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义或精神氛围关于新的建筑审美标准
功能主义思潮的兴起是标志整个现代艺术进程的一个重要事件，以此为端点，种种闻所未闻的技术力量开始急剧膨胀，进而出现失控，艺术家变成了抛弃历史的“实验主义”者，而工程师们则联合酝酿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风格”，这股潮流来自于西方，它吞噬了西方人在十八世纪所精心培育的审美观念，同时又像一场汹涌的海啸迅速扑向那些非西方文化所宰治的国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这种以技术崇拜、自由竞争为特征的现代主义理解成一声被长久压抑的呐喊，但问题是，我们何时才能将这些刺耳的声浪转化成和谐的乐章？
显然，对功能主义建筑的怀疑会引出另外一些话，功能主义建筑所追求的生理舒适感并不是一幢建筑的最终目的，什么样的建筑会给我们带来愉悦感、舒适感，这本来就很难有固定的答案，再者，一幢建筑也不可能不考虑整个城市的建筑群所要求的那种视觉氛围和文化氛围。一座建筑是建筑，而两座建筑就构成了景观。一幢建筑所要求的并不只是“技术-生物性质的纯功能的解决方法”，它所要面对的是一个如何在已有的建筑组群中取得和谐的问题：“在建筑领域，现代运动的主要成就已经使建筑设计与它们的服务的目的相互联系，但在一座建筑物的设计中，还是有许多方面的关系不能由功能决定，它们取决于设计者的趣味，或他工作于其中的传统，建筑物的美学特性或许就很好地依赖于此。到二十世纪，功能主义已经作为一切实用和功利艺术的美学基本原因之一而成为正统的信条。但是它已经不再被空洞地吹捧为美的绝对的和唯一的原则。”
英国批评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就表达了一种谨慎、保守的观点，他说：“可以承认那种功能的效用与美常常一致……，但错误在于把功能的效用看作是美的原因；因为是功能的，所以才是美的。这并不是事实的真正逻辑”[《艺术与工业》（Art and lndustry）].
随着欧洲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兴起，中国的学者也开始对自身的建筑传统、文化传统展开了深刻的反思，建筑的多元化、多样化、民族化问题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在西方，这类问题往往表现为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国际主义风格的衰落，表现为对欧陆文化传统的怀旧心理，也表现为资本主义世界在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对自身工业化历史所作的深刻批判。在中国，这类问题既是对西方流行文化的一次回应，也是对民族文化心理的一次调整，对自身的现代建筑史和城市化历史的一次反思。
发生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刺激出了一批新型的现代城市，也为现代建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个天然的实验厂，而这样一些城市往往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无历史、无节制、无中心、无主题、无视觉节奏。新型的现代建筑更像是一件件可以随时更换的外套，永远在追求着时兴的花样。而今，这样一种趋势正在向内陆地区蔓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多样化的经济结构，而我们的文化观念却依旧僵化、沉闷，缺少真正的品位、鉴赏力和批判精神。建筑中的时尚向流行病一样四处播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银行、贸易大楼成了许多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而在无节制的商业冒险冲动中，那些历史性建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里我们远去。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一座城市的景观是由多层的立体的因素交织而成，人文历史遗迹、自然环境、设计上的独特创意这三者不可或缺。一座没有园林绿地的城市看起来更像一座沙漠，一个没有历史建筑的城市也是如此——文化上的沙漠。历史记忆的缺失、损毁只能让一个城市变得更加浅薄、苍白，也许现代建筑中的任何一种奇思妙想都无法弥补这种遗憾。 事实上，正如科学和技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一样，建筑师与工程师也有着不同的职责。科学探索中蕴含了技术上的无限可能性，而技术的泛滥却未必意味着科学的繁荣。工程师那急于事功的功能主义思想往往会湮灭建筑设计师的灵感。然而，在二十世纪这个特殊的时代，在建筑社会化和功能化的浪潮中，工程师冲上了前台，当人们一厢情愿地用时代精神为某种特殊的建筑样式辩解时，我们们也失去了鉴赏的品位，失去了感受文化的机会。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在其《现代建筑与设计的源泉》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19世纪最有创造力的人没有选择建筑师这个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世纪多年来审美价值崩溃的现象，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最具有超前意识的工作如此频繁地出自行外人之手。为什么出自工程师之手的原因在于这个世纪是一个唯物主义的世纪和由此而来的科学技术的世纪；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未曾见过这些领域所取得的进步。这种进步以牺牲欣然接受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敏感人物的审美感受为条件。水晶宫取得了成功，而其中装饰艺术的败笔也功成名就。建筑师的建筑与沙龙或学院派艺术殊途同归，而工程师和探索者的建筑与探索者的艺术则分道扬镳。 1914年，穆特修斯在科隆一次著名的会议上说过：“建筑和制造联盟在整个建筑领域内的活动趋于标准化（Typisierung）……只有标准化能够……再次引进一种普遍有效的、自信的趣味。”凡。德。维尔德回答道：“只要制造联盟有艺术家……他们就会反对任何有关标准化准则的建议。艺术家就其本质而言，是偏执的个人主义者，是自由自在、恣意而行的创造者。他从来不会自愿遵从强加于他的任何原则、
任何类型、任何准则。”这真是新艺术运动的悲剧，当艺术家们全心全意地投身到新艺术的创造活动中时，自己却在不知不觉中又一次被淘汰出局。
我们现在要谈的是，现代艺术家在整个现代艺术史、现代建筑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多少显得有点尴尬，他们的缺席或失职也许是现代建筑陷入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回顾西方现代建筑所走过的历史，我们看到现代主义的成功也许并不意味着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当工程师、设计师们把功能定义为美时，艺术家们就已经注定无处容身。早在本世纪初，这个裂痕就已出现，而且日渐扩大，最终无可挽回。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艺术家是一群特殊职业者，就像建筑师、工艺美术师一样有着自己的“专业”，他们仍然继续着浪漫主义运动所遗留的梦想，对现实满腹牢骚。在强势人物的眼中，他们不过是一群失意的个人主义者，是一群永远都不懂得合作的局外人，在商人的眼中，他们又是一群容易上当受骗的“赚钱机器”，在摄影师、服装设计师的眼中，他们也许是一些无害的合作伙伴，而在普通民众的眼里，他们又变成了一群怪人或江湖骗子……。艺术家真的就是这样一群游荡于社会之外的精神流浪者吗？艺术真的是这么重要吗？为什么我们身边的建筑却总是难以沾上艺术的灵光？
这样的问题真令人感慨万千，米开朗基罗是画家、雕刻家，但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建筑设计师，同样，清人石涛在“搜尽奇峰打草稿”之余，不是也构思出了精巧奇绝的江南园林吗？……
如果追寻一下艺术一词的古老含义，那我们会发现艺术一词几乎覆盖了人类所有的技艺形式，覆盖了所有的创造性活动。在今天，当有关“公共艺术”的讨论又开始变成一个时髦话题时，我们的建筑师和艺术家是不是该有所感悟呢？顺着这个思路，让我们留下最后一句诘问：建筑师，你们为什么不想变成艺术家？或者：艺术家，你们为什么不是建筑师？
功能主义或精神氛围关于新的建筑审美标准
功能主义思潮的兴起是标志整个现代艺术进程的一个重要事件，以此为端点，种种闻所未闻的技术力量开始急剧膨胀，进而出现失控，艺术家变成了抛弃历史的“实验主义”者，而工程师们则联合酝酿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风格”，这股潮流来自于西方，它吞噬了西方人在十八世纪所精心培育的审美观念，同时又像一场汹涌的海啸迅速扑向那些非西方文化所宰治的国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这种以技术崇拜、自由竞争为特征的现代主义理解成一声被长久压抑的呐喊，但问题是，我们何时才能将这些刺耳的声浪转化成和谐的乐章？
显然，对功能主义建筑的怀疑会引出另外一些话，功能主义建筑所追求的生理舒适感并不是一幢建筑的最终目的，什么样的建筑会给我们带来愉悦感、舒适感，这本来就很难有固定的答案，再者，一幢建筑也不可能不考虑整个城市的建筑群所要求的那种视觉氛围和文化氛围。一座建筑是建筑，而两座建筑就构成了景观。一幢建筑所要求的并不只是“技术-生物性质的纯功能的解决方法”，它所要面对的是一个如何在已有的建筑组群中取得和谐的问题：“在建筑领域，现代运动的主要成就已经使建筑设计与它们的服务的目的相互联系，但在一座建筑物的设计中，还是有许多方面的关系不能由功能决定，它们取决于设计者的趣味，或他工作于其中的传统，建筑物的美学特性或许就很好地依赖于此。到二十世纪，功能主义已经作为一切实用和功利艺术的美学基本原因之一而成为正统的信条。但是它已经不再被空洞地吹捧为美的绝对的和唯一的原则。”
英国批评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就表达了一种谨慎、保守的观点，他说：“可以承认那种功能的效用与美常常一致……，但错误在于把功能的效用看作是美的原因；因为是功能的，所以才是美的。这并不是事实的真正逻辑”[《艺术与工业》（Art and lndustry）].
随着欧洲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兴起，中国的学者也开始对自身的建筑传统、文化传统展开了深刻的反思，建筑的多元化、多样化、民族化问题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在西方，这类问题往往表现为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国际主义风格的衰落，表现为对欧陆文化传统的怀旧心理，也表现为资本主义世界在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对自身工业化历史所作的深刻批判。在中国，这类问题既是对西方流行文化的一次回应，也是对民族文化心理的一次调整，对自身的现代建筑史和城市化历史的一次反思。
发生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刺激出了一批新型的现代城市，也为现代建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个天然的实验厂，而这样一些城市往往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无历史、无节制、无中心、无主题、无视觉节奏。新型的现代建筑更像是一件件可以随时更换的外套，永远在追求着时兴的花样。而今，这样一种趋势正在向内陆地区蔓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多样化的经济结构，而我们的文化观念却依旧僵化、沉闷，缺少真正的品位、鉴赏力和批判精神。建筑中的时尚向流行病一样四处播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银行、贸易大楼成了许多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而在无节制的商业冒险冲动中，那些历史性建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里我们远去。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一座城市的景观是由多层的立体的因素交织而成，人文历史遗迹、自然环境、设计上的独特创意这三者不可或缺。一座没有园林绿地的城市看起来更像一座沙漠，一个没有历史建筑的城市也是如此——文化上的沙漠。历史记忆的缺失、损毁只能让一个城市变得更加浅薄、苍白，也许现代建筑中的任何一种奇思妙想都无法弥补这种遗憾。 事实上，正如科学和技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一样，建筑师与工程师也有着不同的职责。科学探索中蕴含了技术上的无限可能性，而技术的泛滥却未必意味着科学的繁荣。工程师那急于事功的功能主义思想往往会湮灭建筑设计师的灵感。然而，在二十世纪这个特殊的时代，在建筑社会化和功能化的浪潮中，工程师冲上了前台，当人们一厢情愿地用时代精神为某种特殊的建筑样式辩解时，我们们也失去了鉴赏的品位，失去了感受文化的机会。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在其《现代建筑与设计的源泉》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19世纪最有创造力的人没有选择建筑师这个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世纪多年来审美价值崩溃的现象，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最具有超前意识的工作如此频繁地出自行外人之手。为什么出自工程师之手的原因在于这个世纪是一个唯物主义的世纪和由此而来的科学技术的世纪；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未曾见过这些领域所取得的进步。这种进步以牺牲欣然接受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敏感人物的审美感受为条件。水晶宫取得了成功，而其中装饰艺术的败笔也功成名就。建筑师的建筑与沙龙或学院派艺术殊途同归，而工程师和探索者的建筑与探索者的艺术则分道扬镳。 1914年，穆特修斯在科隆一次著名的会议上说过：“建筑和制造联盟在整个建筑领域内的活动趋于标准化（Typisierung）……只有标准化能够……再次引进一种普遍有效的、自信的趣味。”凡。德。维尔德回答道：“只要制造联盟有艺术家……他们就会反对任何有关标准化准则的建议。艺术家就其本质而言，是偏执的个人主义者，是自由自在、恣意而行的创造者。他从来不会自愿遵从强加于他的任何原则、
任何类型、任何准则。”这真是新艺术运动的悲剧，当艺术家们全心全意地投身到新艺术的创造活动中时，自己却在不知不觉中又一次被淘汰出局。
我们现在要谈的是，现代艺术家在整个现代艺术史、现代建筑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多少显得有点尴尬，他们的缺席或失职也许是现代建筑陷入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回顾西方现代建筑所走过的历史，我们看到现代主义的成功也许并不意味着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当工程师、设计师们把功能定义为美时，艺术家们就已经注定无处容身。早在本世纪初，这个裂痕就已出现，而且日渐扩大，最终无可挽回。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艺术家是一群特殊职业者，就像建筑师、工艺美术师一样有着自己的“专业”，他们仍然继续着浪漫主义运动所遗留的梦想，对现实满腹牢骚。在强势人物的眼中，他们不过是一群失意的个人主义者，是一群永远都不懂得合作的局外人，在商人的眼中，他们又是一群容易上当受骗的“赚钱机器”，在摄影师、服装设计师的眼中，他们也许是一些无害的合作伙伴，而在普通民众的眼里，他们又变成了一群怪人或江湖骗子……。艺术家真的就是这样一群游荡于社会之外的精神流浪者吗？艺术真的是这么重要吗？为什么我们身边的建筑却总是难以沾上艺术的灵光？
这样的问题真令人感慨万千，米开朗基罗是画家、雕刻家，但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建筑设计师，同样，清人石涛在“搜尽奇峰打草稿”之余，不是也构思出了精巧奇绝的江南园林吗？……
如果追寻一下艺术一词的古老含义，那我们会发现艺术一词几乎覆盖了人类所有的技艺形式，覆盖了所有的创造性活动。在今天，当有关“公共艺术”的讨论又开始变成一个时髦话题时，我们的建筑师和艺术家是不是该有所感悟呢？顺着这个思路，让我们留下最后一句诘问：建筑师，你们为什么不想变成艺术家？或者：艺术家，你们为什么不是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