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是,晚年宋庆龄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寂寞老人,身边没有一位至亲。生前,她共留下5份遗嘱。 遗嘱之一 “万一我遭遇不测,我决定将我北京寓所以及上海淮海路1843号寓所的所有藏书送予恩斯特・邓(邓广殷同志),以回报他对我的所有善意。”落款是“宋庆龄,北京,1975-2-18”。 这是宋庆龄生前所立的遗嘱之一,其原件至今仍秘存于瑞士银行,而宋庆龄藏书是其私人财产中最珍贵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2010年5月20日,邓广殷携子女专程来到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参加“邓广殷及家人藏宋庆龄书信刊布赠阅暨展览”开幕式。该展览首次展出了宋庆龄从1970年至1980年分别写给邓广殷及其妻女的英文亲笔书信共197封,“宋庆龄遗嘱”内容也首次公开展示。 邓广殷是宋庆龄早年在香港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前身)领导人之一邓文钊的长子。宋与邓家的友谊保持了数十年。邓广殷曾通过香港渠道,源源不断地向宋庆龄提供她所需的物品。 晚年的宋庆龄仍是一个谜,即使此次宋庆龄与邓广殷的往来书信已经公开展览,但根据信件全部内容所出版的书籍仍只做内部发行,仅供专家研究使用。 最后一次上海之行 “虽然我是来上海休息的,但我发现自己正忙于查找旧的资料和文件,并不感到愉快。由于查找资料需要来回走动,我的脚肿了,背部也感到疼痛。我原来打算在此度过三个月,但我已经收到要我不久即返回的请求,因为有几位希望见到我的外国访问者即将来北京。”宋庆龄在信中对自己的表弟倪吉士这样写道。 这是1979年1月3l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处理公务后的闲暇时光里,给―些亲朋写信。多年以来,她一直将上海看作是自己的家。而她并不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回到家中。 在时代急剧变化的当口,“文革”中饱受折磨的宋庆龄也开始沉静下来疗养身心。北京天气干燥,宋庆龄皮肤病严重,不得不回到上海。在她心目中,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 对于86岁、身患重病的宋庆龄来说,这一次回到上海,并非只是单纯休养生息,更重要的,她开始整理一些重要资料和私人信函。除小部分外,其余均全部销毁。并将多年来的旧物一一变卖。负责宋庆龄后勤保障工作的李家炽在回忆文章中,将这次变卖旧物称为“不得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宋庆龄年谱长编》的作者尚明轩对记者说:“宋庆龄的月工资是579元5角,是最高的一级工资。但是她交际很广,又搞福利事业,又一直公私分明,所以没什么钱。” 早在“文革”期间,宋庆龄的部分私人物品,在“破四旧”和抄家的风浪威胁之下,已做了处理。根据尚明轩的记述,“文革”期间,宋庆龄曾经两次支开身边工作人员,独自一人亲手烧毁了不少信件及材料。而到了晚年,宋庆龄曾感叹:“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烧掉了所有的东西,我把它们都送进火炉了。” 变卖物品共计价值2500元。宋庆龄听到这个数字后有些失落地说:“我以为这些东西能卖这个价钱的十几倍。”经汇报后,上海政府机关考虑,这些物品是孙中山的遗物,有文物价值,决定由机关出钱垫付,暂放仓库保存。 接受经济补贴 就在宋庆龄变卖私产后的半个月,其警卫秘书杜述周将此情况报告上级部门,向组织申请补助一万元,通过宋庆龄贴身保姆李燕娥转交,并附信一封。杜在信中写道:“首长,我给您带来了人民币现金一万元整。请您收用,以补充您每月开支不够的困难。这笔钱千万收下使用,不能再退还了。” 随后,宋庆龄回函:“一万元我收了,因我的确需用钱。卖掉的机器、皮货等不过收到我希望的百万之一!因此我只好收了,因等用款子。” 宋庆龄一直坚持自己负担保姆工资。“文革”期间,她工资中300元外事费曾自动申请免去,虽然组织上一直坚持发放,但她一直未曾动用。此次回到上海后接下一万元补贴,确属不得已。 与此同时,宋庆龄因为经济拮据而变卖旧货的举动也被中央得知。1979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致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决定从国家财政中拨款5万元予宋庆龄。负责宋庆龄后勤保障工作的李家炽后来曾口述这段情形:“当时,彭冲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当面交代我说,这5万元钱交给你去办理具体的手续。在上海市财政局办好手续后,我立即向宋庆龄进行了汇报。宋庆龄说‘谢谢’,并表示她自己不管这笔钱,交由我来管理。她还特意交代:‘如果以后需要用钱,我会写信给你,你凭信将钱交给来人就行了。’” 宋庆龄要求李家炽用她自己的化名“林泰”刻一私章,用钱时,以此为据。直至宋庆龄去世,这5万元钱被花掉一万余元。 一系列公干之间,宋庆龄抽空给好友、曾长期支持“保卫中国同盟”的杨孟东写信,信中透露了不为外人所知的劳累以及对国内时局的担忧。她对杨孟东说:“这段时间,我不但没有休息,反而成天的紧张。安排我的福利活动,同别人讨论我们的工作,这些使我累极。我真希望……去海南度假,在海滩上放松一下。”在谈到国内变化时,她写道:“目前干部任用体制及教育制度忽视个人选择,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因为任何一种集体的利益,必须允许个人有某种个人的自由和选择……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5份遗嘱 回到北京之后,宋庆龄立即又陷入了各种会见和活动之中。白血病、皮肤病一直折磨着年过八旬的宋庆龄,她自己曾在私信中透露:“全身荨麻疹发作,眼睛都肿了。”她甚至无法陪同客人到花园散步。 在病中忙于会见中外宾客的同时,宋庆龄更为挂念保姆李燕娥的病情。李燕娥小宋庆龄近20岁,从16岁起就跟随在宋身边,一直陪伴其53年。 李燕娥病逝之后,宋庆龄曾与邹韬奋夫人、其生前挚友沈粹缜商谈李燕娥墓地事宜。根据沈粹缜回忆,“(宋庆龄)说记得宋氏墓地有8穴地……李姐的骨灰葬在左边,平行的右边是她的……” 宋庆龄的身体一直未能恢复起来,在一系列会诊间隙,她仍然出席了几个活动。1981年5月14日晚9点半,她突然高热寒战,体温达到40.2℃。 5月15日下午3时,邓小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 5月17日早晨,宋庆龄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自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荣誉主席的消息。12天后,她病逝于北京,其为数不多的遗产分赠友人及身边工作人员。 宋庆龄把所有的书都留给邓广殷了。邓接收了遗嘱,将之珍藏存入瑞士银行,但最终声明,受赠书籍交公处理。除此之外,宋庆龄在不同时期,因修改等原因,一共留下了5份遗嘱处理身后遗产,有用英文写的,也有用中文写的。宋庆龄最后一份遗嘱锁在自己的卧室里,交给了她信任的保姆钟兴宝保管。其中一份遗嘱说:“我妈妈送给我的黄金饰品是不能分的,是纪念品。” 因为写作《宋庆龄年谱长编》,宋庆龄晚年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曾聚集到尚明轩家中开会,向尚明轩回忆过当时的情景。“除了遗嘱之外,还有3本日记,英文的。”尚明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们说,当时廖承志一翻,说这个谁都不能看,属于绝密的,我要交中央,就带走了。”但两年后,廖承志突然病逝。此后,尚明轩曾多方查找日记去向,一直未果。 除书籍、文件以外,宋庆龄遗留的钱物分赠10人,受赠者大多为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金额多则一万,少则五百。尚明轩说,遗款总额“加起来不过两三万块钱”。获得赠款的人包括已故警卫员隋学芳的两个女儿,她们从童年起就住在宋庆龄家中。宋庆龄指定的传记作者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里,称之为由宋庆龄抚养大的“两个女孩子”。不过,宋庆龄的秘书张钰曾郑重声明她们并不是宋庆龄“法律意义上的养女”。 至今,有关宋庆龄晚年生活细节的公开资料极其稀少。宋庆龄一生谨慎,她一直保持着做地下工作的习惯,写给朋友的信末尾会注明看后销毁。宋庆龄屋里的窗帘总是低垂着的,她的住所,只住了几个单身女性,有事情也多通过写字条联系。 (据《中国新闻周刊》)
鲜为人知的是,晚年宋庆龄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寂寞老人,身边没有一位至亲。生前,她共留下5份遗嘱。 遗嘱之一 “万一我遭遇不测,我决定将我北京寓所以及上海淮海路1843号寓所的所有藏书送予恩斯特・邓(邓广殷同志),以回报他对我的所有善意。”落款是“宋庆龄,北京,1975-2-18”。 这是宋庆龄生前所立的遗嘱之一,其原件至今仍秘存于瑞士银行,而宋庆龄藏书是其私人财产中最珍贵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 2010年5月20日,邓广殷携子女专程来到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参加“邓广殷及家人藏宋庆龄书信刊布赠阅暨展览”开幕式。该展览首次展出了宋庆龄从1970年至1980年分别写给邓广殷及其妻女的英文亲笔书信共197封,“宋庆龄遗嘱”内容也首次公开展示。 邓广殷是宋庆龄早年在香港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前身)领导人之一邓文钊的长子。宋与邓家的友谊保持了数十年。邓广殷曾通过香港渠道,源源不断地向宋庆龄提供她所需的物品。 晚年的宋庆龄仍是一个谜,即使此次宋庆龄与邓广殷的往来书信已经公开展览,但根据信件全部内容所出版的书籍仍只做内部发行,仅供专家研究使用。 最后一次上海之行 “虽然我是来上海休息的,但我发现自己正忙于查找旧的资料和文件,并不感到愉快。由于查找资料需要来回走动,我的脚肿了,背部也感到疼痛。我原来打算在此度过三个月,但我已经收到要我不久即返回的请求,因为有几位希望见到我的外国访问者即将来北京。”宋庆龄在信中对自己的表弟倪吉士这样写道。 这是1979年1月3l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处理公务后的闲暇时光里,给―些亲朋写信。多年以来,她一直将上海看作是自己的家。而她并不知道,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回到家中。 在时代急剧变化的当口,“文革”中饱受折磨的宋庆龄也开始沉静下来疗养身心。北京天气干燥,宋庆龄皮肤病严重,不得不回到上海。在她心目中,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 对于86岁、身患重病的宋庆龄来说,这一次回到上海,并非只是单纯休养生息,更重要的,她开始整理一些重要资料和私人信函。除小部分外,其余均全部销毁。并将多年来的旧物一一变卖。负责宋庆龄后勤保障工作的李家炽在回忆文章中,将这次变卖旧物称为“不得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宋庆龄年谱长编》的作者尚明轩对记者说:“宋庆龄的月工资是579元5角,是最高的一级工资。但是她交际很广,又搞福利事业,又一直公私分明,所以没什么钱。” 早在“文革”期间,宋庆龄的部分私人物品,在“破四旧”和抄家的风浪威胁之下,已做了处理。根据尚明轩的记述,“文革”期间,宋庆龄曾经两次支开身边工作人员,独自一人亲手烧毁了不少信件及材料。而到了晚年,宋庆龄曾感叹:“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烧掉了所有的东西,我把它们都送进火炉了。” 变卖物品共计价值2500元。宋庆龄听到这个数字后有些失落地说:“我以为这些东西能卖这个价钱的十几倍。”经汇报后,上海政府机关考虑,这些物品是孙中山的遗物,有文物价值,决定由机关出钱垫付,暂放仓库保存。 接受经济补贴 就在宋庆龄变卖私产后的半个月,其警卫秘书杜述周将此情况报告上级部门,向组织申请补助一万元,通过宋庆龄贴身保姆李燕娥转交,并附信一封。杜在信中写道:“首长,我给您带来了人民币现金一万元整。请您收用,以补充您每月开支不够的困难。这笔钱千万收下使用,不能再退还了。” 随后,宋庆龄回函:“一万元我收了,因我的确需用钱。卖掉的机器、皮货等不过收到我希望的百万之一!因此我只好收了,因等用款子。” 宋庆龄一直坚持自己负担保姆工资。“文革”期间,她工资中300元外事费曾自动申请免去,虽然组织上一直坚持发放,但她一直未曾动用。此次回到上海后接下一万元补贴,确属不得已。 与此同时,宋庆龄因为经济拮据而变卖旧货的举动也被中央得知。1979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致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决定从国家财政中拨款5万元予宋庆龄。负责宋庆龄后勤保障工作的李家炽后来曾口述这段情形:“当时,彭冲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当面交代我说,这5万元钱交给你去办理具体的手续。在上海市财政局办好手续后,我立即向宋庆龄进行了汇报。宋庆龄说‘谢谢’,并表示她自己不管这笔钱,交由我来管理。她还特意交代:‘如果以后需要用钱,我会写信给你,你凭信将钱交给来人就行了。’” 宋庆龄要求李家炽用她自己的化名“林泰”刻一私章,用钱时,以此为据。直至宋庆龄去世,这5万元钱被花掉一万余元。 一系列公干之间,宋庆龄抽空给好友、曾长期支持“保卫中国同盟”的杨孟东写信,信中透露了不为外人所知的劳累以及对国内时局的担忧。她对杨孟东说:“这段时间,我不但没有休息,反而成天的紧张。安排我的福利活动,同别人讨论我们的工作,这些使我累极。我真希望……去海南度假,在海滩上放松一下。”在谈到国内变化时,她写道:“目前干部任用体制及教育制度忽视个人选择,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因为任何一种集体的利益,必须允许个人有某种个人的自由和选择……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5份遗嘱 回到北京之后,宋庆龄立即又陷入了各种会见和活动之中。白血病、皮肤病一直折磨着年过八旬的宋庆龄,她自己曾在私信中透露:“全身荨麻疹发作,眼睛都肿了。”她甚至无法陪同客人到花园散步。 在病中忙于会见中外宾客的同时,宋庆龄更为挂念保姆李燕娥的病情。李燕娥小宋庆龄近20岁,从16岁起就跟随在宋身边,一直陪伴其53年。 李燕娥病逝之后,宋庆龄曾与邹韬奋夫人、其生前挚友沈粹缜商谈李燕娥墓地事宜。根据沈粹缜回忆,“(宋庆龄)说记得宋氏墓地有8穴地……李姐的骨灰葬在左边,平行的右边是她的……” 宋庆龄的身体一直未能恢复起来,在一系列会诊间隙,她仍然出席了几个活动。1981年5月14日晚9点半,她突然高热寒战,体温达到40.2℃。 5月15日下午3时,邓小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 5月17日早晨,宋庆龄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自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荣誉主席的消息。12天后,她病逝于北京,其为数不多的遗产分赠友人及身边工作人员。 宋庆龄把所有的书都留给邓广殷了。邓接收了遗嘱,将之珍藏存入瑞士银行,但最终声明,受赠书籍交公处理。除此之外,宋庆龄在不同时期,因修改等原因,一共留下了5份遗嘱处理身后遗产,有用英文写的,也有用中文写的。宋庆龄最后一份遗嘱锁在自己的卧室里,交给了她信任的保姆钟兴宝保管。其中一份遗嘱说:“我妈妈送给我的黄金饰品是不能分的,是纪念品。” 因为写作《宋庆龄年谱长编》,宋庆龄晚年时在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曾聚集到尚明轩家中开会,向尚明轩回忆过当时的情景。“除了遗嘱之外,还有3本日记,英文的。”尚明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们说,当时廖承志一翻,说这个谁都不能看,属于绝密的,我要交中央,就带走了。”但两年后,廖承志突然病逝。此后,尚明轩曾多方查找日记去向,一直未果。 除书籍、文件以外,宋庆龄遗留的钱物分赠10人,受赠者大多为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金额多则一万,少则五百。尚明轩说,遗款总额“加起来不过两三万块钱”。获得赠款的人包括已故警卫员隋学芳的两个女儿,她们从童年起就住在宋庆龄家中。宋庆龄指定的传记作者爱泼斯坦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里,称之为由宋庆龄抚养大的“两个女孩子”。不过,宋庆龄的秘书张钰曾郑重声明她们并不是宋庆龄“法律意义上的养女”。 至今,有关宋庆龄晚年生活细节的公开资料极其稀少。宋庆龄一生谨慎,她一直保持着做地下工作的习惯,写给朋友的信末尾会注明看后销毁。宋庆龄屋里的窗帘总是低垂着的,她的住所,只住了几个单身女性,有事情也多通过写字条联系。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