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原因分析
张玉洁
摘要：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国内外众说纷纭。本文认为，苏联解体这一大事件不是由哪一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根源在于苏共执政模式的种种积弊引发的矛盾和危机，而戈尔巴乔夫所犯的急进主义错误加速了危机的爆发，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关键词：苏联解体 原因 内因 外因
1917年11月7日夜,“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和着斯莫尔尼宫的欢呼声,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1991年12月25日,在沉沉的夜幕中,作为苏联象征的镰刀锤头国旗伴着瑟瑟的寒风,从克里姆林宫悄然降下,宣告了社会主义苏联从世界上的消失。短短几十年,弹指一挥间,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存在的70多年中,历经外国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及世界大战的磨难,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迅速崛起成为能与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抗衡的经济、科技、军事强国,曾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数十年,令帝国主义胆寒,令世界人民向往。然而,为什么它会在转瞬间土崩瓦解呢?其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这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历史之迷”。为了求得破解,苏联剧变十余年来,对其剧变原因的分析探讨,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不同的人们从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审视角度、不同的利害关系,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研究结论,可谓众说纷纭。对各种观点加以综述，可以发现有“葬送说”、“和平演变说”、“民族矛盾说”、“上层自决说”、“斯大林模式说”、“意识形态说”等十来种看法，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方面的原因。本文以为，导致苏联解体的，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直接原因，也有根本原因。
一、 外部原因：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
苏联这一联邦大国的崩塌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暗中操作”是脱不了关系的。德国教授施奈德说：苏联解体是由于美国“插手”,“美国这个到处伸手的国家就好像到百货商店里的大象一样,到处闯祸,弄得世界鸡犬不宁”。美国前国务卿贝克认为:苏联演变是“遏制起了作用”。美国前总统布什则明确说：苏联发生的事情是“我们的价值观念的道义力量的胜利”
1。毫无疑问,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使苏联“和平演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设置了各种机构和设施,使用公开和秘密的、合法和非法的各种手段,处心积虑地促 使苏联演变。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提出著名的“超越遏制”战略,抓住苏联改革之机,诱压兼施,促使其演变并达到了目的。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也曾谈到“在我们苏联内部,在共产党人中间,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在科研人员中间,有一些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西方特别是美国人所利用。”“如果说他们与苏联解体没有任何关系,那是历史性的误会。实际上,他们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当戈尔巴乔夫执掌国家权力的时候,他的脑袋有点儿飘飘然起来。他开始认为,一个使命降临大地,应该翻天覆地。所以美国人和西方就把赌注压在他身上,压在他的个人野心和政治野心上。”2由此可见，西方尤其是美国对瓦解苏联的巨大投入没有白费，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苏联的解体。
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内因外因辩证关系原理也告诉我们，社会的发展，主要的不是由于外因而是内因。如果不是苏联内部出了问题，在这样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强大实力的大国,任何外部力量,想搞跨它是不可能的。不深入研究苏联共产党和社会内部的危机,以及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和发展过程,就不可能发现苏联解体的真相。
二、 内部原因
从苏联国内来分析，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戈尔巴乔夫对联盟、对国家体制的破坏，对现行宪法制度的颠覆，看到了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斗争，并最终断送了社会主义。但这些只是表象，它们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个人特别是领导人起着重要作用,但深层的根源还要从“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去寻找”,不能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是是乱党乱国的罪魁祸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一个由列宁缔造的、有93年光荣历史、18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为什么凭这两个人一句话,说解散就解散了呢?看来,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如果党自身没有出现危机,即使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彻底地摧毁它。由此可以说明，根本原因在于苏共内部，是由于苏共在执政期间，没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福利需要,削弱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其对待意识形态问题的态度及由此而来的思想文化政策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再加上高度集权的苏共领导体制破坏了党与政权、党与社会的正常关系,削弱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这三方作用便导致了人民与之离心离德，使苏联大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如此境地1
2 王秀兰.西方论苏联解体[J].学习·研究·参考,1992,(4).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谈苏联解体、苏共失败的原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5）
的苏联经不起折腾，在西方的外部作用和领导人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崩塌。
（一）直接原因
具体地说,戈尔巴乔夫应该对苏联的解体负首要责任,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人之间的相互利用和斗争使得戈尔巴乔夫一厢情愿变成了叶利钦一人的胜利。《改革新思维》这本书中最明确无误地表达了戈尔巴乔夫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和对“欧洲文明”的价值取向的崇 拜。他在土耳其演讲时坦言,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在这种新思维指引下的苏联党和政府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国家解体和联盟分崩离析的边缘。改革的激进派代表人物叶利钦利用了“8·19事件”中发起人的失误,迅速煽动并争取了不明真相的民意,在“明斯克协议”的签署过程中,叶利钦又一直处于幕后指使者的角色和位置,这样戈尔巴乔夫还沉醉在苏联总统这个虚无的位置上的时候,就不得不接受他曾经放权地方的改革措施所种下的苦果。直到1991年12月25日19时40分,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在总统辞职书上签字。 不难想象,在一个一党专政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有这样一个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会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产生多大的影响?戈尔巴乔夫用行动实现了他的诺言,苏联和苏联所拥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他成为总统之后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从以上看来,叶利钦无疑是苏共和苏联垮台的罪魁祸首,但戈尔巴乔夫也难辞其咎,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总统对于苏共灭亡和苏联的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他推行社会民主党化的错误路线,又对叶利钦的自由主义阶级退让,导致他能迅速跃居权力顶峰进而搞垮苏共和苏联。但是,仅凭叶、戈二人依然不可能摧毁一个强大的政党国家和社会制度,是苏共长期积累的各种弊端导致自己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二）根本原因
1. 苏共作为执政党,没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福利需要,削弱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人们说,布尔什维克党是靠“和平”、“土地”“面包”这三个口号,赢得群众的支持,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上台执政的。然而,作为执政党,苏共在它74年的执政生涯中,却没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福利需要,甚至连“和平”、“土地”、“面包”这样的承诺都没能兑现,可以说这是它失去民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共执政后,党担负起了国家发展的经济任务、政治任务和文化任务。但是,在党的战略思想中,却形成了重政治、轻经济,使经济战略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战略的局面。这一切，使得人民的福祉销匿在了个人政治奢望的围栏下。
为什么这样说呢?由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苏联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畸形发展,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农业则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有人把军工企业称为苏联国民经济的吸血鬼,它占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致使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到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经济发展的潜力就被耗尽了,苏联的国民经济开始在原地打转。70年代,经济困难局面开始出现,经济增长率明显放慢,主要经济效率指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也未能达到。到1982年,人民的实际收入第一次跌至零增长。
“土地归农民”是苏维埃政权早期的一个著名口号。农民相信这个口号,因而拥护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革命。在国内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人为这块土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农民却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生活。余粮征集制、全面集体化、“消灭富农”的诸多政策不仅没有惠及农民,相反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全面集体化和消灭富农,使广大农民群众统统变成了既无土地、又无生产资料和大牲口的“农业无产者”。
苏联的工业化在相当程度上是靠牺牲农民实现的。对此,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中总结说:“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成了新的农奴制。”“集体化可以与英国建立资本主义关系时的‘圈地运动’相比。它不是在自愿的原则上进行的,相反,农民经常是被驱赶进去的。各级政权为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采取了最残酷的方法。许多农民在革命后得到了土地,经济上得到了发展,而变成了中农。他们不想放弃通过诚实的劳动挣来的东西。推行集体化的残酷性是令人震惊的。那些能比别人搞生产搞得更好的人,最能干、最爱劳动的人被消灭了。那时候农村遭受了非常可怕的打击,其后果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消除。
二战后又实行斯大林税制,对农民所拥有的每一棵苹果树和每一只母鸡都要征税。到赫鲁晓夫时代,农民连身份证都没有,他们没有迁徙权只能留在其所在的村庄。他们从事生产,首要的任务不是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而是为国家提供粮食。
苏联人民最终厌倦了没完没了的以牺牲今天的利益为基础,而去展望未来;“大家都希望今天就过上正常的生活”。加之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急剧提高,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铁幕”拉开后,苏联人放眼世界,不少人走出国门,并且看到国外的物质水平绝非苏联能够比拟,他们对现状表示不满,“我们有的西方国家都有,而我们没有的西方人却有”。他们开始审视一切,突然发现在整个苏维埃时期,官方“赶超西方”的口号不过是海市蜃楼,继而对苏共的领导提出了质疑。
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也没能给人民以任何经济上的实惠。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开始于经济领域。改革伊始,便提出了“加速发展”的战略。但是,当经济改革受阻时,
改革很快转向政治领域。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口号下,政治改革的形势急转直下,走向激进。政治改革的急剧激进化和经济政策的摇摆不定,使国家陷入了混乱。在过热的政治环境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把热情和精力投向了如何在国家权力的重新分配中获取自己的一席之地。身负执政党重任的苏共,也把人民的衣、食、住忘在了脑后。与此同时,苏联传统经济中可利用的资源,例如有竞争力的原料和军火贸易,由于来自本国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猛烈批评,不得不压缩、削减,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和沉重了。
人们对物质状况恶化的不满,导致对苏共失望情绪的增强和对改革的不信任,社会上对改革者的支持减弱了。苏共党内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也充分利用了社会上对市场供应状况的不满,这一切加速了苏共的瓦解。
2. 苏共作为执政党,对待意识形态问题的态度及由此而来的思想文化政策,给苏联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恶果,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列宁逝世后,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苏共党内教条主义倾向日益严重。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相结合,使斯大林成了党的化身和真理的化身。斯大林的理论成为一切思想的源泉,官方的思想成为一切文化领域的主宰。文化绝对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成为笼罩苏联的浓厚氛围。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苏联不曾有过任何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也是这样,更不用说政治科学领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僵化、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模式在苏联形成,其特征极为明显：
一是党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成为各个学科的最高权威和真理的最后仲裁者。现任俄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在反思苏共的历史时,就总结说“对真理的垄断”是导致苏共执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把学术、思想观点的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无限地上纲上线,用“修正主义”、“思想上的暗箭”、“反苏”、“诬蔑”、“攻击党”、“不道德”等等的罪名,以大批判和大清洗的方式整肃思想文化界。1952年斯大林会见作家团体,在回答关于“现在应当写什么?”时说:“写真实!”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数百名作家被逮捕或者被杀害,其原因正是在于他们写真实。尽管有过赫鲁晓夫时期的短暂“解冻”,但是,“赫鲁晓夫给了社会一点自由,后来他自己拧紧了龙头”。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三是执政党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凡是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和谐的一切文化成果均被以各种“罪名”加以否定,遗传学、控制论、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以隔离、封闭的方式在“纯洁的社会主义”环境中培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而且,伴随这一思想文化模式的是在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与艺术领域中,在历史研究或
政治观点方面不断采取各式各样的惩罚行动。它给苏联社会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全部世界文明的经验说明:封闭和孤立必然导致落后。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后进入了长期的停滞时期,停滞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标上,还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由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苏共执政模式的积弊日益加重,人民群众的意见越来越大,对改革的期盼日趋强烈。但是,苏共却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反思自身的问题,相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加强了对社会意识的控制,社会没有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人民也没有实现政治参与的合法途径。
从此,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在苏联社会的思想文化生活中:一方面,“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持续不断地发展起来,一部分知识分子针对党和国家在体制、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多数人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政治上变得消极,对政治漠不关心甚至尽量逃避政治已成为许多人的习惯和自卫手段。
面对人民的要求和情绪,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执政党仍然无动于衷,漠然置之。对持不同政见者还是延续斯大林的办法:取缔和镇压。只是镇压的方式比斯大林有所缓和,把肉体上的消灭变成了驱逐出国或流放。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改革问题上不仅毫无建树,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即新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又经历了安得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两年零八个月,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才进入了改革时期。
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执政党还是没能担负起引导社会意识的责任,导致苏共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失去了主导地位。此时,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口号下,在沸腾的政治热潮中,苏共历史上的积案、沉冤、秘密„„被揭开了历史的面纱;各种“主义”纷至沓来;以往不可动摇的真理变得面目全非,在虚无主义的笼罩下,人民渴望逃离华而不实的理想的樊笼,社会失去了前进的目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成为苏联社会生活的现实。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共存,并且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一些新生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常常利用人权、民主、民族复活等价值取向,进行反共产主义和反共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联合起来。此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统被打破。而这正是各种政治力量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虽然,苏共在改革的进程中,伴随着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逐步形成,并作为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苏共中央行动纲领》,即《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推向苏联社会。然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实施,却给苏联社会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及后果,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3. 高度集权的苏共领导体制破坏了党与政权、党与社会的正常关系,削弱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如何处理党政关系,这是实行党的领导的一个重大课题。苏共作为执政党走上历史舞台后,自列宁以来,各个时期的领导人都十分关注并反复强调党政关系的问题。早在1907年,列宁就提出了党政既有分工又有结合的原则,这一思想也一直贯穿于苏共党政领导的言论和党的文献中。但是,在实施党的领导时,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始终混为一谈,科学而有效的执政方式始终没有找到。“党不要取代苏维埃的职能”,即“不要对细节进行干涉”、“不要进行琐碎监督”、“不要代替苏维埃去解决具体的经济文化问题”等处理党政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党决定大事、苏维埃在决定具体问题方面具有独立的自主权等等,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相反，从斯大林开始，没有党中央的指示,国家机关不能决定任何重大问题,实际上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它使苏联国家权力过分地集中于党,党政关系的界限模糊不清,有些甚至出现倒置。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本属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经济组织、社会团体的权力集中于党。党成了不受监督和制约、凌驾于一切组织之上的机关。最高苏维埃成为党中央机关的附属品，党政机构的重叠,也使以党代政成为必然的结局。
党政关系问题成为苏联历届领导人头痛的一个难题。但是,由于党对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地位与党的执政方式认识上的局限性,由于权力自身的诱惑和权力制衡体系的薄弱,致使这个问题的解决颇有纸上谈兵的意味,长期不见成效。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日趋显露。以至于党政职能分开的问题,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聚焦点,最终成为苏共命运的一个触礁点。
始于斯大林时期的高度集权制的形成,在党和人民之间筑起了深深的鸿沟。从此,党不是置身于社会之中,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对人民发号施令。党与群众的关系被扭曲了。斯大林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他逝世为止,不断地在国内进行大清洗、大镇压。在这一过程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历史之谜。可以说,从这时起就埋下了人们对苏共的失望、怀疑乃至怨恨。
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揭露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他把斯大林的错误归结为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权,把斯大林的暴虐归结为个人性格上的缺陷,而没有认识到,斯大林之所以能天马行空、为所欲为,正是由于苏联业已形成的党的领导体制。
或许，赫鲁晓夫及其后的领导人比前任看到了更多的问题,试图改革,但是,归根结底他们是这种体制培养起来的人,他们得益于这种体制,受它的庇护,他们有维护这种体制的本能和
习惯。可以想见，没有来自下面的巨大压力,我们无法期望许多领导人会向他们的制度挑战,不管这个制度多么不合时宜。因为这个制度给了他们威望、金钱和权力的幻觉。这就是为什么在斯大林之后,由他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的党的领导体制,虽然经过几代苏共领导人的修修补补,但始终没有本质上变化的原因。
苏共的历史说明,集权制一旦形成,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就无从谈起,正常的社会生活就失去了保障。相反,党内民主机制的无效性,又不断强化着集权制。因此,这种体制的负效运转,使党的体制变成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体系。这样,党内极易滋生各种与共产党人称号不符的腐败现象和消极现象。苏共二十大以后,干部的自由放纵、领导的胡作非为,在中央和地方都有所滋长。贪污受贿、营私舞弊、出于贪财或玩忽职守的滥用职权、对很多人来说有利可图的经营不善等等情况大为增长。
同时,由于这种机制本身缺乏“自下而上的监督”,缺乏自我更新、重新学习的能力,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僵化的官僚体制,从而失去了社会更新的活力,失去了回答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能力,也失去了不断吸纳新鲜经验、改正错误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都曾作过努力和尝试,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实行党政分开,加强集体领导,而后期却在这些问题上不仅重蹈覆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原因所在。
结语
正是苏共执政模式的种种积弊,经过长期的日积月累,使党内和整个苏联社会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这些矛盾和危机不仅表现在可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指标上,而且隐藏在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群体意识中。而在改革进程中,苏共和戈尔巴乔夫所犯的急进主义错误,毫无节制的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与革新苏共的进程,恰恰迎合了社会心理和社会群体意识中那些对苏共的疏离情绪和逆反心理。不当的措施不仅未能逐步地缓解与化解矛盾和危机,相反却加速了矛盾和危机的总爆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西方的“和平演变”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曾经伟大的苏联覆灭在所难免。
参考文献：
[1] 刘昀献. 对10年来中外学者关于苏联演变原因的评析.河南大学学报，2002（1）
[2] 姜跃.苏共垮台溯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3）
[3]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谈苏联解体、苏共失败的原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5)
[4] 孙大为,杨增岽. 以史为鉴:苏联解体原因与启示的再思考.兰州学刊，2009（3）
苏联解体原因分析
张玉洁
摘要：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国内外众说纷纭。本文认为，苏联解体这一大事件不是由哪一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根源在于苏共执政模式的种种积弊引发的矛盾和危机，而戈尔巴乔夫所犯的急进主义错误加速了危机的爆发，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关键词：苏联解体 原因 内因 外因
1917年11月7日夜,“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和着斯莫尔尼宫的欢呼声,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1991年12月25日,在沉沉的夜幕中,作为苏联象征的镰刀锤头国旗伴着瑟瑟的寒风,从克里姆林宫悄然降下,宣告了社会主义苏联从世界上的消失。短短几十年,弹指一挥间,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存在的70多年中,历经外国武装干涉、经济封锁及世界大战的磨难,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迅速崛起成为能与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抗衡的经济、科技、军事强国,曾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数十年,令帝国主义胆寒,令世界人民向往。然而,为什么它会在转瞬间土崩瓦解呢?其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这无疑是20世纪留给人们的“历史之迷”。为了求得破解,苏联剧变十余年来,对其剧变原因的分析探讨,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不同的人们从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审视角度、不同的利害关系,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研究结论,可谓众说纷纭。对各种观点加以综述，可以发现有“葬送说”、“和平演变说”、“民族矛盾说”、“上层自决说”、“斯大林模式说”、“意识形态说”等十来种看法，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方面的原因。本文以为，导致苏联解体的，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既有直接原因，也有根本原因。
一、 外部原因：西方推行的“和平演变”
苏联这一联邦大国的崩塌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暗中操作”是脱不了关系的。德国教授施奈德说：苏联解体是由于美国“插手”,“美国这个到处伸手的国家就好像到百货商店里的大象一样,到处闯祸,弄得世界鸡犬不宁”。美国前国务卿贝克认为:苏联演变是“遏制起了作用”。美国前总统布什则明确说：苏联发生的事情是“我们的价值观念的道义力量的胜利”
1。毫无疑问,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使苏联“和平演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设置了各种机构和设施,使用公开和秘密的、合法和非法的各种手段,处心积虑地促 使苏联演变。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提出著名的“超越遏制”战略,抓住苏联改革之机,诱压兼施,促使其演变并达到了目的。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也曾谈到“在我们苏联内部,在共产党人中间,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在科研人员中间,有一些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西方特别是美国人所利用。”“如果说他们与苏联解体没有任何关系,那是历史性的误会。实际上,他们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当戈尔巴乔夫执掌国家权力的时候,他的脑袋有点儿飘飘然起来。他开始认为,一个使命降临大地,应该翻天覆地。所以美国人和西方就把赌注压在他身上,压在他的个人野心和政治野心上。”2由此可见，西方尤其是美国对瓦解苏联的巨大投入没有白费，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苏联的解体。
但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内因外因辩证关系原理也告诉我们，社会的发展，主要的不是由于外因而是内因。如果不是苏联内部出了问题，在这样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强大实力的大国,任何外部力量,想搞跨它是不可能的。不深入研究苏联共产党和社会内部的危机,以及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和发展过程,就不可能发现苏联解体的真相。
二、 内部原因
从苏联国内来分析，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戈尔巴乔夫对联盟、对国家体制的破坏，对现行宪法制度的颠覆，看到了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斗争，并最终断送了社会主义。但这些只是表象，它们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个人特别是领导人起着重要作用,但深层的根源还要从“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去寻找”,不能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是是乱党乱国的罪魁祸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一个由列宁缔造的、有93年光荣历史、1800多万党员的大党,为什么凭这两个人一句话,说解散就解散了呢?看来,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如果党自身没有出现危机,即使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彻底地摧毁它。由此可以说明，根本原因在于苏共内部，是由于苏共在执政期间，没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福利需要,削弱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其对待意识形态问题的态度及由此而来的思想文化政策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再加上高度集权的苏共领导体制破坏了党与政权、党与社会的正常关系,削弱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这三方作用便导致了人民与之离心离德，使苏联大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如此境地1
2 王秀兰.西方论苏联解体[J].学习·研究·参考,1992,(4).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谈苏联解体、苏共失败的原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5）
的苏联经不起折腾，在西方的外部作用和领导人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崩塌。
（一）直接原因
具体地说,戈尔巴乔夫应该对苏联的解体负首要责任,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人之间的相互利用和斗争使得戈尔巴乔夫一厢情愿变成了叶利钦一人的胜利。《改革新思维》这本书中最明确无误地表达了戈尔巴乔夫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和对“欧洲文明”的价值取向的崇 拜。他在土耳其演讲时坦言,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在这种新思维指引下的苏联党和政府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国家解体和联盟分崩离析的边缘。改革的激进派代表人物叶利钦利用了“8·19事件”中发起人的失误,迅速煽动并争取了不明真相的民意,在“明斯克协议”的签署过程中,叶利钦又一直处于幕后指使者的角色和位置,这样戈尔巴乔夫还沉醉在苏联总统这个虚无的位置上的时候,就不得不接受他曾经放权地方的改革措施所种下的苦果。直到1991年12月25日19时40分,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在总统辞职书上签字。 不难想象,在一个一党专政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中,有这样一个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会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产生多大的影响?戈尔巴乔夫用行动实现了他的诺言,苏联和苏联所拥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他成为总统之后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从以上看来,叶利钦无疑是苏共和苏联垮台的罪魁祸首,但戈尔巴乔夫也难辞其咎,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总统对于苏共灭亡和苏联的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他推行社会民主党化的错误路线,又对叶利钦的自由主义阶级退让,导致他能迅速跃居权力顶峰进而搞垮苏共和苏联。但是,仅凭叶、戈二人依然不可能摧毁一个强大的政党国家和社会制度,是苏共长期积累的各种弊端导致自己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二）根本原因
1. 苏共作为执政党,没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福利需要,削弱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人们说,布尔什维克党是靠“和平”、“土地”“面包”这三个口号,赢得群众的支持,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上台执政的。然而,作为执政党,苏共在它74年的执政生涯中,却没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福利需要,甚至连“和平”、“土地”、“面包”这样的承诺都没能兑现,可以说这是它失去民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共执政后,党担负起了国家发展的经济任务、政治任务和文化任务。但是,在党的战略思想中,却形成了重政治、轻经济,使经济战略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战略的局面。这一切，使得人民的福祉销匿在了个人政治奢望的围栏下。
为什么这样说呢?由于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苏联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畸形发展,而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农业则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有人把军工企业称为苏联国民经济的吸血鬼,它占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致使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到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经济发展的潜力就被耗尽了,苏联的国民经济开始在原地打转。70年代,经济困难局面开始出现,经济增长率明显放慢,主要经济效率指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也未能达到。到1982年,人民的实际收入第一次跌至零增长。
“土地归农民”是苏维埃政权早期的一个著名口号。农民相信这个口号,因而拥护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革命。在国内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人为这块土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农民却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生活。余粮征集制、全面集体化、“消灭富农”的诸多政策不仅没有惠及农民,相反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全面集体化和消灭富农,使广大农民群众统统变成了既无土地、又无生产资料和大牲口的“农业无产者”。
苏联的工业化在相当程度上是靠牺牲农民实现的。对此,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中总结说:“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成了新的农奴制。”“集体化可以与英国建立资本主义关系时的‘圈地运动’相比。它不是在自愿的原则上进行的,相反,农民经常是被驱赶进去的。各级政权为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采取了最残酷的方法。许多农民在革命后得到了土地,经济上得到了发展,而变成了中农。他们不想放弃通过诚实的劳动挣来的东西。推行集体化的残酷性是令人震惊的。那些能比别人搞生产搞得更好的人,最能干、最爱劳动的人被消灭了。那时候农村遭受了非常可怕的打击,其后果直到今天也还没有消除。
二战后又实行斯大林税制,对农民所拥有的每一棵苹果树和每一只母鸡都要征税。到赫鲁晓夫时代,农民连身份证都没有,他们没有迁徙权只能留在其所在的村庄。他们从事生产,首要的任务不是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而是为国家提供粮食。
苏联人民最终厌倦了没完没了的以牺牲今天的利益为基础,而去展望未来;“大家都希望今天就过上正常的生活”。加之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急剧提高,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铁幕”拉开后,苏联人放眼世界,不少人走出国门,并且看到国外的物质水平绝非苏联能够比拟,他们对现状表示不满,“我们有的西方国家都有,而我们没有的西方人却有”。他们开始审视一切,突然发现在整个苏维埃时期,官方“赶超西方”的口号不过是海市蜃楼,继而对苏共的领导提出了质疑。
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也没能给人民以任何经济上的实惠。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开始于经济领域。改革伊始,便提出了“加速发展”的战略。但是,当经济改革受阻时,
改革很快转向政治领域。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口号下,政治改革的形势急转直下,走向激进。政治改革的急剧激进化和经济政策的摇摆不定,使国家陷入了混乱。在过热的政治环境下,各派政治力量都把热情和精力投向了如何在国家权力的重新分配中获取自己的一席之地。身负执政党重任的苏共,也把人民的衣、食、住忘在了脑后。与此同时,苏联传统经济中可利用的资源,例如有竞争力的原料和军火贸易,由于来自本国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猛烈批评,不得不压缩、削减,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和沉重了。
人们对物质状况恶化的不满,导致对苏共失望情绪的增强和对改革的不信任,社会上对改革者的支持减弱了。苏共党内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也充分利用了社会上对市场供应状况的不满,这一切加速了苏共的瓦解。
2. 苏共作为执政党,对待意识形态问题的态度及由此而来的思想文化政策,给苏联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恶果,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列宁逝世后,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苏共党内教条主义倾向日益严重。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相结合,使斯大林成了党的化身和真理的化身。斯大林的理论成为一切思想的源泉,官方的思想成为一切文化领域的主宰。文化绝对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成为笼罩苏联的浓厚氛围。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苏联不曾有过任何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也是这样,更不用说政治科学领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僵化、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模式在苏联形成,其特征极为明显：
一是党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成为各个学科的最高权威和真理的最后仲裁者。现任俄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在反思苏共的历史时,就总结说“对真理的垄断”是导致苏共执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把学术、思想观点的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无限地上纲上线,用“修正主义”、“思想上的暗箭”、“反苏”、“诬蔑”、“攻击党”、“不道德”等等的罪名,以大批判和大清洗的方式整肃思想文化界。1952年斯大林会见作家团体,在回答关于“现在应当写什么?”时说:“写真实!”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数百名作家被逮捕或者被杀害,其原因正是在于他们写真实。尽管有过赫鲁晓夫时期的短暂“解冻”,但是,“赫鲁晓夫给了社会一点自由,后来他自己拧紧了龙头”。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三是执政党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凡是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和谐的一切文化成果均被以各种“罪名”加以否定,遗传学、控制论、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以隔离、封闭的方式在“纯洁的社会主义”环境中培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而且,伴随这一思想文化模式的是在意识形态和宗教、文化与艺术领域中,在历史研究或
政治观点方面不断采取各式各样的惩罚行动。它给苏联社会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全部世界文明的经验说明:封闭和孤立必然导致落后。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后进入了长期的停滞时期,停滞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标上,还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由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多,苏共执政模式的积弊日益加重,人民群众的意见越来越大,对改革的期盼日趋强烈。但是,苏共却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反思自身的问题,相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加强了对社会意识的控制,社会没有正常的意见表达渠道,人民也没有实现政治参与的合法途径。
从此,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在苏联社会的思想文化生活中:一方面,“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持续不断地发展起来,一部分知识分子针对党和国家在体制、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多数人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政治上变得消极,对政治漠不关心甚至尽量逃避政治已成为许多人的习惯和自卫手段。
面对人民的要求和情绪,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执政党仍然无动于衷,漠然置之。对持不同政见者还是延续斯大林的办法:取缔和镇压。只是镇压的方式比斯大林有所缓和,把肉体上的消灭变成了驱逐出国或流放。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改革问题上不仅毫无建树,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即新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又经历了安得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两年零八个月,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才进入了改革时期。
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执政党还是没能担负起引导社会意识的责任,导致苏共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失去了主导地位。此时,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口号下,在沸腾的政治热潮中,苏共历史上的积案、沉冤、秘密„„被揭开了历史的面纱;各种“主义”纷至沓来;以往不可动摇的真理变得面目全非,在虚无主义的笼罩下,人民渴望逃离华而不实的理想的樊笼,社会失去了前进的目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成为苏联社会生活的现实。不同的意识形态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内共存,并且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一些新生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常常利用人权、民主、民族复活等价值取向,进行反共产主义和反共的活动,并在此基础上联合起来。此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统被打破。而这正是各种政治力量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虽然,苏共在改革的进程中,伴随着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逐步形成,并作为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苏共中央行动纲领》,即《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推向苏联社会。然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实施,却给苏联社会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及后果,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3. 高度集权的苏共领导体制破坏了党与政权、党与社会的正常关系,削弱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如何处理党政关系,这是实行党的领导的一个重大课题。苏共作为执政党走上历史舞台后,自列宁以来,各个时期的领导人都十分关注并反复强调党政关系的问题。早在1907年,列宁就提出了党政既有分工又有结合的原则,这一思想也一直贯穿于苏共党政领导的言论和党的文献中。但是,在实施党的领导时,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始终混为一谈,科学而有效的执政方式始终没有找到。“党不要取代苏维埃的职能”,即“不要对细节进行干涉”、“不要进行琐碎监督”、“不要代替苏维埃去解决具体的经济文化问题”等处理党政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党决定大事、苏维埃在决定具体问题方面具有独立的自主权等等,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相反，从斯大林开始，没有党中央的指示,国家机关不能决定任何重大问题,实际上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它使苏联国家权力过分地集中于党,党政关系的界限模糊不清,有些甚至出现倒置。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本属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经济组织、社会团体的权力集中于党。党成了不受监督和制约、凌驾于一切组织之上的机关。最高苏维埃成为党中央机关的附属品，党政机构的重叠,也使以党代政成为必然的结局。
党政关系问题成为苏联历届领导人头痛的一个难题。但是,由于党对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地位与党的执政方式认识上的局限性,由于权力自身的诱惑和权力制衡体系的薄弱,致使这个问题的解决颇有纸上谈兵的意味,长期不见成效。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端日趋显露。以至于党政职能分开的问题,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聚焦点,最终成为苏共命运的一个触礁点。
始于斯大林时期的高度集权制的形成,在党和人民之间筑起了深深的鸿沟。从此,党不是置身于社会之中,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对人民发号施令。党与群众的关系被扭曲了。斯大林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他逝世为止,不断地在国内进行大清洗、大镇压。在这一过程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历史之谜。可以说,从这时起就埋下了人们对苏共的失望、怀疑乃至怨恨。
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揭露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他把斯大林的错误归结为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权,把斯大林的暴虐归结为个人性格上的缺陷,而没有认识到,斯大林之所以能天马行空、为所欲为,正是由于苏联业已形成的党的领导体制。
或许，赫鲁晓夫及其后的领导人比前任看到了更多的问题,试图改革,但是,归根结底他们是这种体制培养起来的人,他们得益于这种体制,受它的庇护,他们有维护这种体制的本能和
习惯。可以想见，没有来自下面的巨大压力,我们无法期望许多领导人会向他们的制度挑战,不管这个制度多么不合时宜。因为这个制度给了他们威望、金钱和权力的幻觉。这就是为什么在斯大林之后,由他建立起来的高度集权的党的领导体制,虽然经过几代苏共领导人的修修补补,但始终没有本质上变化的原因。
苏共的历史说明,集权制一旦形成,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就无从谈起,正常的社会生活就失去了保障。相反,党内民主机制的无效性,又不断强化着集权制。因此,这种体制的负效运转,使党的体制变成一个自身封闭的系统,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体系。这样,党内极易滋生各种与共产党人称号不符的腐败现象和消极现象。苏共二十大以后,干部的自由放纵、领导的胡作非为,在中央和地方都有所滋长。贪污受贿、营私舞弊、出于贪财或玩忽职守的滥用职权、对很多人来说有利可图的经营不善等等情况大为增长。
同时,由于这种机制本身缺乏“自下而上的监督”,缺乏自我更新、重新学习的能力,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僵化的官僚体制,从而失去了社会更新的活力,失去了回答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能力,也失去了不断吸纳新鲜经验、改正错误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都曾作过努力和尝试,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实行党政分开,加强集体领导,而后期却在这些问题上不仅重蹈覆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原因所在。
结语
正是苏共执政模式的种种积弊,经过长期的日积月累,使党内和整个苏联社会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这些矛盾和危机不仅表现在可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指标上,而且隐藏在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群体意识中。而在改革进程中,苏共和戈尔巴乔夫所犯的急进主义错误,毫无节制的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与革新苏共的进程,恰恰迎合了社会心理和社会群体意识中那些对苏共的疏离情绪和逆反心理。不当的措施不仅未能逐步地缓解与化解矛盾和危机,相反却加速了矛盾和危机的总爆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西方的“和平演变”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曾经伟大的苏联覆灭在所难免。
参考文献：
[1] 刘昀献. 对10年来中外学者关于苏联演变原因的评析.河南大学学报，2002（1）
[2] 姜跃.苏共垮台溯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3）
[3]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谈苏联解体、苏共失败的原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5)
[4] 孙大为,杨增岽. 以史为鉴:苏联解体原因与启示的再思考.兰州学刊，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