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爱花
学术界 2006年05期
早前就看过黄永年先生的许多论文，都以敢于同陈寅恪的观点商榷著名。当我看到前不久出版的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2004年7 月）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问题是：现在黄先生把他的论文铺成为系统专著，又是如何抛弃了陈寅恪半个世纪以前创造的那个理论架构的呢？抛弃了陈寅恪，作者又是如何以一个完整自洽的逻辑框架来统领数百年纷繁芜杂的中国政治，而不仅是表面现象的罗列？如何在传统史料的分析中洞见合理合情的宏观关照，而不是一盘散沙？
《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全书共分十五章，包括北齐政治斗争的真相、关陇集团始末、府兵的兴衰、李唐创业和玄武门之变、高宗和武后、李武政权、玄宗朝的中枢政局、马嵬驿之变和《长恨歌》、范阳节度与奚契丹、安史之乱、肃代两朝的中枢政局、两税法的实施、泾师之变、所谓永贞革新、从立储谈宪宗之死。可是依据笔者对文章的仔细通读，我们能够看出作者无非将目光聚焦于：1、 隋及唐初是否贯彻了“关中本位政策”，是否仍然存在左右政局的关陇集团，关陇集团的作用应该如何评价；2、李武政权问题；3、玄宗政局问题；4、 安史之乱及边疆问题；5、玄宗以后的政治（至宪宗朝）问题。 作者认为进入晚唐以至地方藩镇割据形成五代十国混乱局面，应该由宋史研究者来承担似乎更合适，因此只写到宪宗朝。内容涉及到从公元六世纪的北齐高欢自立到九世纪初的宪宗朝的政治历史，这就是作者取名“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的缘由。
《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的前三章《北齐政治斗争的真相》、《关陇集团始末》、《府兵的兴衰》，都涉及到对于北朝政权的评价问题，而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所谓“关陇集团”问题。作者考证北齐政权的文明程度高于北周，目的还是要说明北周政权及其继承者“文武合一”（作者论证府兵的性质“兵农合一”在隋代以前已经如此，目的亦在于此）其实是一个比较落后的集团，这里就暗含了对于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性质的回应。在黄先生看来，关陇集团的野蛮落后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看，北方少数民族在汉化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门阀，书中上溯到了东晋以来，尚未与汉族很好融合的后进的氐、羌、山胡，认为这才是关陇集团所以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陈寅恪先生认为“武则天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至渐毁府兵制度”，黄先生则以事实考订出“关中本位政策”最迟到隋炀帝手里已不复存在，关陇集团已开始解体。同时他以文武是否合一来检验唐初关陇集团核心人物，选取了29人作为考核的样本并进行了一一分析，得出关陇集团在唐初消失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以此反驳了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武则天时期才开始破坏此政治集团的论点。
对于唐代开国时期的玄武门之变经历武则天到李隆基登基的宫廷政治斗争，是该书第四到第六章讨论的内容。
唐代草创之初，军事战争和武力争夺似乎是国家建设的核心，在此过程中，领导人之间尔虞我诈起先是让步于国家领导权的争夺的，而后来的政权之争，其成败往往以北门禁军之向背为判定。第四章的《玄武门之变揭秘》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解释：玄武门之所以重要，不在于此门如何险要，而在于守卫宫廷之禁军屯营就在此门外边。
在中国历史上，武则天其人其事，是一个萦绕着光环和重重迷雾的谜，而郭沫若先生的解释也一直笼罩着我们的教科书，如何更令人信服地解释武则天（按照黄先生的说法，应为武昭仪）作为女政治家的基本品质，却是武则天研究的一大难题。长期以来武则天的研究中，对作为其丈夫的高宗总是那么欠缺，而黄永年却没有“重武轻高”，而是将高宗和武后作为第五章的标题，同时又把李武政权作为一个整体来关注从高宗到玄宗之间的“过渡”政治。武则天是否得到人民拥护、是否杀人过多、关于玩男宠及她在文化上的贡献等众人皆知的问题进行了重新探讨。比如，就武则天知人善任的问题，黄先生解释说，武则天所用的是类似于特务的酷吏，实在是祸国殃民的坏蛋，大臣如姚崇、宋璟等也只是受他识拔而非培养，唯有武家子弟被重用，由此观之，所谓的“知人善任”是大打折扣的。这样的“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总不免有些强词夺理之嫌。类似之处，不一一列举。
陈寅恪曾经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主张当时存在“一牢固之复合团体，李武为其核心”。这是陈寅恪解放后公开发表的少数重要文章之一。黄先生的第六章以《李武政权》为题，肯定了陈寅恪的李武政权的说法，但是不同意“韦杨”（中宗韦后家族与玄宗杨贵妃家族）也构成了一个政治集团，也不同意用婚姻来说明这个集团的特征。陈寅恪说“开元时如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先后任将相，此诸人皆为武瞾所拔用，故亦皆是武氏之党。”黄永年则指出这些贤明的宰相，其实与武氏集团的代表人物如武承嗣、武三思、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都有矛盾，未必属于同一个集团。平心而论，黄先生的看法是更合理一些的。但是，这并不需要很复杂很艰深的论证。陈寅恪第一个提出“李武集团”的概念却是要很高的概括和洞察能力的，为了提出一个完整的条理化的理论联系，未免有牵强或过当之处。后来的研究如稍加修正即可归于合理，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首先提出理论预设者的开创之功。
该书第七章《玄宗朝的中枢政局》及第十一章《肃代两朝中枢政局》，虽然在章节安排上没有连在一起，但在论述内容上前后连贯。指出玄宗采取了对皇子和后妃摄政的防微杜渐，不管是宦官控制禁军，还是与外朝宰相的权力之争，两者都没有形成内朝和外朝的局面，只是开元后期，玄宗渐老而李林甫才有机会集相权于一身。肃宗以皇太子身份在灵武即位之前，并未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因而给内廷宦官和外朝宰相的争夺以可乘之机，直到代宗剪除宦官，大权完归皇帝，中枢政局出现了短暂的稳定。
第十四和十五章作者将目光聚焦于永贞革新和宪穆更替之际的朝廷政治斗争。在《所谓“永贞革新”》中，作者不同意把顺宗朝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措施称为“革新”，并从“永贞革新”一词系错误命名以及是否士族庶族之争、是否反藩镇反宦官等来说明了王叔文集团的本来面目，作者认为王叔文集团的结集和成败，只是唐代统治阶级各个集团之间内部争竞的体现，这些集团都得找一个皇帝或皇子为其核心，而参加的成员多数是皇帝或皇子的旧人，是以人事关系结集而并非以什么士族、庶族来区分，而在政策上各个集团并没有太大区别。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卷中以及《顺宗实录与玄怪录》的文章中曾经揭示宪宗系宫廷政变所杀，而政变的主角就是穆宗。黄永年《从立储谈宪宗之死》则基本是沿着陈寅恪的思路进一步加以发挥。认为宪宗在立储问题上，曾经倾向于澧王，还得到了宦官吐突承璀的支持。但是，郭妃（郭子仪后人）势力大，终于使其所出太子穆宗通过政变登基。只是在理解《辛公平上仙》（此材料亦为陈寅恪揭出）究竟是暗射顺宗被杀（黄先生看法），还是宪宗被杀（陈寅恪先生看法）上有分歧。
按照黄永年先生在自序中的说明，他发现了唐代政治史的两条线索，一条是中央权力之争，因此，整部著作的结构是从“玄武门之变”入手，指出这只是李世民和兄弟李建成、李元吉之争而侥幸取胜，并否定了陈寅恪先生所谓宫廷政变成败在于控制玄武门。继而探讨武瞾及韦后擅权，以及其后肃、代两朝之纷争，下及顺宗朝王叔文集团之活动，宪宗之不获令终，均是中央权利争夺的种种表现，而宰相、宦官权力之盈缩复掺杂其间。再一个线索则是如何对付周边的少数民族，节度使由之设置，安史之乱以来更形成中央与地方藩镇之争。第九章对安史之乱前北方军事形势进行了分析，第十章《安史之乱》则探讨了安禄山的实力、前期战局的剖析以及中央采取的战略战术（借用回纥兵、平定河北和重建藩镇）。第十三章《泾师之变》则对783年拥立朱泚为帝的兵变事件作了讨论， 诸如德宗采取了哪些措施平定叛乱，朔方军为什么不被信任，神策军又是如何由来以及用于征伐中的表现如何，神策军的统帅李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对此在该书都可以找到解释。这些就是作者所说的唐代政治史的第二条线索。其实，黄永年所说的两条线索，都是陈寅恪所揭示过的。试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篇的标题：
上篇 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中篇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下篇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这里的上中篇，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问题，下篇就是专门谈边疆少数民族问题。其实，陈寅恪的论述尽管有破绽、欠周密，然而，黄先生的所谓两大线索都出自于陈，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知道，陈寅恪对于中古史的研究，具有超时代的意义。围绕着陈提出的假说和结论，半个多世纪以来史学界积累了许多作品，中外学者对其“关陇”理论有不同程度的赞扬、批评，亦有不同程度的修正与补充。黄永年先生的这部政治史应该说是最系统的一次了。作者以努力还原唐代政治斗争的真相为目标，确是也构成了黄著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尽管《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是补正了陈寅恪先生的观点，纠正了初创时的过度条理化、规律化的论述，但是它也毕竟只是在陈的理论的大方向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进行的补正，所有的努力只不过是在“关陇集团”论之延长线上的耕耘罢了。不管是关陇集团的讨论，还是赞同“牢固之复合团体，李武为其核心”，我们看到该书的概念、理论乃至范式都没有超出陈寅恪先生的首创，似乎是在“打补丁”或者“雕之琢之”，使之像一件原本美丽的瓷器更加光滑，而且历久弥新。可以说，黄永年先生的整个理论大厦其实就是建立在他所批评的对象的基础上的，用本文前面的提出的问题来说，黄先生仍然是在运用陈寅恪自洽的逻辑框架来统领唐代纷繁芜杂的政治史，给人的感觉是没有陈寅恪就没有黄永年。“我彼时研究唐代文史是受了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的启发”——黄永年在自序中坦诚地说。看来我们对黄著的这种感觉似乎也并不是错觉！
其实，包括黄先生在内，我们都绕不过陈寅恪！不管你是赞成还是反对他！
作者介绍：蒋爱花，清华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4 蒋爱花，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作者：蒋爱花
学术界 2006年05期
早前就看过黄永年先生的许多论文，都以敢于同陈寅恪的观点商榷著名。当我看到前不久出版的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2004年7 月）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问题是：现在黄先生把他的论文铺成为系统专著，又是如何抛弃了陈寅恪半个世纪以前创造的那个理论架构的呢？抛弃了陈寅恪，作者又是如何以一个完整自洽的逻辑框架来统领数百年纷繁芜杂的中国政治，而不仅是表面现象的罗列？如何在传统史料的分析中洞见合理合情的宏观关照，而不是一盘散沙？
《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全书共分十五章，包括北齐政治斗争的真相、关陇集团始末、府兵的兴衰、李唐创业和玄武门之变、高宗和武后、李武政权、玄宗朝的中枢政局、马嵬驿之变和《长恨歌》、范阳节度与奚契丹、安史之乱、肃代两朝的中枢政局、两税法的实施、泾师之变、所谓永贞革新、从立储谈宪宗之死。可是依据笔者对文章的仔细通读，我们能够看出作者无非将目光聚焦于：1、 隋及唐初是否贯彻了“关中本位政策”，是否仍然存在左右政局的关陇集团，关陇集团的作用应该如何评价；2、李武政权问题；3、玄宗政局问题；4、 安史之乱及边疆问题；5、玄宗以后的政治（至宪宗朝）问题。 作者认为进入晚唐以至地方藩镇割据形成五代十国混乱局面，应该由宋史研究者来承担似乎更合适，因此只写到宪宗朝。内容涉及到从公元六世纪的北齐高欢自立到九世纪初的宪宗朝的政治历史，这就是作者取名“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的缘由。
《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的前三章《北齐政治斗争的真相》、《关陇集团始末》、《府兵的兴衰》，都涉及到对于北朝政权的评价问题，而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所谓“关陇集团”问题。作者考证北齐政权的文明程度高于北周，目的还是要说明北周政权及其继承者“文武合一”（作者论证府兵的性质“兵农合一”在隋代以前已经如此，目的亦在于此）其实是一个比较落后的集团，这里就暗含了对于陈寅恪提出的关陇集团性质的回应。在黄先生看来，关陇集团的野蛮落后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看，北方少数民族在汉化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门阀，书中上溯到了东晋以来，尚未与汉族很好融合的后进的氐、羌、山胡，认为这才是关陇集团所以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陈寅恪先生认为“武则天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至渐毁府兵制度”，黄先生则以事实考订出“关中本位政策”最迟到隋炀帝手里已不复存在，关陇集团已开始解体。同时他以文武是否合一来检验唐初关陇集团核心人物，选取了29人作为考核的样本并进行了一一分析，得出关陇集团在唐初消失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以此反驳了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武则天时期才开始破坏此政治集团的论点。
对于唐代开国时期的玄武门之变经历武则天到李隆基登基的宫廷政治斗争，是该书第四到第六章讨论的内容。
唐代草创之初，军事战争和武力争夺似乎是国家建设的核心，在此过程中，领导人之间尔虞我诈起先是让步于国家领导权的争夺的，而后来的政权之争，其成败往往以北门禁军之向背为判定。第四章的《玄武门之变揭秘》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解释：玄武门之所以重要，不在于此门如何险要，而在于守卫宫廷之禁军屯营就在此门外边。
在中国历史上，武则天其人其事，是一个萦绕着光环和重重迷雾的谜，而郭沫若先生的解释也一直笼罩着我们的教科书，如何更令人信服地解释武则天（按照黄先生的说法，应为武昭仪）作为女政治家的基本品质，却是武则天研究的一大难题。长期以来武则天的研究中，对作为其丈夫的高宗总是那么欠缺，而黄永年却没有“重武轻高”，而是将高宗和武后作为第五章的标题，同时又把李武政权作为一个整体来关注从高宗到玄宗之间的“过渡”政治。武则天是否得到人民拥护、是否杀人过多、关于玩男宠及她在文化上的贡献等众人皆知的问题进行了重新探讨。比如，就武则天知人善任的问题，黄先生解释说，武则天所用的是类似于特务的酷吏，实在是祸国殃民的坏蛋，大臣如姚崇、宋璟等也只是受他识拔而非培养，唯有武家子弟被重用，由此观之，所谓的“知人善任”是大打折扣的。这样的“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总不免有些强词夺理之嫌。类似之处，不一一列举。
陈寅恪曾经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主张当时存在“一牢固之复合团体，李武为其核心”。这是陈寅恪解放后公开发表的少数重要文章之一。黄先生的第六章以《李武政权》为题，肯定了陈寅恪的李武政权的说法，但是不同意“韦杨”（中宗韦后家族与玄宗杨贵妃家族）也构成了一个政治集团，也不同意用婚姻来说明这个集团的特征。陈寅恪说“开元时如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先后任将相，此诸人皆为武瞾所拔用，故亦皆是武氏之党。”黄永年则指出这些贤明的宰相，其实与武氏集团的代表人物如武承嗣、武三思、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都有矛盾，未必属于同一个集团。平心而论，黄先生的看法是更合理一些的。但是，这并不需要很复杂很艰深的论证。陈寅恪第一个提出“李武集团”的概念却是要很高的概括和洞察能力的，为了提出一个完整的条理化的理论联系，未免有牵强或过当之处。后来的研究如稍加修正即可归于合理，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首先提出理论预设者的开创之功。
该书第七章《玄宗朝的中枢政局》及第十一章《肃代两朝中枢政局》，虽然在章节安排上没有连在一起，但在论述内容上前后连贯。指出玄宗采取了对皇子和后妃摄政的防微杜渐，不管是宦官控制禁军，还是与外朝宰相的权力之争，两者都没有形成内朝和外朝的局面，只是开元后期，玄宗渐老而李林甫才有机会集相权于一身。肃宗以皇太子身份在灵武即位之前，并未形成自己的政治势力，因而给内廷宦官和外朝宰相的争夺以可乘之机，直到代宗剪除宦官，大权完归皇帝，中枢政局出现了短暂的稳定。
第十四和十五章作者将目光聚焦于永贞革新和宪穆更替之际的朝廷政治斗争。在《所谓“永贞革新”》中，作者不同意把顺宗朝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措施称为“革新”，并从“永贞革新”一词系错误命名以及是否士族庶族之争、是否反藩镇反宦官等来说明了王叔文集团的本来面目，作者认为王叔文集团的结集和成败，只是唐代统治阶级各个集团之间内部争竞的体现，这些集团都得找一个皇帝或皇子为其核心，而参加的成员多数是皇帝或皇子的旧人，是以人事关系结集而并非以什么士族、庶族来区分，而在政策上各个集团并没有太大区别。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卷中以及《顺宗实录与玄怪录》的文章中曾经揭示宪宗系宫廷政变所杀，而政变的主角就是穆宗。黄永年《从立储谈宪宗之死》则基本是沿着陈寅恪的思路进一步加以发挥。认为宪宗在立储问题上，曾经倾向于澧王，还得到了宦官吐突承璀的支持。但是，郭妃（郭子仪后人）势力大，终于使其所出太子穆宗通过政变登基。只是在理解《辛公平上仙》（此材料亦为陈寅恪揭出）究竟是暗射顺宗被杀（黄先生看法），还是宪宗被杀（陈寅恪先生看法）上有分歧。
按照黄永年先生在自序中的说明，他发现了唐代政治史的两条线索，一条是中央权力之争，因此，整部著作的结构是从“玄武门之变”入手，指出这只是李世民和兄弟李建成、李元吉之争而侥幸取胜，并否定了陈寅恪先生所谓宫廷政变成败在于控制玄武门。继而探讨武瞾及韦后擅权，以及其后肃、代两朝之纷争，下及顺宗朝王叔文集团之活动，宪宗之不获令终，均是中央权利争夺的种种表现，而宰相、宦官权力之盈缩复掺杂其间。再一个线索则是如何对付周边的少数民族，节度使由之设置，安史之乱以来更形成中央与地方藩镇之争。第九章对安史之乱前北方军事形势进行了分析，第十章《安史之乱》则探讨了安禄山的实力、前期战局的剖析以及中央采取的战略战术（借用回纥兵、平定河北和重建藩镇）。第十三章《泾师之变》则对783年拥立朱泚为帝的兵变事件作了讨论， 诸如德宗采取了哪些措施平定叛乱，朔方军为什么不被信任，神策军又是如何由来以及用于征伐中的表现如何，神策军的统帅李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对此在该书都可以找到解释。这些就是作者所说的唐代政治史的第二条线索。其实，黄永年所说的两条线索，都是陈寅恪所揭示过的。试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篇的标题：
上篇 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中篇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下篇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这里的上中篇，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问题，下篇就是专门谈边疆少数民族问题。其实，陈寅恪的论述尽管有破绽、欠周密，然而，黄先生的所谓两大线索都出自于陈，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知道，陈寅恪对于中古史的研究，具有超时代的意义。围绕着陈提出的假说和结论，半个多世纪以来史学界积累了许多作品，中外学者对其“关陇”理论有不同程度的赞扬、批评，亦有不同程度的修正与补充。黄永年先生的这部政治史应该说是最系统的一次了。作者以努力还原唐代政治斗争的真相为目标，确是也构成了黄著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点。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尽管《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是补正了陈寅恪先生的观点，纠正了初创时的过度条理化、规律化的论述，但是它也毕竟只是在陈的理论的大方向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进行的补正，所有的努力只不过是在“关陇集团”论之延长线上的耕耘罢了。不管是关陇集团的讨论，还是赞同“牢固之复合团体，李武为其核心”，我们看到该书的概念、理论乃至范式都没有超出陈寅恪先生的首创，似乎是在“打补丁”或者“雕之琢之”，使之像一件原本美丽的瓷器更加光滑，而且历久弥新。可以说，黄永年先生的整个理论大厦其实就是建立在他所批评的对象的基础上的，用本文前面的提出的问题来说，黄先生仍然是在运用陈寅恪自洽的逻辑框架来统领唐代纷繁芜杂的政治史，给人的感觉是没有陈寅恪就没有黄永年。“我彼时研究唐代文史是受了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的启发”——黄永年在自序中坦诚地说。看来我们对黄著的这种感觉似乎也并不是错觉！
其实，包括黄先生在内，我们都绕不过陈寅恪！不管你是赞成还是反对他！
作者介绍：蒋爱花，清华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4 蒋爱花，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