过多次复杂斗争，根据马列主义原则，依靠党的组织，同右的和“左”的倾向作不妥协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克服了这些倾向的事迹，由于种种原因，清楚地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并不多，而且长期流传着对他的许多不实之词。加之周恩来本人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功绩，却经常过分检讨自己的过失，在党内就产生了一些误解，使他受到不少过分的责备，以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比如有人认为：周恩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李立三路线错误时，采取的是“调和主义”的态度；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央，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成了“俘虏”，对王明等人妥协的结果。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就是指周恩来。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并且不指名地将它写在1945年党的决议上。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的功过是非，也是模糊不清的，似乎到了遵义会议他才拥护毛泽东的。（1990年第4期《中共党史研究》）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不可否认，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
在这个关键时刻，幸亏毛泽东及时发现并阻止了这种过火的批判。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
毛泽东的阻止非常重要。如果延安整风在“抢救运动”以外，再来一个反转，那就很危险了。
不过，在整风运动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有反经验主义的内容。《决议》写到：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把经验主义当成主要危险的论断经不起实践的检验。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着重指出，纵观我们党70年的历史，突出的，都是“左”，只有1927年陈独秀在武汉时犯了几个月的右倾错误。“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的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决议》对周恩来不点名的批判对于后来的历史也有着不良的影响。1975年3月，张春桥、姚文元掀起了一场“反经验主义”的闹剧。“四人帮”一伙精于各种诬陷好人的鬼蜮伎俩，他们不但善于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寻找时机，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而且善于从历史档案中寻觅攻击对手的武器。他们以“反经验主义”为突破口，就是企图借助历史上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来打倒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写道：张春桥、姚文元这样步调一致地批判“经验主义”，是有所指的。30年前的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经被认为是“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
综上所述，在整风运动中，确实存在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过火批判的偏向与20世纪30年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毕竟不能同日而语，它没有把肃反“逼供信”的错误做法搬到党内来，也没有采取简单化的“惩办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
面对过火的批判，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忍辱负重，无私忘我，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责任。
而同样受到批判的王明，却始终耿耿于怀，不断地喊冤叫屈。对此，周恩来的评价是：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来了解问题。
宰相肚里能撑船。周恩来襟怀坦荡，心胸像大海一样宽阔。
周恩来对人不溢美，对己不诿过，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他对自己的过失从不原谅，经常自觉地作自我批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错误要逢人就讲”，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取得别人的帮助，二是可以给别人以借鉴。如果知错不改，一硬到底，其结果只会到处碰壁，受挫折太多，最后可能沉沦不起。延安整风期间，他对自己20余年革命历程的功过是非进行了深刻的检查，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诚恳地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在中共七大上，他又一次检讨了抗日战争初期武汉的工作。后来，周恩来屡作自我批评，甚至是过分的检讨，目的在教育全党，引以为鉴。
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周恩来不仅在党内讲得很多，而且在党外也经常讲。解放前夕，他对出席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
1961年，周恩来在上海同一些演员谈话，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回答：“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这就是周恩来的风格，在他身上有一种严于律己的精神。他的谦虚，更加衬托了他人格的伟大。
正是由于有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周恩来参加延安整风，思想上收获甚大。他说：“做了20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他表示：“经过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
题图 延安整风运动时的周恩来
责任编辑 万 强
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周恩来科学总结经验，严于解剖自己，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对整风运动作出很大贡献，并为后人树立了一座不需雕琢的历史丰碑。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偕夫人邓颖超从西安抵达延安。当他们又看到那一层又一层的黄土高坡、一排又一排的窑洞，看到那高耸入云的宝塔山、辉映着朝阳的延河水，眼睛湿润了。周恩来对延安有一种特殊的眷恋，他们在延安居住的窑洞，被邓颖超称为婚后的“第一个家”。
3年前，周恩来离开延安去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同时担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就像当年的诸葛亮住在孙权的政治中心一样，他远离中央，身居虎穴，一举一动都在特务密探的严密监视之中，但他镇定自若，泰然处之。如今，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延安，一种回家的感觉油然升起。
从醉生梦死、黑暗腐败的国统区回到艰苦卓绝、朝气蓬勃的延安，周恩来感到分外兴奋，也更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进步。8月2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他说：“我这3年在外，做的事情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3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
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检验，他对毛泽东的领导心悦诚服，他热情洋溢地说：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3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没有比这3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的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周恩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权威的领导人。他的这个讲话自然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周恩来回到延安的时候，正赶上“抢救运动”的高潮。
当时，中共中央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总学委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康生更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他使审干运动离开了正常的轨道。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把紧张的审干运动推向了顶点――“抢救失足者运动”。
康生还在陕北公学作报告说：“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1个排？1个连？1个旅都够了。”这个报告后来被印成文件发往各单位、各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抢救运动”一时间“战果辉煌”。在延安，仅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有的县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几乎全被打成“特务”。比如，子长县39个外来知识分子干部，有37个被打成“特务”，并被指为了组成“国民党县党部”。许多重要的领导干部也被“抢救”，如陶铸、孔原、钱瑛等。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这些省的地下党组织都是由周恩来领导的。“抢救运动”造成的紧张气氛，使刚刚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处境相当困难。但是，他对审干工作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当陕甘宁边区政府整风运动负责人李维汉问他：“这（指所谓的“红旗党”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周恩来明确地回答：“正在清理，没这回事。”
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检讨自己错误
周恩来这次回延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参加正在深入开展的整风运动。
周恩来参加整风，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1941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的决议，周恩来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南方局高级学习组的整风学习。不过，在重庆那种险恶的环境下，加上工作繁忙和资料缺乏，使他难以集中时间，系统地整理自己的认识。
回延安后，有了这种可能。
1943年8月底，周恩来参加了高级干部的学习。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特别是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他在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的同时，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写了4篇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
前3篇笔记的内容分别是：关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第四篇笔记是阅读了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后写的，着重说明在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同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受其披着“马列主义理论”外衣的迷惑有关。
在学习的基础上，周恩来对自己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写下了两万多字的笔记。从1943年11月15日起，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5天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
周恩来回顾了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历程，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这次整风前的情况。在发言中，他说：“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对自己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他也作了认真的检查。当然，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他也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
在5天发言的结束语中，周恩来表示在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 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是一部党史报告，以史为纲，对重大事件有深刻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又绝对不以偏概全，能够启发人们的深入思考。
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中，党内对党的六大有不同的看法，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应当比别人认识得更加清楚。因此，经过深入的研究，又同当年参加过六大的同志交换了意见后，1944年3月3日和4日，周恩来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就《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作了两次报告。他在报告中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维护毛泽东的领袖权威，同时也注意克服神化毛泽东的倾向。他实事求是地指出：关于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也有其发展过程的。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空做乡村工作”。周恩来还指出：“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
被认为是“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
延安整风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但是，由于这是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很多人还不太习惯，因此，不免出现偏差。在第二阶段整风会议上，对周恩来就有过火斗争的偏向。然而，关于这段历史，许多关于周恩来的论著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
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秉笔直书，存真求实是修史的第一要义。
为了使读者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恕笔者引用一些文献资料。
胡乔木组织编写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有这样的记载：
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王明）、博（博古）、洛（张闻天）、稼（王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上述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指出，对周恩来有一些“偏激之词”，并认为他是最危险的人物。
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周恩来在党内经过多次复杂斗争，根据马列主义原则，依靠党的组织，同右的和“左”的倾向作不妥协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克服了这些倾向的事迹，由于种种原因，清楚地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并不多，而且长期流传着对他的许多不实之词。加之周恩来本人从来不宣传自己的功绩，却经常过分检讨自己的过失，在党内就产生了一些误解，使他受到不少过分的责备，以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比如有人认为：周恩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李立三路线错误时，采取的是“调和主义”的态度；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所以能统治中央，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成了“俘虏”，对王明等人妥协的结果。所谓经验主义的代表，就是指周恩来。这种误解一直延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并且不指名地将它写在1945年党的决议上。在1931年至1934年王明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的功过是非，也是模糊不清的，似乎到了遵义会议他才拥护毛泽东的。（1990年第4期《中共党史研究》）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不可否认，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
在这个关键时刻，幸亏毛泽东及时发现并阻止了这种过火的批判。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的第一枪。
毛泽东的阻止非常重要。如果延安整风在“抢救运动”以外，再来一个反转，那就很危险了。
不过，在整风运动基础上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有反经验主义的内容。《决议》写到：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把经验主义当成主要危险的论断经不起实践的检验。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着重指出，纵观我们党70年的历史，突出的，都是“左”，只有1927年陈独秀在武汉时犯了几个月的右倾错误。“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的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决议》对周恩来不点名的批判对于后来的历史也有着不良的影响。1975年3月，张春桥、姚文元掀起了一场“反经验主义”的闹剧。“四人帮”一伙精于各种诬陷好人的鬼蜮伎俩，他们不但善于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寻找时机，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而且善于从历史档案中寻觅攻击对手的武器。他们以“反经验主义”为突破口，就是企图借助历史上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来打倒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写道：张春桥、姚文元这样步调一致地批判“经验主义”，是有所指的。30年前的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经被认为是“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
综上所述，在整风运动中，确实存在对周恩来的过火批判。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过火批判的偏向与20世纪30年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毕竟不能同日而语，它没有把肃反“逼供信”的错误做法搬到党内来，也没有采取简单化的“惩办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
面对过火的批判，周恩来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忍辱负重，无私忘我，严于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责任。
而同样受到批判的王明，却始终耿耿于怀，不断地喊冤叫屈。对此，周恩来的评价是：他还是站在个人利害上来了解问题。
宰相肚里能撑船。周恩来襟怀坦荡，心胸像大海一样宽阔。
周恩来对人不溢美，对己不诿过，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他对自己的过失从不原谅，经常自觉地作自我批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错误要逢人就讲”，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取得别人的帮助，二是可以给别人以借鉴。如果知错不改，一硬到底，其结果只会到处碰壁，受挫折太多，最后可能沉沦不起。延安整风期间，他对自己20余年革命历程的功过是非进行了深刻的检查，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诚恳地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在中共七大上，他又一次检讨了抗日战争初期武汉的工作。后来，周恩来屡作自我批评，甚至是过分的检讨，目的在教育全党，引以为鉴。
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周恩来不仅在党内讲得很多，而且在党外也经常讲。解放前夕，他对出席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
1961年，周恩来在上海同一些演员谈话，有人提议他把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写成一本书。他笑了笑，回答：“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这就是周恩来的风格，在他身上有一种严于律己的精神。他的谦虚，更加衬托了他人格的伟大。
正是由于有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周恩来参加延安整风，思想上收获甚大。他说：“做了20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他表示：“经过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
题图 延安整风运动时的周恩来
责任编辑 万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