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诸特点产生的原因
任何一种文化类型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从地理环境看，中国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的大陆性地域，与西方地中海延岸的多民族有很大的不同；从物质生产方式看，中国文化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封建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海洋民族也有很大的不同；从社会组织结构看，宗法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年，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文化的特点及原因可大致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四大文明古国，也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化体系，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
所谓同化力，是指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中国化，融入中国文化而成为其一部分。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佛教文化的传入和中国化。佛教开始流传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并不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在公元1世纪的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经过魏晋、隋唐几百年，佛教高僧的东渡，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土僧人的西行求法，都不能使佛教文化完全征服中国的士大夫。佛教传播的结果，一部分变为中国式的佛教（如禅宗），一部分反而消融于宋明理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所谓融合力，是指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或黄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当然，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也包含有“同化”的意义。
这种强健的生命延续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东亚大陆特殊地理环境提供了相对隔绝的状态，是其缘由之一。而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以明显的先进性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
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所谓农业文化，并非说构成这种文化的物态成分中没有其他产业的产品，而是说整个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面和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经济轨道上运行的农业。
黄河、长江哺育的亚洲东部这片肥沃的土地，为中华先民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主体——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躬耕田畴，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再生产，成为国家服役的基本承担者。这就铸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一格的“实用—经验理性”，如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重实际而罢玄想的务实精神，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包含循环与恒久的变易观念，等等。
在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农业生产的节奏早已与国民生活的节奏相通。我国的传统节日，包括最隆重的春节，均来源于农事，是由农业节气演化而成的，并不像许多其他民族那样，节日多源于宗教。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重农思想的产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人很早
就认识到农耕是财富的来源。“不耕获，未富也。务实精神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导致的一种群体趋向。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
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
文化中国古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代替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是“宗族”。在宗族内，每一个人都不被看作是独立的个体，而起码要和上下两代人（即父、子）发生关联，这样，父亲、自己、儿子就形成三代，这是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最基本的“宗族”。如此，可以在划同心圆。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因此，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从“亲亲”的观念出发，可以引申出对君臣、夫妻、长幼、朋友等等关系的一整套处理原则，这些处理原则是以“义务”观念为核心的。正是由于传统文化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因而总是强调个人在群体重的义务和责任，而忽略了个人在社会重的权利，也就使得“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的道德平等意识仅仅成为一种理想，而“法制”在这样的系统之内也没有用武之地。
由于氏族社会的解体在我国完成得很不充分，因而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残余大量积淀下来，几千年中，全社会并未长期存在如同古代印度和欧洲中世纪那样森严的等级制度，社会组织主要是在父子、君臣、夫妇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
宗法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不仅由于氏族社会解体极不充分，还由于此后自然经济长期延续，“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村社构成中国社会的细胞群，而这些村社中又包含家庭宗族与邻里乡党两大网络，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
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
同世界上任何民族一样，在中国的远古时期，也产生过原始的宗教以及对天命鬼神的绝对崇拜。直到殷商，在意识形态上仍有“尊天事鬼”的特点，“卜辞”中所记载的，就是殷商贵族的宗教占卜活动。但是西周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西周人的观念中，从宗法中产生道德，而道德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根本纽带。宗法道德观念的确立，使神学独断的观念削弱以至被摆脱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等相区别的一个突出特点。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从汉唐到宋元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当16、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产生并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中国却落后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而轻自然的倾向，也是其中原因之一。由于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广泛影响，在古代学术史上，关于严密逻辑结构的理论，关于技术性控制的实验，以及二者之间相互联系验证的操作，都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 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中国伦理型文化还有一个突出的外在形式上的特点，这就是它的经学传统。所谓经学，是指中国文化长期以儒家经学为主流，有着一以贯之的传统，形成了独自的特色。
中国文化诸特点产生的原因
任何一种文化类型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从地理环境看，中国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的大陆性地域，与西方地中海延岸的多民族有很大的不同；从物质生产方式看，中国文化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封建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海洋民族也有很大的不同；从社会组织结构看，宗法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年，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文化的特点及原因可大致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四大文明古国，也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化体系，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
所谓同化力，是指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中国化，融入中国文化而成为其一部分。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佛教文化的传入和中国化。佛教开始流传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一带，并不是中国本土的文化，在公元1世纪的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经过魏晋、隋唐几百年，佛教高僧的东渡，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土僧人的西行求法，都不能使佛教文化完全征服中国的士大夫。佛教传播的结果，一部分变为中国式的佛教（如禅宗），一部分反而消融于宋明理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所谓融合力，是指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或黄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当然，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也包含有“同化”的意义。
这种强健的生命延续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东亚大陆特殊地理环境提供了相对隔绝的状态，是其缘由之一。而中国文化长期以来以明显的先进性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
中国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所谓农业文化，并非说构成这种文化的物态成分中没有其他产业的产品，而是说整个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面和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经济轨道上运行的农业。
黄河、长江哺育的亚洲东部这片肥沃的土地，为中华先民从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主体——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躬耕田畴，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再生产，成为国家服役的基本承担者。这就铸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一格的“实用—经验理性”，如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重实际而罢玄想的务实精神，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包含循环与恒久的变易观念，等等。
在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农业生产的节奏早已与国民生活的节奏相通。我国的传统节日，包括最隆重的春节，均来源于农事，是由农业节气演化而成的，并不像许多其他民族那样，节日多源于宗教。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重农思想的产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人很早
就认识到农耕是财富的来源。“不耕获，未富也。务实精神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农耕生活导致的一种群体趋向。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利无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
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
文化中国古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代替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是“宗族”。在宗族内，每一个人都不被看作是独立的个体，而起码要和上下两代人（即父、子）发生关联，这样，父亲、自己、儿子就形成三代，这是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最基本的“宗族”。如此，可以在划同心圆。在宗法观念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的，因此，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从“亲亲”的观念出发，可以引申出对君臣、夫妻、长幼、朋友等等关系的一整套处理原则，这些处理原则是以“义务”观念为核心的。正是由于传统文化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因而总是强调个人在群体重的义务和责任，而忽略了个人在社会重的权利，也就使得“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的道德平等意识仅仅成为一种理想，而“法制”在这样的系统之内也没有用武之地。
由于氏族社会的解体在我国完成得很不充分，因而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残余大量积淀下来，几千年中，全社会并未长期存在如同古代印度和欧洲中世纪那样森严的等级制度，社会组织主要是在父子、君臣、夫妇之间的宗法原则指导下建立起来。
宗法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不仅由于氏族社会解体极不充分，还由于此后自然经济长期延续，“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村社构成中国社会的细胞群，而这些村社中又包含家庭宗族与邻里乡党两大网络，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
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
同世界上任何民族一样，在中国的远古时期，也产生过原始的宗教以及对天命鬼神的绝对崇拜。直到殷商，在意识形态上仍有“尊天事鬼”的特点，“卜辞”中所记载的，就是殷商贵族的宗教占卜活动。但是西周之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西周人的观念中，从宗法中产生道德，而道德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根本纽带。宗法道德观念的确立，使神学独断的观念削弱以至被摆脱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等相区别的一个突出特点。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从汉唐到宋元明，中国的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当16、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产生并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中国却落后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而轻自然的倾向，也是其中原因之一。由于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广泛影响，在古代学术史上，关于严密逻辑结构的理论，关于技术性控制的实验，以及二者之间相互联系验证的操作，都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 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中国伦理型文化还有一个突出的外在形式上的特点，这就是它的经学传统。所谓经学，是指中国文化长期以儒家经学为主流，有着一以贯之的传统，形成了独自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