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获得2008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出人意料，他曾预测亚洲金融危机，又准确地判断美国次贷危机会引起全球金融海啸，堪称经济学界的“黑嘴”。 在经济学界，克鲁格曼以常唱反调闻名。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东南亚蒸蒸日上之时，便预言东亚经济仅靠资本与劳动投入，没有原创的新生产模式，势必难以持久，90年代末又近乎单枪匹马地挑战 所谓美国的“新经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000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裂，都证实他的先见之明。与纯粹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不同，克鲁格曼常辩论公共政策与政治议题。2000年布什政府上台后，克鲁格曼对其内政外交予以严厉批评，也引来美国保守派颇多抨击，不过他始终高擎自由主义大旗，是美国自由派干将之一。 2007年下半年，奥巴马、希拉里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也风头甚健，这更让克鲁格曼相信，一个民主党兼领白宫与国会的时代或许即将到来。于是在那个时候，他写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心》一书，检视一百多年来美国政治经济变迁史。除中产阶级社会神话外，克鲁格曼此书对于另一些有关美国的俗见也予以刺穿。如世人常对美国社会的“机会平等”津津乐道，而克鲁格曼以统计数字论证说，与学业的优劣相比，家境的贫富才是影响一个美国年轻人能否大学毕业的主要因素。而子女突破父辈社会阶层的可能性、即“代际流动性”最高的国家，其实是北欧国家，在这方面美国不仅落后于加拿大和法国，甚至可能连英国都不如。此外美国还是发达国家中惟一没有全民医保的国家。 克鲁格曼声名大噪，与预见弧洲金融危机密不可分。此后，他就已被公认为有资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选了。当然，奠定了克鲁格曼作为“新…代经济大师”地位的是对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预言，他曾指出，美国人花费的比他们挣的多，通过国家借债的方式把借来的钱用于修建房屋和购买消费品以及为联邦预算办字融资。 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克鲁格曼不止一次谈到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中的诸多道德问题，譬如日本经济的衰退，他就认为很大程度是公司治理不到位，企业的裙带关系，财团和政府问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等等，是企业持续高速发展受困的因素。他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医治金融业的道德危机的办法之一，是更有效地对银行进行监控，限制它们贷款的种类，明确什么是应担保的，什么是不应担保的，同时加强资本限制。这虽不是万全之策，但各国家处理这类问题的做法也就是这些。美国也曾发生过道德危机导致的储蓄和信贷危机，危机发生的原因是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有效地控制银行体系中的道德危害。而美国次贷危机中的道德问题恰恰也是导致危机的关键因素――他总能一针见血点破事物的真相，不管你是否能够接受。 作为专栏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克鲁格曼，和作为国际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非常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克鲁格曼的政治观点越来越左倾。这几年，他已经成为美国左翼的一个旗帜性人物。他关心收入分配不均，他不再以无干预的自由市场为荣，他觉得劳动力不能像普通商品那样买卖，他甚至觉得市场本身是“不道德的”和“无情的”。他成为了最激烈的布什政府政策的抨击者。尽管语言依旧犀利，思路依旧清晰，但他的专栏开始留下了严重的党派烙印。 他每周两篇《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几乎永远都在重复一个相同的主题：错的都是共和党的政策，对的都是民主党的政策。有人认为，他的党派倾向性严重影响了他在学界的可信度。他自己也承认，虽然得了诺贝尔奖，也未必能让他在经济学家中更受欢迎。
克鲁格曼获得2008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出人意料，他曾预测亚洲金融危机，又准确地判断美国次贷危机会引起全球金融海啸，堪称经济学界的“黑嘴”。 在经济学界，克鲁格曼以常唱反调闻名。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东南亚蒸蒸日上之时，便预言东亚经济仅靠资本与劳动投入，没有原创的新生产模式，势必难以持久，90年代末又近乎单枪匹马地挑战 所谓美国的“新经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000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裂，都证实他的先见之明。与纯粹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不同，克鲁格曼常辩论公共政策与政治议题。2000年布什政府上台后，克鲁格曼对其内政外交予以严厉批评，也引来美国保守派颇多抨击，不过他始终高擎自由主义大旗，是美国自由派干将之一。 2007年下半年，奥巴马、希拉里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也风头甚健，这更让克鲁格曼相信，一个民主党兼领白宫与国会的时代或许即将到来。于是在那个时候，他写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心》一书，检视一百多年来美国政治经济变迁史。除中产阶级社会神话外，克鲁格曼此书对于另一些有关美国的俗见也予以刺穿。如世人常对美国社会的“机会平等”津津乐道，而克鲁格曼以统计数字论证说，与学业的优劣相比，家境的贫富才是影响一个美国年轻人能否大学毕业的主要因素。而子女突破父辈社会阶层的可能性、即“代际流动性”最高的国家，其实是北欧国家，在这方面美国不仅落后于加拿大和法国，甚至可能连英国都不如。此外美国还是发达国家中惟一没有全民医保的国家。 克鲁格曼声名大噪，与预见弧洲金融危机密不可分。此后，他就已被公认为有资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选了。当然，奠定了克鲁格曼作为“新…代经济大师”地位的是对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预言，他曾指出，美国人花费的比他们挣的多，通过国家借债的方式把借来的钱用于修建房屋和购买消费品以及为联邦预算办字融资。 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克鲁格曼不止一次谈到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中的诸多道德问题，譬如日本经济的衰退，他就认为很大程度是公司治理不到位，企业的裙带关系，财团和政府问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等等，是企业持续高速发展受困的因素。他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医治金融业的道德危机的办法之一，是更有效地对银行进行监控，限制它们贷款的种类，明确什么是应担保的，什么是不应担保的，同时加强资本限制。这虽不是万全之策，但各国家处理这类问题的做法也就是这些。美国也曾发生过道德危机导致的储蓄和信贷危机，危机发生的原因是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有效地控制银行体系中的道德危害。而美国次贷危机中的道德问题恰恰也是导致危机的关键因素――他总能一针见血点破事物的真相，不管你是否能够接受。 作为专栏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克鲁格曼，和作为国际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非常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克鲁格曼的政治观点越来越左倾。这几年，他已经成为美国左翼的一个旗帜性人物。他关心收入分配不均，他不再以无干预的自由市场为荣，他觉得劳动力不能像普通商品那样买卖，他甚至觉得市场本身是“不道德的”和“无情的”。他成为了最激烈的布什政府政策的抨击者。尽管语言依旧犀利，思路依旧清晰，但他的专栏开始留下了严重的党派烙印。 他每周两篇《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几乎永远都在重复一个相同的主题：错的都是共和党的政策，对的都是民主党的政策。有人认为，他的党派倾向性严重影响了他在学界的可信度。他自己也承认，虽然得了诺贝尔奖，也未必能让他在经济学家中更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