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读欧美的小说诗歌，书中描述人物内心灵魂、涉及到宗教情怀的地方，常常引起我的好奇心和兴趣。而由此对于基督教衍生出来的西方文化如精美的绘画艺术、巍峨的教堂建筑欣赏不已，尤其对那种如天籁的教堂音乐、唱赞美诗心往神驰。应该说，我对基督教充满了好感。可是当我几十年后真正进入教堂，第一次祈祷、敬拜开口唱赞美诗，突然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它让我想起唱《东方红》，浑身起鸡皮疙瘩。这种顶礼膜拜怎么和拜希特勒拜斯大林、以及文革时期的毛崇拜何其相似乃尔!又譬如称上帝为大君王、元首，信徒又自称是上帝的奴仆、子民，天哪，怎么仁慈的上帝也长了一张专制者的面孔?这起码违背了我对自由主义思想认同的原则。我本人开始接受基督教信仰时，曾是充满了质疑和保留的。
那么，崇拜上帝是否与崇拜领袖或英雄相同，基督教信仰和共产意识有无共通之处，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时为什么要批判宗教?随着进一步的读圣经、过教会生活，我的感悟和思考也是一点一点的渐进深入的。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基督教信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异同。
崇拜神与崇拜人
崇拜，意味着人的一种向上仰视的心理态势。甘心降卑、俯首在被崇拜的对象面前呢喃颂赞，希望渺小软弱自身藉此得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崇拜本质上是一种宗教意识，亦是人的本能情感，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宗教的种子。汤因比就说过，人类的宗教情怀是不可剥夺的。
举头三尺有神明，古代中国人在《诗经》里颂唱：“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翻译出来就是，伟大呵上帝，洞察人间一切。而不管有无宗教信仰的人，当其遭遇困顿绝境都要喊“天哪、天哪”，还有世人常说的“天时”、“天道”、“天命不可违”、“天理不容”、“天机不可泄露”等，难道不都说明从古到今的人在灵魂深处承认上帝的权柄和大能么!基督徒崇拜上帝，承认天地之上有一个至高者，他创造、统管万物，是一切公义真理、道德规范的源头和终极。基督教承认人性的局限，使人知己罪而悔改更加向善，顺服于基督的慈爱仁义，灵魂得救有安慰，让你活得尊严有人样，效果是给人生社会带来安宁和平。
上帝在高天之上，他只管住你的灵魂，却永远不会妨碍侵占你世间的权益，因此崇拜上帝是有益无害、绝对安全的。当然也是美好的。
人人都有崇拜的心理因子，但崇拜的对象大有区别的。有一句大家曾经熟悉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体现出无神论者不敬天地鬼神的豪气或者张狂。可是真正无神论者是最不容易当的，甚至是没有的，往往不信天上的神明，就可信世上的任何东西。譬如“不崇拜上帝，就崇拜皇帝”就是一例，这样的唯物主义者其实有所畏惧的：他畏大人、畏枭雄豪杰、畏僭主领袖、畏一切骑在头上比他“伟大”的人间偶像。于是“巨人”一挥手叫你跟他走，你就是一只虫豸或一颗螺丝钉。集千万人的崇拜为一人所用，巨大权力由此而产生，他就是你的“神”!这样的“人神”会以革命、人民的名义支配你的灵魂、侵占你的权益，挟制民众变成工具或奴隶，窃取国家民族的权力将其带入黑暗深渊之中。把人当作神来崇拜，直接结果便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林达要说“总统是靠不住的”，布什讲演说要将“权力者关进笼子里”。
而众所周知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以搞群众运动起家、宣传对领袖个人崇拜是其统治的基本手段。从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到现今的金正日、卡斯特罗，哪一个不是站在神坛上被民众崇拜成魔王。被愚弄了六十年的中国人，哪一天普遍能认识到人性是有限有罪的，英明领袖是靠不住的，哪一天才能灵魂醒悟、有起码的人格尊严，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站起来。
《圣经.创世纪》里，古蛇诱惑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禁令，吃智慧树上的果子时说道：“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里的关键在于“便如神”，人间的英明领袖们，个个都成了能替我们分辨善恶的“神”。——撒旦的诡计成功。 理想与天堂
人类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交往，这是圣经所赞同的，旧约新约上有大量的事例可以说明。耶稣道成肉身成为贫穷木匠的儿子，于世上传大爱的福音，特别体悯困乏弱势的群体，为穷苦人治病，且对当时社会的黑暗不公不遗余力的谴责，充满了平等的精神。如路加福音里经文说道：“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又多次指责法利塞人“侵吞寡妇的财产”在雅各书也说“富足的人„„只是积攒钱财，工人们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却亏欠他们的工钱”。耶稣爱穷人的事例，圣经里记载俯拾皆是。
另外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理论的 建立，是以指斥资本主义社会从政治经济上对穷苦大众剥削和压迫、极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公平为基石的。因而提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地主资产阶级，从而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削压迫、平等的新社会，再进一步解放全世界，最终使人类达到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这样的理想不可谓不美好，它曾吸引了千万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献身。这样的理想和基督教的公义、平等普世价值理念确有表面相似地方，那么二者是否相通呢?
就像考察一个人的品性好坏不能光听他怎样表白，更要看他待人接物处事行为一样。“理想”可以标榜得光鲜明亮，如何实现理想的手段才至关重要，因为这更能说明事情的性质。共产理想的实现是以划分阶级、肯定暴力斗争，打破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文明传统和社会秩序为代价的，所谓无产者“打碎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是全世界”。这种暴力斗争是建立在人为的阶级对立和仇恨的基础上的。革命、暴力、牺牲千万人的生命推翻一个不完美的旧制度，建立一个更加专制残酷的新制度，正义、光明在哪里呢?但这就是近一百多年来俄罗斯、中国及其他共产国家的历史事实。
从上面引证的经文里，我们也可看出，圣经里虽然也谴责富人，指出社会的不公义，但上帝是以人性有“罪”这一点为基础的，并且不以富人穷人、不以阶级划分来判别好恶的。在上帝神性的标准下，一切人都是罪人，凡接受基督十字架救恩的，同样不分阶级贫富，都可因信称义，归算为神的义民。圣经中记载的基督徒，有富人、也有穷人就是例子。
基督教是宣扬大爱的宗教，要求不但要爱你的家人、邻居，甚至要“爱你的敌人”，体现出神的慈爱包容无边。爱敌人，虽然是对信徒极高的道德要求，使人不容易做到，但它至少是引导世人向神性奔跑努力的标杆。更重要的是它透露出基督教一个理念：化解人心的仇恨，反对以暴易暴导致的冲突不息。基督教讲平等精神，耶稣也反对社会不公，但他决不宣
扬仇恨、你死我活斗争，而是用仁慈的爱、博大宽恕的道德，以此一点一滴、渐进的改变人心社会。
曾经有人提出，圣经里也实行过共产式的生活。引证的经文便是“使徒行转”里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的分给各人”，“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这里的确有与共产理念相似的地方，但这样的共产生活是因信仰和爱为基点、自愿聚集的，并不具有制度强迫性。而共产主义的“共产”是对有产者的强制剥夺、通过斗争化私为公的制度。恩格斯在一篇文章里说道：“他们最喜欢的公式就是‘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他们竭力想用圣经、用最早的基督徒过的就是公社式的生活等话来证明这个公式。„„如果他们真是最好的基督徒，那他就会对圣经有更正确的理解，就会相信即使圣经里有些地方利于共产主义的解释，但是圣经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一切合理的创举是截然对立的。”
基督教信仰里的天堂，是指耶稣第二次降临、末日审判世界后得救圣徒最后归宿，那里是圣洁快乐的福地，如启示录说：“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上帝的子民在那里享受与神同在、无限喜乐的永恒之境。圣经里通过保罗的口明确的说出天堂在“第三层天”上。
而地上有天堂吗?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声称发现了从过去到将来人类历史进程的规律，就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互动，人类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有其必然性。而“一个完美新社会来临”共产主义理想社会里，完全消灭了剥削、不平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精神生活极大丰富、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状态，一幅人间天堂的图画。如果说这是一种美好愿境，人间乌托邦理想，那还是有其审美意义的。可是一旦将其上升为必然性的历史规律，并规定以此为整个人类的行动实践和目标就令人惊讶了。道理很简单，世界复杂纷纭、社会事物万花筒般变易不居，除非巫师或神仙，谁也难预测将来的世界，人类世界每秒都在发生大小变化，就连明天、下一星期的事情都不能有定准，何况千百年后事!人间天堂的依据何在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有一著名口号：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宣布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是以饿死几千万人而告终。六十年代苏共领袖赫鲁晓夫有一说法很有趣，他说共产主义就像地平线上的太阳，又大又鲜艳明亮，可是看得见走不到。 不信唯灵宗教里的天堂，于是众多唯物主义们便拜倒在那飘渺的人间天堂之下。 原罪与新人
原罪不是指人类原有的罪。上帝造人时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因此是无罪的。根据圣经.创世纪的记载，由于始祖亚当在伊甸园违背了上帝的嘱咐，偷吃禁果堕落犯罪，于是“罪从一人进入了世界”，人类从亚当承袭了败坏的心、朽坏的身体，原罪的影响临到世上一切人。人深深的罪性，是一切邪恶行为的源头起因，造成冲突纷争的世界。正因为如此，上帝怜悯世人，派下第二个亚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传福音，以十字架为挽回祭，救赎世人灵魂，使其悔改信主，重生得救，圣灵在其心中做超自然的工作，造出新生命。正如圣经.哥林多后书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却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做
新人，是自觉自愿在灵魂里改恶向善，以基督的真理、公义为标杆的人生过程，乃美好良性积极向上的人生。
基督教里的罪人和新人的观念是道德意义上的，并指向一切世人，不分种族国家阶级，因此它具有普世、超越的价值。
马、恩共产理论著作中并未有“原罪”一词的提法，但按其阶级斗争的理论，无产者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起来打倒有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法性，在“劳工神圣”、“劳动人民最干净”的口号下，无产者的品德先天优越于有产阶级。而地主资产阶级按照社会经济地位划为剥削者，，剥削有罪，所以资产阶级具有“原罪”，属应被推翻打倒的阶级。所以毛泽东在《中国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明确的将地主资产阶级列为革命的敌人。不仅如此，还将一般的知识分子、公务员、律师等列为小资产阶级分子或资产阶级的附庸，同样因其身份先天具有原罪，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需要长期改造的对象。苏共斯大林的大清洗，毛从延安时代的整风运动到49年以后搞的镇反、反胡风、反右、文革等祸害千万人的政治运动，整治的理由就是他们属“阶级异己分子”，身上有“原罪”。这种因“原罪”而需要改造的人，当然属于被专政的对象、或随意剥夺其人身权利的贱民。这样对人的改造是强制性的，不接受就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接受改造中少数能被认可的，就成为无产阶级的新人。这种“新人”必具的品格是一切服从于党和领袖的意志，彻底否定自己个人利益成为一人、一党的顺服工具。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中之罪人、新人，和基督教里道德意义上的罪人、新人完全不同，它更多是一种社会身份，并且不具有人格尊严和人权的。
委身与舍己
关于人格人性更新的问题圣经里有详尽的剖析，基督教是将此与舍己和委身连在一起的。一个在基督信仰里重生得救的人，心志被更新、价值观改变后，生活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基督公义、慈爱的真理为人生最高准则。基督替他而死，他就应当为基督而活。基督徒的生活属神的生活。圣经.哥林多后书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里明确的说出基督徒向上帝的无我委身的心志和精神。宗教信仰是甘愿服从那至高者的命令，否则就不是信徒。 在共产理论体系里，社会成员的人格更新不仅指敌对阶级，在实施中事实上是针对一切人的。所谓的“兴无灭资”的思想改造，要求每个普通人都应当具有无产阶级的思想人格而成为共产主义“新人”，这种崭新的人格也建立在“无我”、“舍己”的基础上。用毛的话来表达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小集团或自己个人利益出发。”在《纪念白求恩》一文里，更是表达出对这种新人格忘我精神的最高赞誉：“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这种“政治无我论”的要害是以所谓的集体意志取代个人意志、以个人委身于集体作为共产主义的人生目标来追求。群众、集体、人民、大公无私这些闪耀着道德光辉的词语极具魅惑力，人的灵魂多么容易被喊着这样词语口号的人或集团所掳掠。这样的口号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都喊过，也正在被当今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倡导利用。专门“以天下之大公为我之大私”大盗野心家，最需要这样无我的政治委身!
最典型的被誉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雷锋，在日记里写道：“我要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对党有利的话、有益的事，我要多说、多做;对党不利的话，没益的事，我坚决不说。不做。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生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里不难看出，忘我舍己、为人民服务就是向党效忠，顺理成章当然也是向党的领袖委身。牺牲个人的极权主义人格由此而产生。极权主义人格可以假道德高尚的名义，但其实质乃服从统治者需要的政治人格。
因此把一切献给党、献给领袖，和把一切献给上帝是不同的。前者的忘我是不自觉或被迫的，导致一种凡人献给“伟人”的政治人格。后者的委身是自觉甘愿的，指向神性的道德人格。上帝是公义无私、圣洁无罪的，可以将你引领入真理和光明之境。而不乏权欲私欲的领袖、伟人这种“难以管教的公民”是靠不住的，可以把你带进灾难深渊。
经验告诉我们，做上帝的奴仆和做人的奴仆，其行为性质乃冰炭不同炉，结果更是南辕北辙。
把基督教的天堂搬到人间
其实 共产主义理论在马、恩创立之初，没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种宗教，它只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二十世纪初自从列宁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后来东欧、亚洲相继建立起来的共产国家里，有西方学者发觉共产主义推行的实践过程中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例如罗素就常将共产主义看作一种宗教，在其《西方哲学史》里他把共产主义的一些表面形态与基督教作比较。他认为“辩证法唯物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耶和华”，“马克思”就是“弥赛亚”，“无产阶级”就是“选民”，“共产党”就是“教会”，“地狱”就是资本家应受的惩罚，“千禧年”就是“共产国际化的日子”。在列宁以后的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几乎所有的共产领袖搞个人崇拜的狂热中，宗教色彩更加突出，岂止是“弥赛亚”救世主，已升格成天上星宿、人类的“大救星”了。倡导唯物主义、标榜无神论的国家，却造出了一尊尊的人间“神”让千万愚众来膜拜，岂不咄咄怪事。
正因如此，生活在共产国家里的人，曾经疯狂崇拜假神，对偶像崇拜有深入骨髓的痛苦记忆。即使如今心智已觉醒的人，要进入基督信仰去崇拜天上真神，确实非常容易产生心理障碍或抗拒。我的一位文化人朋友，早已走出了共产迷信。他说：基督教仁爱的理念很好，但崇拜耶稣很可笑，基督徒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偶像来崇拜而已。像他这样只看仪式、不问内容，只看“崇拜”二字，不分“对象”、将神与人混为一谈的不在少数。我理解他们，因为自己也有过如此的心路历程。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想弄清共产意识和基督教信仰区别何在的原因。
前些年读过一幅油画，印象深刻至今难忘。画的中央有伟大领袖毛泽东正面站立，一手叉腰间、另一手戟指下方，脸上有使唐宗宋祖“俱往矣”的一代枭雄之豪气。在毛身后，或明或暗光影中，画有十几名近现代世界上政治、文化名人像：卢梭、尼采、马克思、恩格斯、希特勒、墨索里尼、列宁、斯大林、金日成、卡斯特罗、波尔布特„„，几乎囊括了现代无神论的思想家和极权主义国家的领袖们。这些“人神”或魔王，组成了历史的链条阵势，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进程。他们还同襄共举完成了一件事：打倒上帝，消除基督教!——画面上毛泽东左手指向脚下地方，横卧一具十字架上耶稣的身躯。我读画面，眼光久久停留在
最典型的被誉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雷锋，在日记里写道：“我要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对党有利的话、有益的事，我要多说、多做;对党不利的话，没益的事，我坚决不说。不做。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生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里不难看出，忘我舍己、为人民服务就是向党效忠，顺理成章当然也是向党的领袖委身。牺牲个人的极权主义人格由此而产生。极权主义人格可以假道德高尚的名义，但其实质乃服从统治者需要的政治人格。
因此把一切献给党、献给领袖，和把一切献给上帝是不同的。前者的忘我是不自觉或被迫的，导致一种凡人献给“伟人”的政治人格。后者的委身是自觉甘愿的，指向神性的道德人格。上帝是公义无私、圣洁无罪的，可以将你引领入真理和光明之境。而不乏权欲私欲的领袖、伟人这种“难以管教的公民”是靠不住的，可以把你带进灾难深渊。
经验告诉我们，做上帝的奴仆和做人的奴仆，其行为性质乃冰炭不同炉，结果更是南辕北辙。
把基督教的天堂搬到人间
其实 共产主义理论在马、恩创立之初，没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种宗教，它只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二十世纪初自从列宁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后来东欧、亚洲相继建立起来的共产国家里，有西方学者发觉共产主义推行的实践过程中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例如罗素就常将共产主义看作一种宗教，在其《西方哲学史》里他把共产主义的一些表面形态与基督教作比较。他认为“辩证法唯物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耶和华”，“马克思”就是“弥赛亚”，“无产阶级”就是“选民”，“共产党”就是“教会”，“地狱”就是资本家应受的惩罚，“千禧年”就是“共产国际化的日子”。在列宁以后的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几乎所有的共产领袖搞个人崇拜的狂热中，宗教色彩更加突出，岂止是“弥赛亚”救世主，已升格成天上星宿、人类的“大救星”了。倡导唯物主义、标榜无神论的国家，却造出了一尊尊的人间“神”让千万愚众来膜拜，岂不咄咄怪事。
正因如此，生活在共产国家里的人，曾经疯狂崇拜假神，对偶像崇拜有深入骨髓的痛苦记忆。即使如今心智已觉醒的人，要进入基督信仰去崇拜天上真神，确实非常容易产生心理障碍或抗拒。我的一位文化人朋友，早已走出了共产迷信。他说：基督教仁爱的理念很好，但崇拜耶稣很可笑，基督徒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偶像来崇拜而已。像他这样只看仪式、不问内容，只看“崇拜”二字，不分“对象”、将神与人混为一谈的不在少数。我理解他们，因为自己也有过如此的心路历程。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想弄清共产意识和基督教信仰区别何在的原因。
前些年读过一幅油画，印象深刻至今难忘。画的中央有伟大领袖毛泽东正面站立，一手叉腰间、另一手戟指下方，脸上有使唐宗宋祖“俱往矣”的一代枭雄之豪气。在毛身后，或明或暗光影中，画有十几名近现代世界上政治、文化名人像：卢梭、尼采、马克思、恩格斯、希特勒、墨索里尼、列宁、斯大林、金日成、卡斯特罗、波尔布特„„，几乎囊括了现代无神论的思想家和极权主义国家的领袖们。这些“人神”或魔王，组成了历史的链条阵势，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进程。他们还同襄共举完成了一件事：打倒上帝，消除基督教!——画面上毛泽东左手指向脚下地方，横卧一具十字架上耶稣的身躯。我读画面，眼光久久停留在
那耶稣枯瘦而悲悯的面容上，心智受到莫名的冲击。当时我并不是基督徒，但我读懂了它：苍天已死，‘红’天当立。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打倒几千年的宗教文明传统，打倒天上神灵，世间的“人神”取而代之，就如毛泽东及同道们。一百多年来，无论西方东方兴起“拜人”图腾，导致人类受这种“巨人”的蹂躏，哀鸿遍野、血海尸山，至今祸害连连。 马克思无情的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这种批判首先是对宗教的批判为前提：“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是统治阶级的专有工具”，是我们熟悉的观点。既如此，为什么共产主义又会有如此强烈的宗教色彩?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一篇小文所能说清楚的。马克思本人六岁受洗，十六岁行坚信礼，全家都是新教徒，基督教理念对他创建共产主义理论应该有很大影响和启发。基督教有几千年的历史，共产意识有一百多年时间。有人这样认为，共产主义理想其实是马克思把基督教天堂搬到人间。我想这是有道理的。
200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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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洪秀全：让孔子、孟子痛哭
当谈及西方文化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时，人们往往会简单认定，“五四”运动时期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就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主要影响所在。“科学与民主”，固然是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就嘲笑过“言必称希腊”的现象。但是，仅看到这一层，却有失偏颇。西方文化中的犹太文化，对中国也产生过更为深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却常常被人们忽视。
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文化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内含科学、民主、共和、法治要素的希腊—罗马文化，二是以犹太—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文化。说近现代中国受到“科学与民主”影响，等于说中国受到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影响。犹太—基督教文化以上帝、选民、救世主、善恶之战、天国降临为特征，是不是这样的宗教精神要素对中国较少足够影响呢？情况正好相反，近现代中国百年史，犹太—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的冲突和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要高于希腊—罗马文化。也就是说，犹太—基督教精神结构对近现代中国现实政治的影响，可能要比希腊-罗马文化“科学—民主”的影响还要深远一些。这样的说法，可能与常识有一定距离，但并非全无道理，因为从思想层面看，近现代中国占主流的政治文化精神，根源就在犹太—基督教文化中。近现代中国，有三位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人物，他们是洪秀全、孙中山和毛泽东，而他们都深受犹太—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我们先来看看让孔子、孟子痛哭于九泉之下的洪秀全。
1836年春天，20出头的洪秀全到广州参加府试考秀才，遇到有人散发一本叫《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洪秀全拿到一套。这本宣传基督教的十余万字的小册子，就这样开始改变洪秀全的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劝世良言》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启蒙通俗读物，作者是一位叫梁发的中国人，他是基督教新教的首位华人牧师。此人雕版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撰写了多种通俗性的布道读物。《劝世良言》中的一半内容，摘录的是当时的中译本《圣经》（1824年出版的《神天圣书》）部分原文，另一半则是梁发针对中国的国情阐述的教义，内容涉及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说、天堂、地狱和末日审判说等一些基督教最基本的神学内容。梁发强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绝对性，而其它一切宗教的神灵、偶像都属于被清除的邪门歪道。若崇拜它们，便将获罪于上帝。”《劝世良言》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民间宗教和巫术风水之类文化进行了抨击。洪秀全拿到此书之初，并没有开始阅读，而是把它留在了自己的书架上，一放就是6年多。1843年，一位朋友来访，拿起了那本在书架上搁置己久的《劝世良言》，这才忽然引起了洪秀全的注意，他当下打开翻阅。这回洪秀全有了特殊体悟，决心皈依上帝，“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洪秀全相信受了上帝启示，自己受上帝派遣，前来消除人间妖孽，建立太平天国。他砸了本村孔子牌位，开始出门传教，加入并改造了“拜上帝会”，并很快成为领袖。1847年，洪秀全到广州，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得到全套《圣经》。“拜上帝会”公开宣称信仰上帝，信奉基督，认同《圣经》，以清除妖邪鬼卒，建立太平天国为已任。洪秀全有一些颇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并不仅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中国夏商周三代，都有拜上帝的传统。秦汉以后，偏离上帝，走了邪路，历朝历代君王，皆为恶人妖邪。太平天国，是将中国历史转向上帝引领的正路而已。 从1851年太平军开始起义到1868年彻底失败的17年间，太平军军锋所及之处，中国传统一切寺庙偶像，“扫地荡尽”，遍布中国的孔庙首当其冲。太平军不仅砸孔庙和孔子牌位，毁烧儒教书籍，还编出不少“上帝骂孔子”的戏剧，到处演出。这是前无古人，但后有来者的大规模打倒孔家店的运动。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在这篇檄文中，曾国藩认定太平天国最大的罪过，在于“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用现在的话来说，曾国藩从太平天国运动中，看到的是“外夷之绪”的基督教与中国“千年名教”的“文明冲突”。如果仅将曾国藩的这篇檄文视为既能回避满汉民族问题又能拉笼士人的政治高招，就可能把他看低了。我倒愿意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他确实是深深感受到了“文明冲突”的震荡。因为太平天国失败了，所以现在的基督教人士，往往不愿承认洪秀全与基督教的内
在关系。但从洪秀全的著作和太平军所作所为看，太平天国的基本价值观，毫无疑问是从基督教来的，是被中国化了的基督教。
享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称，21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将以各文明体为边冲突边界线。但从太平天国的历史来看，享廷顿过于相信各文明体的内部统一性了。最通常的文明冲突，也可能不是发生在文明体之间，而可能发生在各文明体内。各不同文明要素的相互渗透造成的文明体内的冲突，可能才是文明冲突更通常的表现形式。
基督教从犹太教脱胎和改造出来，但它的基本思想要素，并没有超越犹太教的范围。因此我们可以说，犹太文化支配了洪秀全，洪秀全支配了太平军，太平军影响了全中国。我们可以说，太平天国，是犹太—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一次大规模突进，没有最终成功。成则王侯则者贼，太平天国失败了，就被文人们骂为邪教王国。成败之间，历史的偶然性太多。如果太平军成功了，结果会如何？
孙中山：打断白帝神像胳膊，把关公像扔进侧所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死于南京。两年后的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从1897年至1892年，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的教会学校上学，受基督教影响很深，并在美国檀香山已加入了基督教。孙中山加入基督教的行为，受到哥哥孙眉反对，孙眉要求他多学国学。1883年夏，孙眉强行将孙中山送回国。但是，回到家乡后，孙中山却与好友陆皓东干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他们进到村里的北帝庙，打断了北帝偶像的一只手，并毁掉的偶像三具，还对前来围观人说：“现在你们看见这样的保护乡村的神道了，我折了他的手指，他还照旧笑，这样的神道来保护我们的乡村？！”事后乡里大兴问罪之师，将孙中山逐出乡里。孙中山被迫离乡赴香港，入香港拔萃书院读书，热心于基督教传教工作。
孙眉获悉孙中山在乡间破坏神像及热心教会工作，来信斥责，扬言“苟不速与基督教割绝，绝不复寄银资助之”。并令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兄弟俩在姑刺农场见面，孙眉大发雷霆，又骂又打。但孙中山并不听话，他跑到孙眉书房，将悬在壁上的关帝神像取下来扔进了厕所。庄政在《国文革命与洪门会党》一书中说：兴中会成立时，孙中山“率先宣誓，将左手置于开卷的《圣经》上，高举右手，恳求上卷明鉴，以示矢志革命，卒底于成”。又据陆皓东之侄陆灿回忆，在一次兴中会入会宣誓仪式上，“孙博士第一个宣誓，把他的手放在《圣经》上，请上帝为他的誓言作证，其他人旋即照办。”孙中山曾说：“建国之基础在於心里，要除旧更新，必
须敬畏上帝。”曾经影响过洪秀全的犹太文化精神，再次影响了孙中山。由于孙中山信奉基督教，中国政治变革再次与基督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没有不排它的一神教。稍有基督教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高度排它性的，凡信仰基督教者，对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和中国传统习俗，不会有什么好感。但总的来说，孙中山一生中，并没有表现出洪秀全那样强烈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决绝的态度。刚建“立兴中”会时，孙中山常在公开场合推崇洪秀全，要求大家注意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因此曾被同志们称为“洪秀全第二”。但在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他并没有继续他年轻时打断白帝神像胳膊和把关公像扔进侧所的那些举动。他对传统文化采取了与洪秀全不同的态度，他尽可能地进行利用。他从中国文化中选取各种大众熟悉的语词，如“天为为公”、“共和”等，加以自己的新解读。我们对他这样的行为，我们大体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解释，
其一，他吸取了太平天国文化政策的教训。谁都知道，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为代表的读书人对太平天国否定和摧毁传统文化的彻底反对，是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其二，他必须适应受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和话语熏陶的民众。他必须按中国民众所习惯的方法来进行政治动员和组织。处于这种矛盾困境中的人，最自然的办法就是“旧瓶装新酒”，用旧概念装上新价值。孙中山将“天下为公”的旧瓶子装上“三民主义”的新内容，即是如此。其三，“三民主义”主义以“民族、民生、民权”为内容，第一条就是“民族”。从孙中山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的“民族”，主要讲的是民族的平等，是平等价值观在民族关系上表现。但在具体政治活动中，民族主义与民族传统文化应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洪秀全和毛泽东来说，为了民族的利益，应首先应当摧毁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取其精华。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可以意味着消灭或改造民族文化。但是，从常理来说，一般民族主义者，应当热爱民族传统文化。孙中山显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批判者，但显然也不是什么热爱者，他“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不是一个文化概念，也就是说，孙中山不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对当时仍作为中华民族主流价值的儒教，孙中山没有公开表达过多少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但孙中山对儒教的真实态度，我们也许可以从宋庆龄1937年发表的《儒教与现代中国》中猜测一二，那里面说：“孔子学说是彻头彻尾地封建的、专制的。”如果孙中山对儒教有好感，恐怕宋庆龄不会如此直接地攻击儒教。在《武昌日知会与耶教之关系》中，孙中山倒是曾经明确提出过他的文化政策，说是“要用基督教作为一个基础，建筑一个新的文化”。 孙中山是坚决和顽强的，但在他的眼神中，有一种特有的忧郁。这种忧郁，大概是因为他的价值理想与政治行动总处于不断的冲突之中。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临终前，于病榻上口授了遗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
孙中山以这样的遗嘱，注解了自己。面对孙中山这样的遗嘱，我们不得不重新理解他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名言了。无论孙中山思想有多
复杂，无论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多深，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孙中山是一位基督徒。海内外中国人有一位基督教国父，这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孔丘名高实粃糠
说毛泽东受犹太文化影响，并不仅仅因为马克思是犹太人，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结构，与犹太文化的内在精神结构是统一的。犹太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实现的。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自己死后要去见马克思。毛泽东对马克思的崇敬是真实的，没有人会否认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只要我们能发现犹太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统一性，我们就可以推断犹太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犹太教有内在的精神结构，我将其归纳为“五大要素”，即“上帝—选民—救世主—善恶决战—天国降临”。
第一个要素——上帝——上帝是唯一的，绝对的，只能崇拜上帝，不能崇拜任何其它的神。上帝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不可抗拒的。以后的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一神论思想，都是从犹太教中生长出来的。第二个要素——选民——选民是犹太人。《圣经》上说，上帝与犹太民族签约，犹太民族承担着上帝的任务，肩负着神圣使命，是上帝的特殊选民。耶稣也说，人类的拯救，只能来自犹太人。第三个要素——救世主——出自犹太人，弥赛亚将降临人世，拯救人类，将人类引向上帝。犹太教坚持认为，弥赛亚还没有降临。基督教认为，弥赛亚已降临，这就是救世主耶稣。第四个要素——善恶决战——最后的审判之日，善恶决战到来，恶者被消灭，跌入地狱，善者蒙上帝荣光。第五个要素——天国——最后的审判，善恶大决战后，天国降临，善者进入天国，享受永恒幸福。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的，反宗教的，它怎么会与上述这样的犹太精神结构统一呢？其实，换一个视角，我们就能看出两者的统一性。在政治学层面，马克思主义也具有五大要素，即“历史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规律选择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最后的斗争—共产主义。
第一个要素——客观历史规律——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的绝对性，一切皆由物质世界的自身的运动规律所决定。客观规律是绝对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物质世界有铁定的客观规律，人类历史变化也一样有铁定的历史规律。真理只有一个，人类只能顺应，不能违逆。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大概都还能记得几十年前的那首歌——“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在马克思主义中，犹太教的“上帝”概念被“物质”概念所替换，“上帝不可抗拒的意志”被“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所替换了。“唯上帝论”与“唯物论”，需要有唯心与唯物的差别，但在绝对主义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个要素——无产阶级——新时代的选民，新生产力的承担者，资本主义掘墓人，承担着摧毁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特殊使命。马克思主义中，犹太教的“选民”由“犹太人”变成了“无产阶级”。“上帝选择了犹太人”与“历史选择了无产阶级”，在选民意义上是同一的。直到今天，政府的文件里还习惯用“历史选择了”这样的词语。
第三个要素——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的先知团队，新时代的救世主，领导人类推翻魔鬼资本主义的弥赛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先锋队。《东方红》中唱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海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第四个要素——最后的斗争——大工业时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人类的最后一次战争。国际歌里唱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来，是给世界带来和平，不。我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剑。”
第五个要素——共产主义——最后的斗争结束后，阶级消失，国家消失，人类进入人人平等的、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情感，弥漫在《圣经》的诗篇之中。先知以赛亚唱颂道：“他（上帝）将各国争端消除。人们将铸剑犁，铸矛为镰。人间不再有战争，人们不再备战。”马克思强调，通过阶级斗争，实现阶级消灭的目标。人压迫人的现象，将彻底终止，人类进入无阶级冲突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把犹太教的“五大要素”和马克思主义的“五大要素”对应排列起来，相信大家可以轻易地发现其中的对应关系。
上帝（上帝意志）——物质（客观规律）
选民（犹太人）——无产阶级（工人阶级）
救世主（弥赛亚）——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
善恶之战（最后审判）——最后的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最后决战） 天国降临大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结构，与犹太教的内在结构完全统一。表相上的差异性，并不能掩盖其深层结构上的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科学理性的话语方式，再次展现了犹太教的内涵，是科学化的犹太教。大概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原因，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领导人，多是犹太人。早期共产党的军队，依托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身上（奴隶民族），表现出一种宗教般的狂热和宗教般的献身精神，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根子，本来就在犹太教精神结构之中。或者说，它本来就是一个宗教团队。
以这“五大要素”为参照，我们会发现，孙中山的思想中，并没有勾划清楚一个明晰的“天国境界”，缺少强烈的“选民意识”，对善恶斗争的不可妥协性强调不够，大概这是孙中山理论在社会动员上力度相对不足的原因。与孙中山不同的是，洪秀全和毛泽东，都更极端地接受了犹太教精神结构，五大要素齐全。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都采取了一种公开的否定和摧毁的态度。毛泽东说：
“孔丘名高实粃糠。”临死前还发动一场批林批孔运动。从洪秀全到毛泽东，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深处，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犹太—基督教的冲击和改造。犹太—基督教的内在精神结构，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先后复制出了洪秀全、孙中山和毛泽东这三位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将犹太教精神进行中国化处理，形式各异，程度不同，但精神结构仍是统一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无论是理论家还是政治家，谁要想影响中国的未来进程，大概仍然离不开这样的精神结构。百年中国，在犹太教这种内在的精神结构冲击下，从中国的儒释道中，都没有成长起能够全面回应这种挑战的中国式精神结构。而中国老百姓，似乎并不排斥而且还欢迎这种犹太精神结构。同时，我们可以想见，犹太—基督教内在精神结构对中国心灵的改造运动，仍将以各种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下去，但是，今后它会以什么样的特定的主流的形式表现出来呢？今后会有哪些黑眼晴黄皮肤的犹太先知式的人物出现呢？只有上帝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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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读欧美的小说诗歌，书中描述人物内心灵魂、涉及到宗教情怀的地方，常常引起我的好奇心和兴趣。而由此对于基督教衍生出来的西方文化如精美的绘画艺术、巍峨的教堂建筑欣赏不已，尤其对那种如天籁的教堂音乐、唱赞美诗心往神驰。应该说，我对基督教充满了好感。可是当我几十年后真正进入教堂，第一次祈祷、敬拜开口唱赞美诗，突然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它让我想起唱《东方红》，浑身起鸡皮疙瘩。这种顶礼膜拜怎么和拜希特勒拜斯大林、以及文革时期的毛崇拜何其相似乃尔!又譬如称上帝为大君王、元首，信徒又自称是上帝的奴仆、子民，天哪，怎么仁慈的上帝也长了一张专制者的面孔?这起码违背了我对自由主义思想认同的原则。我本人开始接受基督教信仰时，曾是充满了质疑和保留的。
那么，崇拜上帝是否与崇拜领袖或英雄相同，基督教信仰和共产意识有无共通之处，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时为什么要批判宗教?随着进一步的读圣经、过教会生活，我的感悟和思考也是一点一点的渐进深入的。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基督教信仰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异同。
崇拜神与崇拜人
崇拜，意味着人的一种向上仰视的心理态势。甘心降卑、俯首在被崇拜的对象面前呢喃颂赞，希望渺小软弱自身藉此得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崇拜本质上是一种宗教意识，亦是人的本能情感，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宗教的种子。汤因比就说过，人类的宗教情怀是不可剥夺的。
举头三尺有神明，古代中国人在《诗经》里颂唱：“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翻译出来就是，伟大呵上帝，洞察人间一切。而不管有无宗教信仰的人，当其遭遇困顿绝境都要喊“天哪、天哪”，还有世人常说的“天时”、“天道”、“天命不可违”、“天理不容”、“天机不可泄露”等，难道不都说明从古到今的人在灵魂深处承认上帝的权柄和大能么!基督徒崇拜上帝，承认天地之上有一个至高者，他创造、统管万物，是一切公义真理、道德规范的源头和终极。基督教承认人性的局限，使人知己罪而悔改更加向善，顺服于基督的慈爱仁义，灵魂得救有安慰，让你活得尊严有人样，效果是给人生社会带来安宁和平。
上帝在高天之上，他只管住你的灵魂，却永远不会妨碍侵占你世间的权益，因此崇拜上帝是有益无害、绝对安全的。当然也是美好的。
人人都有崇拜的心理因子，但崇拜的对象大有区别的。有一句大家曾经熟悉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体现出无神论者不敬天地鬼神的豪气或者张狂。可是真正无神论者是最不容易当的，甚至是没有的，往往不信天上的神明，就可信世上的任何东西。譬如“不崇拜上帝，就崇拜皇帝”就是一例，这样的唯物主义者其实有所畏惧的：他畏大人、畏枭雄豪杰、畏僭主领袖、畏一切骑在头上比他“伟大”的人间偶像。于是“巨人”一挥手叫你跟他走，你就是一只虫豸或一颗螺丝钉。集千万人的崇拜为一人所用，巨大权力由此而产生，他就是你的“神”!这样的“人神”会以革命、人民的名义支配你的灵魂、侵占你的权益，挟制民众变成工具或奴隶，窃取国家民族的权力将其带入黑暗深渊之中。把人当作神来崇拜，直接结果便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林达要说“总统是靠不住的”，布什讲演说要将“权力者关进笼子里”。
而众所周知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以搞群众运动起家、宣传对领袖个人崇拜是其统治的基本手段。从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到现今的金正日、卡斯特罗，哪一个不是站在神坛上被民众崇拜成魔王。被愚弄了六十年的中国人，哪一天普遍能认识到人性是有限有罪的，英明领袖是靠不住的，哪一天才能灵魂醒悟、有起码的人格尊严，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站起来。
《圣经.创世纪》里，古蛇诱惑亚当夏娃不听上帝禁令，吃智慧树上的果子时说道：“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里的关键在于“便如神”，人间的英明领袖们，个个都成了能替我们分辨善恶的“神”。——撒旦的诡计成功。 理想与天堂
人类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交往，这是圣经所赞同的，旧约新约上有大量的事例可以说明。耶稣道成肉身成为贫穷木匠的儿子，于世上传大爱的福音，特别体悯困乏弱势的群体，为穷苦人治病，且对当时社会的黑暗不公不遗余力的谴责，充满了平等的精神。如路加福音里经文说道：“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又多次指责法利塞人“侵吞寡妇的财产”在雅各书也说“富足的人„„只是积攒钱财，工人们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却亏欠他们的工钱”。耶稣爱穷人的事例，圣经里记载俯拾皆是。
另外我们知道，共产主义理论的 建立，是以指斥资本主义社会从政治经济上对穷苦大众剥削和压迫、极力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公平为基石的。因而提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地主资产阶级，从而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削压迫、平等的新社会，再进一步解放全世界，最终使人类达到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这样的理想不可谓不美好，它曾吸引了千万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献身。这样的理想和基督教的公义、平等普世价值理念确有表面相似地方，那么二者是否相通呢?
就像考察一个人的品性好坏不能光听他怎样表白，更要看他待人接物处事行为一样。“理想”可以标榜得光鲜明亮，如何实现理想的手段才至关重要，因为这更能说明事情的性质。共产理想的实现是以划分阶级、肯定暴力斗争，打破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文明传统和社会秩序为代价的，所谓无产者“打碎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是全世界”。这种暴力斗争是建立在人为的阶级对立和仇恨的基础上的。革命、暴力、牺牲千万人的生命推翻一个不完美的旧制度，建立一个更加专制残酷的新制度，正义、光明在哪里呢?但这就是近一百多年来俄罗斯、中国及其他共产国家的历史事实。
从上面引证的经文里，我们也可看出，圣经里虽然也谴责富人，指出社会的不公义，但上帝是以人性有“罪”这一点为基础的，并且不以富人穷人、不以阶级划分来判别好恶的。在上帝神性的标准下，一切人都是罪人，凡接受基督十字架救恩的，同样不分阶级贫富，都可因信称义，归算为神的义民。圣经中记载的基督徒，有富人、也有穷人就是例子。
基督教是宣扬大爱的宗教，要求不但要爱你的家人、邻居，甚至要“爱你的敌人”，体现出神的慈爱包容无边。爱敌人，虽然是对信徒极高的道德要求，使人不容易做到，但它至少是引导世人向神性奔跑努力的标杆。更重要的是它透露出基督教一个理念：化解人心的仇恨，反对以暴易暴导致的冲突不息。基督教讲平等精神，耶稣也反对社会不公，但他决不宣
扬仇恨、你死我活斗争，而是用仁慈的爱、博大宽恕的道德，以此一点一滴、渐进的改变人心社会。
曾经有人提出，圣经里也实行过共产式的生活。引证的经文便是“使徒行转”里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的分给各人”，“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这里的确有与共产理念相似的地方，但这样的共产生活是因信仰和爱为基点、自愿聚集的，并不具有制度强迫性。而共产主义的“共产”是对有产者的强制剥夺、通过斗争化私为公的制度。恩格斯在一篇文章里说道：“他们最喜欢的公式就是‘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他们竭力想用圣经、用最早的基督徒过的就是公社式的生活等话来证明这个公式。„„如果他们真是最好的基督徒，那他就会对圣经有更正确的理解，就会相信即使圣经里有些地方利于共产主义的解释，但是圣经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一切合理的创举是截然对立的。”
基督教信仰里的天堂，是指耶稣第二次降临、末日审判世界后得救圣徒最后归宿，那里是圣洁快乐的福地，如启示录说：“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上帝的子民在那里享受与神同在、无限喜乐的永恒之境。圣经里通过保罗的口明确的说出天堂在“第三层天”上。
而地上有天堂吗?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声称发现了从过去到将来人类历史进程的规律，就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互动，人类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有其必然性。而“一个完美新社会来临”共产主义理想社会里，完全消灭了剥削、不平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精神生活极大丰富、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状态，一幅人间天堂的图画。如果说这是一种美好愿境，人间乌托邦理想，那还是有其审美意义的。可是一旦将其上升为必然性的历史规律，并规定以此为整个人类的行动实践和目标就令人惊讶了。道理很简单，世界复杂纷纭、社会事物万花筒般变易不居，除非巫师或神仙，谁也难预测将来的世界，人类世界每秒都在发生大小变化，就连明天、下一星期的事情都不能有定准，何况千百年后事!人间天堂的依据何在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有一著名口号：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宣布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是以饿死几千万人而告终。六十年代苏共领袖赫鲁晓夫有一说法很有趣，他说共产主义就像地平线上的太阳，又大又鲜艳明亮，可是看得见走不到。 不信唯灵宗教里的天堂，于是众多唯物主义们便拜倒在那飘渺的人间天堂之下。 原罪与新人
原罪不是指人类原有的罪。上帝造人时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因此是无罪的。根据圣经.创世纪的记载，由于始祖亚当在伊甸园违背了上帝的嘱咐，偷吃禁果堕落犯罪，于是“罪从一人进入了世界”，人类从亚当承袭了败坏的心、朽坏的身体，原罪的影响临到世上一切人。人深深的罪性，是一切邪恶行为的源头起因，造成冲突纷争的世界。正因为如此，上帝怜悯世人，派下第二个亚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传福音，以十字架为挽回祭，救赎世人灵魂，使其悔改信主，重生得救，圣灵在其心中做超自然的工作，造出新生命。正如圣经.哥林多后书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却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做
新人，是自觉自愿在灵魂里改恶向善，以基督的真理、公义为标杆的人生过程，乃美好良性积极向上的人生。
基督教里的罪人和新人的观念是道德意义上的，并指向一切世人，不分种族国家阶级，因此它具有普世、超越的价值。
马、恩共产理论著作中并未有“原罪”一词的提法，但按其阶级斗争的理论，无产者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起来打倒有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法性，在“劳工神圣”、“劳动人民最干净”的口号下，无产者的品德先天优越于有产阶级。而地主资产阶级按照社会经济地位划为剥削者，，剥削有罪，所以资产阶级具有“原罪”，属应被推翻打倒的阶级。所以毛泽东在《中国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明确的将地主资产阶级列为革命的敌人。不仅如此，还将一般的知识分子、公务员、律师等列为小资产阶级分子或资产阶级的附庸，同样因其身份先天具有原罪，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需要长期改造的对象。苏共斯大林的大清洗，毛从延安时代的整风运动到49年以后搞的镇反、反胡风、反右、文革等祸害千万人的政治运动，整治的理由就是他们属“阶级异己分子”，身上有“原罪”。这种因“原罪”而需要改造的人，当然属于被专政的对象、或随意剥夺其人身权利的贱民。这样对人的改造是强制性的，不接受就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接受改造中少数能被认可的，就成为无产阶级的新人。这种“新人”必具的品格是一切服从于党和领袖的意志，彻底否定自己个人利益成为一人、一党的顺服工具。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中之罪人、新人，和基督教里道德意义上的罪人、新人完全不同，它更多是一种社会身份，并且不具有人格尊严和人权的。
委身与舍己
关于人格人性更新的问题圣经里有详尽的剖析，基督教是将此与舍己和委身连在一起的。一个在基督信仰里重生得救的人，心志被更新、价值观改变后，生活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基督公义、慈爱的真理为人生最高准则。基督替他而死，他就应当为基督而活。基督徒的生活属神的生活。圣经.哥林多后书里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里明确的说出基督徒向上帝的无我委身的心志和精神。宗教信仰是甘愿服从那至高者的命令，否则就不是信徒。 在共产理论体系里，社会成员的人格更新不仅指敌对阶级，在实施中事实上是针对一切人的。所谓的“兴无灭资”的思想改造，要求每个普通人都应当具有无产阶级的思想人格而成为共产主义“新人”，这种崭新的人格也建立在“无我”、“舍己”的基础上。用毛的话来表达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小集团或自己个人利益出发。”在《纪念白求恩》一文里，更是表达出对这种新人格忘我精神的最高赞誉：“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这种“政治无我论”的要害是以所谓的集体意志取代个人意志、以个人委身于集体作为共产主义的人生目标来追求。群众、集体、人民、大公无私这些闪耀着道德光辉的词语极具魅惑力，人的灵魂多么容易被喊着这样词语口号的人或集团所掳掠。这样的口号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都喊过，也正在被当今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倡导利用。专门“以天下之大公为我之大私”大盗野心家，最需要这样无我的政治委身!
最典型的被誉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雷锋，在日记里写道：“我要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对党有利的话、有益的事，我要多说、多做;对党不利的话，没益的事，我坚决不说。不做。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生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里不难看出，忘我舍己、为人民服务就是向党效忠，顺理成章当然也是向党的领袖委身。牺牲个人的极权主义人格由此而产生。极权主义人格可以假道德高尚的名义，但其实质乃服从统治者需要的政治人格。
因此把一切献给党、献给领袖，和把一切献给上帝是不同的。前者的忘我是不自觉或被迫的，导致一种凡人献给“伟人”的政治人格。后者的委身是自觉甘愿的，指向神性的道德人格。上帝是公义无私、圣洁无罪的，可以将你引领入真理和光明之境。而不乏权欲私欲的领袖、伟人这种“难以管教的公民”是靠不住的，可以把你带进灾难深渊。
经验告诉我们，做上帝的奴仆和做人的奴仆，其行为性质乃冰炭不同炉，结果更是南辕北辙。
把基督教的天堂搬到人间
其实 共产主义理论在马、恩创立之初，没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种宗教，它只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二十世纪初自从列宁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后来东欧、亚洲相继建立起来的共产国家里，有西方学者发觉共产主义推行的实践过程中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例如罗素就常将共产主义看作一种宗教，在其《西方哲学史》里他把共产主义的一些表面形态与基督教作比较。他认为“辩证法唯物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耶和华”，“马克思”就是“弥赛亚”，“无产阶级”就是“选民”，“共产党”就是“教会”，“地狱”就是资本家应受的惩罚，“千禧年”就是“共产国际化的日子”。在列宁以后的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几乎所有的共产领袖搞个人崇拜的狂热中，宗教色彩更加突出，岂止是“弥赛亚”救世主，已升格成天上星宿、人类的“大救星”了。倡导唯物主义、标榜无神论的国家，却造出了一尊尊的人间“神”让千万愚众来膜拜，岂不咄咄怪事。
正因如此，生活在共产国家里的人，曾经疯狂崇拜假神，对偶像崇拜有深入骨髓的痛苦记忆。即使如今心智已觉醒的人，要进入基督信仰去崇拜天上真神，确实非常容易产生心理障碍或抗拒。我的一位文化人朋友，早已走出了共产迷信。他说：基督教仁爱的理念很好，但崇拜耶稣很可笑，基督徒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偶像来崇拜而已。像他这样只看仪式、不问内容，只看“崇拜”二字，不分“对象”、将神与人混为一谈的不在少数。我理解他们，因为自己也有过如此的心路历程。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想弄清共产意识和基督教信仰区别何在的原因。
前些年读过一幅油画，印象深刻至今难忘。画的中央有伟大领袖毛泽东正面站立，一手叉腰间、另一手戟指下方，脸上有使唐宗宋祖“俱往矣”的一代枭雄之豪气。在毛身后，或明或暗光影中，画有十几名近现代世界上政治、文化名人像：卢梭、尼采、马克思、恩格斯、希特勒、墨索里尼、列宁、斯大林、金日成、卡斯特罗、波尔布特„„，几乎囊括了现代无神论的思想家和极权主义国家的领袖们。这些“人神”或魔王，组成了历史的链条阵势，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进程。他们还同襄共举完成了一件事：打倒上帝，消除基督教!——画面上毛泽东左手指向脚下地方，横卧一具十字架上耶稣的身躯。我读画面，眼光久久停留在
最典型的被誉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雷锋，在日记里写道：“我要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对党有利的话、有益的事，我要多说、多做;对党不利的话，没益的事，我坚决不说。不做。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生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里不难看出，忘我舍己、为人民服务就是向党效忠，顺理成章当然也是向党的领袖委身。牺牲个人的极权主义人格由此而产生。极权主义人格可以假道德高尚的名义，但其实质乃服从统治者需要的政治人格。
因此把一切献给党、献给领袖，和把一切献给上帝是不同的。前者的忘我是不自觉或被迫的，导致一种凡人献给“伟人”的政治人格。后者的委身是自觉甘愿的，指向神性的道德人格。上帝是公义无私、圣洁无罪的，可以将你引领入真理和光明之境。而不乏权欲私欲的领袖、伟人这种“难以管教的公民”是靠不住的，可以把你带进灾难深渊。
经验告诉我们，做上帝的奴仆和做人的奴仆，其行为性质乃冰炭不同炉，结果更是南辕北辙。
把基督教的天堂搬到人间
其实 共产主义理论在马、恩创立之初，没有人把它看作是一种宗教，它只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二十世纪初自从列宁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后来东欧、亚洲相继建立起来的共产国家里，有西方学者发觉共产主义推行的实践过程中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例如罗素就常将共产主义看作一种宗教，在其《西方哲学史》里他把共产主义的一些表面形态与基督教作比较。他认为“辩证法唯物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耶和华”，“马克思”就是“弥赛亚”，“无产阶级”就是“选民”，“共产党”就是“教会”，“地狱”就是资本家应受的惩罚，“千禧年”就是“共产国际化的日子”。在列宁以后的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等几乎所有的共产领袖搞个人崇拜的狂热中，宗教色彩更加突出，岂止是“弥赛亚”救世主，已升格成天上星宿、人类的“大救星”了。倡导唯物主义、标榜无神论的国家，却造出了一尊尊的人间“神”让千万愚众来膜拜，岂不咄咄怪事。
正因如此，生活在共产国家里的人，曾经疯狂崇拜假神，对偶像崇拜有深入骨髓的痛苦记忆。即使如今心智已觉醒的人，要进入基督信仰去崇拜天上真神，确实非常容易产生心理障碍或抗拒。我的一位文化人朋友，早已走出了共产迷信。他说：基督教仁爱的理念很好，但崇拜耶稣很可笑，基督徒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偶像来崇拜而已。像他这样只看仪式、不问内容，只看“崇拜”二字，不分“对象”、将神与人混为一谈的不在少数。我理解他们，因为自己也有过如此的心路历程。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想弄清共产意识和基督教信仰区别何在的原因。
前些年读过一幅油画，印象深刻至今难忘。画的中央有伟大领袖毛泽东正面站立，一手叉腰间、另一手戟指下方，脸上有使唐宗宋祖“俱往矣”的一代枭雄之豪气。在毛身后，或明或暗光影中，画有十几名近现代世界上政治、文化名人像：卢梭、尼采、马克思、恩格斯、希特勒、墨索里尼、列宁、斯大林、金日成、卡斯特罗、波尔布特„„，几乎囊括了现代无神论的思想家和极权主义国家的领袖们。这些“人神”或魔王，组成了历史的链条阵势，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进程。他们还同襄共举完成了一件事：打倒上帝，消除基督教!——画面上毛泽东左手指向脚下地方，横卧一具十字架上耶稣的身躯。我读画面，眼光久久停留在
那耶稣枯瘦而悲悯的面容上，心智受到莫名的冲击。当时我并不是基督徒，但我读懂了它：苍天已死，‘红’天当立。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打倒几千年的宗教文明传统，打倒天上神灵，世间的“人神”取而代之，就如毛泽东及同道们。一百多年来，无论西方东方兴起“拜人”图腾，导致人类受这种“巨人”的蹂躏，哀鸿遍野、血海尸山，至今祸害连连。 马克思无情的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这种批判首先是对宗教的批判为前提：“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是统治阶级的专有工具”，是我们熟悉的观点。既如此，为什么共产主义又会有如此强烈的宗教色彩?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一篇小文所能说清楚的。马克思本人六岁受洗，十六岁行坚信礼，全家都是新教徒，基督教理念对他创建共产主义理论应该有很大影响和启发。基督教有几千年的历史，共产意识有一百多年时间。有人这样认为，共产主义理想其实是马克思把基督教天堂搬到人间。我想这是有道理的。
200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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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洪秀全：让孔子、孟子痛哭
当谈及西方文化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时，人们往往会简单认定，“五四”运动时期提出的“科学与民主”，就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主要影响所在。“科学与民主”，固然是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就嘲笑过“言必称希腊”的现象。但是，仅看到这一层，却有失偏颇。西方文化中的犹太文化，对中国也产生过更为深刻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却常常被人们忽视。
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文化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内含科学、民主、共和、法治要素的希腊—罗马文化，二是以犹太—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文化。说近现代中国受到“科学与民主”影响，等于说中国受到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影响。犹太—基督教文化以上帝、选民、救世主、善恶之战、天国降临为特征，是不是这样的宗教精神要素对中国较少足够影响呢？情况正好相反，近现代中国百年史，犹太—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的冲突和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要高于希腊—罗马文化。也就是说，犹太—基督教精神结构对近现代中国现实政治的影响，可能要比希腊-罗马文化“科学—民主”的影响还要深远一些。这样的说法，可能与常识有一定距离，但并非全无道理，因为从思想层面看，近现代中国占主流的政治文化精神，根源就在犹太—基督教文化中。近现代中国，有三位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人物，他们是洪秀全、孙中山和毛泽东，而他们都深受犹太—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我们先来看看让孔子、孟子痛哭于九泉之下的洪秀全。
1836年春天，20出头的洪秀全到广州参加府试考秀才，遇到有人散发一本叫《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洪秀全拿到一套。这本宣传基督教的十余万字的小册子，就这样开始改变洪秀全的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劝世良言》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启蒙通俗读物，作者是一位叫梁发的中国人，他是基督教新教的首位华人牧师。此人雕版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撰写了多种通俗性的布道读物。《劝世良言》中的一半内容，摘录的是当时的中译本《圣经》（1824年出版的《神天圣书》）部分原文，另一半则是梁发针对中国的国情阐述的教义，内容涉及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说、天堂、地狱和末日审判说等一些基督教最基本的神学内容。梁发强调：“神天上帝独真、独尊、独威的绝对性，而其它一切宗教的神灵、偶像都属于被清除的邪门歪道。若崇拜它们，便将获罪于上帝。”《劝世良言》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民间宗教和巫术风水之类文化进行了抨击。洪秀全拿到此书之初，并没有开始阅读，而是把它留在了自己的书架上，一放就是6年多。1843年，一位朋友来访，拿起了那本在书架上搁置己久的《劝世良言》，这才忽然引起了洪秀全的注意，他当下打开翻阅。这回洪秀全有了特殊体悟，决心皈依上帝，“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洪秀全相信受了上帝启示，自己受上帝派遣，前来消除人间妖孽，建立太平天国。他砸了本村孔子牌位，开始出门传教，加入并改造了“拜上帝会”，并很快成为领袖。1847年，洪秀全到广州，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得到全套《圣经》。“拜上帝会”公开宣称信仰上帝，信奉基督，认同《圣经》，以清除妖邪鬼卒，建立太平天国为已任。洪秀全有一些颇有意思的看法，他认为，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并不仅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中国夏商周三代，都有拜上帝的传统。秦汉以后，偏离上帝，走了邪路，历朝历代君王，皆为恶人妖邪。太平天国，是将中国历史转向上帝引领的正路而已。 从1851年太平军开始起义到1868年彻底失败的17年间，太平军军锋所及之处，中国传统一切寺庙偶像，“扫地荡尽”，遍布中国的孔庙首当其冲。太平军不仅砸孔庙和孔子牌位，毁烧儒教书籍，还编出不少“上帝骂孔子”的戏剧，到处演出。这是前无古人，但后有来者的大规模打倒孔家店的运动。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在这篇檄文中，曾国藩认定太平天国最大的罪过，在于“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用现在的话来说，曾国藩从太平天国运动中，看到的是“外夷之绪”的基督教与中国“千年名教”的“文明冲突”。如果仅将曾国藩的这篇檄文视为既能回避满汉民族问题又能拉笼士人的政治高招，就可能把他看低了。我倒愿意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他确实是深深感受到了“文明冲突”的震荡。因为太平天国失败了，所以现在的基督教人士，往往不愿承认洪秀全与基督教的内
在关系。但从洪秀全的著作和太平军所作所为看，太平天国的基本价值观，毫无疑问是从基督教来的，是被中国化了的基督教。
享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称，21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将以各文明体为边冲突边界线。但从太平天国的历史来看，享廷顿过于相信各文明体的内部统一性了。最通常的文明冲突，也可能不是发生在文明体之间，而可能发生在各文明体内。各不同文明要素的相互渗透造成的文明体内的冲突，可能才是文明冲突更通常的表现形式。
基督教从犹太教脱胎和改造出来，但它的基本思想要素，并没有超越犹太教的范围。因此我们可以说，犹太文化支配了洪秀全，洪秀全支配了太平军，太平军影响了全中国。我们可以说，太平天国，是犹太—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一次大规模突进，没有最终成功。成则王侯则者贼，太平天国失败了，就被文人们骂为邪教王国。成败之间，历史的偶然性太多。如果太平军成功了，结果会如何？
孙中山：打断白帝神像胳膊，把关公像扔进侧所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死于南京。两年后的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从1897年至1892年，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的教会学校上学，受基督教影响很深，并在美国檀香山已加入了基督教。孙中山加入基督教的行为，受到哥哥孙眉反对，孙眉要求他多学国学。1883年夏，孙眉强行将孙中山送回国。但是，回到家乡后，孙中山却与好友陆皓东干出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他们进到村里的北帝庙，打断了北帝偶像的一只手，并毁掉的偶像三具，还对前来围观人说：“现在你们看见这样的保护乡村的神道了，我折了他的手指，他还照旧笑，这样的神道来保护我们的乡村？！”事后乡里大兴问罪之师，将孙中山逐出乡里。孙中山被迫离乡赴香港，入香港拔萃书院读书，热心于基督教传教工作。
孙眉获悉孙中山在乡间破坏神像及热心教会工作，来信斥责，扬言“苟不速与基督教割绝，绝不复寄银资助之”。并令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兄弟俩在姑刺农场见面，孙眉大发雷霆，又骂又打。但孙中山并不听话，他跑到孙眉书房，将悬在壁上的关帝神像取下来扔进了厕所。庄政在《国文革命与洪门会党》一书中说：兴中会成立时，孙中山“率先宣誓，将左手置于开卷的《圣经》上，高举右手，恳求上卷明鉴，以示矢志革命，卒底于成”。又据陆皓东之侄陆灿回忆，在一次兴中会入会宣誓仪式上，“孙博士第一个宣誓，把他的手放在《圣经》上，请上帝为他的誓言作证，其他人旋即照办。”孙中山曾说：“建国之基础在於心里，要除旧更新，必
须敬畏上帝。”曾经影响过洪秀全的犹太文化精神，再次影响了孙中山。由于孙中山信奉基督教，中国政治变革再次与基督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没有不排它的一神教。稍有基督教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高度排它性的，凡信仰基督教者，对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和中国传统习俗，不会有什么好感。但总的来说，孙中山一生中，并没有表现出洪秀全那样强烈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决绝的态度。刚建“立兴中”会时，孙中山常在公开场合推崇洪秀全，要求大家注意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因此曾被同志们称为“洪秀全第二”。但在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他并没有继续他年轻时打断白帝神像胳膊和把关公像扔进侧所的那些举动。他对传统文化采取了与洪秀全不同的态度，他尽可能地进行利用。他从中国文化中选取各种大众熟悉的语词，如“天为为公”、“共和”等，加以自己的新解读。我们对他这样的行为，我们大体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解释，
其一，他吸取了太平天国文化政策的教训。谁都知道，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为代表的读书人对太平天国否定和摧毁传统文化的彻底反对，是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其二，他必须适应受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和话语熏陶的民众。他必须按中国民众所习惯的方法来进行政治动员和组织。处于这种矛盾困境中的人，最自然的办法就是“旧瓶装新酒”，用旧概念装上新价值。孙中山将“天下为公”的旧瓶子装上“三民主义”的新内容，即是如此。其三，“三民主义”主义以“民族、民生、民权”为内容，第一条就是“民族”。从孙中山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的“民族”，主要讲的是民族的平等，是平等价值观在民族关系上表现。但在具体政治活动中，民族主义与民族传统文化应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洪秀全和毛泽东来说，为了民族的利益，应首先应当摧毁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取其精华。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可以意味着消灭或改造民族文化。但是，从常理来说，一般民族主义者，应当热爱民族传统文化。孙中山显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批判者，但显然也不是什么热爱者，他“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不是一个文化概念，也就是说，孙中山不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对当时仍作为中华民族主流价值的儒教，孙中山没有公开表达过多少正面或负面的评价。但孙中山对儒教的真实态度，我们也许可以从宋庆龄1937年发表的《儒教与现代中国》中猜测一二，那里面说：“孔子学说是彻头彻尾地封建的、专制的。”如果孙中山对儒教有好感，恐怕宋庆龄不会如此直接地攻击儒教。在《武昌日知会与耶教之关系》中，孙中山倒是曾经明确提出过他的文化政策，说是“要用基督教作为一个基础，建筑一个新的文化”。 孙中山是坚决和顽强的，但在他的眼神中，有一种特有的忧郁。这种忧郁，大概是因为他的价值理想与政治行动总处于不断的冲突之中。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临终前，于病榻上口授了遗嘱，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
孙中山以这样的遗嘱，注解了自己。面对孙中山这样的遗嘱，我们不得不重新理解他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名言了。无论孙中山思想有多
复杂，无论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多深，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孙中山是一位基督徒。海内外中国人有一位基督教国父，这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孔丘名高实粃糠
说毛泽东受犹太文化影响，并不仅仅因为马克思是犹太人，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结构，与犹太文化的内在精神结构是统一的。犹太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实现的。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自己死后要去见马克思。毛泽东对马克思的崇敬是真实的，没有人会否认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只要我们能发现犹太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统一性，我们就可以推断犹太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犹太教有内在的精神结构，我将其归纳为“五大要素”，即“上帝—选民—救世主—善恶决战—天国降临”。
第一个要素——上帝——上帝是唯一的，绝对的，只能崇拜上帝，不能崇拜任何其它的神。上帝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不可抗拒的。以后的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一神论思想，都是从犹太教中生长出来的。第二个要素——选民——选民是犹太人。《圣经》上说，上帝与犹太民族签约，犹太民族承担着上帝的任务，肩负着神圣使命，是上帝的特殊选民。耶稣也说，人类的拯救，只能来自犹太人。第三个要素——救世主——出自犹太人，弥赛亚将降临人世，拯救人类，将人类引向上帝。犹太教坚持认为，弥赛亚还没有降临。基督教认为，弥赛亚已降临，这就是救世主耶稣。第四个要素——善恶决战——最后的审判之日，善恶决战到来，恶者被消灭，跌入地狱，善者蒙上帝荣光。第五个要素——天国——最后的审判，善恶大决战后，天国降临，善者进入天国，享受永恒幸福。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的，反宗教的，它怎么会与上述这样的犹太精神结构统一呢？其实，换一个视角，我们就能看出两者的统一性。在政治学层面，马克思主义也具有五大要素，即“历史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规律选择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最后的斗争—共产主义。
第一个要素——客观历史规律——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的绝对性，一切皆由物质世界的自身的运动规律所决定。客观规律是绝对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物质世界有铁定的客观规律，人类历史变化也一样有铁定的历史规律。真理只有一个，人类只能顺应，不能违逆。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大概都还能记得几十年前的那首歌——“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在马克思主义中，犹太教的“上帝”概念被“物质”概念所替换，“上帝不可抗拒的意志”被“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所替换了。“唯上帝论”与“唯物论”，需要有唯心与唯物的差别，但在绝对主义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个要素——无产阶级——新时代的选民，新生产力的承担者，资本主义掘墓人，承担着摧毁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特殊使命。马克思主义中，犹太教的“选民”由“犹太人”变成了“无产阶级”。“上帝选择了犹太人”与“历史选择了无产阶级”，在选民意义上是同一的。直到今天，政府的文件里还习惯用“历史选择了”这样的词语。
第三个要素——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的先知团队，新时代的救世主，领导人类推翻魔鬼资本主义的弥赛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先锋队。《东方红》中唱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海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第四个要素——最后的斗争——大工业时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人类的最后一次战争。国际歌里唱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来，是给世界带来和平，不。我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剑。”
第五个要素——共产主义——最后的斗争结束后，阶级消失，国家消失，人类进入人人平等的、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情感，弥漫在《圣经》的诗篇之中。先知以赛亚唱颂道：“他（上帝）将各国争端消除。人们将铸剑犁，铸矛为镰。人间不再有战争，人们不再备战。”马克思强调，通过阶级斗争，实现阶级消灭的目标。人压迫人的现象，将彻底终止，人类进入无阶级冲突的共产主义。我们可以把犹太教的“五大要素”和马克思主义的“五大要素”对应排列起来，相信大家可以轻易地发现其中的对应关系。
上帝（上帝意志）——物质（客观规律）
选民（犹太人）——无产阶级（工人阶级）
救世主（弥赛亚）——共产党（无产阶级先锋队）
善恶之战（最后审判）——最后的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最后决战） 天国降临大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结构，与犹太教的内在结构完全统一。表相上的差异性，并不能掩盖其深层结构上的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以科学理性的话语方式，再次展现了犹太教的内涵，是科学化的犹太教。大概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原因，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领导人，多是犹太人。早期共产党的军队，依托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身上（奴隶民族），表现出一种宗教般的狂热和宗教般的献身精神，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根子，本来就在犹太教精神结构之中。或者说，它本来就是一个宗教团队。
以这“五大要素”为参照，我们会发现，孙中山的思想中，并没有勾划清楚一个明晰的“天国境界”，缺少强烈的“选民意识”，对善恶斗争的不可妥协性强调不够，大概这是孙中山理论在社会动员上力度相对不足的原因。与孙中山不同的是，洪秀全和毛泽东，都更极端地接受了犹太教精神结构，五大要素齐全。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都采取了一种公开的否定和摧毁的态度。毛泽东说：
“孔丘名高实粃糠。”临死前还发动一场批林批孔运动。从洪秀全到毛泽东，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深处，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犹太—基督教的冲击和改造。犹太—基督教的内在精神结构，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先后复制出了洪秀全、孙中山和毛泽东这三位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将犹太教精神进行中国化处理，形式各异，程度不同，但精神结构仍是统一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无论是理论家还是政治家，谁要想影响中国的未来进程，大概仍然离不开这样的精神结构。百年中国，在犹太教这种内在的精神结构冲击下，从中国的儒释道中，都没有成长起能够全面回应这种挑战的中国式精神结构。而中国老百姓，似乎并不排斥而且还欢迎这种犹太精神结构。同时，我们可以想见，犹太—基督教内在精神结构对中国心灵的改造运动，仍将以各种不同表现形式进行下去，但是，今后它会以什么样的特定的主流的形式表现出来呢？今后会有哪些黑眼晴黄皮肤的犹太先知式的人物出现呢？只有上帝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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