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出版发行的《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一书，第二十三节中记述了李德生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解放老干部的指示精神，抓紧“做好解放175位将军的工作”。其中写道：“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第二）政治委员李成芳中将，是红四方面军的团长、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都在晋冀鲁豫军区担任过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是刘邓大军的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军长。解放后，贺龙元帅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与这两位军长是上下级关系。‘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诬陷为‘贺龙分子’关押起来，总政治部连个关押地点都不知道。几经周折，才弄清他们被关押在湖南境内广州军区一个军队农场。李德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先后将秦基伟、李成芳和昆明军区副政委胡荣贵少将、副政治委员张子明少将，南京军区原参谋长王蕴瑞少将等接回北京，休息治疗，等待安排工作，并将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去湖南接秦基伟、李成芳等“回北京休息治疗，等待安排工作”的任务，是李德生派我和总政组织部的秘书任振先具体执行的。有人戏称我俩这次执行的任务是接干部出“牛棚”。在完成这一工作任务的中间，颇有一些值得回顾的故事，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李德生在京西宾馆面授任务 我于1968年冬由济南军区政治部借调到军委办事组干部部工作。1969年7月，李德生由南京军区调军委办事组后，就在京西宾馆住宿和办公，我和他经常见面，但工作上没有直接接触。1969年12月，总政恢复办公后，搬到旃坛寺总政大楼办公。李德生开始是以总政临时党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工作，半年后被任命为主任。这样一来，我就同他断不了在小型会议上或呈送、领取文件等工作中有所接触。1972年国庆节后的一天早晨，总政干部部领导通知我，带上洗漱用具、粮票、出差费，早饭后接上总政组织部的任秘书一起去京西宾馆找李德生主任受领任务。 我俩到宾馆九层西头套间见到李德生后，他开门见山交代任务说：“你们马上出发到湖南省军区了解一下秦基伟、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王蕴瑞、张力雄六个人的情况。”他还特意交代：“见到秦基伟后，问一问他当时是怎么被留在北京，没有回到昆明军区去的。” 我当时在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后改称第二任免局）任副处长，该处负责各大军区正师职以上干部的任免工作。这六位将军“靠边站”前都属该处业务管辖范围，老的花名册上都有他们的名字，所以李德生一讲他们的姓名，我都知道他们原来的任职情况。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昆明军区第二政委，胡荣贵、张子明是昆明军区副政委，王蕴瑞是南京军区参谋长，张力雄是云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先后“靠边站”，有的归中央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有的归别的专案组审查。审查情况专案组从来不向总政干部部通气，总政干部部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准过问专案审查对象的情况。因此，我想请李主任明确一下这六位将军的矛盾性质，便说：“主任，我们见到他们时，怎么说明来意？”李德生回答说：“一是代表组织看望他们，二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听到这两条，我心里就有底了：至多是人民内部矛盾。 结束六位将军“牛棚”生活 我和任秘书回到北京的当天，就将我们湖南之行的情况整理成文字材料向李德生主任作了报告。很快他就指示，把我俩向他的报告改一下，改成由他署名向周恩来的报告。 正如《李德生在动乱岁月》所述：“当时解放干部，在中央政治局，有江青、张春桥的捣乱；在基层，有受极左思潮严重影响的某些干部的干扰，王蕴瑞将军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催问了南京军区几次，负责搞他专案的人员都说，王蕴瑞历史上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查清，所以还不能作结论。什么问题呢？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时我们第二任免处的工作人员都将此作为笑料来谈论。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红军组建了闽浙赣军区，方志敏为司令员，粟裕为参谋长。1935年夏，组建浙西南军分区，王蕴瑞（当时叫王永瑞）出任司令员。不久，军分区被国民党军队“围剿”打散，部队大部伤亡，王蕴瑞与上级机关失去了联系，便与浙江籍的一个参谋化装跑到该参谋老家隐蔽起来。国民党的“围剿”越来越残酷，王蕴瑞又不会讲浙江方言，在参谋家里无法长期躲藏。这时参谋的父亲出了个主意，建议王蕴瑞回河北老家去避难，并凑了点路费，与参谋一起将王蕴瑞送到浙赣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火车站，上了开往老家方向的列车。1937年秋，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抗日，王蕴瑞很快与部队取得联系，重新投入了新的战斗。 “文革”中，有人怀疑王蕴瑞从浙西南军分区被打散，到重新回到八路军工作，中间这一段的历史有问题，便立案进行审查。专案组经过调查取证，浙江的那位参谋证明，王蕴瑞上火车前没有被俘、被捕问题，河北巨鹿老家的人证明王蕴瑞回家后，没有任何不正常的情况。但是，专案组以王蕴瑞从浙江火车站到河北巨鹿的中间，尚未取得没问题的证明为由，坚持不能下结论。我们说服专案组的同志，王蕴瑞从浙江上火车到巨鹿的中间，没有人证明他没有问题，但是也没有人证明他有问题呀！单独一个人在长途跋涉中的活动情况能找到证明人吗？你们这样拖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最后专案组不好再坚持原来的观点而作罢。 1973年4月，解放六位将军的准备工作终于告一段落，正式决定六位将军离开湖南灰汤，到相应的地方等待分配工作。到什么地方等待呢？经总政治部研究决定，两位大军区正职干部来北京，其余四位，凡是与原单位两派群众无瓜葛的回原单位，否则也来北京待命。4月下旬，干部部以总政治部的名义电话通知了广州军区，请他们责成湖南省军区，派员护送秦基伟、李成芳、王蕴瑞、张力雄四位将军来北京；通知昆明军区，请他们派干部到灰汤将胡荣贵、张子明两位将军接回昆明。 4月28日，秦基伟等四位将军抵达北京，我到火车站把他们接到总参海运仓招待所，仍然安排在他们三四年前住过的后小楼待命。待命期间，分工由总政干部部任免二处负责照顾。4月29日，我将庆祝五一节的游园票一一送给四位将军。5月1日，他们高高兴兴地参加了首都各界的大型游园活动。5月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的新闻联播节目和各大报纸，都播出、刊登了新华社的新闻报道。报道中专门有一段说：“参加节日联欢活动的还有：……秦基伟、李成芳、郭林祥、廖汉生、吕东、姚依林、钱信忠、张稼夫、李质忠、童小鹏、邓典桃、李步新等。” 秦基伟、李成芳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消息公布后，好多人都去招待所看望他们，表示祝贺。一时间，你来我往，好不热闹。他们的这些战友都是“文革”中受过摧残的，大家大难不死，还能相见，都感慨万千。 过了不久，六位将军陆续分配了工作。秦基伟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李成芳任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胡荣贵仍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子明任铁道兵副政委，王蕴瑞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张力雄任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原载于《党史博览》）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出版发行的《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一书，第二十三节中记述了李德生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解放老干部的指示精神，抓紧“做好解放175位将军的工作”。其中写道：“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第二）政治委员李成芳中将，是红四方面军的团长、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都在晋冀鲁豫军区担任过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是刘邓大军的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军长。解放后，贺龙元帅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与这两位军长是上下级关系。‘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诬陷为‘贺龙分子’关押起来，总政治部连个关押地点都不知道。几经周折，才弄清他们被关押在湖南境内广州军区一个军队农场。李德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先后将秦基伟、李成芳和昆明军区副政委胡荣贵少将、副政治委员张子明少将，南京军区原参谋长王蕴瑞少将等接回北京，休息治疗，等待安排工作，并将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去湖南接秦基伟、李成芳等“回北京休息治疗，等待安排工作”的任务，是李德生派我和总政组织部的秘书任振先具体执行的。有人戏称我俩这次执行的任务是接干部出“牛棚”。在完成这一工作任务的中间，颇有一些值得回顾的故事，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李德生在京西宾馆面授任务 我于1968年冬由济南军区政治部借调到军委办事组干部部工作。1969年7月，李德生由南京军区调军委办事组后，就在京西宾馆住宿和办公，我和他经常见面，但工作上没有直接接触。1969年12月，总政恢复办公后，搬到旃坛寺总政大楼办公。李德生开始是以总政临时党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工作，半年后被任命为主任。这样一来，我就同他断不了在小型会议上或呈送、领取文件等工作中有所接触。1972年国庆节后的一天早晨，总政干部部领导通知我，带上洗漱用具、粮票、出差费，早饭后接上总政组织部的任秘书一起去京西宾馆找李德生主任受领任务。 我俩到宾馆九层西头套间见到李德生后，他开门见山交代任务说：“你们马上出发到湖南省军区了解一下秦基伟、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王蕴瑞、张力雄六个人的情况。”他还特意交代：“见到秦基伟后，问一问他当时是怎么被留在北京，没有回到昆明军区去的。” 我当时在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后改称第二任免局）任副处长，该处负责各大军区正师职以上干部的任免工作。这六位将军“靠边站”前都属该处业务管辖范围，老的花名册上都有他们的名字，所以李德生一讲他们的姓名，我都知道他们原来的任职情况。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昆明军区第二政委，胡荣贵、张子明是昆明军区副政委，王蕴瑞是南京军区参谋长，张力雄是云南省军区第二政委。“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先后“靠边站”，有的归中央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有的归别的专案组审查。审查情况专案组从来不向总政干部部通气，总政干部部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准过问专案审查对象的情况。因此，我想请李主任明确一下这六位将军的矛盾性质，便说：“主任，我们见到他们时，怎么说明来意？”李德生回答说：“一是代表组织看望他们，二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听到这两条，我心里就有底了：至多是人民内部矛盾。 结束六位将军“牛棚”生活 我和任秘书回到北京的当天，就将我们湖南之行的情况整理成文字材料向李德生主任作了报告。很快他就指示，把我俩向他的报告改一下，改成由他署名向周恩来的报告。 正如《李德生在动乱岁月》所述：“当时解放干部，在中央政治局，有江青、张春桥的捣乱；在基层，有受极左思潮严重影响的某些干部的干扰，王蕴瑞将军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催问了南京军区几次，负责搞他专案的人员都说，王蕴瑞历史上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查清，所以还不能作结论。什么问题呢？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时我们第二任免处的工作人员都将此作为笑料来谈论。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的红军组建了闽浙赣军区，方志敏为司令员，粟裕为参谋长。1935年夏，组建浙西南军分区，王蕴瑞（当时叫王永瑞）出任司令员。不久，军分区被国民党军队“围剿”打散，部队大部伤亡，王蕴瑞与上级机关失去了联系，便与浙江籍的一个参谋化装跑到该参谋老家隐蔽起来。国民党的“围剿”越来越残酷，王蕴瑞又不会讲浙江方言，在参谋家里无法长期躲藏。这时参谋的父亲出了个主意，建议王蕴瑞回河北老家去避难，并凑了点路费，与参谋一起将王蕴瑞送到浙赣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火车站，上了开往老家方向的列车。1937年秋，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抗日，王蕴瑞很快与部队取得联系，重新投入了新的战斗。 “文革”中，有人怀疑王蕴瑞从浙西南军分区被打散，到重新回到八路军工作，中间这一段的历史有问题，便立案进行审查。专案组经过调查取证，浙江的那位参谋证明，王蕴瑞上火车前没有被俘、被捕问题，河北巨鹿老家的人证明王蕴瑞回家后，没有任何不正常的情况。但是，专案组以王蕴瑞从浙江火车站到河北巨鹿的中间，尚未取得没问题的证明为由，坚持不能下结论。我们说服专案组的同志，王蕴瑞从浙江上火车到巨鹿的中间，没有人证明他没有问题，但是也没有人证明他有问题呀！单独一个人在长途跋涉中的活动情况能找到证明人吗？你们这样拖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最后专案组不好再坚持原来的观点而作罢。 1973年4月，解放六位将军的准备工作终于告一段落，正式决定六位将军离开湖南灰汤，到相应的地方等待分配工作。到什么地方等待呢？经总政治部研究决定，两位大军区正职干部来北京，其余四位，凡是与原单位两派群众无瓜葛的回原单位，否则也来北京待命。4月下旬，干部部以总政治部的名义电话通知了广州军区，请他们责成湖南省军区，派员护送秦基伟、李成芳、王蕴瑞、张力雄四位将军来北京；通知昆明军区，请他们派干部到灰汤将胡荣贵、张子明两位将军接回昆明。 4月28日，秦基伟等四位将军抵达北京，我到火车站把他们接到总参海运仓招待所，仍然安排在他们三四年前住过的后小楼待命。待命期间，分工由总政干部部任免二处负责照顾。4月29日，我将庆祝五一节的游园票一一送给四位将军。5月1日，他们高高兴兴地参加了首都各界的大型游园活动。5月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晨的新闻联播节目和各大报纸，都播出、刊登了新华社的新闻报道。报道中专门有一段说：“参加节日联欢活动的还有：……秦基伟、李成芳、郭林祥、廖汉生、吕东、姚依林、钱信忠、张稼夫、李质忠、童小鹏、邓典桃、李步新等。” 秦基伟、李成芳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消息公布后，好多人都去招待所看望他们，表示祝贺。一时间，你来我往，好不热闹。他们的这些战友都是“文革”中受过摧残的，大家大难不死，还能相见，都感慨万千。 过了不久，六位将军陆续分配了工作。秦基伟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李成芳任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胡荣贵仍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子明任铁道兵副政委，王蕴瑞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张力雄任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原载于《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