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总统，也很缺钱 据传，中南海的鱼是前代皇家所放养，其中还有一条三尺长的红鱼和一条大鲤鱼，上面系着金圈，挂着金牌，一向不曾为人所捕捞。冯国璋入主中南海后，派人将湖中的鱼一网打尽，然后命人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一时间北京各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所售之款尽入了冯国璋的私人腰包。当时有人写了一个对子嘲讽说：“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当然，在军阀混战时期，民国的大总统也确实不好做，因为各地税收很少有正常解送中央的，而开口问中央要钱的却多如牛毛。由于政局不稳，民国政府除了袁世凯时期有两年做到了收支平衡。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靠举债度日。 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曾记载，黎元洪作总统的时候经常抱怨：“唉，总统真不是人当的，这个月我又赔了三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三十六万。长此以往，我实在不能支持了。唉，你们看，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民国政府的收入不稳定，也难免要影响到总统的个人利益。冯国璋做地方大员的时候，对财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总统其实是名义好听，一旦经济匮乏，没钱可花，到时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冯国璋在入京代理大总统前特别向段祺瑞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将崇文门监督一职要到自己名下，因为崇文门监督是个肥缺，每个月可以稳定地收到二十万元商业税，可供总统府的开支。 但是，一个月区区二十万的收入固然可以解决总统府的开支，但对于很多国务大事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冯国璋也难免像黎元洪一样，有时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据冯国璋的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国璋还与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闹过别扭。 事情是这样的，王士珍当时作总理，冯国璋想让他派个人到广西督军陆荣廷那里去调停一下南北冲突，但王士珍请示川资如何开销的时候，冯国璋却又不肯出这笔钱，而是让国务院自己去解决。王士珍听后，私下里大发脾气，他愤愤地说：“这件事还不为的是他，我又不贪图什么!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最后，这笔款项还是由国务院开销，但王士珍对冯国璋的吝啬意见很大，这大概也是他总理没干多长时间的原因之一罢。 军中学子第一人，还是理财高手 冯国璋喜欢敛财。这和他的经历也有一定关系的。在冯国璋祖父的时候，冯家还算家道殷实，但在冯国璋出世后。家道便开始中落，耕读传家变成了以耕为主，以读为辅，生计维持颇为不易。 后来，冯国璋投入直隶提督聂士成的麾下，先做炊事兵，后来被营管带发现，将他提拔为自己身边的勤务兵。机缘巧合的是，在冯国璋入伍的第二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冯国璋又顺利被推荐进入了第一期的步科学习(王士珍和段祺瑞均为炮科)。 在武备学堂毕业后，因冯国璋的学业优秀，总办荫昌将他留校任教。而冯国璋急欲立下军功升迁，后来便再次投入聂士成的部队，并参加了甲午战争，其间表现甚佳。战后，冯国璋得聂士成保荐。被推荐为中国驻日本大使裕庚的随员前往日本，由此留意考察日本军事，并著有兵书数册。袁世凯见书后如获至宝，并连连称赞冯国璋是“军中学子第一人”。由此冯国璋也受到了袁世凯的极大重视，并在新建陆军担当重任。在此期间，小站新军的步法操典均出于冯国璋之手。 正因为冯国璋从小生活艰辛，因而对钱的事情看得比较重，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比，他算是一个爱财的人。清末民初，正是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的时候，冯国璋和其他同时期的大人物一样，也利用多年积累的余财进行多方投资，他在自己的老家河间县诗经村购置了大量地产。又与张謇台办了占地数十万亩的盐垦公司，还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等处多有投资。虽然部分投资也有亏损失败，但总的来说，冯国璋从中还是获利颇大， 对于冯国璋身为地方大员甚至国家元首仍旧顾及私利的情况，当时有人指责他“善自封殖”，冯国璋便为自己辩解道：“项城(即袁世凯)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有意思的是，冯国璋给自己刻了一个印章，印文是：“平生志在温饱”。可真正的事实恐非如此。 当然，冯国璋经营多种商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发达显贵之后，有些亲戚、同乡、朋友前来投奔，并希望他能安排个差使。冯国璋不好直接拒绝，但又不能给这些人安排官职，因此他通过投资经营一些商业来安排这些人，也算是公私两分。据说，冯国璋在南京的时候，他军队里的后勤供给，比如军粮、服装等，大多是由他自己经营的商业来供应。但是，他经营的那些商业大都任用私人，一旦冯国璋失去权势，难免陷入困境。 当然，冯国璋也不是一味的吝啬，对于常年跟随自己的亲随，他还是多有馈赠的。比如他的幕僚恽宝惠就曾说，冯国璋曾经给过手下亲信师景云八千大洋，让他拿去侍奉老母亲，而恽宝惠在其父亲生病的时候，他本人也收到过冯国璋八千大洋。恽宝惠感叹地说，像冯国璋这样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能够拿出这样一个款数来给他和师景云，真算得上是“破天荒”了。 一声叹息，身后事 1919年12月28日晚11时，冯国璋在北京地安门帽儿胡同冯宅里病逝，终年60岁。 大总统徐世昌批准予以国葬，先后拨给治丧费1万元、丧葬费10万元。1920年2月2日，冯国璋的灵柩从帽儿胡同冯宅起杠，于4日下午暂厝于河北省河间县诗经村冯氏家祠。 冯国璋墓坐落于西诗经村东头，由徐世昌、曹锟于1917年开始为其建造，到冯国璋逝世尚未竣工。此时又加以扩建，3月26日“国墓”竣工后。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但冯国璋的遗体并没有安葬在“国墓”里，“国墓”里只有冯国璋本人的绫布戎装画像。而他的遗体，在国葬仪式前夜，被家人悄悄埋入古洋河畔黄龙湾的冯氏祖坟中。 半个世纪后的“文革”期间，天津师范学院的30多名造反派，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来到河间西诗经村，找到冯氏祖坟，扒开了冯国璋夫人吴氏、周氏的合葬坟墓，撬开棺木，发现她们的尸体已经成了骷髅，衣服见风顷刻之间化为了粉末。 冯国璋的棺材由十分珍贵的阴沉木制成，棺材底、帮、盖分别厚一寸、二寸、三寸，又经一层漆一层绢反复加厚，最后底、帮、盖分别增至四寸、五寸、六寸。冯国璋的尸身上，佩戴着一挂紫檀木所制的串珠，共108颗，口中含有浅红色杏核般大小的宝珠一颗，右手握着翡翠鼻烟壶，左手佩戴玛瑙扳指。 被扬尸后，冯国璋的后代又将零散的尸骨偷偷聚敛到一起，埋在距离其祖坟不远的枯井里，希望他从此不再遭受打扰。
大总统，也很缺钱 据传，中南海的鱼是前代皇家所放养，其中还有一条三尺长的红鱼和一条大鲤鱼，上面系着金圈，挂着金牌，一向不曾为人所捕捞。冯国璋入主中南海后，派人将湖中的鱼一网打尽，然后命人在市场上高价卖出，一时间北京各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所售之款尽入了冯国璋的私人腰包。当时有人写了一个对子嘲讽说：“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 当然，在军阀混战时期，民国的大总统也确实不好做，因为各地税收很少有正常解送中央的，而开口问中央要钱的却多如牛毛。由于政局不稳，民国政府除了袁世凯时期有两年做到了收支平衡。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是靠举债度日。 冯玉祥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曾记载，黎元洪作总统的时候经常抱怨：“唉，总统真不是人当的，这个月我又赔了三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三十六万。长此以往，我实在不能支持了。唉，你们看，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民国政府的收入不稳定，也难免要影响到总统的个人利益。冯国璋做地方大员的时候，对财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总统其实是名义好听，一旦经济匮乏，没钱可花，到时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冯国璋在入京代理大总统前特别向段祺瑞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将崇文门监督一职要到自己名下，因为崇文门监督是个肥缺，每个月可以稳定地收到二十万元商业税，可供总统府的开支。 但是，一个月区区二十万的收入固然可以解决总统府的开支，但对于很多国务大事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冯国璋也难免像黎元洪一样，有时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据冯国璋的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国璋还与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闹过别扭。 事情是这样的，王士珍当时作总理，冯国璋想让他派个人到广西督军陆荣廷那里去调停一下南北冲突，但王士珍请示川资如何开销的时候，冯国璋却又不肯出这笔钱，而是让国务院自己去解决。王士珍听后，私下里大发脾气，他愤愤地说：“这件事还不为的是他，我又不贪图什么!我一天到晚狗颠屁股垂似的。为的是谁?这一点钱，他还不往外拿!” 最后，这笔款项还是由国务院开销，但王士珍对冯国璋的吝啬意见很大，这大概也是他总理没干多长时间的原因之一罢。 军中学子第一人，还是理财高手 冯国璋喜欢敛财。这和他的经历也有一定关系的。在冯国璋祖父的时候，冯家还算家道殷实，但在冯国璋出世后。家道便开始中落，耕读传家变成了以耕为主，以读为辅，生计维持颇为不易。 后来，冯国璋投入直隶提督聂士成的麾下，先做炊事兵，后来被营管带发现，将他提拔为自己身边的勤务兵。机缘巧合的是，在冯国璋入伍的第二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冯国璋又顺利被推荐进入了第一期的步科学习(王士珍和段祺瑞均为炮科)。 在武备学堂毕业后，因冯国璋的学业优秀，总办荫昌将他留校任教。而冯国璋急欲立下军功升迁，后来便再次投入聂士成的部队，并参加了甲午战争，其间表现甚佳。战后，冯国璋得聂士成保荐。被推荐为中国驻日本大使裕庚的随员前往日本，由此留意考察日本军事，并著有兵书数册。袁世凯见书后如获至宝，并连连称赞冯国璋是“军中学子第一人”。由此冯国璋也受到了袁世凯的极大重视，并在新建陆军担当重任。在此期间，小站新军的步法操典均出于冯国璋之手。 正因为冯国璋从小生活艰辛，因而对钱的事情看得比较重，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人比，他算是一个爱财的人。清末民初，正是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的时候，冯国璋和其他同时期的大人物一样，也利用多年积累的余财进行多方投资，他在自己的老家河间县诗经村购置了大量地产。又与张謇台办了占地数十万亩的盐垦公司，还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等处多有投资。虽然部分投资也有亏损失败，但总的来说，冯国璋从中还是获利颇大， 对于冯国璋身为地方大员甚至国家元首仍旧顾及私利的情况，当时有人指责他“善自封殖”，冯国璋便为自己辩解道：“项城(即袁世凯)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有意思的是，冯国璋给自己刻了一个印章，印文是：“平生志在温饱”。可真正的事实恐非如此。 当然，冯国璋经营多种商业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发达显贵之后，有些亲戚、同乡、朋友前来投奔，并希望他能安排个差使。冯国璋不好直接拒绝，但又不能给这些人安排官职，因此他通过投资经营一些商业来安排这些人，也算是公私两分。据说，冯国璋在南京的时候，他军队里的后勤供给，比如军粮、服装等，大多是由他自己经营的商业来供应。但是，他经营的那些商业大都任用私人，一旦冯国璋失去权势，难免陷入困境。 当然，冯国璋也不是一味的吝啬，对于常年跟随自己的亲随，他还是多有馈赠的。比如他的幕僚恽宝惠就曾说，冯国璋曾经给过手下亲信师景云八千大洋，让他拿去侍奉老母亲，而恽宝惠在其父亲生病的时候，他本人也收到过冯国璋八千大洋。恽宝惠感叹地说，像冯国璋这样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能够拿出这样一个款数来给他和师景云，真算得上是“破天荒”了。 一声叹息，身后事 1919年12月28日晚11时，冯国璋在北京地安门帽儿胡同冯宅里病逝，终年60岁。 大总统徐世昌批准予以国葬，先后拨给治丧费1万元、丧葬费10万元。1920年2月2日，冯国璋的灵柩从帽儿胡同冯宅起杠，于4日下午暂厝于河北省河间县诗经村冯氏家祠。 冯国璋墓坐落于西诗经村东头，由徐世昌、曹锟于1917年开始为其建造，到冯国璋逝世尚未竣工。此时又加以扩建，3月26日“国墓”竣工后。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但冯国璋的遗体并没有安葬在“国墓”里，“国墓”里只有冯国璋本人的绫布戎装画像。而他的遗体，在国葬仪式前夜，被家人悄悄埋入古洋河畔黄龙湾的冯氏祖坟中。 半个世纪后的“文革”期间，天津师范学院的30多名造反派，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来到河间西诗经村，找到冯氏祖坟，扒开了冯国璋夫人吴氏、周氏的合葬坟墓，撬开棺木，发现她们的尸体已经成了骷髅，衣服见风顷刻之间化为了粉末。 冯国璋的棺材由十分珍贵的阴沉木制成，棺材底、帮、盖分别厚一寸、二寸、三寸，又经一层漆一层绢反复加厚，最后底、帮、盖分别增至四寸、五寸、六寸。冯国璋的尸身上，佩戴着一挂紫檀木所制的串珠，共108颗，口中含有浅红色杏核般大小的宝珠一颗，右手握着翡翠鼻烟壶，左手佩戴玛瑙扳指。 被扬尸后，冯国璋的后代又将零散的尸骨偷偷聚敛到一起，埋在距离其祖坟不远的枯井里，希望他从此不再遭受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