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广银
伦理学研究 2013年08期
[中图分类号]B82-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115(2013)03-0015-05
前不久，一位中国哲人感言：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我想进一步发挥，该中国伦理登场了！原因很简单也很直白：中国伦理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伦理的精髓是人理。只有世界接纳和接受了中国伦理，才真正接受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明。因此，在走向世界的学术进程中，中国伦理走向世界具有深刻的文化先锋意义。
在这个多极化的时代，在这个西方文化、西方学术的中心意识和文化格局持存太久，并且西方世界在“全球化”的旗帜下整体地推进文化帝国主义战略的现代文化体系中，中国伦理、中国学术如何走向世界进而登场世界？我认为，中国的知识精英需要回眸祖先的足迹，再次筚路蓝缕，开拓出走向世界的“学术丝绸之路”。
一、儒家文化的伦理立场及其世界性问题
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又是典型的伦理文化。因此，如果把儒家文明作为中华文明之标识的话，那么，伦理文明就是儒家文明的标识了。在此意义上，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儒家文化，要了解儒家文化，就必须了解它的伦理立场。
作为一种独特的伦理文明，在其形成之初，儒家文明就既是伦理的民族文明，又是伦理的世界文明。历史地看，儒家文明的定型虽然主要是中华文明自身的沉淀和选择，但也不能排除其国际性背景。
首先，儒家文明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的“夏夷之辨”，这一辩论同当时的“人禽之辨”虽不完全相同，但也有相似之处，并且是相辅相成的。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仁义去也。”(《孟子·离娄下》)又说，“人之有道，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知，儒家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不是别的，就在于他的伦理。同样，“夏”与“夷”的不同也在于文明程度的高低，儒家认为夏是更高级的文明，乃在于他更懂得伦理，夷是较低级的文明，乃在于他们的伦理水平要低些，或者不懂得伦理，所以，孔子说，“夷狄有君，不如诸夏无君”(《论语·八佾》)。很显然，伦理立场乃是儒家文明的基本立场，而在“夏夷之辨”中，儒家代表夏的传统，夷则代表当时夏之外的世界。当时的世界之所以以夏为荣，以夷为耻，乃是因为夏比夷更文明，在儒家看来，乃在于夏更懂得伦理。当然，在冷兵器时代，文明不一定能打过野蛮，但是文明却能够融化野蛮，所以会出现野蛮人军事上的征服和文化上的被征服现象。这种所谓文化上的屈服，实际上说明儒家文化更高级，更具有世界性。因为，判断一种文明的高低，不在于它是否有更强的武力，而是在于它是否能吸纳、消化和同化来自其他文明的强力和野蛮。就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能融服四夷来看，它显然是当时的高级文化和更具世界性特质的文化，因为世界性在于包容性。
其次，传统儒家文化的伦理性与世界性还表现在当时的“朝贡体系”上。儒家文明是一种伦理文明，它虽然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使用武力决不是它的第一选择，它的第一选择是伦理，即孔子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用文明的方式让别人信服，而不是用武力让别人屈服。当然，如果受到外来武力的侵袭，儒家文明不排斥使用武力，但武力过后，还是使用伦理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武力压制，这正是文明是否高级的一种标志：以伦理维持的政权是文明，以暴力维持的政权是野蛮。正由于当时的儒家伦理文明是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文明，所以会出现四夷来朝的景况。
当然，当时的儒家伦理文明也受到来自世界其他文明的挑战，比如，受到印度佛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甚至是基督教文明的挑战。在这些挑战中，儒家文明的确显示了自身当中的某些不足，比如，它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不够充分，对彼岸世界缺少关注等，但是，人作为有限的存在，又不能完全排除这方面困扰。因此，佛家文明一度对儒家文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儒家文明最终还是以其更大的包容性融合了佛家，并将它整合到自己的体系之中，这就是宋明的新儒学。就宋明新儒学融合了佛家，而没有出现一个融合儒家的新佛学而言，当时的儒家文明还是优于佛家文明的，或者说，当时的儒家文明较佛家文明更具有世界性。如果就佛家文明最终在印度消失，只能以儒家文化为依托进行传播而言，那就更说明了儒家文化比佛家文化更具有世界性了。可以这么说，在当时的亚洲，特别是东亚、南亚、东南亚这个世界范围内，儒家文化是当时最具世界性的文化。
但是，随着两希文明的融合与构力，以希腊理性文明和以希伯来信仰文明结合而孕育出了现代西方文明。由于理性与信仰结合所构成的物质与精神互促机制的强劲力量，使得现代西方文明以不可抵之势冲出了它的文化母胎，冲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是传统文明的亚非欧，而是以地球为整体、甚至是超出地球视界的世界，开拓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广阔世界，把一切以各部分为世界的世界变成了这个大世界中的地方。在这种现代西方文明的更大世界中，作为当时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世界中的世界级文明的儒家文明，一下子就落入了一种地方性文明。从此开始，如何为自身争得世界性身份，就变成了中华文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二、现代文明的危机的伦理本质
现代西方文明是以物质文明的外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从而导致了很多人对它的极大误解。在很多人看来，现代西方文明仅仅是强大的物质文明，在物质文明落后的东方，这种观点更是流行，甚至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偏见。其实，在任何文明中，物质文明都只是其表象，没有精神支撑的物质文明是无法到达很高程度的，即使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也会很快走向衰微。就现代西方形成强大的物质文明来看，他们的物质文明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而是建立在特定的精神文明基础上的，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就是他们的新教伦理。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考察了现代西方经济文明背后的精神要素。韦伯发现，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形成巨大的物质创造力，并不是一般人所谓的人之欲望的释放，反倒是具有禁欲意味的新教伦理，由于对新教徒来说，赚钱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受到上帝的眷顾，证明自己的选民资格。在此意义上，金钱与信仰连接起来，赚钱便具有了一种来自信仰的力量，被提高到了信仰一样的高度。正是因为这种信仰精神，使得当时的清教徒一方面勤劳节俭，一方面又诚实守信，其实质乃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如此而言，西方物质文明的兴起是有其精神原因的，其基本精神动力就是他们的新教信仰及其蕴含在其中的伦理精神。
但是，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日益强大，支撑其发展的精神文明日益被掏空，并越来越被忽视，以至于很多人都把他们的成功简单的归因于个人的奋斗，曾经坚忍虔诚的宗教精神遭到了抛弃，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随之兴起，现代西方物质文明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依照韦伯的理解，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在其本质上乃是一种伦理危机，即新教伦理遭到抛弃所带来的危机。由于失去了新教伦理的精神支撑，强大的西方物质文明既失去了动力，又失去了方向，开始滑向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深渊。同韦伯英雄之见相同的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施韦泽也同样意识到，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信仰的危机，在他的《对生命的敬畏》和《文化哲学》等著作中，他多次论述到这一问题，并指出了文明的伦理本质。
在《文化哲学》中，施韦泽深刻地论述了现代西方文明衰落的伦理缘由。在施韦泽看来，过度的物质化追求减弱了现代人的自由和独立思考能力，让他们陷入了忙碌谋生的非自由境地，导致了精神上的退化，“所有范围的现代人，都习惯于过度忙碌，这导致了他们的精神退化”[1](P53)。对于这些精神上退化了的现代人来说，精神生活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他们无法安静下来，也不再追求教养，不能承担责任，而是越来越麻木、越来越野蛮，正如施韦泽所说，“与内心对话，或者与人们和书籍进行严肃的对话，以度过留给他的闲暇，这一切需要宁静，但这使他感到为难。绝对的无所事事、精神涣散和遗忘是他的生理需要。他不追求教养，而是追求消遣，并且是精神要求最低的消遣。”[1](P53-54)
随着现代人在精神上的退化，随着他们越来越随波逐流，“现代人也放弃了自己的道德判断”，[1](P59)在重大的伦理抉择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比如，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等，归根结底，都是由于人们道德判断力削弱或丧失所导致的非精神化事件，也表明现代物质文明陷入了深深的危机。因为人类精神已经失去了控制物质的能力，物质之刀转向了人类自身，而究其缘由，根本原因乃在于人类精神的退化，特别是伦理精神的丧失。在精神之为物质之范导的意义上，精神即是伦理，失去了伦理性的价值信仰，精神必定会涣散，乱入纯粹物质的陷阱，变得麻木野蛮。
在《文化哲学》中，施韦泽将现代物质文明的危机表述为文化的衰落，而其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放弃了文化的伦理立场，也就是说，文化(文明)的本质就是伦理，失去了伦理的支撑，单纯性的物质文明是无法自立的，必然会走向野蛮和衰落，耸人听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就是现代物质文明野蛮化和衰落的历史表征。在此意义上，重新思考人类文明的伦理本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唯有人类重新进入伦理，走出精神上的退化，才可能有更为光明的前途。
三、中国伦理的世界性机遇与世界走向
世界观的伦理重建是现代文明面临的最为紧迫任务。但是，在全球化正在变成世界性的事实面前，任何地域性的伦理文化都无法承担全球伦理世界观的重建任务。因此，如何采集各种地域性文化中的伦理资源，构建一种全球语境下的普世伦理，就成了全世界性的学术课题。在《世界伦理构想》一书中，汉斯·昆指出，“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伦理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世界上不再存在不同的、相互矛盾的、甚而相互斗争的伦理学地带，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才有一个生存的机会，这样一个世界需要这样一种基础伦理；这样一个世界共同体无疑不需要一种统一的宗教或统一的意识形态，但是，它却需要一些相互有联系的、有约束力的准则、价值、理想与目标”[2](P4)。
但是，何种伦理才能成为一种基础性的伦理呢？处在不同文明中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处在相同文明中的人也有不同看法。如果各种文明都采取伦理立场的话，文明之间就不会表现为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间的对话与合作。就此而言，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成了伦理间对话的金规则，在世界伦理的构建中，各种伦理文明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的儒家文明也不例外。如何挖掘本民族伦理中的世界性因素，乃是这个民族伦理走向世界的关键。就中国的儒家伦理而言，它具有其他的伦理所不具有的特点，在西方现代性思维陷入二元对立的困境之后，中国思维中的非对象化特性可能成为克服这一困境的世界性特质，正如杜维明先生在《对话与创新》中所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虽然也是二分，但这种二分是整体与部分、内与外、本与末、上与下、先与后、深与浅等。这些二分不是排斥性的，没有部分就没有整体，没有内就没有外，没有本就没有末，没有后就没有先等等”[3](P35)。如果我们的学者能够充分挖掘这些中华文明中的特质，并以伦理的方式呈现给世界，那么，它将成为世界性的，而这既是中国学者的任务，也是他们走向世界的机遇。
当然，走向世界需要先知道世界，如果不了解世界，没有世界性的眼光，而是坐井观天式的顽固自守，那么，不仅不能回应世界性的问题，还会落后于世界之外、甚至被抛到世界之外。正因如此，如果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就应该有一种博大的胸怀，有海纳百川的气概，要虚心向别的文明学习，不要狭隘的担心会出现“变夏为夷”的结果，因为一种能够学习和吸收的文明才是有活力的，才不可能被别的文明同化，否则，就会陷入僵化而自我衰败。在《对话与创新》中，杜维明先生提到，“现在全球化的力量带来四种不同的反应：一种就是被它吞没；一种就是共存，非现代、前现代和全球的、现代的共存；还有一种就是创建性的融合，这是最好的；此外还有一种反应就是强烈排斥”[3](P40)。就我们的现状而言，我们国家还处在杜先生所说的第二种情况，古今中外处在非融合性的共存之中，这是不错的，但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杜先生所说的第三种情况：创建性的融合。如果不能做到创建性的融合，那么，长时间之后，就可能滑入第一或第三种情况，因为第二种状况是过渡性的、不稳定的。就此而言，我们中国的学者面临着的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我们必须走向世界，吸纳世界，谋求世界的承认，否则，不仅不能得到世界的承认，自己也会陷入危机之中。
在全球化的语境和挑战中，世界在召唤各种具有世界性特质的伦理文明，各种文明也都在积极回应这种召唤。作为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伦理学界，应该明确地意识到，走向世界是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说得更严重些，在未来的学术走向中，我们面临这样的挑战：能走向世界则生，不能走向世界则死。就此而言，世界在召唤我们，我们需要走向世界，我们不得不走向世界。
四、开创中国伦理走向世界的“学术丝绸之路”
中国不仅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发生文化中断的文明古国，五千年历史所积淀的文化遗产无论在其文化生命的绵延性还是文明的深度和厚度方面，对今天的人类文明都具有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在与世界的关系方面，中国民族曾经沧海桑田。近代之前的文明图像，主轴是世界走向中国，四邻羡慕中国文明，遣使来华，即使是被各种原因阻隔的欧洲，也以同中国交往为荣，发端于大唐、诞生于日本的“留学生”话语，记载着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留”念和流连。当然，中国的文明也一直都在走向世界，除了走向东亚、南亚，形成所谓“儒家文化圈”之外，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也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标志。只是到了明末清初之后，为了防止海患，中国主动走向世界的历程才被阻断了，中国逐渐变成闭关锁国的国家，也因此在文化上日益闭目塞听，逐渐疏离和落后于世界文明。
由于中国近代以来在物质文明方面落后，更由于西方列强的不断欺侮，“落后挨打”的沉痛体悟，在文化心态上逐渐由“技不如人”演变为“道不如人”，五千年的辉煌文明也由此蜕变为中国人的沉重精神负担，非但没有使之成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精神底气，反倒在物质文明的巨大反差下愈发自惭形秽。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中国社会才会在激烈的自我批判中演绎出“唯西是举”和“唯新是举”的文化虚无心态，尤其在作为文化核心价值伦理的道德方面。金钟毁弃，瓦釜雷鸣。今日中国诸多乱象，与伦理道德方面的传统虚无主义和及其价值上的自暴自弃，不无深刻的因果关联。同样，今日世界之诸多文明难题，期待着中国伦理的深度参与并为之作出贡献。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数十位诺贝尔奖得主曾聚集西方，发布他们的文化发现和智慧预言：要解决今日世界之难题，必须到孔子那里寻找智慧。然而，世界等待了近四十年，中国却至今却无动于衷，迟迟未作回应。文化上的过度自我否定和传统虚无主义，已经由自暴自弃，演化为对世界文明前途的渎职。为此，中国伦理登场世界的巨大历史意义，决不只是一种文化自觉，而是一种文化担当，一种文明使命和文化责任的觉醒和履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物质文明上逐渐赶上了世界，成为了经济总量居全球第二的国家。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及其与之伴随的必要的文化自觉和文明担当。就此而言，现在，真的到了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时候了。面对人类文明遭遇的种种困境，承载了五千年伦理文化气息的中国伦理，有责任也有可能向全世界严肃而豪迈地宣布：我来了！
在古代，我们的先人用自己坚韧的努力，走出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中西文明交流的创举，也铸造了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辉煌。今天中国的学术能否走向世界，能否得到世界的承认并影响世界，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开拓一条“学术丝绸之路”。
如何创建“学术的丝绸之路”？还是回到中国特色上来。古代的陆海两条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形成，除了中西方文明都有交流的冲动之外，很重要的就在于我们拥有我们的特色产品：丝绸。要让中国的学术走向世界，我们的学术界也需要提供类似中国古代丝绸那样的学术产品，其中最为突出和典型的就是中国伦理。
可以说，中国伦理就是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中的“丝绸”。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伦理道德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民族为人类文明在历史上所作出的最为突出的贡献。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曾将人类文化的对象分为三大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他认为，西方文化指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贡献了科学智慧；中国文化指向人与人的关系，贡献了伦理智慧；印度文化指向人与自身的关系，贡献了佛教。中国伦理所创造和提供的那种对待世界的特殊文化态度和人生智慧，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即使在几千年后对解决今天人类遭遇的文明难题仍具有警示和借鉴意义。择要举其一二，譬如：
其一，贡献了特殊的人与世界关系的文明理念。中国民族在《尚书》中，就诞生了“人是万物之灵”(《尚书·泰誓》)的理念和觉悟，这种关于人与万物一体但又贵于禽兽的对待世界亲和而超越的文化态度与文化定位，与古希腊“人是万物尺度”所体现的那种人为世界立法、与世界对立并进而征服世界的文化取向，在遥远历史的开端就创生和体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基因和文化气质。
其二，贡献了特殊的民族精神。《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的哲学，被张岱年先生认定为是对中国民族精神的最精辟概括，这种以“厚德”而“载物”，并且以“厚德载物”引导“自强不息”的大智慧，揭示和体现了中国文化崇德不崇力的文化精髓和文化智慧，并以此与“宰物”、以及奥林匹克运动所演绎的“更高、更快、更大、更强”的那种征服型的西方精神大相径庭。“载物”与“宰物”、“自强不息”是否需要“厚德载物”的价值互动，不仅体现对待世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而且基因式地潜藏着当今世界格局中的不同文明密码和文化气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至今依然是中国文化对当代文明乃至未来文明的可能贡献点。在人类文明史上，任何民族都需要也必须“自强不息”，但在“自强不息”的进程中是否应该、是否能够“厚德载物”，却是中国民族最重要的文化标色，也是伦理型的中国文化对人类作出的最具典范性贡献之一，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天通、地通、人通”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模式，对化解当今世界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对立，具有不可忽视的资源意义。
其三，贡献了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金律”。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忠恕之道，千百年来成为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金律，它已经在前些年关于普世伦理的讨论中被西方世界认为具有普遍的文化意义。
其四，贡献了建构人的安身立命基地的特殊文化构造。中国文化、中国伦理以儒家、道家、佛家为基本结构，融儒家的入世、道家的避世、佛家的出世于一体，建构了用世与用生、入世与出世互补互济的文化精神构造，使中国人——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而且包括浸染于中国文化之中的民众，无论在任何境遇下都不致丧失安身立命的基地。“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种极富弹性的精神构造，自给自足，虽有其保守性，但对处理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对冲突境遇中个体的安身立命，确实具有显而易见并且行之有效的重要的文化资源的意义。
以上俯拾而来的诸多方面充分说明，作为中国文明的“文化丝绸”，中国伦理确实对当今世界文明具有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意义，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我们的学术努力，对它进行文化开发，使之走世界。早在一百多年前，歌德就已经向西方人发出警告：人类正变得越来越强，但并不是越来越好，总有一天，上帝会不喜欢自己的创造物，将它彻底毁灭。演绎开来，越来越强是“自强不息”，越来越好是“厚德载物”。歌德明白无误地告诫世人，失却厚德载物的自强不息，会让人类走向自我毁灭。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向全世界宣告了他的文化发现：在文明历程中，人类第一次走到这样的重要关头，人类种族的绵延取决于学会伦理地思考的程度。面对“学会伦理地思考”这一关乎人类“种族绵延”的生死攸关的大课题，伦理型的中国文化可以也应当为世界作出最为宝贵的贡献。
由此，我们的结论是：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物质文明的过度膨胀所产生的世界性难题的日益加深，一个需要中国伦理智慧的世界文明史已经开始，是中国伦理智慧走向世界并影响世界的时候了。
作者介绍：郭广银，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郭广银
伦理学研究 2013年08期
[中图分类号]B82-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115(2013)03-0015-05
前不久，一位中国哲人感言：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我想进一步发挥，该中国伦理登场了！原因很简单也很直白：中国伦理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伦理的精髓是人理。只有世界接纳和接受了中国伦理，才真正接受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明。因此，在走向世界的学术进程中，中国伦理走向世界具有深刻的文化先锋意义。
在这个多极化的时代，在这个西方文化、西方学术的中心意识和文化格局持存太久，并且西方世界在“全球化”的旗帜下整体地推进文化帝国主义战略的现代文化体系中，中国伦理、中国学术如何走向世界进而登场世界？我认为，中国的知识精英需要回眸祖先的足迹，再次筚路蓝缕，开拓出走向世界的“学术丝绸之路”。
一、儒家文化的伦理立场及其世界性问题
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又是典型的伦理文化。因此，如果把儒家文明作为中华文明之标识的话，那么，伦理文明就是儒家文明的标识了。在此意义上，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儒家文化，要了解儒家文化，就必须了解它的伦理立场。
作为一种独特的伦理文明，在其形成之初，儒家文明就既是伦理的民族文明，又是伦理的世界文明。历史地看，儒家文明的定型虽然主要是中华文明自身的沉淀和选择，但也不能排除其国际性背景。
首先，儒家文明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的“夏夷之辨”，这一辩论同当时的“人禽之辨”虽不完全相同，但也有相似之处，并且是相辅相成的。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仁义去也。”(《孟子·离娄下》)又说，“人之有道，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知，儒家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不是别的，就在于他的伦理。同样，“夏”与“夷”的不同也在于文明程度的高低，儒家认为夏是更高级的文明，乃在于他更懂得伦理，夷是较低级的文明，乃在于他们的伦理水平要低些，或者不懂得伦理，所以，孔子说，“夷狄有君，不如诸夏无君”(《论语·八佾》)。很显然，伦理立场乃是儒家文明的基本立场，而在“夏夷之辨”中，儒家代表夏的传统，夷则代表当时夏之外的世界。当时的世界之所以以夏为荣，以夷为耻，乃是因为夏比夷更文明，在儒家看来，乃在于夏更懂得伦理。当然，在冷兵器时代，文明不一定能打过野蛮，但是文明却能够融化野蛮，所以会出现野蛮人军事上的征服和文化上的被征服现象。这种所谓文化上的屈服，实际上说明儒家文化更高级，更具有世界性。因为，判断一种文明的高低，不在于它是否有更强的武力，而是在于它是否能吸纳、消化和同化来自其他文明的强力和野蛮。就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能融服四夷来看，它显然是当时的高级文化和更具世界性特质的文化，因为世界性在于包容性。
其次，传统儒家文化的伦理性与世界性还表现在当时的“朝贡体系”上。儒家文明是一种伦理文明，它虽然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使用武力决不是它的第一选择，它的第一选择是伦理，即孔子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用文明的方式让别人信服，而不是用武力让别人屈服。当然，如果受到外来武力的侵袭，儒家文明不排斥使用武力，但武力过后，还是使用伦理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武力压制，这正是文明是否高级的一种标志：以伦理维持的政权是文明，以暴力维持的政权是野蛮。正由于当时的儒家伦理文明是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文明，所以会出现四夷来朝的景况。
当然，当时的儒家伦理文明也受到来自世界其他文明的挑战，比如，受到印度佛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甚至是基督教文明的挑战。在这些挑战中，儒家文明的确显示了自身当中的某些不足，比如，它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不够充分，对彼岸世界缺少关注等，但是，人作为有限的存在，又不能完全排除这方面困扰。因此，佛家文明一度对儒家文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儒家文明最终还是以其更大的包容性融合了佛家，并将它整合到自己的体系之中，这就是宋明的新儒学。就宋明新儒学融合了佛家，而没有出现一个融合儒家的新佛学而言，当时的儒家文明还是优于佛家文明的，或者说，当时的儒家文明较佛家文明更具有世界性。如果就佛家文明最终在印度消失，只能以儒家文化为依托进行传播而言，那就更说明了儒家文化比佛家文化更具有世界性了。可以这么说，在当时的亚洲，特别是东亚、南亚、东南亚这个世界范围内，儒家文化是当时最具世界性的文化。
但是，随着两希文明的融合与构力，以希腊理性文明和以希伯来信仰文明结合而孕育出了现代西方文明。由于理性与信仰结合所构成的物质与精神互促机制的强劲力量，使得现代西方文明以不可抵之势冲出了它的文化母胎，冲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是传统文明的亚非欧，而是以地球为整体、甚至是超出地球视界的世界，开拓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广阔世界，把一切以各部分为世界的世界变成了这个大世界中的地方。在这种现代西方文明的更大世界中，作为当时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世界中的世界级文明的儒家文明，一下子就落入了一种地方性文明。从此开始，如何为自身争得世界性身份，就变成了中华文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二、现代文明的危机的伦理本质
现代西方文明是以物质文明的外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从而导致了很多人对它的极大误解。在很多人看来，现代西方文明仅仅是强大的物质文明，在物质文明落后的东方，这种观点更是流行，甚至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偏见。其实，在任何文明中，物质文明都只是其表象，没有精神支撑的物质文明是无法到达很高程度的，即使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也会很快走向衰微。就现代西方形成强大的物质文明来看，他们的物质文明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而是建立在特定的精神文明基础上的，用马克思·韦伯的话说，就是他们的新教伦理。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考察了现代西方经济文明背后的精神要素。韦伯发现，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形成巨大的物质创造力，并不是一般人所谓的人之欲望的释放，反倒是具有禁欲意味的新教伦理，由于对新教徒来说，赚钱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受到上帝的眷顾，证明自己的选民资格。在此意义上，金钱与信仰连接起来，赚钱便具有了一种来自信仰的力量，被提高到了信仰一样的高度。正是因为这种信仰精神，使得当时的清教徒一方面勤劳节俭，一方面又诚实守信，其实质乃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如此而言，西方物质文明的兴起是有其精神原因的，其基本精神动力就是他们的新教信仰及其蕴含在其中的伦理精神。
但是，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日益强大，支撑其发展的精神文明日益被掏空，并越来越被忽视，以至于很多人都把他们的成功简单的归因于个人的奋斗，曾经坚忍虔诚的宗教精神遭到了抛弃，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随之兴起，现代西方物质文明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依照韦伯的理解，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在其本质上乃是一种伦理危机，即新教伦理遭到抛弃所带来的危机。由于失去了新教伦理的精神支撑，强大的西方物质文明既失去了动力，又失去了方向，开始滑向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深渊。同韦伯英雄之见相同的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施韦泽也同样意识到，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信仰的危机，在他的《对生命的敬畏》和《文化哲学》等著作中，他多次论述到这一问题，并指出了文明的伦理本质。
在《文化哲学》中，施韦泽深刻地论述了现代西方文明衰落的伦理缘由。在施韦泽看来，过度的物质化追求减弱了现代人的自由和独立思考能力，让他们陷入了忙碌谋生的非自由境地，导致了精神上的退化，“所有范围的现代人，都习惯于过度忙碌，这导致了他们的精神退化”[1](P53)。对于这些精神上退化了的现代人来说，精神生活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他们无法安静下来，也不再追求教养，不能承担责任，而是越来越麻木、越来越野蛮，正如施韦泽所说，“与内心对话，或者与人们和书籍进行严肃的对话，以度过留给他的闲暇，这一切需要宁静，但这使他感到为难。绝对的无所事事、精神涣散和遗忘是他的生理需要。他不追求教养，而是追求消遣，并且是精神要求最低的消遣。”[1](P53-54)
随着现代人在精神上的退化，随着他们越来越随波逐流，“现代人也放弃了自己的道德判断”，[1](P59)在重大的伦理抉择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比如，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等，归根结底，都是由于人们道德判断力削弱或丧失所导致的非精神化事件，也表明现代物质文明陷入了深深的危机。因为人类精神已经失去了控制物质的能力，物质之刀转向了人类自身，而究其缘由，根本原因乃在于人类精神的退化，特别是伦理精神的丧失。在精神之为物质之范导的意义上，精神即是伦理，失去了伦理性的价值信仰，精神必定会涣散，乱入纯粹物质的陷阱，变得麻木野蛮。
在《文化哲学》中，施韦泽将现代物质文明的危机表述为文化的衰落，而其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放弃了文化的伦理立场，也就是说，文化(文明)的本质就是伦理，失去了伦理的支撑，单纯性的物质文明是无法自立的，必然会走向野蛮和衰落，耸人听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就是现代物质文明野蛮化和衰落的历史表征。在此意义上，重新思考人类文明的伦理本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唯有人类重新进入伦理，走出精神上的退化，才可能有更为光明的前途。
三、中国伦理的世界性机遇与世界走向
世界观的伦理重建是现代文明面临的最为紧迫任务。但是，在全球化正在变成世界性的事实面前，任何地域性的伦理文化都无法承担全球伦理世界观的重建任务。因此，如何采集各种地域性文化中的伦理资源，构建一种全球语境下的普世伦理，就成了全世界性的学术课题。在《世界伦理构想》一书中，汉斯·昆指出，“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伦理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世界上不再存在不同的、相互矛盾的、甚而相互斗争的伦理学地带，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才有一个生存的机会，这样一个世界需要这样一种基础伦理；这样一个世界共同体无疑不需要一种统一的宗教或统一的意识形态，但是，它却需要一些相互有联系的、有约束力的准则、价值、理想与目标”[2](P4)。
但是，何种伦理才能成为一种基础性的伦理呢？处在不同文明中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处在相同文明中的人也有不同看法。如果各种文明都采取伦理立场的话，文明之间就不会表现为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间的对话与合作。就此而言，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成了伦理间对话的金规则，在世界伦理的构建中，各种伦理文明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的儒家文明也不例外。如何挖掘本民族伦理中的世界性因素，乃是这个民族伦理走向世界的关键。就中国的儒家伦理而言，它具有其他的伦理所不具有的特点，在西方现代性思维陷入二元对立的困境之后，中国思维中的非对象化特性可能成为克服这一困境的世界性特质，正如杜维明先生在《对话与创新》中所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虽然也是二分，但这种二分是整体与部分、内与外、本与末、上与下、先与后、深与浅等。这些二分不是排斥性的，没有部分就没有整体，没有内就没有外，没有本就没有末，没有后就没有先等等”[3](P35)。如果我们的学者能够充分挖掘这些中华文明中的特质，并以伦理的方式呈现给世界，那么，它将成为世界性的，而这既是中国学者的任务，也是他们走向世界的机遇。
当然，走向世界需要先知道世界，如果不了解世界，没有世界性的眼光，而是坐井观天式的顽固自守，那么，不仅不能回应世界性的问题，还会落后于世界之外、甚至被抛到世界之外。正因如此，如果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就应该有一种博大的胸怀，有海纳百川的气概，要虚心向别的文明学习，不要狭隘的担心会出现“变夏为夷”的结果，因为一种能够学习和吸收的文明才是有活力的，才不可能被别的文明同化，否则，就会陷入僵化而自我衰败。在《对话与创新》中，杜维明先生提到，“现在全球化的力量带来四种不同的反应：一种就是被它吞没；一种就是共存，非现代、前现代和全球的、现代的共存；还有一种就是创建性的融合，这是最好的；此外还有一种反应就是强烈排斥”[3](P40)。就我们的现状而言，我们国家还处在杜先生所说的第二种情况，古今中外处在非融合性的共存之中，这是不错的，但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杜先生所说的第三种情况：创建性的融合。如果不能做到创建性的融合，那么，长时间之后，就可能滑入第一或第三种情况，因为第二种状况是过渡性的、不稳定的。就此而言，我们中国的学者面临着的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我们必须走向世界，吸纳世界，谋求世界的承认，否则，不仅不能得到世界的承认，自己也会陷入危机之中。
在全球化的语境和挑战中，世界在召唤各种具有世界性特质的伦理文明，各种文明也都在积极回应这种召唤。作为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伦理学界，应该明确地意识到，走向世界是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说得更严重些，在未来的学术走向中，我们面临这样的挑战：能走向世界则生，不能走向世界则死。就此而言，世界在召唤我们，我们需要走向世界，我们不得不走向世界。
四、开创中国伦理走向世界的“学术丝绸之路”
中国不仅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发生文化中断的文明古国，五千年历史所积淀的文化遗产无论在其文化生命的绵延性还是文明的深度和厚度方面，对今天的人类文明都具有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在与世界的关系方面，中国民族曾经沧海桑田。近代之前的文明图像，主轴是世界走向中国，四邻羡慕中国文明，遣使来华，即使是被各种原因阻隔的欧洲，也以同中国交往为荣，发端于大唐、诞生于日本的“留学生”话语，记载着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留”念和流连。当然，中国的文明也一直都在走向世界，除了走向东亚、南亚，形成所谓“儒家文化圈”之外，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也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标志。只是到了明末清初之后，为了防止海患，中国主动走向世界的历程才被阻断了，中国逐渐变成闭关锁国的国家，也因此在文化上日益闭目塞听，逐渐疏离和落后于世界文明。
由于中国近代以来在物质文明方面落后，更由于西方列强的不断欺侮，“落后挨打”的沉痛体悟，在文化心态上逐渐由“技不如人”演变为“道不如人”，五千年的辉煌文明也由此蜕变为中国人的沉重精神负担，非但没有使之成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精神底气，反倒在物质文明的巨大反差下愈发自惭形秽。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中国社会才会在激烈的自我批判中演绎出“唯西是举”和“唯新是举”的文化虚无心态，尤其在作为文化核心价值伦理的道德方面。金钟毁弃，瓦釜雷鸣。今日中国诸多乱象，与伦理道德方面的传统虚无主义和及其价值上的自暴自弃，不无深刻的因果关联。同样，今日世界之诸多文明难题，期待着中国伦理的深度参与并为之作出贡献。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数十位诺贝尔奖得主曾聚集西方，发布他们的文化发现和智慧预言：要解决今日世界之难题，必须到孔子那里寻找智慧。然而，世界等待了近四十年，中国却至今却无动于衷，迟迟未作回应。文化上的过度自我否定和传统虚无主义，已经由自暴自弃，演化为对世界文明前途的渎职。为此，中国伦理登场世界的巨大历史意义，决不只是一种文化自觉，而是一种文化担当，一种文明使命和文化责任的觉醒和履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物质文明上逐渐赶上了世界，成为了经济总量居全球第二的国家。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及其与之伴随的必要的文化自觉和文明担当。就此而言，现在，真的到了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时候了。面对人类文明遭遇的种种困境，承载了五千年伦理文化气息的中国伦理，有责任也有可能向全世界严肃而豪迈地宣布：我来了！
在古代，我们的先人用自己坚韧的努力，走出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中西文明交流的创举，也铸造了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辉煌。今天中国的学术能否走向世界，能否得到世界的承认并影响世界，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开拓一条“学术丝绸之路”。
如何创建“学术的丝绸之路”？还是回到中国特色上来。古代的陆海两条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形成，除了中西方文明都有交流的冲动之外，很重要的就在于我们拥有我们的特色产品：丝绸。要让中国的学术走向世界，我们的学术界也需要提供类似中国古代丝绸那样的学术产品，其中最为突出和典型的就是中国伦理。
可以说，中国伦理就是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中的“丝绸”。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伦理道德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民族为人类文明在历史上所作出的最为突出的贡献。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曾将人类文化的对象分为三大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他认为，西方文化指向人与自然的关系，贡献了科学智慧；中国文化指向人与人的关系，贡献了伦理智慧；印度文化指向人与自身的关系，贡献了佛教。中国伦理所创造和提供的那种对待世界的特殊文化态度和人生智慧，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即使在几千年后对解决今天人类遭遇的文明难题仍具有警示和借鉴意义。择要举其一二，譬如：
其一，贡献了特殊的人与世界关系的文明理念。中国民族在《尚书》中，就诞生了“人是万物之灵”(《尚书·泰誓》)的理念和觉悟，这种关于人与万物一体但又贵于禽兽的对待世界亲和而超越的文化态度与文化定位，与古希腊“人是万物尺度”所体现的那种人为世界立法、与世界对立并进而征服世界的文化取向，在遥远历史的开端就创生和体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基因和文化气质。
其二，贡献了特殊的民族精神。《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的哲学，被张岱年先生认定为是对中国民族精神的最精辟概括，这种以“厚德”而“载物”，并且以“厚德载物”引导“自强不息”的大智慧，揭示和体现了中国文化崇德不崇力的文化精髓和文化智慧，并以此与“宰物”、以及奥林匹克运动所演绎的“更高、更快、更大、更强”的那种征服型的西方精神大相径庭。“载物”与“宰物”、“自强不息”是否需要“厚德载物”的价值互动，不仅体现对待世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而且基因式地潜藏着当今世界格局中的不同文明密码和文化气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至今依然是中国文化对当代文明乃至未来文明的可能贡献点。在人类文明史上，任何民族都需要也必须“自强不息”，但在“自强不息”的进程中是否应该、是否能够“厚德载物”，却是中国民族最重要的文化标色，也是伦理型的中国文化对人类作出的最具典范性贡献之一，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天通、地通、人通”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模式，对化解当今世界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对立，具有不可忽视的资源意义。
其三，贡献了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金律”。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忠恕之道，千百年来成为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金律，它已经在前些年关于普世伦理的讨论中被西方世界认为具有普遍的文化意义。
其四，贡献了建构人的安身立命基地的特殊文化构造。中国文化、中国伦理以儒家、道家、佛家为基本结构，融儒家的入世、道家的避世、佛家的出世于一体，建构了用世与用生、入世与出世互补互济的文化精神构造，使中国人——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而且包括浸染于中国文化之中的民众，无论在任何境遇下都不致丧失安身立命的基地。“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种极富弹性的精神构造，自给自足，虽有其保守性，但对处理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对冲突境遇中个体的安身立命，确实具有显而易见并且行之有效的重要的文化资源的意义。
以上俯拾而来的诸多方面充分说明，作为中国文明的“文化丝绸”，中国伦理确实对当今世界文明具有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意义，关键在于，如何通过我们的学术努力，对它进行文化开发，使之走世界。早在一百多年前，歌德就已经向西方人发出警告：人类正变得越来越强，但并不是越来越好，总有一天，上帝会不喜欢自己的创造物，将它彻底毁灭。演绎开来，越来越强是“自强不息”，越来越好是“厚德载物”。歌德明白无误地告诫世人，失却厚德载物的自强不息，会让人类走向自我毁灭。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向全世界宣告了他的文化发现：在文明历程中，人类第一次走到这样的重要关头，人类种族的绵延取决于学会伦理地思考的程度。面对“学会伦理地思考”这一关乎人类“种族绵延”的生死攸关的大课题，伦理型的中国文化可以也应当为世界作出最为宝贵的贡献。
由此，我们的结论是：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物质文明的过度膨胀所产生的世界性难题的日益加深，一个需要中国伦理智慧的世界文明史已经开始，是中国伦理智慧走向世界并影响世界的时候了。
作者介绍：郭广银，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