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美元地位的衰落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不确定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需要采取合理的措施,最大程度地利用机会,减少风险 当前的金融危机,很可能成为终结美元统治全球经济时代的开端。尽管美元在未来很多年仍将是全球最重要的货币之一,美元重现过去辉煌的可能性也已不大。底线是国际货币体系即将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对中国意义重大。首先,美元是中国最重要的外币,通常是汇率政策的关键参照点。如果美元开始长期衰落之旅,中国需要另寻他策。 其次,中国经济相当开放。确保国际金融体系朝着正确的方向顺利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 再次,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已成为“烫手的山芋”。由于大部分储备投资于美元资产,美元汇率的任何波动都将对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与购买力产生显著影响。 最后,中国正在进行资本账户自由化与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会影响这一进程。 以上种种,就是中国非常关注国际货币体系未来演变的原因。 表面看来,美元面临的困难源于金融危机。实际上,深层矛盾在于“特里芬难题”。一方面,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国际经济交易增长推高了对美元的需求,使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增加;另一方面,经常账户赤字增加削弱了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更一般的结论是,全球货币体系如以某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必将难以持续。 分析表明,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可能有三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理解为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三个阶段:近期美元继续担当全球主要货币;中期形成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创立超主权的全球货币。 理解第一种情形需要澄清全球货币(或者国际货币)与储备货币的不同。全球货币通常包括三种功能(价值储藏工具、交易媒介、记账单位),而储备货币主要强调其价值储藏功能。 目前关于美元衰落的讨论,主要针对其价值储藏功能。但是,美元作为计价货币和支付手段的国际地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重要理由是,短期内看不到何种货币可以替代美元发挥全球货币的功能。 就价值储藏功能而言,美元与欧元、英镑或日元等其他储备货币相比,短期内并无多少劣势。尽管此次金融危机之初,美国经济被显著削弱,但欧元区、英国及日本经济的疲软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主要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相对业绩大概难以改变。在全球体系中,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地位上升,但短期内这些经济体的货币无法替代美元的全球货币或储备货币功能。 中期看,次贷危机已经凸显出的“特里芬难题”,预示着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长期内不可持续。未来十年内,一个多元化的全球货币体系或将形成。尽管其中美元仍将扮演重要角色,其相对重要性将会减退。 在一定程度上,全球货币或者储备货币多元化进程已经展开。其起点可能与20世纪90年代末欧元正式启动巧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统计的数据显示,美元资产在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已由1999年初的超过70%,下降到2009年初的约60%。 目前看来,欧元、英镑与日元有望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全球体系演变与各国改革的情况,其他重要货币也有机会走到国际货币体系的前台。 蒙代尔于2002年提出的“稳定性三岛”(美元、欧元、日元三个货币区)是多元化货币体系的一个特例,可以是创立全球货币之前,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中间形态。由于日元还是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一个小角色,如果以其代表亚洲,则亚洲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被严重低估。 很多有战略性眼光的专家、学者,已经开始考虑是否需要建亚元。亚洲创立某种单一货币具有明显的收益。随着区域内部经济交易日益重要,单一货币将消除汇率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并且促进经济金融一体化。 然而,亚洲创立单一货币也面临许多障碍,包括区内各国经济规模、发展阶段及经济周期有较大差异。因此,亚洲的汇率协调与货币一体化,也可能围绕某种可能出现的主导货币展开。日元、人民币乃至印度卢比都有可能扮演这个角色,成为亚洲在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代言人。 从长期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无法根除“特里芬难题”。联合国金融改革专家组认为,主权国家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存在很多问题,包括: ――不稳定:随着储备货币积累增加,对其保值的信心很可能衰减; ――各国自保带来通货紧缩倾向: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有较大经常项目顺差,因此希望积累外汇,抵御风险,这对全球总需求不利; ――不平等:目前体系使发展中国家将资源转移到发行储备货币的工业国。 一个解决办法是创造一个超主权的货币。这是60年前凯恩斯的建议。2009年初,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再次提出这个话题。在G20举行伦敦峰会之前,周小川发表了“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出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发展成一个国际货币。 相比之下,联合国金融改革专家组提出的一个建议更加令人关注,即短期如何解决缺乏可信的储备货币问题。其手段是发行“国际货币券”,目的可以理解为部分替代美元的储备功能。 对中国来说,美元地位的衰落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不确定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需要采取合理的措施,最大程度地利用机会减少风险。具体地看,有三个方面的策略值得特别重视,这包括外汇储备多元化、人民币国际化和促进对外投资。这些策略对于帮助中国应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这些措施在不同程度上已在推行。 美元长期贬值的趋势,而美元又可能占到中国的外汇储备60%以上,因此外汇储备如何保值尤其是保购买力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减少美元资产的比重,实行外汇储备多元化是必然的选择。问题是,短期内显著调整外汇储备的比重结构,可能引起美元汇率大跌,主要货币之间汇率剧烈波动,由此带来国际金融不稳定,反而损害中国的利益。 稳健的做法首先是,在外汇储备增量部分,减持美元资产的份额。此外,根据国际金融市场状况,相机逐步调整存量部分的币种和资产结构。另外,在美元资产内,也可以逐步将国债调整为与币值、通胀更为紧密关联的资产。 人民币国际化既可以看做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也可以看做中国主动应对美元衰落的策略。不过短期内,似乎区域化是比较可行的做法,起码亚洲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而且中国对亚洲国家有贸易逆差,人民币容易走出去。这方面的工作最近已经开始加速,包括近期启动的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中国政府将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的做法,这些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绕不开资本项目的开放,包括允许资本的流入、流出,让中国的机构到国际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证券产品,也让外国投资者到中国发行或投资人民币资产,实现人民币真正的可自由兑换,让人民币成为国际经济交易的一个重要中介。 最后,促进对外投资是化解外汇储备压力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必要步骤。直接投资地域多元化,不但有利于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有助于增加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不过要有效地推进对外投资,中国也还有许多功课要做,包括人民币汇率改革、增强对外投资决策的透明度以及进一步改善国有企业体制,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国投资的误解和抵制。 真正积极、稳妥地运用以上三策,将令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中,立于主动之境。■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财经》特约经济学家
对中国来说,美元地位的衰落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不确定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需要采取合理的措施,最大程度地利用机会,减少风险 当前的金融危机,很可能成为终结美元统治全球经济时代的开端。尽管美元在未来很多年仍将是全球最重要的货币之一,美元重现过去辉煌的可能性也已不大。底线是国际货币体系即将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对中国意义重大。首先,美元是中国最重要的外币,通常是汇率政策的关键参照点。如果美元开始长期衰落之旅,中国需要另寻他策。 其次,中国经济相当开放。确保国际金融体系朝着正确的方向顺利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 再次,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已成为“烫手的山芋”。由于大部分储备投资于美元资产,美元汇率的任何波动都将对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与购买力产生显著影响。 最后,中国正在进行资本账户自由化与人民币国际化。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会影响这一进程。 以上种种,就是中国非常关注国际货币体系未来演变的原因。 表面看来,美元面临的困难源于金融危机。实际上,深层矛盾在于“特里芬难题”。一方面,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国际经济交易增长推高了对美元的需求,使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增加;另一方面,经常账户赤字增加削弱了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更一般的结论是,全球货币体系如以某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必将难以持续。 分析表明,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可能有三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理解为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三个阶段:近期美元继续担当全球主要货币;中期形成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创立超主权的全球货币。 理解第一种情形需要澄清全球货币(或者国际货币)与储备货币的不同。全球货币通常包括三种功能(价值储藏工具、交易媒介、记账单位),而储备货币主要强调其价值储藏功能。 目前关于美元衰落的讨论,主要针对其价值储藏功能。但是,美元作为计价货币和支付手段的国际地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重要理由是,短期内看不到何种货币可以替代美元发挥全球货币的功能。 就价值储藏功能而言,美元与欧元、英镑或日元等其他储备货币相比,短期内并无多少劣势。尽管此次金融危机之初,美国经济被显著削弱,但欧元区、英国及日本经济的疲软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主要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相对业绩大概难以改变。在全球体系中,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地位上升,但短期内这些经济体的货币无法替代美元的全球货币或储备货币功能。 中期看,次贷危机已经凸显出的“特里芬难题”,预示着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长期内不可持续。未来十年内,一个多元化的全球货币体系或将形成。尽管其中美元仍将扮演重要角色,其相对重要性将会减退。 在一定程度上,全球货币或者储备货币多元化进程已经展开。其起点可能与20世纪90年代末欧元正式启动巧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统计的数据显示,美元资产在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已由1999年初的超过70%,下降到2009年初的约60%。 目前看来,欧元、英镑与日元有望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全球体系演变与各国改革的情况,其他重要货币也有机会走到国际货币体系的前台。 蒙代尔于2002年提出的“稳定性三岛”(美元、欧元、日元三个货币区)是多元化货币体系的一个特例,可以是创立全球货币之前,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中间形态。由于日元还是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一个小角色,如果以其代表亚洲,则亚洲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被严重低估。 很多有战略性眼光的专家、学者,已经开始考虑是否需要建亚元。亚洲创立某种单一货币具有明显的收益。随着区域内部经济交易日益重要,单一货币将消除汇率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并且促进经济金融一体化。 然而,亚洲创立单一货币也面临许多障碍,包括区内各国经济规模、发展阶段及经济周期有较大差异。因此,亚洲的汇率协调与货币一体化,也可能围绕某种可能出现的主导货币展开。日元、人民币乃至印度卢比都有可能扮演这个角色,成为亚洲在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代言人。 从长期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无法根除“特里芬难题”。联合国金融改革专家组认为,主权国家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存在很多问题,包括: ――不稳定:随着储备货币积累增加,对其保值的信心很可能衰减; ――各国自保带来通货紧缩倾向: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有较大经常项目顺差,因此希望积累外汇,抵御风险,这对全球总需求不利; ――不平等:目前体系使发展中国家将资源转移到发行储备货币的工业国。 一个解决办法是创造一个超主权的货币。这是60年前凯恩斯的建议。2009年初,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再次提出这个话题。在G20举行伦敦峰会之前,周小川发表了“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出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发展成一个国际货币。 相比之下,联合国金融改革专家组提出的一个建议更加令人关注,即短期如何解决缺乏可信的储备货币问题。其手段是发行“国际货币券”,目的可以理解为部分替代美元的储备功能。 对中国来说,美元地位的衰落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不确定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需要采取合理的措施,最大程度地利用机会减少风险。具体地看,有三个方面的策略值得特别重视,这包括外汇储备多元化、人民币国际化和促进对外投资。这些策略对于帮助中国应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这些措施在不同程度上已在推行。 美元长期贬值的趋势,而美元又可能占到中国的外汇储备60%以上,因此外汇储备如何保值尤其是保购买力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减少美元资产的比重,实行外汇储备多元化是必然的选择。问题是,短期内显著调整外汇储备的比重结构,可能引起美元汇率大跌,主要货币之间汇率剧烈波动,由此带来国际金融不稳定,反而损害中国的利益。 稳健的做法首先是,在外汇储备增量部分,减持美元资产的份额。此外,根据国际金融市场状况,相机逐步调整存量部分的币种和资产结构。另外,在美元资产内,也可以逐步将国债调整为与币值、通胀更为紧密关联的资产。 人民币国际化既可以看做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也可以看做中国主动应对美元衰落的策略。不过短期内,似乎区域化是比较可行的做法,起码亚洲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而且中国对亚洲国家有贸易逆差,人民币容易走出去。这方面的工作最近已经开始加速,包括近期启动的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中国政府将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的做法,这些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 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绕不开资本项目的开放,包括允许资本的流入、流出,让中国的机构到国际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证券产品,也让外国投资者到中国发行或投资人民币资产,实现人民币真正的可自由兑换,让人民币成为国际经济交易的一个重要中介。 最后,促进对外投资是化解外汇储备压力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必要步骤。直接投资地域多元化,不但有利于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有助于增加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不过要有效地推进对外投资,中国也还有许多功课要做,包括人民币汇率改革、增强对外投资决策的透明度以及进一步改善国有企业体制,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国投资的误解和抵制。 真正积极、稳妥地运用以上三策,将令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中,立于主动之境。■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财经》特约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