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保育钧
来源：《财经》杂志2009年第21期
来源日期：2009-10-12
本站发布时间：2009-10-12 14:51:47
阅读量：212次
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胡耀邦是始终如一的、坚定不移的，而不是实用主义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项工作都在恢复之中。其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挨整的知识分子平反，尤为困难。过去，在政治环境稍微宽松时，也曾为他们“脱帽加冕”，但是，党内起支配地位的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还是“臭老九”，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当时，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主动要求管教育和科技，他和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一起，不顾反对声浪，坚定地为知识分子正名。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篇署名为“本刊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就是我根据当时胡耀邦的两次发言整理而成的。此后，全国开始了规模浩大的为知识分子正名的浪潮，大批知识分子得以重用。
两次座谈会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表在1979年1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的社评栏。全文共7000多字。文章的实质内容，就是放弃“团结、教育、改造”这一陈旧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针，代之以“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转弯。
为什么要这么变？文章的理论立足点就是马列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我们的方针。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早已发生了变化，过时的方针怎能不变？
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针对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去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来的，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解放30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根本变化，政策也应该随之改变，这就是第二部分内容，即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改造，他们已经成为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党内许多同志还不能认识这一点，改变知识分子政策呢？第三部分说明了政策滞后的原因，就在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流毒还没有肃清，以及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有些干部以“大老粗”为荣。这些思想都应该摒弃。因此，第四部分提出，要切实把知识分子当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抓紧时间为他们正名，并采取“充分信任，放手使用”的方针政策，让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这篇文章，是根据耀邦同志1978年10月10日和11月4日的两次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当时，他以中组部部长的名义，召集部分省市的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会议规模很小，地点就在翠明庄中组部招待所，房间不到100平方米。耀邦和大家坐在一起，边讲话边抽烟，丝毫没有领导架子。他声音洪亮，语气坚定，慷慨激昂，气氛十分融洽。
两次会议我都参加了，第一次意识还不强烈，第二次再听，我就觉得问题的重要性了。我就以两次会议的记录稿为依据，着手写成初稿。在征求了部分同志的意见后，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题，送耀邦审阅。他作了少许修改，可惜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大概送审了两次，前后经历了一个多月。1979年1月3日晚上，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刊登，次日再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当时汪东兴主管宣传工作，他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想有所突破，又不能被他抓住“辫子”，不违反“纪律”，就只好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当时报社和耀邦同志之间已经达成某种默契了。现在翻开《人民日报》，从1977年到1980年的一些重要文章，许多是以这样的形式发表的。
《理论动态》也是耀邦当时掌握的一个重要阵地。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和《理论动态》上，其实是同一天面世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看到这篇文章后就说，“今天晚上就用！”后来得知，汪东兴对这件事是很有意见的。不过，1979年元旦以后，耀邦就去当中宣部部长了。
小平树旗 耀邦扛枪
耀邦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最坚决的领导同志，但是，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转变政策的人。是“文革”后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提出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政策才开始转变风向。
由于邓小平曾被定性为“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其实，事件发生时，他已经跟外界失去联系了），“文革”刚一结束，恢复他的工作很难。再加上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能用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
当时，大部分中央领导同志支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不久，他恢复了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职务。他主动提出，在政府系统内，他分管教育、科学。他愿意给这些知识分子当“后勤部长”。1977年夏季，他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开始讲知识分子政策转弯。
因为他是军委副主席，就首先在军队内部讲，接着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是人才从哪里来？“文革”十年教育荒废了，怎么办？小平就想恢复高考。他打的旗号是教育改革、招生制度改革。过去，上大学就是在工农兵当中推荐，不少人是“走后门”上大学，招生质量很差。但是，当时要恢复高考阻力很大，必须突破1971年“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两个估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下称《纪要》）提出的。所谓“两个估计”，就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统治”；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份《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毛主席画了圈的。所以，教育部一直死守这一条不敢动。
当时我在《人民日报》当政文部主任，迟浩田名义上是报社“二把手”，实际是“一把手”。他跟我讲，现在小平管教育，你们政文部成立一个科教组，专门跑小平这边。于是，科教组就成立了。1977年夏天，教育部在太原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我们就派了两个老记者——王惠平和穆扬，去参加这个会。他们俩在会上采访了六位曾经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老人”，把当年“四人帮”如何炮制《纪要》的过程，写了一个内参。当天晚上送过来之后，我一看非常重要，就送给胡绩伟。他一看，也觉得非常重要，我们就编成了特刊《情况汇编（特刊）》（第六二八期），马上送给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拿到这份材料，当晚就找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谈话。小平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然后，邓小平批驳了“两个估计”，说它是不符合实情的，再次提出教育改革，恢复高考。他说，“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推翻“两个估计”之后，马上改革招生制度。但是，这个时候，高考和招生都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就改成了1978年春季招生，算作1977年的学生。
坎坷未来
邓小平一不做，二不休，1978年3月18日，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讲话中，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两个观点一提出来，引起很大反响，把知识分子的热血都鼓动起来了。
4月22日，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又去讲知识分子政策。但是，党内认识仍没有统一。就在这时，开始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时，胡耀邦也开始走到政治前台，担任中组部部长。他上任后，首先就是给老干部平反，然后再给“右派”摘帽，最后给民族工商业者和所谓的“地富反坏”摘帽。落实干部政策还比较容易，但为“右派”平反就没那么容易了。
尽管邓小平提出了新的论断，但是，党内还有好多人转不过弯来，固执地认为知识分子仍然是、只能是“团结、教育、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落实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政策，扭转党内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胡耀邦才分别于1978年10月和11月，召开了两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也才有了这篇文章。
耀邦通过两次座谈会，解开了转变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个“结”，把问题讲得很清楚。转变政策的根据，是“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放前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30年的教育，已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也是自己人。所以，当前应该采取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时，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1957年打的50多万右派，基本上一风吹了。有人一看平反了这么多知识分子，就问他，“耀邦同志，搞出这么多，动静太大了！是不是太过了？”耀邦就说，“哦，当初你们划‘右派’的时候就没说这么多？没说怕？现在一平反就怕了？有多少给我平反多少！”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表以后，全国掀起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高潮，很多地方就拿这篇文章作为政策依据，开展工作。但是，事物的发展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召开了40多天的理论务虚会，大家开始“放”。有的意见十分尖锐，也有许多十分中肯的意见，但是，被一些思想僵化的人看做“资产阶级自由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遇到了新的阻力。
1980年开始批《苦恋》、批人道主义，这时候，党内又有意见分歧。有人主张批，胡耀邦不主张批。他说，“文革”刚结束，千万不要再批了。因为他压着不批，那些“左”的人又开始不停地告他的状。
到了1983年，又要“清除精神污染”，把喇叭裤、邓丽君的歌曲都说成是“精神污染”，批了20多天。高层依然争得很厉害。万里不同意，说刚刚吃饱饭怎么又折腾人？方毅说，科技界不反“精神污染”。赵紫阳说，你们都搞反精神污染，我们的衣服卖给谁去？化妆品卖给谁去？胡耀邦坚决支持他们。
到了1984年“整党”时，耀邦说，整党不能再整人，各个部门、各个地方要端正自己的业务指导思想，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1986年年底，学潮出现。有人说党内一些知识分子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开了个名单。耀邦拿着这个名单，始终压着，没有开除这些人的党籍。
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胡耀邦是始终如一的、坚定不移的，而不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的。他一直支持那些民主意识强的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来不整人。我们永远怀念他。
作者为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作者：保育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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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胡耀邦是始终如一的、坚定不移的，而不是实用主义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项工作都在恢复之中。其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挨整的知识分子平反，尤为困难。过去，在政治环境稍微宽松时，也曾为他们“脱帽加冕”，但是，党内起支配地位的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还是“臭老九”，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当时，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主动要求管教育和科技，他和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一起，不顾反对声浪，坚定地为知识分子正名。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篇署名为“本刊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就是我根据当时胡耀邦的两次发言整理而成的。此后，全国开始了规模浩大的为知识分子正名的浪潮，大批知识分子得以重用。
两次座谈会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表在1979年1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的社评栏。全文共7000多字。文章的实质内容，就是放弃“团结、教育、改造”这一陈旧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针，代之以“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转弯。
为什么要这么变？文章的理论立足点就是马列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我们的方针。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早已发生了变化，过时的方针怎能不变？
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针对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去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来的，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解放30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根本变化，政策也应该随之改变，这就是第二部分内容，即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改造，他们已经成为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党内许多同志还不能认识这一点，改变知识分子政策呢？第三部分说明了政策滞后的原因，就在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流毒还没有肃清，以及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有些干部以“大老粗”为荣。这些思想都应该摒弃。因此，第四部分提出，要切实把知识分子当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抓紧时间为他们正名，并采取“充分信任，放手使用”的方针政策，让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这篇文章，是根据耀邦同志1978年10月10日和11月4日的两次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当时，他以中组部部长的名义，召集部分省市的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会议规模很小，地点就在翠明庄中组部招待所，房间不到100平方米。耀邦和大家坐在一起，边讲话边抽烟，丝毫没有领导架子。他声音洪亮，语气坚定，慷慨激昂，气氛十分融洽。
两次会议我都参加了，第一次意识还不强烈，第二次再听，我就觉得问题的重要性了。我就以两次会议的记录稿为依据，着手写成初稿。在征求了部分同志的意见后，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题，送耀邦审阅。他作了少许修改，可惜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大概送审了两次，前后经历了一个多月。1979年1月3日晚上，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刊登，次日再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当时汪东兴主管宣传工作，他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想有所突破，又不能被他抓住“辫子”，不违反“纪律”，就只好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当时报社和耀邦同志之间已经达成某种默契了。现在翻开《人民日报》，从1977年到1980年的一些重要文章，许多是以这样的形式发表的。
《理论动态》也是耀邦当时掌握的一个重要阵地。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和《理论动态》上，其实是同一天面世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看到这篇文章后就说，“今天晚上就用！”后来得知，汪东兴对这件事是很有意见的。不过，1979年元旦以后，耀邦就去当中宣部部长了。
小平树旗 耀邦扛枪
耀邦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最坚决的领导同志，但是，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转变政策的人。是“文革”后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提出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政策才开始转变风向。
由于邓小平曾被定性为“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其实，事件发生时，他已经跟外界失去联系了），“文革”刚一结束，恢复他的工作很难。再加上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能用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
当时，大部分中央领导同志支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不久，他恢复了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职务。他主动提出，在政府系统内，他分管教育、科学。他愿意给这些知识分子当“后勤部长”。1977年夏季，他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开始讲知识分子政策转弯。
因为他是军委副主席，就首先在军队内部讲，接着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是人才从哪里来？“文革”十年教育荒废了，怎么办？小平就想恢复高考。他打的旗号是教育改革、招生制度改革。过去，上大学就是在工农兵当中推荐，不少人是“走后门”上大学，招生质量很差。但是，当时要恢复高考阻力很大，必须突破1971年“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两个估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下称《纪要》）提出的。所谓“两个估计”，就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统治”；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份《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毛主席画了圈的。所以，教育部一直死守这一条不敢动。
当时我在《人民日报》当政文部主任，迟浩田名义上是报社“二把手”，实际是“一把手”。他跟我讲，现在小平管教育，你们政文部成立一个科教组，专门跑小平这边。于是，科教组就成立了。1977年夏天，教育部在太原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我们就派了两个老记者——王惠平和穆扬，去参加这个会。他们俩在会上采访了六位曾经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老人”，把当年“四人帮”如何炮制《纪要》的过程，写了一个内参。当天晚上送过来之后，我一看非常重要，就送给胡绩伟。他一看，也觉得非常重要，我们就编成了特刊《情况汇编（特刊）》（第六二八期），马上送给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拿到这份材料，当晚就找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谈话。小平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然后，邓小平批驳了“两个估计”，说它是不符合实情的，再次提出教育改革，恢复高考。他说，“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推翻“两个估计”之后，马上改革招生制度。但是，这个时候，高考和招生都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就改成了1978年春季招生，算作1977年的学生。
坎坷未来
邓小平一不做，二不休，1978年3月18日，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讲话中，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两个观点一提出来，引起很大反响，把知识分子的热血都鼓动起来了。
4月22日，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又去讲知识分子政策。但是，党内认识仍没有统一。就在这时，开始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时，胡耀邦也开始走到政治前台，担任中组部部长。他上任后，首先就是给老干部平反，然后再给“右派”摘帽，最后给民族工商业者和所谓的“地富反坏”摘帽。落实干部政策还比较容易，但为“右派”平反就没那么容易了。
尽管邓小平提出了新的论断，但是，党内还有好多人转不过弯来，固执地认为知识分子仍然是、只能是“团结、教育、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落实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政策，扭转党内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胡耀邦才分别于1978年10月和11月，召开了两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也才有了这篇文章。
耀邦通过两次座谈会，解开了转变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个“结”，把问题讲得很清楚。转变政策的根据，是“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放前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30年的教育，已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也是自己人。所以，当前应该采取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时，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1957年打的50多万右派，基本上一风吹了。有人一看平反了这么多知识分子，就问他，“耀邦同志，搞出这么多，动静太大了！是不是太过了？”耀邦就说，“哦，当初你们划‘右派’的时候就没说这么多？没说怕？现在一平反就怕了？有多少给我平反多少！”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表以后，全国掀起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高潮，很多地方就拿这篇文章作为政策依据，开展工作。但是，事物的发展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召开了40多天的理论务虚会，大家开始“放”。有的意见十分尖锐，也有许多十分中肯的意见，但是，被一些思想僵化的人看做“资产阶级自由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遇到了新的阻力。
1980年开始批《苦恋》、批人道主义，这时候，党内又有意见分歧。有人主张批，胡耀邦不主张批。他说，“文革”刚结束，千万不要再批了。因为他压着不批，那些“左”的人又开始不停地告他的状。
到了1983年，又要“清除精神污染”，把喇叭裤、邓丽君的歌曲都说成是“精神污染”，批了20多天。高层依然争得很厉害。万里不同意，说刚刚吃饱饭怎么又折腾人？方毅说，科技界不反“精神污染”。赵紫阳说，你们都搞反精神污染，我们的衣服卖给谁去？化妆品卖给谁去？胡耀邦坚决支持他们。
到了1984年“整党”时，耀邦说，整党不能再整人，各个部门、各个地方要端正自己的业务指导思想，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1986年年底，学潮出现。有人说党内一些知识分子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开了个名单。耀邦拿着这个名单，始终压着，没有开除这些人的党籍。
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胡耀邦是始终如一的、坚定不移的，而不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的。他一直支持那些民主意识强的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来不整人。我们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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