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常生活
“王安忆式”写作的特点之一就是日常生活的发现和书写。
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一方面是英雄式的生活，对乌托邦的想象激发起来的豪情壮志；另一方面则是安稳细腻的日常生活。英雄式的生活太过于抽象沉重，而日常生活的井然有序、琐碎芜杂则成为了英雄休憩的地方。正如张爱玲所说，“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嗜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1
自80年代至今，王安忆的多部作品充满着浓郁的日常生活的气息，如《庸常之辈》、《流逝》、《六九届初中生》、《流水三十章》、《长恨歌》、《“文革”轶事》、《我爱比尔》、《富萍》、《桃之夭夭》、《新加坡人》等。80年代王安忆的日常生活主要指向的是农村，90年代王安忆则将视线转向了都市人生，到新世纪之后王安忆重新“回到农村”，“我现在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的目的，也不是祭奠插队时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的生活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艺术。”2研究者涉及到王安忆的日常生活就是关注其审美发现和书写，然而审美只能表明王安忆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那么王安忆关注日常生活的背后是什么？她是否一直都坚持着日常生活审美书写？其实王安忆的日常生活的书写包含着精神状态和生存价值的探讨，她的日常生活是一种“逃亡”“逃离”，是一种具体的存在方式的表达，甚至可以说日常生活是每一个人的“故乡”。
自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日常生活明显具有政治化倾向，政治论调早已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甚至阶级斗争渗透到普通百姓的家人和人际交往中。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公民”身份和“政治/阶级”身份，价值观也出现同质化的现象。可以说，政治性的日常生活已经成为集体性、群体性的，而非个体性范围，已经将社会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结合。80年代王安忆的日常生活逃离的是正是一种政治遗韵、后革命时代，从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传统中摆脱出来，关注日常生活的世俗，她要创造一片私人天地来实现无政治意识，这里的私人不单纯的指王安忆本人以及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整个社会的凡人常态。同时这也是王安忆关注政治生活的方式，80年代王安忆的小说用一种隐蔽背景的方式将政治生活掺杂到日常生活，将注意力挥洒到日常生活中微末的事物和人物，赋予他们抗衡权威话语的价值和意义，看他们如何消解政治生活。从此层面看，王安忆的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具有本质的相似。二者都是意图摆脱长久以来意识形态的控制，注重现实生活的还原，只不过新写实小说更注重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而王安忆则用温情的手法将庸常的生存真相描述出来。
（文本解读）
《流逝》写的是原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少奶奶欧阳瑞丽在“文革”这段时间的身世浮沉、命运颠簸，借以个人来反映社会生活。王安忆选择独特的视角通过一个家庭主妇观察文革，反过来又通过文革来塑造欧阳瑞丽。受政治的影响，原本1
2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1944年 王安忆、周新民，《好的故事本身就是好的形式——王安忆访谈录》，小说评论，
富裕殷实的家庭一夜之间破落到仅仅维持最低的温饱：家被抄，房子被封，公共的定息、工资停发等，小说中详细写了欧阳瑞丽菜场早市买菜、卖旧货、带小孩、抢房风波、生产劳动图景、知情的上山下乡以及小姑回城、家庭突然面临危机的窘境等等，王安忆把欧阳瑞丽写成无论是操持家庭内政还是社会外交都无往不胜。王安忆在如此充满危机的时代，却并没有将欧阳瑞丽置入时代的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家庭的问题、社会关系的冲突、阶级的尴尬等，没有从政治的眼光进行揭露和刻画，而是重点写出她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流程。当然，王安忆在《流逝》中通过欧阳瑞丽进行的日常生活的书写也被研究者视为囿于肤浅的表面，缺乏现实主义的真正的力量。
短篇小说《庸常之辈》、《窗前搭起脚手架》以及《阁楼》、《好婆与李同志》等都继续庸常日常生活的书写。《庸常之辈》写何芬，一个生产工作组的姑娘，生活的轴心就是如何置办嫁妆，办婚礼，建立一个普通的家庭，过好日子。王安忆就是要写人们用卑微的力量实现卑微的追求，很实际，很现实，生活的出发点很质朴；《窗前搭起脚手架》里面那些搭脚手架的工人们；《阁楼》上面王景全师傅对于炉子制作的沉溺；《好婆与李同志》中好婆的细致日常生活，她了解这个社会完全是从李同志的家中饮食、客人以及李同志穿衣的变化。90年代的《文革轶事》更是摒除了政治的因素，只写这一家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生活。
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打破了中国封闭的日常生活。王安忆小说的日常生活的空间指向了城市，远离了农业社会来到一个崭新的场所。其实在80年代《冷土》《悲恸之地》等类似小说中，王安忆就已经表现出注视城市的愿望，90年代为王安忆提供了这样一个舞台，王安忆曾经说道，要写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3。这一时期，王安忆的日常生活书写明显是现代性的审美体验过程，将都市日常生活从传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商业氛围中解救出来，她的日常生活体现出鉴赏城市的眼光和趣味。王安忆曾说：“上海给我的动力，我想也许是对市民精神的认识，那是行动性很强的生存方式，没什么静思默想，但充满了实践。他们埋头于一日一日的生计，从容不迫地三餐一宿，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就是凭这，上海这城市度过了许多危难时刻，还能形神不散。比方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上海的街头其实并不像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荒凉呢！人们在蓝灰白的服饰里翻着花头，那种尖角领、贴袋、阿尔巴尼亚毛线针法，都洋溢着摩登的风气。你可以说一般市民的生活似乎有些盲目，可他们就好好地活过来了。”4王安忆的日常生活带有现代性体验，从新写实小说的琐碎无聊中解救出来。
（文本解读）
《长恨歌》小说通过王琦瑶，一个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四十年的日常生活变化写出了这一个城市的变迁。小说第一章就介绍了典型的城市片断：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王琦瑶式的小姊妹，这部小说领着我们观赏了一个城市的肖像。作者让我们看到了豪华的大饭店，也有平安里似的弄堂；西方小资情调的咖啡厅，爱丽丝公寓小洋房；枝形吊灯、选美晚会„„《妙妙》写出了一个小地方的日常生活怎样受到现代性社会的影响；《香港的情与爱》《我爱比尔》现代性大都市里面日常生存状态。 3
4 王安忆，《男人和女人 女人和城市》，《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王安忆 郑逸文，《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当代作家评论，2002-9-25
新世纪以来，王安忆小说日常生活的书写逐渐驱逐了“城市”这一令人反感的符号。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会发现，80、90年代王安忆小说日常生活的主角是人，作为指路人展示给我们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而到了新世纪小说中日常生活的主角趋向于“景”“物”，那种不动声色地传递我们信息，例如《陆地上的漂流瓶》、《丧家犬》、《古城的餐桌》、《角落》、《游戏棒》、《积木》等等。那么是什么导致王安忆的日常生活的颠覆呢，从酷爱都市日常的表现重回农村？其实当下时代陷入到现代与后现代之争的时期，后现代反映出来的浮躁轻松的状态以及彻底的实用主义早已经逐渐掩盖住现代主义的严肃面目和浪漫主义的一代，中国的现代性出现了异化。于是，对生存状态进行重新思考，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就成了知识分子不可绕过的课题。王安忆在访谈录中说道：“我所描写的城市和人，渐渐在现代化的强大模式中崩溃、瓦解，这大约就是所谓的现代化崇拜的力量„„我完全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来取代这迅速消解的生活。在这力量面前，文学太虚无了，我只是在纸上建立一个世界。”5这样王安忆小说的日常生活成为了逃离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武器。
（文本解读）
《上种红菱下种藕》以一个小孩秧宝宝的视角描写了沈娄、华舍镇这些地方逐渐被现代化所吞噬。老公公的死，意味着沈娄的结束；秧宝宝的离开，意味着华舍镇也即将消逝。王德威把《上种红菱下种藕》称为“前青春期的文明小史”6，不仅仅是秧宝宝的成长小史，同时也是一座小镇的文明史。
短篇小说《陆地上的漂流瓶》王安忆直接将物质符号的“钞票”作为精神的传声筒；《角落》详详细细地介绍原来的布店、修车摊子；《游戏棒》《积木》则看到传统的东西披着现代性的外衣招揽着怀旧人的记忆„„
然而，王安忆在进行日常生活场景的书写时，有时不免过于繁文缛节，过于沉溺，南帆称：“散文式的抒情和分析大量填塞于人物动作的间隙。人们不妨想象，这部小说既是由人物的命运和一系列以城市为主题的散文、随笔连缀而成。王安忆信心十足地投入这种叙述的冒险。她肯定相信，种种机警而精彩的辨析有
7效地抵消缓慢的故事节奏而导致的沉闷。”陈思和也认为：“长篇累牍的议论越
来越缺乏吸引人，甚至连一些专业评论家和文体研究者对王安忆的作品也失掉了耐心8。另外王安忆是否真正认同这种“庸常之辈”及其日常生活，还是王安忆为自己、为“英雄们”制造的“救赎稻草”？ 5
6 王安忆 郑逸文，《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当代作家评论，2002-9-25 王德威，《前青春期的文明小史》，读书，2002年第6期 7 南帆，《城市的肖像》，《王安忆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6年5月版 8 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王安忆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5月版
二、日常生活
“王安忆式”写作的特点之一就是日常生活的发现和书写。
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一方面是英雄式的生活，对乌托邦的想象激发起来的豪情壮志；另一方面则是安稳细腻的日常生活。英雄式的生活太过于抽象沉重，而日常生活的井然有序、琐碎芜杂则成为了英雄休憩的地方。正如张爱玲所说，“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嗜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1
自80年代至今，王安忆的多部作品充满着浓郁的日常生活的气息，如《庸常之辈》、《流逝》、《六九届初中生》、《流水三十章》、《长恨歌》、《“文革”轶事》、《我爱比尔》、《富萍》、《桃之夭夭》、《新加坡人》等。80年代王安忆的日常生活主要指向的是农村，90年代王安忆则将视线转向了都市人生，到新世纪之后王安忆重新“回到农村”，“我现在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的目的，也不是祭奠插队时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的生活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艺术。”2研究者涉及到王安忆的日常生活就是关注其审美发现和书写，然而审美只能表明王安忆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那么王安忆关注日常生活的背后是什么？她是否一直都坚持着日常生活审美书写？其实王安忆的日常生活的书写包含着精神状态和生存价值的探讨，她的日常生活是一种“逃亡”“逃离”，是一种具体的存在方式的表达，甚至可以说日常生活是每一个人的“故乡”。
自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日常生活明显具有政治化倾向，政治论调早已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甚至阶级斗争渗透到普通百姓的家人和人际交往中。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公民”身份和“政治/阶级”身份，价值观也出现同质化的现象。可以说，政治性的日常生活已经成为集体性、群体性的，而非个体性范围，已经将社会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结合。80年代王安忆的日常生活逃离的是正是一种政治遗韵、后革命时代，从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传统中摆脱出来，关注日常生活的世俗，她要创造一片私人天地来实现无政治意识，这里的私人不单纯的指王安忆本人以及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整个社会的凡人常态。同时这也是王安忆关注政治生活的方式，80年代王安忆的小说用一种隐蔽背景的方式将政治生活掺杂到日常生活，将注意力挥洒到日常生活中微末的事物和人物，赋予他们抗衡权威话语的价值和意义，看他们如何消解政治生活。从此层面看，王安忆的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具有本质的相似。二者都是意图摆脱长久以来意识形态的控制，注重现实生活的还原，只不过新写实小说更注重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而王安忆则用温情的手法将庸常的生存真相描述出来。
（文本解读）
《流逝》写的是原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少奶奶欧阳瑞丽在“文革”这段时间的身世浮沉、命运颠簸，借以个人来反映社会生活。王安忆选择独特的视角通过一个家庭主妇观察文革，反过来又通过文革来塑造欧阳瑞丽。受政治的影响，原本1
2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1944年 王安忆、周新民，《好的故事本身就是好的形式——王安忆访谈录》，小说评论，
富裕殷实的家庭一夜之间破落到仅仅维持最低的温饱：家被抄，房子被封，公共的定息、工资停发等，小说中详细写了欧阳瑞丽菜场早市买菜、卖旧货、带小孩、抢房风波、生产劳动图景、知情的上山下乡以及小姑回城、家庭突然面临危机的窘境等等，王安忆把欧阳瑞丽写成无论是操持家庭内政还是社会外交都无往不胜。王安忆在如此充满危机的时代，却并没有将欧阳瑞丽置入时代的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家庭的问题、社会关系的冲突、阶级的尴尬等，没有从政治的眼光进行揭露和刻画，而是重点写出她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流程。当然，王安忆在《流逝》中通过欧阳瑞丽进行的日常生活的书写也被研究者视为囿于肤浅的表面，缺乏现实主义的真正的力量。
短篇小说《庸常之辈》、《窗前搭起脚手架》以及《阁楼》、《好婆与李同志》等都继续庸常日常生活的书写。《庸常之辈》写何芬，一个生产工作组的姑娘，生活的轴心就是如何置办嫁妆，办婚礼，建立一个普通的家庭，过好日子。王安忆就是要写人们用卑微的力量实现卑微的追求，很实际，很现实，生活的出发点很质朴；《窗前搭起脚手架》里面那些搭脚手架的工人们；《阁楼》上面王景全师傅对于炉子制作的沉溺；《好婆与李同志》中好婆的细致日常生活，她了解这个社会完全是从李同志的家中饮食、客人以及李同志穿衣的变化。90年代的《文革轶事》更是摒除了政治的因素，只写这一家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生活。
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打破了中国封闭的日常生活。王安忆小说的日常生活的空间指向了城市，远离了农业社会来到一个崭新的场所。其实在80年代《冷土》《悲恸之地》等类似小说中，王安忆就已经表现出注视城市的愿望，90年代为王安忆提供了这样一个舞台，王安忆曾经说道，要写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3。这一时期，王安忆的日常生活书写明显是现代性的审美体验过程，将都市日常生活从传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商业氛围中解救出来，她的日常生活体现出鉴赏城市的眼光和趣味。王安忆曾说：“上海给我的动力，我想也许是对市民精神的认识，那是行动性很强的生存方式，没什么静思默想，但充满了实践。他们埋头于一日一日的生计，从容不迫地三餐一宿，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就是凭这，上海这城市度过了许多危难时刻，还能形神不散。比方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上海的街头其实并不像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荒凉呢！人们在蓝灰白的服饰里翻着花头，那种尖角领、贴袋、阿尔巴尼亚毛线针法，都洋溢着摩登的风气。你可以说一般市民的生活似乎有些盲目，可他们就好好地活过来了。”4王安忆的日常生活带有现代性体验，从新写实小说的琐碎无聊中解救出来。
（文本解读）
《长恨歌》小说通过王琦瑶，一个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四十年的日常生活变化写出了这一个城市的变迁。小说第一章就介绍了典型的城市片断：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王琦瑶式的小姊妹，这部小说领着我们观赏了一个城市的肖像。作者让我们看到了豪华的大饭店，也有平安里似的弄堂；西方小资情调的咖啡厅，爱丽丝公寓小洋房；枝形吊灯、选美晚会„„《妙妙》写出了一个小地方的日常生活怎样受到现代性社会的影响；《香港的情与爱》《我爱比尔》现代性大都市里面日常生存状态。 3
4 王安忆，《男人和女人 女人和城市》，《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王安忆 郑逸文，《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当代作家评论，2002-9-25
新世纪以来，王安忆小说日常生活的书写逐渐驱逐了“城市”这一令人反感的符号。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会发现，80、90年代王安忆小说日常生活的主角是人，作为指路人展示给我们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而到了新世纪小说中日常生活的主角趋向于“景”“物”，那种不动声色地传递我们信息，例如《陆地上的漂流瓶》、《丧家犬》、《古城的餐桌》、《角落》、《游戏棒》、《积木》等等。那么是什么导致王安忆的日常生活的颠覆呢，从酷爱都市日常的表现重回农村？其实当下时代陷入到现代与后现代之争的时期，后现代反映出来的浮躁轻松的状态以及彻底的实用主义早已经逐渐掩盖住现代主义的严肃面目和浪漫主义的一代，中国的现代性出现了异化。于是，对生存状态进行重新思考，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就成了知识分子不可绕过的课题。王安忆在访谈录中说道：“我所描写的城市和人，渐渐在现代化的强大模式中崩溃、瓦解，这大约就是所谓的现代化崇拜的力量„„我完全不知道将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来取代这迅速消解的生活。在这力量面前，文学太虚无了，我只是在纸上建立一个世界。”5这样王安忆小说的日常生活成为了逃离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武器。
（文本解读）
《上种红菱下种藕》以一个小孩秧宝宝的视角描写了沈娄、华舍镇这些地方逐渐被现代化所吞噬。老公公的死，意味着沈娄的结束；秧宝宝的离开，意味着华舍镇也即将消逝。王德威把《上种红菱下种藕》称为“前青春期的文明小史”6，不仅仅是秧宝宝的成长小史，同时也是一座小镇的文明史。
短篇小说《陆地上的漂流瓶》王安忆直接将物质符号的“钞票”作为精神的传声筒；《角落》详详细细地介绍原来的布店、修车摊子；《游戏棒》《积木》则看到传统的东西披着现代性的外衣招揽着怀旧人的记忆„„
然而，王安忆在进行日常生活场景的书写时，有时不免过于繁文缛节，过于沉溺，南帆称：“散文式的抒情和分析大量填塞于人物动作的间隙。人们不妨想象，这部小说既是由人物的命运和一系列以城市为主题的散文、随笔连缀而成。王安忆信心十足地投入这种叙述的冒险。她肯定相信，种种机警而精彩的辨析有
7效地抵消缓慢的故事节奏而导致的沉闷。”陈思和也认为：“长篇累牍的议论越
来越缺乏吸引人，甚至连一些专业评论家和文体研究者对王安忆的作品也失掉了耐心8。另外王安忆是否真正认同这种“庸常之辈”及其日常生活，还是王安忆为自己、为“英雄们”制造的“救赎稻草”？ 5
6 王安忆 郑逸文，《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当代作家评论，2002-9-25 王德威，《前青春期的文明小史》，读书，2002年第6期 7 南帆，《城市的肖像》，《王安忆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6年5月版 8 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王安忆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5月版