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敬雷：取消户籍制度，推动全面变革(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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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敬雷
4、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事实上，上海、深圳、广州、厦门、海南等一些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早在这“四项”改革措施公布以前就实行了“蓝印户口”。上海市1994年2月施行《上海市蓝印户口管理暂行规定》，文件规定：在上海投资人民币100万元（或美元20万元）及以上、或购买一定面积的商品房、或在上海有固定住所及合法稳定工作者均可申请上海市蓝印户口，持蓝印户口一定期限后可转为常住户口；深圳市1996年1月1日开始实行“蓝印户口”政策，截至1998年3月底，深圳已办理蓝印户口3．7万多人，由蓝印户口转为常住户口7000人；广州1998年3月亦推出了“蓝印户口”，其他省市也在一定范围内实行特殊的户口政策，如苏州市在苏州工业园区实行四种类别（聘用类、购房类、纳税类、投资类）的“蓝印户口”。北京由于特殊的首都身份，户籍制度改革相对比较谨慎，但是，北京也于今年6月推出“工作寄住证”，凡在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或跨国公司总部及研发中心工作的外地人员，符合一定条件者，由企业提出申请，可办理“北京市工作寄住证”，持证者在购房、子女入托、入中小学等方面享有北京市民待遇，持寄住证3年者，经企业申请并报市人事局审批可转为北京市正式户口。
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户籍制度仿佛是在改革，但这种修修补补的改革不是人们呼吁的根本性改革，所以户籍制度问题没有解决。城市居民不满意，广大农民也不满意；大城市不满意，小城镇也不满意；经济发达地区不满意，欠发达地区也不满意。户籍制度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包袱，一方面是大力发展计划经济需要不平等的户籍制度，比如建国后经济发展实行剪刀差，用剪刀差模式从农村抽血发展城市，从农业抽血发展工业，这就必须实行城市、农村界限分明的户籍制度；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导致形成了超户籍制度的因素即差异化的国民待遇，比如至今一些单位招聘人员还有户口要求。
要实现真正的自由迁徙，必须彻底废止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平等户籍制度，从而使中国公民达到人身平等，消除本是法国大革命时就已经解决了的封建主义人身等级制。今天，不平等户籍制度赖以形成和立足的基础已经不再存在，户籍制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正是出现要求进行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广泛呼声的根由。只有废止户籍制度，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
六、取消中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困难与障碍
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却迟迟落实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强烈反对。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敏感，在于其目前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由上级支付，按其户籍人口核定。因此，地方政府如果要扩大城镇福利制度覆盖的范围，只会主要考虑本地户籍农业人口。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参加2012APEC中国工商领导人论坛时表态说，户口制度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一取消了之。以北京为例，北京现在2000万人口，有800万的外来人口。如果取消户籍制度，需要从财政里面拿出一块来给外来人口，也就意味着对户籍人口的服务质量就会有所下降，所以这不是简单的一个改革，而是利益关系的分配和调整。由此看来地方政府不愿意改革，还有深刻的经济原因，由于享用好处的人多了，原来享用的好处就得减少，这肯定会遭致他们的反对和抵制。
究竟还有什么在阻碍取消户籍制度？笔者以为：
首先，城市现有的福利资源可能满足不了取消户籍制度以后因自由迁徙而膨胀的人口的需求。政府掌控的教育、医疗等福利资源，包括刚刚出炉的保障性住房连城市常住人口都不够分配。但是，在户籍制度约束下，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主要不是冲着福利来的，当农村改革进展缓慢，进城就业便成了他们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惟一机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去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大水平。去年城镇人均收入为17175元人民币，而农村地区为5153元人民币。去年城乡收入比为3.33比1，较2007年的3.32比1和2008年的3.31比1有所扩大。
其次，取消户籍制度有可能加速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势必令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人满为患，加重城市负担。以允许自由迁徙的印度和拉美为例。印度人离开出生地后，只要在城市找到工作，享受福利和当地人完全相同。但这并不能改变不同印度人经济地位的差异。刚进城打工的农民，或蜗居或露宿，形成了城市贫民窟。过去10年，印度大城市贫民窟人口不断上升。新德里总人口1200多万，贫民窟人口326万。拥有“亚洲最大贫民窟群”孟买的贫民窟人口585万。在拉美，大量农民不受任何限制地拥入大城市，造成市政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城市就业压力持续增加，城市贫困现象有增无减。目前，拉美贫困人口中65%是城市居民。
再次，城市居民福利与农村居民与土地使用权相关的福利如何定价、置换困难。城市居民有医疗教育方面的福利，农村居民有土地方面的福利，户籍制度是对两种福利不可置换的制度设计。现在进城的需求旺，进村的需求弱，户籍制度似乎成了单单挡住进城道路的障碍。由于农村土地承包权允许继承后，农村人口出生后就拥有一份无限期的土地使用权，所以只要建立真实的土地交易市场，这一权利就能换得财富。取消户籍制度，除了应向农村居民开放城市居民种种福利，也应向城市居民开放农村土地使用权带来的收益。福利可置换的技术性前提是福利可定价。如何给两种不同的福利体系定价是关键所在。
第四，中国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户口市场。十多年前，上海进行户口制度改革，发明了“蓝印户口”，试图得到“蓝印户口”的外地人，必须在上海购买一套面积和总价格不低于一定标准的房子，也即必须在上海进行投资，并且还要另外交五万元现金。一些中小城市发现了通过增加人口发展城市的方法，有了人口就容易造就市场，有了市场就自然大发展了，但另外一个不说出来的原因则是，在增加的人口身上，可以通过户口直接聚集到一笔巨大的现金。众所周知，买卖户口是一宗大交易，这是中国近十多年里公开的秘密，也正是取消户籍制度的障碍所在。
最后，取消户籍制度一定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国家完全取消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的补贴；二是中国实现了不同区域的均衡发展。现在各个省市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都是从本地区的利益出发，希望更多的吸收人才，但又不想承担增加人口所带来的压力和就业负担，而且现在城市中下岗工人的就业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现在的户籍制度改革只是各个地方政府追求本地方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手段，只能局限于修修补补。要取消户籍制度，国家必须要制定宏观政策，必要的时候要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手段和法律强制力保证实施。在经济和政治改革没有完全到位之前，努力为根本性改革作好充分的铺垫和准备。
七、结语
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最后的顽固堡垒，取消户籍制度对持有城市户籍的市民损失只是暂时的，受惠则是长久的，而且最终受惠的是全体民众。概言之，积极作用有三：一是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经济模式，让城乡市场按照相同的经济规律运行，激活广大农村的消费市场，以此刺激内需；二是促进城市化的发展进程，由此带动房地产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三是消弭社会不公，保持社会的长久稳定，为中国的现代化营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让全体国民真正走向共同富裕，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快速的经济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人口流动，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我国香港都是世界上人口流动量大，人员迁徙最频繁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发展之地。正如人口学专家研究表明：合理的人口流动能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才交流和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国已经“大国崛起”，为实现公民的择业、居住以及迁徙自由，应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支持和引导人口的正常、合理流动，不应再回避公民自由迁徙这个基本人权。
当年林肯签署《解放黑奴宣言》，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解放出来呢?你不怕天下大乱吗?林肯很平静地回答：“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一些不确定性的恐惧”。取消户籍制度并非像有的人说的那么可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多少“神圣不可触犯”的条条框框被废止、被打破了?假如改革者当初不敢越雷池半步，又岂能有今日中国之局面？所以，只要当政者具备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敢于担当，当机立断，取消户籍制度，就一定能以此促进和推动中国未来的全面变革。
邓敬雷：取消户籍制度，推动全面变革(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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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事实上，上海、深圳、广州、厦门、海南等一些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早在这“四项”改革措施公布以前就实行了“蓝印户口”。上海市1994年2月施行《上海市蓝印户口管理暂行规定》，文件规定：在上海投资人民币100万元（或美元20万元）及以上、或购买一定面积的商品房、或在上海有固定住所及合法稳定工作者均可申请上海市蓝印户口，持蓝印户口一定期限后可转为常住户口；深圳市1996年1月1日开始实行“蓝印户口”政策，截至1998年3月底，深圳已办理蓝印户口3．7万多人，由蓝印户口转为常住户口7000人；广州1998年3月亦推出了“蓝印户口”，其他省市也在一定范围内实行特殊的户口政策，如苏州市在苏州工业园区实行四种类别（聘用类、购房类、纳税类、投资类）的“蓝印户口”。北京由于特殊的首都身份，户籍制度改革相对比较谨慎，但是，北京也于今年6月推出“工作寄住证”，凡在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或跨国公司总部及研发中心工作的外地人员，符合一定条件者，由企业提出申请，可办理“北京市工作寄住证”，持证者在购房、子女入托、入中小学等方面享有北京市民待遇，持寄住证3年者，经企业申请并报市人事局审批可转为北京市正式户口。
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户籍制度仿佛是在改革，但这种修修补补的改革不是人们呼吁的根本性改革，所以户籍制度问题没有解决。城市居民不满意，广大农民也不满意；大城市不满意，小城镇也不满意；经济发达地区不满意，欠发达地区也不满意。户籍制度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包袱，一方面是大力发展计划经济需要不平等的户籍制度，比如建国后经济发展实行剪刀差，用剪刀差模式从农村抽血发展城市，从农业抽血发展工业，这就必须实行城市、农村界限分明的户籍制度；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导致形成了超户籍制度的因素即差异化的国民待遇，比如至今一些单位招聘人员还有户口要求。
要实现真正的自由迁徙，必须彻底废止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平等户籍制度，从而使中国公民达到人身平等，消除本是法国大革命时就已经解决了的封建主义人身等级制。今天，不平等户籍制度赖以形成和立足的基础已经不再存在，户籍制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正是出现要求进行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广泛呼声的根由。只有废止户籍制度，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
六、取消中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困难与障碍
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是却迟迟落实不下去。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强烈反对。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敏感，在于其目前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由上级支付，按其户籍人口核定。因此，地方政府如果要扩大城镇福利制度覆盖的范围，只会主要考虑本地户籍农业人口。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参加2012APEC中国工商领导人论坛时表态说，户口制度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一取消了之。以北京为例，北京现在2000万人口，有800万的外来人口。如果取消户籍制度，需要从财政里面拿出一块来给外来人口，也就意味着对户籍人口的服务质量就会有所下降，所以这不是简单的一个改革，而是利益关系的分配和调整。由此看来地方政府不愿意改革，还有深刻的经济原因，由于享用好处的人多了，原来享用的好处就得减少，这肯定会遭致他们的反对和抵制。
究竟还有什么在阻碍取消户籍制度？笔者以为：
首先，城市现有的福利资源可能满足不了取消户籍制度以后因自由迁徙而膨胀的人口的需求。政府掌控的教育、医疗等福利资源，包括刚刚出炉的保障性住房连城市常住人口都不够分配。但是，在户籍制度约束下，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主要不是冲着福利来的，当农村改革进展缓慢，进城就业便成了他们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惟一机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去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达到1978年以来的最大水平。去年城镇人均收入为17175元人民币，而农村地区为5153元人民币。去年城乡收入比为3.33比1，较2007年的3.32比1和2008年的3.31比1有所扩大。
其次，取消户籍制度有可能加速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势必令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人满为患，加重城市负担。以允许自由迁徙的印度和拉美为例。印度人离开出生地后，只要在城市找到工作，享受福利和当地人完全相同。但这并不能改变不同印度人经济地位的差异。刚进城打工的农民，或蜗居或露宿，形成了城市贫民窟。过去10年，印度大城市贫民窟人口不断上升。新德里总人口1200多万，贫民窟人口326万。拥有“亚洲最大贫民窟群”孟买的贫民窟人口585万。在拉美，大量农民不受任何限制地拥入大城市，造成市政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城市就业压力持续增加，城市贫困现象有增无减。目前，拉美贫困人口中65%是城市居民。
再次，城市居民福利与农村居民与土地使用权相关的福利如何定价、置换困难。城市居民有医疗教育方面的福利，农村居民有土地方面的福利，户籍制度是对两种福利不可置换的制度设计。现在进城的需求旺，进村的需求弱，户籍制度似乎成了单单挡住进城道路的障碍。由于农村土地承包权允许继承后，农村人口出生后就拥有一份无限期的土地使用权，所以只要建立真实的土地交易市场，这一权利就能换得财富。取消户籍制度，除了应向农村居民开放城市居民种种福利，也应向城市居民开放农村土地使用权带来的收益。福利可置换的技术性前提是福利可定价。如何给两种不同的福利体系定价是关键所在。
第四，中国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户口市场。十多年前，上海进行户口制度改革，发明了“蓝印户口”，试图得到“蓝印户口”的外地人，必须在上海购买一套面积和总价格不低于一定标准的房子，也即必须在上海进行投资，并且还要另外交五万元现金。一些中小城市发现了通过增加人口发展城市的方法，有了人口就容易造就市场，有了市场就自然大发展了，但另外一个不说出来的原因则是，在增加的人口身上，可以通过户口直接聚集到一笔巨大的现金。众所周知，买卖户口是一宗大交易，这是中国近十多年里公开的秘密，也正是取消户籍制度的障碍所在。
最后，取消户籍制度一定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国家完全取消对城市和城市居民的补贴；二是中国实现了不同区域的均衡发展。现在各个省市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都是从本地区的利益出发，希望更多的吸收人才，但又不想承担增加人口所带来的压力和就业负担，而且现在城市中下岗工人的就业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现在的户籍制度改革只是各个地方政府追求本地方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手段，只能局限于修修补补。要取消户籍制度，国家必须要制定宏观政策，必要的时候要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手段和法律强制力保证实施。在经济和政治改革没有完全到位之前，努力为根本性改革作好充分的铺垫和准备。
七、结语
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最后的顽固堡垒，取消户籍制度对持有城市户籍的市民损失只是暂时的，受惠则是长久的，而且最终受惠的是全体民众。概言之，积极作用有三：一是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经济模式，让城乡市场按照相同的经济规律运行，激活广大农村的消费市场，以此刺激内需；二是促进城市化的发展进程，由此带动房地产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三是消弭社会不公，保持社会的长久稳定，为中国的现代化营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让全体国民真正走向共同富裕，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快速的经济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人口流动，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我国香港都是世界上人口流动量大，人员迁徙最频繁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是经济高速发展之地。正如人口学专家研究表明：合理的人口流动能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才交流和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国已经“大国崛起”，为实现公民的择业、居住以及迁徙自由，应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支持和引导人口的正常、合理流动，不应再回避公民自由迁徙这个基本人权。
当年林肯签署《解放黑奴宣言》，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解放出来呢?你不怕天下大乱吗?林肯很平静地回答：“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一些不确定性的恐惧”。取消户籍制度并非像有的人说的那么可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有多少“神圣不可触犯”的条条框框被废止、被打破了?假如改革者当初不敢越雷池半步，又岂能有今日中国之局面？所以，只要当政者具备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敢于担当，当机立断，取消户籍制度，就一定能以此促进和推动中国未来的全面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