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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学 月 刊
2002年 第2期
唐代长安、洛阳作为都城和陪都的气候原因
勾利军
(南开大学历史系, 天津300071)
[关键词]气候; 唐代; 长安; 洛阳; 都城; 水灾
[摘 要]本文从气候角度探讨唐代以长安为都城、以洛阳为陪都的缘由。唐代由于气候温暖湿润, 降水量
增大, 水灾增多。洛阳因为经度地带性作用、降雨季节分配不均及洛阳河流的特殊情况, 使得水灾情况比长安更严重:一是降水量大、水灾次数多, 二是水势大、灾情重。尽管唐政府注意治水修堤坝, 但中桥被冲毁、雨水断路乃至宫城被淹之事仍屡屡发生。长安虽然旱灾较洛阳严重, 但水灾对都城的危害更直接、更严重, 灭顶之灾的威胁使洛阳不宜作都城, 所以建都长安。
[中图分类号]K 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 02-0039-05
On the Climatic Factor in Determining Chang An and Luo Yang as the
Capital and the Alternate Capital Respectively in the Tang Dynasty
GOU Li-jun
(Depa rtment of History , Nankai University , Tianjin 300071, Ch ina )
Key Words :Climate ; Tang Dynas ty; Ch ang ' an; Luoyang; capital city; flood
Abs tract :Since the climate in th e Tang Dynas ty w as w arm and humid , th e amoun t of rainfall became much mo re than ever and floods increased. Affected by its latitud e, unbalanced s easonal distribu tion of rain fall and its distinct riv ers , flood s in Luoyang w ere m ore s erious and harmful than in Ch ang ' an . Firs t , the amoun t of rainfall in Luoyang w as larg er and th e times of flood s was mo re ; s econd , th e flow of water w as high er and the effect of floods w ere mo re destructive. Although th e Tang gov ern men ts concerned ab out th e cons truction of dams, s uch ev ents as b ridg es, roads and even royal palaces being des troyed b y g reat water often happened. Droughts did more sev ere h arm to Ch ang ' an th an Luoyang, but in Luoyang it w as flood w hich endang ered th e city more directly and intens ely. Th e hovering danger of being d row ned mad e Luoyang an inap propriate site for capital, so was Chang ' an s elected.
唐代以长安为都城、以洛阳为陪都的缘由, 史念海先生的论述最为客观深入。他认为, 长安处于上游之地, 高屋建瓴, 易于控制全国, 洛阳虽也高于其以东各地, 却不能与长安相比; 长安比洛阳周围的形势更为险要, 关中平原为四塞之国, 山河环绕, 易于防守, 洛阳周围的形势虽也险要, 却比长安略逊一筹; 关中物产比洛阳更为丰富, 关中八百里秦川也比伊洛之间广阔, 经营农业更具优势。[1](p180—
191, 494—496)
候温暖的指示。[3]最近, 蓝勇先生发表的《唐代气候与唐代历史兴衰》一文, 对这一论题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 进一步支持竺氏的温暖湿润说。蓝氏以为, 满氏没有将全国一级的土产或土贡地点与分布北线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开; 他赞同满氏认为人工保护的柑橘、梅树等指示的气候特征信度不高的结论, 但又指出, 满氏统计黄河流域冬季的“寒”、“大寒”来说明冬季寒冷的意义不大, 而朱士光、刘昭民等以统计唐代冬无冰雪的年份来说明唐代温暖则是较可信的; 此外, 蓝氏还通过唐代河南、江苏、成都等地的区域气候研究结果来说明这一问题。[4]总体看来, 唐代温暖湿润说的论据更充分。
气候温暖湿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如结冰期缩短或冬无冰雪、降水量增大及作物生长地带北移等等, 但对都城设立影响较大的主要是降水量增大引起的水灾。所以, 笔者将唐代长安与洛阳的水灾发生情况进行统计, 并进而说明长安、洛阳作为都城及陪都与气候的关系。
统计说明:1. 资料范围:以《隋书》与新、旧《唐书》的五行志、本纪为基本统计资料, 大体应能涵盖唐代较大的水灾。这方面, 已有学者做了相关的统计工作, 但因存在错漏和统计标准不同等问题, 故重新进行统计。
2. 域范围洛阳以京兆府
长安由于有上述优势而作为都城, 洛
阳则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及控制东方等方面的原因而成为陪都。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呢? 人类生活在地球上, 气候引起的风云变幻, 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决策, 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笔者拟从气候的角度来探讨长安、洛阳分别作为都城与陪都的原因。
一 唐代气候与隋唐长安、洛阳的水灾
竺可桢先生的著名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从物候学的角度, 对梅树、柑橘、竹类等进行研究, 从而得出结论, 认为公元7世纪是一个温暖湿润的时期。[2](p482) 此后, 几乎所有的历史地理著述都沿用这一观点, 这个结论基本成为定论。对此, 满志敏先生等提出、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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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河南府为限。京兆府管县二十三, 府境东西三百一十里, 南北四百七十里; 河南府, 管县二十六, 府境东西六百二十里, 南北不详,
[5](卷一, 卷五)
4. 大范围的水灾, 凡涵盖长安、洛阳者, 皆统计在内。如武德六年“关中久雨”[6](卷三四) 、咸通七年“河南大水, 害稼”[6](卷三六) 、乾符三年“关东大水”[6](卷三六) , 皆计入。
5. 同一次水灾有几种记载的只录一次, 取记载较可靠与记载内容较清楚者。如天宝十三年的京城大水, 《新唐书·五行志》与《旧唐书·玄宗纪》都有记载, 取旧唐书。有些水灾需要不同史料互相比对、印证, 如大历十一年七月的京城水灾, 《旧唐书·代宗纪》未明确记载水灾地点, 《新唐书·五行志》载, “夜澍雨, 京师平地水尺余”, 可见水灾发生于京城, 考虑《旧唐书》对水灾的破坏情况记载更清楚, 取《旧唐书》。有些材料虽然未明确水发地点, 但可进行推断。如, 会昌三年九月, “以雨霖, 理囚, 免京兆府秋税”元计入。
(一) 隋代两京水灾情况
隋朝是属于寒冷期还是温暖期, 竺可桢先生没有明确说明, 只含糊地说, “第六世纪末至第七世纪初, 是隋唐(公元589—907年) 统一时代。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中期变得和暖”
[2](p482)
[6](卷八)
由于河南府处在伊阙与王屋
太行之间的狭长地带, 东西方向较长, 南北较狭, 面积大体与京兆府相当。发生于关内道、河南道的水灾, 凡不涉及京兆、河南二府的, 不计。如永徽六年秋, “冀、沂、密、兖、滑、汴、郑、婺等州水, 害稼”[6](卷三六) 。虽其中有河南道的郑、汴等州距洛阳也近, 但非河南府范围, 不计。如长庆二年, “河南陈、许、蔡等州大水”
[6](卷三六)
。此处的“河南”应
指河南道, 不计。又如, 长庆四年“秋, 河南及陈、许二州水, 害稼”[6](卷三六) 。此处的“河南”指河南府而非河南道, 计入。
3. 长安周围有渭、泾、灞
、
诸水; 洛阳一带有伊、洛、
、涧等河, 这些河流泛滥引起的水灾需进行具体分析。如洛水, 一作雒, 即洛阳附近的洛水; 一名北洛水, 即今陕西北洛河; 一名洛涧, 即今安徽洛河; 又指今广汉沱江诸源之一。若材料笼统地记载洛水溢, 便很难确定是哪个洛水, 即使是洛阳附近的洛水, 由于河流较长也无法确定是哪一段泛滥, 是否影响到洛阳。所以, 如意元年五月的“洛水溢”[6](卷四) 、神龙元年“洛水涨, 坏百姓庐舍二千余家”[7](卷三七) , 虽发生在武则天时期, 仍不计入。渭水是黄河最大的支流, 也是长安附近一条较大的河流, 但笼统的记载也无法确定具体是哪一段河溢, 水灾是否波及长安。所以, 《新唐书·宪宗纪》所载的元和十一年八月的“渭水溢”, 亦不计。长安、洛阳周围的较短河流如灞、
、
、涧
等河流泛滥引起的水灾, 易危及长安与洛阳, 则计入。
, 应是长安发生水灾。
6. 为节省篇幅, 唐代水灾不逐次统计, 而以年号为单
。这大约因隋朝立国时间较短、资料较少
的缘故。隋朝应是由魏晋寒冷期向唐代温暖期过渡的阶段, 气候情况与唐初相近。考虑到隋朝距唐时间不久, 隋朝长安、洛阳的水旱灾害情况对唐初统治者选择都城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故将隋代两京的水灾情况进行统计。
隋朝长安无水灾记载。
表—1 隋代洛阳的水灾情况
灾情发生时间开皇五年(585) 开皇六年(586) 七月开皇十八年(598) 七月仁寿二年(602) 九月仁寿三年(603) 十二月大业三年(607) 大业七年(611) 秋
水灾情况记载
青、兖、汴、许、曹、亳、陈、仁、谯、豫、郑、洛、伊、颍、邳等州大水, 百姓饥馑。高祖乃命苏威等, 分道开仓赈给。河南诸州水。
诏以河南八州水, 免其课役。
河南、北诸州大水, 遣工部尚书杨达赈恤之。河南诸州水, 遣纳言杨达赈恤之。河南大水, 漂没三十余郡。
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 民相卖为奴婢。
资料来源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①隋书卷一高祖纪隋书卷二高祖纪②隋书卷二高祖纪隋书卷二高祖纪隋书卷二二五行志隋书卷三炀帝纪
据上表可见, 由于气候温暖湿润, 洛阳的水灾特点:一是次数多。隋朝一共37年时间, 发生较大水灾7次, 平均5. 3年一次。二是水势大。如上表, 开皇五年, 大业三年、七年的水灾都较大。其中大业七年的水灾, 《隋书·食货志》载为, “山东河南大水, 漂没四十余郡”。漂没三十余郡与四十余郡, 虽然郡数不同, 但水势很大是肯定的。
长安无水灾记载, 但旱情较洛阳严重, 有5次旱灾。
有关洛阳的旱灾材料只有一条, 即《隋书·炀帝纪》所载, 大业八年, “大旱疫, 人多死, 山东尤甚”。看来这次旱情较重, 波及范围也大, 大灾之后又发生了大疫, 人口大量减少。但相形之下, 水灾对都城的威胁毕竟更大、更直接。隋距唐时间较近, 洛阳的水灾情况对唐统治者来说, 自然历历在目, 选择都城以长安为上。
(二) 唐代两京水灾情况
①这次水灾, 《隋书·食货志》开皇五年五月载为, “其后关中连年大旱, 青、兖、汴、许……等州的大水”, 说明这次水灾发生于五月
之后。同书《高祖纪》开皇五年八月载, “河南诸州水, 遣户部尚书邳国公苏威赈给之”。两种记载时间大体吻合, 又同是苏威赈给,
当是一次水灾。考虑食货志的记载较具体, 所以取食货志。
·》“杞宋、陈、亳、、、, 的记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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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京水灾情况
水灾 (年号)
武德
贞观永徽仪凤永隆永淳如意长寿神功圣历神龙景龙开元天宝上元广德永泰大历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大和咸通会昌乾符合计
水灾次数1—31—1————1—3211—4217—3—1—32
危及人身的水灾次数
——2———————1—111——12—4—————13
长安水灾情况
资料来源
[6]卷三四—
[6]卷三六、卷三四[6]卷三—[6]卷三六————[6]卷三六—
[7]卷三七、卷八[6]卷三六[7]卷九[7]卷三七[6]卷三六—
[7]卷一一、卷三七[6]卷三六[6]卷三六[7]卷三七[6]卷三六
[7]卷一四、卷三七、卷一五[6]卷三六—
[6]卷三七[7]卷一七—[6]卷八—
—41—[1**********]—1123—1115—157
危及人身的水灾次数
—1一—122———11111—11—3————2——27
—
[7]卷三①[6]卷三六[7]卷四—
[6]卷三六[7]卷五[7]卷五、卷三七②[6]卷三六[7]卷六[6]卷三六[6]卷三六[6]卷三六[7]卷三七
[7]卷三七 [6]卷三六[6]卷三六[7]卷八、卷三七、卷九
[7]卷九[6]卷三六—[6]卷三六[7]卷一一[7]卷一一、卷三七[7]卷三七、卷一二、卷一三—[7]卷三七[6]卷三六[7]卷一七
[6]卷三六[7]卷一九—[6]卷三六洛阳水灾情况
资料来源
从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洛阳水灾比长安严重,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洛阳水灾发生次数十分频繁, 大大超过长安。唐朝289年中, 洛阳发生水灾57次, 平均5. 1年发生一次; 长安发生水灾32次, 平均9. 0年一次。二是洛阳的水灾水势大, 灾情较长安严重。洛阳水灾中发生漂民庐舍、危及人身安全的水灾是27次, 平均10. 7年发生一次。而长安发生此类水灾是13次, 平均22. 2年发生一次。洛阳威胁到宫城人身安全的水灾有贞观十一年、开元八年、开元二十九年3次, 最严重的是开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夜的暴雨, 致使“东都谷、洛溢, 入西上阳宫, 宫人死者
十七八。畿内诸县, 田稼庐舍荡尽。掌关兵士, 凡溺死者一千一百四十八人”
[7](卷三七)
。水势浩大, 受难者众多。长安威
胁宫城人身安全的水灾只永徽五年1次, “大雨, 麟游山水冲万年宫玄武门, 入寝殿, 卫士有溺死者”[6](卷三六) , 显然不如洛阳开元八年的灾情严重。
二 洛阳水灾较长安严重的原因
长安、洛阳纬度基本相同, 同处在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 洛阳的水灾为什么比长安严重许多呢? 一般来说, 水灾增多的原因有二, 或是气候转暖, 或是生态环境受到
①贞观七年八月的大水, 《旧唐书·太宗纪》载:“山东、河南三十州大水。”《新唐书·五行志》载:“山东、河南州四十, 大水。”两处所
记载的受灾州数虽有差别, 但水势很大是没有问题的。
②《旧唐书·高宗纪》和《旧唐书·五行志》对永淳元年洛阳的两次水灾灾情记载相像。然而两处所记两次水灾所坏坊虽相同, 户数
却相去甚远, 且《旧唐书·五行志》在记叙过六月的灾情之后又说, “先是, 顿降大雨, 沃若悬流, 至是而泛滥冲突焉”。这里的“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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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第2期
唐代长安、洛阳作为都城和陪都的气候原因
勾利军
(南开大学历史系, 天津300071)
[关键词]气候; 唐代; 长安; 洛阳; 都城; 水灾
[摘 要]本文从气候角度探讨唐代以长安为都城、以洛阳为陪都的缘由。唐代由于气候温暖湿润, 降水量
增大, 水灾增多。洛阳因为经度地带性作用、降雨季节分配不均及洛阳河流的特殊情况, 使得水灾情况比长安更严重:一是降水量大、水灾次数多, 二是水势大、灾情重。尽管唐政府注意治水修堤坝, 但中桥被冲毁、雨水断路乃至宫城被淹之事仍屡屡发生。长安虽然旱灾较洛阳严重, 但水灾对都城的危害更直接、更严重, 灭顶之灾的威胁使洛阳不宜作都城, 所以建都长安。
[中图分类号]K 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 02-0039-05
On the Climatic Factor in Determining Chang An and Luo Yang as the
Capital and the Alternate Capital Respectively in the Tang Dynasty
GOU Li-jun
(Depa rtment of History , Nankai University , Tianjin 300071, Ch ina )
Key Words :Climate ; Tang Dynas ty; Ch ang ' an; Luoyang; capital city; flood
Abs tract :Since the climate in th e Tang Dynas ty w as w arm and humid , th e amoun t of rainfall became much mo re than ever and floods increased. Affected by its latitud e, unbalanced s easonal distribu tion of rain fall and its distinct riv ers , flood s in Luoyang w ere m ore s erious and harmful than in Ch ang ' an . Firs t , the amoun t of rainfall in Luoyang w as larg er and th e times of flood s was mo re ; s econd , th e flow of water w as high er and the effect of floods w ere mo re destructive. Although th e Tang gov ern men ts concerned ab out th e cons truction of dams, s uch ev ents as b ridg es, roads and even royal palaces being des troyed b y g reat water often happened. Droughts did more sev ere h arm to Ch ang ' an th an Luoyang, but in Luoyang it w as flood w hich endang ered th e city more directly and intens ely. Th e hovering danger of being d row ned mad e Luoyang an inap propriate site for capital, so was Chang ' an s elected.
唐代以长安为都城、以洛阳为陪都的缘由, 史念海先生的论述最为客观深入。他认为, 长安处于上游之地, 高屋建瓴, 易于控制全国, 洛阳虽也高于其以东各地, 却不能与长安相比; 长安比洛阳周围的形势更为险要, 关中平原为四塞之国, 山河环绕, 易于防守, 洛阳周围的形势虽也险要, 却比长安略逊一筹; 关中物产比洛阳更为丰富, 关中八百里秦川也比伊洛之间广阔, 经营农业更具优势。[1](p180—
191, 494—496)
候温暖的指示。[3]最近, 蓝勇先生发表的《唐代气候与唐代历史兴衰》一文, 对这一论题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 进一步支持竺氏的温暖湿润说。蓝氏以为, 满氏没有将全国一级的土产或土贡地点与分布北线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开; 他赞同满氏认为人工保护的柑橘、梅树等指示的气候特征信度不高的结论, 但又指出, 满氏统计黄河流域冬季的“寒”、“大寒”来说明冬季寒冷的意义不大, 而朱士光、刘昭民等以统计唐代冬无冰雪的年份来说明唐代温暖则是较可信的; 此外, 蓝氏还通过唐代河南、江苏、成都等地的区域气候研究结果来说明这一问题。[4]总体看来, 唐代温暖湿润说的论据更充分。
气候温暖湿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如结冰期缩短或冬无冰雪、降水量增大及作物生长地带北移等等, 但对都城设立影响较大的主要是降水量增大引起的水灾。所以, 笔者将唐代长安与洛阳的水灾发生情况进行统计, 并进而说明长安、洛阳作为都城及陪都与气候的关系。
统计说明:1. 资料范围:以《隋书》与新、旧《唐书》的五行志、本纪为基本统计资料, 大体应能涵盖唐代较大的水灾。这方面, 已有学者做了相关的统计工作, 但因存在错漏和统计标准不同等问题, 故重新进行统计。
2. 域范围洛阳以京兆府
长安由于有上述优势而作为都城, 洛
阳则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及控制东方等方面的原因而成为陪都。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呢? 人类生活在地球上, 气候引起的风云变幻, 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决策, 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笔者拟从气候的角度来探讨长安、洛阳分别作为都城与陪都的原因。
一 唐代气候与隋唐长安、洛阳的水灾
竺可桢先生的著名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从物候学的角度, 对梅树、柑橘、竹类等进行研究, 从而得出结论, 认为公元7世纪是一个温暖湿润的时期。[2](p482) 此后, 几乎所有的历史地理著述都沿用这一观点, 这个结论基本成为定论。对此, 满志敏先生等提出、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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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河南府为限。京兆府管县二十三, 府境东西三百一十里, 南北四百七十里; 河南府, 管县二十六, 府境东西六百二十里, 南北不详,
[5](卷一, 卷五)
4. 大范围的水灾, 凡涵盖长安、洛阳者, 皆统计在内。如武德六年“关中久雨”[6](卷三四) 、咸通七年“河南大水, 害稼”[6](卷三六) 、乾符三年“关东大水”[6](卷三六) , 皆计入。
5. 同一次水灾有几种记载的只录一次, 取记载较可靠与记载内容较清楚者。如天宝十三年的京城大水, 《新唐书·五行志》与《旧唐书·玄宗纪》都有记载, 取旧唐书。有些水灾需要不同史料互相比对、印证, 如大历十一年七月的京城水灾, 《旧唐书·代宗纪》未明确记载水灾地点, 《新唐书·五行志》载, “夜澍雨, 京师平地水尺余”, 可见水灾发生于京城, 考虑《旧唐书》对水灾的破坏情况记载更清楚, 取《旧唐书》。有些材料虽然未明确水发地点, 但可进行推断。如, 会昌三年九月, “以雨霖, 理囚, 免京兆府秋税”元计入。
(一) 隋代两京水灾情况
隋朝是属于寒冷期还是温暖期, 竺可桢先生没有明确说明, 只含糊地说, “第六世纪末至第七世纪初, 是隋唐(公元589—907年) 统一时代。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中期变得和暖”
[2](p482)
[6](卷八)
由于河南府处在伊阙与王屋
太行之间的狭长地带, 东西方向较长, 南北较狭, 面积大体与京兆府相当。发生于关内道、河南道的水灾, 凡不涉及京兆、河南二府的, 不计。如永徽六年秋, “冀、沂、密、兖、滑、汴、郑、婺等州水, 害稼”[6](卷三六) 。虽其中有河南道的郑、汴等州距洛阳也近, 但非河南府范围, 不计。如长庆二年, “河南陈、许、蔡等州大水”
[6](卷三六)
。此处的“河南”应
指河南道, 不计。又如, 长庆四年“秋, 河南及陈、许二州水, 害稼”[6](卷三六) 。此处的“河南”指河南府而非河南道, 计入。
3. 长安周围有渭、泾、灞
、
诸水; 洛阳一带有伊、洛、
、涧等河, 这些河流泛滥引起的水灾需进行具体分析。如洛水, 一作雒, 即洛阳附近的洛水; 一名北洛水, 即今陕西北洛河; 一名洛涧, 即今安徽洛河; 又指今广汉沱江诸源之一。若材料笼统地记载洛水溢, 便很难确定是哪个洛水, 即使是洛阳附近的洛水, 由于河流较长也无法确定是哪一段泛滥, 是否影响到洛阳。所以, 如意元年五月的“洛水溢”[6](卷四) 、神龙元年“洛水涨, 坏百姓庐舍二千余家”[7](卷三七) , 虽发生在武则天时期, 仍不计入。渭水是黄河最大的支流, 也是长安附近一条较大的河流, 但笼统的记载也无法确定具体是哪一段河溢, 水灾是否波及长安。所以, 《新唐书·宪宗纪》所载的元和十一年八月的“渭水溢”, 亦不计。长安、洛阳周围的较短河流如灞、
、
、涧
等河流泛滥引起的水灾, 易危及长安与洛阳, 则计入。
, 应是长安发生水灾。
6. 为节省篇幅, 唐代水灾不逐次统计, 而以年号为单
。这大约因隋朝立国时间较短、资料较少
的缘故。隋朝应是由魏晋寒冷期向唐代温暖期过渡的阶段, 气候情况与唐初相近。考虑到隋朝距唐时间不久, 隋朝长安、洛阳的水旱灾害情况对唐初统治者选择都城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故将隋代两京的水灾情况进行统计。
隋朝长安无水灾记载。
表—1 隋代洛阳的水灾情况
灾情发生时间开皇五年(585) 开皇六年(586) 七月开皇十八年(598) 七月仁寿二年(602) 九月仁寿三年(603) 十二月大业三年(607) 大业七年(611) 秋
水灾情况记载
青、兖、汴、许、曹、亳、陈、仁、谯、豫、郑、洛、伊、颍、邳等州大水, 百姓饥馑。高祖乃命苏威等, 分道开仓赈给。河南诸州水。
诏以河南八州水, 免其课役。
河南、北诸州大水, 遣工部尚书杨达赈恤之。河南诸州水, 遣纳言杨达赈恤之。河南大水, 漂没三十余郡。
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 民相卖为奴婢。
资料来源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①隋书卷一高祖纪隋书卷二高祖纪②隋书卷二高祖纪隋书卷二高祖纪隋书卷二二五行志隋书卷三炀帝纪
据上表可见, 由于气候温暖湿润, 洛阳的水灾特点:一是次数多。隋朝一共37年时间, 发生较大水灾7次, 平均5. 3年一次。二是水势大。如上表, 开皇五年, 大业三年、七年的水灾都较大。其中大业七年的水灾, 《隋书·食货志》载为, “山东河南大水, 漂没四十余郡”。漂没三十余郡与四十余郡, 虽然郡数不同, 但水势很大是肯定的。
长安无水灾记载, 但旱情较洛阳严重, 有5次旱灾。
有关洛阳的旱灾材料只有一条, 即《隋书·炀帝纪》所载, 大业八年, “大旱疫, 人多死, 山东尤甚”。看来这次旱情较重, 波及范围也大, 大灾之后又发生了大疫, 人口大量减少。但相形之下, 水灾对都城的威胁毕竟更大、更直接。隋距唐时间较近, 洛阳的水灾情况对唐统治者来说, 自然历历在目, 选择都城以长安为上。
(二) 唐代两京水灾情况
①这次水灾, 《隋书·食货志》开皇五年五月载为, “其后关中连年大旱, 青、兖、汴、许……等州的大水”, 说明这次水灾发生于五月
之后。同书《高祖纪》开皇五年八月载, “河南诸州水, 遣户部尚书邳国公苏威赈给之”。两种记载时间大体吻合, 又同是苏威赈给,
当是一次水灾。考虑食货志的记载较具体, 所以取食货志。
·》“杞宋、陈、亳、、、, 的记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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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京水灾情况
水灾 (年号)
武德
贞观永徽仪凤永隆永淳如意长寿神功圣历神龙景龙开元天宝上元广德永泰大历贞元永贞元和长庆大和咸通会昌乾符合计
水灾次数1—31—1————1—3211—4217—3—1—32
危及人身的水灾次数
——2———————1—111——12—4—————13
长安水灾情况
资料来源
[6]卷三四—
[6]卷三六、卷三四[6]卷三—[6]卷三六————[6]卷三六—
[7]卷三七、卷八[6]卷三六[7]卷九[7]卷三七[6]卷三六—
[7]卷一一、卷三七[6]卷三六[6]卷三六[7]卷三七[6]卷三六
[7]卷一四、卷三七、卷一五[6]卷三六—
[6]卷三七[7]卷一七—[6]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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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及人身的水灾次数
—1一—122———11111—11—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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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卷三①[6]卷三六[7]卷四—
[6]卷三六[7]卷五[7]卷五、卷三七②[6]卷三六[7]卷六[6]卷三六[6]卷三六[6]卷三六[7]卷三七
[7]卷三七 [6]卷三六[6]卷三六[7]卷八、卷三七、卷九
[7]卷九[6]卷三六—[6]卷三六[7]卷一一[7]卷一一、卷三七[7]卷三七、卷一二、卷一三—[7]卷三七[6]卷三六[7]卷一七
[6]卷三六[7]卷一九—[6]卷三六洛阳水灾情况
资料来源
从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洛阳水灾比长安严重,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洛阳水灾发生次数十分频繁, 大大超过长安。唐朝289年中, 洛阳发生水灾57次, 平均5. 1年发生一次; 长安发生水灾32次, 平均9. 0年一次。二是洛阳的水灾水势大, 灾情较长安严重。洛阳水灾中发生漂民庐舍、危及人身安全的水灾是27次, 平均10. 7年发生一次。而长安发生此类水灾是13次, 平均22. 2年发生一次。洛阳威胁到宫城人身安全的水灾有贞观十一年、开元八年、开元二十九年3次, 最严重的是开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夜的暴雨, 致使“东都谷、洛溢, 入西上阳宫, 宫人死者
十七八。畿内诸县, 田稼庐舍荡尽。掌关兵士, 凡溺死者一千一百四十八人”
[7](卷三七)
。水势浩大, 受难者众多。长安威
胁宫城人身安全的水灾只永徽五年1次, “大雨, 麟游山水冲万年宫玄武门, 入寝殿, 卫士有溺死者”[6](卷三六) , 显然不如洛阳开元八年的灾情严重。
二 洛阳水灾较长安严重的原因
长安、洛阳纬度基本相同, 同处在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 洛阳的水灾为什么比长安严重许多呢? 一般来说, 水灾增多的原因有二, 或是气候转暖, 或是生态环境受到
①贞观七年八月的大水, 《旧唐书·太宗纪》载:“山东、河南三十州大水。”《新唐书·五行志》载:“山东、河南州四十, 大水。”两处所
记载的受灾州数虽有差别, 但水势很大是没有问题的。
②《旧唐书·高宗纪》和《旧唐书·五行志》对永淳元年洛阳的两次水灾灾情记载相像。然而两处所记两次水灾所坏坊虽相同, 户数
却相去甚远, 且《旧唐书·五行志》在记叙过六月的灾情之后又说, “先是, 顿降大雨, 沃若悬流, 至是而泛滥冲突焉”。这里的“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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